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我的中国的孩子们


我的中国的孩子们

鸿 

 

  
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乐慕华Kathrine Niesen小姐和孩子们在一起,摄于1925年育婴堂。(照片源于DMS


第一助产士

1906年,在安东的江边,飘动的芦苇荡中出现了一栋洋楼和灯塔,这是英国人建起的海关楼,安东开埠的标志。

这一年,元宝山下的基督教医院来了一位丹麦小姐,年方26岁,身材高挑,目光沉郁,中文名字叫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221,郭慕深出生在丹麦离哥本哈根较远的乡下,一个拥有5个孩子的贫民家庭。24岁那年,毕业于哥本哈根一所医科学校(190004)。然后,在地名小石城的女子传教士学校受训一年,1906年,开始了“远东冒险之旅”,实现了传福音的夙愿。

郭慕深小姐的到来,对于安东基督教医院来说,是“雪中送炭”。因为,医院刚建起来两年,缺少医生是“燃眉之急”,而且,妇产科还是个“空白”。

院长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博士(注1)终于有了助手,他让郭慕深分担妇科接产、护理以及医务助理,并且兼任护士长(19071916)。

第二年(1907),郭慕深 在院子里建起了女子医院,因为,那时只有“男院”,还没有“女院。这是安东史上的第一所女子西医。

在丹麦学医的时候,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有一个孕妇出现难产,孩子的脚露出了一只,接生婆就把一只鞋套在孩子的脚上,意思让孩子自己走出来,最后是母子双亡。


清末,文明古国还没有助产士,只有传统的“接生婆”。

被称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基督徒杨崇瑞(18911983)女士,在民国17年(1928)做过一个统计,中国每日产妇死亡不少于500人。当时,民间流行过这样的俗语:“生儿如进鬼门关”,“孩奔生,娘奔死,两命都是阎王手里捏着的纸。”

郭慕深到安东的时候,新法接生在大陆还是新奇的,成都的引入是在1911年,加拿大传教士在惜字宫南街建立了仁济女医院,也是在郭慕深“女院”的四年之后。

郭慕深小姐是安东妇女分娩的第一助产士,新生儿的施洗者。她让安东的孕妇第一次有了产房,而且,贫苦的人家不但免费,还把小米粥和鸡蛋端到产妇的床头。这新奇而温馨的一切,令安东人感到仿佛是在一个童话世界。
 

 



安东基督教医院第五班产科毕业摄影纪念 1937103

前排左起:第二人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第三人倪乐圣Marie Nielsen ,第五人王葆真护士(19152004

 “开院初期,随着发展,医务人员不足,采取以师带徒,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中国医士。”(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医院》)

1922年,丹麦女教士艾济民Mette Stauns 艾娜)创立了基督教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助产学校。由南京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并负责毕业试题。该护校采取半工半读(下午上课),女生四年毕业,最后一年为妇产科;男生三年。

护士学校的建立,为基督教医院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郭慕深小姐除了医院的临床工作而外,还要抽出身去护校讲课(妇产科)
 
1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187288生于丹麦西边城市Ringkobing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904年来华安东基督教医院首任院长。1912年,去奉天(沈阳)医大作教授,后接替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出任校长。1939年退休回国,住丹麦哥本哈根教区Vangede1956812安息主怀。

安乐克先生1916年结婚,生有一女儿。后妻子去世,1922年再婚。


生存的权利
 



育婴堂仅存的遗址,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曾居于此作者摄于20106月。


在后来的日子里,郭慕深经常发现“弃婴”的现象。

来医院分娩的妇女,有的生下孩子后,趁人不注意,丢下孩子,爬起身来就溜了。在医院的墙角、树下、山后的草丛里,经常出现被抛弃的婴儿,大多是女婴,也有残疾儿和生病的,甚至奄奄一息了。

看着这些微弱的小生命,郭慕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人啊!为什么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呢?耶稣说过:即便是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孩子,我也不能遗弃你们。我要将你们握在掌心里保护你们。”

