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高智晟:中国异议人士重新入监,家人在流亡中续受煎熬



12/22/2011

对华援助协会翻译

image华尔街日报 记者保罗·穆尼(PAUL MOONEY ) 北京报道  2011年12月22日

上周五,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宣布,因违反缓刑规定,人权律师高智晟将重新入监,完成三年刑期。此消息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过去20个月间,警方一直非法拘押高智晟,使他难以违反任何事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高智晟所经历的中国法制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讲得通的。2006年,他因为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及法轮功修炼者辩护,而被逮捕,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在获得缓刑之后,他与家人持续受到监控及虐待。在缓刑期届满的前几天,当局决定将他重新收监。

消息已宣布数天,但高智晟的家人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不清楚他将被关在哪个监狱。不过,友人及家人都认为,待在监狱总比“被失踪”好。“被失踪”日益成为警方在大街上随意绑架异议人士的惯用手法。

于2009年几经磨难、逃至美国的高智晟的妻子、女儿和儿子,因不知高是死是活,而要继续承受苦痛。11月份,我在加州采访了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她请求我不要透露具体地点,担心中国当局会继续骚扰其家人。从她的痛苦经历可以看出,异议人士的家人要想逃避迫害,有很长的路要走。

耿和的故事始于2008年,当时,一位卖菜的在找她零钱时,往她手中塞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会保护你,不要着急。”耿和相信,字条来自法轮功学员。


当她17岁的女儿格格被要求转学时,事情才真正变得紧急。当时,当局让格格转到一所新学校,就读高中一年级。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情绪上是个很大打击。意识到政府对高智晟的打压已影响到家人,耿和决定向那个菜贩子求助。逃亡从此启动。

不久,菜贩子通知耿和于某个晚上到北京西客站。耿和需要带上当时年仅6岁的儿子天宇,格格自己走。耿和没有机会告诉丈夫她要离开。“离开我们公寓时,我没有四处张望,”耿和回忆道,“我们走时,只带了随身衣物。”

在火车站,有人给了她一个手机和几张充值卡,以便她在沿途不同地方同海外联络。她被告知,充值卡用完后即扔掉。到达中国南方后,有人用摩托车在夜色中带她们越过边境。她说,当时她不知越境到了哪个国家,但可能是越南。一位卡车司机接上她们,然后快速将她们送到下一站。

在一个村子里,当地人看到她们长得太白,不像当地人,因此将她们拦下。后经朋友出面,他们才获准离开,但从此不得不分开走。耿和好几天没有天宇的消息,直到她们在一个安全的家中重新会面。2009年1月31日,离开北京21天之后,她们到达曼谷。数周后,美国给他们提供政治庇护。

耿和担心她的丈夫。她说,“我们出门时,我会担心他有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我们吃饭时,我会担心他是否有吃的。因没有高智晟的消息,我们高兴不起来。在他获得自由前,我无法心满意足。”

耿和的故事说明,当今中国的异议行动已成为家事。在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时,受苦的不限于异议人士个人。耿和对格格表示愧疚。她说,“在中国,她每天上学都有警察跟着,给她造成巨大压力。我们真对不起她。她不应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曾因忧郁症住院的十几岁女孩对她的父亲十分挂念。她告诉她的母亲,她时常做一个梦,在梦中,她完全置身黑暗,无法逃脱。耿和说,格格现正忙于在美申请大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太忙时,“她的情绪会不好”。

耿和说,天宇现在8岁,很想爸爸。据她讲,儿子曾仔细查看一地球仪,指着天安门和庄严的毛泽东画像的地方,对她说,“我在找我爸。”在送他第一天在美国上学之前,耿和对他说,要好好学习英文。可他答道,“我不能忘掉我的中文。这样,我才能和爸爸说话。”

尽管丈夫的行动已给家里带来麻烦,但耿和仍支持他。“他很真诚,是个好人,”她眼含泪花、微笑着说道,“我不怪他。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他人,而不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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