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市城北区活泉教会被强制取缔

西宁市城北区活泉教会系新兴城市家庭教会。2002年5月开始,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西钢地区未经登记擅自私设立的一处基督教活动场所,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现有成员约200-300位

名称 西宁活泉教会
时间 2002年5月
简介 系新兴城市家庭教会

基本信息
系新兴城市 家庭教会。2002年5月开始,教会李慕天牧师于 西宁市城北区西钢地区未经登记擅自设立的一处基督教活动场所,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现有成员约200-300位。

2017年3月23日,据实际情况,12名中国警察和官员访问教会以及李慕天牧师,并命令他取缔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西宁活泉教会及附属的活动点。李慕天牧师拒绝了这样做。一个星期之后(3月31日),国保大队,宗教局,办事处等十几位警察官员,他们强制命令取缔教会一切活动,并通告了《关于取缔关闭活泉教会的决定》的红头文件,还命令在30天内终止解散信徒,如有违抗者,追究法律责任。

2017年4月1日-30日,经城北区民宗办,办事处多次强制执行。理由是:维护公共管理秩序,保护政府许可的三自宗教活动(打压取缔政府未许可的家庭教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取缔;
此外,由于主持“活泉教会”集体宗教活动的人员未经合法程序的认定和备案,以及传道人未经政府允许,没有政府部门下发的传道资格证,区民宗办依据《宗教管理事务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停止他们主持集体宗教活动。

2017年4月,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教会信徒和政府部门多达六七次的协商解决,最终政府还是强制取缔“活泉教会”的结果而结束。

2017年4月, 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张琪亮,宣告取缔关闭”西宁活泉教会“。理由:未经依法登记,私设宗教活动场所,违反了国务院《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 宗教事务条例》、《青海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规定。

目前,教堂门强制关门,宗教活动场所已完全清理,完全停止一切宗教活动。

李和平律师遭天津二中院秘密审判 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转自权利运动

权利运动编辑员获悉,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羁押而一直未准律师会见的李和平律师于4月25日在天津二中院被秘密审判,4月28日上午宣判,获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直至宣判结束家属才知得判决消息。


据了解,2017年4月28日北京国保、天津挂甲寺派出所所长于王峭岭住处楼下(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珺悦国际)要王峭岭带孩子去天津跟李和平团聚。其中官派律师温志胜(13920149656)拿出一张纸,指是李和平书信,王峭岭质疑当局造假。


(北京国保、天津挂甲寺派出所所长于王峭岭住处楼下,官派律师温志胜拿出一张纸,指是李和平书信,王峭岭质疑当局造假。)

其中天津二中院官方微博2017年4月28日11时51分消息指,李和平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李和平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部分社会群众旁听了宣判。并称因李和平案涉及国家秘密,天津二中院于2017年4月25日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据媒体信息显示,中国当局针对多达超过3百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709大抓捕案”中,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李和平律师在遭拘禁近1年半期间,其妻子王峭岭聘请律师马连顺和蔡瑛担任丈夫的辩护律师但一直无法会见,期间河南郑州司法局向马连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律所拒绝向马连顺提供委托函;而另一位辩护人蔡瑛则多次被当局警告和威胁;两位代理人早前多次要求会见李和平及查阅案件卷宗皆受阻。当局还试图强行为李和平安排官方代理律师,遭到王峭岭的拒绝和提告;不久前当局还似为开庭做准备,到李和平位于河南农村的父母家,以欺骗的方法,劝说李和平父母录制了劝说认罪的视频。目前,已考取法律资格的李和平的妻子决定以辩护人身分直接介入该案,为夫申冤。

2016年8月19日,王峭岭委托余文生和程海两位律师起诉官方违法给李和平指定的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天津分所律师温志胜、郭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当天予以立案。

2016年10月9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以王峭岭和其丈夫李和平没有厉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王峭岭的起诉。

2016年10月24日,王峭岭就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6年12月15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峭岭上诉,维持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裁定。

2016年11月19日王峭岭向天津市二中院、二中院院长王红卫、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寄出担任李和平案件辩护人的通知书。并提出申请要求安排“大法庭”并且“现场直播”李和平审讯。申请书要求安排大法庭或大礼堂、体育馆等可容纳万人以上的场所进行审理;安排广播、电视直播,以及网路直播庭审过程。

2016年12月5日1上午十点,709家属王峭岭,李文足跟各自为丈夫聘请的律师,相约天津二分检,询问709案的进程。天津二分检告知:李和平要在12月5日下班前被起诉到法院,因为还没有起诉到法院,所以罪名先不能告知。但可以明早上班打电话查询:022-88222000,或者网上也会公布。谢燕益,王全璋,李春富12月5日被第二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

2016年12月6日上午马连顺律师及家属联系天津二分检询问李和平案子情况。但张检察官回答“电话里无法确认身份,所以罪名不告知”。

2016年12月8日下午,709家属王峭岭、李文足再次前往天津二分检控申中心询问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律李和平的起诉罪名,程检察官答复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拒绝出示起诉书。

2017年1月5日,李和平律师其妻子王峭岭及辩护律师蔡瑛前往天津市二中院见主审法官,但主审法官刘毅拒绝见辩护律师蔡瑛。

2017年1月18日,李和平律师其妻子王峭岭及王全璋律师其妻子李文足分别向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当事人被关押以来的体检报告、患病和治疗情况等,看守所接到的辩护律师以及家属寄送给当事人的信件件数、送达时间等;当事人被戴手铐、脚镣等戒具,以及被惩戒的情况等。

2017年1月22日上午,709家属王峭岭和李文足以及程海和余文生两位律师前往天津第一、第二看守所,王峭岭和李文足向第一、第二看守所提出分别给各自丈夫李和平、王全璋存钱的要求,王峭岭在第一看守所查询却找不到有关李和平的信息,后经多番电话问询以及和看守所交涉,得知李和平仍然被羁押在第一看守所,在不断坚持和努力后看守所终于同意让王峭岭为李和平存钱,但看守所给出的“被监管人员亲友送款凭证”却发现李和平被化名为李小春。程海和余文生两位律师随后向天津第二看守所提出会见王全璋的要求,看守所答复会见王全璋必须征求检察院同意,两位律师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看守所下班时间,直到看守所工作人员下班离开,看守所始终不允许律师会见王全璋。

2017年1月23日,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据可靠消息,709维权律师被抓捕后关押在秘密场所,在6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李和平、王全璋等律师经受了各种严重酷刑,其中包括采用电击的方式,电流的强度直接导致受刑人当场昏厥。

2017年2月7日,709大抓捕事件的家属王峭岭和李文足再次于天津市二分检及天津市二中院询问案件情况及要求看李和平的起诉书,但天津市二中院李占强书记员答复再次联系不上刘毅法官。

2017年3月2日709家属致信欧美各国领导人及政要陈述709案被拘人员遭遇酷刑对待,2017年3月8日,709家属金变玲、李文足、王峭岭再次联合致公开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特朗普总统关注人权律师安危,该信同时寄给美国国务卿Mr Tillerson,并已于2017年3月13日送达。

2017年3月5日,中国709案被捕律师的家属李文足和王峭岭,日前向全国人大、政协寄送了呼吁书,呼吁代表和委员们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完善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及处理机制。

2017年3月9日,709大抓捕事件中的李和平妻子王峭岭及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就709案中公安滥权,剥夺被抓捕公民的辩护权,对被抓捕律师进行酷刑的事情向全国人大提请就709案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2017年3月22日,709家属王峭岭委托余文生律师在另一位709家属李文足的陪同下到底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起诉官方违法给李和平指定辩护律师提交再审申请书。

2017年4月3日,709大抓捕事件中三位遭监禁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第三次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帮助。据公开信表示,在对在押维权人士长达1年零8个多月的羁押当中,家属们多次遭警方抓捕、殴打。而依照中国法律,向各级检察、监督部门邮寄控告信几百封,陪同律师要求约见办案部门上百次,但均如石沉大海。期间,家属聘请的律师都被官方拒之门外,相反酷刑的消息却频频传出。公开信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能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包括江天勇、王全璋、谢阳、李和平、吴淦、王芳、姚建清和李燕军等所有“709案”被关押的律师和公民。

2017年4月4日,709大抓捕事件中三位遭监禁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第四次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据公开信表示,因公安在中国的无所不达的权力及中国公安的首要职能已经不再是保护公共安全,而是把一切官方认定的敌人打击消灭掉。以709家属在合法维护丈夫权益的一年零八个月里所经历遭到的各种虐待,及已揭露律师被酷刑的消息,令709家属寝食难安只好给美国总统写信,盼望特朗普总统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释放709案中被酷刑折磨的无辜的人权律师们。

2017年4月7日,709大抓捕事件中三位遭监禁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第五次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据公开信表示,被捕的谢阳律师被酷刑,其辩护律师被以各种理由限制会见谢阳,并再次遭官方指定律师,被捕江天勇律师的父亲和妹妹,在去试着给江律师送衣物的路上,被公安拦住,要求录一个劝江律师认罪的视频。先抓人,找证据,没证据就劝认罪。这样的对规则肆意践踏的“依法治国”的案例,在中国遍地都是!据此王全璋李和平等其他被抓捕的709人士的状况无法想象,盼望特朗普总统向中国的习主席提出释放709被捕人士的具体要求。

2017年4月7日,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羁押而一直未准律师会见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在网络公开发布文章,文中指近期发现当局对其监控升级,甚至遭遇国保威胁要抓她,为防被迫失踪,王峭岭已写好委托书交给朋友并做好被抓准备,亦提前写好遗言感谢“党和国家”让她从一个家庭主妇成为一个公民。

2017年4月10日,709大抓捕案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在家遭大兴区公安局北臧派出所民警刘涛(警号:059039)以俄罗斯都在反恐,为了她们的安全着想,必须查清这里住了些什么人,及包括这位女士,这么漂亮的女士为由,意图非法入屋盘查身份证。

2017年4月12日,709大抓捕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就在家遭大兴区公安局北臧派出所民警非法要求入屋查身份证,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确认被申请人入户查身份证行为违法,及要求被申请人在大兴公安分局官网上赔礼道歉。

2017年4月25日,709大抓捕中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收到消息指,谢阳案件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判,贺小电律师将作为辩护人出庭,逾百全国各地公民及各国使领馆人员前往旁听,但法院并未开庭。

尊主为大-2016年基督徒世界观培训香港特会-11月1日唐崇荣牧師讲座

相信你们很少人常听我讲道,很多人是从录音带听到,曾经听过的请举手,听超过一百遍的请举手,曾在聚会时听超过十遍的请举手,哪个人在香港的这种聚会听过我讲道的请举手。现在每次香港有这样的聚会,一定都会请我,我已经厌倦对你们讲道了,你们听了变成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每次听道都有一次责任,听了一次道,就更有机会领受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更强大,不要做个专听道的人。除了听道,也要明道、知道、信道、行道、传道,阿们!刚刚听道的人没有什么灵性,你的灵性不在于你听道、你知道、你信道,而在于怎样行道并传出去。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阿们!

我们这个题目是很少有的,因为真正明白什么叫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不多,真正明白基督徒的信仰跟文化有关系的更少,真正在文化领域中(事奉)的更少更少。有一些基督徒是世上最自私的人,他们的信仰是糊涂的,信仰的目的是为自己蒙恩、若能够上天堂就感到满意,他不懂贡献世界、不管国家责任、不去影响社会,自私自利,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生活,直到见到主才受上帝审判。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句话有很深的意义,没有一个光是被动的,光一定是主动、自己发射出去;没有一个盐是自私的,有盐在的地方一定会改变四周。

什么是文化使命?真正清楚的人没有多少,我简单地说什么叫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让基督在文化每个阶层居首位。在文化上,基督要被尊为大,基督徒要把耶稣基督跟信耶稣基督的精神贯彻到每一文化阶层,这个责任叫文化使命。作为有文化的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不能只在关心个人享受,应藉着基督与人一同分享信耶稣福音的好处。作基督徒医生跟非基督徒医生的不同在哪?作基督徒官长的跟非基督徒官长的不同在哪?作基督徒运动员的跟非基督徒运动员的不同在哪?分别在哪?你说很简单,就是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这是太肤浅的看法!因为基督徒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的一句话,我受这句话感动至深。这世界不配有我这个人,因为我太尊贵、太有价值了,怎么可以有这样尊贵的人在世上?这句话你不懂就会傲慢,你若懂了,就会自爱、自信、珍惜、警惕、保守、责备、约束自己,成为神所重用的人。第二句话,基督徒是配得那世界的人,世界不配有我们,但我们配得那世界。当基督徒被逼迫时,没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因为我们的荣耀是从那来的,虽然圣经有一句话使我惊吓,殉道的人流着血呼喊着:「主啊!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上帝对他说:「你不要出声,你等候。」什么意思?让基督徒无理由等候受苦到什么时候?你要等到殉道的数目满了以后,我就到你们中间行我要做的。所以你在等什么?在等主的回来?等殉道数目填满耶稣基督才会回来。

我是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最勇敢的传道者,我十七岁传道,到明年三月就六十年了,明年我要纪念事奉主六十年,我要纪念马丁.路德改教五百年,在德国威登堡要主持全世界纪念大会,我是其中一个讲员。我在印度尼西亚有几次被杀不成功, 我在他们要杀害的基督徒名单的前几名,感谢上帝,我传福音绝不投降。在五天以前,我在一个回教气息很重的国家举办城市布道会,我租了三千人的礼堂,中午十二点多我到那里,一点就开始讲道,两千多个小学到高中的学生集合在礼堂听我讲道。我讲完时勇敢呼召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当然很多是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但有很多是还没真正重生的。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举手,大家到前面来挤得不得了。我三点半聚会结束到旅馆休息,旅馆在礼堂下面一层,我在三楼休息,四楼是礼堂,六点时会有第二场聚会。但三点半到六点这段时间,最异端、最反基督教的回教徒派很多人来,把礼堂每个门都占据,他们全部身穿黑衣、黑面罩只留眼睛的洞,黑的天使派来的!他们把每个门都占据了。到四、五点钟时,很多人来了,进门时被大喊大叫:「回去!唐牧师晚上的聚会取消了!回家!」这不是政府派来的,因为市长已经签字许可我在那里讲道。撒旦占据门口,基督徒都被赶走了。有人到我房间跟我说今天聚会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占据门口。教会中有人勇敢地问:「你们为什么占据这里?你们不要拦阻别人聚会!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不知道印度尼西亚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吗?」他们不但没有醒悟,还说,不要跟我们吵架,我们回教不赞成你们聚会,全部都回去。

我有两个学生,我和他们很久没见面了,其中一个提议到市政府去,他们一群人跟牧师就开车到市政厅。而在旅馆,黑衣人又打电话叫更多回教徒来,他们人越来越多,要来聚会的都被赶回去,旅馆的门被占据。市长看见情形不对,竟做了违背天性的事,为了使城市治安不混乱,吊销给唐牧师布道团讲道的许可,他说他许可我们在三公里外的另一间礼拜堂举办布道会。我的学生非常难过,打电话告诉大家到三公里外的礼拜堂,我们把礼拜堂预备好请大家来聚会。那时已经六点了,他们请我六点半以前赶到,但原本的礼堂可容纳三千人,那礼拜堂只能容纳七百人,所以需要一直加椅子,但一千一百多个椅子还是坐不下所有人。大家一直来,有人以为吊销许可就不会有聚会,所以回家了。我到那里时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他们在唱诗等待聚会。

那是一个我已经三十二年没去的城市,我在印度尼西亚不常去同一个地方。从前每个礼拜我到香港、台湾、新加坡、吉隆坡各一天,印度尼西亚三天,两年前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就一个月到一个城市三天,跑了全世界六百个城市布道,绕世界一百四十二次。近几个月我在各大学讲道。我没想到这个城市我三十多年没去,很多基督徒看我来了,就赶回礼拜堂。我上台时没有一个位子是空的,大家一直加入,有从中国来的,有开很久的车参加聚会的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有人说上帝要我这么远来,如果没聚会我岂不是白花时间?感谢上帝!他们因为提早到所以赶上了第一场聚会,我说你们去看看市景吧!晚上能不能聚会就好好祷告。二十个学生有从加拿大、香港、台湾、浙江、福建、广州来的,他们一同参加聚会。感谢上帝!我在印度尼西亚一百三十六个城市开布道会,最多人参加的是雅加达,分五大区聚集,最少人的是在最异端的亚齐三百人。一百三十六个城市里,上礼拜四就是第一百三十六个城市,那天共有四千五百人聚会,其中青年人的聚会将近两千人,晚上的聚会有一千六百人,礼堂挤得满满的,还有人在路上放椅子,交通全部停止,礼拜堂的门前都摆满椅子,聚会变成一百三十六个城市里最好的聚会。感谢上帝!神还是得胜的!

