黎安友:中国对全球民主的六大消极影响

在2015年第一期的《民主期刊》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撰文论述了中国对世界民主进程的六大消极影响。本文是自由港对黎安友文章的翻译综述,原文请看 。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一些西方学者担心中国会试图重塑世界秩序、推广威权主义政权模式。黎安友认为从目前看来,中国的战略环境还不允许它全面地挑战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是否最终会挑战现有秩序也是不确定的。毕竟,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内稳定;其次,和周边国家处理好关系;第三,中国还要担心随时可能爆发的地区性危机,比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危机;第四,中国还要考虑到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准入权。虽然和民主国家做生意相比,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打交道要容易得多,但是中国若想试图破坏另一个民主政权,损失估计会大于所得。即使中国想要这么做,它目前也没有这个经济、军事和软实力对相距甚远的民主政体产生实质影响。中国既没有成功阻止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也没有成功说服朝鲜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



中国从战略得失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推广、人权外交、人道介入和国际刑法——把这些行为看做是西方削弱敌人和扩张自身影响的途径。为了对抗西方的这种行为,中国倡导“主权至上”、“不干涉”、“文化多元化”和“互相尊重”这些原则。中国也否认“普世价值”这种观念,认为这是西方势力试图颠覆其他政权的方式。

中国外交政策目前的这种“政权形式中立”的特色更多的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如果中国的战略环境改变,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也可能改变。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并不表现的有“传教”式的对外推广其威权模式的冲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民主没有影响。中国在国内保证其政权不受挑战和在国际上追求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实际行动对世界民主的未来带来了以下六大消极影响。

1)中国给全世界威权国家树立了榜样。一直以来,民主在全世界的推广凭借着这样一种理念:民主是唯一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权形式。中国通过结合现代化和威权统治方式,给世界上其他的威权政权带来了新希望。

中国政权的一些统治模式跟马基雅维利一样古老,比如通过镇压反抗来威慑可能的政权敌人。但是有一些方式也是新的。比如,北京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并成功让其在政治上配合北京的统治;建立了一个“依法治国”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禁止了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政治反对和独立的宗教活动;发展出了一个多元化的职业媒体,然后用政治审查来控制它;允许国际基金会、他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援助进入中国,但同时禁止这些机构支持国内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人物和组织。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控制和同化政策,允许技术专家在其专业领域自由工作但同时禁止其批评政府。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机制颇为高效,通过“国保”制度又能有效控制和限制异议分子。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都给其他威权国家提供了借鉴。

虽然其他威权国家未必有同样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去开展类似的活动,但是随着中国模式的知名度的增长,其他国家会效仿中国的控制和镇压方式,并且对“自由民主未必会最终取胜”更加有了信心。

2)中国通过在国外宣传“中国形象”,间接推广威权主义价值观。通过新华社、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媒体,还有全球近500家孔子学院,中国近几年在全世界全面推广自己的软实力。比如在非洲一些地区,当地的媒体发展并不完善,新华社给当地民众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新闻的内容必然亲中国。在其他一些媒体发展完善的地方,中国日报社通过购买当地报纸的大量版面来推销中国。再者,亲中国的立场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国的华语报纸。

中国政府并不直接推销威权主义价值观,而是中国的“仁慈”形象——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和一个国际合作伙伴。具体来说,比如“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和谐”、“中国国情”这些概念。中国从来不在国际上说自己是不民主的国家,用的词往往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等。中国通过自己的国际媒体网络,削弱了真正的民主在国际上的声望。中国还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游说,让其他国家放弃在与中国的外交交往中涉及人权和民主事务。

3)在威权国家团体的互相学习借鉴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权政权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外界所知甚少。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各国合作进行反恐演习。中国也给其他各国特别是非洲提供法律、新闻、行政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的职业培训。虽然这些培训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在中国受训的外国人可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管理本国的威权体制。

一些国家已经学会了不直接称自己的政权是“非民主”,而是称之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比如2014年7月份,匈牙利总理就公开表达了他对“非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的支持,而且明确地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在增强国家竞争力上是最有效的”。

其他威权国家学到的最重要的技艺可能是——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执行镇压。中国的刑法使得公安机关可以反复拘禁异议者,每次可长达30天;异议者可以被判“寻衅滋事”罪;辩护律师必须向国家表忠心;中国刑法审判程序不做无罪推定。

中国发明了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在网络上批评政权的人,这被其他威权国家所效仿。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周边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签订条约,在“反恐”的框架下,要求遣返维族人。中国通过登记注册法律、控制银行账户等方式来防止国际组织对中国草根NGO的支持。这些手段也被其他威权国家广泛效仿。据报道,中国向伊朗和其他国家输出网络审查技术和设备,还有面容识别软件。

4)中国试图破坏已存在的民主机构,压制民主在其有控制力的地区的发展。在香港主权回归于中国之前,香港总督彭定康曾经试图在香港推行民主选举,却遭中国政府的阻挠。中国政府认为这对其在未来控制香港不利。香港主权回归于中国后,中国解散了旧的立法会,创立了新的更加不民主的立法会。其后,北京继续违反承诺,不允许香港人民拥有普选权。北京还通过商人、官员、黑社会来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打击自由派记者和学者。北京在澳门采取和香港类似的策略,但是相对于香港,北京在澳门遇到阻力小。2014年8月,澳门当局抓捕了五位民主活动家。

在台湾,2000年,当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期,中国总理朱镕基公开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陈水扁为总统,将会有严重后果。中国政府也积极在联合国防止台湾获得观察员席位。中国还通过影响台湾媒体来给中国建立更积极的形象。最著名的事件是2008年,亲中的台湾商人买下《中国时报》媒体集团。

5)中国帮助确保对中国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威权政权的存续。中国和朝鲜、柬埔寨、缅甸、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合作,意在建立“缓冲地带”,获得特殊的市场准入待遇,获取这些国家在遣返维族、藏族和民主活动家上的合作,还有孤立台湾。中国还和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苏丹和津巴布韦合作,意在获得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并限制西方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为了培养这样的关系,中国给这些政权提供投资、市场、武器和其他利益,帮助这些政权存活下去。

6)中国试图重塑国际机构,使得它们“政权形式中立”,而不是偏好于民主政权。比如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中国和其盟友提出了“普遍性”这一原则,意在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都要被委员会评估,而不是选择一些国家评估。中国再通过影响评估程序来影响评估结果。中国还积极推动限制NGO、独立专家在委员会的影响力。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中国就显得自己遵守了自己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并有效地防止了国际社会对其的批评。

再者,中国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惯例:在人权问题上,政府之间应该在私下交流,在公共场合谈论这种问题对外交礼仪有消极影响。并且,人权问题上的交流,应该是一国对一国,而不是多国之间的共同讨论,并应该限制独立专家的参与。

中国在互联网上提倡“互联网主权论”,和俄罗斯一同推动基于一国内部的互联网立法。中国拒绝参与国际刑事法庭,这给苏丹、叙利亚、朝鲜和斯里兰卡的统治者带来了好处。中国也反对有条件的国际援助,亦即,反对把对某一国政府的援助和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挂钩。

在未来,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中国通过在国际上的宣传,还有提供技术、经济和外交援助,必然会进一步帮助其他威权政权。中国对国际机构的影响也会更加有效,可能会减缓过去四十年内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让世界民主倒退。但是中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这种影响,在很大的情况下,取决于民主国家的表现。因为当民主衰退了,威权主义才会显得更有吸引力。所以,对民主国家而言,最好的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方法是让自己国内的民主拥有更好的表现。

来源:《民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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