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最 后 的 晚 餐




鸿 



 
1917年,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和女教士聂乐信Nielsen.Ellen Marie,以丹麦传教社Danish Mission Society (DMS)提供的资金,在孤山北关所建的基督教礼拜堂,孤山人称“丹国楼”。其建筑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教堂前的钟楼,高四层,内置一架大型欧式挂钟。教堂内铺设地板,圣坛铺有地毯,讲台、圣栏、风琴一应齐全。坛下五人坐席靠背长椅百余条,三排并列。教堂西院建有牧师府,砖石围墙,院中栽花植卉,清静幽雅。

1968年,钟楼被拆除,教堂改为民宅。

照片摄于1921年,系柏卫Conrad S. Bolwig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先生提供



春寒料峭

19673月,春寒料峭。冷风夹杂着细雨,吹得孤山街上冷飕飕的,似乎寒冬又要回来了。

凄风冷雨的深夜,偶尔有一两声狗吠。

在教堂塔楼的下边,有一个黑影在徘徊。

他抬起头来,仰望着风雨中的塔楼,那上边高耸的十字架早已砸掉了,那是在去年的夏天……

千百年来,木鱼声声的幽静之地,突然,闹翻了天。仿佛天塌地陷,庙里的“牛头马面”一下子全跑了出来,灾难降临了。

1966630,打头阵的是孤山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尾随其后的有工人,干部、街道的闲人,大约500多人,唱着喊着爬上了山,从上午八点到十点,用了两个小时的功夫,扫荡了孤山上下的古迹、文物。泥塑木雕的砸碎了,铜铸铁浇的掀翻了,捣毁石碑,泼污壁画,木匾、经卷毁之一炬,16尊唐代铁罗汉像被推倒在山下的水沟里。(注1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牛鬼蛇神”,在胸前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孙信爱 右派 丹麦走狗特务。

家也被抄了个“底朝上”,搜寻丹麦人留下的“电台”。屋外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罗列其“罪恶”。“勒令”他随喊随到,接受批斗。

从此,白天挨斗,晚上,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最怕见的是念小学的儿子,因为老子“反动”,儿子也成了“贱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胸前的一枚 “头像”,还没稀罕几天,就被红卫兵一把薅去了,“狗崽子”哪有“资格”戴“圣像”呢?更不用说 “造反”了。因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一见到儿子那稚气、迷惑、委屈和悲伤的眼神,他的一颗心就像被一把刀戳的稀碎。从五、六岁起,因为,他被打成了“右派”,儿子也就被人踩在脚下了,这就是当爹的给儿子的童年“快乐吗?

想来想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仿佛一直沉迷在混沌的世界里。

(注1)根据东港市作家张所文提供的《大孤山古庙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一文,1966630上午八至十时,“以孤山中学红卫兵为主,并有镇内厂矿、企事业、学校老师、街道居民约有500余人参与摧毁神像活动。”捣毁、砸烂的文物主要有:泥塑、木雕、铜铸像有四百多尊;碑碣十三通;壁画五十余幅,等。


“打扫房子”

“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

 1950年春,孤山教会“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

此前,“教堂被士兵(共军)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也就是说,“土改前后,基督教会这帮人都散伙了”。(2

既然“落花流水”了,也不是喊一嗓子就能“百花齐放”的。俗话说。雁无头不飞。要想“开门”经营,首先要有个“掌门人”啊!

