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迫害 呼吁立即释放谢阳律师

民生观察工作室

明天(4月25日)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维权律师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一案,这表示“709大抓捕”这场大规模人权迫害中的又一位受难者即将被推上政治审判的被告席。2015年7月11日,谢阳律师被湖南长沙警方突然抓走,而后遭指定监视居住。在长达16个月的强迫失踪期间,没有任何家属和委托律师能够见到他。直到2016年12月,北京陈建刚律师和广州刘正清律师获家属委托成为谢阳的辩护律师,后经长沙第二看守所批准终于见到谢阳,经谢阳签字确认委托权。

在几次会见之后,2017新年伊始,陈建刚律师将会见谢阳的笔录披露在网络上,让外界得知被关押一年多的谢阳不断遭到严重酷刑的消息,其中诸多残忍的细节不仅真实可信,更令人震惊与愤怒!当然这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此外“709大抓捕”的另一位维权律师李春富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非人道虐待导致精神异常的案例,几乎在同一时间曝光,这一切都让外界对谢阳在长沙二看的处境更加担忧。然而2月28日,刘正清和陈建刚两位律师被长沙第二看守所禁止会见谢阳,并在4月由湖南省司法厅工作人员宣布谢阳解除了两位律师的委托,表示将由长沙贺小电律师作为谢阳的辩护人。

我们注意到当局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将谢阳律师遭遇酷刑的事实诬为谎言。其中包括约谈、恐吓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教授,或是让谢阳律师在媒体上露面否认遭到酷刑,称晕倒是因为自己“有病”,情绪恐慌所致。但近几年来,良心犯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已是常态,以株连家人等卑鄙手段胁迫“认罪”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司法厅工作人员宣布解除两位律师的委托,更加深了外界的疑虑。与此同时,官派的指定律师贺小电宣称自己与谢阳见过几次,却拒绝透露会面的情况。

据悉,谢阳是湖南长沙人,现年45岁,曾供职于湖南天地人事务所、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自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代理过多起公权力滥权案件。曾参与山东薛明凯案、新公民运动张宝成案、南乐宗教案及湖南张开华征地案等,并积极关注参与维权运动,包括探访陈光诚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

从上述履历中可以看出,谢阳律师的所作所为都是帮助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申冤维权的善事,根本谈不上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而是在他被抓捕羁押的过程中,遭到绑架、恐吓、胁迫、侮辱、人身伤害等一系列酷刑,意味着公权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也许今天遭到审判的是谢阳律师,但未来有一天这种对良知进行残酷政治迫害的暴举,必将刻上耻辱柱,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教训。

有鉴于此,民生观察工作室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密切关注谢阳律师的处境,共同谴责这场毫无公正可言的政治审判,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谢阳律师,及其它所有“709大抓捕”的被捕者,停止对他们及其家属、委托律师的非法骚扰行为。同时,我们要求当局追究参与“709大抓捕”这场大规模迫害人权事件的有关部门与个人的法律责任,并立即停止一切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行为,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良心犯。

民生观察 2017/4/24 发布

浙江泰顺政府方人员与信徒冲突 多人受伤一人被抓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浙江温州泰顺县雅阳镇半岭教会,遭到当地政府出动的公安、城管等一百多人强行安装监控系统。因信徒抵抗,双方发生冲突。该教会信徒表示,当局出动十多辆车,上百人,还开着急救车。有信徒被从围墙上推下,当场昏迷送医院。另有一位信徒22日早上被公安抓走。

4月21日早上8点左右,温州泰顺县雅阳镇半岭教会遭遇政府派人强行装监控信徒的摄像头。该教会男女老少一百多人上前阻止,双方发生拉扯、对撞,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该教会一信徒22日告诉记者,当天早上一位叫张玲妹的信徒被公安带走,目前,情况不明:“今天早晨,县城里的公安人员来了两车人,把我们的一个姊妹已经抓走了。被抓的这位姊妹,今年34岁,名叫张玲妹”。

就在前一天,半岭教会信徒全力抵抗当局在教堂内安装监控设备。一位信徒温先生对记者说:“昨天早上一直到昨天下午,去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施工队的人,他们还开着中巴士,发生冲突”。

记者:那么政府有没有安装监控设施?

回答:装了,当场被弟兄姊妹上去把它扯下来。

记者:那两个受伤的人?

回到:被他们政府推下来的。有一个教堂,弟兄姊妹上去就被他们推下来了,距离地面有几米高。

半岭教会信徒王先生对记者说,来人包括公安、宗教局、城管及政府临时雇佣的社会闲杂人员,两位信徒被从两、三米高的围墙上推下受伤昏迷:“都是那些社会上的其他人员,政府里面有书记带一些管乡村的工作人员过来,还有派出所的,保安的,城管的人直接动手要强装摄像头,弟兄姊妹就不给他们装。他们就打人。一个书记出手把一个弟兄从两、三米高的墙上,把他推落下去。一位姊妹被三、四个人抬起。抬起来把她扔下去。重伤的颈椎受伤,骨头也有问题。礼拜一要做核磁共振才会有详细结果”。

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多位伤者被送到医院治疗,两名重伤者的颈部和手臂部位被固定。一位信徒称:“现在受伤部位被固定起来,那个姊妹昨天刚开始送到罗阳镇人民医院,送去时已经昏迷不醒,他们还不去抢救,把她方在外面,不管她。后来家属闹起来了,他们才治疗。那个姊妹醒过来就呕吐,那个弟兄不接受他住院,昨天晚上弟兄就回家。昨夜疼痛难忍,才连夜把他送到温州医院”。

该教会信徒称,被重伤的姊妹家人已要求镇医院转温州医院救治。记者致电县宗教局和雅阳派出所,但电话无人接听。

据信徒称,半岭教会平时有约一百多人聚会,在此次强装监控摄像头前不久,曾遭当局偷偷上门安装。信徒对记者说“上次,政府在教会无人之下与村委会的人,村书记带人撬锁进入教堂,在礼拜堂里面装了一次,后来被弟兄发现,把监控线拆了”。

在浙江省官方文件要求下, 3月27日至30日,温州平阳、乐清等地的多个基督教堂遭到政府方人员强拆,并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在此期间,多个教堂的铁门和教堂内木门遭到破坏,教堂物品被毁坏。30日,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的下安山教堂及朱下教堂,因信徒拒绝政府强行在教堂内安装监控探头,又拆除教会安装的摄像头,引发激烈冲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4月21日,温州半岭教会一名信徒被村支书从两米多的围墙上推下
4月22日,温州泰顺半岭教会被抓​​信徒张玲妹

video

4月21日,温州半岭教会信徒抵抗当局强行在教堂安装监控摄像头

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转化

潘祥辉

内容提示: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千年国教,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尽管苏联建国后奉行无神论,但苏联政治中仍处处可见东正教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给苏联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给苏联的政治传播以深刻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救世思想、圣像与圣徒崇拜、宗教忏悔仪式等均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内化和吸收。苏联的政治传播与其说是一种和旧制度的决裂,不如说是一种沿袭,其核心是一种对俄罗斯千年国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的改造和转化。

关键词: 弥赛亚主义 苏联政治 东正教 政治传播

   一、引言

   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算起,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一千多年,奠定并形成了俄罗斯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在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看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东正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家产制以及东正教传统”是俄罗斯的四大历史遗产,而东正教传统显得独一无二,“在俄罗斯,正如拥有支配性宗教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东正教会将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视自身为国教会。传统上,它规劝自己的皈依者用世俗的方式显示对国家的忠诚和顺服,作为回报,国家将其确立为国教。这一遗产仍然见诸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统治者身上,他们努力把自己与俄罗斯的教会遗产联系在一起;也见诸众多俄罗斯人身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将认同他们的国家视为一种更高的精神使命。”[[1]]宗教传统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

   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也影响到了苏联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 无疑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美国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所指出的:“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3]]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看来,苏联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宣传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体被国家垄断,作为党的喉舌和工具为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服务。所有媒介和传播管道都必须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任何异端的思想受到严厉的管制,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ism)。[[4]]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苏联,也影响了许多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的这种政治传播模式又从何而来呢?是借鉴自外国,还是发端于本土?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无疑十分薄弱。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不论是施拉姆等人对“苏联共产主义传媒体制”的研究,还是Peter Kenezt(1985)对苏联大众动员的研究[[5]],Matthew Lenoe(2004)对苏联报纸和斯大林文化的研究[[6]],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余敏玲等对苏联宣传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等[[7]],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苏联的政治传播难免有借鉴自国外的元素,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8]]但源自其本土的传统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更不容忽视。由于苏联革命曾激进地反对传统和宗教,研究者因此容易忽视苏联政治传播与传统接续的一面。应该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东正教确实进行了强力地清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的消失。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和苏联更是如此。那么,东正教传统又是如何影响苏联政治传播的呢?我们可以从延续千年的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入手分析。

   二、“弥赛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千年传统

   在笔者看来,苏联政治及政治传播中的本土传统,就是东正教中强烈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人就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他们只要一背起十字架,幸福感便由然而生。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无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还是莫斯科是第三国际,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9]]

   “弥赛亚”一词源自古犹太教思想,希伯来名词Messiah的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为后出的基督教所继承,在基督教中有“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等意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化为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即天主教,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即东正教。[[10]]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较少强调教会的权威和组织结构、圣礼、祭司的守身,以及宗教的其他世俗性的方面,而是更加强调神学问题。东正教神学倾向于强调单一本质,接受基督的神性而忽视它的人性。东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天主教权力集中于教宗身上,教权至上,教会的权力可以和世俗权力相抗衡,甚至一度超过世俗君主。而东正教则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其最高权力则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宗教从属于世俗君主,东罗马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又是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及重要的主教都由皇帝来任命。[[11]]

   尽管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由基督教分化而来,对于《圣经》的基本内容,如“上帝信仰”、“末日审判”、“赎罪”以及“弥赛亚主义”等则没有分歧。公元988年,拜占庭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则接受了东正教教义,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罗斯人原先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进河中,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了俄国罗斯的国教,并深深地嵌入了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接过了拜占庭帝国的大旗,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继续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历千年之久。

   俄罗斯的东正教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与“慈爱”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二是在生物界发现神的能量并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说以及与此有关的索菲亚学;三是致力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的积极性的人类中心、历史诡辩和末日论。这三种流派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隐含着共同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强盛,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被宣传和说教所培养,而是被圣餐式和深入到精神结构最深处的基督教徒慈悲的传统所培养。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12]]这种“特殊性”就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王国就是一个凝聚和形成在弥赛亚思想象征之下的王国,寻找真理的王国,“俄罗斯王国的属性是由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所决定的……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13]]

   东正教与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拜占庭传统也为俄罗斯所继承和沿续。东正教的宗教思想渗透于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附属工具,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使皇权得以神化,承认沙皇是通过主教公会实施权力的最高教会统治者,而主教公会则处于沙皇任命的总监的领导和监管之下。帝国皇帝被称为“通过上帝主持的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是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牧师”。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下,专制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政治象征。[[14]]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这一公式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政治职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其使命就是为沙皇的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15]] “莫斯科正教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将政权和神权合一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俄国著名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伊凡雷帝(伊凡四世)所宣称的:“沙皇不仅应该管理国家,而且,还应该拯救灵魂。”[[16]]

   东正教的宗教思想及其与政权的合一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千年之久而根深蒂固。苏联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沙皇统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实上,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三、苏联政治革命中的弥赛亚主义

   在法国学者德布雷看来,俄国共产主义正如人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救世主降临说的一种替代品,它保持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因而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谱系要追溯到卡尔西顿主教大会。共产主义“这种世俗的教权主义既从圣保罗那里继承了野心和方法,也在圣约翰那里获得了原始精神。”[[17]]

   别尔嘉耶夫也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18]]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它非常符合俄国的社会心理,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弥赛亚”。“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弥赛亚(救世说)是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和政治,他同样还是信仰。它的力量便基于此。”[[19]]

   19世纪那些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俄罗斯及其罪恶的灵魂,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天国”,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浓厚的“弥赛亚主义”。路标派知识分子C?H.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中写道:“作为英雄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它的幻想是成为全人类的拯救者,至少是俄国人民的拯救者。”[[20]]这一点在秉承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自认为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拯救人类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平民思想家的强烈使命。他们自诩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真理之所在,民众幸福之所在,无所畏惧地为此目标而奋斗。“在他们的使命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哪怕毁灭世界也在所不惜。他们喜欢扮演民众的导师、未来俄罗斯的缔造者。”[[21]]这种激进主义在十九世纪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还有为达到“革命”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涅察也夫等人,在他们的身上都存在这种救世和献身精神,它“混合了以普罗米修斯和弥赛亚自命的精英意识”。[[22]]

   英国思想家伯林也看到了这一点,在1957年写作的《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原则上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放弃这种探索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在俄国的各个阶层,“几乎试图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都会受到思想者们的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最后能够被俄国人所接受,就在于它提供这样一种体系。” [[23]]当1870年代和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它找到了它几乎最理想的生长土壤,它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中的救世论思想如此契合,以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人那里被看成就是一种“弥赛亚式”的救世方案。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的宗教,绝对权力数十次推崇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使徒,后来又对其进行诋毁。”[[24]]

   苏联建国后先后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宣言》、《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一系列法令,驱逐了神职人员,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废除了教会的一切特权。但这种打压并没有完全与俄罗斯的传统割裂,而不过是作了转化。苏联打倒了东正教及其教主沙皇,但却又树立起了新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及其领袖。布尔什维克宣称,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找到了带领人民通往光明道路的唯一真理。这些使命表现在苏联宏大的经济计划和政治蓝图中。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就像上帝一样,它是为拯救人民而存在的,不仅拯救肉体,而且拯救灵魂。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与革命》一文中,别尔嘉耶夫详尽比较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传统莫斯科正教帝国的共同性:“俄罗斯共产主义接受了庞大国家的生活,笼罩着极端的国家主义形式,这令人遗憾地与俄罗斯国家旧传统一般无二。旧俄罗斯君主独裁在人民的宗教信仰里具有一贯根源。它意识到自己并自命为神权政权,新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也是独裁的,并且同样拥有人民信仰的根源,拥有工农群众新的信仰。它同样意识到自己并自认为是神圣帝国。旧俄罗斯君主制以正统的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与之保持一致。新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也建立在正统世界观基础上,同样强烈要求正统性,永远摒弃异端邪说。集权性、对信仰完整划一的要求,作为帝国的基础,与人民的深刻的宗教社会本性相适应。苏维埃共产主义在自己的精神结构方面与莫斯科正教帝国极为相似,也是沉闷无比。”[[25]]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对外政策中。不可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的色彩,它以“解放全人类”自居,这和其继承的“弥赛亚精神”有直接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情结不仅使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苏联人民”的拯救者,也使其自命为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苏联因而致力于“输出革命”,并以“救世主”自居,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干涉他国政治。苏联曾经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样可以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因袭和转化。显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中既有和传统的断裂,更有继承,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关系。源自东正教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弥赛亚主义也表现在其政治传播中。

   四、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沿袭和转化

   政治传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过程,[[26]]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宣传、教化及对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无疑是核心。秉承马克思主义对宣传的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无处不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成功的宣传。这种宣传很好地利用了俄罗斯的传统宗教及文化心理。 “为了征服一切,布尔什维克利用了一切。它利用了自由民主政权的软弱无力。为巩固被激发起来的群众,利用了它的象征物……它利用了俄罗斯心灵的特点,那种全部都被资产阶级社会世俗化的矛盾心灵,利用了它的宗教性,它的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它对社会真理和人间上帝之国的,它的牺牲精神和承受痛苦的忍耐。它利用了俄罗斯人永远保留着的弥赛亚精神,俄罗斯对特殊道路的信仰……它宣传统一完整、作为统治教义的世界的必要性,以适应俄罗斯人民的信仰和管理生活的象征的习惯和要求。”[[27]]

   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苏联政治传播模式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存在一种有机的关联:俄罗斯东正教的布道模式、对圣物圣像的崇拜、对异端思想的管制以及为培养宗教虔诚进行的各种仪式都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利用和转化。

   (一)政治宣传思想上对宗教布道的借鉴

   苏联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与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指出,西方社会文化浸满基督教的成分,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 。[[28]]可见“共产主义”的救世理论和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确有可类比之处。陈力丹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与早期的基督教很相似,同样的痛苦,同样找不到出路,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思想当作福音书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不少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法国的社会主义呈各种新宗教的形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诞生和传播初期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到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的宣传才逐渐脱离宗教宣传的模式而独了立发展。”[[29]]然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模式当中始终有宗教布道的影子。

   在媒介学者德布雷看来,社会主义诞生于印刷时代,印刷媒介、小册子、报纸等宣传媒介以及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的动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居功至伟。“活字印刷、知识分子和教师是社会主义环境的三个支柱”,而最重要的支柱是印刷(报纸)。正是“社会主义的印刷信仰”,帮助“整个欧洲把圣经上的救世主降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负责人就像一个神父”,[[30]]给人民传递革命的声音。 社会主义的这种宣传的确和基督教的“撒播”(dissemination)有相同之处。圣经中三篇《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13,马可福音14,路加福音8)体现了耶稣的撒播思想。耶稣在海边对众多各色人群布道,他用了广泛地不停播种来比喻布道,“凡是有耳朵听我讲话的人,让他们听见吧!”[[31]]共产主义面向大众的无处不在的宣传类似这种“撒播”。为了撒播革命,列宁就十分强调宣传和动员的功能。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个策略》(1905年)中列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32]]他甚至将自己定义为“宣传员”,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理论家,不过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民主的宣传员。”[[33]]

   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非常注意宗教布道者们的传播艺术,他们还经常讨论看到的宗教宣传方式的优劣。恩格斯曾引证《新约》中使徒保罗到雅典传教的做法,并加以引申。此外恩格斯还详细考察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它传教对象的平民化”。他认为基督教的宗教传播“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34]]这种宗教鼓动性可能给了恩格斯的革命宣传以启发和借鉴,共产主义宣传也是从发动最底层的群众开始的。恩格斯研究基督教传播显然对它进行了一种“革命化”的解读,并将之应用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实践。

   马克斯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和实践也为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作了本土化的改造。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民主主义者、《前进》杂志主编彼.拉甫罗夫谈到宣传方式时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所置身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35]]可见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宣传上有意识地注意借用俄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就是东正教传统。俄国布尔什维克本身也是把马列主义当作一种宗教真理来进行推广的。俄共布机关刊物叫《真理报》,这一名称也旨在告诉人们他们宣传的是“上帝的声音”,而布尔什维克就是先知和弥赛亚。正如施拉姆所说:“克里姆林尔宫里的领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稳定的,而且是狂热的。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的确,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大的权力,控制如此多的人,有如此宏大的信心认为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领导他们的臣民走向金色的牧场。”[[36]]

   苏联的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掌握者,这和东正教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谛”十分类似。别尔嘉耶夫指出:尽管共产主义者宣传无神论,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但苏联“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社会体系,狂热地敌视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是“它本身想接替基督教,它以回答人类心灵的实际问题自居,并赋予生命以意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笼罩了整个生活。”[[37]]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共产主义确实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东正教,并继承了其布道思想和手段。

   (二)对东正教传统中宗教象征物的政治改造和利用

   1.对圣像崇拜的政治转化

   宗教观念的内化和传播离不开象征物。在基督教传统中,图像是传递“神道”的重要媒介,具有教育和启示功能。从早期教会的墓穴画,至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中的壁画及马赛克、玻璃窗图像以及丰富多彩的拜占庭艺术,都无声地向信徒及人们传递有关神道的知识与内容。古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东正教的同时,就同时接受了上帝是美的源泉的观念。教堂、圣像、宗教器具和服装等,都被看作是以艺术形式体现宗教精神内容的象征物。这一传统直接源自拜占庭。[[38]]俄罗斯东正教艺术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圣像(Icon)造型艺术。“圣像是一种特殊的教会传统,只不过它不是口头的和文字的,而是以色彩和形象体现的。”[[39]]圣像以画像的方式表达神灵、圣者或神迹,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统艺术品。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圣像造型艺术:包括木板画或画布的圣像画、马赛克和壁画的圣像画、作为手抄和印刷书籍装帧的圣像画。圣像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正教教堂用圣像来做室内装饰,图像居于重要的位置。它们象征着基督和圣徒的存在,诸圣的相通和共融。圣坛中央挂有圣像,四周则挂圣徒画像。在祭台前的圣门两旁,一般都挂上圣母抱婴和基督全能者的图像,分别标志着救恩的开始(基督降生)和救恩的完成(基督再生)。圣像作为一种视觉象征,它们本身带有奇迹的属性,是一种崇拜物。在东正教中,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姿势永远正面而立,直视观众,从而能够促使他们把偶像当作真人对待。[[40]]

