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教会的遭遇 (1966-1969)

2016-10-14 BaiHe

当今的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遭遇的,虽有所听闻,但并不十分了解。我相信本帖所提供的资料,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并未见过的。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于“文革”开始不久,即受到严厉的攻击:教堂被占领,圣经遭焚烧,聚会被禁止。无论是“三自会”的爱国进步领袖或一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多被视为“牛鬼蛇神”、“专制对象”,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有的被活活摧残至死;有的经不起长期折磨而精神错乱或断然结束个人的生命;也有的为求自保而公开否认其信仰,甚或积极陷害、检举和批判教会中的牧师、信徒,以表示对党的忠心。然而,不少基督徒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关头也没有停止聚会或放弃传福音的机会。故此,有形的教会虽被取消,无形的教会却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悄然生长,成为以后中国教会复兴的重要基础。

一、教会之关闭与财物损失

1958年,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只留下少数教堂作联合崇拜之用。到了“文革”期间,连这少数开放的礼拜堂也被迫关闭,被改为工厂、仓库、会场、干部办公室等。

美国基督教协会(NCCU-USA)中国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报导》(China Notes),在1966年10月号作下列的报告:“近几月来,中国教会的命运只有星散的报告,……路透社于8月23日报告说:‘红卫兵已将北京两万基督徒使用的教堂永久性的接收了’;费德斯社8月31日报导说:‘广州的教堂已被关闭而置于红卫兵的管制之下’;香港《南华早报》8月25日的报导说:‘上海基督教历史的最后一页在8月24日已经写成’。该日所有的礼拜堂,无论是使用或不使用的,无论是少数信徒用的或者市政府宗教局所保管的,里面的十字架、神像、装饰品及各种用具都被红卫兵捣毁了。他们认为这是根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切遗迹。……在上海礼拜堂前面,焚烧了崇拜时使用的宗教书籍;在圆明园路,从前教会机关办公的建筑物前也有火在烧着。”事实上,红卫兵不但占领教堂,更恣意将教堂内的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全部焚烧,或当废纸用送到造纸厂打浆化掉,其他财物如桌子、凳子、钢琴、风琴,若不是被其他机关占用,就是不知去向,礼拜堂及其教会建筑物的墙上皆贴满了标语、大字报。例如:在北京原来的青年会址,便有这样的一个大字报:“根本没有神;没有灵;没有耶稣;……成年人怎可以相信这些东西?……如同回教和天主教,基督教是反动封建主义,是人民的鸦片……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只相信毛**。我们号召所有人焚烧圣经、毁灭神像和解散宗教团体。”

在“破四旧”的冲击下,中国各地教会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当时唯一的神学院亦面临巨大的损失。1966年6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停课,8月,红卫兵进行破坏,要烧掉图书馆所有的宗教书籍与刊物。学院职员只得在24小时内将认为值得保存的神学书籍拿出来;他们先用大口袋装起,然后用大车运走。因没准备好只拿走小部分,几乎十分之九的书籍都被扔在火里烧掉,据说图书烧了三天三夜。来自厦门的信徒也报导在“文革”时,红卫兵将所收集的圣经及属灵书籍堆在广场上用火焚烧,并要求信徒跪在焚烧的圣经周围。

自1966年8月至年底,全国的基督教教堂和教会建筑物大都已被红卫兵占据,也有些教堂及所属房产物业由房管部门接管,而教会所有产业的契证也被迫缴交给有关部门。至于宗教活动则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聚会”,一律禁止举行。随即而来的是对教会领袖与信徒的批斗,借此迫使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基督教代表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领导人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实在值得仔细研究。

