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基督徒的命运(之七)



基督徒的命运(之七)

鸿 


风雪夜归人

安东站,午夜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寒风刺骨,抽打着空荡荡的站台。

一个老者背着行李,望着空旷的站台,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1938年冬季,在这个站台上,也是这个时候,雪花纷飞,他迎来了分别两年多的爱人,离多聚少的生活,总归结束了。转过年,127,两个人在元宝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晃,30余年了,生死离别,血泪交织。如今,已是两鬓苍苍,老眼昏花了。

票房子的长条椅子上,零星的躺着几个人。他也枕着行李慢慢地倒下,心想,熬到天亮再说吧! 这回该不是“猴子捞月亮”吧!总归是“飞鸟投林”了。

朦胧间,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打量了他一番,似乎看出是个“老犯”。 警察接过“老犯”递来的一张纸,看了看,是盘山监狱的“遣返证明书”;

“兹有崔锦章,现年55岁,因反革命一案 ……”

“现已刑满释放,同意该员回家,现予遣返,请准予登记户口。”

落款时间:1971130

警察摇摇头走了,先生又慢慢地倒下来,微微地合上了眼睛。

人过半百了,换句话说,黄土埋半截子了。前半生除了读书,就是蹲监狱了。自从成家之后,给妻子儿女带来些什么呢?如果说,这一生注定了要背十字架,那么,妻子也就成了苦难的陪绑者。

新婚燕尔之际,先生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不想当“孩子王”了(安东教会三育小学),他还要读书。到底是个“书虫”,就在这年的春天,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盛京医大。

为了让先生上学,妻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教书生涯,从大孤山崇正女校,到徐州培真中学,再到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母校)直到先生学业有成(1944),才从青岛回了安东,先生筹建眼科诊所。

经过一阵手忙脚乱,转过年的春天,在店铺林立的兴隆街上,建起了美明诊疗所。

在夫妻俩的苦心经营下,几个月后,声誉鹊起,小诊所病人越来越多,晚间出诊的事也多,先生不仅要应对门诊,还要做手术。一时间,两个人忙的团团转,累得简直要“扯猫尾巴上炕”了。

从春天开业到上秋,不到一年,我们还了借债,还有盈余。(《母亲的自述》,王澄美口述,崔美玲整理)虽说辛苦,但毕竟有了衣食无忧,平静无波的生活。而且,倭寇投降了,战乱结束了,可以安心地经营了。

然而,谁曾想,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自从,丹麦人走了,先生“出山”,美明诊所停业了,家庭也坠入了困顿、黑暗的深渊。

起初,王澄美和孩子仍在山下住着,眼见先生跑跑颠颠的,日渐憔悴,也只好领孩子搬到一块了。然而,几个月后,就被“扫地出门”了,从山上的教会医院又回到了兴隆街。
 



   王澄美(1911—2005)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

1950年代末,因为夫申冤,一个“全职太太”却被打成右派(1979年经中共丹东市委统战部改正)。


别了,安东

 在安东小城,崔先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眼科专家,而且,头上闪着诸多的光环,政府席上的“红色教徒”,不说一踩乱颤,走到哪也都是笑脸相迎的。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自从下狱之后,老婆孩子也被踩到泥里去了。上学的孩子享受不到“红布”(红领巾)的待遇,太太也成了派出所管制的“反属”(反革命家属),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到派出所向一个小警察汇报“活动情况”——

“你都干什么了?”

“做饭、洗衣服、看孩子。”

“还有呢?”

“教琴”

接着,就是一顿训斥。就这样,一天天的,两个月过去了。每一天都是老生常谈,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的——

“你都干什么了?”

“做饭、洗衣服、看孩子。”

“还干什么了?”

“教琴”

“还有!?”

小警察拍桌子,瞪眼睛:“你说说,都跟什么人联系了?政府都掌握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看你就是狡猾。”

“你胡说些什么?我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一天到晚,容易吗?你这样欺压人,还叫什么‘人民警察’?你这个熊样儿,就是给我当儿子,我都不稀罕!”说完,转身走了。

那小子被噎得老半天没喘过气来。

从此,王澄美再也不理那个胡子了。

1960年冬季,政府动员城里人下乡。

开头动员的是,大跃进以来进城的“农民工”。后来,矛头就指向了“地富反坏右”。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白天晚上的软磨硬泡,一直到把你的户口迁到乡下,才算罢休。

当时,街道有个做小买卖的女人,整天“圈弄”澄美跟她一起走,她说,人挪活树挪死,总不能在城里饿着,就是扒树皮吃,乡下也比城里多呀! 而且,她还说有个亲戚当村官,是亲三分向,总可以照顾吧!人都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何况在困难的境地呢!