   对东正教徒来说,图像是一件“圣事”。信徒能透过图像能体验圣者的临在。他们认为尊敬图像(veneration)就是人透过这有形的图像,去尊崇无形的上帝,并参与祂的救赎工作。同时,上帝也通过图像来接触尊崇者,并赐予他们恩泽。[[41]] 圣像崇拜在俄罗斯东正教中广泛存在,农村也不例外。在东正教徒的家中也总是把圣像放在显著的位置。东正教徒在外旅行的时候,通常要带上一个可折叠的小圣像。按照俄罗斯传统习俗,人在出生、死亡、结婚和某种重大事件中,都应当有圣像相伴。[[42]

   这种宗教传统在苏联成立后继续存在。不过领袖像取代了圣像,列宁和斯大林的图像取代了基督和圣徒的画像,走进了工厂农村,千家万户。就如东正教的圣徒崇拜是通过圣像崇拜树立起来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也是通过“画像”来建构和传播的。斯大林本人就有这样的圣像崇拜的情结。斯大林小时候曾在一所东正教神学院受教育,这种圣像崇拜的情结体现在其对列宁画像的态度上。在孔策沃别墅的办公室兼卧室内,斯大林悬挂了一幅列宁的画像,上面还安着一只小灯泡。“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斯大林把它当作了圣像。”[[43]]斯大林自己也希望被人民崇拜。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随着其权力的稳固,苏联兴起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圣像崇拜”。苏联国家机关的办公室到处挂起了斯大林的像,节日的游行队伍里人们开始高举他的画像。在各种集会上,宣读给斯大林的致敬信和发表各种祝词逐渐成为惯例。尽管在这些场合也可看到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和听到对他们表示敬意的言辞,但是斯大林的画像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44]]苏联的政治宣传画也从圣像画的创作中汲取艺术营养,“红光亮”的艺术风格使领袖像散发出神圣的魅力,如同弥赛亚一样。1930年代的罗曼•罗兰在其《莫斯科日记》中就指出,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45]]这种通过领袖像树立个人崇拜的做法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它也被推广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在他回顾苏东巨变的著作中谈到了苏联这种政治传播方式对民主德国的影响。他说:“在沙皇俄国举行宗教仪式时,人们在大街上高举着宗教圣像,而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德国1920年代以前的照片和摄影图片中,看不到这样一张照片。自从德国共产党成为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国际中的一员,在‘布尔什维克化’之后,德国共产党也受到感染。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46]]

   苏联的政治宣传画服务于政治宣传,它只能美化而不能丑化领袖,因此对于画像的创作、管理和审查都十分严格,事实上,对于政治领袖的画像有一些统一的原则和美学标准,艺术家不能违背。这种对画像的审查和标准化管理可以从东正教圣像画的创作中找到原型。正因为圣像重要,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像的创作有严格的要求和统一的标准。1620年前后,沙皇宫廷内建立了圣像画衙门,它具有自己的圣像画署。1707年,沙皇彼德一世设立了新的“神像画署”管理圣像画的审查,并任命都主教斯特凡(雅沃尔的)负责对圣像进行宗教监督,任命来自乌克兰的画家扎鲁德内任“神像画署”署长监管圣像画家。圣像画家被要求应当按照可靠的古代原作来作画,应当有生活美德、不酗酒,不亵渎。[[47]]苏联的政治宣传画同样对艺术家的创作有要求,也有文化部门的审查和规定。

   在苏联,领袖肖像深入每一个工厂、会议室、每一个家庭,甚至农户,它企图取代之前圣像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应该说宣传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前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回忆他小时候说,自己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进入“新社会”开始崇拜“新神”,她对苏联领袖和对上帝及沙皇的态度是一样的尊敬,她不容许子女骂苏联领袖,不尊“皇上”,她还将苏联领袖的画像挂在墙上。[[48]]可见苏联政治领袖像比起东正教的圣像来,其“神圣”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2.对颜色符号、圣徒崇拜等宗教象征的吸纳和转化

   颜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象征物。就如美国新文化史研究学者林•亨特((Lynn Hunt))所言,颜色、装饰品、衣服、餐具、钱币、历法和纸牌等都可以成为政治象征物,“这些象征物不是简单地表达政治立场,而是人们认识其政治立场的工具。”[[49]]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政治象征物建构了政治斗争的战场。红色曾经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的重要的象征物。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更是将“红色”定为“国色”,这固然有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沿袭,但更是对东正教传统中“红色”象征意义的借鉴和挪用。

   在俄语中“红色”的意思是“美丽”,红色是一种充满光明的颜色。苏联著名的红场(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其本义就是“美丽的广场”,它由17世纪中期的沙皇命名。在东正教中,红色代表圣灵,象征血与火。对于东正教徒们来说,红色寓意着基督受难时的鲜血,它象征着主洗礼子民的圣灵之火,耶稣基督用它给自己的选民施洗(《马太福音》13:11;《路迦福音》12:49)。红色与东正教有着不解之缘,它也是俄罗斯北方和诺夫哥罗德圣像画最普遍的颜色。诺夫哥罗德圣像画家们创造的著名红底圣像画,如15-16世纪初的《圣以利亚告知》、《圣母像显灵》、《圣乔治斗恶龙的神迹》等作品,深入人心。这些圣像画家说,透过圣像画的红色背景才可能领略真正的俄罗斯永恒之美。红色底色圣像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红色底色也令人联想到天上之国的永恒之美。[[50]]这些红底色的圣像画我们也可以在苏联宣传画中看到其身影。

   十月革命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借用俄国文化中红色颜色的含义,将之改造为革命颜色,既宣示他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发扬勇敢和牺牲精神。因为红色在俄国和欧洲文化中包含了“英勇”、“忘我”、“革命”、“牺牲”以及“暴力”“血腥”等含义。红色覆盖了苏联的国旗、党旗、红领巾、宣传画等一切象征物。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以及出版物命名中也是红色遍地。如苏联的军队叫红军、苏联的政府机关报叫《红报》(1918—1939),历史学杂志叫《红档》(1922—1941),大众报刊中更有《红色处女地》(1922—1942)、《红色田野》(1923—1931)、《红色年鉴》(1922—1937)、《红色青年》(1921—1925)、《红色记者》(1920)等等。显然,将红色的寓意从“基督的鲜血”改造成“烈士的鲜血”,再改造成革命的象征物,是一种对传统的延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红领巾”符号的继承和转化上。红领巾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红色象征着基督的血。当时小孩子每个星期天上“主日课”时都会戴着红领巾当作一个识别标志。在1917年后,俄共(布)为加强孩子的共产主义教育,设立了少先队,那时候俄罗斯社会以红领巾当作一种光荣,俄共(布)就全盘接收,以红领巾作为少先队的一种标志,并赋予新的含义——红旗的一角。 苏联将俄国传统中的红色占为己有,既增加了苏维埃革命和政权的合法性,也有利于拉近民众和新政权的心理距离,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而言,这种转化手段显然十分高明。

   东正教中的“圣人崇拜”也被苏联的政治宣传所改造和挪用。在基督教历史中,圣人崇拜产生于2世纪时的殉教者祭礼。人们庆祝那些为信仰而死在天国降生并在他们的坟墓上举行圣餐仪式。后来,这种崇拜很快从殉教者和使徒扩展到地方教会的创始主教、传播福音的修道士,被祝圣的处女和寡妇、伟大的神秘主义者,苦行者和思想家等 。早期基督教圣徒崇拜,在罗马帝国西部主要表现为圣物崇拜,而在东部则表现为圣像崇拜。在中世纪,圣徒们发挥着各色各样的社会功能,他们既被看做其所在教区的庇护者,又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英雄以及世人生活的道德楷模,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51]]

   “封圣”则成为教会的一项权力,用以表彰那些殉教者或使徒。东正教也实行对圣人的封圣,使信徒们坚信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向这些“上帝的朋友”祈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地方主教进行封圣。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由东正教各教派的国家公共会议来决定封圣。1574年至1721年的俄国,自彼德大帝创设“神圣主教会议”之日起,俄国教会以这种方式新封了150位圣人。[[52]]这些圣人成为东正教信众崇拜的偶像,发挥了宣传示范的重要功能。

   苏联成立后,圣徒崇拜与封圣仪式以新的方式出现,这就是“大树典型、大立偶像”。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封号、奖励、表彰推出“新人”,树立新时代的英雄榜样,以供百姓学习、效仿。苏联在不同时期塑造了不同的偶像,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建造新世界的工具,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是集体中的一员。[[53]]

   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典型宣传,给“圣徒们”树立纪念碑也是重要的“封圣”手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18年4月15日,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列宁、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斯大林就共同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拆除为沙皇及其奴仆建立的纪念碑和拟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计划的法令》,要求以“新的、能反映出革命的劳动俄国的思想与感情”纪念符号代替原来的标志等。[[54]]列宁所倡导这种纪念性宣传,是对东正教“封圣”与“圣人崇拜”的一种沿袭和创新。与列宁制定的计划相适应,十月革命后不久数十座杰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纪念碑就落成了,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罗伯斯庇尔纪念碑、马拉纪念碑、丹东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彼德格勒的马克思纪念碑、拉萨尔纪念碑、海涅纪念碑等等。

   而苏联最高领袖的雕塑和纪念碑就更多了。如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己受封为“东正教圣人”一样,列宁、斯大林也被封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至高领袖”。这从其众多的纪念碑雕塑中可以看出来。自从1924和1929年列宁和斯大林的首座塑像树立,两位革命领袖各种造型的塑像就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遍布广场、花园、码头、车站、机关、院校,塑像的高度、式样、材质各异,数量之多无法统计。据俄罗斯一个在全球拥有大批成员的列宁像民间统计小组“RU-LENIN”的数据:目前全球4500多个行政单位中有约有6000座列宁塑像,其中3843座在俄罗斯,1252座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有235座,哈萨克斯坦有138座,外高加索和除哈萨克斯坦外的中亚地区有161座,波罗的海三国有144座,摩尔多瓦有52座,全球其他国家共有169座。相比之下,斯大林塑像要少得多,但斯大林像作为列宁塑像中“忠实学生”的陪伴物一度遍及苏联各地。根据俄方资料,全球现存的、有一定曝光率的斯大林像约为140座,其中约80座位于俄罗斯。[[55]]

   为了使圣人“不朽”,更加有利于偶像崇拜,革命领袖不仅广立雕塑,其死后的遗体还被保存并供奉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永远崇敬”的“圣体”。在基督教文化中,尸体是崇拜的对象之一。在雷吉斯•德布雷看来,尸体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媒介,最早把死者遗体引入神圣空间的是天主教文化。“从地下墓穴到大教堂,到中世纪的礼拜堂--圣骨堂,我们看到尸骨‘走出’地下,以骨粒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套装的盒子,升到荣耀的高处。”[[56]]这种遗骸崇拜也被政治文化所转化和利用。在中世纪的法国,国王的遗体必须要展示40天以示尊崇。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俄国的东正教中也广泛存在。“遗体崇拜”是俄国东正教突出的宗教文化。在东正教里,“遵守教规者”或圣徒的尸体、遗骨常常因有神迹而不腐烂。尸体不腐烂是东正教封圣的原则之一,圣徒不腐的干尸在东正教传统中意味着神性的获得。布尔加科夫指出:“干尸崇拜在教义上是以对圣灵与圣徒尸体的特殊联系为依据的,这种联系没有被死亡所破坏。”[[57]]圣徒通过自己的干尸保持着特殊的神性,因此也会得到特别的推崇。按照东正教会的说法,干尸是圣徒的遗骨,作为崇拜之物具有神力、创造奇迹的能 力,具有庇护作用。干尸经常以内部或半公开的形式在教堂里长期保存和展览,供人膜拜。[[58]]由于遗体崇拜的传统在俄国由来已久。革命领袖的遗体供人膜拜出现在苏联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逝后,卢那察尔斯基提出永久保留列宁遗体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被斯大林采纳。在苏共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执意保存列宁遗体,这一做法也受到没有受到民间的抵制。相反,有多达1.2万封的电报和信件飞向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永远保存列宁遗体。1924年1月25日,即在列宁逝世的第四天,《莫斯科工人》周报刊登了3封来信,总标题为《列宁遗体应当保存!》。这3封信都包含了一个请求,即要将列宁遗体存放在水晶棺内,以便能随时目睹伟大领袖的遗容。[[59]]这种传统的做法被苏联所采用。

   (三)对宗教仪式的改造和利用

   苏联的政治传播不仅对东正教的宗教象征物有所挪用和借鉴,对东正教的许多宗教仪式更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俄国这样一个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宗教仪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的政治宣传无法清除宗教的因素,而改造宗教仪式则是最好的选择。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如果真能够清除掉俄国人精神当中的宗教仪式,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没有人再会去献身,没有人去做高于个人目的的服务。”[[60]]实际上,宗教仪式有助于强化和塑造信众的观念和信仰,这一点也以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吸收和利用。

   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有七大圣礼:受洗、涂圣油、受圣职、告解、婚配、终傅、圣体血。各种宗教仪式渗入教徒们的日常生活,俄罗斯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宗教仪式。在东正教神学家看来,宗教仪式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透过“宗教仪式”,教会能够保持和信徒的联系,并对他们施以影响。

   东正教的一些宗教仪式被苏联政治传播所改造和转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正教圣礼中的“告解”仪式。它又称为“忏悔”,当信徒犯错时,可以透过此行动得到赎罪。东正教会规定:七岁儿童以上,需要先忏悔告解后,才可以领圣餐。“忏悔”不独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也有这样的仪式,它源自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根据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忏悔即向神的“告白”。在他看来,人类祖先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偷吃禁果犯了罪,本性从此败坏,既然人性本恶,奥古斯丁就特别强调个人的内心的“善恶”斗争以及良心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我和我自己斗争”的内心风暴,才能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面前,通过忏悔和反省,接受良心的谴责,惩罚自己的罪恶;只有“我与我的决斗”,才能克制使人堕落的肉体欲望,挣脱束缚意志的情欲铁链,净化灵魂的自我,做到安贫、温良、哀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奥古斯丁的思想后来被托马斯•阿奎那所继承,成为基督教道德的理论基石。[[61]]

   忏悔作为一项制度大概始于凯尔特修道院,教士或隐士向他的灵友(soul friend)忏悔开其制度化先河。在西欧的中世纪,教区制度建立后,教会对每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有效的训诫制度之一就是“忏悔”。到12世纪,任何违背教义的罪孽都必须私下向牧师进袒露,不忏悔就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被逐出教会。1215年,拉特兰公会议(Lateran Council)颁布教皇敕令规定,每位教徒必须每年一次向教区牧师忏悔。“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是强化头脑和心灵基督教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心灵的控制起初是教士对教士的控制,后来成为在俗教士对教徒的控制。”[[62]]

   通过忏悔和自我斗争可以实现“赎罪”和“净化”的思想和做法也为俄罗斯的东正教所继承。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能看到这种对“道德主义”和“道德纯洁”的偏好。《路标》文集的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他们谴责知识分子“缺乏宗教感”,呼吁知识分子“自身自责和忏悔”,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方式,知识分子方能获得“新的意识”。[[63]]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虽然不信宗教,却也相信“自责和忏悔”是提高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苏联建立后,将这种“宗教忏悔”仪式改造成“自我批评”,转化为党员自我净化,以及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思想纯洁”和“观念改造”的有效途径。显然,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首创自苏联,早在1928-1929年间斯大林为了统一思想就在党内发起过自我批评运动。[[64]]这种“自我批评”不但包括口头上的“自我解剖”,“向党交心”也包括写日记、写检讨、写悔过书等方式,这些方式全部被吸收转化为苏联的政治文化,成为党员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有利武器。[[65]]这些做法从一开始其实很容易为俄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本来就是从俄罗斯的传统中“长”出来的。

   而另外一个苏联人“发明”的思想和政治教育的方法就是“结合劳动的思想改造”,这同样来自对东正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了使信徒领悟和坚定信仰,基督教有倡导“修道”的传统。最初修道的形式是独修,独修者会到旷野修道,他们就被称为“隐士”。圣安东尼(251—356年)被视为第一位修士,帕科缪(Pachomius)修士则开创团修的形式。他建立了有管理有规律的团体生活方式,让修士们一同进行日课、劳动和祷告。这种修道制度的目的就是帮助修士远离世俗生活,防止可能会变成懒散、怪异的危险。 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将祈祷、劳作和惩戒结合在了一起。修士们的全部生活就是祷告、劳作和日课。通过劳作结合日课进行圣修在中世纪十分盛行。有“西方修道主义族长”之称的圣本笃,建立了圣本笃准则(Rule of St.Benedic),对基督教的修道运动进行改革。圣本笃也倡导通过劳动来进行圣修。《圣本笃守则》第48章:“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士们应在某些时刻进行手工劳动,而在其他一些固定的时间阅读圣经....如果由于地方的需要或清贫要求修士们自己从事收割,他们不应当为此而感到悲苦。因为真正的修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就像我们的教父和使徒所做的那样。”[[66]] 东正教同样主张通过日课和劳动进行修道。早在14-15世纪,在俄罗斯就建造了168个修道院,其中有一些位于白海附近。东正教的这一类“修道院”就是后来俄共(布)党校(苏维埃干校)的雏形和来源。而基督教的日课制度在苏联变成了繁文缛节的政治学习,基督教通过 “劳动”和“苦修”来悟道的做法则变成了后来苏联的劳改制度。 和基督徒的自愿苦修不同,苏联的“苦修”是强制性的,目的也在于改造思想。不过不是将他们改造成基督徒,而是要将其改造为苏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在历史学者程映虹看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时间长久的“新人”工程,这个工程的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塑造新人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它与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存在着相似性。[[67]]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这种劳动改造通过流放和苦役的方式进行。在蛮荒之地“改造”那些思想不正的“异端分子”,苏联对外宣传称之为“阶级敌人的再教育基地”。斯大林时期古拉格(劳改营)遍地。在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看来,这种对知识分子及政治异议者的监禁与流放沿袭了俄罗斯古已有之的传统,许多沙皇时代的改造与惩罚方式后来都应用于苏联的古拉格劳改体系中。[[68]]足见苏联的政治新人改造工程既源出于宗教传统,但又有所转化。

   五、结语

   考察政治传播离不开对政治文化的分析,宗教与文化传统是影响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制度经济学家汪丁丁看来,“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传统是不可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69]]

   事实上,任何新的发明总是在旧的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制度与文化的创新方面,新的发明总是在模仿旧的传统,这也即是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所讲的“模仿律”。在塔尔德看来,模仿是制度扩散的重要机制,“相爱的人互相模仿,反目成仇的人也互相模仿”。[[70]]模仿律的内在逻辑之一是与传统越接近的制度越容易被模仿。因此与东正教政教合一的沙俄传统很容易成为苏联政治传播模仿的范本和对象。

   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模仿契合了现实的需要,也为苏联的政治传播增加了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以往我们总是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是苏共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旧时代的东正教及沙皇专制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它提供的最多只是一种“负面合法性”,[[71]]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沙俄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其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象征性政治”,恰恰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提供了直接的范例和合法性支持。这种形式合法性经过某种变形(转换、掏空和重新植入),再次成为苏联政治统治中正面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历史学家希尔斯指出,在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中,“传统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强大感召力,是由于传统被赋予了神圣或超凡的特质。围绕某一圣物或仪式或神话,能够唤起或激发人们的敬畏之情。”[[72]]苏联的政治传播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通过象征性宣传,将传统合法性和克理斯玛合法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民众和精英一样,无一例外都具有弥赛亚情结,因此苏联对东正教“弥赛亚主义”的因袭和创造性转化,使其在民众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这也是其宣传取得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通过考察布尔什维克对群众的政治宣传,我们就会发现它确实采取了一个神学的框架,这种框架是从俄国社会的宗教传统中内生出来的。也正是由于采用了一种弥赛亚主义的传统方式,苏联的政治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民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情感,成效显著。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2]]〔英〕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2版),殷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琼•奥克•尤姆:《儒学对东亚人际关系和传播模式的影响》,见〔美〕拉里•A•萨默瓦,E•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83页。

   [[4]]〔美〕雷德里克•S•西伯特 (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 (theodore peterson),威尔伯•施拉姆:《传媒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5]]Peter 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1917-192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6]]Lenoe, Matthew,Closer To The Masses: Stalinist Cultu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Newspapers,Bost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ssian ResearchCenter Studies, 2004.