于是,东北教区为孤山教会派来了一位牧师,他叫孙信爱。原籍河北昌黎县,生于1910年,小时时跟随父母逃荒来到孤山。后来,和家人一起接受了基督徒的洗礼,起名“信爱”, 一个赋有基督文化色彩的名字。

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基督教学校念书。从孤山的培英小学(注2),到安东劈材沟三育中学,劈材沟神学院(注3),然后,到湖北滠口信义神学院。后者建校于1913年,被称为“誉满东南亚”, 一个乡下孩子走进这个校门,可见,丹麦传教士的青睐。

1940年,孙信爱接任岫岩教会牧师,应验了老话“三十而立”。在他的传道生涯中,除了岫岩、安东而外,还去过哈尔滨、长春以及临江县等地。最后,叶落归根,回到了孤山。
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岁月,人们对于新政充满了憧憬。尤其是传教士,每当劫难之后,总是祈求出现教会的复兴。所以,孙信爱这次回孤山,颇有一番“重整山河待后生”的豪情。

然而,风雨无常,世事难测。

转过年,报纸说,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的一个官员(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开幕词)在会上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切断中国教会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推进三自运动”。

他还说,中国基督教会就好比一座房子,“这房子过去长时期被帝国主义所利用,面有很多老鼠,臭虫。现在首要的工作是打扫房子,把这些老鼠,臭虫一齐赶出去。”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基督教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第二天,425,“三自会”做出了决议:“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

66,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 挥手之间,在大陆的西方传教士,除了身陷监狱的而外,纷纷“仓皇出逃”。同时,教会的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

也许,这就是城进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喊出的“打扫龙庭做天下”吧!

中共搞任何运动,首先要培养一群打头阵的,就像土改要发动一帮“ 赵光腚”、“穷棒子”。如今,要整肃教会,把“老鼠,臭虫一齐赶出去”,没有“领头羊”是不行的,而教会的“领头羊”当然是牧师了。

于是,孙信爱和许多教牧人员一起享受了“洗脑”的待遇。在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受训,通过学习、发言,达到共识,也就是将思想统一到“红头” 文件上来。然后,把“领头羊”放回群里去,用“爱国主义饲料”喂养群羊,这样,就不愁把羊群“ 圈养”起来了。
结束了“培训”,走在回家的路上,孙信爱心里似乎还有些“疙瘩

培训会上说,有一次,在控诉的会场,对被控诉的一个传道人,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那可是皇城呀!开会的都是些宗教领袖、神学名流,讲起圣经来几乎“倒背如流”,可是,怎么竟喊起“该杀”来了?“不可杀人”,这难道不是神的诫命吗?(注4

他的心里产生了了疑惑,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孤山西街的一个姓杨的地主(杨德利之父),就是在“怒吼”声中,“被群众砸死”的。(“被告杨德利,系恶霸地主,其父杨也雁系恶霸地主,伪保长,被群众砸死”—安东县法院1951年第215号行事判决书)


(注2)培英小学系丹麦牧师柏卫(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走过死荫的幽谷”)于1906年所建,1912年升格为中学,1921年并入安东(今丹东)劈柴沟三育中学,这是丹麦人建立的一所园艺学校。现为辽东学院农学院动植物标本博物馆。

(注3)劈柴沟(安东蛤蟆塘乡)神学院系丹麦牧师外德劳CWaideloew1922年所建,并任院长,后去大连传教。1930-1942年,丹麦牧师包乐深Rev.A.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任该院院长。

(注4)“最触目惊心的控诉者,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地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一个全国控诉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王怡《1957年基督徒的右派分子们》)
 





丹麦传教士建立的劈材沟神学院(安东郊区蛤蚂塘),1922年时小平房,1938年神学院搬进大楼。(孙信爱曾在此就读)


背主卖友

在“三自运”动中,教会首要的任务是,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控诉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要把“老鼠、臭虫”赶出去。那么,“帝国主义”培养的牧师,算不算“老鼠、臭虫”呢?或者说,如何能躲过这一劫呢?