上礼拜五早上七点我主持会议,礼拜天又在雅加达和新加坡讲道,我前天新加坡讲完道飞回雅加达,昨天开会到十点,两点才睡,五点半起来,六点吃东西,然后八点多坐飞机,中午两点半到香港,三点半进旅馆,我不住你们这个旅馆,因为我要逃避可怕的听众,我实在体力不够。每个人都跟我说我特别来听你讲道,我说:「我特别来讲给你听,」听多少不重要,我们爱主、真心为主、见证主,不但在教会有见证,还要在社会有见证;不但有福音使命,还应有文化使命。

这次有三堂聚会,我专讲上帝的国与地上的政府。第一个题目:世界的政权是怎样来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不同,但相同的地方就是政权的主持人都认为他们有特别的地位,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罗马帝国的皇帝也认为他们是神之子,中国的西安城仿照星星的布局建成,宝座在中间,群臣在四周,中国成了大地的中心,管理东西南北无穷无尽的领土。1403年永乐皇帝建北京时仿照西安的方法,把皇帝当大地中心,坐在上面的叫天之子。君权神授的观念越来越极端时,政府也认为管理你是理所当然,人的傲慢专权在强权政治中显明。中国从有王朝到今天,所有皇帝都自称天子,这种人最孤单,不敢自称寡人。你们都是庶民,皇帝把庶民当狗一样看待,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完全的约束从哪里来的呢?古代没有法理观念,周朝兴起来时,一百五十三个诸侯全部支持周文王打败商纣王。成功是因天意而成的,慢慢地,天的意念藉百姓来表达的观念出现。到孙中山时,基督教的影响进入到政权的理念,孙中山很早就建立了亚州第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府。当时的满清,在孙中山以前两百年,是非常大的国家,满清政府到乾隆时,拥有历史上最大的疆土。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君王,自称“十全老人”,他有十匹马、十只狗、作了六十年皇帝,但他不敢超过康熙,六十年那年宣布退位,我怎么可以超过祖父康熙呢?所以他让儿子嘉庆上位,四年后离开世界。乾隆死后,嘉庆把贪官和珅杀死,把百亿黄金、许多土地充公。嘉庆这样厉害,敢杀死贪官污吏,应大有作为,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嘉庆一生最大功劳就是杀死和珅,以后再没建树,嘉庆后满清衰落。当马加尔尼到中国时,坚决不在中国皇帝面前跪下,他说:「我是一个尊贵的英国公民,我不向中国皇帝下跪。」那时中国海军已开始落后。中国海军最强盛时,就是三保太监(即郑和)时,就是明朝早期朱棣做皇帝时。当中国海军最强盛时,连哥伦布都还没找到西方、麦哲伦还没游历世界,三保太监已经下西洋了。第二次洛桑大会时,有位讲员提到西班牙海军的崛起,就是当中国决定不再发展海军后,西班牙无敌舰队才发展起来的。

1215年,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改革,主张王权不是绝对的,王权之上有神的权柄。谁可以约束政府?「无法无天」什么时候结束?就是1215年大宪章成立时开始的。自从英国制定大宪章以后,上帝决定让英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国,你说这叫凑巧?我不这么看, 全世界都在上帝掌管之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大宪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讨上帝喜悦的改革,1215年到1915年,这七百年发生了不能改变的事实:英国从一个小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版图大过罗马帝国,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干预的政权。神喜欢的政权有一些因素是普通政府不管的,特别是今天的中国,习近平已经开始做毛泽东第二,中国的前途在决定性的时刻,不久后逼迫基督教的事在中国一定会发生。请不要忘记奥古斯丁在《City of god》 这本书所记载的:神不会把圣徒从地上救出,让他们脱离苦难。耶稣说:「我不求祢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祢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谁能胜过世界?就是那些把耶稣基督作为主的人。今天世界的掌权者不明白一句话:「他们唯一不能战胜的就是基督徒。」没有一个政权可以胜过基督徒,《路加福音》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基督徒可以受逼迫、受灾难,但我们心里面的世界更大。不要害怕,仇敌使你成为更刚强的圣徒,成为得更多赏赐的圣徒。基督徒要真正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仇敌有一天会知道,神的权柄在人之上,再高的道理也不能超过神,上帝已经定了界线,他们无法越过。我们受苦的日子无法拒绝,基督再来时我们的得胜属于上帝。上帝子民在世界的城中受苦、抵挡逼迫,当耶稣基督再来,把稗子麦子分开时,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感谢上帝!这次聚会完,如果回大陆受更多苦难,你不要感到奇怪,因为你已经听到这段话了。《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节,这是全本唯一一段论政府的圣经,这段怎么看?怎么了解?这是我今天所讲跟其它解经书不一样的地方。

我从小读经就独立思考,请注意这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有政府都最喜欢这段,政府最喜欢说:上帝说基督徒对政权要顺从,若反抗就是违背上帝,基督徒要乖乖顺服政府,因为圣经说所有政权都从上帝而来。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变成听话的百姓,这是政府最喜欢的。但我的解释是:第一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主啊!祢这样说,我就这样行,上帝叫基督徒顺服政权,我就顺服,好不好?这三天你会受刺激而改变,今天最重要。很多人解经从字句去解,所有政府都认为上帝替它说话,所有的基督徒都以为不这样就不遵从上帝,所有的牧师都以为我们如果不照做就不是好公民。我告诉你,你被字句蒙蔽,没看见真意。当尼布甲尼撒说不可以祷告时,但以理继续祷告,这样,《罗马书》第十三章跟圣经里最伟大的英雄但以理就完全不一样了,上帝的话就自我矛盾了。感谢上帝!保罗说“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圣灵)”灵意解经不是普通人说看到里面的灵意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说以经解经就用一切圣经乱解所有圣经。有人说正意分解,“时代论”的人照着正意把圣经分成几个年代,结果完全解错,用误会去解经不会得到正解。如果耶稣不小心,就可能被撒旦的以经解经骗去,撒旦说:「你跳下去,上帝的使者会保护你」撒旦那句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是!因为圣经说上帝的使者会照顾你,使你不被绊倒在石头上,你如果错解,跳下去那就上当了!很懂圣经的人要特别谨慎,现在很多人错解圣经:你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如果你反抗他,就等于反抗上帝,因为政权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是世界最大的民族,有最多的人口、最强的政府,中国政府强到不但有“君权神授”的古老观念,还有不断增长的经济权力,中国政府可以用钱收买小国政府,用优势使大国对他客气。世界政治版图在改变,人的声音比神大,钱的声音比神大。在教会也如此,在教会中有钱的人声音也比较大,所以很难听到上帝的声音。为什么这些政权这么勇敢?根据圣经,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从小听这话就开始怀疑,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吗?这跟很多圣徒的表现相悖,我们什么时候要听政府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反抗政府?是不是圣经有其它我们不了解的意义?先从这句:「所有权柄都从上帝来」,所以毛泽东的权柄也是从上帝来的。第一,所有权柄都从上帝来,表示上帝比权柄大,阿们!再说一遍,所有权柄从上帝来,上帝比权柄大。如果你不明白这点,就不明白这里的因果关系:上帝是赐下权柄的,比领受权柄的更大;所有权柄都从上帝来,表明上帝高过领受权柄的, 上帝比政权更高。肯定这点后,领受政权的就不能骄傲了,因为我是领受者,对我所领受的要负责任。

第二个问题,所有权柄从上帝来的,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你念这句时都已经讲出了事实。政府看这句对它有益所以赞成,没有看见比它更大的源头。利用这些经文作威作福的政府,不可能成为好的政府。政府要知道政权是有源头的,施加权柄的是上帝。堕落的人盼望享受恩典却不负责任,如果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却不负责任,你就是忘恩负义,领受恩典就是要负责任。一个人自以为有特权享受恩典,而不向上帝交代,无形中就是轻看上帝。所以圣经的原则,恩典跟责任是双向的,领受的人对上帝有责任,每个政权不能单单享受恩典而不负责任。人的败坏、堕落在这里可以被印证出来。

第一、所有权柄都从上帝来,表示上帝比所有政权更高。现在的“人民政府”最大毛病就是,政府根本不是人选出的,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随便对待人民。我最近一本叫《十诫详解》的书已经印出了,非常感谢上帝,这是神启示我写出来的。有人说,唐牧师你知道吗,基督教历史中,讲上帝十条诫命,你是破纪录的,因为你讲了一年半的时间,把十条诫命讲成道理,世界上没有人讲这么久的。第二本书明年也要印出,讲主祷文。接下来,讲使徒信经,我要把我领受到的这些基本信息印出来。《罗马书》第十三章,所有政权从上帝来,上帝比政府更大。如果你怕政权更应当先敬畏上帝,上帝把这句话赐给基督徒,跟基督徒说:「政权都是从上帝来的!」主啊!感谢祢!美国立国之初,美国宪法第一个字就注明它一定要失败,因为他说we people ,who is people?美国是人民政府,中国是枪杆政府,毛泽东说枪杆里出政权,他不打自招、自打嘴巴,自己承认政权从枪杆来而不是从人民来。二十年前,我事奉主三十年纪念日时,我说:“今天的民主将成为明天新一轮的野蛮主义。”我说那句话时,人家说你反对民主吗?我不完全赞成民主,也不完全反对。两千多年前最先反对民主的是柏拉图,他说:「民主把我的老师杀死」,所以他逃走,不让暴民有机会杀死第二个天才。他的意思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人才被暴民杀死,这叫民主?我如果乖乖在这让他杀,我才笨呢!我一定要走。」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就逃走了,十三年不回来。等野蛮的民情稳定下来,他也在流亡期间认清了世界政治情势,他才回到雅典。这十三年他到哪里去了呢?到印度、回到西方,经埃及、地中海,回到雅典创立学校。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学,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他的学生南北方都有、贫富都有。柏拉图办学约比孔子迟两百年,教育方面,孔子更早。孔子的伟大就是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孔子建立一个人人都应受教育的中国,孔子的学生有钱人、穷人,挑夫、贵族子弟⋯⋯等。而柏拉图的教育论,认为七、八岁就应去学校,读书到三十五岁完成后,不可以立刻到政府办公,要先到农民社会做工,到五十岁时才能从政做官,这些人早在两千年前已经实施教育、社会平等。

政权从哪来?从百姓来的!美国政体受法国影响,美国不能否认希腊的雅典是最早的民主。美国刚建立华盛顿城市时,国会讨论用哪种建筑形式表达美国政治精神,讨论过罗马、希腊、中国、印度、日本的建筑形式,结果通过了用雅典的建筑形式,因为雅典是民主之始。美国国会大厦的柱子用的是希腊式柱子,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国会决定尊重民主而用的。we people,谁是美国百姓?我不是要你支持川普,这两个人一个是骗子、一个是疯子,很难选一个真正好的,宁愿世界被毁也不要选这两个人。我来告诉你:如果希拉里当选,从此共和党没人能做总统,因为希拉里如果做总统,一定会把护照给非法移民。黑人、墨西哥人占多数后,共和党可能就永远不能用多数胜过民主党。我不是政治家,我是基督文化使命有责任的人,政治家最喜欢叫基督徒不要管政治,让基督徒做笨人。基督徒不应有政治野心,但应有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感,有政治意识才能治理人,当纷乱时才能维持安定。参与不是因为想做主,而是尽责帮助社会安定、产生和平社会。我应有我的贡献,我被选作领袖时也不必逃避,我不贪名、不求名而是成名,你领受吧!落在基督徒手里总比在坏蛋手里好,你应做更好的公民,不求自己的名或抢别人权力,而是应尽责时不逃避、应担责任时勇敢挑起、应牺牲时在所不惜。这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有次我在美国讲基督徒应做官,我讲一句,反对者讲十句骂我,有人说我完全不懂圣经,我回答他:如果有一天,你没犯错,却被告,你甘愿吗?你说:「主啊!我盼望今天的审判有人还我清白!」后来你发现判决的法官很公正公义,没有让你进监牢,因为那个法官是基督徒,你会不会因此感谢上帝?你盼望有好的基督徒做法官吗?权柄都从上帝来,上帝比政府更大,政府要自己好好省查权柄从哪来,从人民而来。如果美国非法移民很多,we people 就变成we evil people,美国要到哪去?民主也会成为野蛮政治,因为这些人是什么组成?人是堕落的,不要把人看得太乐观,不要把人组成的政府当作一定是百姓建立的,权柄从哪里来?上帝比政权更高!

第二点:所有权柄从上帝来,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每一个政权都要向上帝负责,这才是解经的重点。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这点。那么,是不是不承认这些的也要(向上帝)负责?是的!每个政权必须向上帝负责,这是恩典跟责任之间的关系。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愿一切政权都敬畏上帝,因为是上帝给的!当政权敬畏上帝,明白上帝旨意、遵行上帝的道,这世界就更好了。最先要求民主的不是雅典人,而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要有王!要有自己的王!这就是民意!他们这么讲时,先知哀哭,说,上帝,你的百姓不要祢了,他们要自己立王。上帝说,你不要难过!只管依从他们!我赞成!最先要民主的是上帝的百姓,听到这句话后最先同意的是上帝。上帝从不反对民主,上帝赞成民主,告诉百姓你们想要有王,但王一定会抽税,你辛苦赚的钱的百分之一买必需品、其它拿去缴税、给老婆买东西、休闲,还剩多少呢?你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就有多少人把钱拿去。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用法国全国百分之四十五的税收建的。以色列人太幼稚了!你要王可以,但王会要你累得半死交税养他。神是最懂一切事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

记住两点:一,上帝比政权大;二,政府要向上帝负责任。

第三点,政权是从上帝来的,有一天上帝会审判政府,基督徒知道这件事,但政府都最讨厌这件事,上帝会审判政权吗?政府苦待百姓,神好像不管你,但祂是暂且不顾,等时候到了,你罪恶盈满,祂一夜之间停止你的政权,你就像云烟消散不存了。你看过圣经吗?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根据圣经,应当做王室儿子,但考古学家找出尼布甲尼撒有孩子叫拿波尼度,这人做王时不爱上朝,像中国明朝最后几个皇帝从不上朝,不像雍正那样勤奋。拿波尼度专门骑马打猎,叫年轻的儿子上朝,所以拿波尼度做王不上朝。有一天,忽然有人手的指头出现,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但以理书》5:25),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 就脸色大变,心意惊惶,两脚无力,双膝彼此相碰。当天晚上,玛代人和波斯人进城,把他杀了。这是第三点,政权在上帝审判之下,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共产党靠甚么起家?枪炮!乱跟贫是共产党的忌讳,他那时用罢工当武器,靠罢工起家,靠什么起家就靠什么下去,因罢工起家就因罢工下去,波兰为什么下去?罢工!苏联为什么下去?罢工!共产党怎么起来就怎么下去,波兰是欧洲共产党最早下去的国家,十年就下台了。东德花多久?十个月!捷克花多久?十周!罗马尼亚花多久?十天!我告诉你,美国用这么长的时间选总统,可能最后一天大变化,你完全不知道。罗马尼亚的领袖下台时,从屋顶逃出,为甚么?他太聪明了,建了十三层楼的皇宫,王宫很高而礼拜堂很矮,皇帝对上帝很不客气。上帝看世界的政权,时间到了就会收回。伯沙撒是最清楚的例子,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曾在大城楼上讲:「谁建了巴比伦城?就是我尼布甲尼撒!」讲完后上帝就使他变成牛,赶出皇宫,时间到再让他回来,他回来后说:「我现在知道了,上帝宝座在人的政权之上。」但他的孙子不但没得到教训,也没有敬畏上帝。

今天我们讲这些话,第一点,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第二点,神在政府之上,所有权柄从上帝来,政府要向上帝负责;第三点,政府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有权审判政府。最后一点,所有政权都是从上帝来的,包括把政府推翻后,新的政权也是从上帝来的。把尼布甲尼撒跟伯沙撒打败的玛代、波斯的政权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也是从上帝来的。这里隐藏着推翻错误政府,新的政府也是上帝许可的,你不能用一段圣经否定其它可能。上帝的话隐藏的奥秘太深了。印度尼西亚被荷兰统治时,印度尼西亚多是回教徒,荷兰人是基督徒,荷兰人统治印度尼西亚时,印度尼西亚要顺从荷兰。当印度尼西亚要推翻荷兰政权时,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将军是基督徒,他问:「我是基督徒,但荷兰人也是基督徒,我要跟回教徒反基督徒吗?」这人很聪明,也是很好的基督徒,革命时,他照样根据这段圣经,因为如果新政权成功,是因为有神的许可才成功,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而来,当基督徒为了政治责任参加革命而成功时,这也是神的旨意。到第四句话时,所有政府就反对我的解读,我告诉你们,你们对圣经的了解,要明白其中最深的意义,才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不是鼓励你们革命、反对政府,至少你要知道,神的权柄高过政府,政府在上帝面前是有责任的。有一天,政府失败或政府起来时,那个权柄也是从上帝而来。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愿祢的国度来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祢兴起最好的人,在政府里面成为奴仆!阿们!

夏宝龙退居二线 基督徒作家被传唤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罪大恶极、2014到2016年间强拆2000多架十字架的直接指挥者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近日调离浙江,被任命为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中国的政治规矩中,中共地方省委书记在年满65岁后或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家级领导人,或被调离一线岗位,赴人大任职,被称为“退居二线”。

夏宝龙的调离与赋闲引起基督徒的一片欢腾,在海外的基督徒作家郭宝胜在其推特上写到:“夏宝龙欲以拆十字架取悦主子,但人神共怒,主子还要考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让一个以拆十字架闻名世界的反文明恶棍入局,连宽衣帝都觉得不好意思。总之,那些在中国迫害基督教的恶棍们要以夏宝龙引以为戒。”

而在浙江,由于评论夏宝龙调离之事,居住在杭州的基督徒作家昝爱宗被当地公安机关传唤。4月28日,昝爱宗在其社交媒体写道:“派出所来找,要到派出所做个笔录,可能是夏宝龙调走的事情与评论”。在派出所警察警告昝爱宗不得再批评夏宝龙。传唤结束后,昝爱宗继续写到:“感谢主,笔录做完,刚回到家,微信朋友圈批评夏瞎折腾,抓顾牧师,拆教堂及十字架,被警告不能再批评了”。

对华援助协会对夏宝龙践踏信仰权利的种种倒行逆施表示谴责,他的罪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当局警察传唤昝爱宗一事也表示谴责,这也是一起践踏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严重事件。


考拉(赵威)《致709同伴》

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王小波

【想念同伴的你】

取保至今9個多月了,内心对过往岁月和未来世界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想必你也有同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懦弱吧?

为了给你写信,我鼓足勇气,甚至豁出去了。致与我息息相关,唇齿相依,命运共同体的你:我的709同伴,你过得好吗?

成为你的同伴,是我与亲人之不幸,亦是我成长之大幸。敬重的师长,同龄的伙伴,我珍视的朋友们……成为你无比接近的同伴我始料未及,不单是在709格局中的接近,我们一路一同走过,在精神世界里也互相取暖,惺惺相惜。

我们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同伴的,生活背景,人生阅历,性格爱好都各有不同。无奈,我们共同关切的这个时代的使命召唤,使我们在一夕间命运相连。

我无法忍受用“同案”称呼你,我的同伴里没有罪犯、被告人,甚至没有犯罪嫌疑人。我们只是活在这个国度里微如蝼蚁的生命,都无力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尤其是我。

但当有一日,看到张凯律师出于信仰的告白,我在主面前站立不住了,我遏制不住对你们的牵挂,我想寻找你,问候你,我的709同伴,你还好吗?

【冷雨夜,你在我身边】

2015年七月雨季,许多次,一到夜里提讯就雷雨交夹,雨点急促地拍打窗户,预审抖抖伞上的雨水后坐下,最难熬的时刻又来了。

急风骤雨的提讯,局限的生存环境,拷问着我如何承受壓力,如何平静内心。绝望时,想想你和我一样捱过每个节点,你是怎么熬过去的,我想我也可以。

“滴滴,滴滴滴——” 这声音你熟悉吧,我们每个监居房间都有呼叫器,不时响起的滴滴声打破日复一日的苍白。响铃频率提醒我,有多少位同伴,或在我隔壁,我对面,我楼上,在与我同一幢房子里。

那时,你与我一起压抑着呼吸。没有声音、文字、图像,不能言语,不能正常走动的日子,我们的手、脚,我们的姿势…每一个肢体动作都被严格约束,一举一动都需要被许可。

我们全身都被束缚了,包括喜怒哀乐的意志,但唯一样,我在旷日持久的恐懼中还能感受到一路有你。羁押一年,心肠已然麻木,若某些罅隙里还有一丝的保留,就是因你们的讯息。

提審給我看高月抱着枕头、愁眉苦臉的兩張照片时,我內心顫抖;听说王宇苍老了很多,不住想念儿子时,我亦想起父母,感同身受;冬季更换羁押房间后,我听到隔壁房間一个男人凄厉的惨叫声时,不寒而栗……我亲爱的同伴,我唯数不多的柔软因着你们而發現。

【爱你倚偎的人】

我想念你们,可我看不到半点消息,你是否和我一样隐居在小城郊野,销声匿迹,被某些方面密切关照?没有社交没有工作,除了至亲陪伴,生活得单调乏味。

面对亲人,可以像婴孩般倚偎他们……但是,我们的坚硬只能留给自己。

也许你敢在他们面前褪下沉重的伪装,但却不敢让他们直面定格的伤痕。也许你能与他们吐露你所经历的冰山一角,却无法诉数你所有的哀痛与卑微。也许你会用信心的保证和甜蜜的话语安慰他们,抚平孱弱,却无法告诉他们你正在付出和必将长期面对的煎熬、愤懑、扭曲、压抑、恐惧、不安……

我与你一样,经历了骨肉分离,想竭尽全力照顾父母,爱我倚偎的人,可这是最肤浅的。我想向你请教,怎样去爱他们,爱我们倚偎的人?