二、三自会之解散及其领导之遭遇

在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下,“三自会”被迫解体,失去原来有的功能,不久,“三自会”的领袖亦遭受批判,据说有大字报将他们指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三自运动”则被指为“刘少奇与吴耀宗的一个阴谋”,用以营造一幅同情基督教的图画。不过,“三自会”的最高领导人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比起一般“地方三自会”领袖而言,似乎是轻微得多。就以“三自会”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训光为例,虽曾被抄家两次,但红卫兵始终没有动到他。有人说丁是中央指名重要受保护人物之一,故得以避过种种迫害。其他如吴耀宗、吴贻芳、邓裕志等,是否也在中央保护之列,就不得而知。

可是,“三自会”秘书长,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不但遭受冲击,更暴露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原来“文革”时李被拉去批斗,且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牵他上街,游行示众,并强迫劳动。另据沪籍人士透露,李储文之被斗,是因为李为刘少奇手下,前“白区”城市地下工作者之一,当时所有“白区人”,都被视为斗争对象。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行径,令李不得不向上级求助。上级把他调到上海市市委,担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升为主任。这时,李才公开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令基督教界人士大吃一惊。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恢复三自会活动”的筹备会议上,政府代表第一次公开承认李储文是“我们党内同志,五十年代他做牧师,是由于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前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其发表的回忆录中,亦证实了李储文在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除李储文以外,据说在河南郑州,也有教牧人士,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揭发为党员,于解放前派进教会里,作渗透任务。

“三自会”的其他常务委员,也受到不同的迫害,据说杨绍唐被划为“牛鬼蛇神”,被迫拿着工具,去街上铲除冰块,因受不住红卫兵的折磨,于一九六六年冬,因心脏病而死于街头。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赵紫宸被同工打嘴巴,赵复三亦游过街、挂过牌。此外,“三自会”常委,上海清心堂朱大卫牧师,据称在“文革”时,写决心书,说与耶稣永远决裂了,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大革。

至于地方“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在北京,有传道人亲眼看见“三自会”领袖,纷纷宣布不信神,承认放了毒素,毒害了青年,并批判那些坚持信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至少有四个人,在米市大街教堂内被斗至死,其中一个是神召会的女传道,另一个是救世军的军官。另在南京、苏州,也有“三自会”领袖在“文革”期间积极检举、批判教会的同工,以表示对共产党的忠心。据报,沈阳“三自会”秘书长吕志彬,还亲自主持批斗会。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其中一个前东北大会干事李廷奎,更被批斗四个月而死。在广州,则有“三自会”的秘书长被打成特务,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同样在厦门也有属于“三自会”的青年会干事,因受不了肉体摧残,而跳楼自杀。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职员方面,根据一位该校任职的牧师透露,红卫兵将他们分为三类:(一)坏分子,(二)思想反动派,(三)问题不多不大者。神学院的副院长诚质怡,被列为第一类,先是拘禁在神学院里接受审查,然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一劳改农场,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诚当时已七十高龄,后因视力神经萎缩,获准请假回家修养,但不时仍被召回去参加“学习”,每月只领几元生活费。一九七二年户口迁回南京,但诚的健康每况愈下,七七年去世。陈泽民属于第二类,七九年才摘帽平反。丁光训是第三类,另有一位姓宋及一位姓张的老师,据说在“文革”时曾否认他们的信仰,那位姓张的甚至控诉了耶稣七十多条罪状。

无可否认,“三自会”在“文革”中受了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见,其组织遭解散,《天风》停刊,神学院关闭,无论是高层或下层的领袖,多多少少都要被批斗,关“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固然有的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否认其信仰,有的却为了表现自己是“进步分子”,想要争取入党,不惜出卖教会肢体,对他们作凶狠的斗争,由此加深了国内基督徒对“三自会”的痛恨和不信任。

