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俗化表象与宗教传统

苑全玺


内容提示:美国在表现为一个标准的世俗化国家时,还有很多宗教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又影响了美国的内外政策。但是,美国仍旧是一个持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目前更是一个信仰自由和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未来,随着美国新移民的增多和宗教信仰、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这种文化心理或是心态的新变化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 美国 世俗化 宗教传统

一、一种“世俗化”的现象
  在一般人看来,美国是一个标准的世俗化国家。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宗教没有像中东、东南亚等地区一些国家那样有着那样深入的影响。


  所谓的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即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公民拥有绝对的信仰自由;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人们可以追求生活的奢侈豪华,追逐物质利益。


  从社会表象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确实符合前述几个特征。自美国立国之初,“政教分离”就被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写入宪法。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即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在美国国内,基督教教会是由宗教信仰者自愿组成的非盈利团体,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其宗教自由会得到政府保护,但是经费等方面是不会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的,与此相应政府则无权干涉其信仰和宗教事务。尽管,在美国有一些宗教团体也在社会上宣传建立政教合一的国体,所谓的对美国建国及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教思想(清教徒)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政教合一倾向。但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层面上,美国都只能说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在美国,国家是保护公民个人信仰自由的。无论你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或是别的小众宗教信仰者等,还是你属于长老会、公理会、浸礼宗等教派,国家都会保护你不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民间的宗教迫害,你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参加哪个教派活动的权利。


  同样,在美国,人们以世俗化的“美国梦”为追求目标。普通的美国人都在积极追求财富,追求舒适甚至奢侈的生活方式。普通中产阶级引领着发达国家的前沿消费潮流;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甚至可以与所谓皇室贵族的豪奢相比拟;主要靠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并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比尔・盖茨、史蒂芬・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人是国家的“英雄”。这种国民文化似乎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出现,美国人的物欲主义态度似乎与这些“禁欲”的宗教精神相悖。


  可以说,政教分离原则、信仰自由、崇尚财富、追求物质生活等,让我们容易觉得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一种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与宗教信仰中强调对美好来世以及现世“禁欲”的提法格格不入。进而认为:在美国,真正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美国已变得多元和世俗化。基督教在美国是一种传统习俗,更多的是建立在说辞上,虽然生活习惯、民间风俗源于早期移民带来的新教伦理,但在精神上已经极端世俗化。


  二、一种“宗教化”的现象
  但深入地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前文的种种看法是不够准确、深刻的。实际上,美国的宗教化特征是非常突出的。


  在历史上,美国的建国跟基督教就有着深刻的关联。最初,从欧洲辗转来到“新大陆”的人,大量都是因为遭受宗教迫害、宗教歧视后,到这片荒蛮之地躲避迫害、寻找自由、追求新生。而其中的先驱者更是多为“清教徒”等新教徒。因此,在体现着美国立国精神的种种文档中,有不少反映出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文化深刻影响的文辞和条令。比如基于“上帝创造一切且掌管一切”的“天赋人权”理念;基于“人都有罪性”(所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三权分立的政体以及基于“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分离的原则,等等。


  美国基本没有经历封建社会,经过独立战争美国确定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并维系至今,所以美国没有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而且,美国建国时并未确立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美国没有宗教,而是因为建国的十三个州占据主流的教派不尽相同,为了一致对外并实现国家统一只能彼此宽容,以妥协方式暂时空置国教名头。但是,大体上说,基督教特别是清教虽不是国教却始终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而直到今天这种主流价值观仍旧影响着美国,渗入到普通家庭的生活中。


  甚至可以说,美国至今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性最强、宗教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国家。1988年,著名民意调查机构乔治・盖洛普公司发现,美国当时有30万个以上的教堂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人均拥有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世界上各种主要的宗教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其身影,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土生土长的教派。依据此公司2008年的调查,美国有93%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1%的人为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中,56%的人为新教徒,25%的人为天主教徒。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于某个教堂。


  尽管近年来美国的宗教信仰随着新移民的增加、青年信教比例降低而出现下滑,宗教信仰也趋向多元化。但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其信教比例依然是最高的,其中基督教占绝对优势,而主体也还是新教。


  据《美国宗教组织词典》(1993年版)的统计,美国人花费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超教育和娱乐方面的开支。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体育节目的全年是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则达到52亿人次,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2倍。当下,美国有1 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宗教报纸杂志有5 000多种,85%以上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参加过宗教组织的慈善服务活动或做过志愿者。对此,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曾评论到:“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   在美国,宗教至今是一股积极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上发挥着引导民众的重要作用,堪称“公民道德孵化器”。各种宗教团体常常组织大量社会服务,在教堂里、社区里、甚至街头巷尾宣传敬信、诚笃的美德,劝导人们“向善”。应该说,这些努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着正面的意义,同时也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和心灵。


  美国的钱币上至今仍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GODWETRUST)”的字样,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候任美国总统也须手按《圣经》,对《圣经》起誓,表达为上帝、国家和民众服务的信念。在入籍的仪式上也有类似誓言。这些做法,在今天其他西方国家也已稀见,这反映着美国人一种强烈宗教情结。


  三、“宗教化”现象的内外影响
  “那是一个宗教复兴的时代:新的教堂与会堂不断出现,信仰宗教的人的数量不断增长;比利・格雷厄姆领导的福音传道者在全国的露天体育场为观众举行户外布道活动;天主教牧师富尔顿・J・希恩在电视上布道讲演,在收视率上可与喜剧演员米尔顿・柏乐主演的最受欢迎的一些节目相抗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祈祷开始他的任期工作,他说道:‘万能的上帝……但愿让我们合作,并使其成为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而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的共同的目标;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与您的荣耀而努力工作。阿门。’他指定最富声望的新教信徒之一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国务卿职位,并且他们总是一道以祈祷开始内阁会议……”。