【永永远远不发声】

我们出来的,无不是妥协过。我的同伴,如果可以彻底忘却,我宁愿你忘却所有。此生若能得安稳,谁又愿颠沛流离?为了倚偎的人,珍视触手可及的幸福。“你要永永远远不发声” ,这句话是天津国保李处长指着我母亲说的。

切肤之痛,如果可以忘却,请你永永远远不发声,这樣你才安全。 这不仅关乎对家庭的爱与责任,也关乎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渴望:生命。

除非 —— 你与我一样,未敢忘却,只能铭记。 如果你犹豫不决,悖不过内心的挣扎;若你对社会的关切依然牵绊着你;若你一直祈盼着内在真正的安宁和自由:打破沉寂,一起发声吧,勇敢地背负起自己的选择!

在沉默中失去了争取真自由的机会,就会永远被罪的赎价所威胁所捆绑,逼迫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時刻。

【胆小如我】

说这些并不是因我勇敢,我与你一样胆怯。我看到蟑螂和老鼠会吓得尖叫,我看到大型犬会退避三舍,我看恐怖片不敢抬头,到公园里鬼屋玩哭着出來……

我曾拿父母当幌子,遮掩自己内心的自私、懦弱、愚钝。我骗自己心安理得:我是为父母妥协的,可我知道我究竟因承受不了伤害而妥协。

瞧,我并不比你们勇敢,胆小如我。但,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应对这个世界呢?

我知道,你担心疯狂的报复?张凯在做出良心告白后,虽然饱受压迫反弹,但只是暂时的,对于报复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明白,没人可以自始至终地威胁我们。

【是什么让我发声】

胜过仇敌的力量在于神。709同伴里有多位弟兄姊妹,基督徒身份也必给我们带来属灵的困扰。不惧怕世界、拒接罪的强烈程度,就是测量我们信仰的规尺。弟兄姊妹,在世上的掌权者与神当中我们更惧怕谁呢?

我们虽然软弱,所处的环境又艰难,但我们的眼睛不该只看属世的,而要凭信心仰望神,神不会掩面不顾遭受苦难的儿女。 坚守神的公义,我们才能从其他一切惧怕中得着自由。

神所赐的恩典:父母是我高山仰止的根基。难以想象,我年过六旬的父母连訂机票都搞不清楚,竟能为我走南闯北,不遗余力地完成一个家庭的救赎使命。

从小城济源到北京、天津、香港,同人权律师、外媒记者、NGO人员、领馆官员会面,向全世界呼吁发声。你怎么做到的?母亲说“我就为了救你,拼了”。

尘满面,鬓如霜,母亲消瘦了衰老了,难掩明媚动人。何为爱,何为勇气?高山仰止。在我身边的无可比拟的正直、勇气、智慧和无所畏惧的爱就是我效仿和迈出这一步的根基。

【有了你,我就敢】

我多渴望以孝思回报父母,但我怎样才算爱他们?不敢活出上帝的荣耀,是爱他们?义愤终会爆发,现在的欺瞒是爱他们?连累他们无法跳出恐惧,动辄提心掉胆是爱他们?

倘若我爱他们彻底,我要他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取保不是自由,709终结也不是自由,恢复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摔碎枷锁,打破对权力根深蒂固的恐惧感,不被感情左右互为钳制,而是理性地站在彼此身边。

我迈出这一步,但同时我答应了母亲,除此不再涉及更多的“危险”了,我只希望我可以独立、自主、真实的活着,不是活在"楚门的世界"。

我的同伴,你是否也愿意理性地思考后与我一同,彼此关爱,彼此建立?虽然不能保证结果如何,但我们视若珍宝的自由的生命,我们不去试一试,就放弃吗?

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因我知道,有无数的“你”。我盼望看到你,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与你无声紧相拥……

注:考拉写于2017年4月,一直犹豫何时以何种方式将此信公开,今天获悉尊敬的李和平律师被天津二中院判三缓四,激动欣喜又感慨万千,一晃分隔几近两年,但总算有了他的消息,祝愿李和平律师能够过上平和的日子,愿神保守李和平律师及其家人平安喜乐,愿神的公义如光发出,愿神的公平明如正午!

2017年4月28日


考拉,实名赵威,1991年出生于河南济源,江西师范大学新闻系毕业,从大学时期就从事公益活动,2014年10月起进入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担任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协助法律维权,曾参与“平冤大蓬车”、“江西高院门口律师捍卫阅卷权”等维权活动,2015年7月10日在北京居所被警察带走,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半年,2016年1月8日被天津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2016年7月7日获取保候审。

三江大教堂被强拆三周年、黄益梓牧师被抓走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北京时间2017年4月28日,温州永嘉三江大教堂被强拆三周年,很多信徒在社交媒体表示要纪念这个日子。

当日早晨七点,因抵抗强拆十字架曾被囚禁和判刑的黄益梓牧师,在温州被平阳国保警察强行带走,有信徒认为这是在防止黄牧师在这个特殊敏感的日子有纪念行为。黄牧师去向不明,请大家关注、代祷!


谁是中国法治的破坏者?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最近发生的两件有关中国法治的大事,引起海内外热议和关注,此两事都告诉世人,在中国,践踏法律、破坏法治最严重者,恰恰是中共当局的司法机关。第一件事情是被非法关押、残酷虐待的维权律师谢阳,就要在近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审判,来自全国各地约300名公民和家属冒雨抵达法院围观声援,另有多国外交官前往观察。第二件事情是多次爆料揭露中共高层腐败的富豪郭文贵,在美国之音中断其直播后准备近日召开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并且将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定为:2013年到2017年反腐的真相,并将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等列为揭发的对象。

第一件事情说明了在中国,捍卫法律尊严的律师,却被惩治逮捕、酷刑对待,并被诉为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对法治的极大嘲讽。谢阳是湖南长沙人,现年45岁,曾供职于湖南天地人事务所、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自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代理过多起公权力滥权案件。曾参与山东薛明凯案、新公民运动张宝成案、南乐宗教案及湖南张开华征地案等,并积极关注参与维权运动,包括探访陈光诚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

谢阳律师的所作所为都是维护法律尊严和基本人权、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诉讼和维权、运用法律武器帮助底层民众申冤维权的善事,不仅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且是维护现行法律尊严和推进法治进步的举动。谢阳于2015年“709大抓捕行动”中被捕。在他被抓捕羁押的过程中,遭到绑架、恐吓、胁迫、侮辱、人身伤害等一系列酷刑。去年11月,他的代理律师陈建刚率先在网络上披露了谢阳遭到酷刑虐待的详细情况,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自今年2月起,谢阳委托的代理律师就无法见到当事人,而官方则指派了两名律师接手谢阳案,遭到家属质疑。谢阳律师的遭遇表明当局在多个方面违反和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破坏法治,蹂躏人权,肆意残害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毫无依法治国的动向,完全是黑社会、法西斯的作法。

第二件事情,是流亡富豪郭文贵在明镜、美国之音爆料,揭露中共高层、尤其是政法高层腐败内幕,影响巨大,导致中国外交部给美国之音施压,直播不得不强行中断。郭文贵所揭示的内幕,其威力在于否定了中共当局近10多年来的反腐的正当性,并指出所谓维护中国法治的中纪委、政法委等机构,实际上是最破坏法治、最践踏人权,最贪腐的组织。

正如郭文贵所言,当局是“以贪反贪、以腐反腐、以黑治国、以警治国”。郭文贵指出整顿吏治、反腐倡廉的领军人物王岐山家族,本身有巨大的贪腐问题,主要是王的外甥姚庆与海南航空勾结大肆贪污、购买奢华私人飞机、海外洗钱等黑幕。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更有多个情人,其家族更牵涉到华润集团宋林腐败案中。两个中国司法界的最有实权人物本身贪赃枉法,还何谈依法治国、反贪反腐呢?郭文贵更指出中纪委、政法委在海外有巨量资产、并设计诈骗、杀人灭口等等犯罪行径。郭也指出中纪委、政法委、公安部在办案时法外施刑、刑讯逼供、罚即无辜,践踏人权破坏法治莫此为甚。

由于美国之音的直播被迫中断,郭文贵打算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并将主题定为:2013-2017反腐的真相。这是他对习近平上台后,王岐山及中纪委反腐运动的彻底揭露与反思:中纪委早已堕落为法外施刑、践踏人权的现代锦衣卫、东厂西厂,中纪委完全是一个超越于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最破坏法治的特务组织。

从以上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口口声声依法治国的中共当局,却是残酷打压维护法律尊严的人权律师们的凶手,也是超越法律以反腐名义进行清党、选择性整人的暴政打手。法律,在他们的眼中就是随意利用的玩物、维护他们特权的工具。而中国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全面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接受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执政党要接受其他党派、国会及法院的监督制约、法律首先要监督最高权位者。只有全盘接受了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等等体制与价值,中国才能从一个人治、专制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让我们为此法治国家的梦想而努力。

尊主为大-2016年基督徒世界观培训香港特会-11月1日库利牧师讲座

晚上好!平安!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今天上帝在对我们每个人微笑!阿们!上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来带领更多人事奉侍奉主!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傅牧师一起,在耶稣出生的城市伯利恒吃三明治,那里的三明治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祷告说,我们还要再来,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好不好啊?那时他向我发出邀请,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还谈到,我们应该让亚洲的教会重新充满活力,将福音带领到耶路撒冷。我们并且探讨,如何在亚洲跟耶路撒冷之间建立起桥梁。

时隔不久,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演讲,就在那个会议上我遇见了以色列的政府官员。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教会的门打得更开,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让亚洲的生意人、让亚洲的游客都来到以色列!我为此努力了两年,至今已初有成效。现在,以色列政府已经对亚洲的游客,对中国的基督徒敞开了大门。这是上帝带给我们的!阿们!祂在以色利政府官员的心里和头脑中做工。

今晚我向神祷告,问神在今晚要我向大家说什么呢?我问神两个问题,祢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呢?为什么是现在?神在中东做工,这是我们信仰产生的地方。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让你的信心受到挑战。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那是在1941年的十二月(注: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面对这一情况,在第二天对日本和德国宣战。星期一早上,他就把驻欧洲的美国大使们全部召回,他要求他们立刻回到华盛顿。那时形势非常危急,而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难、 危机。鼓已经敲响,天使已经呼召我们来进行争战。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神已经在呼召祂的仆人们。我们就是祂的大使,我们是神的大使。在整个以色利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有两处,鼓是敲响的。在这两个时刻,神吹响了祂的号角,呼召祂的选民,来敬拜神,来为神争战。所以在神的国度里我们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敬拜神的人,一种是为神争战的人。这两种人合起来,就能建造神的国度。

我常常收到来自全世界的e-mail,他们说,牧师啊!我们已经争战了好多年了,我们感到非常疲惫。这时我就安慰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不要灰心!当有一天,我们可以心无杂念地专注于敬拜神,而天使会来到这里替我们去争战!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位牧者,每一位传道人,我们都要在这里坚持,都要为主去争战!

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在伯利恒长大,我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战争。有时候我要踏过那些被炸弹炸死的尸体去上学,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童年。这种经历告诉我,人的生命真的是十分短暂。我告诉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利用我们短暂的时间。我生活的那个地方,用阿拉伯语来说,就是一个奇异的城市。我的父亲就是在伯利恒的一个教会当牧师,是以色列最大的教会。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恐怖份子进来,带着面具拿着手榴弹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周围的伊斯兰教的恐怖份子做的事情。他们会跑到我们各个聚会点来攻击我们。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要在教会的周围摆满水,因为恐怖份子会来放火,而我们就用这些水来灭火,然后再回到教会来继续祷告赞美上帝。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敬拜赞美主的。有些弟兄姐妹受到恐吓不敢再来,但是更多的弟兄姐妹不断回到我们中间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困难,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这是很值得的。有时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一阵“雨林”,但这“雨林”不是水,而是石头,会有很多的石头来砸向我们,在以色列最不缺的就是石头了。到第二个礼拜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时头上会有很多个包,我们看到那些头上缝了针的弟兄姐妹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比头上没有缝针的更加喜乐,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

曾有一位伊斯兰教的信徒来找我问一些问题,我花了两个半小时跟他谈耶稣,而后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他没有再来。我一直问主,他去哪了?因为他来自一个很大的伊斯兰教信徒的家庭,所以我也无法去他家拜访。这时我就只能为他祷告。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妈妈发现他有一本阿拉伯语的圣经,感到非常的恐惧,就把这本圣经交给了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就将他关起来锁在房间里,他们用铁丝把他绑起来三天,每隔两三个小时他的叔叔们就进去打他。他们说:你羞辱了我们的家庭!你羞辱了穆罕默德!你要放弃你对耶稣的信仰!但是他始终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耶稣。他当时并没有读太多的圣经、神学,他的信仰才两个半星期,但是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改变了他的心,尽管他的亲戚对他残酷地殴打,但是他绝不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的叔叔们就说这个人已经被洗脑了,我们要来解决他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不是他而是我,因为是我给他传了福音。他们说我们是洗脑者,把这人的脑袋给洗了。他们就沿着街,慢慢地找到了我们的教会。然后这几个人就用阿拉伯语来问我,你是Steve吗?因为我出生在以色列,所以我也跟他们讲阿拉伯语。我说,是的,我是。而当我回答“是”时,我就觉得后脑勺着火了,我觉得脑后起火了。我手一摸,再看看我的手,我的手上有血。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转过头,看到有五六个人冲向我,拿着链条、木头棒子来殴打我,他们将我打倒在地,对我进行凌虐。我就对上帝说,主啊!如果我能熬过今天,我还能存活下去,我一定会更加爱你,一定会更好地来服事你。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不是我在祷告,他们已经将我打倒在地,我被凌虐得实在是太痛苦了,太疼了!当我祷告完后,我就感到有一条白色的毯子覆盖在我的身上,但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殴打我,即使到今天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当我做祷告时我感觉,无论我在何处,上帝都与我同在,上帝都会安慰我。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无论你们在亚洲、在中国、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神都与你们同在,都能找到你们、安慰你们!阿们!你们今天是教会的传道人,你们在教会服事,你们面临很多的难处、煎熬,但我要告诉你,上帝,主耶稣与你们同在。就像他们这样地来殴打我,是想要摧毁我的意志,但这反而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固,让我更要出去传福音,因为这是我的信念。我们都要学会透过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生活,去看这个世界。当你想到,有一天,有公义的冠冕会为我们存留,你就会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正因为经历那次的磨难,让我更能够坚定心志在全以色列传福音。只要我们来面对,我们来展望将来要得着的冠冕,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苦难,得胜今天。

不久后我去了加利利,那时我开始禁食祷告。我就问,主啊,为什么祢还没来呢?这也是在过去的三、四年当中,我在全球旅行时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呢?当我在加利利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也在研读圣经,那时神就告诉了我为什么祂还没来的原因。现在我就分享给大家。

有四点说明主还没来的原因。我不会预言祂到来的日子,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征兆,主耶稣再来的征兆。我们来看看真相。

第一个征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里说,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耶稣要我们也像祂一样成为初熟的果子。在加利利的时候这是神向我引导的话语,祂说Steve,你要去告诉全世界,你要去告诉亚洲的教会,他们应该要更相爱,他们应该要彼此地来成全。不管你们中间有多少区别,只要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之间那些区别就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祂的十字架之上,建立在祂的受死,建立在祂的复活上,只要是建立在这些根基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完全是一家人。到那时,你上去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你左顾右盼,喔!原来这些人都在这里!他们可能是你城市里、你的教会里那些你很不喜欢的人,但不会因为你不喜欢他们,他们就不能去天堂。所以你们要从现在开始,学会彼此相爱,因为总有一天你们要在天堂面对面。我们在地上学会了相爱,在天国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同地欢呼跳舞,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这样的生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基督徒,要更加地团结在一起,彼此相爱!

有一次我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上帝给了我第二个征兆。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明确地提到,我们要远离罪恶,上帝要我们脱离罪恶。上帝悦纳的教会是一个没有罪恶的教会,上帝是不能容忍任何罪恶的。你不要跟任何罪恶同流合污。在以色列,我看到那里的教会被摧毁,我看到牧师的家、信徒的家都被摧毁,上帝能容忍罪人,但绝不容忍任何的罪。上帝容忍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我们要把这两者分开。你可以战胜罪恶,但不能让罪恶战胜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有好多东西想跟你们分享,但我现在只能撷取精华,期望明年我们继续在这里相见!

第三个征兆,上帝向我显现的,是祂向我说,我要看到神的教会能完完全全地来宣扬神的话语。有时候我很喜欢跟那些拉比坐在一起。我非常得感动,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吃圣经,他们真的是在那里吃圣经。他们在那里研究,他们在睡梦中也在思想神的话语。

第四个征兆,上帝告诉我的是,我要看到教会来带领更多的灵魂来归向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说到,凡是耐心等待的,神就是专为这些等待的人而来。我们每一天都忙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忙碌的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生活。我们所关心的都是名誉、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钱财、我们的生意、我们如何把教会管理好,这样的事情很多。当然把教会管理好、把生意经营好,这些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我们不能把这些摆在第一位,它们不能成为你生活中首要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将这些归咎到一个词,就是你与耶稣的亲密关系。

在这个时间,神向我显现的第五个征兆,就是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我知道亚洲的教会特别投入敬拜赞美,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争战的教会,争战和敬拜是要合而为一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如果你觉得神并没有给过你什么见证引导的话,那我要赶快给你做一个见证。

我在亚洲受命于八个教会。大概十八年前,那时韩国的教会在加利利举行一个集会,我也受邀,我的父亲也是。他们对我的父亲说,你也可以带一些人来参加聚会。于是我父亲挑了一些长老,还有一个人叫Uncle George。这个Uncle George其实是我爸爸的兄弟,但我这个叔叔他是个很暴躁的人,他身材很魁梧,很吓人的,他不喜欢任何人,他虽然结婚了,但他却是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住在耶路撒冷,我的父亲决定邀他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们开车去接他。当我们接到他时,我站在我爸爸的旁边,我爸也很害怕Uncle George,我也很害怕,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你要知道我的爸爸即使有人打他,有人向他开枪他都不会害怕,但是在他的兄弟面前,我的爸爸有点害怕。「你想干嘛?」我的叔叔打开门说。我赶快躲到一边,我跟爸爸说,「爸爸!是你来邀他的,你快告诉他吧!」我爸就跟他说,在加利利有个三天的会议,你跟我们一块去吧!我的叔叔就问说,「那里的餐点是免费的吗?」我爸说:「是的!是免费的。」我的叔叔就说:「那还差不多!那我去吧!」在会议上,我叔叔周围的座位都是空的,没有人想坐在他旁边。我们参加了三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当我们祷告赞美时,我走到前面,这时我看到我的叔叔在讲韩语!他在流泪、在大笑!他又哭又笑地说:「耶稣啊!你来救我!你来救我了!」他那时就非常的喜乐,看起来有点疯狂。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我说:「Uncle George!你在干嘛啊?」他说:「我现在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开始和他一同又跳又笑地欢呼。当公交车来了,Uncle George坐在公交车的后面,所有的人都围着他,大家都来倾听他的见证,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看到只有三天,只有三天与耶稣亲密的时间,祂就改变了一个人!祂将一个那么愤怒的人变成了一个如此可爱的人!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人!