   [[7]]参见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8]]关于法国革命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作过探讨。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革命的剖析》一书中就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论述了革命的一般特征。另一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解释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发生学原理,指出这三个革命同属改造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大众参与基础的社会革命,具有相似的因果关系模式。美籍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中也论及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关性,她认为在暴动、恐怖、历史必然性和绝对主义各个方面,俄国革命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延续。中国学者中也有对法俄革命的比较研究。如赖元晋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法国研究》1989年第4期)就认为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有诸多相近之处,两者是一种历史继承或历史接力关系。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七章)中也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异同,他也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对俄国1917年的革命有重要影响,如列宁提倡的“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是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的战略。不过上述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史和历史社会学方面,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中政治传播的异同及沿袭关系的研究还是相当之少。

   [[9]]〔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13页。

   [[10]]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的时间为1054年。东正教意为东方的“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教会才是由基督所开创的最原始的教会。为了强调这一点,东部教会在自己的名称里头加上了“正”字,自称为《尼西亚信经》中所言“唯一的、从使徒传下来的”教会,故称正教;又因其由流行于东罗马帝国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成,故称东正教。

   [[11]]参见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18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12页。

   [[13]]〔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页。

   [[14]]〔俄〕T.C.格奥尔吉耶娃:《文化与信仰: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15]]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6]]〔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导言第4页。

   [[17]]〔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8]]〔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43页。

   [[19]]〔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20]]〔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4页)

   [[21]]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22]] 程映红:《涅察也夫现象》,《读书》1997年第7期,第49-57页。

   [[23]] 〔英〕伯林,哈代编:《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23-127页

   [[24]]〔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25]]〔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2-143页。

   [[26]] Graber, D. 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aces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Vol. 55, No. 3, pp. 479-507.

   [[2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0-141页。

   [[28]]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29]]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开明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0]]〔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5-299页。

   [[31]]〔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2-44页。

   [[32]]〔俄〕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5-776页。

   [[33]]〔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

   [[34]]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开明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2页。

   [[36]] 〔美〕雷德里克•S•西伯特 (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 (theodore peterson)、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传媒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3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诠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38]]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39]]〔俄〕C .H.布尔加科夫:《东正教》,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40]]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41]]潘国忠:《浅谈圣像画》,原载《公教报》3140-3142期,2007年6月6日,http://theology.org.hk/icon/icon_guide.asp,2015年10月20日。

   [[42]] 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8页

   [[43]]《斯大林坚持不土葬列宁遗体永久保存内幕》,《环球时报》2008年2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2/63589.html

   [[44]]张捷:《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112页。

   [[45]]〔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46]] [德] 汉斯•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前民主德国总理亲历苏东剧变始末手记》,马细谱、余志和、赵雪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47]]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6页

   [[48]]〔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9]]〔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50]]乐峰主编:《俄罗斯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1页。

   [[51]]林中泽:《试论古代中世纪西方圣徒崇拜的社会功能》,《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52]]〔法〕让•德吕莫,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宗教大历史》,余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84页。

   [[53]] Milkhail Heller,Cogs in the Soviet Wheel: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Trans.David Floyd,London:Collins Harvill,1988.

   [[54]]董斗斗:《〈纪念碑宣传法令〉影响下的苏联城市雕塑》,《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273-274页。

   [[55]]方亮:《苏联领袖塑像的多舛命运》,《凤凰周刊》2013年第4期。

   [[56]]〔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57]]〔俄〕C.H.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3页。

   [[58]] 乐峰:《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59]] 《斯大林坚持不土葬列宁遗体永久保存内幕》,《环球时报》,2008年2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8-02/63589.html,2015年10月20日。

   [[60]] 转自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61]]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62]]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中世纪的交流和信仰》,见[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编:《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五版),董璐、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3-94页。

   [[63]]〔俄〕M.P.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64]] Lenoe, Matthew,Closer To The Masses: Stalinist Cultu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Newspapers,Bost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ssian ResearchCenter Studies, 2004,P.182.

   [[65]] 参见Jochen Hellbeck,Revolution on My Mind: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tiy Press,2006.

   [[66]][法]让•德吕莫,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宗教大历史》,余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67]] Yinghong Cheng,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p.67-77.

   [[68]]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向社会赎罪”在俄罗斯有长久的历史。至少从十七世纪开始,俄国就有了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国法律首次提到流放是在1649年。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遭到流放。斯大林本人就曾在帝俄时代遭到过逮捕和四次流放,不过后来都逃了出来。参见〔美〕安妮•阿普尔鲍姆,戴大洪译:《古拉格:一部历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16-20页。

   [[69]]汪丁丁:《金融危机、道德自律与转型期文化传统》,《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4期。

   [[70]]〔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美〕E•C•帕森斯英译:《模仿律》,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版社,2008年,第216页。

   [[71]] 周尚文,郝宇青等:《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7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4页。

转自爱思想网,2017-04-17。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005.html

论宗教团体的财团法人资格——以基督教会为例

崔苗

内容提示:本文籍着新自然法学派的法律思想,秉承私法的理念,论证基督教会作为宗教团体的财团法人资格。正文结合事实、法律和道德分析宗教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借鉴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探究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基督教会。我国通常认为宗教团体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如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得法人资格的中国基督教两会,而已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但尚未登记的家庭聚会处所都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国基督教会的组织及其管理依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一个健康的宗教团体须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法人并辅以完善的组织管理才具有生命力。财团法人是因着捐助财产、捐助目的和捐助人为活动而拟定的章程依法设立的法人,它的设立、组织及其管理亦按照我国具有私法性质的民商事基本法律;厘清营利与非营利性,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障财团法人的公益性得以长久。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中国基督教会既有独立的教产,如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更有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如牧师和义工;中国基督教会实为人资两合公益性财团法人。中国基督教会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资格以荣 神益人。
关键词: 新自然法法学、公益性财团法人、组织管理、生命力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提前1:8)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来7:18)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加3:19)律法是与 神的应许反对么?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加3:21-22)这样,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3:24)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来10:16)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 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林前2:9–10)

一、何为宗教团体

社会团体法人是指由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从事社会公益、文学艺术、艺术研究、宗教等活动的各类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是非营利性法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宗教团体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一)、宗教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

通常,世界各国法律都对宗教团体取得法人地位的条件做出了类似规定,比如规定宗教团体的设立者的资格、数量,宗教团体的资金、财产,制度、规章等,中国关于宗教团体的规定也与此相吻合,重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66至1976这十年中,中国基督教暂停了一切活动。198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并在第三次全国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时至今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全国三自”,英译名为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缩写为“National TSPM”)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全国基协”,英译名为China Christian Council,缩写为“CCC”),一个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另一个是中国基督教全国性教务组织,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英译缩写为CCC&TSPM),他们不但极具影响力而且是共同为合法登记的基督教会服务的社会团体法人。

1、合法登记的教会

解放以后,我国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办好教会的原则,简称“三自”。1950年7月,吴耀宗等四十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

依照我国《宗教事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合法登记的教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社会团体成立后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有关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称、业务范围、场所和主要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按照其所属于的社会团体的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在该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发展会员。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另外,根据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也应报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在一个法治的国度,势必赋予依法登记的基督教会以法人这一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

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为例,祂由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创建,二十世纪初从私人手中购地建堂,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堂已发展为地处市区、有信徒5000人以上的中国基督徒教会,并经常接待外国来宾进行宗教交流。目前所属教会产权的房屋也在逐步收回,这也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及法律确认教会民事主体地位,保护其私有产权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缸瓦市教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就是该法人的场所;其自有设施、资金及信徒捐赠成为其运行必要的经费并以此为基础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教会牧师、工作人员和义工等集体构成了教会的组织,教牧同工依教会规约有序管理教会,后文会对此进行详述。

2、家庭聚会处所

家庭聚会处所,是基督徒聚会的场所、处所。如今,中国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处所包括在合法登记的基督教会下设立的聚会点和尚未在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登记的聚会场所。前者是指远离教堂,以有信众的家庭为活动地点,以其家人和老弱病残信众为主要成员,人员相对稳定的,在教堂统一管理下的准宗教活动场所。后者如尚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小群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祂们亦有必要的活动经费、场所及固定成员,但是缺乏依照教义、法律和伦理规则而制定的对其自身活动规范的章程。由于法人基于法律赋予组织以人格,故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至今仍无法认定家庭聚会处所的法人资格。

当然,我们也应该正视家庭聚会处所的普遍存在,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推进宗教管理体制改革,从禁止、打压的态度向服务、引导的方向转变。法治、宪政、民主、监督、制衡等早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而其背后的理念与基督信仰、圣经启示和教会传统之间的亲缘性也不断地被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思考体制教会和非体制教会在中国的一大背景。

仍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为例,其下设七个家庭聚会点,如富国里、三里河、鼓楼、马尾沟、东八里庄、万通和百万庄这七个固定活动地点;每个聚会点都有教堂指定的负责人和传道员,这些教牧人员定期参加教堂组织的敬拜活动和会议;各聚会点亦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聚会点的活动本着不扰民不妨碍他人正常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安排,公众在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每月的家庭聚会安排。时至今日,一些家庭聚会点基于信仰和客观实在已发展成具备独立法人条件的宗教团体。

小结:

众所周知,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中国基督徒“自立、自养、自传”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法学是思考后的行动,中国基督教会不会停滞,在耶稣基督独一真 神的引领下追寻真理和光明,祂的爱完全了律法。中国基督教两会是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祂的主席和会长是对应组织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傅先伟长老当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主席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高峰牧师当选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七届会长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 又瑞士民法对于家属财团及宗教的财团,自始即承认其成立,并不以登记为取得法人资格的要件(瑞民法52条)。

事实上,登记与否并不是中国基督教信仰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宗教团体作为何种民事主体?有无清晰的组织架构?其民事法律行为会遇到什么问题?其自身的管理应遵循哪些规则?等等一系列真实存在的困扰确是宗教团体在日常运行中所面临的,迫在眉睫须果断处理的现实问题。

(二)、宗教团体的组织管理

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在于发展“自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本国土壤中生根,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从各国教会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建成适合我国社会发展、并对普世教会有贡献的中国教会。 确认宗教团体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组织结构。法人的各个部门就是法人得以运行的肢体器官,一个健康完善的机构设置才能有效保证法人的长期发展。

1、教会的组织

《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是基督教会这一宗教团体的规约。设立教堂、聚会点的条件,协助建设的部门,主持堂务、牧养信徒的圣职人员等组织事项要符合规定;教堂建立堂务管理委员会这一组织时,至少应由七人组成,聚会点设立管理小组至少由三人组成。堂委会作为管理机构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堂委会成员由主任牧师、教牧人员和一定数量的信徒代表组成,这些成员由于与所处教堂关系密切,对所属教堂和信徒也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因地制宜地让他们组成教会最高权力机构是简单有效的方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规定三自爱国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主席为该会法定代表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为该会的常设执行机构;与此同时,全国性教务组织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章程与其相得益彰。

实践中,很多教会都由牧师等教务人员作为主导,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们作为长期供职于此的工作人员,很多日常工作都只能由他们来办理,并且作为信仰的传播者,他们也受到信徒的普遍尊重和信任,然而当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民主、公正遇到挑战时,这样的管理模式就会产生问题,引起信仰危机,故扩充堂委会的成员构成是必要的。这样,在实际管理运行中是否还需要参照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设立监事机构呢?其实,不论是出于精简机构设置的目的,还是权力配置的需要,教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并不是必然需要独立的监事机构的,行使监督权的人可以是堂委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人,这样不仅有利于民主,同时简化教会日常决策和管理的流程,在堂委会开会中提出相应的反对意见,简单直接地影响决策的生成。

2、教会的管理

建国初期乃至80年代恢复敬拜初期,我国教会发展普遍滞后,多为牧师和主要教务人员处理教堂日常事宜,缺乏一定的管理经验,这是明显存在隐患的。一方面,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必须有明确的权力分配和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建立民主透明的体制始能促进法人长期发展,符合社会团体建立的初衷。圣经《马太福音》20章25至28节记载: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2004年,国家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施行。悉数至今,亦有荏苒十年,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据此,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章程对其资产管理、使用原则亦有一致的规定;已合法登记的教会更是对教堂的管理详尽规范严格遵守,并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市教堂和信徒的实际困难,推行基督教“以堂带点”的管理方式,如前所述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例子;又有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基督教堂的例证,其在管理方面已形成初步的制度体系,如:基督教堂章程、教务工作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门卫制度、安全防火制度等。当一个教堂的管理符合信仰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堂委会应该以信仰为基石完善其运行制度,通过高水平管理来服侍信徒和教堂兄弟姊妹,荣耀上帝!

小结:

一个健康的宗教团体须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法人并辅以完善的组织管理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基督教两会、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家庭聚会处所作为信徒聚会,以信仰传播、沟通和交流为基础的法人,应当明确自身的组织结构,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健全其机构设置,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二、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

秉持传统民法的分类,私法人是由私人依照私法并以私人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法人。财团法人则是大陆法系因着法人内部结构的不同对私法人做出的重要分类,祂是因着捐助财产、捐助目的和捐助人为活动而拟定的章程依法设立的法人;祂的设立、组织及其管理亦按照《公司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世界各国法律都一致认定财团法人是只能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下文以中国基督徒发起设立的爱德基金会为例尝试借鉴财团法人的设立及组织管理。

(一)、财团法人的设立

当今境外公司法确认的公司设立原则主要有许可设立和准则设立两种。 依许可设立原则,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并经政府主管机关批准方可设立;而依准则设立原则,法律只对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作出规定,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公司不必经政府主管机关批准而是由公司登记机关直接注册登记为公司即独立的法人。

1、设立目的和准则

财团法人的设立目的是从事公益事业即非营利性活动,其设立准则依特别法如公司法和一般法如民法的规定。财团法人之设立行为,系为一定目的而依移转一定之财产或负担财产权移转的债务,以设立法人目的的单独行为。 财团法人多以捐献、遗赠或遗嘱继承的财产为基础,当法人成立之时,设立人与法人脱离关系,故此设立人并不是法人的成员,如股东;这类设立行为实为单方民事行为,最终决定了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目的。

以爱德基金会(The Amity Foundation)为例,其成立于1985年,资金来源多为基督徒、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捐助,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该组织旨在促进中国的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爱德基金会作为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最高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并已合法登记在江苏省民政厅。区分设立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关键点就在于,前者成立的必要条件是设立人给付财产的行为,而后者社员的出资义务并非法人设立行为的要件。据此,该基金会若符合财团法人的设立基础和准则,日后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

2、设立程序和行为能力

如前所述,财团法人依特别法如公司法和一般法即民法设立,因其非营利性可依准则主义设立,设立公司时满足公司法的必要条件,在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情况下,不须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即可由公司登记机关直接注册登记为公司。财团法人在设立时,该法人就没有任何权利从事营利性活动,其设立人又早已与法人脱离,这样更没有被分配利益的股东或是成员。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第六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以上法律及条例皆依据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份神圣宝贵的财产,登记与否、在哪登记最终都不会改变祂的所有和使用权能,更无法阻止其发挥实现幸福的价值。

(二)、财团法人的组织管理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已逐步进化出一个公认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公司设立和运行时的重要组织架构,其不仅明确了公司所有者(股东)对公司的享有的权利,也解决了公司内部权力分配及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问题。厘清营利与非营利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障财团法人的公益性得以长久。

1、人员、机关及设立章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私法以意思自治、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为滥觞,财团法人的组织及管理,由捐助人拟定章程。非营利性目的是章程的灵魂,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和管理方法与其所要从事的公益性事业中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息息相关,其依据是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侵权责任法、亲属法和继承法、知识产权法和公司法等私法。

财团法人是没有意思机关的他律法人,应设立董事,通常捐助人自己任董事,这里的捐助人即可是自然人亦可是其他营利性法人;监督机关是财团法人必设的另一机关,因其重要性,监事可选任或指定德才兼备责任心强的专业律师等热爱生活的人士担当;最后,设民主会议作为常务机关处理职员的选举任免、财产的用途支配等为受益人落实权益的日常事务。

2、董事行为及法人目的变更

财团法人的管理人,只能以其身份代理法人行使财产所有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为了防止其委任或指定的董事的专横行为对财团做出特别保护,同时,考虑到为财团法人实现其公益事业目的遇情势变更后难以达到目的,亦有必要在章程中做出规定。如董事违反捐助人所定章程或法院补充之章程,均得由法院宣告无效,且自始即为无效。 董事违反捐助章程的行为由其个人负完全法律责任,以降低风险保护交易安全。原来财团之目的,一旦由捐助人捐助章程指定后,则不能变更。然其目的不能达到时,苟非变更其目的,则财团即归消灭,为维持公益时,不若继续维持其财团。 这样,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目的是其生命的本源。
仍以爱德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不但拟定了严格的章程并具有发展全备的组织机构,如设立爱德基金会董事会,董事下设秘书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下设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爱德香港、上海办公室,而资源发展中心、项目管理中心、研究发展中心、社会服务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并设秘书长办公会议之下。依照我国宪法及民商事基本法对市场经济的规范,爱德基金会完全符合财团法人的设立目的和准则,在今后的运营中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能保持其公益事业的长久性。

小结:

财团法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其设立人出资行为完成后即与其完全脱离,这决定了财团法人区别与其他社会团体法人的一切特征。而因着非营利性,财团法人的管理人以代理人的身份对捐助的财产依章程从事公益事业,使得其对国家的法治、教育、经济文化、宗教信仰起着积极的作用。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财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健康其人格特征。

三、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的基督教会

准则主义使法人的设立与主管机关脱离关系,法人的设立只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而这些要件中不包括与主管机关有关的许可,只需再到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法人资格就取得了。 给予中国基督教会财团法人资格,自主管理、独立核算,促使其更好的从事公益事业,完成其爱国爱教的使命。

(一)、独立的教产

教会是独立的法人,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绝对权,任何其他组织不应对其财产进行控制。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客体,基本上为非生产资料性质的物质财富。因为,财团法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扶持或从事学术、科学研究、宗教、慈善等事业,而不是为了营利,所以,财团法人的财产设置,基本上以非生产资料性质的物质财富为主。 现今,教会是否可有类似于股东大会的所有者权力机构、捐助人是否可有类似股东的决策权呢,这就要分析教会的财产来源,现主要包括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

1、固有奉献

中国基督教会的固有奉献,有如福禾甘露,来自爱的祝福和恩典,主要包括合法登记的教会和家庭聚会处所的动产如: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类设施等。对于教会的土地,应按照国家法律,如宪法和民商事基本法确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除土地以外的其他不动产,已经确定退还的应该属于宗教不动产范围;没有退还而宗教团体主张权利的,区分情况予以解决:若是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所有,且符合宗教自养政策,则也要归其所有,宗教事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不予承认其正当权利;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就不属于其合法使用或所有的范围。

事实上,对于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团体法人,财产是不具有利益分配的可能性。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社会团体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教会对其自有财产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支配,也没有所谓的教会所有者,因此股东会是没有存在依据的。

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贴后3:13)显然,从财团法人的非营利性特征来看,教会更是不能设立诸如股东大会这一所有者权力机构,而是成立堂委会或事工小组这一类民主议事机构依章程落实捐助人的公益目的;捐助人更没有股东的决策权而是作为董事以代理人的身份依法实现教产的所有及用益权能。中国基督教会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自身需要的组织管理方案是为晧的。

2、源来捐赠

中国基督教会的源来捐赠,好似荒漠甘泉,是光明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主要是以各种动产为主,如敬拜用品、工艺品、文物、知识产权、非营利性目的的宗教收入等各类好意捐赠。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所做的规定如下:“……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这里的合法财产、收益多为不动产形式,这种奉献行为多数为不记名,而且并不是以投资为目的获取所有者权力,因此奉献行为更近似于信徒个人对教会的无偿赠与,信徒不会因此享有对教会的所有权。

基于财产,物而产生的人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我们作如下思考。信徒是否应该对教会的管理事项享有表决权,信徒是否进行了奉献,是否在本堂受洗,是否经常于本堂礼拜,是否参加服侍,这些因素又是否会影响到其参与教会事务的权力呢?由于实践中很难准确赋予每个信徒享有的相应权力,而且也没有产生权力的基础,故信徒不能享有表决权。以信仰为基础的教会,可以宽泛地接受所有基督徒均是其成员的概念,但是无法全面实行信徒参与表决的制度。当然,通常教会接受信徒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提出建议,越是规模较小的教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箴言3:27)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6:3-4)我们的基督是元首,教会作为身体,遵循主意立志行善,既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法人亦不同于公司的财团法人治理结构,祂依拟定的章程和耶和华的公义律法生生不息!

