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巴比伦囚徒(之三)




巴比伦囚徒(之三)

鸿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丹东)天后宫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亦称丹国医院,仅存的此栋等待着被拆毁的命运(作者摄于2010年冬)。

                                            

北京的春天

崔锦章不肯出任基督教医院院长,身体有病是一个自然原因,更重要的是心里头害怕。因为,这个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他担心上任后被人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再说,既是领导看中的“风水宝地”,岂能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

所以,先生觉得还是把医院“交公”,才能高枕无忧。但是,丹麦人偏要让渡安东教会,而教会也认为担当此任非崔莫属,因为,你既是教会的头头,又是眼科专家,逃脱得了吗?这一点,崔先生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他心里总是发慌,还有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不知新政权将如何对待基督教,包括教会的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等,是否还可以办下去,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当时,这不仅是先生的忧虑,也是大多数信徒心中的困惑。

虽然,新政已经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但毕竟是一条空文,现实中究竟会怎样,只有天知地知了。

苏联老大哥的宪法也规定了“人民有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呢?

 “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著名教堂被捣毁,500普特重的大钟被砸碎。”(余杰《暴君斯大林为何向上帝祈祷》)

俗话说,前有车后有辙。老大哥是革命的“样板”,小兄弟难道不跟腚走吗?何况,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是“侵略”,是“敌人”啊!

四月的京城,虽说早已冰雪消融,但走在大街上,依然是寒风扑面。

崔锦章和段大经牧师((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教区理事长)受安东教会之托进京“讨政策“来了。

当时,宗教界的头面人物是周总理钦点的吴耀宗。

进京之前,从报上获悉,吴耀宗率领政协基督教访问团在各地巡访,宣传“共同纲领”,安抚教会人心,搜集问题和动态。原以为会光顾东北,谁知“打道回府”了。于是,崔、段二人就“上访“来了。

于吴先生太忙,接见需要安排时间。所以,两个人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住下恭候。
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崔、段二人跟着吴高梓牧师(上海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来到马皮厂胡同30号的一间客房里,拜访了宗教界首席代表吴耀宗先生。

对于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先生做了具体的答复。

下面是崔锦章先生的记录,文中的“问”即崔、段二人,“答”即吴耀宗——

问:“共同纲领”第五条所说的“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只是原则性的条款,那么,教会的活动范围是否具体规定?

答:在新中国,宗教信仰是一定自由的,那是没有问题的。教会活动的范围没有明文规定,只要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政府是不会限制的。

问:教会任职的人员,比方牧师、教士等,他们的生活费来源于教友们的捐钱,这算不算剥削?

答:教会牧师、教士领薪,得于教友们的捐助、供给,这是可以的,不能算是剥削。因为教会既是合法的,那么,他们的工作也是一种脑力劳动,所以按劳取酬是合法的。

问:教会办神学院是可以的吗?

答:神学院乃是为教会造就牧师和教师等人才的,当然是可以的。

问:教会过去办了很多学校、医院、福音堂、青年会,今后是否还可以办下去?

答:在旧中国,腐败的官僚政府不注意人民的教育,中国教育权一部分操在教会手里,这是畸形的现象。今天,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统一了,政治都要上轨道,按照现在政务院的规定,小学教育一定要国家来办;大学,教会若能办还是可以办的,这不过是教会的经济是否能有力量的问题了。教会办福音堂、青年会当然都是可以的。教会办医院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医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办医院是在所欢迎的。

最后,先生嘱咐我们说:“今后办事情要经常和政府取得联系,尤其是东北区是特殊的,更要随时取得政府的指导。在你们有什么重要问题,可以给我来信。”

——摘自崔锦章195671“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理事会摄影纪念    195027

后排右起崔锦章先生、顾绍堂、贾恩膏(大连)、谢恩荣(旅顺口)
前排左起陈景升副理事长、段大经理事长、女士。

段大经1908年出生。1933年,毕业于安东劈柴沟神学院(丹麦传教士创建),1941年起始,历任哈尔滨、新民、长春等教会牧师。1950年,任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教区理事长。