于是,王澄美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被迁乡下了。可是,拉她同行的那女人却没影了。原来,她是街道雇来帮忙的“托儿”。

不管怎么说,生米做成熟饭了,好赖先去看一眼吧!

于是,王澄美一个人坐上火车,来到了迁移地草河口,恰时天上下了鹅毛大雪。打听那个村子,人家说,要翻好几座山呢!眼瞅着大雪封山,她只好赶回了安东。

这时,青岛来了电报,说是母亲病重。于是,她携儿带女,急匆匆地去了青岛。

母亲听说,女儿要带孩子下乡,忧心忡忡。她说,回来吧!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小孩下乡,没法活呀?

几天后,澄美带着孩子回了安东。

在一个姊妹(姓史)的陪伴下,她又来到了草河口。其实,那个村子离车站还不到二里地。

村官听说,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才15岁,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难道俺乡下是城里人“吃闲饭”的地方么?

被城里赶到乡下,但乡下人“不要”,看来,只好投奔青岛了。可是,青岛如果也“不要”呢?心里好像揣个兔子。听说“反属”要去青岛,“跑街道”的一个小脚老太对王澄美说,要是人家青岛不给你落户,你可千万别回来啊!你家已经成了“盲流”了。

 412,大连港。

王澄美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开往青岛的客轮。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轮船缓缓离开了码头。

天色已晚,海风袭人,眺望远方,一片雾霭笼罩着茫茫的海面。

别了!安东,别了,伤心之地……

青岛是丘陵上的城市,坡路很多。

伏龙路4号,是山坡上的一座教堂,背山面海,站在教堂门口,可以欣赏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乡间教堂式的火车站,海风送来的管弦乐声……

教堂的门旁竖起一块石碑,刻着十字架和一本书(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下端刻着建堂的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建。

这个教堂的创始人王德润牧师,他是王澄美的二叔,还是侄女最早的钢琴启老师。这座教堂是王牧师带领信徒募捐建起来的,名曰:同道堂。在教堂的两头植下了两棵树,一棵槐树,一棵雪松。

50年代初期,教堂里开始悬挂毛的头像。在一个礼拜日,王牧师拿下了遮蔽十字架的“头像”,带领信徒在十字架下祷告。为此,闯下了大祸,多亏他跑得快些,逃亡海外了。否则,不“吃枪子儿”,也要打入死牢。

多少年来,一个热衷于植堂传福音的牧师,“焉知解放后,竟成为最早流落香港街头的人。他绝不会想到,自此,这间教堂就沦为流浪儿。被人随便践踏……牧师师娘一家也在院里备受歧视,数年后,儿女们陆续投奔而去,又转道定居英国。”(崔美玲给作者的信)

后来,同道堂就变成了住着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当年植下的两棵树,已经“高耸云端”了。

王澄美一家就在楼下左边第二个屋子,从前的查经室,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蜗居着老少三代6个人。

这样狭小的空间,还有一个像衣柜似的东西,和主人拥挤在一起,西方人称为“乐器皇帝”的一架立式钢琴,深棕色的琴壳,有些褪色了。琴谱搁板上印着依稀可辨的“MOUTRIE  Shanghai”和 “1918年”。 那时,国人叫它“茅翠”。

离开安东前,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钢琴,出价500元钱(沈阳音乐学院)。在那个年代,一个劳力的月薪是十几元、几十元钱。500元,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看着眼热的邻居说,这年月,人都饿死了,穷的叮当响,留那么个玩艺能当饭吃呀?

在哀鸿遍野的岁月,为了活下去,城里的女人都把自己“压箱子底”的一点嫁妆(首饰),拿到乡下去换“苞米豆子”了(玉米)。可是,“茅翠” 在王澄美的心目中犹如一个孩子,母亲怎么能忍心“出卖”呢?于是,这个800斤重的“茅翠”就和家人才能感动来到了音乐之岛。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安东已经没有生路了,可是,竟然一帆风顺地来到了青岛。崔美玲女士在回忆这段遭遇时,是这样说的:“奇妙的是,神的手带领,一路顺利来到青岛。”


                         母亲与儿女:左起世光、王澄美女士、美杰、美玲(1964年)。

黄昏独自愁

安东早已无家可归了,为何不去青岛团聚,却要回到“伤心之地”呢?

