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的10个表现




有人说,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知识界,在《斯文扫地》一书中极尽刻薄恶毒之能事,没有写一个好人,所谓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这是冤枉我,在《斯文扫地》里,我还是写了一些有节操的知识分子,比如胡适先生的学生曹老,只是他混得不怎么样。混得好的,确实没几个好东西,这我承认。因为在当下这个环境里,想混得好而且有节操,实在太难了。

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曹老总结出所谓“十大怪现状”。基本上都是骂娘的话,我现在给诸位讲讲,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何谓十大呢?

举国都是著名学者,却少了学术。
满纸都是道德良心,却少了良知。
遍地都是天才鬼才,却少了人才。
满街都是专家教授,却少了成果。
到处都是文化巨匠,却少了文化。
天天都是探求真相,却少了真诚。
人人都是道德标杆,却少了公德。
满地都是国学大师,却少了国学。
时时都是思想先锋,却少了思想。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中国大概拥有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学者团队,在公开场合基本上都要冠以著名的标志,即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卖葱的还是卖蒜的。这些象牙塔里和象牙塔外的著名学者除了学术,几乎什么都不缺。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逻辑,在当下的知识界,最值钱的是什么,当然是冷板凳。虽然冷板凳坐多了会得痔疮,大便也未必通畅,但不坐冷板凳,学术将从何而来。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绝非妄言。招摇过市,虽然名士的派头十足,但毕竟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古人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出类拔粹者不过耳耳,坐几分钟冷板凳就屁股发痒的所谓学者,除了著名,还能有什么?在这方面,余秋雨先生倒值得赞赏,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学者,而是文化行者。行者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齐天大圣吧,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至于做不做学问,不得而知。

满纸都是道德良心,却少了良知。

知识分子号称是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就是学问扎实、说话公正。老百姓掏钱养活你就是让你做学问的,这是你的工作,做好是你的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你就没良心。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浪费公帑,不也小人乎。至于
“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发言,保持公平公正,也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怎么可以满纸仁义道德,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帮着少数人掏空大伙的腰包,自己也赚得脑满肠肥。易中天先生公开讲“天下事关我屁事”,就算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咱别这样大言不惭的讲出来好不好,出风头也有个度吧,难道连脸都不要了。老百姓用血汗钱给你修象牙塔,你躲在里边连句公道话都不说,你的良心不是让狗吃了吗?如果知识分子连基本的良知都没有,那大家用卖象牙的钱,干点别的不行吗?

遍地都是天才鬼才,却少了人才。

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比如有唐一世,李白被称作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是人才。现在时代进步了,人才基本上被消灭,被称为天才、鬼才的满地都是。天才是什么,人类几千年了,所谓天才总共没有几个,全部加起来再乘以10000也没有现在多。看来广袤宇宙智慧的阳光,主要是普照今日之中国。可能太白先生会有牢骚,老子弄个天才的帽子容易吗?现在写几句歪诗、抄几篇论文就可以了,天理何在!至于那些被称为鬼才的,就更让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才,做鬼有什么可得意的,做人不行吗,就算是不成才!他们相互吹捧为天才鬼才,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个人才。如《列子》所言,“天生万物,惟人为贵”,既然做不了人,只好做鬼罢了。

满街都是专家教授,却少了成果。

我没有统计过,但想都想得出来,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专家教授,这还不包括那些括弧相当于教授或研究员的。满街都是专家教授虽然有点夸张,但规模确实不小。问题是这么多专家教授,到底有多成果呢。解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对人类的思想创新、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说出来大家都害臊吧。我们不过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复制、复制而已。当代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有几个是中国的专家教授搞出来的,大家可以板着指头算算。动不动完全自主研发,完全是中国人创造的,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有这么扯淡的吗?如果刘志军不被关进去,我们到现在还以为所谓动车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呢。

到处都是文化巨匠,却少了文化。

文化巨匠们张口文化闭口文化,可到底文化是什么玩意,从来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文化心得,到底也不过是文化的虚无。很多人还动不动扬言要用中国文化去拯救全人类,可你自己搞清楚了吗?我半辈子听过的笑话里,最可笑的就是用儒家的思想去解决西方的问题。儒家的思想搞了几千年,连中国的问题都没解决,还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难道不好笑吗?毫不客气的说,那些准备拿着儒家、道家、黄帝内经准备拯救全人类的,不是脑子有病,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大讲如何用儒家的思想治理环境问题,全身都起鸡皮疙瘩。自大到了极端,就必然变成蠢货,变成闹剧。想想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天天惦记着去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英国人,等等,回头想想,既可怜、又可耻。

天天都是探求真相,却少了真诚。

很多知识分子都说自己在寻找历史或现实的真相,也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相。但以我的判断,要探求真相,前提必须是应该有起码的真诚。季羡林先生生前说他一生不讲假话,只讲真话。我们没理由怀疑季老,问题是假话没说,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真话,跟讲假话又有多大区别呢?富兰克林讲:“真话说一半常常是弥天大谎。”诚哉斯言。真诚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讲假话,二是该说的真话就要说,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这一点上,季先生比他的老师要差得多。但我们没资格谴责老先生,起码人家一直在讲不痛不痒的真话,而我们很多人是假话和瞎话连篇。没有真诚,能找到真相吗。

