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

林达


2016年3月27日,复活节。

巴基斯坦最大最富有的旁遮普省,它的省会城市拉哈尔的一个游乐场,发生大爆炸,至少70人死亡、300人受伤,是5天前的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爆炸死亡总人数(34人)的两倍。但是拉哈尔爆炸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布鲁塞尔。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的3月22日,是举国震惊与悲悼死难者的一天;大爆炸的巴基斯坦,氛围完全不同。拉哈尔爆炸的同一天,首都伊斯兰堡爆发数千人大规模抗议示威。民众抗议他们的“英雄”,穆斯林枪手卡德里,在一个月前被处以绞刑。“英雄卡德里”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卡德里在五年前刺杀了旁遮普省的塔希尔省长。

这两个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如何对待非穆斯林宗教。

“杀死那个女基督徒”

对拉哈尔爆炸负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他们的爆炸是针对基督徒:那天是复活节。可是,基督徒在巴基斯坦是少数,所以,在游乐场被炸死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妇女儿童;再看卡德里枪击案:他刺杀塔希尔省长的理由,是塔希尔省长反对《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 他在电视里,公开为一个因“渎神罪”而被判绞刑的女基督徒辩护。塔利班和在首都抗议的数千民众,都一致认为:非穆斯林的基督徒是应该杀掉的。

这名女基督徒叫诺林,大家叫她比比,一个38岁的贫苦农妇,抚养着丈夫和前妻的三个孩子、自己生的两个,共五个孩子。她就住在距离爆炸的拉哈尔30英里外的小村庄。基督教在巴基斯坦是宗教中的少数,比比一家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家庭。

2009年6月的一天,比比和一群同是雇工的穆斯林妇女,一起在农场打工,在摄氏四十五度的太阳下采浆果。大家都渴了,叫她去一口井打水,她顺从地去了。打水的时候,她顺手捡起井边一个旧金属杯,舀了水,刚把水杯送到唇边。只听见一声尖利喊叫:“Haraam!”这是伊斯兰律令中“禁止”的意思。那是一个以前和比比家有过纠纷的邻居,她对其他女工们造谣说,这个基督徒用我们的杯子喝了水,还一次次用这杯子再去井里舀水,“就是因为她,现在我们都不能喝这口井的水了!”因为,基督徒是“不洁”的。

其他穆斯林女工也跟着一起愤怒指责,就这样,争执起来。她们一起诋毁比比的宗教信仰,情急之中,比比回了一句:“我信仰我的宗教和耶稣基督,他为了给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为救赎人类做了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给她引来杀身之祸,还是以法律的名义。

先是一群穆斯林村民闻讯冲进比比的家,见人就打,比比的脸被重击,满脸是血,直到最后警察赶来把她从暴民手中抢出来。谁料,灭顶之灾还在后面。接着,是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暴民不必追究,而比比违反了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必须起诉。“渎神法”被控的“违法者”,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例如基督徒。

2010年11月,比比被法庭判定有罪,必须绞刑处死,外加1100美元的罚款。在1987年到2004年的17年里,就有超过1300人被指控违反“渎神法”,主要是被控亵渎了《可兰经》,其中60人在审判前就被狂热的穆斯林民众私刑处死。假如比比被执行死刑,她将是第一个被《渎神法》处死的女性。
从法庭记录看,庭审时曾要求证人描述当时双方究竟说了什么。证人们都不敢再重复一遍当时的争论,她们说,如果在法庭上重复一下比比的话,害怕自己也会被定为“渎神罪”。就这样,比比稀里糊涂就被判了死刑。

比比对记者回忆说,听到审判结果,“我把头埋在手里,独自哭泣。我无法再忍受满目是充满仇恨的人,为杀死一个贫苦女农工而鼓掌庆祝。我不再看着他们,但是还是听到他们的欢呼。他们起立对法官鼓掌,大叫‘杀死她!杀死她!真主是伟大的!’法庭的门被民众冲破,他们高呼‘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真主是伟大的!’……我像一个麻袋包被扔进了车子,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人。”