(二)、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

目前,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的圣职人员和经当地教务组织认可的传道员统称为教牧同工。圣职人员包括:主教、牧师、教师和长老;传道员包括参与讲道的执事和义工。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弗4:7)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4:11-12)按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第19条的规定,教牧人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身心健康;具有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及敬虔的灵性生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见证;对基督的奉献心志及为教会服务的经历;爱护信徒,为大多数信徒所爱戴;爱国守法,在教内外有好名声。坚持三自原则,团结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对不同信仰彼此尊重。”后文主要论述作为公益性财团法人教会的法定代表人牧师和民主会议成员的义工。

1、教会牧师

按照前文论证私法的理念和法律具体规定,各地教会的主任牧师即是具有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基督教会的法定代表人。祂的圣职工作包括负责教堂各项事工,管理教堂及下设的家庭聚会点,主持圣礼,牧养教导信徒的圣职人员。

目前,城市教会的牧师已陆续接受正式的 神学教育以及宗教学专业相关方向的研修,如在北京的燕京 神学院、上海华东 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 神学院等神学教育机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8条规定:“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对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设立宗教院校的报告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事实上,中国 神学院的招生培养应该按照学位来划分,并在各个综合性一流大学下设宗教专业学院,为培养圣职人员创建更完善的条件。故此,我国宗教专业教育必须改革以配合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教会,这也是中国信仰的迫切需要。

2、教会义工

义工(Volunteer),本质是服务社会且“自愿、利他并不计报酬”, 中国基督教会的义工是耶稣的好朋友,他们是财团法人所需要的事工组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15:13-14),耶稣基督捐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宝血,并以此与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的教会完全符合财团法人资格。

以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义工为例,担任义工服侍工作必须是已受洗的基督徒,他们自觉遵守《义工服侍守则》籍着教会在世做光做盐。教会现有服务组、诗班、圣餐组、奉献组、青年组、音像组、投影组、文字组、探访组、基建组、医务组、主日学、同声传译等二十几个义工小组。在长期的事工活动中,这二十几个义工小组结合教会的规章制度细致制定了《各服侍组服侍细则》,目的是更好地适应信徒人数不断增多、义工队伍逐渐扩大、服侍要求随之提高、福音传播这一使命日益迫切的现实需要。

小结:

中国基督教会既有独立的教产,如固有奉献和源来捐赠;更有同心合意的教牧同工,如牧师和义工;中国基督教会实为人资两合公益性财团法人,祂虽是宗教团体却更是财团法人,牧师和义工是其管理者,章程和义工服侍守则是其自身管理应遵循的规则,藉此使其民事行为和民事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

结论: 中国基督教会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资格以荣神益人。

我们常常讲信仰,常常讲法治,因为什么?有了信仰!因为什么?有了法治!有了信仰,才有众人的善,才有权力的有序分配;有了爱和义,才有法治! 中国基督教会应重视自身公益性财团法人的资格,这样一方面促使中国的宗教专业教育蓬勃发展,一方面为科学健全的思想提供实践的平台,荣神益人!

参考文献及网站:
一、著作类
1、《和合本圣经》(Chinese Union Version,1919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1989年。
2、史尚宽著:《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3、孙宪忠主编:《民法总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4、王保树、崔勤之著:《中国公司法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最新修订第3版。
二、论文类
1、曹圣洁:《在“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2006年11月30日,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原载《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2007年3月出版,第9-24页。
2、王艾明:《自治:中国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设计》,来源:共识网,2013年5月23日。
3、孙宪忠:《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和宗教财产归属问题初探》,载《中国法学》,1990(4)。
4、罗昆:《财团法人的设立原则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冯玉军:《中国宗教财产的范围和归属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2(6)。
三、网站
1、中国法学网
2、中国基督教网站
3、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网站

“福音时报首发”
转自福音时报
http://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36067

从一份行政诉讼判决书看《宗教事务条例》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徐玉成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宗教事务条例》

2016年3月17日,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发了一篇《李鹏与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一审行政判决书》一文,披露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一份一审行政诉讼判决书,从这份行政诉讼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因为《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存在着法律阶位低,立法缺少法律依据,其具体条款与《宪法》原则不相符合等一系列硬伤,在行政诉讼中很可能会经常处于被诉的地位;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根据《条例》具体条款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行为,将成为行政诉讼的重要标的和靶向。

引起此案的原因并不复杂。基本事由如下:

广东省东东莞市宗教事务局于2015年9月8日对原告李鹏作出《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认定原告在东莞市塘厦镇的非宗教活动场所内以”中福万民教会”名义组织、举行集体宗教活动,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的规定,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相关非法宗教活动。

李鹏不服东莞市宗教事务局对其宗教活动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向东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政府撤销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这一错误的行政决定。东莞市政府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宗教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

李鹏不服东莞市人民政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东莞市政府作为共同被告,于2015年11月19日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在诉讼书中依据《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不但把市政府、市民族宗教事务送上了法庭,而且在诉讼书中也把《宗教事务条例》违宪性以及具体条款的合法性与否推上了被诉的地位。

原告李鹏在诉讼书中诉称,被告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认为原告在东莞市塘厦镇新园大厦A座804室的正常的基督教家庭聚会属于在“非宗教活动场所内”以“中福万民教会”的名义组织、举行集体宗教活动,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的规定,故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相关的“非法宗教活动”。原告认为,这种作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8条、《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等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是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

理由如下:

第一,《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上述规定在法律上的含义是:公民的宗教信仰,它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任何人、任何国家相关和社会团体,都不得干预或强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都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在涉及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上,它意味着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根本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才能设立,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一个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世俗的法律只能管人的外在行为而绝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活动。法律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并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最多,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可以在公权力机关备案,而完全无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否则,公权力机关的行为构成干涉或歧视受《宪法》第36条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违法之举。《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证实:“对基督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第二、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也只是规定信徒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这里的用词是“一般”而不是“全部”、 “统统”、 “所有”、 “一律”等词语。这也就是说,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对待,不要求信徒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全部、一律、毫无例外都必须到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有些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也可以不到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故东莞市宗教局所依据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第43条显然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33条,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与精神。《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国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根据中国《立法法》第87条和88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20条、第43条予以改变或撤销,因为这三条行政法规的规定超越了权限,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综上,原告认为,东莞市宗教事务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属于适用依据错误,是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原告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5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市宗教局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原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15年9月8日向原告作出的《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宗教活动的通知》。

从上是原告诉讼书的内容。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行政的立场来看,原告不服东莞市宗教事务的行政处罚通知,主要是通知中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条款作出的。而这些条款的具体内容严格来说,是不符合宪法第36条以及相关国际公约有关规定的,违反了《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确实存在着下位法否定上位法的事实。如果从司法公正、法院独立审判的角度来说,应当原告李鹏胜诉。但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却判决东莞市宗教事务局胜诉。这个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判决原告胜诉,倒会成为全国司法公正的重大新闻。在当今形势下,我们能理解法院的考虑。

1、尽管《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尽管我国《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是,我们国家至今并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和违宪审查制度,对于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否违反宪法,没有一个权威的认定和纠正措施,所以,原告作为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书中提出其违反宪法的理由,法院没有必须采信的义务,可以不予采信。所以,法院就以“《条例》仅要求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行登记,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因此,原告提出的上述的理由不成立”的判决搪塞过去,没再涉及实质内容。

2、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到现在,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虽然提出了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要求,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把作为下位法的《宗教事务条例》遵照依法治国的要求进行清理。所以,该《条例》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仍然具有行政规范作用。法院即使认识到,《条例》具体规定条款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预设相关限制条件和限制措施的作法本身就违反了上位法的原则,但是却无法排除《条例》当前还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3、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改革仍然在路上,法院即使认识到《宗教事务条例》确实有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但是,仍然不能独立依法、依宪进行审判。所以,必然依据《条例》的有关条款作为唯一排除原告的诉讼理由,而不会以《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作为判案依据。所以,法院必然会作出有利于东莞市政府和东莞市宗教事务局的判决。
4、如果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起诉理由,判决东莞市宗教事务局的行政行为的无效而撤销,就等于宣告《宗教事务条例》的违宪性、违法性是成立的。在司法不能独立的今天,东莞市法院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我们从本案的诉讼中可以看出,法院如此无视原告的诉讼理由,无视宗教活动本身没有违法的事实,只是在没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宗教活动,就按照《条例》的具体条款干预宗教活动,无论宗教活动本身如何如法如律,都可以被认定整个宗教活动是违法的;无视《宪法》、《立法法》和我国政府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中关于要求缔约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保障相关承诺,只依据不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出台的《条例》作为唯一法律渊源进行宣判,似乎有不顾事实,削趾适屦,强词夺理,无视正义,枉法裁判的嫌疑。我们看到,原告李鹏的诉讼书,根据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据上位法大于下位法的常识,论述精湛,出言有据,处处占据法律制高点,提出《宗教事务条例》先天不足的要害,被告在诉讼中只依据下位法的《条例》有关条款进行答辩,实在无任何招架之功,在法律根据和法律道理方面不占上风。在此案中,法院判决中说的“《条例》仅要求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行登记,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因此,原告提出的上述的理由不成立”的理由十分牵强。所以,东莞市宗教事务局虽然赢得了官司,却是输给了法律、法理、司法公正和司法正义,是不能服众的。随着全国人民和全体宗教界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提高,人们会遵照《宪法》、《立法法》、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会思考《宗教事务条例》的缺陷及其合法性,如果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避开《宪法》、《立法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只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条款规定行施管理权,一旦产生纠纷,每次诉讼都会以《宗教事务条例》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当作诉讼对象,如果人民法院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不如法的行政行为一味地进行司法维护。那么人们会想,政府与法院只将下位法的《宗教事务条例》奉若神明,而把《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最高原则弃之如敝屣,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失职行为。从本案上来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提高,认识到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的道理,长期以往,政府即使赢了官司,但是却输掉了人心,使司法和法律蒙羞。如此以来,在宗教问题上,司法公正将荡然无存,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面临严峻挑战。对宗教界来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面前,好像画饼充饥一样,是宗教界人士心中深深的痛,这种现象是宗教界不愿意看到的,更是党和人民群众是不愿意看到的。

我坚决相信,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下,无论是谁,违宪行政和违宪判决都是不能长久的。依法治国的伟大光辉一定会普照神州大地。

感谢作者赐稿,载于“宗教法治”2016年春季刊,转载请注明来源。
转自普世社会科学网

从郭子仪到席胜魔、从福音入晋到庚子教难——话说家乡山西(应县)教会历史(上)

刘盐约 盐约之声

按语:又到回乡探亲时,心里充满了激动。我的故乡在山西晋北黄土地上,具体是在雁门关外塞外高原桑干河畔。因在雁门关外,故而这块土地被称为雁北,分布着大同朔州两个地级市和十三个县(区),人口数百万。这里毗邻内蒙古大草原,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和紧张对峙状态。山西这块土地历史上饱受战乱饥荒等蹂躏,然而上帝的福音也通过多种方式临到这块四面环山而封闭狭隘的土地。笔者2014年7月探亲回家,在家乡应县教会教堂曾住过几天,当时是参与一个青少年营会的信息分享,在闲暇之余考察了福音传布家乡的一些状况,访问过几位老信徒。但由于资料有限,只能写一个轮廓出来。尽管如此,仍然能看到上帝之手在家乡的伟大作为。这是家乡教会历史系列之一,从景教入华写到庚子事变。以下内容由曾经所写的两部分文字组合而成。


我的家乡应县位于山西北部,黄土高原北端,靠近五台山和北岳恒山,再往北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曾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历史上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先后都从这里进军挑战中原王朝,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早期把大同(当时称为平城)作为首都。鲜卑人留下了大同云冈石窟,契丹人留下了应县木塔,然后消失在历史舞台中。家乡的佛教气氛非常浓重。

谈家乡应县的教会历史要放在整个山西教会历史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在此稍微提一下基督教发展历史。主后一世纪,基督教信仰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兴起,并借助教会的宣教活动向东南西北各处扩展,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并延及周边地区。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在西亚的一个宗派把福音传到了位于东方的古老中国,唐人将这一西来的信仰称为“大秦景教”。据正史记载,安史之乱时,有景教宣教士在山西名将、后被封为“汾阳王”的郭子仪军帐内任军事参谋,协助郭子仪平定叛乱,受到朝廷嘉奖。有人推测,郭子仪家族成员里有基督徒。但景教仅局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没有在民间扎根。加之景教教士在宣教策略上过分依赖佛教词汇而失去了自身特色。因此,当845年唐武宗发动灭佛运动时,景教受到牵连,从此在中国一蹶不振。

扎根于民间的山西教会历史要追溯于19世纪70年代末。福音入晋和当时发生的一件大事紧密相关。1876(清光绪二年)华北五省(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和陕西)发生严重旱情,并引发大饥荒,持续到1879年,饿死人口达一千万以上,非常惨烈。史称“丁戊奇荒”。由于以山西河南两省最为严重,又被称为“晋豫大荒”。经历过1960年大饥荒的我爷爷生前曾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光绪初年经历过一次大饥荒,差点被饿死。爷爷所说的应该就是“丁戊奇荒”。 

大饥荒却为福音入晋提供了契机。当时西方各差会和宣教士积极展开赈灾活动,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线的饥民。第一个进入山西赈灾传教的宣教士是英国公理会的李修善牧师,他所接的果子之一是带领了乡村秀才席胜魔(公元1835-1896年)信主。在今天的山西教会,说起席胜魔牧师和他的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席胜魔是山西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也是山西第一个被正式按立的牧师。席胜魔牧师信主前名叫席子直,是一个秀才,又是一个烟鬼。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受到民间鬼神宗教的影响,对死亡和阴府充满恐惧。直到有一天,他在科举考场外被李修善牧师发的福音单张吸引而认识了主。信主后,席胜魔不仅自己戒掉了鸦片烟瘾,还广建戒烟所帮助救治大量瘾君子并借此传布福音建立教会。后来和内地会紧密配搭取得了不凡的福音成果。 

继李修善之后,以“上层路线”和文化宣教著称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从山东来到山西投入赈灾活动,并展开社会调研了解山西风土人情,还向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进言。紧接着是戴德生的内地会进入山西。各差会宣教士们通力合作,在山西赈灾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也获得了山西官绅和民众的高度认可,为以后的福音事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与此相反,河南官绅就对宣教士防范甚严,拒绝宣教士进来赈灾。

内地会在山西城乡基层地区广泛地开展福音工作,李提摩太则广泛结交山西各级官绅,对这些知识精英进行基督教信仰的启蒙开导工作。1905年李提摩太还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在太原创建了山西大学。山西忻州有一座百年教堂叫“福音堂”,前几年陷入拆迁风波,就是李提摩太所建的。 

19世纪末期,来自北欧瑞典的一批宣教士跨过雁门雄关,来到了山西北部,广泛地传播福音,建立教会。有位老信徒告诉我当时内地会把山西雁门关以北的禾场划分给瑞典国的宣教士进行福音拓展,因此山西北部一带受瑞典宣教士的影响很深。瑞典宣教士到达大同之后,进一步把福音工作推进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而我的家乡应县就是在这时候由瑞典宣教士传进福音建立教会的。我手头掌握的资料不多,最近上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书《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讲述了瑞典宣教士在20世纪初来华献身在偏远的云南、山西等偏远地区传福音的感人事迹。

宣教士进中国,不仅仅是传布福音,还兴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关怀工程,办医院、建学校、盖戒烟所、废除裹脚陋习、倡导男女平等等,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宣教士给山西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天山西教会的兴旺与此也很有关系。尤其是山西南部的临汾、中部的太原和北部的大同福音最为兴旺。 

但宣教士们来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并很快被满清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切和洋人有关的人事物,教会首当其冲,遭遇第一次大逼迫,尤以山西受祸为甚。因为时任山西巡抚是属于太后党的满清守旧官僚毓贤。在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到处抓捕宣教士和基督徒,大肆杀戮,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

义和团变乱只持续了一年多,大逼迫之后教会反而更加兴盛,基督徒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更加坚固!

从“汾阳王”郭子仪(主后纪元8世纪)到一代圣徒席胜魔(主后纪元19世纪)跨越了11个世纪,长达千年之久。这中间也穿插了元代“也里可温教”(蒙古人对景教天主教的统称,意为“蒙福之人”)的入华和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入华。但真正让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的是1807年新教的入华传布。

古老的东方大国,上帝并没有忽略!宣教士们前仆后继而来,流血流汗流泪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是带着基督的爱而来!正如经上所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 5:14-15】

2014年7月24日 写于家乡教会教堂,2017年1月23日修订


按语:春节之前连续三次发布本人所写的关于家乡教会历史的叙述,本文是其后续,补充了一些资料,原题为“家乡山西的教会历史故事——福音入晋与庚子教难”,再次看到当年西方宣教士的辛勤耕耘和对中国人的关爱。读史可以获得智慧,读教会历史亦然。

(火车穿越太行山时自拍窗外景色:那一片黄土地……)
按语:我的故乡在晋北黄土地,雁门关外,毗邻内蒙古大草原,作为离家在外的游子每次返回故乡总有一番感想……

【家乡土故乡情】火车经停太原,家乡就近在眼前了,再向北翻越雁门雄关就快到了。两年前家乡应县火车站得建成通车,使得太原和大同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两个小时。这列k892次列车始于杭州,终点大同,把这两座江南古城和塞北古城连贯在一起。火车开到石家庄,调头西进,经过连绵不断的隧道穿越数百公里太行山脉,就从华北平原跨进了黄土高坡。前沟万壑的黄土地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无声地述说着沧桑变迁的中华历史。

山西是中国教会数量和基督徒比例较高的地区之一,这和近代西方宣教士的辛勤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新教福音入晋,是在清光绪初年(1870年代),当时华北五省发生严重干旱,引发大饥荒,尤以山西为烈。当时还呆在沿海地区的宣教士们动员一切力量开展赈灾,也由此进来了内陆省份的传道之门。宣教士们的赈灾获得山西巡抚官绅和百姓的赞誉,无形中也为宣教是在山西得传道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氛围。其中以李提摩太和戴德生的内地会为佼佼者。

宣教士们也塑造了山西教会一个传奇人物——席胜魔――清朝的秀才,民间宗教的恐惧者,生命虚空的彷徨者,嗜好鸦片的上瘾者,因着宣教士在科举考场外发布福音单张和征文比赛而得以认识福音认识耶稣,生命完全被更新,并成立天招局帮助人民戒除鸦片,传布福音,建立教会。

1900年农历庚子年是一个转折点,华北地区发生了“庚子之乱”,起因是满清顽固派煽动义和团民粹运动,盲目排外,最终祸及中华,很多宣教士和基督徒跟着遭殃。时值满清守旧派山西巡抚毓贤主政山西,此人卖力执行慈禧的方针,利用诡计于这一年的7月9日在太原对西方宣教士及其家属和中国基督徒大开杀戒,连妇孺都不放过,并波及山西全境,致使数百宣教士和上万基督徒殉难,是为"山西教案"!