当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下了车,他就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在耶路撒冷来做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词叫做教会,叫做耶稣的身体。他说,就照耶稣的话,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加利利建教会,我们把这个教会称为加利利教会,因为这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我的叔叔最喜欢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祂说,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命,我们就要失去生命;如果我们失去生命,我们就能获得生命。我就问他:「叔叔啊!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篇经文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这些经文是对他说的。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个种子放在他的心里面是有原因的。有一天他在家里吃中饭,他听到门上有剧烈的声音。有人在喊「George!George!快来救我!」这时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的叔叔成了一个新人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他离开家三天后就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我的叔叔就让他进了门,这是一个老年人,一个看不见的人,他疾病缠身,是我叔叔的隔壁邻居。周围的人都不喜欢这个老人家,他们想要把他赶走。我的叔叔就决定要为这个弱者说话。他跨出家门,告诉他所有的邻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给这个老人家。那天,我的叔叔,被他愤怒的邻居用钢管来打,他们打他的头。因为那是一个犹太社区,他们称他是耶稣的跟随者,他们侮辱他,我的叔叔就这样被他的邻居们打死了。Uncle George因为三天的会议,因为一些经文,因为他对耶稣的爱,他为他的邻居献出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死,为教会带来了一次复兴。

那个大复兴让我们从三个聚会点被赶出来。那时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周围人就会说,原来你是Uncle George家里的人!他们就会向我们丢石头,要把手榴弹丢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想要摧毁我们的教会,他们想要摧毁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摧毁不了!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成长。在过去的十三年中间他们迫使我们离开我们的教会。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你会为此而丧生,你的教会会被烧掉,为什么还要那么执着地来坚持宣扬福音呢?」而我们的回答永远跟在耶路撒冷是一样的。就是要传扬耶稣的名,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名字,他们就会跟耶稣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万众都向耶路撒冷举目。哈利路亚!

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一股阴谋势力要来摧毁耶路撒冷上帝的教会,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历史完全抹杀,他们要把以色利犹太人的历史完全改写。傅牧师也提到过,我们现在是耶路撒冷唯一坚守到底的教会。我们做了一个短片,我们问这些信徒们,如果要在耶路撒冷站立的话,你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所有的这些人,他们为了教会付出了生命。他们被殴打被攻击,跟你们中间很多人所经历过的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是特别的呢?因为这是耶路撒冷城,这是上帝眼中的瞳人!你心里面要对耶路撒冷有这样的爱,就好像你对你社区的爱,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服事,不管你是在香港还是北京,你都要在心里面装有这样的爱。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阿们!我们很快地来看一个影片。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是怎样为他们的信仰来争战的。

2015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再租房子!我们决定要买一个大楼。然后把旗子插在耶路撒冷的中间。告诉全以色列,耶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已经建了一半,请你们为这个建筑、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已经建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请大家继续祷告,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建立敬拜赞美上帝的圣殿!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我们制作了中文版的DVD,是给你们的礼物,明天我们会把它放在外面的桌子上,每个教会可以拿一个。

在结束之前我要为大家祷告。请大家站起来,可以动一下。在我祷告之前,我请大家为三件事情献上祷告。在《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中,神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凡是为耶路撒冷祷告的人都会得到祝褔。得到祝福不是说得到钱,而是你在天堂会累积你的祝褔,你在地上做的,在天上都会有记念。第二件,我在这里要鼓励每一位牧师,每一位教会的带领人,我要邀请你们到耶路撒冷来,走耶稣走过的道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教堂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而不久的将来,你们就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来,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现在亚洲的教会,这个门是越开越大,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中,我们能看到亚洲跟耶路撒冷中间的这座桥已经搭建好了,当然过程中还是会有些困难,但是在神没有不能的事。最后第三件,我们要为最后百分之二十还没完工的教堂来祷告。还差二十八万美元,我相信亚洲的教会也会想来参与这圣殿的建立。因为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要以更多的奉献、祷告,我们要以禁食祷告,来看到耶稣的心!在最后的一天,我要告诉你们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你在新闻里面看不到的事情。这是最近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这都是主耶稣要来的征兆。上帝在做工,我会给你看到在那里的清真寺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伊斯兰教第二大的圣殿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要用英语、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来为大家祷告。大家都把手伸开。我们现在来祷告:

天父!我作为一个耶路撒冷的仆人来到祢面前,我求祢将喜乐和平安赐给在座的每一个人!把祢的恩典赐给在座的每一个人!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与祢建立亲密的关系!我在这里祷告,撒旦要完全被打败,阿们!主啊我在这里祈求,在这里来祝福每一位所属的教会,每一位家庭,每一位他们的小孩子!我们在这边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我们为耶路撒冷的得救祷告!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为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建筑来祷告!主啊!祢来使用我们来建造神的国度(圣殿),打发祢的天使过来,在这里保护我们今晚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完全得到释放!刚才我用阿拉伯语祷告,祷告每一位教会领袖、牧师,能得到神的祝褔平安,使你们的教会凡事都能得到神的祝福!阿们!

谢谢各位!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2017年度报告 中国再次上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黑名单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2016 年期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一步巩固政权,宗教或信仰自由以 及相关人权形势继续恶化。政府当局将认定会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任何人作为攻击目标,包 括宗教信徒、人权律师以及其他民间团体成员。2016 年,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宗教信仰的 “中国化”并传播管控宗教信仰的修订条例,包括对认定为“非法”的 活动的新惩罚条 例以及严厉打击基督教会。政府继续压制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包括通过新的区域性政府 条例限制父母权利以将其参与宗教活动的子女囊括其中。政府当局将数千名僧尼驱逐出西 藏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并随后拆除其住房。政府继续扣押、监禁并拷打无数的宗教自 由拥护者、人权捍卫者以及宗教信徒,包括受到高度迫害的法轮功练习者。基于中国严重 侵犯宗教自由的长期、持续性记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2017 年再次建议 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 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或 CPC。自 1999 年以 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最近一次是 2016 年 10 月。

美国基督徒大学为夏霖律师祷告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美国社交媒体,4月25日,在维吉尼亚世界著名的基督徒大学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自由集会(Liberty Convocation)上,数千名与会老师学生为夏霖律师祷告。夏霖律师的儿子夏崇宇也宣读了他致中国当局的请愿书,要求中国当局尽快释放遭受政治迫害的他的父亲。成千学生在此请愿书上签名,抗议中共当局对夏霖律師的政治迫害。




欧洲律师团体就被拘禁律师致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 郭声琨部长
北京市东城区
东长安街14号公安部
邮政编号:100741
电邮:gabzfwz@mps.gov.cn

关注被拘禁的中国律师同袍及其亲属状况

郭声琨部长 钧鉴:

有鉴於自2015年7月起被羁押的律师持续受到不当对待,而他们的家人近日亦被加强监控及骚扰,我们如下联署团体特意致函表达对事件的深切关注。

据悉被羁押中的李和平律师及王全璋律师,他们的妻子王峭岭女士和李文足女士均被持续监控及恐吓。她们家门前已被安装闭路电视,不论去到那里都会被跟踪,她们也面对来自警察的威吓,经常会在街上被不知名人士包围,及被威胁会被带走。我们非常关注这些企图排斥及摧毁被羁押中律师家人的生活的行为。

此外,我们也忧虑自2015年7月起被羁押而现正等待审讯的律师其健康状况。李和平及王全璋律师一直无法接触到家属或是由他们选择委托的律师。并且自其失踪以来,一直没有信息确认他们两位身心安好,我们也在此表达对谢阳和江天勇律师同样的关注。今年早段时间有报道指被羁押的律师曾遭受虐待及酷刑,这些消息加深我们的焦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於2015年审议中国後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秘密羁押无异,此制度是非法的。这制度增加了发生虐待及酷刑的风险。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其法律及宪法以及兑现她对履行人权责任的国际承诺,确保审讯过程完全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及公正审讯的基本原则,以符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及《关於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订明要向履行职责的律师所提供的保护。

我们也促请中国当局停止骚扰及威吓被羁押律师的家人及他们的辩护律师。

我们会一直关注中国律师同袍的命运以及他们家属及朋友的福祉,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钧安

处境危险律师国际观察站The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f Lawyers in Danger
日内瓦律师公会The Geneva Bar Association
国际律师联盟UI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yers)
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 ACAT (Action of Christians for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
律师助律师基金会LAWYERS FOR LAWYERS
巴黎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Institut des droits de l’Homme du barreau de Paris
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Conseil des barreaux européens
巴黎律师协会Barreau de Paris

2017年4月24日  日内瓦

副本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 张军部长
北京市朝阳区
朝阳门南大街10号
邮政编号:100020

大批警察冲击广州丽江花园教会 王志勇牧师等数人被传唤

由美国佛吉尼亚州华人教会王志勇牧师主持的圣经研讨会,今天上午在广州丽江花园教会进行时,大批警察到场,强迫与会者登记并驱散,王志勇牧师等数人被传唤。






停止迫害 呼吁立即释放谢阳律师

民生观察工作室

明天(4月25日)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维权律师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一案,这表示“709大抓捕”这场大规模人权迫害中的又一位受难者即将被推上政治审判的被告席。2015年7月11日,谢阳律师被湖南长沙警方突然抓走,而后遭指定监视居住。在长达16个月的强迫失踪期间,没有任何家属和委托律师能够见到他。直到2016年12月,北京陈建刚律师和广州刘正清律师获家属委托成为谢阳的辩护律师,后经长沙第二看守所批准终于见到谢阳,经谢阳签字确认委托权。

在几次会见之后,2017新年伊始,陈建刚律师将会见谢阳的笔录披露在网络上,让外界得知被关押一年多的谢阳不断遭到严重酷刑的消息,其中诸多残忍的细节不仅真实可信,更令人震惊与愤怒!当然这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此外“709大抓捕”的另一位维权律师李春富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非人道虐待导致精神异常的案例,几乎在同一时间曝光,这一切都让外界对谢阳在长沙二看的处境更加担忧。然而2月28日,刘正清和陈建刚两位律师被长沙第二看守所禁止会见谢阳,并在4月由湖南省司法厅工作人员宣布谢阳解除了两位律师的委托,表示将由长沙贺小电律师作为谢阳的辩护人。

我们注意到当局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将谢阳律师遭遇酷刑的事实诬为谎言。其中包括约谈、恐吓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教授,或是让谢阳律师在媒体上露面否认遭到酷刑,称晕倒是因为自己“有病”,情绪恐慌所致。但近几年来,良心犯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已是常态,以株连家人等卑鄙手段胁迫“认罪”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司法厅工作人员宣布解除两位律师的委托,更加深了外界的疑虑。与此同时,官派的指定律师贺小电宣称自己与谢阳见过几次,却拒绝透露会面的情况。

据悉,谢阳是湖南长沙人,现年45岁,曾供职于湖南天地人事务所、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自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代理过多起公权力滥权案件。曾参与山东薛明凯案、新公民运动张宝成案、南乐宗教案及湖南张开华征地案等,并积极关注参与维权运动,包括探访陈光诚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

从上述履历中可以看出,谢阳律师的所作所为都是帮助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申冤维权的善事,根本谈不上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而是在他被抓捕羁押的过程中,遭到绑架、恐吓、胁迫、侮辱、人身伤害等一系列酷刑,意味着公权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也许今天遭到审判的是谢阳律师,但未来有一天这种对良知进行残酷政治迫害的暴举,必将刻上耻辱柱,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教训。

有鉴于此,民生观察工作室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密切关注谢阳律师的处境,共同谴责这场毫无公正可言的政治审判,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谢阳律师,及其它所有“709大抓捕”的被捕者,停止对他们及其家属、委托律师的非法骚扰行为。同时,我们要求当局追究参与“709大抓捕”这场大规模迫害人权事件的有关部门与个人的法律责任,并立即停止一切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行为,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良心犯。

民生观察 2017/4/24 发布

浙江泰顺政府方人员与信徒冲突 多人受伤一人被抓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浙江温州泰顺县雅阳镇半岭教会,遭到当地政府出动的公安、城管等一百多人强行安装监控系统。因信徒抵抗,双方发生冲突。该教会信徒表示,当局出动十多辆车,上百人,还开着急救车。有信徒被从围墙上推下,当场昏迷送医院。另有一位信徒22日早上被公安抓走。

4月21日早上8点左右,温州泰顺县雅阳镇半岭教会遭遇政府派人强行装监控信徒的摄像头。该教会男女老少一百多人上前阻止,双方发生拉扯、对撞,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该教会一信徒22日告诉记者,当天早上一位叫张玲妹的信徒被公安带走,目前,情况不明:“今天早晨,县城里的公安人员来了两车人,把我们的一个姊妹已经抓走了。被抓的这位姊妹,今年34岁,名叫张玲妹”。

就在前一天,半岭教会信徒全力抵抗当局在教堂内安装监控设备。一位信徒温先生对记者说:“昨天早上一直到昨天下午,去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施工队的人,他们还开着中巴士,发生冲突”。

记者:那么政府有没有安装监控设施?

回答:装了,当场被弟兄姊妹上去把它扯下来。

记者:那两个受伤的人?

回到:被他们政府推下来的。有一个教堂,弟兄姊妹上去就被他们推下来了,距离地面有几米高。

半岭教会信徒王先生对记者说,来人包括公安、宗教局、城管及政府临时雇佣的社会闲杂人员,两位信徒被从两、三米高的围墙上推下受伤昏迷:“都是那些社会上的其他人员,政府里面有书记带一些管乡村的工作人员过来,还有派出所的,保安的,城管的人直接动手要强装摄像头,弟兄姊妹就不给他们装。他们就打人。一个书记出手把一个弟兄从两、三米高的墙上,把他推落下去。一位姊妹被三、四个人抬起。抬起来把她扔下去。重伤的颈椎受伤,骨头也有问题。礼拜一要做核磁共振才会有详细结果”。

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多位伤者被送到医院治疗,两名重伤者的颈部和手臂部位被固定。一位信徒称:“现在受伤部位被固定起来,那个姊妹昨天刚开始送到罗阳镇人民医院,送去时已经昏迷不醒,他们还不去抢救,把她方在外面,不管她。后来家属闹起来了,他们才治疗。那个姊妹醒过来就呕吐,那个弟兄不接受他住院,昨天晚上弟兄就回家。昨夜疼痛难忍,才连夜把他送到温州医院”。

该教会信徒称,被重伤的姊妹家人已要求镇医院转温州医院救治。记者致电县宗教局和雅阳派出所,但电话无人接听。

据信徒称,半岭教会平时有约一百多人聚会,在此次强装监控摄像头前不久,曾遭当局偷偷上门安装。信徒对记者说“上次,政府在教会无人之下与村委会的人,村书记带人撬锁进入教堂,在礼拜堂里面装了一次,后来被弟兄发现,把监控线拆了”。

在浙江省官方文件要求下, 3月27日至30日,温州平阳、乐清等地的多个基督教堂遭到政府方人员强拆,并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在此期间,多个教堂的铁门和教堂内木门遭到破坏,教堂物品被毁坏。30日,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的下安山教堂及朱下教堂,因信徒拒绝政府强行在教堂内安装监控探头,又拆除教会安装的摄像头,引发激烈冲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4月21日,温州半岭教会一名信徒被村支书从两米多的围墙上推下
4月22日,温州泰顺半岭教会被抓​​信徒张玲妹


4月21日,温州半岭教会信徒抵抗当局强行在教堂安装监控摄像头

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转化

潘祥辉

内容提示: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千年国教,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尽管苏联建国后奉行无神论,但苏联政治中仍处处可见东正教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给苏联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给苏联的政治传播以深刻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救世思想、圣像与圣徒崇拜、宗教忏悔仪式等均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内化和吸收。苏联的政治传播与其说是一种和旧制度的决裂,不如说是一种沿袭,其核心是一种对俄罗斯千年国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的改造和转化。

关键词: 弥赛亚主义 苏联政治 东正教 政治传播

   一、引言

   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算起,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一千多年,奠定并形成了俄罗斯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在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看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东正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家产制以及东正教传统”是俄罗斯的四大历史遗产,而东正教传统显得独一无二,“在俄罗斯,正如拥有支配性宗教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东正教会将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视自身为国教会。传统上,它规劝自己的皈依者用世俗的方式显示对国家的忠诚和顺服,作为回报,国家将其确立为国教。这一遗产仍然见诸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统治者身上,他们努力把自己与俄罗斯的教会遗产联系在一起;也见诸众多俄罗斯人身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将认同他们的国家视为一种更高的精神使命。”[[1]]宗教传统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

   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也影响到了苏联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 无疑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美国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所指出的:“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3]]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看来,苏联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宣传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体被国家垄断,作为党的喉舌和工具为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服务。所有媒介和传播管道都必须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任何异端的思想受到严厉的管制,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ism)。[[4]]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苏联,也影响了许多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的这种政治传播模式又从何而来呢?是借鉴自外国,还是发端于本土?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无疑十分薄弱。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不论是施拉姆等人对“苏联共产主义传媒体制”的研究,还是Peter Kenezt(1985)对苏联大众动员的研究[[5]],Matthew Lenoe(2004)对苏联报纸和斯大林文化的研究[[6]],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余敏玲等对苏联宣传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等[[7]],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苏联的政治传播难免有借鉴自国外的元素,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8]]但源自其本土的传统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更不容忽视。由于苏联革命曾激进地反对传统和宗教,研究者因此容易忽视苏联政治传播与传统接续的一面。应该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东正教确实进行了强力地清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的消失。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和苏联更是如此。那么,东正教传统又是如何影响苏联政治传播的呢?我们可以从延续千年的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入手分析。

   二、“弥赛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千年传统

   在笔者看来,苏联政治及政治传播中的本土传统,就是东正教中强烈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人就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他们只要一背起十字架,幸福感便由然而生。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无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还是莫斯科是第三国际,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9]]

   “弥赛亚”一词源自古犹太教思想,希伯来名词Messiah的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为后出的基督教所继承,在基督教中有“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等意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化为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即天主教,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即东正教。[[10]]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较少强调教会的权威和组织结构、圣礼、祭司的守身,以及宗教的其他世俗性的方面,而是更加强调神学问题。东正教神学倾向于强调单一本质,接受基督的神性而忽视它的人性。东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天主教权力集中于教宗身上,教权至上,教会的权力可以和世俗权力相抗衡,甚至一度超过世俗君主。而东正教则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其最高权力则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宗教从属于世俗君主,东罗马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又是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及重要的主教都由皇帝来任命。[[11]]

   尽管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由基督教分化而来,对于《圣经》的基本内容,如“上帝信仰”、“末日审判”、“赎罪”以及“弥赛亚主义”等则没有分歧。公元988年,拜占庭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则接受了东正教教义,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罗斯人原先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进河中,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了俄国罗斯的国教,并深深地嵌入了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接过了拜占庭帝国的大旗,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继续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历千年之久。