她进入上诉程序,上诉审理被推迟五次以后,拉哈尔高等法院,终于在2014年10月16日裁定:“维持死刑原判”。国际社会在关注比比死刑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基斯坦总统曾经要求塔希尔省长为他做个调查,塔希尔省长曾经公开表示,比比有可能获得总统大赦。拉哈尔高等法院立即表示,假如总统大赦,他们将再发一个禁制令,反对大赦。律师把比比的案子又送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就在去年,最高法院决定,案子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今天,比比还在等候最后的结果。她被单独关在一个7.2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已经将近七年。一个当地穆斯林领袖,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悬赏,给任何一个能够杀死比比的刺客。根据一项调查,有上千万巴基斯坦人表示,他们愿意亲手杀了比比,有的说是为了奖金,有的只是因为宗教理由。

伊斯兰世界两股力量的拉锯战

宣称对拉哈尔大爆炸负责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他们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占领区,在那里,苛严的宗教律令成为法律:阻碍女童教育,禁止妇女购物,禁止接种疫苗。电视、音乐更是犯了大忌,修剪胡子违反宗教律令,凡理发师、卖音乐CD的店主和窃贼,均要处死。TTP随时抓男童进入“学校”,除了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就是把他们训练成自杀炸弹手。

在巴基斯坦经年的北部战争中,政府军俘虏了一大批这样的少年,关起来不对,又不敢放,最后建立一个过渡学校,对他们思想解毒,请来老师给孩子们教《可兰经》,告诉孩子们《可兰经》是“提倡和平、反对杀人”。那位男老师,很快就被TTP杀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两股力量的拉锯。

我们已经看到,反恐战争很难打赢,尤其是正规军打恐怖组织这样大炮轰蚊子的打法。巴基斯坦政府军和TTP的战争就是这样。第一场斯瓦特战争打到后来,中央政府不堪压力,以支持TTP在斯瓦特地区实行伊斯兰律法而不是现代刑法,以交换TTP的停火。最终,TTP认为总统签署的伊斯兰律法,还远达不到严苛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标准而拒绝停火。即便是支持“渎神法”的中央政府立法和司法体系,也难以接受对TTP的司法妥协。巴基斯坦扎尔达里总统和恐怖组织塔利班失败的交易,也显示了邻国阿富汗政府对付阿富汗塔利班的困境:打,打不下来;谈判,双方没有可以妥协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像犹太人要和希特勒谈判,肯定不会成功。现在听得最多的外交辞令,就是“希望某某和某某,双方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而在现实中,有些对立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而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打不下来,和民众的支持度有关。

在巴基斯坦两股势力的拉锯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极端思潮、极端势力,在大家远没有去关注之前,就在推进。

“渎神法”进入巴基斯坦刑法,是在1987年,十四年之后,才发生9·11事件。2011年1月4日,塔希尔省长只因公开反对“渎神法”,就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卡德里用一把AK-47冲锋枪,开二十七枪杀害。卡德尔并不是一个塔利班军事人员,他只是塔希尔省长的警卫员,只是一个受了极端宗教思想影响的、所谓“孤狼”式恐怖分子。

在这样的国家,像塔希尔省长这样的政治家,是较量中非常关键的人物。但是在恐怖战争的时代,对方用极低廉的、一个小混混的代价,就可以除去此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恐怖组织甚至不需要去培训“圣战战士”,在宗教极端思潮之下,他们自己就会走火入魔,自己就会自动变成枪手和炸弹,炸掉自己,也在所不惜。塔希尔省长被杀之后,有五百个“拜勒维”教派的神职人员,禁止其教徒参加省长的葬礼,而在巴基斯坦,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属于“拜勒维”教派。巴基斯坦有反恐法院,虽然卡德里最后被反恐法院判处绞刑,可是,他仍然是大批穆斯林民众心中的英雄。

所以,就在死难者为布鲁塞尔两倍的拉哈尔大爆炸当天,巴基斯坦首都,是数千民众在抗议他们的“英雄卡德里”被处了死刑。由此看来,卡德里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伊斯兰教派中极端一支在扩展,其中的行动派终于打响了恐怖主义战争。恐怖战争只是宗教极端思潮推出的结果。它有着宗教上的千年根基,有着宗教国家的基础。任何所谓权利真空的出现,只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契机。

正如在纳粹德国打出去之前,极端思潮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德国的角角落落。直到二战结束,世界才知道纳粹集中营;直到基地组织、ISIS等恐怖组织冲出来,才知道大刀一个个切下头颅的中世纪行刑公然存在。其实,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一直存在。