沉重的翅膀


1950年夏,朝鲜新义州的熊熊火焰映红了一江之水。

对岸的战火,使安东变成了国防最前线。

家家的玻璃窗上贴满了横竖的纸条,空袭警报声搅得人心慌慌。一到夜晚,全城一片漆黑,只有江对岸的火光映照着江水。

战火纷飞,丹麦人着急回国,一再催促安东教会把医院接过去。否则,就要变卖东西了。

崔锦章心里也是着急,因为,既然进京讨来了政策,就该放开胆子了。但还是心有疑虑。于是,他又跑到卫生局去探底。好在局长赵凤阳是在沈阳文会高中时的同窗,人生的这段机缘,让崔锦章感到欣慰。碰到什么难处,老同学总不能看“热闹”吧!

赵凤阳听罢老同学的忧虑,说了一大堆宽心话:“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老何头(何景福)那边不接收了,再说即使接收,也轮不上他呀!安东的医院,要接收也是市里的事,你把手伸过来,那不是‘越锅台上炕’吗?你去吧!我支持你,”

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说了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可是,崔锦章心里还是有些不托底,便说:“依我看,你应该请示一下书记和市长,如果都同意了,我再去。不然的话,我冒然去了,一旦有人指着说,这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说我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不把我坑了吗?”

赵局长答应了老同学的要求,几天后,转告崔说,你去吧!市委书记吕其恩和市长陈北辰都同意了,等着给你发个营业执照。

195095日,在丹国医院的小礼堂举行了交接仪式。

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作为丹麦教会的代表,段大经先生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双方履行了让渡手续。

卫生局派来一名科员(赵毅)到会讲话,大意是卫生局同意安东教会接收丹国医院,任命崔锦章先生为基督教医院院长。相信在教会和新院长的领导下,医院会办好的,安东市卫生局一定会按照市立医院同等看待。

崔先生终于走马上任了,但感觉一颗心还是吊吊着。不过,再也不能推脱了,谁让自己是基督徒呢,圣经上说了,要“舍己背十字架”啊!

但是,“十字架”的路崎岖不平,而且布满了屈辱和血泪。


崔先生上任伊始,兜头泼来一盆冷水——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大意是,崔锦章是老板、资方代表,不属工人阶级。所以,开除崔的工会会籍。落款是:安东市总工会进驻代表张殿忠。

尽管把崔先生当作“资本家”有些荒唐,但并不影响 “工运”活动,张殿忠又提出要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待遇的要求。在张的鼓动下,内科医师叶舟和刘育民要求加薪百分之五十,不答应的话,就要远走高飞。

1019日,江对岸传来平壤陷落的消息。

鸭绿江大桥的南头(旧桥朝鲜一端),被飞机炸毁。新义州一片火海。

朝鲜难民像潮水一样,从江桥上涌过来,几十辆大卡车拉着战争孤儿,开进了安东。

安东市政府发出了疏散人口的紧急动员令:“有亲投亲,有友投友,自找门路”。

于是,街上出现了扶老携幼,神色凄惶,投奔他乡的逃难人群。

抗战14年,内战3年,刚从战争的废墟上爬起来,还没吃上几碗干饭,又要勒紧腰带打仗,而且,这回要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上边宣传说,美国佬要以朝鲜当跳板,侵略中国,把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老百姓没念过几天书,搞不明白:美国佬手里不是有原子弹吗?要打,就像对付“小鼻子”那样扔两颗不就完了嘛!何必要搭个什么“跳板”,劳命伤财的,这不是脱裤子放庇,自找麻烦吗!?

政府机关要“疏散”,老百姓要“逃难”,唯一的市立医院以及医药公司都搬到山沟里去了。基督教医院没有走,不是乐于“轰炸”,而是苦于囊中羞涩,哪也去不了。崔先生感到走投无路,就想把医院交给政府。但是,找谁去呀?政府机关都疏散了,何局长去了海龙县,赵局长也撤离了安东,临行前有话,你们挖个大型防空洞,就维持着吧!你们的房子都在山上,有树遮掩,比较起来,安全的多。

这样,基督教医院就成了国防最前线的“英雄城市”—— 安东唯一“留守医院”,也是靠朝鲜战场最近的“战时医院”,每天都要陷入救治受伤的志愿军和朝鲜难民的血污之中。




 
珍藏照片的崔美玲女士做了如下注释:

照片上的文字:孙闻二位姊妹莅安查经纪念195097日。

那是父亲(崔锦章被逮捕前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尽管合影是另有纪念意义的,但冥冥之中竟成了永远的回忆,背景即是兴隆街的小诊所(美明诊所)。

前排左起:母亲(王澄美)和弟弟(崔世光),孙和闻姊妹(她们二人因为传道都进了监狱.孙姊妹死在狱中,闻于文革后出来的)的中间是我,刘师娘和刘牧师(当今著名演员吕丽萍的外祖母和外祖父),父亲(崔锦章),齐大爷(父亲当院长时,他是财务总监,被判15);后排左起:周成伟(父亲的徒弟,后据说成为市立医院的眼科主任),刘牧师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厦大艺术学院的声乐教授,已退休),我的二堂姐崔丽华(她和周跟父亲到了丹国医院,后嫁给了张殿忠)

注:崔美玲说的“齐大爷”即齐保廉,张殿忠是当时驻丹国医院的工会代表。


家书抵万金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也点燃了丹麦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崔锦章走马上任了,丹麦人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倪乐圣卸下了院长的担子,结束了丹麦人主持教会医院的时代,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倪乐圣是六个丹麦人院长的最后一人。

从丹麦人建院算起,崔锦章属于第八任,是继杜韶宣之后的第二个中国人院长。

倪乐圣该歇歇了,打算回家了,兄长生病了,从丹麦来信催促她赶紧回去。

一封文字不多的家书,被倪乐圣拿在手里,不知看了几遍。

23年前(1927),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起初,在安东丹国医院做内科医师;后来(1940),被教会派往岫岩西山医院做院长,再后来,又回到了安东。

倪乐圣把家书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望着院子里的几棵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从浓密的绿荫里发出一阵阵“知知”的鸣叫,不绝于耳的聒噪,仿佛一群乱哄哄的孩子在吵闹……

虽为异乡,但生活了20余年,真的一下子离开,总会有些千丝万缕的心绪。眼下,让她有些沉重感的是,党报的一篇文章(1950927《辽东大众》,辽东省委机关报)——
《基督教医院大夫倪乐圣 不该有意的拿我生命当儿戏》

这篇文章是一个患者的投诉,署名“吕宪斌”(安东市公安初级小学教员)。

当时,吕患有“肺浸润”(浸润型肺结核)住院治疗(当时,曾因护士张为盐催交住院费而不悦)。

一篇千余字的文章控诉由于倪乐圣“非常蛮横”的服务态度,“窝囊的病又加重了”。所以,最后提出“望有关机关据实查究,给予处理。”

在此文的下端并列了:“同院患者杜玉楼来信”、“同院患者杜耀东来信”,异口同声的证实——

“倪大夫对吕宪斌同志(小学教师)蓄意不善”

“自以为人不知鬼不晓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是掩盖不住群众的耳目的”

“吕宪斌入院时体格很壮,溜溜达达不像有病的人”

“眼巴巴一个很壮的小伙子被糟蹋的死不了活不成”
……
看来,问题很严重。但是,“杀人不见血的”事实、证据呢?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这不仅关乎维护生命的安全,也涉及一个人的尊严。然而,就好像街上撒传单,撒出去就完了。

安东城小,人们习惯用“低头不见,抬头见”来形容。倪乐圣也算是个颇有名气的“洋大夫”,自从被判了刑,上了报以后,就好像一个脸上“刺字”的囚犯,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

她本来要打起背包,踏上回乡之路,没想到却被政府“挽留”下来。

由于韩战升级,平壤陷落,安东人纷纷出城逃难。基督教医院不但成了“英雄城市”唯一的“留守医院”, 也是志愿军伤员的“后方医院”。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崔院长一直没有请到足够的医师,所以,“经卫生局批准暂留倪乐圣做外科和产科医师,直到请到人代替的时候,再叫她回国,她也同意这样做。”(“上诉书”)

看来,倪乐圣还不能“解甲归田”,还要戴着“帽子”(缓刑), 背着骂名,“继续改造”,一直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她又拿起那封家书,戴上花镜,慢慢的看起来,这年,倪乐圣小姐已经56岁了。