但是敌人的屠刀并没有吓倒教会,殉道者的血反而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经此惨烈的庚子之乱,李提摩太认识到,古老中国人的愚昧愚妄,不仅需要灵魂的拯救,也需要心智的拯救。由此开启了著名的文化宣教之路。庚子乱平,宣教士李提摩太出面筹款创建了山西大学。
福音在山西由南向北传布,19世纪末一群来自瑞典的宣教士翻越雁门关,来到山西北部传布福音,接着推进到更为靠北的绥远,即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呼市一带。我的家乡应县曾有一座瑞典宣教士建的木结构教堂,可惜多年前被一拆迁书记拆了。教会几经努力,还是没有保住此教堂,痛心!但福音的种子已经扎根在这块黄土地上。

写于2016年8月23日 地点:k892次列车上

中世纪的教会宪政——基督教政治哲学

王怡

贵族分封制,以及教会与君王的二元分离,在中世纪后期绝对君主制兴起之前,是欧洲中世纪对于君权的两重制度化的剥离和限制。尽管这还远不能称之为宪政制度,但和新教伦理带来的有确据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样,都是对后世宪政主义形成有重大价值的资源遗产。不过除此之外,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确还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之为宪政制度雏形的“教会宪政”。教会宪政在起源上甚至比英国的虚君宪政还要早。

教皇君主制

从5世纪开始,教皇在教会内部开始被赋予君主般的地位,形成了教皇君主制的理论。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被认为是创立了初代教会的使徒之首。圣经记载耶稣对彼得说:“你牧我的羊”,又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反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1 .根据这两段经文,彼得被教会认为经耶稣授予了“释放与捆绑”的权力。后世的教会认为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是一个在地上与君王分庭抗争的精神权力的中心。而教皇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

2.几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部,通过对罗马法的继承逐步发展出了教会法。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形成了近代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到格里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动“教皇革命”之后,一个教会国就形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居然是教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而受教会法治理的教会,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3.教会国内部的政教分离.一个教皇统治下的“国度”,似乎理所当然在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但同样令人诧异的是,罗马教会偏发展出了一种内部的政教分离模式。教皇利奥一世一方面主张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具有君王般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教皇”是一个公职,教皇继承的是圣彼得的职位,而不是使徒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这就使教皇的职位开始“世俗化”,和君主制有了迥然的不同。因为君王继承的显然不是一种职位,而是一种神圣的血统。如果上一代君王是神圣的,是上天之子,那么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的君王也都是神圣的,都是上天之子。但利奥一世的理论却在一种非世袭的“君主制”下,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政教分离的宪政模式。到了1140年编纂的《教谕》,这种对教皇公职的性质区分有了更完整的阐释。

4.教会法学家们提出了一对重大的概念,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圣品权力是一种神圣的和精神性的权力,所有主教都具有这种权力,它来自使徒传承所递交下来的神恩。统治权力则是一种世俗的、行政性的权力,来自教会(或其中一个教区)的授予。所有主教也都享有统治权力,但教皇经过主教会议选举产生,他的统治权力来自于整个教会共同体的授权。

5 .教皇的统治权力是最高的和“充分”的。换句话说,教皇尽管同时具有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但在教会内部,教皇这个职位只是一个CEO的职位。在同样具有圣品权力的主教中间,他并没有高出他们的神圣性。在同样拥有统治权力的主教中间,他的统治权力也不是独占性的。

对两种权力各自来源的区分,意味着教会内部政教之间的某种分离。防止道德范畴的权威与行政权威混淆的后果。而统治权力的来源(选举和授权)和各教区的相对独立,又暗含了契约论和联邦主义的因素。

主教会议至上

与教皇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观点相对应,中世纪教会中开始出现主张教会共同体至上的观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近代各种社会团体出现之前,教会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共同体组织。也是唯一一个游离在君王国权柄之外的共同体。法学家们将教会视为一个“信仰者的团契”,认为这个共同体之整体,高于任何领导或代表这个团体的个人(甚至高于彼得)。可以从中看到来自罗马法中的社团概念和古希腊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观念来自基督信仰本身,教会将信徒看作归于基督的主内肢体,与神的相关联,使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与神同在的全体。神的维度,使教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感。在教会共同体的观念下,罗马教会的法学家还发展出了“代议”的理论,作为主教会议推选教皇的解释。

6.12世纪的教会法中,已发展出“主教会议”是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如果加上上述圣品权力与统治权力的区分,几乎可以得出主教会议高于教皇的结论。中世纪主教会议至上的理论和实践,甚至比英国古典议会的传统更早,也一直被公认为是代议政体的主要起源。

7.但是到底主教会议和教皇,谁才是最高的主权者呢?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注意到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提出“教会宪政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一种混合形式。

8 .阿奎那也认为:宪法应该将一种受节制和选举的君主制,与贤明的贵族制,以及允许所有阶级经民众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制结合起来。

9.之后教会法提出一个混合的观点:“教皇在主教会议中,权力大于他在主教会议之外”。对比几百年后英国立宪政体所确定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主权原则,几乎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翻版:“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parliament),他的权力大于不在议会中时”。代议制在中世纪能够酝酿出来,本质上和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有关。古代的一切政权几乎都是某种神权政治,而神权政治下不可能产生代议思想。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背景下的神权政治之处,是新约以纲领性的新约,取代了旧约中包罗万象的旧律法。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人行公义的失败。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替罪人成全了律法。从而在政教分离的思想下,基督教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从此交给了恺撒的法律,只把一个“爱神与爱人”的圣洁使命留给了教会,而教会被视为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教便为教会内部建立在一种非世俗的代表权柄之上的代议政体提供了可能性。

10.到15世纪,教会曾掀起一场“主教会议至上论运动”。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两个革命性的公告,宣布主教特别会议而非教皇,享有对教会内部事务的至高的权威。主教特别会议并应该4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个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中世纪教会宪政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像英国古典宪政主义那样有辉煌而牢固的成就。但它甚至比英国更早提出和尝试了一些对宪政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和原则,正是这些概念和原则,一步步构成了今天立宪主义的基础。

11.此文只考察中世纪的教会治理。改教以来,清教徒的教区自治和长老会模式,对近代宪政体制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和祝福。这部分另文再谈。

注释:
1《新约•马太福音》16:19.
2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P243,三联书店2003年。
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P124页。
4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钱永祥《个人抑共同体——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纵欲与虚无之上》,P153,三联书店2003年。
6 同上,P158.
7 霍斯费尔德《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施米特与政治法学》,P355,上海三联2002年。
8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译本,P62.
10 同上,P345.
11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2-P12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6-2-9于堪培拉,2006-8-9修订。

深圳布吉一家庭教会被勒令关闭 信徒遭传唤15小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深圳市布吉一家庭教会近期遭到当地公安警告,指该教会未经注册进行宗教活动,违法相关法规,责令该教会关闭。4月20日,两名警察将该教会张飞牧师的妻子张荣先带到公安局盘问15个小时放人。据称,布吉教会成立于2005年,有约80名信徒。目前,提供聚会场所的房东要求布吉教会停止聚会或搬迁,这是该教会自成立以来,第二次遭到逼迁和面临取缔。

深圳布吉家庭教会近期被当地派出所公安责令停止聚会,教会牧师张飞的妻子张荣先被公安带走传唤15个小时。当地李牧师4月22日对记者说,他也听闻此事:“我听说了,她好像被带走15个小时,是被他们当地的派出所叫过去询问”。

布吉教会牧师张飞,22日告诉记者,她的妻子20日晚上十点左右被公安带走,第二天才放人:“周四(20日)晚上,我们的教会有家庭聚会。来了公安的人,他们说是有人投诉,问我们聚会合法不合法,谁是负责人。我妻子在门口说我是负责人,就把我妻子带走。关了差不多有15个小时左右”。

布吉教会成立于2005年,现有信徒约80人,每周一至两次聚会。张飞说,他的妻子在被羁押期间,被公安采集指纹、抽血化验、公安还指他们聚会非法:“他说你们是非法聚会,以后不能再聚会了。如再聚会,问题就严重了”。

据深圳的信徒称,当地公安常以消防检查等理由,向教会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聚会。也有派出所通过向提供聚会场所的业主施压,敦促租客停止信徒聚会。张飞说,该教会不久前也曾被公安检查消防设施,房东还要求他们停止聚会:“在前一段时间,检查我们的消防,说我们消防不合格。我们说怎么样才算合格。他说你们俩买几个灭火器,后来我们也买了灭火器,他们定期过来做检查。现在他们又跟房东施加压力。不让房东租地方给我们,但是我们签了两年的合同,现在还有18个月”。

4月21日下午,房东曾与张飞牧师进行沟通。张飞说,对方不准他进行与信仰有关的活动,而公安告诉房东,指他们聚会违法:“不能再搞与信仰有关系的活动。我说我们没有违法,他说是违法了。因为上边人(公安)说你们是违法的,你们要是再搞活动,将来肯定麻烦。对我们来说也麻烦,我们要顶着压力”。

张飞强调,他们还从事公益行活动,帮助儿童提高智力,而且所有活动免费。对于这次遭遇,张飞说,多年前,他也曾有类似经历:“2011年,也受到逼迫,那时候把我们的路封了。门也封了,水电全停了。所以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二次。2011年是第一次。现在我们有七、八十人”。

其后,张飞被迫搬迁,但近期再度遭遇当局的骚扰。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温州一教会因当局强装监控发生冲突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今年以来,温州当局以所谓安全、反恐名义强行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设备,甚至将监控器设在奉献箱、教会会议室等地,如此践踏基督徒信仰权利的行径遭到信徒的抵制和抗议。

4月20日早上,温州泰顺县雅阳镇半岭教会遭到当局强装监控,众信徒与强装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有弟兄受伤,二人伤势较重伤送县人民医院救治,另有两人伤势较轻送到雅阳镇医院。当局的野蛮行径遭到当地信徒的抗议。当地信徒也希望基督教界信徒齐来为此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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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5基督徒聚会被判5至3年将提上诉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4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杨兆存、王路路、程亚杰、刘兰及刘燕5名基督徒,5至3年不等的刑期。代理律师称,其当事人只是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却被控扰乱社会秩序,遭到重判。将提出上诉。而在宣判前,被告人的律师未接到开庭通知。

昌吉市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本周三(18日)分别判囚该市内一家庭教会信徒杨兆存5年、王路路5年、程亚杰4年、郑兰3年、刘燕3年。五名被告将提出上诉。判决书在描述案情时称,2016年3月5日,50多人在被告人郑兰家进行学经、讲经等非法宗教活动。被告人王路路、程亚杰供述参与对非法聚会的提议。郑兰供述自2011年开始,在家中容留生命会、兴奋会的人员,以大型聚会的形式学经,讲经、解经等非法宗教聚会。本次聚会期间,郑兰又向刘燕等人提供了场所,进行非法宗教聚会活动。

判决书称,被告人刘燕和杨兆存联系聚会的地点并通知参与聚会的人以及接送聚会的人到聚会地点。2016年3月5日,被告人郑兰、杨兆存、程亚杰及王路路被当场抓获。刘燕在家被捕。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兆存、王路路、程亚杰、郑兰、刘燕纠集六十余人聚众非法讲经、解经等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杨兆存、王路路、程亚杰作为主犯,郑兰、刘燕属于从犯。判处各被告5至3年刑期。

对于上述判决,郑兰的代理律师李静林4月20日对记者说,他未接到法院的宣判通知:“法院没有通知,判决肯定是定性错误。而且判的刑期也太狠。人家在自己家里面聚会,能扰乱什么社会秩序。这个公安也管的太宽了,管到人家家里去了”。

记者:现在都提出上诉吗?

回答:对,应该是要上诉,我知道的说大家都要上诉。因为扰乱社会秩序应该是轻罪。你跑到人家家里抓扰乱社会秩序的判,还这么狠。

新疆一位基督徒说,昌吉法院这次确实判刑太重:“这边现在搞得很紧张,需要大家多关注。现在没有办法讲,只能通过法律渠道继续吧。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新的宗教条例刚刚开始。和过去所谓的法制不一致”。

去年10月下旬,该案曾经过两天开庭审理。起诉书指,去年3月上旬,第一被告人和另一人商议进行一次家庭聚会。当时有五十多人在郑兰家,以“基督教生命会”的名义进行聚会。活动内容包括非法讲经、非法解经,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法庭上,各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均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事发当天时,昌吉市政府出动两百多名公安、宗教局人员包围信徒聚会场所。登记在场50多人的身份证,其后将上述被告人带走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检察院批捕。去年7月,该案曾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痛悼刘荣生律师

唐吉田

昨天上午,刘荣生律师在办案途中不幸身故的噩耗传来,我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旋即各方面消息纷至沓来,我不得不接受这一无情的现实。

我与刘荣生律师虽有线上不少联系,但真正谋面也就三两次(泰山脚下、梦帝之都)。由于从小生活在闯关东的人群里,我对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人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对刘律师的第一印象是:活脱脱的一个儒律(相对于我自己莽律而言),三言两语便能看出其学养深厚,而又丝毫没有恃才傲物的表现。

得知其比我年长,单聊时我都是叫他刘兄或荣生兄。两年多来,面对极为恶劣的环境,他知难而上,多次主动请战,拖着病体奔走在神州大地:白山黑水、鲁浙粤晋,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我“久病成医”,爱在健康方面提醒他注意劳逸结合,他虽口头接受,但转眼又投身于紧张而忙碌的维权工作。

我和他都曾服务过的群体或许基于策略等原因,时不时地流露出来对某皇的热切期待,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尤其是在道义形象方面。对此,荣生兄多次苦口婆心地在群里劝导,有理有据地分析局势,提出行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其赤子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就在十几天前,他还准备写篇文章详述自己对宗教信仰类案件辩护的主张。谁知,我已无法完整读到他的真知灼见了!

荣生兄走了,不知他是否有些许遗憾:自己倾力辩护的无罪之人大多无法马上免于构陷。转念一想,英年早逝的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毕竟曾经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奋力拼搏过: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我相信刘兄在天国安享的同时,也会默默地注视着那些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华夏儿女,冀自己未竟之业早日成就。

荣生兄虽不能和我们一起工作了,但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会激励更多人走上追寻光明的道路。

刘荣生 律师,你放心地睡吧!

2017.04.19

谢阳之妻陈桂秋:谢阳案将于4月25日开庭

自2016年12月份,陈建刚律师、刘正清律师取得谢阳家属的委托成为谢阳的辩护律师,后经长沙第二看守所批准会见谢阳,又经谢阳签字确认委托权,陈建刚、刘正清正式成为谢阳的辩护律师。

取得辩护权后,二位律师多次会见谢阳,了解到谢阳所遭受的种种酷刑,并开始对酷刑实施者进行控告。但控告所带来的不是酷刑实施者被追究责任,而是二位辩护人反而在2017年2月28日被长沙第二看守所突然禁止会见。家属和当事人自己委托的律师为什么被官方禁止参与本案?

湖南司法厅局在2017年4月份南下广州见刘正清律师、北上北京见陈建刚律师,表示谢阳已经在3月31日解除了对二位律师的委托,并转头委托长沙贺小电律师为其辩护。湖南官方为什么处心积虑要为谢阳更换律师?

现,惊闻长沙中院将于2017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判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一案,贺小电律师将作为辩护人出庭。

官方如何解决谢阳一案,家属、辩护律师和谢阳的国内外朋友们拭目以待。

————陈桂秋于美国
2017年4月20日

缅甸书教扶贫曹三强牧师被羁押40天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国福音会牧师曹三强,今年3月被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组织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二十天后被批捕。截至4月13日,曹三强已被羁押整40天。曹三强的母亲对儿子的处境非常担忧,她认为儿子没有犯罪。不久前,曹三强的代理律师到看守所探望当事人。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国福音会牧师曹三强,今年3月5日被云南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25日被检察院批捕,涉嫌罪名变更为“组织偷越国境”。曹三强牧师的母亲孙女士对记者披露,不久前,她委托的律师曾到看守所探望当事人后,才得知儿子身体状况尚好,但对儿子的处境感到不安。她说:“律师说曹牧师在看守所里很好,比其他的人要自由,可以看书,我们送去了英语《圣经》和一些与《圣经》有关的参考书。他都收阅了”。

曹三强祖籍湖南,曾在当地创立家庭教会,其妻子为美国籍公民。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三强接手当地的基督教爱心活动,帮助学生及地震灾民。据信徒称,数年前,曹三强到普洱巿从事宣教工作,并在当地创办多所学校,帮助贫困儿童入学。

曹母说,曹三强牧师被抓后,她接到众多弟兄姊妹来电了解情况,并表达关注:“主内的兄弟姊妹们说,我的儿子曹牧师是最大的功臣,是最优秀的人物,他不应该受到限制自由的监禁。也有很多人在帮忙呼吁。但是也不敢公开出面。他们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安慰我”。

曹母还说,儿子曹三强平时省吃俭用,将积攒下的钱用于帮助贫困儿童入学:“我的儿子艰苦努力,付出也很多。他自己也不会去享受,自己也非常节约。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一个大功臣。我不知道此刻怎么描述我的心情”。

记者14日致电曹三强委托的北京律师刘培福,他告诉记者,其当事人已被批捕。他将于稍后前往会见:“他现在被批捕了”。

记者:您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去看他?