孙信爱有些焦灼不安,“该杀”的怒吼,不绝于耳。

这时,“签名运动”波及孤山,教徒纷纷签名,却发现女教士何柜纳、于桂春竟然拒绝签名。报告这一情况后,上边很重视,同时,又交给孙信爱一项任务,在运动中,要注意何、于的“言谈举止”, 包括其他教徒的“动向”,随时汇报。由此,孙信爱从教会的“牧师”逐渐演变成了“思想警察,由担心自己被当作“老鼠、臭虫”,而成为运动骨干,“协助政府来肃清潜伏在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 。

小说《水浒传》描写林冲投靠梁山时,寨主王伦提出“入伙”的条件,即要献纳“投名状”。不是立誓约,而是拿人头做“忠诚之证”。这样,寨主“便无疑心”了。

夜深人静,孙信爱提起笔来,把琢磨了几夜的话倾泄在纸上(引自安东县法院1958年刑字第882号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何贵娜(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

何柜纳 (女)原籍 安东县黄土坎区石灰窑乡宋家油坊  出身 幼稚园教师  文化 中学  成分贫农

于桂春 (女)原籍 安东县孤山镇西关街于家菜园子  出身 针织工人 文化 神学毕业  成分中农

何,原非教会传道人。于在凤城县女子神学院毕业后,曾于东北信义会几处传道,最后,在安东市教会传道,那时,何在安东市教会的幼儿园做保姆工作(幼儿园教师)。

何、于走的路线一贯是反动的(标题)

 “九三”胜利时,她俩居于安东市。安东市解放后,她们逃到沈阳,沈阳解放后,她们逃到青岛(那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正居青岛)。

当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退后,她们仍居青岛,久待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全国解放后,她们的希望成了泡影。随于1949年冬季来到孤山镇,被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注5)接待,供给她们房住和工薪。她们效忠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一贯执行她的旨意。

乘机窃取传道职务

孤山镇教会在土改时停止了活动,1949年,在党的支持下又开了门。但无传道人负责,她们在聂乐信支持下登了台。

教会的信徒经过各项运动政治觉悟提高,她们的反动本质暴露

1951年春,东北教区因孤山教会无人(牧师),议决调遣我来孤山教会负责。当年,吴耀宗先生等发起三自爱国革新宣言,在教会内展开学习,并发动信徒签名运动,良善的信徒们都争先恐后的签上了名,唯独该二人拒绝签名。并大肆破坏,到处传布帝国主义毒素,超政治(言论),我和执事长刘宝屡次说服教育,但该二人执迷不悟,顽固到底。

为地富分子隐瞒成分,混乱教会,破坏教会的团结

因为我初到孤山,不太明白信徒的实际情况。但该二人将信徒的成分“地富”都写成“贫农”,这样使“地富”打入教会,与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相互勾结,企图把教会领导反动道路上。这些地富分子在教会非常嚣张,百般讽刺分过他们产业的贫农信徒,更猖狂地在教会中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党,污蔑政府,打击进步信徒。

教会在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采取正确的步骤,她们向党及教会猖狂的进攻

1951年,在党的领导下,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开展了镇反运动。教会响应党的号召,为纯洁教会内部,清除了地富分子;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

该二人看到她们的支柱逐渐被取缔,呈现孤立状态,则变本加厉的向党进攻,明目张胆的说:“镇反是伤天害理的”。

当教会响应抗美援朝“六一”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痛击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该二人散布说,捐献飞机大炮是杀人流血的,信徒以爱为本,不可参加,因为违反神的诫命。

当爱国储蓄还息还本的时候,她们把还给的钱扔在地上,说:“这是不义之财”。

革除教会传道职务以后

1951年,教会在党的支持下,经过座谈,大家的认识提高,取得政府的同意和我东北教区批准,当地教会执事会的决议,革除她们的传道职务。她们即以自由传道为名,到信徒家聚会。拉拢部分信徒,散布“超政治”毒素。

54年,她们私自到北京基督教会堂反革命分子王明道处,得到王的惠待。当王明道的反革命活动被揭穿后,全国信徒一致声讨。该二人当年八月回到东北,以王明道为招牌到各地散布毒害人民的思想。曾对孤山教会信徒说:“王明道不参加‘爱国会’(三自会),聚会的人也很多。”