四面楚歌

头上是敌机轰鸣,对岸是一片火海。

先生领着医生、护士一边挖防空洞,一边抢救从朝鲜来的伤病员。

先生本是个“病秧子”(肺结核),经过一阵没白没黑的折腾,又咳血了。

令人忧郁的是,基督教医院仿佛是童话里的“灰姑娘”,受尽了“后娘”的冷漠、歧视,侮辱和虐待。派出所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搜查,怀疑有特务隐藏;后门有机枪封锁,不许“走后门”,因为,担心特务跑出来谋害首长(辽东省长高阳府邸所在)。多年来,病人尸体“走后门”的做法,改为走前门了。

圣诞节的前夕,卫生局的一位科员(赵毅)传来一道命令:按照东北卫生部的指示,今后不准你们做礼拜,更不准你们向病人讲道。

基督教医院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基督徒,一个基督教的团体,自然有着不同于世俗的文化特色。

一年四季,每天早晨(6点),都要有一刻钟的晨更礼拜,齐聚小礼拜堂唱诗祷告。礼拜天晚上,有一次查经祈祷会,从无间断,这种信仰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教会医院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每天都要做礼拜,门诊病房均有传教先生讲道,丹麦传教士也去,读经、唱诗,带领病人祷告,宣传基督福音:愿上帝赐福与你,使你病患早日痊愈。有的病人躺在床上接受牧师受洗礼。病故后,又祷告、唱圣歌:‘在地我是客旅,在天是我家’,荣归天家。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男女护士发挥能工巧匠之长,把病房点缀一新,颇有圣诞风采。晚间开茶会,演小节目。圣诞日晨,男女护士互致佳音,主要是唱圣诞歌。”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




安东基督教医院圣诞夜之一瞥

这年的圣诞夜,没有烛光,没有歌声,没有圣诞老人,万籁俱寂。崔先生坐在窗前,打开倪乐圣的来信,这是在天津港上船前写的。信上说,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要在海上漂泊了。崔先生望着眼前黑影幢幢的几棵梧桐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转过年一月,战争的气氛缓和了,疏散的人马陆续回城了。

“我们医院在职医师的家属都搬到院内住,还有一部分正在修理房子准备搬入。这时,省府办公室和公安厅都先后派人来叫我们给倒出一座楼来。因为,家属们刚搬进去,就不同意再搬出去……我屡次动员也未成功。”(“上诉书”)

从秋到冬,崔先生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后悔来挑这副担子,如今好像怀里揣个“刺猬”,捧不得放不下,“那时我真想把医院交给政府,但省市都已疏散,无人过问。”(“上诉书”)

就在先生惶恐不安之际,段大经给他带来了一股“东风”。

先生外出参加了两个会议,一是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信义会总会议,另一个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代表大会。

回来后,段大经就“很高兴愉快的告诉我说,基督教会是有合法的地位了,在会上,政府的首长都做了详尽的指示,只要不像过去在大街上敲锣打鼓的聚众宣传,凡是在教会和教会的机关、团体内和家庭中所做的崇拜讲道、查经祈祷等聚会,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上诉书”)

段大经还说,“在汉口和上海开会时,对于教会房子的问题,政府首长有指示,说房子空的不应当不借给政府,已经用着的不能强迫倒出。”(同上)

段牧师领着先生进京讨过“尚方宝剑”, 钦差大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次又取回了“经”,但真的能改变“灰姑娘”受虐的命运吗?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排戏的风波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

千万人民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

红旗在前面飘,

全世界走向路一条,

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1950年代流行红歌《全世界人民新心一条》招司词 瞿希贤曲)

这是1950年初冬,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

歌声从丹国医院传出来,小礼堂里正在举行“排戏”。

在紫红色的幕布前,一个两只长辫的女人开始报幕:

“下面请看独幕话剧《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演出单位安东基督教医院。”

幕布由两个人从中间拉向了两边,舞台上的布景是一间屋子,左边是外门,右边的门表示内室,中间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江水。

屋子正中的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头像;墙的右侧有一张画像,一个人头戴一圈荆棘,额头淌着血,面色苍白,两眼向上,痛苦而悲壮地注视着上帝的所在。

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太太”,凝视着耶稣像,默默地祷告着。

这时,左边响起了叩门声。

走进来一个手提皮箱,穿一身黑衣服,耷拉着眼皮的男人。通过对话,知道他是“金神父”, 来找“老太太”租房的,先把他的皮箱让老太放起来。老太接过皮箱觉得沉甸甸的,心生疑虑,“潜台词”是:为什么房子还没租下来,就急着先把箱子存放起来,而且又这么沉重,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呀?