她把遗弃的孩子抱回婴儿室,和同事一起呵护。

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每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都是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不管孩子怎样,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造,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爱,任何人都无权将孩子“抛弃”。

因此,基督徒每到一地,都要设立育婴堂和学堂。在地球上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的是从基督教开始的。

圣经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不但喜爱小孩子,并且把孩子看成自己的化身。耶稣还说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

由于“弃婴”太多,郭慕深小姐向官府提出了设立育婴堂的请求。在中国,洋人办办孤儿院,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中国人信奉祖上的遗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抛弃在荒郊野外婴儿,不管是狼吃狗咬,那是命该如此。然而,洋人养活起来,那就洋鬼子要拿婴儿“剖眼剜心” 做“药材之用”,等等。

19078月至11月及次年6月,安东霍乱流行,连续爆发,木排工人死者无算。“由于装着尸体的棺材已无亲友故旧安葬,均送集珍珠泡地带。路旁地内积棺遍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当时基督教医院的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这场抗灾之中,政府有感于此,批准了郭慕深设立育婴堂的请求,在青龙山腰拨了一块地。

1916年,丹麦教会提供了资金,安东商会会长王筱东先生赞助,还有本地基督徒的捐款,在元宝山下,郭慕深建起了育婴堂(元宝山中学胡同14号)。

灰色鱼鳞瓦的门楼,青砖墙上立着一个木牌,白底黑字:安东基督教育婴堂。牌子的旁边有一个木制白漆的箱子,有三个字:“接婴箱”,这是为私下里送婴孩准备的。

推开育婴堂两扇绿色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碧草如茵,红薇迎人的大院。

一进院,迎面一栋尖顶的矮层小红楼,楼上靠东侧那扇窗户,可以瞭望鸭绿江,郭慕深就在此办公和休息。

院子分为上院、中院、下院三部分,或者说前,中、后三院,占地面积大约3千余平方米,房屋4座,其中,两层楼房的3栋,分别为8间室、16间室及10间室,一座瓦房含有4间室。此外,还有一所磨坊和一口水井。(引自郭慕深《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以下如是)

四座房屋,内设儿童宿舍21间,其他,有总务员室、副总务员室、礼堂、祈祷室、膳室、缝纫室、工人宿舍、厨房、储藏室、淋浴室、厕所等。3个院厅,是孩子游戏的场所。
育婴堂的人员组织如下:主任1人,主理本堂一切事宜;总务员及副总务员各1人,以监督保姆及乳母工作;保姆26名、每保姆负责其本组所有儿童养育之责(以孩子年龄划分为“组);乳母13名、此外,保姆助手10名、工人10名。

育婴堂初立时,收养了7个孤儿(女孩)20余年后(1939),已经有213名儿童,男儿92名,女儿121名。

以年龄区分:男儿1526名,61035名,111525名,16岁以上者6名;

女儿1532名,61034名,111539名,16岁以上16名。

1岁以下之婴儿,每人有一乳母,时称“安娘”。

58岁的孩子即入幼稚园,配有保姆、保姆助手;风琴是教室必备的,“每一儿童按其年龄备有合宜之玩物”。

8岁以上的孩子入读三育初级小学,就在院子里,上学的孩子每人都备有收藏衣服和书籍的柜箱。小学毕业后,依照个人的成绩或升学或艺业(职业培训)。

屋子里没有华丽的装饰,也没有精美的陈设,但走进来,空气清新,明窗净几。儿童入室要换上软布鞋,这样,可以保护地板木质的完整和清洁。

各个屋子门窗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孩子的记忆,不至于走错了屋子。

在生活上,“一方面务使儿童获得够用之营养,再一方面还得力求少费金钱”。于是,育婴堂饲养了三十余只乳羊,乳牛三头,还有七口猪,两头毛驴。有了乳羊和乳牛,那些嗷嗷待哺和体质虚弱的孩子,每天都有鲜纯的乳饮。逢年过节都要杀猪,给孩子解“馋”,“以助其兴致”。