   俄罗斯的东正教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与“慈爱”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二是在生物界发现神的能量并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说以及与此有关的索菲亚学;三是致力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的积极性的人类中心、历史诡辩和末日论。这三种流派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隐含着共同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强盛,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被宣传和说教所培养,而是被圣餐式和深入到精神结构最深处的基督教徒慈悲的传统所培养。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12]]这种“特殊性”就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王国就是一个凝聚和形成在弥赛亚思想象征之下的王国,寻找真理的王国,“俄罗斯王国的属性是由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所决定的……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13]]

   东正教与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拜占庭传统也为俄罗斯所继承和沿续。东正教的宗教思想渗透于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附属工具,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使皇权得以神化,承认沙皇是通过主教公会实施权力的最高教会统治者,而主教公会则处于沙皇任命的总监的领导和监管之下。帝国皇帝被称为“通过上帝主持的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是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牧师”。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下,专制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政治象征。[[14]]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这一公式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政治职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其使命就是为沙皇的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15]] “莫斯科正教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将政权和神权合一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俄国著名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伊凡雷帝(伊凡四世)所宣称的:“沙皇不仅应该管理国家,而且,还应该拯救灵魂。”[[16]]

   东正教的宗教思想及其与政权的合一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千年之久而根深蒂固。苏联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沙皇统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实上,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三、苏联政治革命中的弥赛亚主义

   在法国学者德布雷看来,俄国共产主义正如人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救世主降临说的一种替代品,它保持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因而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谱系要追溯到卡尔西顿主教大会。共产主义“这种世俗的教权主义既从圣保罗那里继承了野心和方法,也在圣约翰那里获得了原始精神。”[[17]]

   别尔嘉耶夫也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18]]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它非常符合俄国的社会心理,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弥赛亚”。“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弥赛亚(救世说)是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和政治,他同样还是信仰。它的力量便基于此。”[[19]]

   19世纪那些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俄罗斯及其罪恶的灵魂,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天国”,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浓厚的“弥赛亚主义”。路标派知识分子C?H.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中写道:“作为英雄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它的幻想是成为全人类的拯救者,至少是俄国人民的拯救者。”[[20]]这一点在秉承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自认为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拯救人类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平民思想家的强烈使命。他们自诩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真理之所在,民众幸福之所在,无所畏惧地为此目标而奋斗。“在他们的使命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哪怕毁灭世界也在所不惜。他们喜欢扮演民众的导师、未来俄罗斯的缔造者。”[[21]]这种激进主义在十九世纪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还有为达到“革命”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涅察也夫等人,在他们的身上都存在这种救世和献身精神,它“混合了以普罗米修斯和弥赛亚自命的精英意识”。[[22]]

   英国思想家伯林也看到了这一点,在1957年写作的《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原则上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放弃这种探索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在俄国的各个阶层,“几乎试图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都会受到思想者们的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最后能够被俄国人所接受,就在于它提供这样一种体系。” [[23]]当1870年代和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它找到了它几乎最理想的生长土壤,它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中的救世论思想如此契合,以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人那里被看成就是一种“弥赛亚式”的救世方案。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的宗教,绝对权力数十次推崇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使徒,后来又对其进行诋毁。”[[24]]

   苏联建国后先后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宣言》、《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一系列法令,驱逐了神职人员,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废除了教会的一切特权。但这种打压并没有完全与俄罗斯的传统割裂,而不过是作了转化。苏联打倒了东正教及其教主沙皇,但却又树立起了新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及其领袖。布尔什维克宣称,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找到了带领人民通往光明道路的唯一真理。这些使命表现在苏联宏大的经济计划和政治蓝图中。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就像上帝一样,它是为拯救人民而存在的,不仅拯救肉体,而且拯救灵魂。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与革命》一文中,别尔嘉耶夫详尽比较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传统莫斯科正教帝国的共同性:“俄罗斯共产主义接受了庞大国家的生活,笼罩着极端的国家主义形式,这令人遗憾地与俄罗斯国家旧传统一般无二。旧俄罗斯君主独裁在人民的宗教信仰里具有一贯根源。它意识到自己并自命为神权政权,新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也是独裁的,并且同样拥有人民信仰的根源,拥有工农群众新的信仰。它同样意识到自己并自认为是神圣帝国。旧俄罗斯君主制以正统的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与之保持一致。新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也建立在正统世界观基础上,同样强烈要求正统性,永远摒弃异端邪说。集权性、对信仰完整划一的要求,作为帝国的基础,与人民的深刻的宗教社会本性相适应。苏维埃共产主义在自己的精神结构方面与莫斯科正教帝国极为相似,也是沉闷无比。”[[25]]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对外政策中。不可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的色彩,它以“解放全人类”自居,这和其继承的“弥赛亚精神”有直接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情结不仅使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苏联人民”的拯救者,也使其自命为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苏联因而致力于“输出革命”,并以“救世主”自居,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干涉他国政治。苏联曾经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样可以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因袭和转化。显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中既有和传统的断裂,更有继承,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关系。源自东正教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政治传播中。

   四、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沿袭和转化

   政治传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过程,[[26]]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宣传、教化及对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无疑是核心。秉承马克思主义对宣传的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无处不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成功的宣传。这种宣传很好地利用了俄罗斯的传统宗教及文化心理。 “为了征服一切,布尔什维克利用了一切。它利用了自由民主政权的软弱无力。为巩固被激发起来的群众,利用了它的象征物……它利用了俄罗斯心灵的特点,那种全部都被资产阶级社会世俗化的矛盾心灵,利用了它的宗教性,它的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它对社会真理和人间上帝之国的,它的牺牲精神和承受痛苦的忍耐。它利用了俄罗斯人永远保留着的弥赛亚精神,俄罗斯对特殊道路的信仰……它宣传统一完整、作为统治教义的世界的必要性,以适应俄罗斯人民的信仰和管理生活的象征的习惯和要求。”[[27]]

   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苏联政治传播模式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存在一种有机的关联:俄罗斯东正教的布道模式、对圣物圣像的崇拜、对异端思想的管制以及为培养宗教虔诚进行的各种仪式都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利用和转化。

   (一)政治宣传思想上对宗教布道的借鉴

   苏联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与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指出,西方社会文化浸满基督教的成分,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 。[[28]]可见“共产主义”的救世理论和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确有可类比之处。陈力丹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与早期的基督教很相似,同样的痛苦,同样找不到出路,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思想当作福音书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不少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法国的社会主义呈各种新宗教的形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诞生和传播初期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到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的宣传才逐渐脱离宗教宣传的模式而独了立发展。”[[29]]然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模式当中始终有宗教布道的影子。

   在媒介学者德布雷看来,社会主义诞生于印刷时代,印刷媒介、小册子、报纸等宣传媒介以及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的动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居功至伟。“活字印刷、知识分子和教师是社会主义环境的三个支柱”,而最重要的支柱是印刷(报纸)。正是“社会主义的印刷信仰”,帮助“整个欧洲把圣经上的救世主降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负责人就像一个神父”,[[30]]给人民传递革命的声音。 社会主义的这种宣传的确和基督教的“撒播”(dissemination)有相同之处。圣经中三篇《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13,马可福音14,路加福音8)体现了耶稣的撒播思想。耶稣在海边对众多各色人群布道,他用了广泛地不停播种来比喻布道,“凡是有耳朵听我讲话的人,让他们听见吧!”[[31]]共产主义面向大众的无处不在的宣传类似这种“撒播”。为了撒播革命,列宁就十分强调宣传和动员的功能。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个策略》(1905年)中列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32]]他甚至将自己定义为“宣传员”,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理论家,不过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民主的宣传员。”[[33]]

   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非常注意宗教布道者们的传播艺术,他们还经常讨论看到的宗教宣传方式的优劣。恩格斯曾引证《新约》中使徒保罗到雅典传教的做法,并加以引申。此外恩格斯还详细考察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它传教对象的平民化”。他认为基督教的宗教传播“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34]]这种宗教鼓动性可能给了恩格斯的革命宣传以启发和借鉴,共产主义宣传也是从发动最底层的群众开始的。恩格斯研究基督教传播显然对它进行了一种“革命化”的解读,并将之应用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实践。

   马克斯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和实践也为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作了本土化的改造。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民主主义者、《前进》杂志主编彼.拉甫罗夫谈到宣传方式时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所置身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35]]可见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宣传上有意识地注意借用俄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就是东正教传统。俄国布尔什维克本身也是把马列主义当作一种宗教真理来进行推广的。俄共布机关刊物叫《真理报》,这一名称也旨在告诉人们他们宣传的是“上帝的声音”,而布尔什维克就是先知和弥赛亚。正如施拉姆所说:“克里姆林尔宫里的领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稳定的,而且是狂热的。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的确,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大的权力,控制如此多的人,有如此宏大的信心认为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领导他们的臣民走向金色的牧场。”[[36]]

   苏联的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掌握者,这和东正教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谛”十分类似。别尔嘉耶夫指出:尽管共产主义者宣传无神论,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但苏联“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社会体系,狂热地敌视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是“它本身想接替基督教,它以回答人类心灵的实际问题自居,并赋予生命以意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笼罩了整个生活。”[[37]]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共产主义确实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东正教,并继承了其布道思想和手段。

   (二)对东正教传统中宗教象征物的政治改造和利用

   1.对圣像崇拜的政治转化

   宗教观念的内化和传播离不开象征物。在基督教传统中,图像是传递“神道”的重要媒介,具有教育和启示功能。从早期教会的墓穴画,至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中的壁画及马赛克、玻璃窗图像以及丰富多彩的拜占庭艺术,都无声地向信徒及人们传递有关神道的知识与内容。古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东正教的同时,就同时接受了上帝是美的源泉的观念。教堂、圣像、宗教器具和服装等,都被看作是以艺术形式体现宗教精神内容的象征物。这一传统直接源自拜占庭。[[38]]俄罗斯东正教艺术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圣像(Icon)造型艺术。“圣像是一种特殊的教会传统,只不过它不是口头的和文字的,而是以色彩和形象体现的。”[[39]]圣像以画像的方式表达神灵、圣者或神迹,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统艺术品。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圣像造型艺术:包括木板画或画布的圣像画、马赛克和壁画的圣像画、作为手抄和印刷书籍装帧的圣像画。圣像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正教教堂用圣像来做室内装饰,图像居于重要的位置。它们象征着基督和圣徒的存在,诸圣的相通和共融。圣坛中央挂有圣像,四周则挂圣徒画像。在祭台前的圣门两旁,一般都挂上圣母抱婴和基督全能者的图像,分别标志着救恩的开始(基督降生)和救恩的完成(基督再生)。圣像作为一种视觉象征,它们本身带有奇迹的属性,是一种崇拜物。在东正教中,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姿势永远正面而立,直视观众,从而能够促使他们把偶像当作真人对待。[[40]]

   对东正教徒来说,图像是一件“圣事”。信徒能透过图像能体验圣者的临在。他们认为尊敬图像(veneration)就是人透过这有形的图像,去尊崇无形的上帝,并参与祂的救赎工作。同时,上帝也通过图像来接触尊崇者,并赐予他们恩泽。[[41]] 圣像崇拜在俄罗斯东正教中广泛存在,农村也不例外。在东正教徒的家中也总是把圣像放在显著的位置。东正教徒在外旅行的时候,通常要带上一个可折叠的小圣像。按照俄罗斯传统习俗,人在出生、死亡、结婚和某种重大事件中,都应当有圣像相伴。[[42]

   这种宗教传统在苏联成立后继续存在。不过领袖像取代了圣像,列宁和斯大林的图像取代了基督和圣徒的画像,走进了工厂农村,千家万户。就如东正教的圣徒崇拜是通过圣像崇拜树立起来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也是通过“画像”来建构和传播的。斯大林本人就有这样的圣像崇拜的情结。斯大林小时候曾在一所东正教神学院受教育,这种圣像崇拜的情结体现在其对列宁画像的态度上。在孔策沃别墅的办公室兼卧室内,斯大林悬挂了一幅列宁的画像,上面还安着一只小灯泡。“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斯大林把它当作了圣像。”[[43]]斯大林自己也希望被人民崇拜。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随着其权力的稳固,苏联兴起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圣像崇拜”。苏联国家机关的办公室到处挂起了斯大林的像,节日的游行队伍里人们开始高举他的画像。在各种集会上,宣读给斯大林的致敬信和发表各种祝词逐渐成为惯例。尽管在这些场合也可看到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和听到对他们表示敬意的言辞,但是斯大林的画像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44]]苏联的政治宣传画也从圣像画的创作中汲取艺术营养,“红光亮”的艺术风格使领袖像散发出神圣的魅力,如同弥赛亚一样。1930年代的罗曼•罗兰在其《莫斯科日记》中就指出,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45]]这种通过领袖像树立个人崇拜的做法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它也被推广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在他回顾苏东巨变的著作中谈到了苏联这种政治传播方式对民主德国的影响。他说:“在沙皇俄国举行宗教仪式时,人们在大街上高举着宗教圣像,而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德国1920年代以前的照片和摄影图片中,看不到这样一张照片。自从德国共产党成为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国际中的一员,在‘布尔什维克化’之后,德国共产党也受到感染。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46]]

   苏联的政治宣传画服务于政治宣传,它只能美化而不能丑化领袖,因此对于画像的创作、管理和审查都十分严格,事实上,对于政治领袖的画像有一些统一的原则和美学标准,艺术家不能违背。这种对画像的审查和标准化管理可以从东正教圣像画的创作中找到原型。正因为圣像重要,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像的创作有严格的要求和统一的标准。1620年前后,沙皇宫廷内建立了圣像画衙门,它具有自己的圣像画署。1707年,沙皇彼德一世设立了新的“神像画署”管理圣像画的审查,并任命都主教斯特凡(雅沃尔的)负责对圣像进行宗教监督,任命来自乌克兰的画家扎鲁德内任“神像画署”署长监管圣像画家。圣像画家被要求应当按照可靠的古代原作来作画,应当有生活美德、不酗酒,不亵渎。[[47]]苏联的政治宣传画同样对艺术家的创作有要求,也有文化部门的审查和规定。

   在苏联,领袖肖像深入每一个工厂、会议室、每一个家庭,甚至农户,它企图取代之前圣像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应该说宣传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回忆他小时候说,自己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进入“新社会”开始崇拜“新神”,她对苏联领袖和对上帝及沙皇的态度是一样的尊敬,她不容许子女骂苏联领袖,不尊“皇上”,她还将苏联领袖的画像挂在墙上。[[48]]可见苏联政治领袖像比起东正教的圣像来,其“神圣”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2.对颜色符号、圣徒崇拜等宗教象征的吸纳和转化

   颜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象征物。就如美国新文化史研究学者林•亨特((Lynn Hunt))所言,颜色、装饰品、衣服、餐具、钱币、历法和纸牌等都可以成为政治象征物,“这些象征物不是简单地表达政治立场,而是人们认识其政治立场的工具。”[[49]]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政治象征物建构了政治斗争的战场。红色曾经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的重要的象征物。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更是将“红色”定为“国色”,这固然有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沿袭,但更是对东正教传统中“红色”象征意义的借鉴和挪用。

   在俄语中“红色”的意思是“美丽”,红色是一种充满光明的颜色。苏联著名的红场(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其本义就是“美丽的广场”,它由17世纪中期的沙皇命名。在东正教中,红色代表圣灵,象征血与火。对于东正教徒们来说,红色寓意着基督受难时的鲜血,它象征着主洗礼子民的圣灵之火,耶稣基督用它给自己的选民施洗(《马太福音》13:11;《路迦福音》12:49)。红色与东正教有着不解之缘,它也是俄罗斯北方和诺夫哥罗德圣像画最普遍的颜色。诺夫哥罗德圣像画家们创造的著名红底圣像画,如15-16世纪初的《圣以利亚告知》、《圣母像显灵》、《圣乔治斗恶龙的神迹》等作品,深入人心。这些圣像画家说,透过圣像画的红色背景才可能领略真正的俄罗斯永恒之美。红色底色圣像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红色底色也令人联想到天上之国的永恒之美。[[50]]这些红底色的圣像画我们也可以在苏联宣传画中看到其身影。

   十月革命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借用俄国文化中红色颜色的含义,将之改造为革命颜色,既宣示他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发扬勇敢和牺牲精神。因为红色在俄国和欧洲文化中包含了“英勇”、“忘我”、“革命”、“牺牲”以及“暴力”“血腥”等含义。红色覆盖了苏联的国旗、党旗、红领巾、宣传画等一切象征物。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以及出版物命名中也是红色遍地。如苏联的军队叫红军、苏联的政府机关报叫《红报》(1918—1939),历史学杂志叫《红档》(1922—1941),大众报刊中更有《红色处女地》(1922—1942)、《红色田野》(1923—1931)、《红色年鉴》(1922—1937)、《红色青年》(1921—1925)、《红色记者》(1920)等等。显然,将红色的寓意从“基督的鲜血”改造成“烈士的鲜血”,再改造成革命的象征物,是一种对传统的延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红领巾”符号的继承和转化上。红领巾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红色象征着基督的血。当时小孩子每个星期天上“主日课”时都会戴着红领巾当作一个识别标志。在1917年后,俄共(布)为加强孩子的共产主义教育,设立了少先队,那时候俄罗斯社会以红领巾当作一种光荣,俄共(布)就全盘接收,以红领巾作为少先队的一种标志,并赋予新的含义——红旗的一角。 苏联将俄国传统中的红色占为己有,既增加了苏维埃革命和政权的合法性,也有利于拉近民众和新政权的心理距离,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而言,这种转化手段显然十分高明。

   东正教中的“圣人崇拜”也被苏联的政治宣传所改造和挪用。在基督教历史中,圣人崇拜产生于2世纪时的殉教者祭礼。人们庆祝那些为信仰而死在天国降生并在他们的坟墓上举行圣餐仪式。后来,这种崇拜很快从殉教者和使徒扩展到地方教会的创始主教、传播福音的修道士,被祝圣的处女和寡妇、伟大的神秘主义者,苦行者和思想家等 。早期基督教圣徒崇拜,在罗马帝国西部主要表现为圣物崇拜,而在东部则表现为圣像崇拜。在中世纪,圣徒们发挥着各色各样的社会功能,他们既被看做其所在教区的庇护者,又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英雄以及世人生活的道德楷模,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51]]

   “封圣”则成为教会的一项权力,用以表彰那些殉教者或使徒。东正教也实行对圣人的封圣,使信徒们坚信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向这些“上帝的朋友”祈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地方主教进行封圣。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由东正教各教派的国家公共会议来决定封圣。1574年至1721年的俄国,自彼德大帝创设“神圣主教会议”之日起,俄国教会以这种方式新封了150位圣人。[[52]]这些圣人成为东正教信众崇拜的偶像,发挥了宣传示范的重要功能。

   苏联成立后,圣徒崇拜与封圣仪式以新的方式出现,这就是“大树典型、大立偶像”。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封号、奖励、表彰推出“新人”,树立新时代的英雄榜样,以供百姓学习、效仿。苏联在不同时期塑造了不同的偶像,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建造新世界的工具,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是集体中的一员。[[53]]