人人都是道德标杆,却少了公德。

改革之初,知识分子个个自号先锋,主张砸破铁饭碗,建设新社会。看着别人丢了饭碗,就义正严词地讲,这是国家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应该光荣地做出牺牲。可到了让他们付出成本,光荣一回的时候,就死活不干了。改革开放30年,改革效果最差的就是知识界,时至今日大锅饭依然吃得不亦乐乎!原来他们所主张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砸掉别人的饭碗,真是情何以堪!正面宣讲,逆向操作,这就是当下伪知识界的真实嘴脸。“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一番大道理,原来只是讲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听的。在<斯文扫地>里,我专门研究过操你妈这个课题,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本质,具体的内容大家去看。

满地都是国学大师,却少了国学。

我到今天都没搞明白,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没法给国学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阿猫阿狗都可以给自己戴个国学大师的帽子。大家上网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学大师,我想北师大就有很多吧。现在会胡诌几句古文、翻过几页四书五经黄帝内经的,不管是养猪的、耍猴的、玩蛐蛐的、给女人看手相的,都满嘴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可以堂而皇之给自己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比如说在各个机场书店的电视上,总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在大讲所谓国学、成功学,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骗子而已。可悲的是这种人竟然吃得开,总有人捧场,以为碰见了孔夫子。最火的一个,据说连自己读的《论语》都要加上拼音,否则不识字,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这种货色,竟然自命是应用国学大师,应用个屁。难道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毫不谦虚地说,如果这种货色都算国学大学,那我算什么呢,国学祖宗吗?不谦虚地说,那些国学经典我可是弄过好几遍的,就那些算命的所谓经典,我大学时还做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呢,《心经》、《金刚经》我学生时代就倒背如流!这能算什么,什么都不是,跟前辈相比,就我这点水平屁也不是。可那些字都不识的混混,竟然把自己当大师了!如果就此而论,这真是个可耻的时代。

如果说国学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学术,可那些东西又算是中国的学术呢。比如被中国引进的学术思想,哪些算国学,哪些又不算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学就是个伪概念。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国学院、国学班,不过是生意而已。听说季先生准备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倒以为季先生没来得及提出所谓大国学实在是他老人家的幸运,否则不知道又要闹出怎样的笑话。

国学大门紧闭,院内人可罗雀,荒草萋萋,门口却人声鼎沸,到处在叫卖国学大师的高帽子,这就是当下所谓国学界最逼真的写照。

个个都是心灵大厨,却少了灵魂。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自命是人类心灵的守护者,所谓“为天地立心”者。李敖先生跑到北京来,大发感慨,说现在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似乎跟“礼崩乐毁”差不多了。跟李天王持同样观点的人,为数不少。看来我中华民族的心灵的确出了问题。为收拾世道人心,各种心灵大厨也就应运而生,制作出各种口味的所谓心灵鸡汤。说是鸡汤,实际上就是把孔孟等先贤的朽骨随意扔进锅里,加上各种佐料、色素、激素熬成汤给我们喝。不过从临床上看,心灵鸡汤的治疗效果实在有限。为何?因为心灵鸡汤和心灵大橱们尽管弄得色彩缤纷,但却少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比如于丹教授的所谓论语心得,读来读去不知道她要讲什么,很多跟孔夫子的本义无关,乱七八糟一大锅,其营养价值可知!天生神明如神农氏者,也要亲尝百草方可入药,我辈凡夫俗子,至少也应该明白自己扔到锅里的是什么东西。原来心灵厨子们做的只是生意,拿鸡汤、驴汤、蚂蚁汤赚大家的银子,至于到底有没有营养,那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时时都是思想先锋,却少了思想。

当下的知识界总是主张要思想解放,而且要大解放,人人争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可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到底又解放了什么呢,连有点新意的想法都少之又少。动不动就是什么后现代、后文化、后国际化、后婚姻、后主义、后王八蛋等等。前后XX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只是抄袭一些别人的概念,硬套在中国的头上,就觉着自己是思想先锋,自命不凡、洋洋得意。起码应该告诉大家,这些前XX、后XX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到底要表达什么。

既如此,他们为什么动不动要弄出一堆是是而非的概念呢,原因有二,一是不学无术,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用一些空洞的概念来瞒天过海、欺世盗名;二是为了赶潮流,显得自己多么高明,多么时髦,多么现代,多么与众不同。“一个人不可能既时髦又出类拔萃”,这是俄罗斯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要既时髦又出类拔萃,总得拿出些干货才行。不能如鲁迅在〈阿Q正传〉
中所描述的那样,剪掉了辫子,就以为很革命了,不但要耍革命党的威风,还要摸吴妈的大胸部。

在《斯文扫地》里,曹老因为说了这些话,彻底被知识界边缘化。我很清楚,说这些话会得罪人,有人会拍我的板砖,或者让我彻底在一边凉快。但不说又不是我的秉性。之所以这样,我想告诉诸位一个跟鲁迅先生有关的故事。

有位日本有人曾问他:周先生,你天天批判中国人,是不是因为你很讨厌他们。鲁迅先生低着头,沉思很久,突然抬起头,眼含泪光地说:不,我爱他们!我想,尽管我没有鲁迅先生的高度与学识,但至少在为什么要骂人这一点上,我们的理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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