就在今年1月2日,一个新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头条,伊斯兰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决了47名“恐怖分子”。全世界都被两大伊斯兰国家,沙特和伊朗,代表的两大教派激烈对抗所吸引。因为这47人,包括了曾经在2011年领导反沙特政府运动的知名什叶派教长,而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有人从政治角度,指出这是假借反恐镇压异己,也被如伊朗这样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逊尼派的沙特对异教派的迫害和挑战,愤怒的伊朗民众还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放了一把火。还有人认为,这个伊斯兰两大国间的激烈争斗,令ISIS渔翁得利,因为沙特还在参与打击ISIS。

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强调一个细节:这47个人是怎样处死的?

和ISIS的行刑方式完全一样,47颗脑袋,是被阿拉伯大刀,公开地、在砍头广场被砍下来的。最近,一个冒死拍摄的英国纪录片《解密沙特阿拉伯》面世,终于有机会让大家有个重新思考的机会。沙特学校的课本教育每一个孩子:“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被处死,直到一个不剩为止”。不但是鞭刑、砍头,妇女不仅不能开车,也没有基本权利,它就是实践瓦哈比极端思潮的中世纪宗教国家: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律令替代世俗法律,他们“解放世界”的理想,就是杀尽异教徒和异教派。

回头一看,这就是ISIS的诉求,ISIS是“伊斯兰国”的意思,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成立的国家,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罢了。它们的区别,只是一个大肆宣扬、一切公之于众;另一个不接受游客、更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秘而不宣。它们之间也在互杀,却并不是一个是“恐”,一个“反恐”,只是因教派不同而互不相容。再说,本·拉登本人来自是沙特最富有家族,他的恐怖组织资金,大部分来自沙特,这早已经不是秘密。今天的局面,正是伊斯兰极端思潮,假借各种机会,成功地“输出了革命”。

所以,不仅是巴基斯坦,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两种势力的拉锯中。留在中世纪野蛮落后中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如塔希尔省长这样的现代穆斯林进步力量,在对峙和较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溢出的那部分,只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块冰的顶尖。

穆斯林群体的三个圈层

出生在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大学完成学业,在1989年移居加拿大的记者拉希尔·拉扎,就是这个伊斯兰进步势力中的一个。她写了一本书:《他们的圣战,不是我的圣战:一个加拿大穆斯林女性的声音》,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反对极端伊斯兰对妇女的压迫,她二十年来致力于警醒世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崛起。

拉希尔·拉扎非常坦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对任何议题都可以文明讨论,偏偏是最重要‘激进伊斯兰兴起’的议题,却不能触碰。”因为,在当今西方社会某种语境氛围下,这会使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种族、宗教歧视,冒犯了穆斯林,进而政治不正确。拉希尔·拉扎认为,这样的氛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力,甚至因此令无辜者支付生命代价。”她举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的“孤狼式”恐怖袭击,一个移民进如美国不久的穆斯林女子,她和拉希尔·拉扎一样,来自巴基斯坦。婚后不久,还有个两岁孩子,夫妇就策划了这场打死14人、打伤17人的恐怖袭击。一个邻居在事前就发现有问题,只因为怕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不敢报警。一个可能阻止一场屠杀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拉希尔·拉扎,清楚地给讨论划出界限:“我们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教,我们讨论的是威胁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它怎样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生病和感染病毒,你要治疗就要确认病症。所以必须说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暴力、极端、激进伊斯兰主义。”

她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可是,既然当今大多恐怖袭击多少牵涉到穆斯林,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就必须有公开、诚实、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

她的事实基础,是著名的中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系列穆斯林调查数据:世界上有十六亿穆斯林,是世界上教徒增长最快的宗教。在本世纪,穆斯林的数量会超过基督徒。拉希尔·拉扎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是激进分子,但是其中有一定比例是激进的。”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少?她引入了《醒来》一书的作者,山姆·哈利斯的分析。

山姆·哈利斯把激进穆斯林分为同心圆的三层。

核心是暴力圣战者,“他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不顾自己性命地要去杀死叛教者,相信殉教会入天堂”,他们是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孤狼式攻击者等等。拉希尔·拉扎补充说“他们袭击了圣伯纳迪诺,德州,巴黎,伦敦,德里,耶路撒冷,渥太华,内罗毕,马德里,波士顿,当然,还有纽约。这些是恐怖分子。”