郭慕深就近租了一块菜园(八道沟),有了菜园,孩子们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而且,还可以节省一些钱。在课余时间,大一点的男孩可以到菜园、磨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

孩子们的穿戴,一条重要的渠道来自丹麦国内的信徒、亲友,还有侨居满洲的“西国朋友”之捐赠。

育婴堂对赠送的衣物,“洗濯清洁,收拾整齐”,“新者直接为儿童穿着,旧者可以改作较小之衣服,稍破者仍可补缀之应用。”

对于实在不能成衣的“边角料”,“粘在一起以为鞋之衬布”以及做拖布。

长筒旧袜,“即利用未破之上端为婴儿作成小衣服,柔软而合用。”

捐送的废旧轮胎,用来给孩子作鞋底。

育婴堂来对于所有捐助的物品,可以说,“无一物不可利用”,而且,多是“废物利用”。

在花销方面,“消耗较小之费用,得较大之收获力,简直恨不得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因为,“本堂感觉所得之金钱,皆系爱护本堂之人士、爱心之捐助,故对于经济方面力求节俭,亦欲本堂之儿童自幼养成殷勤节俭之美德。”

这就是,鸡蛋到郭慕深手里也要小一圈的缘故。她曾经两次回丹麦募捐,一次是1924年,还有一次,1930年,她变卖了父母留下的一份遗产,捐赠了育婴堂。

最快乐的是圣诞节,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包括花生、糖果及本堂烤制的西式糕点,还有一个玩具。当时,育婴堂的玩具多是海外赠送的,五花八门、眼花缭乱,足以令本土大户人家的孩子羡慕不已。但是。唯独没有“棍棒刀枪”。

这一天,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一套新的毛衣毛裤,而每一件毛衣的颜色和图案各有不同,这是平日大孩子钩织的。织毛衣是育婴堂的孩子除了唱歌、弹琴外,必会的艺业。

五彩缤纷的圣诞树,眉飞眼笑的圣诞老人,欢快的风琴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育婴堂变成了一片喜乐的海洋。

在一个积弱积贫、战火不息的国度,育婴堂生存的艰难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在风狂雨骤的日子里,郭幕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用整个身心保护着孩子的生存。

然而,灾难像头上盘旋的老鹰,瞪着凶恶的眼睛,那翅膀的宽大阴影越加逼近,随时都会凶猛地俯冲下来……
 




丹麦传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1880——1960)。


饥饿的抗争

曙光渐渐地揭去了夜幕的轻纱,清泉一般的晨光,从窗外洒进来。

她在《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上写下最后一个句号,停下笔来,站起身,推开窗户,远处芦苇遮掩下的江水像墨绿的段子,在晨光中抖动……

郭慕深为写“报告书”熬了一个通宵,她的心情十分沉重,饥饿的阴影笼罩着育婴堂,孩子们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她焦灼不安,想以发行“报告书”的形式,上至官府,下至民间,让世上更多的人伸出手来,救救孩子!

《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时为丹麦沦陷的3个月之后——19407月。这一年,是她在育婴堂工作的第34年,也是她60岁的生日。

丹麦王国的沦陷,意味着育婴堂失去了“遮风避雨”的大树。

从育婴堂诞生那天起,历年经费除了安东商界的捐助和以及官府的救济而外,主要靠丹麦教会提供的资金。如今,山河破碎,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育婴堂的孩子如何才能活下去呢?