该二人几年来即漫游各地信徒家撞骗财物。1957年夏,曾在岫岩、安东、哈尔滨、孤山等地进行活动,以义务传道为名撞骗财物。

该二人迁移到石灰窑乡四年之久,不起户口,说,起户口是犯罪行为。

她们说:“孤山教会很好,但叫牧师领导坏了。”指我领导教会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当 “除四害” 讲卫生运动时,她们阻止儿童抓麻雀

该二人于青岛时,有安东市的传教士顾美箴,顾乃右派分子,她们同时到东北各地,所作所为完全一致,是否同一受到某帝国主义的指示。

她们从北京回到安东贩卖王明道的反动货色时,安东教会陈牧师,顾(美箴)每天把她们送到信徒家去。

关于她们生活费的来源,除于(桂春)的哥哥于同利接待她们住几天,或者有时给她们送些东西外,别的未得到线索。

孤山镇中国基督教信义会
孙信爱
1958930


(注5)聂乐信系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孤山,建立了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1960年逝世于孤山、


“反党言行”


“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被孤山教会“革除”了,与其“相互勾结”的何柜纳、于桂春也被“扫地出门”了。看来,“老鼠、臭虫”被清除了,教会的房子打扫干净了。总之,可以高枕无忧了吧!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787,“三自会”做出决议,要求全国基督徒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1958年春,孙信爱参加了几个会议:“安东县第一次各界人士座谈会”、“辽宁省基督教教牧人员爱国主义学习”,等等。

秋季,又参加了 “安东地区宗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议结束那天,在宣布右派分子的名单中,点到了“孙信爱”,晴天霹雳,炸的他失魂落魄,仿佛从悬崖上一头栽了下来,这是一场噩梦吗?

孙信爱感到一肚子的冤屈,用乡下人的话讲,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1950年开始。跟着政府鞍前马后的跑,从教会一下子挖出两个“潜伏的反革命(何柜纳、于桂春)。凭着表现积极,混上了不少的差事—— “东北教区秘书长” ,“扫盲协会副主任及教学研究组组长”、“居民组长”, 虽说是芝麻大的官儿,也是党的“信任”吧!孙信爱还不失天真的一面,哪里晓得,不过是被“使唤”而已,好比一条狗,叫你下口咬人时唤到跟前,用完了就一脚踹开。。

那么,孙信爱“鸣放”了些什么呢?经过运动中的洗脑,孙信爱只会“鹦鹉学舌”,生怕越轨。对于圣经里的“毒素”, 上头规定了几条“不许讲”,比如,“不可和不信的人同负一厄”,这话有害于团结;“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是叫人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 “世界末日”,因这是散布恐慌情绪,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些划定的“禁区”,孙信爱从未越雷池半步呀!

这会参加“整风”,给党“提意见”,起初,孙信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可是,上边一个劲儿地动员,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呀,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说得天花乱坠。特别还提出,只有帮助党“‘整风”才是对党的“忠诚”。

孙信爱终于被“忽悠”了,尽管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但编出来几条就成了“反党言行”——

“过去大城市教会的教牧人员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工具,乡镇教会受到支配,处在被动的地位。但土改时,乡镇教会和教牧人员的什物均被分掉,而城市教会和教牧人员的什物分毫未动。现在,乡镇教会的房产均被处理,连职员住的房子仍须外租,但城市教会的房产自己住的有余,更出租若干。政府为什么单打“小卒”而不打“老帅”呢?

这是歪曲党的政策 污蔑党的宗教政策

政府干部下乡了解乡下教会不开门的情况时,乡下教会信徒说,农活太忙没有时间礼拜,也没有时间张罗教会的事,不开门吧!教会开门也没有时间聚会,(注:信徒对政府关闭教会心有余悸)但当教会牧师到乡下教会去见信徒,他们则为他们的教会被关门痛苦流涕。

这是对政府干部的污蔑

果树队(孤山)不注重技术管理,满园都长了草。

果树队把住家的屋前老太太的葡萄都摘去,有的群众说,果树队似强盗一样。

果树队摘完了果子,就把全队的人散了,各投方便,不搞副业生产。

以上关于果树队的问题,因当时果树队规划初期,对果树队领导方面不满而发出的。

但结果对合作化进行攻击。”

(上述“反党言行”乃孙信爱亲书,见其“右派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思想总结”

自以为跟着党“寸步不离”,哪知隔着“千山万水”呢!