   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典型宣传,给“圣徒们”树立纪念碑也是重要的“封圣”手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18年4月15日,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列宁、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斯大林就共同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拆除为沙皇及其奴仆建立的纪念碑和拟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计划的法令》,要求以“新的、能反映出革命的劳动俄国的思想与感情”纪念符号代替原来的标志等。[[54]]列宁所倡导这种纪念性宣传,是对东正教“封圣”与“圣人崇拜”的一种沿袭和创新。与列宁制定的计划相适应,十月革命后不久数十座杰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纪念碑就落成了,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罗伯斯庇尔纪念碑、马拉纪念碑、丹东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彼德格勒的马克思纪念碑、拉萨尔纪念碑、海涅纪念碑等等。

   而苏联最高领袖的雕塑和纪念碑就更多了。如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己受封为“东正教圣人”一样,列宁、斯大林也被封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至高领袖”。这从其众多的纪念碑雕塑中可以看出来。自从1924和1929年列宁和斯大林的首座塑像树立,两位革命领袖各种造型的塑像就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遍布广场、花园、码头、车站、机关、院校,塑像的高度、式样、材质各异,数量之多无法统计。据俄罗斯一个在全球拥有大批成员的列宁像民间统计小组“RU-LENIN”的数据:目前全球4500多个行政单位中有约有6000座列宁塑像,其中3843座在俄罗斯,1252座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有235座,哈萨克斯坦有138座,外高加索和除哈萨克斯坦外的中亚地区有161座,波罗的海三国有144座,摩尔多瓦有52座,全球其他国家共有169座。相比之下,斯大林塑像要少得多,但斯大林像作为列宁塑像中“忠实学生”的陪伴物一度遍及苏联各地。根据俄方资料,全球现存的、有一定曝光率的斯大林像约为140座,其中约80座位于俄罗斯。[[55]]

   为了使圣人“不朽”,更加有利于偶像崇拜,革命领袖不仅广立雕塑,其死后的遗体还被保存并供奉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永远崇敬”的“圣体”。在基督教文化中,尸体是崇拜的对象之一。在雷吉斯•德布雷看来,尸体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媒介,最早把死者遗体引入神圣空间的是天主教文化。“从地下墓穴到大教堂,到中世纪的礼拜堂--圣骨堂,我们看到尸骨‘走出’地下,以骨粒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套装的盒子,升到荣耀的高处。”[[56]]这种遗骸崇拜也被政治文化所转化和利用。在中世纪的法国,国王的遗体必须要展示40天以示尊崇。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俄国的东正教中也广泛存在。“遗体崇拜”是俄国东正教突出的宗教文化。在东正教里,“遵守教规者”或圣徒的尸体、遗骨常常因有神迹而不腐烂。尸体不腐烂是东正教封圣的原则之一,圣徒不腐的干尸在东正教传统中意味着神性的获得。布尔加科夫指出:“干尸崇拜在教义上是以对圣灵与圣徒尸体的特殊联系为依据的,这种联系没有被死亡所破坏。”[[57]]圣徒通过自己的干尸保持着特殊的神性,因此也会得到特别的推崇。按照东正教会的说法,干尸是圣徒的遗骨,作为崇拜之物具有神力、创造奇迹的能 力,具有庇护作用。干尸经常以内部或半公开的形式在教堂里长期保存和展览,供人膜拜。[[58]]由于遗体崇拜的传统在俄国由来已久。革命领袖的遗体供人膜拜出现在苏联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逝后,卢那察尔斯基提出永久保留列宁遗体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被斯大林采纳。在苏共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执意保存列宁遗体,这一做法也受到没有受到民间的抵制。相反,有多达1.2万封的电报和信件飞向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永远保存列宁遗体。1924年1月25日,即在列宁逝世的第四天,《莫斯科工人》周报刊登了3封来信,总标题为《列宁遗体应当保存!》。这3封信都包含了一个请求,即要将列宁遗体存放在水晶棺内,以便能随时目睹伟大领袖的遗容。[[59]]这种传统的做法被苏联所采用。

   (三)对宗教仪式的改造和利用

   苏联的政治传播不仅对东正教的宗教象征物有所挪用和借鉴,对东正教的许多宗教仪式更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俄国这样一个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宗教仪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的政治宣传无法清除宗教的因素,而改造宗教仪式则是最好的选择。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如果真能够清除掉俄国人精神当中的宗教仪式,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没有人再会去献身,没有人去做高于个人目的的服务。”[[60]]实际上,宗教仪式有助于强化和塑造信众的观念和信仰,这一点也以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和利用。

   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有七大圣礼:受洗、涂圣油、受圣职、告解、婚配、终傅、圣体血。各种宗教仪式渗入教徒们的日常生活,俄罗斯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宗教仪式。在东正教神学家看来,宗教仪式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透过“宗教仪式”,教会能够保持和信徒的联系,并对他们施以影响。

   东正教的一些宗教仪式被苏联政治传播所改造和转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正教圣礼中的“告解”仪式。它又称为“忏悔”,当信徒犯错时,可以透过此行动得到赎罪。东正教会规定:七岁儿童以上,需要先忏悔告解后,才可以领圣餐。“忏悔”不独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也有这样的仪式,它源自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根据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忏悔即向神的“告白”。在他看来,人类祖先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偷吃禁果犯了罪,本性从此败坏,既然人性本恶,奥古斯丁就特别强调个人的内心的“善恶”斗争以及良心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我和我自己斗争”的内心风暴,才能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面前,通过忏悔和反省,接受良心的谴责,惩罚自己的罪恶;只有“我与我的决斗”,才能克制使人堕落的肉体欲望,挣脱束缚意志的情欲铁链,净化灵魂的自我,做到安贫、温良、哀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奥古斯丁的思想后来被托马斯•阿奎那所继承,成为基督教道德的理论基石。[[61]]

   忏悔作为一项制度大概始于凯尔特修道院,教士或隐士向他的灵友(soul friend)忏悔开其制度化先河。在西欧的中世纪,教区制度建立后,教会对每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有效的训诫制度之一就是“忏悔”。到12世纪,任何违背教义的罪孽都必须私下向牧师进袒露,不忏悔就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被逐出教会。1215年,拉特兰公会议(Lateran Council)颁布教皇敕令规定,每位教徒必须每年一次向教区牧师忏悔。“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是强化头脑和心灵基督教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心灵的控制起初是教士对教士的控制,后来成为在俗教士对教徒的控制。”[[62]]

   通过忏悔和自我斗争可以实现“赎罪”和“净化”的思想和做法也为俄罗斯的东正教所继承。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能看到这种对“道德主义”和“道德纯洁”的偏好。《路标》文集的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他们谴责知识分子“缺乏宗教感”,呼吁知识分子“自身自责和忏悔”,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方式,知识分子方能获得“新的意识”。[[63]]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虽然不信宗教,却也相信“自责和忏悔”是提高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苏联建立后,将这种“宗教忏悔”仪式改造成“自我批评”,转化为党员自我净化,以及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思想纯洁”和“观念改造”的有效途径。显然,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首创自苏联,早在1928-1929年间斯大林为了统一思想就在党内发起过自我批评运动。[[64]]这种“自我批评”不但包括口头上的“自我解剖”,“向党交心”也包括写日记、写检讨、写悔过书等方式,这些方式全部被吸收转化为苏联的政治文化,成为党员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有利武器。[[65]]这些做法从一开始其实很容易为俄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本来就是从俄罗斯的传统中“长”出来的。

   而另外一个苏联人“发明”的思想和政治教育的方法就是“结合劳动的思想改造”,这同样来自对东正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了使信徒领悟和坚定信仰,基督教有倡导“修道”的传统。最初修道的形式是独修,独修者会到旷野修道,他们就被称为“隐士”。圣安东尼(251—356年)被视为第一位修士,帕科缪(Pachomius)修士则开创团修的形式。他建立了有管理有规律的团体生活方式,让修士们一同进行日课、劳动和祷告。这种修道制度的目的就是帮助修士远离世俗生活,防止可能会变成懒散、怪异的危险。 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将祈祷、劳作和惩戒结合在了一起。修士们的全部生活就是祷告、劳作和日课。通过劳作结合日课进行圣修在中世纪十分盛行。有“西方修道主义族长”之称的圣本笃,建立了圣本笃准则(Rule of St.Benedic),对基督教的修道运动进行改革。圣本笃也倡导通过劳动来进行圣修。《圣本笃守则》第48章:“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士们应在某些时刻进行手工劳动,而在其他一些固定的时间阅读圣经....如果由于地方的需要或清贫要求修士们自己从事收割,他们不应当为此而感到悲苦。因为真正的修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就像我们的教父和使徒所做的那样。”[[66]] 东正教同样主张通过日课和劳动进行修道。早在14-15世纪,在俄罗斯就建造了168个修道院,其中有一些位于白海附近。东正教的这一类“修道院”就是后来俄共(布)党校(苏维埃干校)的雏形和来源。而基督教的日课制度在苏联变成了繁文缛节的政治学习,基督教通过 “劳动”和“苦修”来悟道的做法则变成了后来苏联的劳改制度。 和基督徒的自愿苦修不同,苏联的“苦修”是强制性的,目的也在于改造思想。不过不是将他们改造成基督徒,而是要将其改造为苏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在历史学者程映虹看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时间长久的“新人”工程,这个工程的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塑造新人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它与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存在着相似性。[[67]]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这种劳动改造通过流放和苦役的方式进行。在蛮荒之地“改造”那些思想不正的“异端分子”,苏联对外宣传称之为“阶级敌人的再教育基地”。斯大林时期古拉格(劳改营)遍地。在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看来,这种对知识分子及政治异议者的监禁与流放沿袭了俄罗斯古已有之的传统,许多沙皇时代的改造与惩罚方式后来都应用于苏联的古拉格劳改体系中。[[68]]足见苏联的政治新人改造工程既源出于宗教传统,但又有所转化。

   五、结语

   考察政治传播离不开对政治文化的分析,宗教与文化传统是影响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制度经济学家汪丁丁看来,“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传统是不可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69]]

   事实上,任何新的发明总是在旧的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制度与文化的创新方面,新的发明总是在模仿旧的传统,这也即是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所讲的“模仿律”。在塔尔德看来,模仿是制度扩散的重要机制,“相爱的人互相模仿,反目成仇的人也互相模仿”。[[70]]模仿律的内在逻辑之一是与传统越接近的制度越容易被模仿。因此与东正教政教合一的沙俄传统很容易成为苏联政治传播模仿的范本和对象。

   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模仿契合了现实的需要,也为苏联的政治传播增加了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以往我们总是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是苏共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旧时代的东正教及沙皇专制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它提供的最多只是一种“负面合法性”,[[71]]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沙俄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其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象征性政治”,恰恰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提供了直接的范例和合法性支持。这种形式合法性经过某种变形(转换、掏空和重新植入),再次成为苏联政治统治中正面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历史学家希尔斯指出,在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中,“传统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强大感召力,是由于传统被赋予了神圣或超凡的特质。围绕某一圣物或仪式或神话,能够唤起或激发人们的敬畏之情。”[[72]]苏联的政治传播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通过象征性宣传,将传统合法性和克理斯玛合法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民众和精英一样,无一例外都具有弥赛亚情结,因此苏联对东正教“弥赛亚主义”的因袭和创造性转化,使其在民众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这也是其宣传取得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通过考察布尔什维克对群众的政治宣传,我们就会发现它确实采取了一个神学的框架,这种框架是从俄国社会的宗教传统中内生出来的。也正是由于采用了一种弥赛亚主义的传统方式,苏联的政治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民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情感,成效显著。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2]]〔英〕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2版),殷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琼•奥克•尤姆:《儒学对东亚人际关系和传播模式的影响》,见〔美〕拉里•A•萨默瓦,E•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83页。

   [[4]]〔美〕雷德里克•S•西伯特 (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 (theodore peterson),威尔伯•施拉姆:《传媒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5]]Peter 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1917-192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6]]Lenoe, Matthew,Closer To The Masses: Stalinist Cultu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Newspapers,Bost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ssian ResearchCenter Studies, 2004.

   [[7]]参见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8]]关于法国革命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作过探讨。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革命的剖析》一书中就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论述了革命的一般特征。另一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解释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发生学原理,指出这三个革命同属改造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大众参与基础的社会革命,具有相似的因果关系模式。美籍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中也论及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关性,她认为在暴动、恐怖、历史必然性和绝对主义各个方面,俄国革命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延续。中国学者中也有对法俄革命的比较研究。如赖元晋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法国研究》1989年第4期)就认为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有诸多相近之处,两者是一种历史继承或历史接力关系。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七章)中也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异同,他也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对俄国1917年的革命有重要影响,如列宁提倡的“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是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的战略。不过上述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史和历史社会学方面,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中政治传播的异同及沿袭关系的研究还是相当之少。

   [[9]]〔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13页。

   [[10]]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的时间为1054年。东正教意为东方的“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教会才是由基督所开创的最原始的教会。为了强调这一点,东部教会在自己的名称里头加上了“正”字,自称为《尼西亚信经》中所言“唯一的、从使徒传下来的”教会,故称正教;又因其由流行于东罗马帝国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成,故称东正教。

   [[11]]参见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18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12页。

   [[13]]〔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页。

   [[14]]〔俄〕T.C.格奥尔吉耶娃:《文化与信仰: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15]]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6]]〔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4页。

   [[17]]〔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8]]〔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43页。

   [[19]]〔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20]]〔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4页)

   [[21]]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22]] 程映红:《涅察也夫现象》,《读书》1997年第7期,第49-57页。

   [[23]] 〔英〕伯林,哈代编:《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3-127页

   [[24]]〔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25]]〔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2-143页。

   [[26]] Graber, D. 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aces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Vol. 55, No. 3, pp. 479-507.

   [[2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0-141页。

   [[28]]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29]]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开明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0]]〔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5-299页。

   [[31]]〔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2-44页。

   [[32]]〔俄〕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5-776页。

   [[33]]〔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

   [[34]]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开明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2页。

   [[36]] 〔美〕雷德里克•S•西伯特 (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 (theodore peterson)、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传媒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3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38]]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39]]〔俄〕C .H.布尔加科夫:《东正教》,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40]]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41]]潘国忠:《浅谈圣像画》,原载《公教报》3140-3142期,2007年6月6日,http://theology.org.hk/icon/icon_guide.asp,2015年10月20日。

   [[42]] 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8页

   [[43]]《斯大林坚持不土葬列宁遗体永久保存内幕》,《环球时报》2008年2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2/63589.html

   [[44]]张捷:《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112页。

   [[45]]〔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46]] [德] 汉斯•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前民主德国总理亲历苏东剧变始末手记》,马细谱、余志和、赵雪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47]]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6页

   [[48]]〔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9]]〔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50]]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1页。

   [[51]]林中泽:《试论古代中世纪西方圣徒崇拜的社会功能》,《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52]]〔法〕让•德吕莫,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宗教大历史》,余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84页。

   [[53]] Milkhail Heller,Cogs in the Soviet Wheel: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Trans.David Floyd,London:Collins Harvill,1988.

   [[54]]董斗斗:《〈纪念碑宣传法令〉影响下的苏联城市雕塑》,《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273-274页。

   [[55]]方亮:《苏联领袖塑像的多舛命运》,《凤凰周刊》2013年第4期。

   [[56]]〔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57]]〔俄〕C.H.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3页。

   [[58]] 乐峰:《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59]] 《斯大林坚持不土葬列宁遗体永久保存内幕》,《环球时报》,2008年2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2/63589.html,2015年10月20日。

   [[60]] 转自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61]]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62]]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中世纪的交流和信仰》,见[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编:《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五版),董璐、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3-94页。

   [[63]]〔俄〕M.P.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64]] Lenoe, Matthew,Closer To The Masses: Stalinist Cultu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Newspapers,Bost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ssian ResearchCenter Studies, 2004,P.182.

   [[65]] 参见Jochen Hellbeck,Revolution on My Mind: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tiy Press,2006.

   [[66]][法]让•德吕莫,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宗教大历史》,余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67]] Yinghong Cheng,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p.67-77.

   [[68]]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向社会赎罪”在俄罗斯有长久的历史。至少从十七世纪开始,俄国就有了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国法律首次提到流放是在1649年。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遭到流放。斯大林本人就曾在帝俄时代遭到过逮捕和四次流放,不过后来都逃了出来。参见〔美〕安妮•阿普尔鲍姆,戴大洪译:《古拉格:一部历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16-20页。

   [[69]]汪丁丁:《金融危机、道德自律与转型期文化传统》,《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4期。

   [[70]]〔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美〕E•C•帕森斯英译:《模仿律》,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版社,2008年,第216页。

   [[71]] 周尚文,郝宇青等:《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7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4页。

转自爱思想网,2017-04-17。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005.html

论宗教团体的财团法人资格——以基督教会为例

崔苗

内容提示:本文籍着新自然法学派的法律思想,秉承私法的理念,论证基督教会作为宗教团体的财团法人资格。正文结合事实、法律和道德分析宗教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借鉴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探究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基督教会。我国通常认为宗教团体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如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得法人资格的中国基督教两会,而已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但尚未登记的家庭聚会处所都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国基督教会的组织及其管理依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一个健康的宗教团体须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法人并辅以完善的组织管理才具有生命力。财团法人是因着捐助财产、捐助目的和捐助人为活动而拟定的章程依法设立的法人,它的设立、组织及其管理亦按照我国具有私法性质的民商事基本法律;厘清营利与非营利性,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障财团法人的公益性得以长久。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中国基督教会既有独立的教产,如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更有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如牧师和义工;中国基督教会实为人资两合公益性财团法人。中国基督教会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资格以荣 神益人。
关键词: 新自然法法学、公益性财团法人、组织管理、生命力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提前1:8)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来7:18)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3:19)律法是与 神的应许反对么?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加3:21-22)这样,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3:24)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来10:16)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 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林前2:9–10)

一、何为宗教团体

社会团体法人是指由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从事社会公益、文学艺术、艺术研究、宗教等活动的各类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是非营利性法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宗教团体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一)、宗教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

通常,世界各国法律都对宗教团体取得法人地位的条件做出了类似规定,比如规定宗教团体的设立者的资格、数量,宗教团体的资金、财产,制度、规章等,中国关于宗教团体的规定也与此相吻合,重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66至1976这十年中,中国基督教暂停了一切活动。198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并在第三次全国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时至今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全国三自”,英译名为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缩写为“National TSPM”)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全国基协”,英译名为China Christian Council,缩写为“CCC”),一个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另一个是中国基督教全国性教务组织,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英译缩写为CCC&TSPM),他们不但极具影响力而且是共同为合法登记的基督教会服务的社会团体法人。

1、合法登记的教会

解放以后,我国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办好教会的原则,简称“三自”。1950年7月,吴耀宗等四十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

依照我国《宗教事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合法登记的教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社会团体成立后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有关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称、业务范围、场所和主要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按照其所属于的社会团体的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在该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发展会员。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另外,根据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也应报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在一个法治的国度,势必赋予依法登记的基督教会以法人这一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

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为例,祂由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创建,二十世纪初从私人手中购地建堂,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堂已发展为地处市区、有信徒5000人以上的中国基督徒教会,并经常接待外国来宾进行宗教交流。目前所属教会产权的房屋也在逐步收回,这也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及法律确认教会民事主体地位,保护其私有产权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缸瓦市教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就是该法人的场所;其自有设施、资金及信徒捐赠成为其运行必要的经费并以此为基础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教会牧师、工作人员和义工等集体构成了教会的组织,教牧同工依教会规约有序管理教会,后文会对此进行详述。