“欧洲战事骤起,以至丹国捐助资金之来源杜绝,百货之价格又日渐昂滕,虽有侨居满洲各国基督教信徒及各界人士之捐助及官府方面之辅助,但对于本年之用度,深恐难以维持,惟求我们所依赖供给我们一切需用的上帝,感动关心社会事业及本堂工作者之衷怀,使能协力援助本堂之事工,使本堂进展不能因此等困难而稍辍。” (郭慕深《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事业报告书》)

寥寥数语,言为心声,令人感觉到郭慕深内心的沉重和焦虑。

第二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了太平洋战争。

由于战争的加剧,日军的掠夺更为疯狂了。在东北,日军规定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于是,街头出现了东北人为了吃一口大米而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肚子的惨象;

育婴堂的孩子吃的饼子是混合面的,就是玉米面,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饲料”。到后来,就是豆饼和橡子面。即便如此,也是限量供应。吃不饱,只能以土豆、地瓜、萝卜、胡萝卜来充饥。由于挨饿,缺乏营养,生病的孩子日渐增多,可是,药品又十分匮乏。

从前,育婴堂的生活也清苦,但孩子们总还是可以吃饱的。如今挨饿了,凄惨的境况,令人恐慌,以至发生了一个叫“拉撒路”的学童两次出逃的事情。(注2

郭慕深忧心如焚,为了孩子的生存,到处去寻找粮食——

 1931年日本占领了安东,管制了安东的粮库,育婴堂的孤儿吃不饱。郭慕深找到了控制的粮管所,要求供给孩子们足够的粮食,被日本人拒绝了,郭慕深含着泪水离开了。但是,郭慕深的行为感动了一个日本工程师,他和他的朋友帮助解决了孩子们吃饱饭的问题。在中国内战时期,育婴堂的孩子们遇到了更严重的缺粮问题,年近70的郭慕深到处为孩子们寻找粮食,甚至为孩子们乞讨。”(丹麦作家女吴坤美《安东基督教会历史简介19011950》)

(注2)“拉撒路”圣经里的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孤儿刘金银在育婴堂时的乳名。

刘金银(1936—),安东人,作家。自幼至1950年生活在育婴堂。后来,做过教师,营销、公务员等。怀着感恩之心,以郭慕深与育婴堂为题材,历时十年,在74岁时(2010)出书近百万字的《中国圣母院》(时代文献出版社)。


空巢寂无声

1950年,元旦之夜。

育婴堂仿佛一下子埋入了墓穴,寂然无声,婴儿的啼哭也消失了。原来,这里已经变成了“空巢”。

19476月,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像深山里的一群狼嚎叫着,惊雷在天空中翻滚了一阵,瞬间,暴雨哗哗,像江河决了堤似的。随着震耳欲聋的炸雷,几道耀眼的闪电,劈天盖地的巨响,育婴堂院里的一棵大树被劈断了。

这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树,几个小孩拉着手才能围过来。抬头仰望,树冠如同遮天蔽日的巨伞。从有育婴堂的那天,就有它了。跟着孩子们一起长大,像一个卫兵日夜守护着育婴堂。

肆虐的暴雨,总算停了下来。

早晨六时,育婴堂响起了悠扬悦耳的钟声。小孩子眼尖,一眼就看到受伤的老树,那树底下水汪汪的,遍地数不清的死麻雀,孩子们一窝蜂似的,光着脚冲过去拾麻雀。

一些老人看到受伤的老树,摇头叹息:“不祥之兆啊!”

11月,在育婴堂不远的西北角,一座森严的官府,换出了新的牌子:“安东省民主政府”,比民国的老牌子多了两个字:“民主”。

194910月,育婴堂来了三位陌生的女人,说是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头头姓马,一位矮个子,身体微胖的中年妇女。(注3

工作组住下之后,开始了“串连”工作。仿佛地下党似的,秘密谈话,启发“觉悟”, 也就是“洗脑”教育,就像在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人拴起来。

3个月之后,1231,工作组在育婴堂“摆席,从食堂摆到院子里,这是告别育婴堂的“最后的晚餐”,

马组长扯起嗓门宣布,要跟党走,回到党的怀抱的,就坐下来,四菜一汤,豆干饭;想呆在育婴堂,和“帝国主义”在一起的,小碴子粥(碎玉米)就咸菜。我们是“民主”政府,不强迫人。

被孩子饥饿折磨的孩子,如何懂得“豆干饭”和“茬子粥”的“政治界限”呢?更何况“洗”三个月的“脑” 呢?