“犯错误当时,看党对我是太狭义,很轻易的给我戴上右派帽子”。何止是狭义,岂不知一个12岁的小孩子(张克锦),只因画了一幅漫画就抓进监狱,关押了7年,叫做 “右童分子”。( 铁流《 十二岁,中国最小的“右派”》)

年底,“三自会”的头吴耀宗在上海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报告。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

随之,教牧人员纷纷“转业”,听从政府的安排,参加人民公社,做工和务农。教堂由公社规划,保留一点装潢门面,大多数用于支援“大跃进”。于是,农村教会的聚会停止了。

这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孙信爱被送到了果树队,交由群众“监督生产”,“劳动改造”,用当年时髦的话叫“脱胎换骨”,重做新人。同时,规定了要靠近组织,经常汇报。

档案中,发现有孙信爱写的一份“思想总结”,大约 3000余字。他在总结中,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番讴歌,这也是党的要求,是拥护还是反对,必须表态,如胡适先生所言,这是一个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人彻底丧失了“不说话”的权利。

除了一些“套话”,孙信爱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了反思。他感到心想“更应与党接近”可是,却“与党有很大距离”,这是为什么呢?他挖掘了其中的原因——

1958年秋,我在安东地区宗教会议上犯了错误,定了‘右派’,被处理‘监督生产’,仍回原队劳动。经过几年党的教育,我更应与党靠近,但事实相反,与党仍有根大距离,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因素是宗教,他成了我与党中间的障碍。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宗教问题。我虽然是想争取改造,但改造仍未彻底,所以我犯了错误。所以,我争取在劳动中积极锻炼和改造。”

“通过学习,我深知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敌人,二者冰炭不能同炉。唯物世界观是实际的、科学的动力。据我学习所得,唯物主义始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能使人动脑筋探讨事物,搞发明创造,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奋斗。我断然抛弃唯心主义而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此,我未参加一次宗教活动,也未向人谈论过一次宗教事务,并努力研读唯物论书籍20余种。”

看来,孙信爱和上帝告别了,不“信”,也不“爱”了。
 




丹麦传教士建立的劈材沟神学院教堂


劳动改造

1960年,杏花满枝头的春季。

“嘟嘟……”果园里响起一串哨音,社员们停下手中的活,围了一个圈子,当中站着一个男人,弯着腰,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这是社员们要“批斗会“。

批斗的内容,右派分子孙信爱是怎样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换句话说,孙信爱跟着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在孤山都干了那些“坏事”。

一阵春风送来杏梅的芬芳。

据《东沟县志》记载,孤山杏梅是聂乐信从丹麦带来的黄杏和本土的山杏嫁接而成。起初赏花,后来发现结下的果实不再是酸涩的小杏了,而是鲜黄泛着红晕,吃在嘴里甜中带酸,清冽爽口。

从此,孤山的春天,除了李白桃红,房前屋后,泛起一片片粉红色的云霞。

在社员们的吼叫声中,孙信爱颤抖起来,只觉得眼前一黑倒了。

身旁是他干活的工具,一个圆筒状的东西,给果树打药的喷雾器,铜的“洋货”。本来坏了,送到修配厂60多天没修好,队长王国文要把它卖破烂了,孙信爱拿了过来,硬是给鼓捣好了。

他感觉耳边有嗡嗡的声音,慢慢睁开眼睛,杏树下,一片模糊不清的脸……

这时,人们端详起这个人来,面如菜色,脸颊瘦的颧骨都呲出来了,目光黯淡,花白的头发稀疏无几了,仿佛一个陌生人。不知谁喊的,老婆和儿子赶着一挂驴车来了,娘俩扶着他上了车。

刚才,孙信爱是昏厥了,那么,是饿的呀,还是生病了呢?