金神父似乎看出来她的心思,就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全是传教的书。

但是,老太还在心思:好像金神父藏着什么秘密。

接着,她很吃力的把皮箱提进了内室。

街上传来抗美援朝的口号声……,

这时,舞台上又出现了几个人,有一对男女青年工人,特别扎眼的是,一个身着姜黄色制服的人,被唤作“李警长”,他的出现给剧情带来了神秘和高潮。

他说,我要请金神父“到公安局去一趟”。在中国,大凡有谁冲你说这话,立马腿肚子转筋儿,仿佛阎王爷派小鬼抓人来了。

李警长话一出口,立刻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大家都急切的想知道个究竟。

原来,从金神父提着皮箱打教堂出来到坐上三轮车,警长一路跟踪。他郑重的向大家说,“告诉你们吧:这家伙是个特务!”(之后的情节从“皮箱”搜出两支手枪)

就像一声爆炸,震得台上人是瞠目结舌。这时,那个男工人跳起来:“(气极)这种东西,居然也整天扮着一副慈悲相,祷告上帝,祷告耶稣,他妈的,没有一个好东西!(走至耶稣像前)我要把他撕下来!”(摘自《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王昌定)
……
对于戏中人要撕下耶稣像的举动和辱骂,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义愤的,而恰恰又要他们做这种表演,不难设想,信徒的内心要承受着多么大的压抑。

在排戏的当中,基督教医院的信徒,从老到少,无论是有“角色”的,还是观众,都纷纷向先生提出异议,认为让一个宗教团体去做要撕下耶稣圣像的表演,还有“我再也不祷告什么上帝”的台词,这是不合适的,从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要么换戏,要么罢演。

本来,宣传抗美援朝的剧本多如牛毛,换一个不就完了吗,何必“守着一棵树吊死”呢?但是,工会代表张殿忠“坚持党性,他说,这剧本是经过工会党委批准的,谁不演也不行。谁要是不演,谁就是破坏抗美援朝。 这是响应上边的号召,准备春节汇演的“政治任务”。

但是,有信仰的人是很难屈服的。

于是,在一次会议上,有的信徒又提出了“换戏”的问题。

“当时我(崔锦章)说,‘这剧本是抗美援朝,剧名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剧的内容是抓特务——这个特务是天主教的神甫。我们若在这个剧上打圈子,是容易发生误会的,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听来,很可能给我们扣上反对抗美援朝,或是和全世界人民不一条心,或是咱们教会有特务,所以不敢演这剧,等等,所以,最好是不加追问,任凭演出就是了。’但大家很不以为然的说‘院长是安东教会的理事长,怎能对这事不加考虑呢?’”(引自“上诉书”)

先生眼见风波难息,只好拿着剧本去请示领导,好在赵凤阳局长同意“换戏。随后,先生又去央求“工会代表”。终于,换了一个剧本:《帼英参军》(一个女护士参加志愿军的故事)。


附件(如图):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独幕话剧 作者王昌定),选自《抗美援朝独幕剧选》(195012月 天津市文艺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编辑 大众书店发行)。

 



封面上的红体字系安东检察署检察官,崔锦章案件的承办人李文章亲笔:此剧本即系基督教医院职工准备出演,后被该院长崔锦章(已被捕)阻止演出的剧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李文章

崔锦章在“上诉书”(195671)及 “申诉书”(1978520)中,均提及安东市法院判决书(19521230)中认定:崔锦章阻止演出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破坏抗美援朝运动。

1979年,丹东市中级法院以刑监字第266号再审刑事判决书宣告崔锦章无罪。其中认为“原判认定申诉人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等事实情节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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