出狱之前,“犯人”的何去何从,狱方是要掌握的,所以,曾让先生回青岛探亲,借以了解一下释放后的落户问题。崔家住地的老教堂是江苏路派出所的辖区,派出所的回答就两个字:不行。先生问为什么?回答是,老鳖的屁股规定(龟腚)。先生要看看“龟腚”,被赶了出去。

安东是故土,俗话说,人不亲土亲,“投亲靠友”吧!又犯傻了,蹲监狱年久,脑子生锈了,忘了自己是谁了,一个蹲了20年监狱的“反革命”,“顶风臭四十里”的人,谁敢收容啊!?

所以,他背着行李在安东转悠了两天,就象一只被人抛弃的流浪狗,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就是要饭,也得有个放“打狗棍”的地方吧!

天黑了,他走进了票房子,把行李放在长条椅子上,靠着背,有些疲惫,眯起眼睛,耳边响着钢琴伴唱《红灯记》:“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他想起了儿子和那台老钢琴

在青岛火车站,王澄美送儿子去北京应试,行李一过磅超重了,虽说几毛钱,却也囊空如洗呀!一位陌生人动了怜悯之心。也许是携带的20斤花生惹的祸吧!但那不是儿子的“零嘴”,而是要卖与“皇城”,作为回家的盘缠。

19625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考场上,一个14岁的小男孩弹奏了贝多芬的CD调奏鸣曲《悲怆》,这是大学的曲目。令人惊讶的是,那琴弹的大气磅礴,流畅自然,“很像刘诗昆小时候”,是一个“内心有音乐的孩子”。他的黑色上衣是父亲的旧装,进京前,母亲连夜缝制的。

1966年夏季,青岛的几十座教堂都遭到了洗劫,红卫兵贴出了“与上帝宣战”的大标语,砸教堂,烧圣经,游斗基督徒,仿佛“拳匪”复活了。

红卫兵闯入王澄美的家,动手就要把钢琴抬走。

王澄美说:“我们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钢琴是我们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儿子在北京上学呢,学的是钢琴,钢琴没有了,孩子怎么学下去呢?”
……

文革年月,不让教琴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王澄美只好去打零工:洗衣、劈柴、看孩子、织渔网、伺候病人,上山打石头,劳累一天拿到一块几毛钱,赶紧跑去买棒子面。

令人“寝食不安”的是,担心哪天被赶到乡下去。所以,要把不能扔的“破烂”归弄好,到时候,抬起腿就走。

还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和两个“地主婆”去刷厕所。然后,向毛的头像“请罪”。

俗话说,金属也有断裂的时候。王澄美一下子病倒了半年多,吃不下,睡不着,精神恍惚,身体渐渐憔悴下去。

大夫瞥了一眼她胸前戴着的“右派”布条,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大夫说,你这是心里有事憋的,你不要这样,想说的你就说,想哭你就哭吧!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太大,是要崩溃的呀!

可是,向谁倾诉?“哭墙”何在呢?丈夫蹲监狱,孩子还小,不经事,不憋在心里,又怎样呢?何况,这是“一个悲而不敢哭泣的时代”,所有的苦痛,只有天父最清楚了。

先生背起行李,随着人流,踏上了西去的火车,还要回到盘山监狱去,应验了那句俗话,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会老窝。倒不是有什么留恋的,只是那里有个“遣返队”,相当于收容所,都是刑满释放,“无家可归”或者 “有家难归”的人,聚在一起“混吃等死”,打一棒子躲一躲吧!

他的眼前晃动着送客的情景,握手拥抱,道不完的别,擦不干的眼泪,仿佛几分钟之后就是诀别了。这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已经和他远去了。这是最让他心痛和迷惑的,蹲了这么多年的监狱,终于活着回来了,可是,没有欢乐,没有喜极而泣,没有了昔日的温馨,一种看不见的情感隔膜,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然而,这是谁造成的冤孽呢?在监狱时,儿子的来信都是夹在给母亲的信里,再由母亲转寄给父亲。而父亲的回信,也是这样转来转去的。终于,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儿子遭到了“革命学生的批判——没有和“反革命”划清界限。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神秘可怕的人物,可悲的障壁早已形成了。

宿鸟归飞急。先生就像一只鸟儿,一只受了伤,还在滴血的鸟儿。天色已晚,茫然四顾,林海茫茫,却没有他的一枝树丫,只得忍着伤痛,艰难地盘旋……

夜深了,车厢里寒气逼人,先生有些瑟瑟发抖,他卷缩在冰凉的硬座上,望着外面没有灯光的世界。突然,这巨大的钢铁怪物咆哮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震撼,列车没入了无边的黑暗……


 

崔锦章先生晚年与外孙子、孙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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