三、教牧人员与信徒所受之损害

文革前,地方政府已掌握当地基督教教牧人员(包括三自与非三自)和大部分信徒的名单。故此,当“文革”开始,红卫兵实行“破四旧”,便向他们进行大抄家,将这些教牧人员及信徒集中在一起接受批斗。每人要写“坦白检举材料”,若被认为写得不够,即关入牛棚(接受隔离审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在群众大会中接受斗争。大小反复的批斗,可能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最后视其所戴的是什么帽,给予不同处罚。无论在个人财物、名誉、肉体或心灵上,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是全国性的行动,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有地方性的差异。较极端的,例如有些地区搞“无教村”、“无教县”,把教会领袖和信徒抓进“管训班”,强迫退教。到了后期“文攻武斗”的阶段,这类的迫害成为地方上的政策,“造反派”对传道人、信徒的逼迫甚剧,殉道者不少。

(一)财物严重损失

“文革”一开始,人人都要交上“四旧”,圣经、圣诗、属灵刊物,甚至一切英文书籍,这些均被认为是“毒素”,必须火烧或上缴,不得私自留下。此外,还要“接受帮助破坏”,也就是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红卫兵不但拿走圣经、宗教书刊,许多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古董、钢琴、家具等也被拿去充公,剩下拿不了的就砸坏、打碎。

广东汕头市一位基督徒,曾被抄家五六次。红卫兵一来数十人,每件衣服的边子都撕开,要找金银珠宝,连墙也敲破。结果在他门前烧了一箱东西,里面有圣经、赞美诗、基督教的刊物等。一位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女老信徒,也被抄家数次。第一次把圣经、诗歌拿走,第二次将家中吃的、用的、穿的都抄去,之后又抄了好几回。

即使抄不到什么,红卫兵也会不惜捏造谎言,说是为了对其“专政对象”进行斗争。例如,上海一位曾任福音医院院长、被誉为全国“三把刀”之一的邱医生,便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戴着红袖章的**人员率领下,一群群“小将”冲进了邱医生的家,作车轮战式的“扫四旧”行动,瓦片揭开了,地皮掘深了,却一无所得。除了扫走桌椅板凳、几百公斤的书刊及几百元现款外,被冻结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是寥寥可数。然而,在批斗会上,这些“革命小将”不仅对邱医生罗列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反对学术权威”等罪名,而且还宣布“抄出不少武器和弹药……金银财宝”,于是,邱医生和他的家属戴上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的大帽子,他的家也被占据,变成了“司令部接待站”。

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和很多基督徒的家都被抄砸过,损失固然惨重,有些信徒更因私下保存圣经或十字架被揭发而定罪,有的要游行,有的受绑示众,遭受凌辱。

(二)身心灵极度摧残

“抄家”只是对教牧及信徒的一个初步冲击,更严厉的是接踵而来的斗争、扣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不单令基督徒名誉受损,且借此对他们进行肉体与精神的折磨。

折磨有轻有重,有人因受不了而放弃信仰或走上自杀之途,但更多的是忍受了羞辱,为他们所信的基督作了生命的见证。

倪柝声夫人张品惠,在“文革”期间便受了不少苦头。据她姐姐的孙女忆述,1966年夏某天在上海,张被红卫兵关在一小房里整夜审拷,押出来的时候,双眼被打,肿得像大馒头,身上也有多处伤痕。那时期,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信徒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高帽子,项上挂着牌,一共站了数小时。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最后忍不住,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都坚定地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皮鞋一个一个地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每天早晚两次,张品惠被勒令打扫弄堂,任何过路人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她是众人唾弃的“FGM分子”。

同样在华东,浙江宁波一位教会长老,虽已60多岁,也挨了不少斗。因他在国外有亲人,就被诬为“里通外国”,要戴上一尺多高、用硬纸皮做的帽,并挂上很重的牌子了,一边打锣一边叫:“我是FGM!”通常是一天斗一次,回家之后还要写“坦白材料”。而批斗形式很多,几乎各种变相的体罚他都尝过:“坐飞机”、“悬梁”、“跪清砂板”、“青石板”等,皮肤凹进去,血流如注。