虽然,对于工作组说的,育婴堂是“隐藏在十字架后”奴役中国儿童的“魔窟”,郭教士是“帝国主义分子”的“革命理论,孩子们是一头雾水,但谁不高兴吃了“豆干饭”,还有新衣服穿呢!

11,早晨,育婴堂的男女孩子,都穿上了一套新装,灰一色的,包括头上的帽子。上衣的样式有点别致,西服领、双排扣、对襟的中下方均带有暗的斜插口袋。据说,这是“革命时装”,列宁同志喜欢的“行头’.时称“列宁服”。

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孩子们陆陆续续上了汽车。

在孩子们的歌声中,汽车奔驰起来。驰往山谷地带的七道沟,政府设立的新孤儿院所在地。

寒风凛凛,天色灰蒙,车上的人也是灰蒙蒙的,路上翻滚的尘土,也是灰蒙蒙的,令人心里有一种混沌、压抑、单调和寂寞之感。

郭慕深站在阳台上,弯着腰,两只手扶着冰冷的栏杆,灰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望着渐渐消失的孩子,她的一颗心,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眼……

天黑下来的时候,下雪了。

鸭绿江上冻了,戏水喧闹的野鸭子了也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北风像一把刀子刮的人骨头生疼,路上的行人冻得直打颤。

郭慕深两手托腮,坐在安乐椅上,心里想着离去的孩子们……

新孤儿院在七道沟的一个校舍里(原七道沟小学),是由慈善会、教养院,加上育婴堂的孩子,“三合一”组成的。条件十分简陋,最让她夜不能寐的是,孩子们睡在地上,单薄的褥子底下铺了一些稻草,这要把孩子冻坏的呀!

育婴堂静悄悄、空荡荡的,只有那棵受伤的老树,痛苦地挺着躯干,伸展着秃枝,在寒风中发出呜咽声……

(注3)育婴堂工作组成员系民政局民政科马国兰(女、科长)及王德全(女),还有一位姜姓女士,马为工作组组长。刘金银《中国圣母院》书中记述,当时工作组除马、王外,还有一位张天野先生。

本篇所述育婴堂的内容,主要采访了刘玉清女士(包括作家刘金银)。

刘玉清,安东人,194112出生,自幼生活在育婴堂至1950年。后来,在黄显佩(育婴堂孤儿、护士)的资助下,读完中学。现退休于本地某银行。丈夫俞秀儒为安东市中级法院法官,1993年病故。


2008年秋,刘玉清女士留影于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的旧居前,作者拍摄。


风雪催人归

1950年冬季,格外的寒冷,用安东人话说,冻的“鸡翘腿狗呲牙”。

西伯利亚的滚滚寒流,扫荡着一江两岸。北朝鲜,“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的志愿军战士,不知有多少被冻伤、冻死。(周冉《耿直统帅彭德怀》文史参考第12期)

安东街上一片漆黑。因为,实行战时灯火管制,家家都把窗户捂的密不透风,生怕泄露出一点光亮,引来“美国鬼子”的飞机。江对岸的新义州更是黑乎乎一片,随风飘来一股呛人的糊焦味,那是战火的余烬。

孩子们被工作组拉走了,人去楼空,育婴堂被政府“接收”了。

官方一再催促郭慕深尽快离开“边境”,回丹麦颐养天年。眼瞅着要到年根岁尾了,仍然没有动身。于是,又下了“逐客令”:如不回丹麦,就“疏散西安去,这叫战时的“重点人口”管制。

战火烧红的天空,刺耳的空袭警报,令人窒息的防空洞,粗劣的食品供应,等等,有什么可“流连忘返”的呢?