皮尤研究中心根据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统计数字,仅投身ISIS和基地组织等五个主要恐怖组织的圣战者,就在17万和47万人之间。拉希尔·拉扎指出:关键是,“他们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甚至改变社会运行规则。”

9·11恐怖袭击只有19个袭击者,造成了近3000人的死亡。而且,他们无孔不入: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的妻子,最初是作为未婚妻移民进入美国;巴黎恐怖袭击的主犯是难民身份,他自诩能够自由出入叙利亚和欧洲。同时根据调查,愿意为ISIS作战的穆斯林英国公民,是愿意加入英军的两倍。根据美国本土安全部的报告,9·11以后,有122起本土策划的恐怖袭击,所幸的是,大部分在事先被破获。

山姆·哈利斯分析说,“在这个暴力圣战者的外部一圈,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也相信殉教可以上天堂,也想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人,不过,他们打算在制度内行事。他们不会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炸碎,但是他们想改变政府,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对民主。”他们和圣战者在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不一样。拉希尔·拉扎举了加沙的例子,“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选出了哈马斯政府。哈马斯是一个激进恐怖组织,就是通过民主获得权力。”又如,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西在埃及当选。他当时就宣称,自己想推行伊斯兰教法,限制妇女权利。穆斯林兄弟会和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拉希尔·拉扎提到北美的美伊关系咨议会(CAIR ),“它曾经或者现在还是北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CAIR总部在华盛顿,在全美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他们自己公开的宗旨,是通过媒体和政治游说、教育,推动伊斯兰教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我自己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1997年,CAIR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开斯特写信,要求把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镌刻的默罕默德浮雕像凿去。

1932年建造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门楣上刻有世界历史上对“建立法律”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它的立意显然是“立场中性”的:不管是谁,也不管它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其中有穆罕默德,也有中国的孔子。CAIR提出,伊斯兰教不容许出现默罕默德的“形象”,还有,这个浮雕的穆罕默德手里除了经典还有一把剑,被CAIR认为,这是“强化了穆斯林是不宽容征服者的长期偏见”。所以,要求凿去浮雕。结果,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

9·11以后,CAIR庞大的资金来源(2007年为三亿美元)、它和海外伊斯兰组织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关注议题。拉希尔·拉扎指出,CAIR 和前面提到的伊斯兰主义的形式不同,“CAIR以温和派、在美国代表穆斯林争取权益的姿态出现,但是细看之下,许多问题浮现出来。”它被阿联酋列为恐怖组织,它涉嫌为恐怖组织募捐,它以各种方式“令那些敢于讨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人噤声”。

拉希尔·拉扎曾经参与一部名为《名誉日记》的纪录片制作,影片介绍了九个妇女在伊斯兰激进势力统治下的恐怖经历。起名《名誉日记》,是因为内容涉及伊斯兰教法对妇女的所谓“名誉处死”。但是这部电影被CAIR扣上“恐伊斯兰”帽子,成功封杀了它在密西根大学的放映。拉希尔·拉扎也被冠上“恐伊分子(Islamophobia)”的帽子。在拉希尔·拉扎看来,CAIR只是因为在北美,所以必须小心掩盖自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他们也是在利用民主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服务,“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山姆·哈利斯提出的激进穆斯林同心圆的最外一层,拉希尔·拉扎说:这一圈“人数最多,最令人担忧。”他们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显然不像ISIS,他们也不像穆斯林兄弟会要去推翻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在你我看来,必属激进无疑。他们是谁?他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激进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例如ISIS,他们的一个最基本诉求,是如沙特阿拉伯一样,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2015年12月7日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在受调查的39个伊斯兰国家中,赞成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穆斯林人数,在50-60%之间的,有突尼斯、加纳、塞内加尔、喀麦隆、利比亚;赞同者占60-70%之间的,有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肯尼亚、马里;赞同者占70-80%之间的,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赞同者占80-90%之间的,有马来西亚、巴基斯坦(84%)、孟加拉、巴勒斯坦、摩洛哥、尼日尔、吉布提;赞同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伊拉克(91%),阿富汗(99%)。也就是在被调查的三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对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支持度超过一半。