2、家庭聚会处所

家庭聚会处所,是基督徒聚会的场所、处所。如今,中国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处所包括在合法登记的基督教会下设立的聚会点和尚未在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登记的聚会场所。前者是指远离教堂,以有信众的家庭为活动地点,以其家人和老弱病残信众为主要成员,人员相对稳定的,在教堂统一管理下的准宗教活动场所。后者如尚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小群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祂们亦有必要的活动经费、场所及固定成员,但是缺乏依照教义、法律和伦理规则而制定的对其自身活动规范的章程。由于法人基于法律赋予组织以人格,故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至今仍无法认定家庭聚会处所的法人资格。

当然,我们也应该正视家庭聚会处所的普遍存在,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推进宗教管理体制改革,从禁止、打压的态度向服务、引导的方向转变。法治、宪政、民主、监督、制衡等早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而其背后的理念与基督信仰、圣经启示和教会传统之间的亲缘性也不断地被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思考体制教会和非体制教会在中国的一大背景。

仍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为例,其下设七个家庭聚会点,如富国里、三里河、鼓楼、马尾沟、东八里庄、万通和百万庄这七个固定活动地点;每个聚会点都有教堂指定的负责人和传道员,这些教牧人员定期参加教堂组织的敬拜活动和会议;各聚会点亦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聚会点的活动本着不扰民不妨碍他人正常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安排,公众在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每月的家庭聚会安排。时至今日,一些家庭聚会点基于信仰和客观实在已发展成具备独立法人条件的宗教团体。

小结:

众所周知,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中国基督徒“自立、自养、自传”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法学是思考后的行动,中国基督教会不会停滞,在耶稣基督独一真 神的引领下追寻真理和光明,祂的爱完全了律法。中国基督教两会是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祂的主席和会长是对应组织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傅先伟长老当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主席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高峰牧师当选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七届会长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 又瑞士民法对于家属财团及宗教的财团,自始即承认其成立,并不以登记为取得法人资格的要件(瑞民法52条)。

事实上,登记与否并不是中国基督教信仰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宗教团体作为何种民事主体?有无清晰的组织架构?其民事法律行为会遇到什么问题?其自身的管理应遵循哪些规则?等等一系列真实存在的困扰确是宗教团体在日常运行中所面临的,迫在眉睫须果断处理的现实问题。

(二)、宗教团体的组织管理

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在于发展“自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本国土壤中生根,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从各国教会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建成适合我国社会发展、并对普世教会有贡献的中国教会。 确认宗教团体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组织结构。法人的各个部门就是法人得以运行的肢体器官,一个健康完善的机构设置才能有效保证法人的长期发展。

1、教会的组织

《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是基督教会这一宗教团体的规约。设立教堂、聚会点的条件,协助建设的部门,主持堂务、牧养信徒的圣职人员等组织事项要符合规定;教堂建立堂务管理委员会这一组织时,至少应由七人组成,聚会点设立管理小组至少由三人组成。堂委会作为管理机构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堂委会成员由主任牧师、教牧人员和一定数量的信徒代表组成,这些成员由于与所处教堂关系密切,对所属教堂和信徒也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因地制宜地让他们组成教会最高权力机构是简单有效的方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规定三自爱国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主席为该会法定代表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为该会的常设执行机构;与此同时,全国性教务组织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章程与其相得益彰。

实践中,很多教会都由牧师等教务人员作为主导,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们作为长期供职于此的工作人员,很多日常工作都只能由他们来办理,并且作为信仰的传播者,他们也受到信徒的普遍尊重和信任,然而当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民主、公正遇到挑战时,这样的管理模式就会产生问题,引起信仰危机,故扩充堂委会的成员构成是必要的。这样,在实际管理运行中是否还需要参照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设立监事机构呢?其实,不论是出于精简机构设置的目的,还是权力配置的需要,教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并不是必然需要独立的监事机构的,行使监督权的人可以是堂委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人,这样不仅有利于民主,同时简化教会日常决策和管理的流程,在堂委会开会中提出相应的反对意见,简单直接地影响决策的生成。

2、教会的管理

建国初期乃至80年代恢复敬拜初期,我国教会发展普遍滞后,多为牧师和主要教务人员处理教堂日常事宜,缺乏一定的管理经验,这是明显存在隐患的。一方面,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必须有明确的权力分配和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建立民主透明的体制始能促进法人长期发展,符合社会团体建立的初衷。圣经《马太福音》20章25至28节记载: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2004年,国家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施行。悉数至今,亦有荏苒十年,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据此,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章程对其资产管理、使用原则亦有一致的规定;已合法登记的教会更是对教堂的管理详尽规范严格遵守,并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市教堂和信徒的实际困难,推行基督教“以堂带点”的管理方式,如前所述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例子;又有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基督教堂的例证,其在管理方面已形成初步的制度体系,如:基督教堂章程、教务工作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门卫制度、安全防火制度等。当一个教堂的管理符合信仰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堂委会应该以信仰为基石完善其运行制度,通过高水平管理来服侍信徒和教堂兄弟姊妹,荣耀上帝!

小结:

一个健康的宗教团体须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法人并辅以完善的组织管理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基督教两会、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家庭聚会处所作为信徒聚会,以信仰传播、沟通和交流为基础的法人,应当明确自身的组织结构,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健全其机构设置,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二、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

秉持传统民法的分类,私法人是由私人依照私法并以私人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法人。财团法人则是大陆法系因着法人内部结构的不同对私法人做出的重要分类,祂是因着捐助财产、捐助目的和捐助人为活动而拟定的章程依法设立的法人;祂的设立、组织及其管理亦按照《公司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世界各国法律都一致认定财团法人是只能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下文以中国基督徒发起设立的爱德基金会为例尝试借鉴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

(一)、财团法人的设立

当今境外公司法确认的公司设立原则主要有许可设立和准则设立两种。 依许可设立原则,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并经政府主管机关批准方可设立;而依准则设立原则,法律只对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作出规定,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公司不必经政府主管机关批准而是由公司登记机关直接注册登记为公司即独立的法人。

1、设立目的和准则

财团法人的设立目的是从事公益事业即非营利性活动,其设立准则依特别法如公司法和一般法如民法的规定。财团法人之设立行为,系为一定目的而依移转一定之财产或负担财产权移转的债务,以设立法人目的的单独行为。 财团法人多以捐献、遗赠或遗嘱继承的财产为基础,当法人成立之时,设立人与法人脱离关系,故此设立人并不是法人的成员,如股东;这类设立行为实为单方民事行为,最终决定了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目的。

以爱德基金会(The Amity Foundation)为例,其成立于1985年,资金来源多为基督徒、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捐助,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该组织旨在促进中国的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爱德基金会作为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最高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并已合法登记在江苏省民政厅。区分设立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关键点就在于,前者成立的必要条件是设立人给付财产的行为,而后者社员的出资义务并非法人设立行为的要件。据此,该基金会若符合财团法人的设立基础和准则,日后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

2、设立程序和行为能力

如前所述,财团法人依特别法如公司法和一般法即民法设立,因其非营利性可依准则主义设立,设立公司时满足公司法的必要条件,在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情况下,不须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即可由公司登记机关直接注册登记为公司。财团法人在设立时,该法人就没有任何权利从事营利性活动,其设立人又早已与法人脱离,这样更没有被分配利益的股东或是成员。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第六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以上法律及条例皆依据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份神圣宝贵的财产,登记与否、在哪登记最终都不会改变祂的所有和使用权能,更无法阻止其发挥实现幸福的价值。

(二)、财团法人的组织管理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已逐步进化出一个公认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公司设立和运行时的重要组织架构,其不仅明确了公司所有者(股东)对公司的享有的权利,也解决了公司内部权力分配及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问题。厘清营利与非营利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障财团法人的公益性得以长久。

1、人员、机关及设立章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私法以意思自治、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为滥觞,财团法人的组织及管理,由捐助人拟定章程。非营利性目的是章程的灵魂,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和管理方法与其所要从事的公益性事业中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息息相关,其依据是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侵权责任法、亲属法和继承法、知识产权法和公司法等私法。

财团法人是没有意思机关的他律法人,应设立董事,通常捐助人自己任董事,这里的捐助人即可是自然人亦可是其他营利性法人;监督机关是财团法人必设的另一机关,因其重要性,监事可选任或指定德才兼备责任心强的专业律师等热爱生活的人士担当;最后,设民主会议作为常务机关处理职员的选举任免、财产的用途支配等为受益人落实权益的日常事务。

2、董事行为及法人目的变更

财团法人的管理人,只能以其身份代理法人行使财产所有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为了防止其委任或指定的董事的专横行为对财团做出特别保护,同时,考虑到为财团法人实现其公益事业目的遇情势变更后难以达到目的,亦有必要在章程中做出规定。如董事违反捐助人所定章程或法院补充之章程,均得由法院宣告无效,且自始即为无效。 董事违反捐助章程的行为由其个人负完全法律责任,以降低风险保护交易安全。原来财团之目的,一旦由捐助人捐助章程指定后,则不能变更。然其目的不能达到时,苟非变更其目的,则财团即归消灭,为维持公益时,不若继续维持其财团。 这样,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目的是其生命的本源。
仍以爱德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不但拟定了严格的章程并具有发展全备的组织机构,如设立爱德基金会董事会,董事下设秘书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下设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爱德香港、上海办公室,而资源发展中心、项目管理中心、研究发展中心、社会服务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并设秘书长办公会议之下。依照我国宪法及民商事基本法对市场经济的规范,爱德基金会完全符合财团法人的设立目的和准则,在今后的运营中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能保持其公益事业的长久性。

小结:

财团法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其设立人出资行为完成后即与其完全脱离,这决定了财团法人区别与其他社会团体法人的一切特征。而因着非营利性,财团法人的管理人以代理人的身份对捐助的财产依章程从事公益事业,使得其对国家的法治、教育、经济文化、宗教信仰起着积极的作用。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财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健康其人格特征。

三、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基督教会

准则主义使法人的设立与主管机关脱离关系,法人的设立只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而这些要件中不包括与主管机关有关的许可,只需再到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法人资格就取得了。 给予中国基督教会财团法人资格,自主管理、独立核算,促使其更好的从事公益事业,完成其爱国爱教的使命。

(一)、独立的教产

教会是独立的法人,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绝对权,任何其他组织不应对其财产进行控制。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客体,基本上为非生产资料性质的物质财富。因为,财团法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扶持或从事学术、科学研究、宗教、慈善等事业,而不是为了营利,所以,财团法人的财产设置,基本上以非生产资料性质的物质财富为主。 现今,教会是否可有类似于股东大会的所有者权力机构、捐助人是否可有类似股东的决策权呢,这就要分析教会的财产来源,现主要包括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

1、固有奉献

中国基督教会的固有奉献,有如福禾甘露,来自爱的祝福和恩典,主要包括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家庭聚会处所的动产如: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类设施等。对于教会的土地,应按照国家法律,如宪法和民商事基本法确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除土地以外的其他不动产,已经确定退还的应该属于宗教不动产范围;没有退还而宗教团体主张权利的,区分情况予以解决:若是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所有,且符合宗教自养政策,则也要归其所有,宗教事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不予承认其正当权利;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就不属于其合法使用或所有的范围。

事实上,对于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团体法人,财产是不具有利益分配的可能性。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社会团体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教会对其自有财产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支配,也没有所谓的教会所有者,因此股东会是没有存在依据的。

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贴后3:13)显然,从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特征来看,教会更是不能设立诸如股东大会这一所有者权力机构,而是成立堂委会或事工小组这一类民主议事机构依章程落实捐助人的公益目的;捐助人更没有股东的决策权而是作为董事以代理人的身份依法实现教产的所有及用益权能。中国基督教会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自身需要的组织管理方案是为晧的。

2、源来捐赠

中国基督教会的源来捐赠,好似荒漠甘泉,是光明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主要是以各种动产为主,如敬拜用品、工艺品、文物、知识产权、非营利性目的的宗教收入等各类好意捐赠。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所做的规定如下:“……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这里的合法财产、收益多为不动产形式,这种奉献行为多数为不记名,而且并不是以投资为目的获取所有者权力,因此奉献行为更近似于信徒个人对教会的无偿赠与,信徒不会因此享有对教会的所有权。

基于财产,物而产生的人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我们作如下思考。信徒是否应该对教会的管理事项享有表决权,信徒是否进行了奉献,是否在本堂受洗,是否经常于本堂礼拜,是否参加服侍,这些因素又是否会影响到其参与教会事务的权力呢?由于实践中很难准确赋予每个信徒享有的相应权力,而且也没有产生权力的基础,故信徒不能享有表决权。以信仰为基础的教会,可以宽泛地接受所有基督徒均是其成员的概念,但是无法全面实行信徒参与表决的制度。当然,通常教会接受信徒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提出建议,越是规模较小的教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箴言3:27)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6:3-4)我们的基督是元首,教会作为身体,遵循主意立志行善,既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法人亦不同于公司的财团法人治理结构,祂依拟定的章程和耶和华的公义律法生生不息!

(二)、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

目前,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的圣职人员和经当地教务组织认可的传道员统称为教牧同工。圣职人员包括:主教、牧师、教师和长老;传道员包括参与讲道的执事和义工。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弗4:7)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4:11-12)按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第19条的规定,教牧人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身心健康;具有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及敬虔的灵性生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见证;对基督的奉献心志及为教会服务的经历;爱护信徒,为大多数信徒所爱戴;爱国守法,在教内外有好名声。坚持三自原则,团结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对不同信仰彼此尊重。”后文主要论述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教会的法定代表人牧师和民主会议成员的义工。

1、教会牧师

按照前文论证私法的理念和法律具体规定,各地教会的主任牧师即是具有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基督教会的法定代表人。祂的圣职工作包括负责教堂各项事工,管理教堂及下设的家庭聚会点,主持圣礼,牧养教导信徒的圣职人员。

目前,城市教会的牧师已陆续接受正式的 神学教育以及宗教学专业相关方向的研修,如在北京的燕京 神学院、上海华东 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 神学院等神学教育机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8条规定:“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对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设立宗教院校的报告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事实上,中国 神学院的招生培养应该按照学位来划分,并在各个综合性一流大学下设宗教专业学院,为培养圣职人员创建更完善的条件。故此,我国宗教专业教育必须改革以配合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教会,这也是中国信仰的迫切需要。

2、教会义工

义工(Volunteer),本质是服务社会且“自愿、利他并不计报酬”, 中国基督教会的义工是耶稣的好朋友,他们是财团法人所需要的事工组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15:13-14),耶稣基督捐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宝血,并以此与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的教会完全符合财团法人资格。

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义工为例,担任义工服侍工作必须是已受洗的基督徒,他们自觉遵守《义工服侍守则》籍着教会在世做光做盐。教会现有服务组、诗班、圣餐组、奉献组、青年组、音像组、投影组、文字组、探访组、基建组、医务组、主日学、同声传译等二十几个义工小组。在长期的事工活动中,这二十几个义工小组结合教会的规章制度细致制定了《各服侍组服侍细则》,目的是更好地适应信徒人数不断增多、义工队伍逐渐扩大、服侍要求随之提高、福音传播这一使命日益迫切的现实需要。

小结:

中国基督教会既有独立的教产,如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更有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如牧师和义工;中国基督教会实为人资两合公益性财团法人,祂虽是宗教团体却更是财团法人,牧师和义工是其管理者,章程和义工服侍守则是其自身管理应遵循的规则,藉此使其民事行为和民事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

结论: 中国基督教会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资格以荣神益人。

我们常常讲信仰,常常讲法治,因为什么?有了信仰!因为什么?有了法治!有了信仰,才有众人的善,才有权力的有序分配;有了爱和义,才有法治! 中国基督教会应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的资格,这样一方面促使中国的宗教专业教育蓬勃发展,一方面为科学健全的思想提供实践的平台,荣神益人!

参考文献及网站:
一、著作类
1、《和合本圣经》(Chinese Union Version,1919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1989年。
2、史尚宽著:《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3、孙宪忠主编:《民法总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4、王保树、崔勤之著:《中国公司法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最新修订第3版。
二、论文类
1、曹圣洁:《在“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2006年11月30日,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原载《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2007年3月出版,第9-24页。
2、王艾明:《自治:中国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设计》,来源:共识网,2013年5月23日。
3、孙宪忠:《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和宗教财产归属问题初探》,载《中国法学》,1990(4)。
4、罗昆:《财团法人的设立原则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冯玉军:《中国宗教财产的范围和归属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2(6)。
三、网站
1、中国法学网
2、中国基督教网站
3、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网站

“福音时报首发”
转自福音时报
http://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36067

从一份行政诉讼判决书看《宗教事务条例》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徐玉成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宗教事务条例》

2016年3月17日,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发了一篇《李鹏与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一审行政判决书》一文,披露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一份一审行政诉讼判决书,从这份行政诉讼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因为《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存在着法律阶位低,立法缺少法律依据,其具体条款与《宪法》原则不相符合等一系列硬伤,在行政诉讼中很可能会经常处于被诉的地位;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根据《条例》具体条款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行为,将成为行政诉讼的重要标的和靶向。

引起此案的原因并不复杂。基本事由如下:

广东省东东莞市宗教事务局于2015年9月8日对原告李鹏作出《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认定原告在东莞市塘厦镇的非宗教活动场所内以”中福万民教会”名义组织、举行集体宗教活动,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的规定,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相关非法宗教活动。

李鹏不服东莞市宗教事务局对其宗教活动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向东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政府撤销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这一错误的行政决定。东莞市政府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宗教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

李鹏不服东莞市人民政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东莞市政府作为共同被告,于2015年11月19日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在诉讼书中依据《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不但把市政府、市民族宗教事务送上了法庭,而且在诉讼书中也把《宗教事务条例》违宪性以及具体条款的合法性与否推上了被诉的地位。

原告李鹏在诉讼书中诉称,被告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认为原告在东莞市塘厦镇新园大厦A座804室的正常的基督教家庭聚会属于在“非宗教活动场所内”以“中福万民教会”的名义组织、举行集体宗教活动,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的规定,故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相关的“非法宗教活动”。原告认为,这种作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8条、《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等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是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

理由如下:

第一,《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上述规定在法律上的含义是:公民的宗教信仰,它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任何人、任何国家相关和社会团体,都不得干预或强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都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在涉及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上,它意味着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根本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才能设立,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一个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世俗的法律只能管人的外在行为而绝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活动。法律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并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最多,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可以在公权力机关备案,而完全无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否则,公权力机关的行为构成干涉或歧视受《宪法》第36条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违法之举。《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证实:“对基督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第二、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也只是规定信徒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这里的用词是“一般”而不是“全部”、 “统统”、 “所有”、 “一律”等词语。这也就是说,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对待,不要求信徒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全部、一律、毫无例外都必须到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有些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也可以不到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故东莞市宗教局所依据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第43条显然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33条,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与精神。《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国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根据中国《立法法》第87条和88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第43条予以改变或撤销,因为这三条行政法规的规定超越了权限,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综上,原告认为,东莞市宗教事务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属于适用依据错误,是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原告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市宗教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原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15年9月8日向原告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