一句话,就是心里头放不下那些孤儿。特别是闹病的孩子:如孙童,患有腰脊骨结核,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车喜林,肺病,仍然卧床;赵童,重沙眼,后来,经崔锦章先生治愈、入读宝山小学;赵爱信,患钩虫症,住在先生家里。还有,孤儿李永恩的学费问题。

她把自己攒下的积蓄(3个金元宝),给孩子留了下来。(注4)由教会托付崔锦章保管(教会司库),“嘱托”的手迹,由段大经先生(基督教东北理事长)保存,见证人有陈景升(副理事长)、袁钟伦(理事)二位先生。

病残儿让她惦念,花季姑娘,也让她放心不下。育婴堂的女孩念完书,一晃,20 几岁了,人称“大姑娘”。在一个战乱不已的国家,就业是很难的,尤其是女孩子。无奈只好让这些孩子在育婴堂“待业”,平时干点灵活。可是,育婴堂被“没收”了,“原班人马”都失业了,这些姑娘何处安身呢?

更让她心神不安的是,遭受冤屈的孩子,她的眼前时时浮现出一双忧郁、迷茫的大眼睛。

来工作组那年,小清(刘玉清)刚9岁,正在读2年级,娇小、活泼,圆圆的脸蛋儿,像个布娃娃。

告别育婴堂的“最后的晚餐”,小清径直走进厨房,瞅了一眼锅里的小碴子粥,黑乎乎的,像是“猪食”,看来是熬糊了,她放下了碗筷。

工作组的王德全女士见此情景,(注5)就把她抱到了餐桌旁,夹了一筷子“豆干饭”,递到她的嘴边,逗乐地说:“你馋不馋?”小清一扭头跑了出去。

几天后,小清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孤儿院,翻过山梁。从七道沟跑到八道沟育婴堂。郭慕深把她搂在怀里,老泪纵横……

第二天,她给小清找了几件衣服,装进一个包裹里,把她送回了七道沟。

结果,孤儿院召开了“斗争会”,老师把她抱起来,放到台上,操场上人头攒攒,孤儿们挥舞着小拳头,批判她“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郭慕深的心里还惦念着一个女孩子,流落在沈阳的郭爱德(注6),也是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在工作组主持的孤儿“诉苦会”上,有人说郭爱德在育婴堂当总务(管理)时,打死了几个孩子。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也令人感到一场厄运的逼近。

郭慕深决定路过沈阳时见郭爱德一面。

19501218,清晨。

北风呼啸,纷纷扬扬的雪花,盖满了屋顶、马路、压断了树枝。

在大雪的笼罩下,元宝山仿佛天上飘落下来的一只银盔。

小红楼像偃卧在白雪下的一只冬眠中的小动物。

郭慕深从楼里走出来,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搀扶着她,原来是育婴堂的孩子,都已嫁人了。(注7)她俩要送郭母一程,还老人一个心愿,陪她到沈阳和郭爱德见一面。

 


谢振林肖像。1950年末,郭慕深回国,谢振林与郭永林送到沈阳站,约见郭爱德。

 

 



育婴堂的女孩。前排左数:马爱华、黄显佩;后排左数:李亚男、郭永林(与谢振林送行郭慕深)、李永爱。(以上两图片刘玉清女士提供)

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郭慕深迈出育婴堂的门槛,回过头来,凝视着那个小木箱,一尺来长,半尺多宽,上边有三个字:“接婴箱”。自从有了这个小木箱,34年来,不知投来多少次怜悯、慈爱的目光。

坡下就是教会医院,有一次,院长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先生曾向她求婚,被她拒绝了,也许是“专门为神而预留的生命”吧!