在北京,教会人士集中在一起学习、检讨、接受批判斗争。据说在红卫兵压迫之下,即使有人斗死了,其他同工还要斗死尸,若不斗便用鞭子抽。斗争结束后,统统到市郊一个基督教坟地劳动。另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皮鞭、铁器拷打,一边打一过问他们还信不信“洋教”。他俩默不作声,继续接受长时间的抽打。结果女的被打至死,男的则被押送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十多年。

至于在华南,广州有一位牧师被红卫兵拉去公审,要他当众说“打倒上帝”,但他不肯,于是红卫兵便将烧红的铁盒烙在他头上。另有些人因受不了逼迫而自杀。此外在汕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丈夫被指为“FGM分子”,妻子则是“老右派”,对他们而言,戴高帽游街算是很轻松;他们乃是在太阳最猛的时候,在大马路中间赤足游街至少两小时,地面很烫,以致足底起泡,晚上肿起来。另有一位小群教会传道人,红卫兵把他吊起来打,打至发昏,晕倒后用水浇醒他,继续再打。有一对夫妇的儿子,更在批斗中惨死。红卫兵先将他们夫妇二人绑起来,剃光他们的头发,枪口对准他们二人的胸膛;四个儿女被迫站在一细长的板上,问他们信耶稣还是***,孩子们回答要信耶稣,他们便将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倒下去。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在那里基督徒被定为“FGM”,“帝国主义忠诚的走狗”、“大敌人”,有的基督徒因受不了冤枉的指控而自杀。到处都有“武斗”,死尸甚多。

在内陆如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土政策”很多,“武斗”亦十分厉害,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例如:在河南,信徒被指为“FGM”,要戴高帽,采石堆游行,甚至只绑一根指头吊着打。在四川,“文革”一开始,屡经浩动而未死的传道人即大部分入狱。在云南,“文革”时一位牧师上山牧养少数民族信徒,干部化装为苗人,把他押往他地,三个月后发现牧师被杀,暴尸示众。据悉,在云南有不少牧者、信徒,由于“披着宗教外衣,搞FGM勾当”、“散布封建迷信,毒害人民”等罪名而被整死。

此外,在较偏远的地区,基督徒也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而受迫害。在蒙古萨拉齐,原来有三个聚会点,教会牧者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他们被指为“牛鬼蛇神”,头戴高帽,挂了大牌,在大街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烧圣经。其中一位见状便晕倒过去,不久离世,另一位后来服毒自杀。在甘肃兰州有一信徒,在“文革”时期,被打了三天而昏了过去,醒来仍要挨斗,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开了三十五六次。最厉害的几次,不给他吃家人送来的饭,让他饿了五天,说看看耶稣能否给他饭吃,但那个信徒仍活了下了。另一次,是下雪的时候,要他脱了裤子站在雪地上数小时,不过他没有因此生病。曾试过问他:“M主席大还是耶稣大?”回答说:“耶稣大”。各人立即拿工具往他身上打,又将他吊起来打,直到他休克,然后关在牛棚,几天后才醒过来。后来获悉,那个打他打得最厉害的头目,突然死了。

资料显示,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沿海地区或内陆省份,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或多或少,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受残酷的批斗,身、心、灵皆严重受创。

(三)惩罚与歧视

基督徒在接受斗争的同时,还得承受不同形式的惩罚。较轻的是罚扫街、铺路、清厕所、清阴沟,也有的是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较重的就是判刑坐牢。

广东一位在农村牧会的牧师,于1966年“文革”时停职。他回忆在66-67年间,曾被视为牛鬼蛇神,身上前后挂着两个大牌,写着“牛鬼蛇神”的字句,穿着破烂衣服,赤着脚,天天在马路、公园、码头扫地,且要替红卫兵倒痰盂和溺器,后来又被罚做担泥修路的苦工,那时他已70岁。