律师:要看情况。可能还要一、两个月。

据信徒称,曹三强长期往返于中国云南和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之间。他在当地从事助学及扶贫工作。去年12月至今年3月,缅甸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发生激烈冲突,导致中缅边境一带,气氛紧张。中国边防部队封锁边关后。中国基督徒支援缅甸贫困地区的物资,惟有经小路越境送达。

3月5日,曹三强被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刑拘,但被检察院批捕时,涉嫌罪名变更为“组织偷越国境”,目前被羁押于孟连县看守所。曹三强的辩护律师曾向当地警方申请为当事人“取保候审”,被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曹三强牧师在平整土地建学校

张凯律师:搅乱天下的保罗

张凯

如果要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影响最大的民族,非犹太人莫属。科学、哲学、艺术、政治领域,站在人类智慧顶峰的几乎都有犹太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海涅、贝多芬、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卓别林、毕加索、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你不服不行,这个民族宛如大脑里有特别零件,一出手就非同寻常。他们站在世俗的城门之上,挥手召唤我们这些愚笨的人。然而,就连天上的城门,似乎也站着犹太人向我们挥手,犹太人从小就根深蒂固的知道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世界的主要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东正教都源于犹太民族,整本旧约《圣经》,他们视之为自己民族的历史课本。耶稣本人就是犹太人,以至于他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没有祂,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看到的人类社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以至我们必须用耶稣的诞辰来重新纪年,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一个新时代。抛开信仰的视角而单单从世俗的角度来分析,耶稣是基督教的缔造者,但如果缺少另一个人,基督教很可能只是在犹太群体中的一个极小的圈子,或者在几次的迫害当中就会灰飞烟灭。
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 
 
是保罗,将犹太人的一神信仰传到了非犹太的信仰群体中,进而最后走向全世界,甚至尼采直接认为:保罗才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保罗也几乎是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争议最大的人,基督徒看来,他是耶稣的使徒,使徒可以理解为使者,就是上帝派他来向人类传话的人,而犹太人却视之为叛徒,他背叛了犹太信仰,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

同时,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人在世界的地位,他受到当时法律的特别保护,他可以直接告状告到凯撒王那里,不可以受酷刑,这为他可以四处游走提供了便利,所以,保罗虽然传播“耶稣复活”这样当时认为的歪理邪说,但对于当时的官长来说:对他又恨又怕,想办他,又奈何不了他。称他为“搅乱天下的人”。

事实上,保罗也没有见过耶稣“肉身”,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了解几乎是道听途说。在道听途说后,保罗成为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认为这些人传播歪理邪说,于是很多基督徒被抓到了监狱里。而此时,保罗忽然与已经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相遇了,死里复活的耶稣,忽然显现在保罗面前,当面质问“你为什么逼迫我”,这种神秘的个人经验,或许你不相信,但却改变了保罗整个人生轨迹,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从那之后,保罗玩命般的,成了“耶稣死里复活”的宣传员。眼见为实,让保罗生死渡外。

这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竟然最后打开了非犹太人向信仰犹太人上帝的信仰通道,也就是说,在保罗之前,虽然也有非犹太人信仰了犹太人的上帝,但只是极少数的个别行为,或者是偷偷摸摸的行为。保罗用他的言行,为非犹太人进入天国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保罗有明确的的呼召:向外邦人宣教。这也是践行耶稣的教导:“到普天下去,传我的福音”。最后,保罗成功的将犹太人的一个小范围的宗教,转化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

保罗不仅仅是单纯的将基督教教义传向犹太人之外的民族传播,更重要的是:这个传播必须面临着跨文化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在犹太人看来,自己天然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按照犹太的风俗接受割礼,然后严守各种律例典章才可以进天国。而外邦人只有先成为犹太人,并同时接受犹太人的律例典章才能进天国。这对于外邦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标准,非犹太的外邦人进入天国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然而,保罗却说:“字句叫人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这样的宣告,当时是石破天惊的。犹太人说:“不可把珍珠丢给猪”,给非犹太的外邦人传教,简直是对《圣经》的亵渎。保罗的宣告却为外邦人找到了进天国的通道,对于犹太人也是巨大的好消息,试想:如果一个犹太人经年累月遵照自己礼节、仪式、条例,却感受不到上帝,这是何其残酷的一件事。

保罗的宣告,预示着犹太人从小遵循的繁文缛节,到这个时候,已经终结了。当然,他并没有否认摩西律法中那些伦理要求,但犹太人的各种仪式、礼节、食物的律法要求等等,此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自由了”。非犹太的外邦人,进入天国也变为了可能。

为了这样的异象与呼召,保罗已经到了不顾生死的地步,他四处流浪,坐过监狱,被殴打,被蛇咬,为了表明自己传的是真的,他和当局死磕到底,一直上访到凯撒王那里。

他甚至不惜得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彼得是亲自跟随耶稣多年的门徒,耶稣把掌管天堂的钥匙给了彼得。彼得德高望重,然而有一次,彼得和外邦人(即非犹太人)一起吃饭,之后来了犹太人,彼得担心被说长道短,赶快离开外邦人,犹太人当时视外邦人为猪狗,是不洁净的,除非外邦人也按照犹太人的习俗、礼节并遵守摩西律法,他们才会接受外邦人,才可以与他们一起吃饭,彼得的做法显然与当时犹太人的习俗不符。天生笃信只有自己才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认为:唯有靠着遵守摩西律法和宗教习俗才会找到通往天国的救赎之路。这显然与保罗的主张完全不一样。在保罗看来: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这种礼仪律随着耶稣的到来而终结,所以保罗当着彼得的面,严厉批评彼得。(加二:11-16)。当然,保罗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面对自己创办的哥林多教会,即使信徒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却常常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也正因为保罗对福音有这种超越性的、跨文化的理解,才成就了保罗将犹太基督教向希腊化外邦人基督教的转化。

事实上,保罗在整个传教过程中,很少提及耶稣生平、那些让人惊叹的神迹奇事、那些发人深思的登山宝训的教导。这些让我们着迷的故事,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竟然全没有提及。这甚至让我们怀疑,保罗是否真的对耶稣感兴趣?是的,在保罗书信中,虽然“肉身的耶稣”很少提及,但通过耶稣而达到上帝,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取代了律法,却是保罗书信的核心表达。

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中,保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原来,让保罗可以不顾生死,可以癫狂的,是一件在普通人看来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事。在保罗看来,如果否认了死人复活,就等于否认了耶稣复活,否认了耶稣复活,所有的福音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死人复活”这件事,关系着影响了人类几千年的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所传的就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哥前15:14)。

让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逻辑,保罗不顾生死的、视之为一生使命的福音,在保罗看来,最重要部分是“耶稣的死里复活”。因为保罗有力地打破犹太人的疆界,基督教才冲破犹太人的小圈子,真正进入世界的领域,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了现在人类文明的面貌。我们由此可以说:整个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死人复活”,这个看上去难以接受却无法否认的事实上。
是的,这就是保罗对世界的功绩,他用具有穿透力、敏感而善辩的语言,说服了整个世界。让整个世界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好消息,终而成为这个死气沉沉世界的盼望,终而我们可以抵挡来自心灵巨大荒谬和虚无,我们因着相信,即使不遵循以色列的传统、习俗、条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宁静与满足,终而我们在地虽摇动,山虽摇动到海心的时候,也可以气定神闲。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也是你我的希望。
复活节,我们可以放下沉重,满怀欢欣,天庭上,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房子,我们面朝星空,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虽被囚禁,但在耶稣里已然自由的张凯写于主后2017年4月16复活节。

三自,你的出路在何方?

转自微信归正宗

一、我与三自的情感交织着,比我自己想象的还真实

一直和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接触,我渐渐的习惯了和他们一起骂三自,但实实在在的,我那颗因爱而恨的心还是在三自的。每一次回到自己老家的教会,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只有这里,会让我体会到这种回家的滋味。

这并不是说这几年来在家庭教会的辗转,没有遇到一间乐意接待我的教会,不,很多。他们待我如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老家的一间小小的三自教会那里。在改革宗长老会的公共敬拜和平常的生活,是我生命中经历过最舒心的日子——如天堂一般,就是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思绪还是会飘到家乡。

我的家人都在这间三自教会。我是从这里长大的,教会里的前辈们,他们看着我从小长大。包容我一切的软弱,鼓励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如此。

——我想,这份情感,这一生都无法改变。

二、三自的问题是根基性的,这问题是致命的

我对自己教会的状况,担忧不已。我不能不直面教会的状况。正如我在《神学院的故事》里所说,“魔咒”一直控制着三自体制下的教会。魔咒是一种力量,是使教会领袖以“安全”、“合法”为由顺服各种非法的政策,并使他们渐渐在权利与地位所附带的虚浮荣耀中迷失,而后控制他们,使其自发的寻找顺服非法政策的理由的力量。

三自的体制就是这样,在里面的都被魔咒控制,因此,越属神的传道人一定是越无法在其中生存。面对三自体制,要么被魔咒侵蚀成为傀儡,要么被魔咒的外力拦截,进不到体制里去。

能在三自混下去的,都是妥协真理的;不妥协真理的,根本进不去。

三、在象牙塔式的三自体制里营造的梦幻国度将被毁灭

然而,纵然有一些三自的领袖做好了妥协一切的准备,并且躲在象牙塔里向会众承诺说,我们是平安的!

——但是,那逼迫者的逼迫还是来到。 
 
拆十字架、拆教堂、抓牧师、如今又在教堂外、内装摄像头,目的再明显不过了:监视教会的讲道内容和奉献款项。

当人反对,就会动用武警,甚至雇佣流氓,强制执行他们的政策。五进五化既然是当权者的掌控宗教势力的指导方针,他们会借着这方针一步又一步的逼迫教会,直到三自这座象牙塔完全没有一处隐秘之处,全部在他们的治理之下。

小故事 
 
我和开封改革宗教会的王长老一起路过三自的一间大教堂,就谈起了三自的问题。王长老说,“你知道三自现在为什么安全吗?”
我幽默的回答到:“因为是合法的聚会场所。”
“鸡给黄鼠狼拜年,黄鼠狼却没吃鸡,知道为什么吗?”
我等着王长老解答。
“因为有鸡蛋供着,但鸡早晚要被吃掉的!”

四、三自啊,你的出路在哪里?

悔改

除了悔改,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实在是在悖逆神的道路之上。还用他们家庭教会批判我们吗?有谁比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谬更深呢?在人间没有。但在天上却有一位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但是,还有机会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爱我们的神吗?我们的神为我们存留了机会,让我们悔改。

为我们之前的妥协真理而悔改!为我们追求虚假的平安悔改!为我们没有荣耀神而悔改!
让我们为了从不愿意悔改的心而悔改,在上帝面前悔改,在会众面前,带领他们一起悔改!

不再妥协、预备牺牲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真作他仆人的,就该知道妥协真理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你经历过的。在这个体制下,我们成了幼年时自己所恨恶的人!因着一次又一次的懦弱,我们丢失了初信时候的火热的心!如今,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向来所投靠的那恶者越来越显明的恶意,使我们刚强起来!

曾经保护我们的现在拆了我们聚会之处,他还要拆我们的根基!

曾经我们以为妥协一点就可以平安,如今知道那是枉然!

没有理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妥协!全能之神所拣选的牧者啊,是时候把自己逼到绝处,预备牺牲一切! 
 
我们要坚持真理,不允许他们践踏神教会的尊严。起来抵抗他们!他们抓我们坐监狱,就坐吧,这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他们甚至要拆我们的教堂,就让他们拆吧!我们可以在家里聚会。

现在就开始,培训小组长,预备将来逼迫来到的时候可以迅速做出应对,能以在解散大堂聚会的时候不至于使羊群四散。现在,就建立小组联络的机制。

投靠主耶稣吧!对于我们来说,投靠神不投靠人这件久违的举动,以往的时候离我们是那么的远。靠着基督,预备好牺牲,牺牲这世界虚假的平安,牺牲一座教堂......我们必定在逼迫中刚强,在与撒旦之军争战中满了喜乐!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种滋味。

五、那些根深蒂固的三自人士并不一定是信徒,很有可能是卧底

最后,大家不要被那些一而再、再而三 妥协真理的不信分子迷惑了,这一群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权者安插在教会当中的眼线。危险的是,他们在三自体制里坐着高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智慧!不要被那些卖主求荣的人所讲用来迷惑我们的言论吸引,因为他们必定以我们心中的喜好和享受向我们承诺一些鬼话(就如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的那些试探的话)。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荣耀!

诚然!已经到了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时候,因为神的真理、上帝的教会正在遭受践踏!我们若在懦弱,我们是信谁的呢?

等到基督再来那日,我们将会看到魔鬼和它的党羽一同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基督必要快来,就在人们故意忘记他的真理、一心贪图世界的日子。

愿神在这末后的世代保守我们的信仰、常在他的爱里得享真正的平安,阿们!

十字军的真正历史

若望法兰

关键词: 十字军 穆斯林 基督教

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并不是妄想狂。

虽然穆斯林可以是和平的,但伊斯兰是在战争中诞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壮大。从穆罕默德时起,穆斯林扩张的方式总是刀剑交加。穆斯林的思想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伊斯兰的居所和战争的居所。基督宗教——和其它任何非穆斯林的宗教一样——没有居所。穆斯林统治下的穆斯林国家可以容忍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在传统的伊斯兰里面,基督徒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必须被摧毁,他们的土地必须要让穆斯林占领。当穆罕默德在七世纪向麦加发动战争的时候,基督宗教是在势力和财富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作为罗马帝国的信仰,它横跨了整个地中海,包括它的诞生地中东地区。因此,基督宗教世界成了最早期的哈里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当中仍然是穆斯林领导们的主要目标。

穆罕默德死后不久,伊斯兰的勇士们就投入巨大的精力来打击基督徒,他们非常的成功,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这些曾经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地区——很快沦陷。到了八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已经占领了所有北非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地区。十一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 Seljuk Turks )占领了自从圣保禄时候起就是基督徒地方的小亚细亚( Asia Minor ,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现代历史学家们称的拜占庭帝国——缩小为比希腊大一点点的小国。在绝望中,君士坦丁的帝王捎话给西欧的基督徒,请求他们援助东方的弟兄。

这种形势促发了十字军的产生。这是对穆斯林在原来基督宗教世界三分之二的领土上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占领的一种回应。

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必须捍卫自己,否则就会被伊斯兰同化,十字军就是这样的捍卫。

教宗乌尔班二世( Pope Urban II ) 在1095年召开的克莱蒙特会议( Council of Clermont )上,号召基督宗教界的勇士们抵挡伊斯兰的侵略,反应是巨大的。成千上万的勇士们立下十字架的誓言,准备战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启蒙时期的觉醒当中,通常声称十字军仅仅是那些缺乏土地、并且是不成器的人,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到远处去掠夺。十字军所表现出的虔诚情操、自我牺牲精神和对天主的爱显然没有被认真地当一回事……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电脑辅助的宪章研究推翻了这种论调。学者们发现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通常都很富有,在欧洲有大量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甘愿放弃一切去接受这神圣的使命,参加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件便宜的事情。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即使是富裕的地主也很容易使自己和家人陷入枯竭的境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物质财富(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有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想“为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那里盗贼不能走近,蠹虫也不能损坏”(若按:圣经路加福音12:33)。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有罪的,渴望通过经历十字军东征的苦难来作为一种仁慈和爱心的赎罪行为。欧洲到处都充斥着成千上万的证明这些情绪的中世纪宪章,如果我们愿意听,今天这些人仍然对我们说话。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并不反对夺取战利品。但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变富有了,但绝大多数人回来时一无所有。

乌尔班二世给了十字军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十字军东征的中心点,

第一个就是拯救东部的基督徒。

作为他的继承人,教宗英诺森三世( Pope Innocent III )后来写道:
当一个人了解到他在信仰上和名义上的基督徒兄弟被背信的穆斯林抓起来严格禁闭、被最重的苦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怎么不会遵照天主的教训爱他的邻居兄弟如同爱自己呢?他怎么不会为解放他们而完全奉献自己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被穆斯林绑来做奴隶、投入监狱、忍受无数拷问折磨吗?这能算是一种偶然吗?”
Jonathan Riley-Smith 教授公正地论述说,“十字军东征”应该理解成是一种“爱的举动”,是对邻舍的爱,十字军东征被看成是去纠正可怕错误的仁慈使命。如教宗英诺森三世给圣殿骑士团的信中写到的那样,“你们用行动来实践了福音的话语,‘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第二个目标就是解放耶路撒冷以及那些因着基督而成圣的其它地方。

十字军东征(crusade)这个词是现代的叫法。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把自己看作是朝圣者,在他们去往圣墓的路上行侠仗义。他们收到的十字军东征的赦罪条在宗规上与朝圣的赦罪条有关系。这个目标经常用封建的术语形容。

当1215年号召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英诺森三世写道:
想一想我们最亲爱的子孙,仔细地想一想,如果任何一个现世的君王被赶出了他的领地或者被俘虏,当他恢复了原来的自由,当执行正义的时刻到了,难道他不会将他的诸侯看成是背信弃义的叛国者吗?——除非他们曾经为着要释放他的这使命不仅附上了他们的财产而且附上了他们自己。——同样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你不能否认你是他的仆人, 将你的灵魂连上你的肉体, 用他的宝血救赎了你——如果你不去帮 ,难道他不会谴责你忘恩负义不守信仰吗?”
因此,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是复辟的行为,是对神爱的公开宣言。当然,中世纪的人们也知道神有能力自己收回耶路撒冷。然而,如圣伯尔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所倡导,拒绝这样做是对神子民的祝福:我要再说一遍的是,想想全能者的仁慈,留意一下神的怜悯计划。将这个义务给你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装作这样做,这样神就能帮助你满足你对自己的义务——我说那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富有溺爱的机会的一代是备受祝福的。

经常有假定说十字军东征的中心目标是用武力强迫穆斯林世界皈依基督宗教,事实绝非如此;从中世纪的基督徒视角来看,穆斯林是基督和他教会的敌人;击败和抵御他们是十字军战士的任务,仅此而已。生活在十字军占领区的穆斯林通常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财产和生活方式,一定可以保留他们的信仰。的确,在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的整个历史上,穆斯林的居民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直到十三世纪,方济会(若按:一个天主教修会)才开始在穆斯林当中努力使他们皈依主。但大部分努力是徒劳的,最终也放弃了。无论如何,这些努力是藉着和平的说服,而不是暴力的威胁。
十字军东征是战争,所以不要误认为它们的特征除了虔诚和良善的意图之外,别无其它了。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这暴力是残酷的(虽然没有现代战争残酷),有灾难、有大错、有罪行。这些通常至今被完整地记着。1095年第一次东征的早期,一帮由 Leiningen 的 Emicho 伯爵带领的十字军乌合之众沿着莱茵河一路杀害掠夺犹太人。当地主教试图阻止这场大屠杀,但没有成功。在这些战士眼里,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也是基督的敌人。那么,抢劫杀害他们并不是犯罪的事情。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因为犹太人的钱可以用来资助十字军向耶路撒冷的进攻。但他们是错误的,教会强烈谴责了这种反犹太人的袭击。

五十年之后,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即时,圣伯尔纳铎(Saint Bernard)经常强调不能迫害犹太人:问一问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人,问他在诗篇中发现有什么对犹太人的预言,说:“我恳求不要毁坏他们”。犹太人对我们来说也是圣经永生的话语,因为他们经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所遭受的一切——在基督徒君王的统治下,他们忍受着艰难的囚禁生活,但“他们一心等待救赎时刻的到来。”

不过,西妥会(Cistercian)一位名叫 Radulf 的修道士还是煽动人们攻击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尽管圣伯尔纳铎写了无数封信要求他住手,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伯尔纳铎不得不亲自前往德国,将 Radulf 抓了起来,并将他遣送回他的修道院,这场屠杀才平息。

经常有人说大浩劫的劣根可以从中世纪的这些大屠杀当中看到。也许是吧,但即便如此的话,那些劣根也远比十字军东征要深得多广泛得多。十字军东征期间有犹太人毁灭了,但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不是要去杀害犹太人。恰恰相反:教宗们、主教们、和布道者们都明确地声称,欧洲的犹太人可以平平安安地留下来……

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没有领导者,没有指挥链,没有补给金,没有详细战略。只是千千万万的战士挺进敌人领地深处,效忠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不是死于战斗,就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它是一场粗糙的运动,似乎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然而,它却奇迹般地成功了。到了1098年的时候,十字军已经收复了尼西亚(Nicaea)和安提阿(Antioch )。1099年7月,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基督徒国家。欧洲欢腾起来了。曾经将穆斯林推到顶峰的历史潮流,现在似乎要逆转了。

但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中世纪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欧洲以后的景象而并非欧洲本来的样子。中世纪的世界巨人是伊斯兰,而不是基督宗教。十字军东征令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企图抵抗那种趋势。但在五个世纪以来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只有第一次东征显著地击退了伊斯兰的军事进程。从那以后起就走下坡路了。

当十字军郡埃德萨国(County of Edessa)1144年沦落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手中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支持进行新的一轮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由法国的路易七世(Louis VII)和德国的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两位国王领导,由圣伯尔纳德亲自宣传。它以惨败而告终。一路上大部分的十字军战士都被杀害。穆斯林的大马士革以前是基督徒坚固的盟友,那些想进军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攻打大马士革,让事情变得更糟。在这样一次灾难之后的觉醒中,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不但被迫接受了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势力,而且接受了因为西方人的罪恶,所以天主正在惩罚他们的事实。敬虔运动(lay piety movements)在整个欧洲萌芽,所有一切都是想致力于净化基督宗教社会,希望这也许使他们可以在东面获得胜利。

因此,十二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全面的抗战。

每一个人,无论多么虚弱或贫穷,都被号召上阵。战士被要求牺牲他们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为捍卫基督宗教东部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本土阵线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呼吁藉着祷告、禁食和布施来支持十字军。然而,穆斯林仍然在增强。强大的统一者萨拉丁(Saladin)将东穆斯林地区附近融合成单一的实体,鼓吹对基督徒发起圣战。1187年的哈丁之战(Battle of Hattin),他的军队消灭了耶路撒冷基督徒王国的组合军,并夺走了真十字架这样宝贵的圣物。基督徒城市毫无抵御之力,开始一个一个地投降,最后以10月2日耶路撒冷的投降而告终。基督徒只守住了少得可怜的几个港口。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了反击。