和郭慕深结伴归乡的的还有两位“老姑娘”, 56岁的倪乐圣Marie Nielsen60岁的孙慕仁Sunmuren(中文名字)(注8当然,最老的是70岁的郭幕深古稀之年了,她们是最后离开中国大陆的三个丹麦小姐。

她仰望着教堂塔尖上直指苍穹的十字架,耳边仿佛赫然响起了钟声,浑厚而悠扬、任凭狂风怒号,也无法阻遏这钟声的清远……

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

雪花漫天飞舞,不一会儿,路上的行人就成了活雪人。

尾声——

郭慕深小姐人生的最后日子,是在一家养老院度过的。枕头旁边放着一本育婴堂的影集,这是她在中国40余年来唯一的遗产。遥远的思念,像一块搬不掉的石头压在心上。

她的一位朋友Agnes Albinus-Jørgense,将她在中国大半生的事迹写成了一本书:《我的中国的孩子们》Mine børn i Kina (My Children in China)1957年得以面世。

在她80岁那年,丹麦作家吴坤美女士曾去探望她。

1960122,郭慕深小姐为她魂牵梦绕远在中国大陆孤儿,做了最后一次祈祷:

我多么渴望知道我的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世人可以把我和孩子们隔开,但在慈悲的天父那里,我和孩子们永远在一起……

陪伴在身边的是,她的侄女凯伦小姐。

 1950年冬天回到故国丹麦,郭慕深对中国孤儿的思念与日俱增,到她去世的1960年的十年间,郭慕深先后三次递交申请,恳求去中国探望自己的儿女,但因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动荡局势,郭慕深的申请未获通过,她的‘回归梦’无情破碎了。”


——刘金银《中国圣母院》


 


郭爱德(戴眼镜者)和育婴堂的四个女孩,左起:郭美光(其与孤儿郭天福在郭慕深主持下成婚)、明光、?、王美珍。(图片系刘玉清女士提供)

(注4)据崔锦章先生口述(1983年),1951年崔被捕时,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曹西贵带人抄家,其中,抄走其为教会保管的4个元宝和3个镏子,即郭慕深为孤儿留下的一点积蓄。

崔锦章Cueijin zhang 191619921950年曾任基督教医院院长。

(注5)据刘玉清女士口述,王德全女士系安东市民政局民政科科员,进驻育婴堂的工作组成员。1950年,曾任政府孤儿院院长。“镇反”期间被批斗、撤职(家庭出身地主)。

(注6)关于郭爱德女士19191999

郭爱德小时候,同伴都叫她“小胖”,大了以后,喊她“胖姐”。念完书后,在东边实业银行工作(安东)。结婚后,丈夫早逝,郭墓深把她召回育婴堂,当管理员。那一年,她20几岁。

1950年初,政府把育婴堂的孩子接走了,搬进了七道沟小学(政府孤儿院)。育婴堂的“原班人马”失业了,郭爱德就去了沈阳,当时,在沈阳皇姑区联合医院当挂号员。(201068刘玉清口述)

(注7)郭墓深启程那天,有育婴堂长大的两个姊妹,陪送到沈阳,一个是谢振林(1929年生),教会医院的护士,另一个叫郭永林(1932年生),绸印厂的工人。在沈阳站台上,郭墓深和郭爱德见面后,就上火车奔天津港去了。不久,郭爱德被捕了。(刘玉清口述)

 另,19521219,郭爱德被安东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1980123,丹东市(安东)中级人民法院以(79)刑监字第486号判决书“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刘金银先生在《中国圣母院》一书中记述,育婴堂最初收养的8个婴儿分别是,男婴:郭安慰、郭范福、郭福恩;女婴:郭玉珍、张美玲、任重光、姜喜梅、郭爱德。

(注8)倪乐圣Marie Nielsen 1927年由丹麦来华,在安东基督教医院内科医师,1940年,被派往岫岩西山医院(丹麦人所建),为第五任院长。19476月,由岫岩县骑脚踏车来安东(300余华里)接任中共临时“后方医院”院长,即基督教医院,后任该院院长。

关于孙幕仁Sunmuren,据凤城县志记载,“1946年,丹麦人全部回国。10月国民党政府军占领凤城,丹麦宣教士孙幕仁在凤城宣教。1947年土地改革,宗教活动停止。”

土改中,“孙幕仁在凤城被斗争,于1947年来安东”投奔朋友倪乐圣。(崔锦章1956年“上诉书”

 


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在家乡的纪念碑(201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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