在上海,教会合并时,大批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工厂或街道里工作,每月工资约为45块左右,但“文革”时因“扣了帽子”,他们只拿到15到20块的生活费,亦即救济之标准。在温州、汕头等地,也出现压低基督徒工资的情况。此外,有些人不但被抄家,甚至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被赶出来,一家大小挤在极小的阁楼里。至于那些被勒令下放到农村劳改的,生活固然艰苦,而与他们分隔两地的妻子儿女在无依无靠的境况下,遭遇更加可怜。在那些年月里,基督徒受尽凌辱、欺侮,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信徒在路上相遇,彼此之间亦不敢打招呼,更不敢互访互慰。倘若见面时说了话,被人看见或是被人知道,就会增加批斗的材料;如果说话的双方,在交待中有不相符之处,就会被指为不诚实,对这“不诚实”的批斗,有时竟能长达数月之久。故此,那些被戴了帽子的基督徒多不敢出门,怕被人跟踪,也不与人通信,免得连累他人。

文革时期,有不少教会领袖被捕入狱,判以长期徒刑。其中包括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她于1966年被捕,判刑20年,最先关在北京,之后被调来调去。另外,据说上海灵修院的学生与校友有21个被抓去,多被判以长期监禁。还有前北大基督徒学生会的一位女负责人,被判刑20多年,押送至山西劳动改造。至于在50年代,以“FGM”被判罪者,如王道明,经过12年在北京的牢狱生涯后,于68年调往山西大同的一个劳改农场。倪柝声15年的刑期本应于67年结满,据称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当局对外已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倪拒绝政府这个要求,表明坚决不放弃信仰,使他吃了许多苦。刑期满后,就被秘密押至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不久又押送到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传道人虽被关在狱中,他们的处境比在狱外的基督徒还要好些,至少他们避过了残酷的斗争。甘肃省“三自会”的霍超然牧师,于58年被上级定为“右派”,后判刑15年。他形容监狱是“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他免去“无情的批斗,与比坐监更可怕的厄运”。

四、教会在逼迫下的发展

在官方强制下,公开聚会停止了,圣经没收了,信徒大多互不往来,祷告也受到限制,不敢出声祷告,有些更被迫放弃了信仰。然而,仍有无数的基督徒持守他们所相信的,有些更是千方百计地藏起少量、零碎的圣经,也有些用棉被掩护着,在收音机旁藉福音广播把圣经逐字抄下。不单如此,国内信徒暗中保持交通联系,以秘密方式聚会。结果,基督教在中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旺。

1969年11月13日香港的《南华早报》,报导了有关家庭聚会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据报,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都有基督徒以小组的形式来聚会,并且以上海及华南等地为多。在大城市,参加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平均为八至十人;情况较紧张的时候,会减为三至四人一小组;形势若十分严峻,则会暂停聚会。聚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团契交通,也有一些地下牧者探访不同的家庭教会,带领查经,安慰和鼓励信徒。

事实证明,自1966至1969年整个“文革”时期,中国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并没有停止聚会。根据“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于78至80年代初访问调查所得,在上海、宁波、温州、萧山、厦门、古田、汕头、潮阳、西宁、兰州、乌鲁木齐、包头、天津、河南等地,文革时家庭聚会一直没有停止过。聚会的形式各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城市控制得较严密,故聚会人数不可能太多;反之农村或山区,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参加聚会的人数也较多。例如:在福建厦门市,聚会人数平均为10至20人,主要是在信徒家中举行,事前必须作周详的准备,有时更会接待来自外地的讲员作见证或分享信息。当某信徒家有丧事,也会借此作交通聚会。在广东汕头,聚会通常安排在半夜或凌晨三时。信徒从各地走许多里路来参加,距离聚会开始前一两小时,会场已坐得满满的。讲道时,脚不能移动,如果脚一提起就再也放不下了,因会场拥挤非常。日间,牧者也会以隐蔽的方式来往,抄诗歌、圣经章节给有需要的,甚至偷偷到各乡各县的信徒家中讲解圣经。