德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法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Augustus)、和英国王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Lionheart)共同领导了这次东征。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盛事,虽然没有基督徒所希望的那样浩大。年事已高的弗雷德里克骑在马背上,在渡过一条河流时溺水身亡,因此他的军队在没有到达圣地之前就撤回了家。菲利普和理查德乘船渡过了河,但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只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加剧形势的分裂。重新夺取阿克里(Acre)之后,法国的这位君王就回家了,回国后忙于瓜分理查德在法国的财产。因此,十字军东征的重任落到了理查德一人的身上。理查德是位能征善战的勇士,还是富有天赋的领导者和足智多谋的战术家,他带领的基督徒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重新占领了整个海岸地区。但耶路撒冷不在海岸线上,在两次保卫圣城的供给线不受破坏的努力夭折之后,理查德最后还是放弃了。理查德承诺有一天会带军队重来,他与萨拉丁达成了停战协定,协议规定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并允许非武装的朝圣者自由进出耶路撒冷。但这是难以吞咽的苦果。收复耶路撒冷回归基督徒的统治并夺回真十字架的愿望在整个欧洲仍然愈演愈烈。

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规模更大,资金更足,组织的更好。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第四次东征(1201至1204)因为受拜占庭政治圈套的诱使而半途搁浅了,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完全明白的事情。他们绕道前往君士坦丁堡支持一位帝王争夺者,这位竞争者应许给十字军巨大的回报并将支持他们夺取圣地。然而,一旦他登上凯撒的王位时,他们的恩人发现他并不能履行他的承诺。这样十字军被他们的希腊朋友所背叛,1204年的时候,他们攻打、占领并残忍洗劫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城市——君士坦丁堡。早先曾经将整个十字军逐出教会的教宗因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强烈谴责十字军的这种行为。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1204年的这场悲剧在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关起了一道铁门,一道甚至连今天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都无法重新开启的铁门。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为拯救东正教人民这一愿望的直接结果,如今它却使两者越走越远——恐怕是永远无法挽回了。

十三世纪剩下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情况稍微好一点点。

第五次东征(1217至1221)设法一举攻下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但穆斯林最终还是击败了那里的军队并重新占领了该城。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在他的一生中曾领导过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也占领过达米埃塔,但路易很快被埃及人的计谋所蒙骗,被迫放弃该城。虽然路易在圣城里生活了几年,自由地构筑防御工事,但他从没能完成他最锺爱的愿望:解放耶路撒冷。1270年的时候,路易已经是位年事很高的人了,他又一次带领十字军向突尼斯进攻,在那里他死于肆虐军营的一种疾病。圣路易死后,惨无人道的穆斯林领导者 Baybars和 Kalavun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惨绝人寰的圣战。到1291年为止,穆斯林军队已经成功杀戮或逐出了最后一批十字军,因此,他们将十字军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了。尽管基督徒军队作出过无数次的努力和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没能够在该地区有立足之处。

我们可能会认为,基督徒三个世纪的失败已经让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的主意感到失望了。完全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性。穆斯林王国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变得越来越强盛,而不是越来越衰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但征服了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进一步统一了伊斯兰,而且继续向西推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闯进欧洲本土。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不再是为远方人民而承担的怜悯性使命了,而是不顾一切地守住基督宗教界生存的最后一片剩馀地了。欧洲人开始考虑伊斯兰是否真正有可能最终实现它占领整个基督宗教世界的目标。

当时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赛巴思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的名著《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在一章题为《信仰的滑落》中,里面吐露出这种情绪:
我们的信仰曾经在东方很强,它曾经统治着整个亚细亚、摩尔人的土地和非洲。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土地都离我们而去。这让最坚硬的石头都为之悲痛……
你发现我们教会的四姊妹,她们都是族长制的类型:
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Antiochia)。
但她们都被丧失了,还遭洗劫。不久其领袖将会受到攻击。
当然,那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但也相差无几了。1480年,苏丹马霍米特二世(Mehmed II)占领奥特郎托海峡(Otranto)作为他侵略意大利的跳板。罗马被疏散。然而,此后不久这位苏丹就一命呜呼,他的计划也随他而死。1529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围攻维也纳。要不是一连串反常的暴风雨耽搁了他的进军并迫使他舍弃许多的枪炮,那土耳其人夺取该城是必然无疑的事情。当时,德国也在他们的摆布当中。

然而,当这些九死一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某些其它的东西也正在欧洲酝酿——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在罗马价值观、中世纪的虔敬、对商业和创业主义的独特尊重这样一种奇怪混合物当中诞生的文艺复兴,导致了其它运动的产生,比如人道主义、科学革命和探险时代。即使还在为它的生存而争战时,欧洲正准备着在全球规模上扩张。新教改革运动使得十字军东征对许多欧洲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战斗就留给天主教徒。1571年,本身就是一支十字军的神圣联盟军击败了奥斯曼在雷班托海湾(Lepanto)的舰队。然而,像这样取得军事胜利的战争仍然很少。穆斯林的威胁在经济上被中和了。随着欧洲财富和势力的增长,曾经可怕与老练的土耳其人似乎开始落后与可怜了——不再值得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了。“欧洲病夫”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二十世纪,当他最后断气的时候,留下了现代中东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

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战争造成了更大的无限制的破坏性,这样的战争同样会被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们所唾弃。然而,不管是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战士根本上都是为他们各自的世界和世界其中的而战。他们都愿意作巨大的牺牲,只要这是他们所珍视的而且是比他们自己还要大的某些东西。

不管我们是不是敬佩十字军东征,但有一点是事实: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将不会存在。对妇女给予尊敬、对奴隶制憎恶的古老基督宗教信仰,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开来。没有十字军东征的话,正好可能步入伊斯兰的另一个敌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后尘,那就是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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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托马斯梅登 (Thomas F. Madden) 是圣刘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 历史系的副教授和系主任。他著作满身,包括 《十字军简明历史》(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还与 Donald Queller 合着了一本书叫做《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的占领》(The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转自中世纪史实资料微信

古代法律中的宗教背景

徐爱国

关键词: 古代法律 宗教

对法律史的“科学”研究,源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以法律为主题的历史叙述,排除了法律之外的背景要素,剔除了古代法律的宗教背景。梅因以“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道出了人类早期社会法律从家族团体重心到个人重心转移的一般规律。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批评了古代法律的团体中心论,但是对古代法律中的宗教背景依然轻描淡写。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是,初民社会的法律并不简单以神的名义颁行,而以社会的强力来维护。现代法律制度与古代社会的规则并不存在着截然的界限。晚点的人类学家则对远离现代社会的“原始人”,诸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原始部落人群进行了法律的考察,他们试图恢复古代社会法律的真实状况。古代法律中的占卜、巫术、神判和祭献,进入到法律史研究的视野。古代社会的惩罚机制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宗教和习俗。妖术魔咒和巫术禁忌,是古代社会惩罚神秘主义和威吓主义的一部分。

古代人无法想象现代人的理性与逻辑,而现代人也无法理解古代人的情感和谦卑。古人生活的神圣宗教氛围,难为现代人所能感知和体会。在古人看来,人的生与死没有实际的区别,只是人死后,灵魂与肉体发生了分离。人死之后灵魂上天堂,是现代人的说法,在古人那里,人的肉体埋在哪里,他的灵魂就附着在哪里。因此,人死了必须埋在家族的坟墓里,活人要定时奉献牺牲以供养。死者抛尸野外,活者失于供奉,祖先的灵魂就会飘逸游荡,侵扰活着的后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家神,家里存着不灭的家火,家火以烧木炭维持,家火必取自太阳。家里大事小情,必定请示先祖。法学家解释古希腊神话《安提戈涅》,称女主人公违背国王“叛国者不得在城里安葬”的“国法”,将兄长的尸骨偷埋于家族坟墓,以符合“自然法”的要求,说明自然法自古就存在且高于实在法。其实,这里的亲情自然法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体现道德、正义、理性的自然法,而是古代神圣的宗教法。或者,即使称为自然法,也只是宗教的自然法。家人死亡不能在家族坟里安葬,不仅是对死者的不敬,而且是对生者的羞辱。更严重地,死人的灵魂会折磨和骚扰活着的人。一家有家神,一族有族神,推而广之,城有城神,邦有邦神。罗马人想占领易卫城,罗马人不但向自己的城神阿波罗祈祷,许诺将占领后十分之一的财富祭献给阿波罗,还要祈求易卫城的如侬神离开其保护的易卫城,许诺占领易卫城后会以神的规格来供养他。大体而言,古代神有两类,一是各家的家神,一是更复杂社会团体的神祇,或者为自己的英雄,或者为自然之神。神祇的名称或源自地理,比如地上的宙斯,海洋的波塞冬,冥间的哈迪斯,或源自天文,比如阿波罗和丘比特,或源自气候,比如风神、雨神和雷神。一神教和人格神是宗教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宗教是多神的和自然的。

在神与人之间,需要有通灵的祭司或者巫师,这是后来神职人员的起源。古代社会,政治、宗教和法律活动交织在一起,在人们总是敬畏神灵的泛宗教背景下,祭司左右或者参与法律事务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占卜、祭祀、除罪、宣誓、神判,都缺少不了通灵者的身影。“巫师”一词在法律史上的出现,一般追溯到16至17世纪欧洲大规模的“猎杀巫师”的法律实践,思想家们认定那是现代社会早期特有的现象。但是,从通灵的职业上看,巫术和巫师自古就存在,并在古代法中扮演过类似法官的角色。

东方古代法律的宗教色彩

“君权神授”是古代东方统治正当性的最好证明。政治权力来自神,法律同样来自神。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处于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统治之下。他称自己是无敌之王,“受命于伟大之神明,而为仁慈之牧者”。为了“使强不凌弱,为使孤寡各得其所”,“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为使受害之人得伸正义”,他将他的“金玉良言”铭刻于石柱之上,这就是《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部是一幅浮雕,右边是戴着皇冠的太阳神沙马什,他坐着传授法典或者权杖,左边站着的汉谟拉比双手合十,头部微低,恭敬地接过法典或者权杖。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印度有《摩奴法典》,摩奴被视为人类的始祖,他是“梵天”之子,称为“自在之神”,后据印度经学家考证他为十位支配世界的七位神的共名。按照《摩奴法典》文本解释,当世界没有国王的时候,到处为恐怖所搅乱。为了保存万有,梵天从“天王、风神、阎摩、太阳神、火神水神月神和财神等的本体中,取永久的粒子,创造出国王”。在以色列人那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奔向耶路撒冷,途中经过西奈半岛。耶和华召摩西上西奈山上,授之以“摩西十诫”。摩西刻在石头上,后成为犹太教和基督徒法律的总纲。中国古代,我们熟知的“敕天之命”、“行天之罚”、“恭行天罚”、“以德配天”,以及“天子”、“天理人情”和“替天行道”,都带有浓厚的自然神宗教色彩。

关于神判,现代法律史学家多追溯到日耳曼的“蛮族法”,热水判、冷水判、火判和食物判都是典型的神判形式。后世的法律人类学家在非洲和北美同样也发现了神判的遗迹。霍贝尔在《原始人法》中记载过非洲部落的毒丸判:嫌犯走到巫师面前,巫师将一颗药丸塞进鸡嘴。鸡死了,嫌犯有罪,鸡不死,嫌犯无罪。古代东方社会也存在神判,皋陶以豸獬触不直者,其实也是神判。在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第二条:倘一自由民控告另一自由民犯巫蛊之罪,如果不能证实,则被控之人应行至于河而投入于之。嫌疑人葬身河底,则罪名成立,控告者可以占有其房屋;嫌疑人浮于水面而无恙,则控告者应处死;嫌疑人可占有控告者的房屋。在古印度,国王委托有学识的婆罗门代行职务,证人宣誓和神判随处可见。“根据情况的严重性,可使他以手持火,或叫他潜入水中”,“火不烧其人的人,水不使其漂在水面的人,灾祸不迅即突然袭击的人,应该被认为是宣誓真诚的人”。宣誓是人与神的约定,凡人违背对神的许诺或者在神面前说谎,那是遭天谴的罪孽。《汉谟拉比法典》第九条规定,自由民遗失某物,而发现该物在另一自由民之手。倘物之占有人称“此物由一卖者售于我,我在证人之前买得”,而失主也称“我能提出知道此为我物之证人”,则占有人应带领出售人和购买时的证人到法官面前。法官审理的时候,见证人须就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卖者如果为窃贼,那么应处死。失主收回该物,买者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

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记叙了一些古埃及和古波斯的掌故。古埃及人对动物有着神圣的向往,如果有人故意杀死圣兽,他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祭司会处以罚金。“如果有谁杀死了朱鹭或鹰,则不管是故意还是误杀,一律处以死刑”。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攻占了埃及之后,曾把埃及王阿马西斯的木乃伊从墓地里搬出来,“他便下令鞭尸,拔掉他的头发,用棒子戳刺并以各种办法加以侮辱”,“下令把它烧掉”。希罗多德评论说,冈比西斯的做法是违反波斯和埃及两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因为波斯人认为火是神,烧掉死者不为正当;埃及人认为火是野兽,习惯上不能够把死尸让野兽吞食。黑海一代的斯奇提亚人,如果做了伪誓,就会被处以枭首,其财产分配给最初的占卜师。

古希腊罗马法律中的宗教印记

古希腊最早的成文法,要追溯到德累科法。该法第一条规定:“必须信奉本地的神及英雄,每年祭祀,其礼节务必遵循祖先所行者”,“杀人者不得近庙,不得接触洗水及礼器”。德累科法以严酷闻名,这有其宗教的缘由:凡错误皆为亵渎神灵,渎神乃是不可救的罪过。盗物者死,因为盗物同时是对产权和宗教的侵犯。梭伦改革是雅典法律史上的大事,仔细考察一下,他的改革也是神的名义下进行的。他在自我放逐后所写的诗歌里称,“这是始料不及的事业;我竟得神助而将之完成。我以黑地神为证,我拔去了许多界石。受羁绊的地,现在自由了”。从他设置的新执政官制度上看,宗教事务排名第二:首席执政官兼任行政和司法官,第二位执政官掌管宗教和教会事务,并负责暗杀罪的起诉,第三位执政官为战事长官。在审判方面,雅典最著名的法院是亚略巴古山法院。神话传说记载,马斯曾应密纳发女神的请求在那里受审,因此又称马斯山上的密纳发庙。法院审判晚上在露天进行,“露天”是宗教上的讲究,“晚上”则是为了保证审判不带偏见,因为黑夜可以仔细倾听各方的意见。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过这样的历史典故。波桑尼阿斯曾是斯巴达的国王,他不遵守斯巴达的习惯,他在祭献神灵的三脚香炉上刻上自己的名字,私通波斯王和希洛人,想做全希腊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决定对他进行审判,但是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按照斯巴达的通常习惯,对国王的审判如无确凿的证据就不能够径行判决。为了获得证据,斯巴达的监察官们设局,安排一个叫阿吉拉斯的人与波桑尼阿斯在神庙里会面,监察官们躲在内房里偷听他们俩的对话。对话中波桑尼阿斯承认了一切,而在神庙里的认罪口供则是强而有力的证据。监察官们决定逮捕波桑尼阿斯的时候,波桑尼阿斯却跑进了神庙。神庙里既不可抓人,更不能杀伤人。监察官们只好砌墙把门堵起,四周布置守卫,想饿死波桑尼阿斯。波桑尼阿斯在神庙里濒于死亡的时候,监察官们把他从神庙中抬出。抬出来的时候,波桑尼阿斯就死掉了。起初,监察官们准备把他扔进山谷,如同处置一般罪犯那样,后来他们改变的想法,因为他毕竟是斯巴达的国王,是个有神性的人。最终,监察官把他葬在城市的附近。再后来,斯巴达人把波桑尼阿斯的坟墓迁移到他死亡的地方,并塑造了两个黄铜雕像,贡献给女神,以避免神的诅咒。

比较希腊人而言,古罗马人更加迷信。罗马人乐于占卜,有祭司与占卜官的制度。祭司由贵族担任,他不仅掌管宗教信仰事务,而且对私人法律事务也有着影响力。在王政时代和共和国时代,祭司们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威望。罗马人无事不占卜,“若牺牲不现吉兆,则参议会不开会。平民大会开会中,闻鼠鸣则散”。西塞罗自己就是一个占卜官,他称占卜官可以左右元老院和平民院的会议议程,甚至左右执政官的辞职隐退和撤销非法的法律。占卜官虽然不是官职,却在罗马法律事务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拿显示不同身份地位的外部装饰来说,国王有象牙王座、紫红色长袍;执法官有侍从官,侍从官肩扛插着斧头的束棒;祭司有权穿镶紫边的长袍,有权拥有侍从官,有权坐镶象牙的贵族席位。

伯尔曼分析过欧洲现代法律的基督教起源和表现,其实,罗马共和国之前的法律同样弥漫着宗教的色彩。《十二表法》第十表即为“神圣法”,死人不能在城市内埋葬或焚毁,火葬所用木材不得用斧头削平。殉葬就简。埋葬的时候,妇女不得抓伤面颊及哭泣,不得收集尸骸,不得在奴隶尸体上涂防腐汁或圆形酒杯。不许将花圈置于死者身上,死者身上不得放置黄金,但是,死者的牙齿如果镶有黄金,则许其连同此黄金埋葬或者是烧毁。历史学家通常将此类规定与古代罗马人的朴实和节俭联系起来,但其中的宗教因素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罗马的婚姻制度,经过了从有夫权婚姻到无夫权婚姻的发展过程。在有夫权婚姻阶段,出嫁女要先解除与娘家的宗教关系,然后归顺丈夫家庭。脱离娘家归顺夫家,要经过宗教的仪式,男女皆立祭台前,见过家神,“她手触圣火,继之以祷。新夫妇乃分食一块点心、一块面包、水果”,此“共餐”是“在神前的分食,皆使新夫妇共感同一宗教,而上通于家神”。就物权法来说,物分为不可交易物与可交易物。不可交易物分为神法物和人法物,神法物指神圣物、神息物和神护物,包含祭祀物、捐献物、寺院、墓地、陪葬品、城墙和城门。就契约法来说,口头契约是古罗马最早的要式契约,遵循“誓言”或“曼企帕地荷”要式买卖程序。誓言即是人对神的许诺,“神佑我风调雨顺收成丰厚,我将立碑祭献神灵”。后世的罗马法学家对此类誓言的法律性质有过长期的争论:这是单方契约还是双方契约?是诺成契约还是实践契约?争论的缘故,就是因为一方当事人是神灵。世俗的市民法同样有严格的誓约,契约所约定的内容、数额和价格,双方说出的言辞必须完全吻合,不能有任何的增加或减少。严格对话和交换礼仪之后,契约才能完成。对话中的每个词和每种仪式都须严格合乎规范,一字的误差也会导致契约的无效。严格的法律形式源自宗教严格的礼仪。颇具特色的罗马“曼企帕地荷”买卖式,是古罗马最为古老的物权转让方式。买卖双方在5位有行为能力的罗马市民和1位司秤面前,手持衡具和一块铜片。买主拿着欲买之物到司秤面前,称“依照罗马固有法律,此物应该归我所有,请以此铜片和衡具购买”,说完后,以铜片击打衡具交予卖者作为付价。犯罪法同样带有宗教的色彩。对触犯神明的罪犯普遍适用献祭刑:将罪犯逐出共同体,献祭为牺牲品,乱棒打死,沉入水底,犯罪人的财产则划归寺院所有。王政时代,努玛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因不慎杀死一个人,他应当在民众大会上向死者的宗亲属献上一只公绵羊”。十二表法记载,夜间毁坏庄稼的人,处以死刑,以献祭给丰收神。对纵火者课以火刑,同样带有宗教的色彩。

帝国时代,罗马的法律世俗化了。但是,法律中的宗教因素也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其他的形式。罗马帝国吸收了东方的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其中也接纳了东方的宗教。公元313年,《米兰公告》标志着君士坦丁和李其尼对基督教徒的容忍态度。到狄奥多西时期,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信仰。在此前提下,才有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这样的说法。“公法是涉及罗马事务状态的法,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公法由神圣法、有关宗教祭司和执法官制度组成。私法由三部分组成,即自然法规则,万民法规则和市民法规则”。

法律中的宗教依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一神的、人格神的、理性的宗教取代了多神的、自然神的和激情的宗教。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

转自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http://zhjqiqingyun.fyfz.cn/b/907283

家庭教会活动场所管理创新初探——以温州某县城家庭教会场所登记为例

朱腓力

关键词: 家庭教会 活动场所 管理创新 家庭教会场所登记

引言:

2015年8月,“拆十运动”虽然暂停,但新出台的《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表明,政府将对基督教进行全方位的管控,管控范围包括“三自”名义下的教会和家庭教会,管控内容涉及聚会场所、聚会、培训、院校、服侍人员、教师、制度到财务等各个方面。[1]由此看来,许多家庭教会将有可能被贴上非法活动场所或非法活动的标签,并予以打压,这势必导致政教关系的持续恶化,进一步撕裂社会疮口。

李向平博士在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宗教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的地位与功能要远远大于宗教团体,而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方式,也就直接成为了宗教管理制度中的基本环节”。[2]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这个事实判断。在这个前提下,遵循政教分离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原则,笔者以下就三个问题作为核心展开论述:家庭教会活动场所是如何形成的?地方政府现阶段对家庭教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及活动场所管理创新有哪些可能性?至于家庭教会场所及其活动受宪法以及国际相关法律的保护,较多学者、牧者已经有深入的研究,[3]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家庭教会活动场所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

家庭教会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承。早在19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成立了教会,一开始活动场所主要放在家中。[4]他们的形态延续到罗马帝国渐渐接纳了基督教,才盖起宏伟的教堂,于是基督教从私密的空间走向公共的领域,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台下走到了台上。

在中国,家庭教会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推行无神论、唯物论的意识形态教育,刚开始借机抗美援朝成立“三自”,要求与外国宣教士、教会切断关系,1958年取消宗派,强制不同堂会进行联合礼拜。以温州为例,当时市区七八间教会被迫停止聚会,只剩下温州城西教堂可以公开聚会,温州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无宗教区的试点。[5]不久,约在1960年,因为信徒聚会的需要,家庭教会悄然诞生;[6]文革期间,所有的教堂被关闭后,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就在这期间自发性的兴起,后来才与不参加“三自”被称为家庭教会的精神领袖王明道、谢模善、袁相忱、林献羔等人联系在一起,[7]喊出“我们是为了信仰”,要求政教分离。

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这个群体不断壮大,这是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89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信主,加入到家庭教会中,中国教会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以农村教会为主流逐渐改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流。2000年后,温州、北京、上海等地家庭教会大面积地租用或购买商品房、写字楼或厂房作为聚会场所。[8]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家庭教会的信徒约有四千万人,是三自教会的两倍。[9]

毫无疑问,家庭教会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密不可分的文化肌理,是广大信教群众信仰生活的需要,更是中国日渐走向文明、开放的象征。现在家庭教会开展的活动渐渐趋向以宗教场所为中心,如同“三自”名义下的教堂一样。2004年底,国务院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很清晰表明宗教活动场所是政府管理的重点。[10]它的内容分为七章,一共有48条,围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有15条,宗教财产管理意见有8条,主要内容也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其他各章涉及宗教活动场所还有很多条款。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采取的手段基本上也是针对活动场所进行的:贵阳活石家庭教会聚会场所被责令整改,温州瑞安市仙降街道横街村瑶池花园家庭教会聚会场所被责令停止聚会,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七一路家庭教会场所受到限制。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福家庭教会同心堂,其房东在公安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出租聚会场所,贵州省安顺市盟约家庭教会场所收到责令停止活动通知书。

二、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管理的问题

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现阶段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上海华东师大老师李向平博士撰文《“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与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其中就政府相关部门对家庭教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他在田野调查的报告中指出:

“把宗教问题转型为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依法进行公共管理。即便大量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不予登记,它们也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宗教管理,就会更加具有公共法律效力,而不是与固有‘三自教会'的对立。所以,把宗教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更加有利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具体教会问题。”因为,“家庭教会更加愿意到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即便有具体教会出问题,公共管理的方式,也不容易被国际舆论界动不动就看成是‘宗教自由问题',而仅仅只是社会管理层面的法律问题”。[11]

如果李向平老师文中提到家庭教会的登记类似于活动场所备案,这一改革方案就有实质性意义。现阶段中国的社团管理实行“双登记制度”,家庭教会必须经宗教事务局批准(或者改为由民政部门批准),又要得到“三自”为主管部门的认可,这是家庭教会矛盾的成因,北京守望教会向相关部门登记的失败已经证明这一点。[12]另外,针对家庭教会登记的相关法律困境,曹志先生在《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考察对象》文中提出当前可行的改革建议,其中也涉及备案制。[13]在具体的备案方法与实际措施方面,刘澎老师2011年在《家庭教会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一文中指出,家庭教会在民政部门进行无条件的程序性备案,而不是实质性的审批登记;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是众多家庭教会可以接受的。接着,他把备案制较系统的论述分为五个篇章:备案制的指导思想,备案制的主要内容,备案制的重要意义,备案制的实施策略,备案制的配套措施。[14]另外,为了与现行中国制度相适应,刘澎老师甚至用心良苦的提出了建立宗教特区作为试点的构想。[15]

上面学者的思考与建议都对中国未来的政教关系发展都很具建设性,但真正实施到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样一段预备期,甚至可以说是空档期,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政教关系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边界在哪里?管理机制如何建立?沟通平台如何搭建?这不仅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家庭教会的责任,更是人心所向。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需要有哲学思辨的态度,需要有管理智慧,需要开明、包容、创新的精神。宗教管理,首先必须尊重宗教团体自治及其传统的前提下,然后对它做出合乎情理的监管,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圣经的精神所在与信徒愿意顺服的理由。[16]
以下我将以某县城相关部门对当地家庭教会场所具有创意的登记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对宗教管理创新的其它可能性。

三、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管理的创新

家庭教会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政教关系这一敏感问题,稍有不慎,都将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因此,对于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宗教管理者来说,对于家庭教会的管理,也是极为考验管理智慧的一道课题。

在温州,不仅有西方哥特式的教堂许多,而且家庭教会也拥有许多教堂,尤其是乐清与永嘉,这在中国其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是温州家庭教会的独特之处。[17]在1996-2000年拆违打非的过程中,温州基督教堂的损失不可小看,期间拆除了不少教堂、以及基督徒的祷告与聚会场所。1996年4月,永嘉碧莲祷告山、桥头祷告山、桥下祷告山等聚会场所被拆除。1997年,温州市区的上陡门家庭教会的教堂因为没有登记被拆除;2000年11月,温州市区划龙桥教堂被拆除,市区近郊天平山教堂到东风山山脚共有6处教堂被拆,其中多间为祷告山聚会场所。另外,那年永嘉碧莲区片的家庭教会的损失不少,当地岭头教堂、下垄教堂、吊坑教堂、金仓教堂、高山教堂、塘上教堂、铭岙教堂等被炸毁。[18]

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不仅有悖于传统文化,有悖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国家大势,更是给政教关系带来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是文明与法治倒退的体现。然而,同样是在温州,某县宗教管理部门对于家庭教会的管理,却体现出尊重传统、兼容并包的管理智慧,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意义。

据笔者的采访获悉,[19]原来在整治未登记的教堂之前,某县城相关部门主动上门劝说:“如果你们的教产想登记的话,可以直接登记在宗教局,不需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名义下”。于是,被称为“反三自”重镇的某县城家庭教会众多教堂纷纷加入登记的行列。当地,家庭教会的教堂与信徒数量比“三自”名义下的还多一些。当时属于A区片约有20间教堂,愿意登记的有13间教堂。B区片约有30多个教堂,几乎全部教堂没有异议的接受了登记。而C区片教会内部意见最难统一,但最后在一位较开明的领袖的带领下暗暗的接受了登记,约有30所教堂。据A区片的一位牧师回忆,登记后,每年要年检一次,大概年检四五次之后,在宗教局登记的场所证暂停了年检好几年,有一年,宗教局官员又打电话过来,叫他们去年检,去后,相关官员劝说了一番,要求他们加入“三自”才能年检。但教会的负责人坚持原则,无奈,宗教局又接受了他们教堂登记证的年检,一直到如今。另外,平阳县的一间教堂的产权登记并没有放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县“三自”名义下,而是独立的以教堂的名义登记。

在2014-2015年以“三改一拆”名义进行“拆十运动”中,某县城X镇同样有非常开明的表现,包括家庭教会的教堂与三自名义下的教堂,该镇没有一个教堂上的十架被拆除。当地相关主管人对上一级的领导说:“我们镇政府与教会信徒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和谐关系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它破坏了”。可见,温州地区政府对宗教的管理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我们通过实际案例看到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城,官员的思想比较开明,与群众有良性的互动关系,取得了信众的信任,较有弹性的处理政教关系,避免了官民对立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就温州教会整体而言,虽然信徒众多,但由于历史的沉痛教训,再加上大多数信徒受基要主义神学的影响,他们尽量避免不与政治挂钩,只关注于教会内部的属灵问题。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显示:“温州教会在当地社会结构中处于一种悬置状态,既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未实质性的扎根于社会”。[2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守本分、易于管理的群体。但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段琦老师去年在浙江的宗教调研后,针对近来浙江政教关系存在着不和谐的局面,她在文中指出,“总之,宗教管理是一门大学问,通过管理它看出执政党的能力和水平。一种好的管理模式肯定是是一种善治和得民心的模式,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各宗教信徒,各人民团体。为了中国梦的实现,笔者衷心希望有关各方的管理水平都能有所提升”。[21]

基于此,关于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管理创新的具体建议,以下我提出几点设想和主张:
其一、互相尊重,坦诚交流。在省一级政府与宗教相关的部门(或者委托给各省所在大学的宗教研究机构)每年一次邀请家庭教会界比较有代表性的领袖参加非正式的讨论会,就政府与教会各自利益相关的话题交换意见,建立良好的对话机制。比如,一些家庭教会目前比较棘手的是教产问题,在X城最近就遇见聚会场所要被银行拍卖,因为教产登记在信徒名义下,而这位信徒因故财产被银行起诉后查封。可见,现阶段家庭教会的教产问题急需要得到解决。

其二、对于社会公共问题,家庭教会要勇于担当责任。在市一级设立比较中性的研究机构,而不是以政府单位的形式与家庭教会接触与对话,取得教会的信任,每年有一、二次定期交流的机会,沟通不涉及家庭教会的内部事务,专注在于政府比较担忧的某些公共话题,例如:涉及教会对异端、极端以及基督教膜拜团体的区分与社会危害性话题;聘请外国讲员、参加国际性宗教会议等涉外话题;使教会与政府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增加相互的理解,消除误会;为今后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以至于日后可采用国际惯例来治理教会方向而努力。

其三、在县一级设立家庭教会活动场所备案。由民政部门负责,但对不备案的家庭教会不歧视与不强迫。每年两次讨论一些相关话题,比如,聚会场所的消防、扰民、教会经济使用的透明度与教会内部的民主管理,家庭教会参与社区建设与公益事业,信徒以公民的身份参政议政等内容,以及不同宗教间彼此尊重等实际事务。显而易见的,在宗教管理这件事上,让场所负责人与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有接触的机会,尽量不让国保、以及宗教局等官员直接接触教会,这也是基于圣经真理与人类历史的优良传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22]

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尊重历史和文化传统,厘清管理边界,以开明、创新的精神,才能优化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活动场所的管理模式。为此,地方政府应当主动地承认家庭教会独立法人的身份,设身处地为信徒着想,这才是践行中央提出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作为。同时,作为社会中密不可分的一份子,家庭教会不仅要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更有责任协同相关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唯有地方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共同努力,实践宗教场所备案制以及尝试设立宗教特区等方法,积累经验,反复论证,才能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奠定基础,以促进法治中国、和谐中国的稳定发展。

[1]载于“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网,2015-8-27,http://www.zjsmzw.gov.cn/Public/NewsInfo.aspx?id=ddd79f89-3311-4fb5-81f3-64b0319e401a
[2]李向平:《“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与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15-10-10,
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96。
[3]布雷特·G沙夫斯著,陏嘉滨等译:《法治与宗教——国内国际和比较法的视角》,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2年7月初版,80-88页,刘澎著:《宗教问题文集》,内部资料,刘澎主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印制,2009年。另外,刘同苏与范亚峰等人也有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维权法律政策实用知识问答》,陈攸之编。
[4]《圣经·新约(和合本)》西4:15,门2,林前16:19,罗16:4、5。
[5]舍禾著:《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教会史》,台湾财团法人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出版社,2015年6月10日初版,下册,483-494页。
[6]朱建中等编:《城市家庭教会的历史与现状——伯大尼教会十周年文集》,内部资料,4、5页。
[7]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中国福音会出版, 1997年10月初版,283、284、337、338页。
[8]参考拙著:《中国城市新兴教会初探》,刊于《传承与更新——伯大尼教会五周年文集》,内部资料,2008年6月。http://www.doc88.com/p-9731900724647.html,2015-11-4日下载。
[9]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2008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00320857.html,2015-10-25日下载。
[10]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宗教事务条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手册,东方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
[11]同注2。
[12]https://t2.shwchurch.org/2012/09/19,文章标题:《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2015年10月5日下载。
[13]曹志在《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考察对象》一文有较详细的分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01206777.html,2015-10-18下载。
[14]刘澎著,《普世社会科学文选》,2011年,内部资料,16-31页。原载《领导力》2011年6月号(总第40期)。
[15]同上,《建立宗教特区——迈向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140-143页。
[16]太22:15-22节,罗13:1-7节,提前2:1-3节,彼前2:13-17节,门8-20节。
[17]这些教堂的由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1949年前延续下来;其二、教堂盖好之后离开“三自”;其三、家庭教会使用厂房等名义盖起来;其四、透过与相关部门搞好关系盖起来。
[18]同注5,638-649页。
[19]在陈牧师办公室访谈,2015年10月。
[20]李峰:《乡村教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温州市瓯北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2005年12月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336,358、359页。学者曹南来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对温州教会的观察有同样的结论,本书2014年已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21]段琦:《基督教堂的拆除与管理——聚焦浙江"三改一拆"》,文章尚未公开刊出。
[22]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2:15-22,出自于耶稣的教训。

感谢作者赐稿,载于2016“宗教与法治”春季刊,转载请注明来源。
原文链接: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59

遭迫害的仰华牧师狱中最新近况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遭受宗教迫害、以“泄漏国家秘密罪”被判2年6个月徒刑的贵阳活石教会牧师仰华妻子王洪雾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的信息显示,在狱中患上重病的仰华牧师病情稍有好转,但仍然非常严重。而且仰华牧师即将要转到其他监狱,转监狱对重病人并不是件好事。以下是仰华牧师妻子发出的原初信息:

“今天我和小儿子下午去贵阳白云监狱会见到仰华了,感觉我们只谈了10多分钟,就被挂断了。仰华仍是由一个犯人背着来会见室的,但我看到他腿上的病灶已明显控制住,溃烂也好转,但双脚仍不能负重。他的精神状态很好,看到弟弟时,仰华哭了,但我和弟弟都没哭,就是开心,心中满了感恩与平安。仰华是新犯,一个月会见一次,但只能是直系亲属。对仰华更为重视。我和仰华见面时,四围站了好多警察盯着、陪着我们。他在白云监狱只呆2个半月,就要转到其它监狱”。

对华援助协会对仰华牧师的近况表示强烈关注,也希望基督教界等社会各界都来关注他并施以援手。

台湾许荣彰牧师河南郑州聚会遭公安冲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龙

台湾台南耶稣上帝圣灵教会牧师许荣彰4月15日(星期六),在中国大陆河南省郑州市一个歌厅内主持布道会时,被当地公安以从事宗教活动,非法聚会为由冲击。许荣彰等十多人被带走,随身的台胞证及旅行证件被扣留。17日,公安将扣留的证件还给许荣彰牧师。许荣彰说,他当天到郑州市公安局领取护照时,又被盘问了数个小时,盘问他的还包括国家安全局人员。

台南耶稣上帝圣灵教会牧师许荣彰于4月15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参加音乐布道会时,二十多人遭到郑州市公安局十多名警察冲击。郑州一位基督徒告诉记者事发过程。她说:“许荣彰是台湾牧师,那天他在河南郑州想举行一个先知性音乐布道会,结果在郑州一个KTV里正在唱耶稣爱你,然后公安来了、警察来了。来的时候说是查消防设施的,把他抓起来了,又把他的证件全收了。其护照等证件全部被扣了。结果要他星期一(17日)叫他过去取他的证件,说是对他宽大处理”。

该名信徒称,公安对许荣彰说,以后十多人可以去歌厅聚会,但人数不可再多:“叫他以后十多人可以聚会,不要太多人。不可以有大型聚会,承包KTV聚会不行。还说和台湾同胞是一家人,以后允许你再来(郑州),今天下午他去拿证件”。

17日傍晚,许荣彰走出郑州市公安局后,告诉记者他们被抓到原因。他说,上周六,他们一行十多人聚集在市内最强音KTV唱歌,结果遭到公安冲击:“在最强音KTV的888包厢里面,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唱了王芷蕾的《耶稣爱你》,唱的时候没有讲道,什么都没有。他们十几个公安就进来,二七派出所的大队长就说我们违法传教。我说我没有传教,我们在唱歌。他们就以我们在从事宗教活动,非法集会,就把我带走。把我们十几个人带去做笔录,审问了三、四个小时以后,把我的手机、名片也扣下、三本护照也扣了。刚刚才还给我”。

许荣彰被扣的三本证件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胞证及台湾护照。许荣彰说,他被盘问期间,公安还要求他们十多人写悔过书,并签名画押,保证以后不再举行大型聚会。他17日离开公安局后,又到安全局接受盘问:“刚刚又去了国家安全局,他们非要栽赃说你是非法从事宗教活动,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只有祷告,靠耶稣得胜”。

据介绍,许荣彰生于台湾,13岁信耶稣后被圣灵充满,蒙召当牧师,从小就和圣灵对话,并开始在教会站讲台,服事众教会。22岁出道当艺人,当过男主角演过许多戏剧节目。也为台湾的政界领袖马英九,发预言,并带领,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姐妹,在她的办公室用英文祷告,悔改宣告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许荣彰牧师

王清营:复活节的感谢信

我自2016年11月出狱以来,至今已五个月了,五个月来,我收获了数不尽的关注、关心与关爱。

有数不尽的电话问候,有数不尽的登门关爱,有数不尽的网络关心。他们使我感到了亲情的温暖。
 
更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在元旦节日给我发了红包。使我得以暂渡难关,对老父略尽孝心。稳定了我的家庭,使我在妻子面前能略保尊严。(由于种种,我不能一一写上他们的名字)。 

我本是一个农民,父母都是一个字不识的文盲。我原初的梦想,不过是好好学习,使父母不再辛苦劳作种地,可轻松的生活。自己也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这一切,我有了。 

但是,我认识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内心遂不能平静,以为自己受这么多教育,应该对这个国家负更多责任,更多回馈这个多难的民族,方对得起良心。 

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工作机器,偶尔,我为了平静自己的良心,做那么一点点小事,我甚至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之为事,我甚至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之为做。 

我入狱三十个月,大家称我为良心犯,我本不配这个称号。我更不是圣人,甚至连人格与道德也不比谁高谁低。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时时都生活在罪之中。愤怒,仇恨,私欲。数不胜数的不洁与卑怯。仰望耶酥基督的十架道路。我唯有赴俯于地,静心敬拜。
 
但我这样一个十足的罪人,竟获得了这样的关注、关心与关爱!除了感恩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也许就是我那比沙子还小的善念,也许就是我那年轻太太的勇气,也许就是儿子那稚嫩的脸蛋。竟感动了这么多人--也许只是同情。我由此对国人也有了信心,我对自己所做也生出了一点点信心。 

我相信爱可以战胜一切,尽管仇恨仍然无处不在。 

我本是一颗微粒,比蚂蚁还小,比草还脆弱。但我在这样的苦难逼迫中,竟能活下来,并且大致健康。除了感谢我还能做什么呢? 

近况通报:我终于敢于去医院了。做了体检,动了一个痔疮手术。也有朋友给我夫妻做心理咨询。我们定会不负大家的关心,活出丰盛的生命! 

再次感谢、感恩! 

王清营于广州2017年4月15日 

今天是复活节,我竟然刚刚知道!有朋友告诉我,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感谢主,只有在主里,才能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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