拉希尔·拉扎引用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穆斯林中对“离教者必须处死”的赞同者超过一半的,有马来西亚(62%),阿富汗(79%),巴基斯坦(76%),埃及(86%),约旦(82%)。他们占全体受调查国家穆斯林的27%,也就是说,有两亿三千七百万人。 她引用的数据还有:“39%的受访穆斯林认为‘荣誉处死’是合理的。”所谓“荣誉处死”就是认为“妇女在婚前或者婚外有性行为的,应该处死”,这样的信仰者,有三亿四千五百万人。

在同一个调查中,对居住在西方国家的青年穆斯林(十八岁至二十九岁),问到“是否支持恐怖主义和圣战”,百分之35%的英国青年穆斯林、42%的法国青年穆斯林、26%的美国青年穆斯林,他们回答“用自杀炸弹攻击平民,可以是合理的。”

支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应该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的法律的穆斯林,占总数的53%。在他们中间,支持“偷盗者应该接受鞭刑或者斩手”的,超过52%,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一百万人;支持“伴侣不忠要用石头砸死的”占51%,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九百万人。”

拉希尔·拉扎问道,“你不认为这样的信仰是极端的吗?”这样的研究描绘出了伊斯兰世界的图景,显示了这部分人和现代世界脱节。她说,“当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这样认为,但是,这就是数以亿计的穆斯林的信仰。数字在这里,向我们说出事实。现在到了对当下最重要问题进行诚实讨论的时候,禁止人们讨论激进的伊斯兰信仰,等于是我们抛弃言论自由、宽容社会的核心理念,为了满足‘政治正确’而放弃人权。”

最后她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希望你加入我们。”

封杀讨论是对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可是,如此重要议题,要讨论却是千难万难。

几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尝试在朋友中讨论激进伊斯兰势力,很快在美国被人扣上同一顶帽子:Islamophobia(恐伊主义者)。扣帽子的人完全回避谈论具体事实,只关心是不是“政治正确”。这种道德压力令人难以置信,在西方却真实存在。这也深刻影响到美国大选,政治人物的表态,常常罔顾事实而一心“正确”,纷纷要表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所以,希莱利·克林顿曾经多次表态:“穆斯林都是和平、宽容的人,和恐怖主义毫不相干。”奥巴马总统更是一再表示:“基地组织的根源不是伊斯兰教”,“ISIS和伊斯兰教无关”,“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如此诠释伊斯兰教,99.9%的穆斯林和我们有共同追求,和他们站到一起,这对我们很重要。” 在这些调查数据面前,拉希尔·拉扎问道:“真的有99.9%的穆斯林不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吗?”

伊斯兰极端势力祸害一直存在,只是它积累了力量打出去了,才引起世界注意。在9·11袭击之前,巴基斯坦的“渎神法”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沙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国家,始终存在。最近《纽约客》乔治·帕克对于突尼斯的长篇调查《输出圣战者》,就提到最近那里大批年轻人在不断消失,投身ISIS。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塔利班迅速在1995年掌权,大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塔利班的主张深受大量阿富汗民众支持。这些事实,和皮尤研究中心对这几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情况密切吻合。必须看到,调查数据不包括沙特,因为它固若金汤的统治,使得需要接触大量民众的民意调查,根本无从做起。

人们在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穆斯林民众接受极端思潮已经达到不可忽略的比例。他们否认的是什么?它的后果是什么?是他们站在了广大穆斯林民众一边吗?他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感。中世纪的伊斯兰主义还存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了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民众,否认这个现实,以“支持异民族、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等种种道德理由,封杀对这个现实的揭露和讨论,无视宗教极端势力是给世界带来最大危险的根源,这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都不负责任,更是事实上鼓励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控制下的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作为巴基斯坦裔的逊尼派穆斯林,拉希尔·拉扎目睹她的祖国,不仅在1987年到2004年,有超过1300人被控违反了“渎神法”,比比因此被判绞刑;近几年,巴基斯坦200所女童学校被炸毁;2014年,仅7个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学校杀死141人,其中132名学生;至于生活中日日发生的“荣誉处死”、斩手、对女性生殖器行割术等等,根本无法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拉希尔·拉扎说,“我自己是穆斯林,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的宗教辩护,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免受极端分子的伤害。极端穆斯林以死对我相威胁。他们砍人头,焚烧活人,向妇女泼腐蚀液体,以我的真主的名义杀人。”