浙江及河南等地的家庭教会,多在深夜于偏僻的地方聚会。据说萧山某地的小群教会,在“文革”时没有停止擘饼聚会。另外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仍旧施行圣餐和洗礼。只是参加这些秘密聚会须冒极大危险,随时得付上很重的代价。例如:温州有一聚会点,“文革”时仍每天聚会,每次聚会有二至三百人。有次公社民兵来抓人,将三个负责人(其中一人是生产队队长,两位是会计)用绳绑起来带到公社,关在一小房间,饿了他们三天兼施刑。他们被关了十一天,但信徒仍继续聚会。民兵又来抓,无论年老、年轻的都在聚会中被拉去受严刑,精神、肉体皆受重创。同样在温州,1969年3月某天,约有50至60个青年一起聚会,被“文攻武卫组织”发现,带了许多持枪的人包围会场,把其中40多人用绳绑着,送上车,带到“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基督徒被关在一起,他们一同聚会、唱诗、祷告,结果40多人中有四人被戴上“FGM分子”的帽子,并游街示众。

不管怎样,外在的压力并不能阻止基督徒参加聚会,有些更努力传福音,进行个人布道,神迹奇事亦很普遍,信主的人不断增加。更奇妙的是,由于大批基督徒被遣送到农村或边疆去接受劳动改造,无形中让他们得以在营中撒下福音的种子,特别因着他们的见证,使不少人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而今日中国西北教会的发展,有许多是由于从营中释放出来的基督徒所努力的结果。

五、总结

1966年8月以后……事实上,所有宗教一律禁止。无论是“三自会”或“非三自会”的基督教牧者和信徒,同样受到严酷的斗争和摧残。

在现代史上,除了北韩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差不多是唯一在短时间内关闭全国教堂的国家,以拆堂、焚书、殴打、危害等方式全面消灭国内的宗教,置教会于死地,迫使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

基督徒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与国内无数的同胞一同成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无论他们被扣上什么帽子,基督徒受批斗、处分的主要原因就是信仰的缘故。固然有不少因受不住折磨而放弃了信仰,但有更多是坚忍过来,并在极大的危险中继续聚会,传扬福音。所以政府虽然摧毁了地上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却在全国各地信徒的家中不断建立起来,准备迎接中国教会的大复兴。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唯独在中国发生了“文革 ”这种惊天动地的惨事,也因为这种极端的受苦经历,中国基督徒接受了一次火的洗礼。这一切的苦难,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属灵面貌和内在本质。从“文革”的苦难中,国内的基督徒学到了许多从前没有学到的属灵功课。

第一,他们发现“苦难”与“为主受凌辱”,乃是作主门徒所不可避免的。他们深深地体会保罗的话:“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一29)“解放”前的中国基督徒,只想藉着信耶稣从神得到祝福,却不明白我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从他领受恩典,我们也是蒙召为他受苦;两者都是恩典,都是蒙召者的特权。

第二,国内基督徒通过苦难,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并且体验到神的恩典在患难中是够用的。浙江北部有一位徐长老,他在文革时,红卫兵把一块很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反动分子基督徒”)用细铁丝绑起来挂在他的颈项上。因板重而铁丝细,以致于铁丝割入肉里,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在这种痛苦中,这位长老就用祷告忍受痛苦;与此同时,又深深体会了神的同在。

第三,苦难使中国基督徒体会到,何谓“与主一同受苦、同死、同复活”,也因此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藉着为主受苦,中国基督徒更深入地体会到,他们的生命和主的死与复活是连在一起的。这深奥的属灵神学,信徒的主观经历与基督的救赎结合在一起,却是从“文革”的苦难中学来的。

第四,中国基督徒发现,“苦难”乃是信心的属灵学院。通过“苦难”,信徒们的信心经历了考验,而在考验的过程中经历了神大能的保守和信心的增长。此外,通过苦难,他们学习了如何赦免和饶恕。

因此,“文革”的苦难,使中国基督徒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复兴的动力。

本文节选自《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社1997)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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