从上是原告诉讼书的内容。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行政的立场来看,原告不服东莞市宗教事务的行政处罚通知,主要是通知中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条款作出的。而这些条款的具体内容严格来说,是不符合宪法第36条以及相关国际公约有关规定的,违反了《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确实存在着下位法否定上位法的事实。如果从司法公正、法院独立审判的角度来说,应当原告李鹏胜诉。但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却判决东莞市宗教事务局胜诉。这个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判决原告胜诉,倒会成为全国司法公正的重大新闻。在当今形势下,我们能理解法院的考虑。

1、尽管《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尽管我国《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是,我们国家至今并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和违宪审查制度,对于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否违反宪法,没有一个权威的认定和纠正措施,所以,原告作为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书中提出其违反宪法的理由,法院没有必须采信的义务,可以不予采信。所以,法院就以“《条例》仅要求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行登记,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因此,原告提出的上述的理由不成立”的判决搪塞过去,没再涉及实质内容。

2、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到现在,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虽然提出了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要求,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把作为下位法的《宗教事务条例》遵照依法治国的要求进行清理。所以,该《条例》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仍然具有行政规范作用。法院即使认识到,《条例》具体规定条款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预设相关限制条件和限制措施的作法本身就违反了上位法的原则,但是却无法排除《条例》当前还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3、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改革仍然在路上,法院即使认识到《宗教事务条例》确实有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但是,仍然不能独立依法、依宪进行审判。所以,必然依据《条例》的有关条款作为唯一排除原告的诉讼理由,而不会以《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作为判案依据。所以,法院必然会作出有利于东莞市政府和东莞市宗教事务局的判决。
4、如果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起诉理由,判决东莞市宗教事务局的行政行为的无效而撤销,就等于宣告《宗教事务条例》的违宪性、违法性是成立的。在司法不能独立的今天,东莞市法院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我们从本案的诉讼中可以看出,法院如此无视原告的诉讼理由,无视宗教活动本身没有违法的事实,只是在没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宗教活动,就按照《条例》的具体条款干预宗教活动,无论宗教活动本身如何如法如律,都可以被认定整个宗教活动是违法的;无视《宪法》、《立法法》和我国政府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中关于要求缔约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保障相关承诺,只依据不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出台的《条例》作为唯一法律渊源进行宣判,似乎有不顾事实,削趾适屦,强词夺理,无视正义,枉法裁判的嫌疑。我们看到,原告李鹏的诉讼书,根据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据上位法大于下位法的常识,论述精湛,出言有据,处处占据法律制高点,提出《宗教事务条例》先天不足的要害,被告在诉讼中只依据下位法的《条例》有关条款进行答辩,实在无任何招架之功,在法律根据和法律道理方面不占上风。在此案中,法院判决中说的“《条例》仅要求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行登记,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因此,原告提出的上述的理由不成立”的理由十分牵强。所以,东莞市宗教事务局虽然赢得了官司,却是输给了法律、法理、司法公正和司法正义,是不能服众的。随着全国人民和全体宗教界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提高,人们会遵照《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会思考《宗教事务条例》的缺陷及其合法性,如果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避开《宪法》、《立法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只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条款规定行施管理权,一旦产生纠纷,每次诉讼都会以《宗教事务条例》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当作诉讼对象,如果人民法院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不如法的行政行为一味地进行司法维护。那么人们会想,政府与法院只将下位法的《宗教事务条例》奉若神明,而把《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最高原则弃之如敝屣,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失职行为。从本案上来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提高,认识到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的道理,长期以往,政府即使赢了官司,但是却输掉了人心,使司法和法律蒙羞。如此以来,在宗教问题上,司法公正将荡然无存,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面临严峻挑战。对宗教界来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面前,好像画饼充饥一样,是宗教界人士心中深深的痛,这种现象是宗教界不愿意看到的,更是党和人民群众是不愿意看到的。

我坚决相信,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下,无论是谁,违宪行政和违宪判决都是不能长久的。依法治国的伟大光辉一定会普照神州大地。

感谢作者赐稿,载于“宗教法治”2016年春季刊,转载请注明来源。
转自普世社会科学网

从郭子仪到席胜魔、从福音入晋到庚子教难——话说家乡山西(应县)教会历史(上)

刘盐约 盐约之声

按语:又到回乡探亲时,心里充满了激动。我的故乡在山西晋北黄土地上,具体是在雁门关外塞外高原桑干河畔。因在雁门关外,故而这块土地被称为雁北,分布着大同朔州两个地级市和十三个县(区),人口数百万。这里毗邻内蒙古大草原,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和紧张对峙状态。山西这块土地历史上饱受战乱饥荒等蹂躏,然而上帝的福音也通过多种方式临到这块四面环山而封闭狭隘的土地。笔者2014年7月探亲回家,在家乡应县教会教堂曾住过几天,当时是参与一个青少年营会的信息分享,在闲暇之余考察了福音传布家乡的一些状况,访问过几位老信徒。但由于资料有限,只能写一个轮廓出来。尽管如此,仍然能看到上帝之手在家乡的伟大作为。这是家乡教会历史系列之一,从景教入华写到庚子事变。以下内容由曾经所写的两部分文字组合而成。


我的家乡应县位于山西北部,黄土高原北端,靠近五台山和北岳恒山,再往北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曾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历史上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先后都从这里进军挑战中原王朝,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早期把大同(当时称为平城)作为首都。鲜卑人留下了大同云冈石窟,契丹人留下了应县木塔,然后消失在历史舞台中。家乡的佛教气氛非常浓重。

谈家乡应县的教会历史要放在整个山西教会历史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在此稍微提一下基督教发展历史。主后一世纪,基督教信仰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兴起,并借助教会的宣教活动向东南西北各处扩展,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并延及周边地区。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在西亚的一个宗派把福音传到了位于东方的古老中国,唐人将这一西来的信仰称为“大秦景教”。据正史记载,安史之乱时,有景教宣教士在山西名将、后被封为“汾阳王”的郭子仪军帐内任军事参谋,协助郭子仪平定叛乱,受到朝廷嘉奖。有人推测,郭子仪家族成员里有基督徒。但景教仅局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没有在民间扎根。加之景教教士在宣教策略上过分依赖佛教词汇而失去了自身特色。因此,当845年唐武宗发动灭佛运动时,景教受到牵连,从此在中国一蹶不振。

扎根于民间的山西教会历史要追溯于19世纪70年代末。福音入晋和当时发生的一件大事紧密相关。1876(清光绪二年)华北五省(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和陕西)发生严重旱情,并引发大饥荒,持续到1879年,饿死人口达一千万以上,非常惨烈。史称“丁戊奇荒”。由于以山西河南两省最为严重,又被称为“晋豫大荒”。经历过1960年大饥荒的我爷爷生前曾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光绪初年经历过一次大饥荒,差点被饿死。爷爷所说的应该就是“丁戊奇荒”。 

大饥荒却为福音入晋提供了契机。当时西方各差会和宣教士积极展开赈灾活动,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线的饥民。第一个进入山西赈灾传教的宣教士是英国公理会的李修善牧师,他所接的果子之一是带领了乡村秀才席胜魔(公元1835-1896年)信主。在今天的山西教会,说起席胜魔牧师和他的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席胜魔是山西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也是山西第一个被正式按立的牧师。席胜魔牧师信主前名叫席子直,是一个秀才,又是一个烟鬼。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受到民间鬼神宗教的影响,对死亡和阴府充满恐惧。直到有一天,他在科举考场外被李修善牧师发的福音单张吸引而认识了主。信主后,席胜魔不仅自己戒掉了鸦片烟瘾,还广建戒烟所帮助救治大量瘾君子并借此传布福音建立教会。后来和内地会紧密配搭取得了不凡的福音成果。 

继李修善之后,以“上层路线”和文化宣教著称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从山东来到山西投入赈灾活动,并展开社会调研了解山西风土人情,还向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进言。紧接着是戴德生的内地会进入山西。各差会宣教士们通力合作,在山西赈灾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也获得了山西官绅和民众的高度认可,为以后的福音事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与此相反,河南官绅就对宣教士防范甚严,拒绝宣教士进来赈灾。

内地会在山西城乡基层地区广泛地开展福音工作,李提摩太则广泛结交山西各级官绅,对这些知识精英进行基督教信仰的启蒙开导工作。1905年李提摩太还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在太原创建了山西大学。山西忻州有一座百年教堂叫“福音堂”,前几年陷入拆迁风波,就是李提摩太所建的。 

19世纪末期,来自北欧瑞典的一批宣教士跨过雁门雄关,来到了山西北部,广泛地传播福音,建立教会。有位老信徒告诉我当时内地会把山西雁门关以北的禾场划分给瑞典国的宣教士进行福音拓展,因此山西北部一带受瑞典宣教士的影响很深。瑞典宣教士到达大同之后,进一步把福音工作推进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而我的家乡应县就是在这时候由瑞典宣教士传进福音建立教会的。我手头掌握的资料不多,最近上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书《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讲述了瑞典宣教士在20世纪初来华献身在偏远的云南、山西等偏远地区传福音的感人事迹。

宣教士进中国,不仅仅是传布福音,还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关怀工程,办医院、建学校、盖戒烟所、废除裹脚陋习、倡导男女平等等,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宣教士给山西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天山西教会的兴旺与此也很有关系。尤其是山西南部的临汾、中部的太原和北部的大同福音最为兴旺。 

但宣教士们来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并很快被满清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切和洋人有关的人事物,教会首当其冲,遭遇第一次大逼迫,尤以山西受祸为甚。因为时任山西巡抚是属于太后党的满清守旧官僚毓贤。在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到处抓捕宣教士和基督徒,大肆杀戮,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

义和团变乱只持续了一年多,大逼迫之后教会反而更加兴盛,基督徒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更加坚固!

从“汾阳王”郭子仪(主后纪元8世纪)到一代圣徒席胜魔(主后纪元19世纪)跨越了11个世纪,长达千年之久。这中间也穿插了元代“也里可温教”(蒙古人对景教天主教的统称,意为“蒙福之人”)的入华和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入华。但真正让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的是1807年新教的入华传布。

古老的东方大国,上帝并没有忽略!宣教士们前仆后继而来,流血流汗流泪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是带着基督的爱而来!正如经上所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 5:14-15】

2014年7月24日 写于家乡教会教堂,2017年1月23日修订


按语:春节之前连续三次发布本人所写的关于家乡教会历史的叙述,本文是其后续,补充了一些资料,原题为“家乡山西的教会历史故事——福音入晋与庚子教难”,再次看到当年西方宣教士的辛勤耕耘和对中国人的关爱。读史可以获得智慧,读教会历史亦然。

(火车穿越太行山时自拍窗外景色:那一片黄土地……)
按语:我的故乡在晋北黄土地,雁门关外,毗邻内蒙古大草原,作为离家在外的游子每次返回故乡总有一番感想……

【家乡土故乡情】火车经停太原,家乡就近在眼前了,再向北翻越雁门雄关就快到了。两年前家乡应县火车站得建成通车,使得太原和大同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两个小时。这列k892次列车始于杭州,终点大同,把这两座江南古城和塞北古城连贯在一起。火车开到石家庄,调头西进,经过连绵不断的隧道穿越数百公里太行山脉,就从华北平原跨进了黄土高坡。前沟万壑的黄土地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无声地述说着沧桑变迁的中华历史。

山西是中国教会数量和基督徒比例较高的地区之一,这和近代西方宣教士的辛勤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新教福音入晋,是在清光绪初年(1870年代),当时华北五省发生严重干旱,引发大饥荒,尤以山西为烈。当时还呆在沿海地区的宣教士们动员一切力量开展赈灾,也由此进来了内陆省份的传道之门。宣教士们的赈灾获得山西巡抚官绅和百姓的赞誉,无形中也为宣教是在山西得传道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氛围。其中以李提摩太和戴德生的内地会为佼佼者。

宣教士们也塑造了山西教会一个传奇人物——席胜魔――清朝的秀才,民间宗教的恐惧者,生命虚空的彷徨者,嗜好鸦片的上瘾者,因着宣教士在科举考场外发布福音单张和征文比赛而得以认识福音认识耶稣,生命完全被更新,并成立天招局帮助人民戒除鸦片,传布福音,建立教会。

1900年农历庚子年是一个转折点,华北地区发生了“庚子之乱”,起因是满清顽固派煽动义和团民粹运动,盲目排外,最终祸及中华,很多宣教士和基督徒跟着遭殃。时值满清守旧派山西巡抚毓贤主政山西,此人卖力执行慈禧的方针,利用诡计于这一年的7月9日在太原对西方宣教士及其家属和中国基督徒大开杀戒,连妇孺都不放过,并波及山西全境,致使数百宣教士和上万基督徒殉难,是为"山西教案"!

但是敌人的屠刀并没有吓倒教会,殉道者的血反而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经此惨烈的庚子之乱,李提摩太认识到,古老中国人的愚昧愚妄,不仅需要灵魂的拯救,也需要心智的拯救。由此开启了著名的文化宣教之路。庚子乱平,宣教士李提摩太出面筹款创建了山西大学。
福音在山西由南向北传布,19世纪末一群来自瑞典的宣教士翻越雁门关,来到山西北部传布福音,接着推进到更为靠北的绥远,即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呼市一带。我的家乡应县曾有一座瑞典宣教士建的木结构教堂,可惜多年前被一拆迁书记拆了。教会几经努力,还是没有保住此教堂,痛心!但福音的种子已经扎根在这块黄土地上。

写于2016年8月23日 地点:k892次列车上

中世纪的教会宪政——基督教政治哲学

王怡

贵族分封制,以及教会与君王的二元分离,在中世纪后期绝对君主制兴起之前,是欧洲中世纪对于君权的两重制度化的剥离和限制。尽管这还远不能称之为宪政制度,但和新教伦理带来的有确据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样,都是对后世宪政主义形成有重大价值的资源遗产。不过除此之外,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确还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之为宪政制度雏形的“教会宪政”。教会宪政在起源上甚至比英国的虚君宪政还要早。

教皇君主制

从5世纪开始,教皇在教会内部开始被赋予君主般的地位,形成了教皇君主制的理论。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被认为是创立了初代教会的使徒之首。圣经记载耶稣对彼得说:“你牧我的羊”,又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反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1 .根据这两段经文,彼得被教会认为经耶稣授予了“释放与捆绑”的权力。后世的教会认为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是一个在地上与君王分庭抗争的精神权力的中心。而教皇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

2.几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部,通过对罗马法的继承逐步发展出了教会法。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形成了近代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到格里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动“教皇革命”之后,一个教会国就形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居然是教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而受教会法治理的教会,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3.教会国内部的政教分离.一个教皇统治下的“国度”,似乎理所当然在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但同样令人诧异的是,罗马教会偏发展出了一种内部的政教分离模式。教皇利奥一世一方面主张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具有君王般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教皇”是一个公职,教皇继承的是圣彼得的职位,而不是使徒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这就使教皇的职位开始“世俗化”,和君主制有了迥然的不同。因为君王继承的显然不是一种职位,而是一种神圣的血统。如果上一代君王是神圣的,是上天之子,那么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的君王也都是神圣的,都是上天之子。但利奥一世的理论却在一种非世袭的“君主制”下,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政教分离的宪政模式。到了1140年编纂的《教谕》,这种对教皇公职的性质区分有了更完整的阐释。

4.教会法学家们提出了一对重大的概念,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圣品权力是一种神圣的和精神性的权力,所有主教都具有这种权力,它来自使徒传承所递交下来的神恩。统治权力则是一种世俗的、行政性的权力,来自教会(或其中一个教区)的授予。所有主教也都享有统治权力,但教皇经过主教会议选举产生,他的统治权力来自于整个教会共同体的授权。

5 .教皇的统治权力是最高的和“充分”的。换句话说,教皇尽管同时具有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但在教会内部,教皇这个职位只是一个CEO的职位。在同样具有圣品权力的主教中间,他并没有高出他们的神圣性。在同样拥有统治权力的主教中间,他的统治权力也不是独占性的。

对两种权力各自来源的区分,意味着教会内部政教之间的某种分离。防止道德范畴的权威与行政权威混淆的后果。而统治权力的来源(选举和授权)和各教区的相对独立,又暗含了契约论和联邦主义的因素。

主教会议至上

与教皇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观点相对应,中世纪教会中开始出现主张教会共同体至上的观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近代各种社会团体出现之前,教会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共同体组织。也是唯一一个游离在君王国权柄之外的共同体。法学家们将教会视为一个“信仰者的团契”,认为这个共同体之整体,高于任何领导或代表这个团体的个人(甚至高于彼得)。可以从中看到来自罗马法中的社团概念和古希腊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观念来自基督信仰本身,教会将信徒看作归于基督的主内肢体,与神的相关联,使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与神同在的全体。神的维度,使教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感。在教会共同体的观念下,罗马教会的法学家还发展出了“代议”的理论,作为主教会议推选教皇的解释。

6.12世纪的教会法中,已发展出“主教会议”是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如果加上上述圣品权力与统治权力的区分,几乎可以得出主教会议高于教皇的结论。中世纪主教会议至上的理论和实践,甚至比英国古典议会的传统更早,也一直被公认为是代议政体的主要起源。

7.但是到底主教会议和教皇,谁才是最高的主权者呢?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注意到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提出“教会宪政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一种混合形式。

8 .阿奎那也认为:宪法应该将一种受节制和选举的君主制,与贤明的贵族制,以及允许所有阶级经民众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制结合起来。

9.之后教会法提出一个混合的观点:“教皇在主教会议中,权力大于他在主教会议之外”。对比几百年后英国立宪政体所确定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主权原则,几乎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翻版:“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parliament),他的权力大于不在议会中时”。代议制在中世纪能够酝酿出来,本质上和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有关。古代的一切政权几乎都是某种神权政治,而神权政治下不可能产生代议思想。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背景下的神权政治之处,是新约以纲领性的新约,取代了旧约中包罗万象的旧律法。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人行公义的失败。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替罪人成全了律法。从而在政教分离的思想下,基督教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从此交给了恺撒的法律,只把一个“爱神与爱人”的圣洁使命留给了教会,而教会被视为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教便为教会内部建立在一种非世俗的代表权柄之上的代议政体提供了可能性。

10.到15世纪,教会曾掀起一场“主教会议至上论运动”。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两个革命性的公告,宣布主教特别会议而非教皇,享有对教会内部事务的至高的权威。主教特别会议并应该4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个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中世纪教会宪政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像英国古典宪政主义那样有辉煌而牢固的成就。但它甚至比英国更早提出和尝试了一些对宪政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和原则,正是这些概念和原则,一步步构成了今天立宪主义的基础。

11.此文只考察中世纪的教会治理。改教以来,清教徒的教区自治和长老会模式,对近代宪政体制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和祝福。这部分另文再谈。

注释:
1《新约•马太福音》16:19.
2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P243,三联书店2003年。
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P124页。
4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钱永祥《个人抑共同体——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纵欲与虚无之上》,P153,三联书店2003年。
6 同上,P158.
7 霍斯费尔德《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施米特与政治法学》,P355,上海三联2002年。
8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译本,P62.
10 同上,P345.
11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2-P12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6-2-9于堪培拉,2006-8-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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