各宗教从中世纪走来,教会、寺庙都是信众的聚合,都有假借神的名义迫害异端、推行极端思维的历史。天主教教会曾经是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宗教法庭、火刑柱,都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恶果。依靠基督教中的勇敢者站出来,说出、批评自己宗教内残酷的极端势力,更靠现代社会的发展,推行政教分离。宗教行为必须受到现代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容许借宗教名义谋杀、伤残肢体、禁止女童入学等等妨碍个人自由。

恐怖袭击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些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已成常态,在拉哈尔大爆炸的前一天,3月26日,巴格达南部,一个乡村足球场发生自杀炸弹,杀死至少30人;同一天在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2人死亡,人们已经对这样天天发生的新闻麻木。即使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人们也已经开始麻木。

在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和最近一次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出来写分析评论文章,从历史写到今天。但是,在布鲁塞尔大爆炸发生后,评论数量大减。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股市反应。2001年9·11事件,当天美国股市暴跌5%,五天内暴跌12%;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当天股市跌2.3%,十天后恢复;在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和音乐厅恐怖袭击时,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一个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恐战争是特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世界各地,但是,对于某一个国家和城市,它受到的袭击是有间隔的。在布鲁塞尔被袭击的当天,媒体上一片惊呼道:“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它接下来会有相当长的平静间隔,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悼念,堆满鲜花,点燃一片蜡烛,乐队回到恐怖袭击的音乐厅演奏,回过神来对自己说:恐怖分子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现自己的勇气,就是不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特殊性,使得人们很难把恐怖战争当作真正的战争,只有在局部地区,例如叙利亚,ISIS有了军队和常规战争的形态,大家才把那一个部分当作战争。

如果你把战争当战争,你会发现,仅仅以照常生活的勇气去面对,是远远不够的。9·11这19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就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超过二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部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只是小试身手,他们还没有动用化学武器和核脏弹。

如果把战争当战争,现在拒绝此类讨论的实质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后,我们应该拒绝谈论纳粹、法西斯思潮,和它们的极端势力对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的鼓动和影响,应该拒绝讨论这种影响将对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因为:“希特勒、党卫军不能代表德国人民,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不能代表意大利人民”,我们不应该“种族歧视”。

伊斯兰世界两种势力在拉锯,而且情况复杂。一些伊斯兰国家,因各种原因,原来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一些是随时代进步而逐渐发展,一些则是以专制、甚至极残暴的专制强行遏制宗教、或者遏制宗教极端势力。但是在国家的条件被改变,或者专制压力被撤除后,本土甚至强大的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反而利用权力真空或者新的自由空间,迅速填充、扩张,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阿富汗也是在苏联十年专制统治撤离后发生大幅逆转。一些原来相当稳定的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受到极端势力发展的挑战,例如土耳其。而在控制严酷的国家,弱小的进步力量,也在时代推动下不断尝试从内部突破,例如沙特、伊朗和巴林。一些国家是处在摇摆状态,相反的外部力量的正面和负面支持,有时会很关键。在这些不同的困难复杂形势下,先要正视、面对和讨论。

站出来讨论是困难的,在巴基斯坦,因为站出来谴责极端分子、呼吁女童上学的马拉拉被枪击头部;拉希尔·拉扎说出真相,哪怕身在加拿大,都受到死亡威胁;只是因为反对“渎神法”,塔希尔省长已经被谋杀。

看上去,他们指出了伊斯兰教危险的那个部分,指出了他们对相当大比例穆斯林在精神上的洗脑和毒害,事实上,他们是在试图挽救这个宗教,救穆斯林于水火、炸弹之中;而阻挡他们站出来却很容易,即使在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美国,揭露伊斯兰激进势力残害妇女的《名誉日记》纪录片,照样轻易就被封杀。廉价的“政治正确”,似乎是站在很高的道德立场上,在为他人宗教辩护,在为穆斯林说话,而事实出来的结果,是阻挡了真相的揭露,阻挡对极端宗教思潮和现实全球危机的讨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千千万万个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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