去年,孙信爱就生病了(阿狄森氏),有六个多月没爬起炕,家里“债台高筑”,拉下饥荒200余元,“生活困难,精神受到压制”。(“档案”)

雪上加霜的是,赶上大饥荒,“三尺肠子闲了二尺半”还要“大跃进”。 一个黄河边的农民(侯永禄《农民日记》)记下了当年的民谚——

“鼓足干劲,一天半斤”。

“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

“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

闹病,挨饿,在如此煎熬的日子里,孙信爱竟然每个月拿出6斤粮,送给每天只有4两粮的三个“劳力”。

“在低标准粮食的情况下,出现了小偷小摸的不良现象,这些人是在革命道路上堕落的人。”(孙“思想总结”)

饥荒年代,孙信爱为了表现“与党并肩作战”——

1、检举坏人坏事十余份(材料在公安机关);

2、在三反运动中提供了些有价值的材料,起到极大的作用,有力的打击了违法乱纪和贪污分子”。(同上)


何处是归程

寒风凄凄,细雨迷离。

孙信爱朝小东山望去,眼前浮现出“老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的身影。几年前,在孤山教堂,当听到再不许她踏入教堂门槛时,她把目光里有怜悯,有悲忧,也有慈爱,如今,老教士早已魂归天家了。

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两姊妹(何柜纳、于桂春)的身影,小时喝的都是孤山水,而且,在同一个教堂唱诗、祈祷……

还有陪伴老教士晚年的王生仁,还在蹲大牢呢!听说,有一条罪是因为说,“孙信爱被扣上右派帽子啦,叫你鸣放,放完了就整你,变成右派了。”

俗话说,那个庙都有屈死鬼。好在戴了三年的“帽子”总算摘了(注6)。可是,又叫你“摘帽右派”,看来要背一辈子“黑锅”了。脚上的泡是自己撵的,可是,株连老婆和孩子,叫人怎么活呀?

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在果园劳动时,看到报上号召教牧人员在劳动改造中成为“红色牧师”、“红色神父”(1960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不由得怦然心动,曾几何时,烟消云散了。

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刀削得他骨瘦如柴,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说的孤寂与痛苦,主也“背叛”了,友也“出卖”了,已经“挥刀自宫”了,还要怎么样呢?“没收”了人的思想,“阉割”了人的精神,还不算完,难道非要把人从肉体上消灭吗?

一只小狗跟在他的身后,他几次弯腰捡石子儿,狗却一直悄悄地跟着。

“当他所有的朋友都掉头离去,狗却义无反顾。当主人的财富消失、声誉扫地时,狗对人的爱仍如天空运行不息的太阳一样永恒不变。”(美国国会参议员、著名律师佛斯特)

一声叹息,泪水溢出了眼眶,想起了神(圣经)的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雾气沉沉的早晨,在一只小狗的引领下,找到了孙信爱的归宿,荒草遮掩的一口枯井。

嚎啕痛哭的是一个女人,她搂着一个10几岁的少年,围着一群卖呆的人。


(注61961128,有关部门根据孙信爱的改造表现,“考虑他本人是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又是一个统战对象,是有政治影响的人物,可以摘掉其右派帽子。”(档案《关于摘孙信爱的右派帽子材料整理》)

(注7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教会遇到灭顶之灾,牧师被批斗,教堂被捣毁,信徒被抄家,圣经被烧毁,连官方三自教会也不能幸免。江青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了。(《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远志明)



附件(复印): 1960年夏,时为右派分子孙信爱参加了“安东市社会主义政治学校”为期40天的“洗脑”。之后,19611130写下约3000余字的“思想总结”(4页),表露了一个基督教牧师从依附到沉沦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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