  这是美国史家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追溯,展现着那个时代宗教无处不在的总体风貌。那么,在这样“宗教化”的世界中,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体现出的政策倾向与政治文化趋向是最能体现美国政教关系的。在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一般都会对外公开宣扬自己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虔诚,否则就会大大影响选民基础。因为,选民普遍的信仰诉求是必须迎合的。1928年,民主党提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结果,他因与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而遭到非天主教选民广泛抵制而最终落选。自此以后,美国的宗教继续广泛渗入政治活动领域。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 Foundation)对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关系进行调查,结果高达70%的人希望总统“笃信宗教”。


  宗教因素对政治的影响虽未达到无所不入的程度,但它已经使政教分离的原则模糊化了。自美国建国以来,绝大多数总统也都是基督教徒,无论在宣誓还是其任内政策无不体现着宗教的影响。


  华盛顿在第一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他亲吻《圣经》,并手按《圣经》宣誓,并在正式誓词之外加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一句,并自此定为惯例。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也一直保持着士兵作战前祷告并在军中配备牧师的习惯。在华盛顿等国父心中,美国建国来自上帝的恩典,他觉得:“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到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他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任期里推动在《效忠誓言》中加上“美国归上帝主宰”的字样,货币上也刻印“我们信赖上帝”。而卡特的当选本身即与20世纪70年代基督教复兴运动“耶稣运动”有着很大关系,是对当时性解放、左派思潮的“反动”。卡特本人确实非常虔诚,在华府任上,卡特还总会去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传道。为迎合当时基督教保守派支持,卡特执政期间把人权公开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此传统一直得到历届政府的继承,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延续。


  除了外交之外,美国在其他国家政治行为上也体现着这种理想主义倾向,正如一些国际关系专家所言“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一直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国家之一出现”。而这样的政策取向是与新教所赋予美国人的气质、观念分不开的。


  美国人怀着“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应该把自己的价值和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这样的美国“例外论”,用美国人特有的理想主义看待世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M・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人被看作是上帝所选择的救世主来拯救堕落的世界,这种看法孕育出美国人自己特有的气质,产生了神学和神学世俗化方面的争论问题”,而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理想主义的传统产生的根由。


  在一战后的外交政策争论中,保罗・蒂利希说过,“我首先想强调一点的――并且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宗教现在必须重视的一点――是,如果美国为当今世界的灾难承担起责任的话,那么它必须承担起完全的职责,同时要充分地认识到这种责任意味着什么……宗教对这个国家以及所有与它并肩战斗的国家必须要说的,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愿意,你们有能力肩负起摆在你们面前的重任吗?如果做不到的话,离他远点;不要介入一种异想天开的机会主义的事业。”与外界不接触的美国人,否定了他们对其处于危险境地的人类同胞们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的基督徒们提出自己的道理说,如果说欧洲是罪恶的,那么美国人可以用拒绝介入欧洲事务的方式来保持自己不受玷污。这就是一战后美国广泛盛行的“富有爱国热诚的鼓励主义者”的中立状态。


  然而,源于欧洲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新教伦理对善恶的划分重新使得美国对于其使命有了新的定位,把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美国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于是,自由理想主义的沃土催生了威尔逊主义。“威尔逊有关世界秩序的思想,源于美国人对于人类的和平本性和世界的和谐本质的强烈信念”。威尔逊主义以美国人的基本理念、美国使命和实现美国使命的主要途径建立起三个维度。其中,基本理念包括匡扶正义的道德观,即基督教教义中善恶之分和威尔逊的人性善倾向;民主自由的价值,即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第二个维度(美国使命)包括三个方面,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榜样地位、基督教的传统信念以及美国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ation)。由于来到北美的早期移民大多为逃避战争和宗教迫害的难民,在他们眼中新大陆应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理想世界,美国例外论由此发迹。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历代传教士都有对使人皈依基督教的执着与信念,并在大陆扩张中最终形成“在北美这一理想世界中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这样的“天定命运论”。   在对外政策中,人权外交随着1977年卡特的上台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这种政策实质正是美国自由理想主义的延续。


  四、“世俗化”背后的“宗教”实质


  立国以来,美国在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精英群体。他们一方面具有白种“盎格鲁-萨克逊”血统(White、Anglo-Saxon),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后裔。在这里,新教信仰或路德宗信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不少华人或亚裔血统的美国公民在美生活数辈,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也总会有种边缘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融入主流人群和文化中,就是因为美国的上流社会仍然由WASP所把持。而美国内政外交也是在这样一种“盎格鲁-萨克逊裔清教徒”的历史传统基因、宗教基因的作用下运行的。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后来美国的政治学者海茨克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


  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主流文化,对美国国民性格的塑造和早期历史演进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美国“清教思想研究之父”佩里・米勒指出:“它(清教)在美国思想中的角色几乎一直都是主导性的,因为清教徒的后代们至少把先辈们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各式各样的追求之中,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之内并在许多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不止于此,清教已经渗入美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之中,“成为美国文化和社会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


  总而言之,认为美国现实世界为“世俗化”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如果我们透过WASP、宗教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政治、社会、文化问题,那么我们容易看到美国在历史上深受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影响,甚至其立国的很多原则也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在今天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中都还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仍旧是一个持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目前更是一个信仰自由和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未来,随着美国新移民的增多和宗教信仰、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这种文化心理或是心态的新变化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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