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与基督教

作者:李正奎



在韩国,基督教是作为西学被传入的,它对韩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既起到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作用,也起到对西方的科学、思想文化以及教育注入与普及的媒介作用,从中也流露出要征服异教民族的文化殖民主义本性。

韩国是一个宗教多样化的国家。然而,在韩国的诸多宗教中,佛教、儒教(儒学)、道教、基督教[1]等主要宗教不仅都是外来宗教,而且组成韩国宗教文化主脉的主要宗教。诸如大倧教、园佛教、甑山教、天道教以及基督教等,这些都是同韩国近代的社会开化运动相联系而新创建或传入的年轻宗教。如果说根基于韩国传统文化的大倧教等新宗教的创立,表明了近代韩国人正视日益没落的社会现实,试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造,以寻求救国之道,走向富民强国之路的愿望,那么,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可以说是韩国人学习并接受西方文明的直接渠道。基督教在客观上起到了韩国近代开化进程中的催化剂作用,这种作用在现代韩国社会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得依然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国的“五·四”以后,由于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走向根本不同,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明方面所选择的内容、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区别。与中国不同,韩国的现代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基础理念主要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媒介所展开的,[1]因此,了解韩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比较完整而清楚地把握韩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内容及其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天主教传入韩国及对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基督教具有无孔不入的传教习性,然而,基督教传入韩国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自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以后,统治朝鲜几百年的李朝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没落,到了17世纪,朝鲜社会陷入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思想僵化、民生受威胁的严峻境地。可是封建统治者们却置国难与民生于不顾,依旧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社会危机更加恶化。面对这种现实,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寻求能够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命运的新的思想和理念,这就是实学和西学。落后的朝鲜需要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而这种需要恰恰成了韩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最初的动机。




 基督教传入韩国是壬辰倭乱时期。朝鲜使臣李晬光从我国(明朝)带回《天主实义》并以西学名义介绍给本国为起点的。尔后,1784年,朝鲜人李承熏在北京受洗礼。[2]他归国后相继为李蘖、权哲身等人举行洗礼。不久,随着信徒数量的不断增加,便逐步形成了朝鲜最初的天主教团体。然而,在李朝统治者看来,天主教思想和信仰活动是威胁儒教体制的异端邪说,是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于是,就颁布“西教禁压令”,对其加以镇压和根除。纵观韩国基督教历史,天主教传入朝鲜后的前100年是殉教的历史,是韩国封建传统文化与新传入的西方文化之间正面冲突的历史。




 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是正统的朱子学,那么,能够对这种儒教传统提出正面挑战的天主教的新思想是什么呢?




 首先, “天”观与“神”观的对立。儒教中的“天”是内在于宇宙的“理”与内在于人的“性”的统一,它虽然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但是并不是超人格的,而立足于这种“理”和“性”的现实社会体制是由于它的“天”性而被绝对化的,因此,对这种社会体制的批判当然是不容许的。与此不同,天主教的“神”或“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一种超自然超人间的存在,它的存在虽然也是绝对的,但是它与世界的关系是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主从关系,所以,在天主教那里,被创造的世界及现实体制总是相对的,就绝对的“神”的意志而言,现实与体制又总是批判的对象。这种与儒教的“天”观相区别的“神”观,就是天主教带给韩国的新思想,它为李朝封闭的传统思想和封建体制打开了缺口。




 其次, “天人相与”的天人观与“神人相分”的神人观的对立。李朝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天人相与”的礼教传统思想为基础的身份等级社会,也就是根据人与天的相与程度即人的“天性”的大小来把人分为两班、中人、良人及贱民等不同身份的等级。天主教则主张神人相分,它从“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理出发,提倡对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天主教的平等人权思想源于其信仰的灵魂不灭说和天主审判的教义。天主教认为,人皆有灵魂,不分身份的贵贱高低,人的肉体死后灵魂依然不灭,而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最终受到天主的公正审判,其中行善者的灵魂能升到天堂,享受永福,行恶者的灵魂却被打入地狱,受罚受苦。就科学无神论来说,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但是对于当时李朝封闭的传统思想和不合理的身份社会体制,这种思想确实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新教传入韩国及对社会的影响




 新教传入韩国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情。19世纪末,朝鲜终于解除了持续100多年的“西教禁压令”,允许对西教的信教自由和布教自由。在这个时期,致力于韩国传教活动的主要是美国和各国新教的传教部选派的传教士。1885年,美国传教士阿盆泽勒牧师夫妇和思德伍德牧师同船到达朝鲜,开始了他们在朝鲜的新教传教活动,并分别创办了韩国最初的监理教会和长老会。不久,各国的监理教、长老会、浸礼教、圣公会、安息教、圣洁教、救世军等新教传教部纷纷向朝鲜选派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设立教堂,掀起了一股基督教新教热。




 在近代的韩国之所以出现空前的新教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从社会现状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朝鲜被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民族大灾难时期,而对处于民族危机的韩国人来说,新教所带来的福音是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其次,与天主教不同,新教的传入和传播一开始就伴随着西方科学教育和思想文化的注入与普及,许多传教士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教育、医疗等其它领域。这时的新教对于韩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社会运动的开展等诸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看出,韩国近代的新教热与其说是宗教热,倒不如说是韩国人自我觉醒的文化启蒙运动。




 诚然,作为宗教的新教所要传的是拯救的福音,而韩国人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新教的呢?




 首先,以拯救灵魂为目的的纯宗教意义接受福音的信仰运动。在韩国,新教传教初期的传教士中,清教徒型的人较多。因此,新教以克服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基本态度,掀起教会非政治化的救灵运动。他们认为,韩国在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而挽救韩国的真正道路是拯救韩国人灵魂的救灵运动。他们采取教会不干预政治、也不被政治所利用、教会对参与政治的教徒个人不负任何责任的传教方针的同时,在传教内容上强调通过圣灵求得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以拯救个人的灵魂。这种所谓的救灵运动实际上是正统的基督教保守思想在韩国的表现。




 其次,试图在基督教福音中重新发现民族精神真谛的文化自由主义。初期传教士的多数人把韩国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东西而加以否定,但在教会上层中,也有努力寻找民族文化的真义、有探究挽救民族文化整体性问题的人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崔炳宪。




 崔炳宪(1858-1927)是儒教出身的牧师,他的研究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入手,试图揭示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他认为,各种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基督教也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之一,就其教会的分裂与堕落的历史看,基督教也并非是什么绝对的宗教。概言之,崔炳宪在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中,既反对正统神学的排他主义,又不简单地采取一般宗教学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原则,而是采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方法,来考察基督教与东方宗教的关系,力图揭示出民主传统文化之精华,以振奋民族精神。可是,由于他是圣书绝对主义的信奉者,所以他的思想观点明显带有基督教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1]




 第三,直接参与与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基督教信仰运动。在近代韩国的基督徒中,有不少不顾教会的非政治化方针,抱着拯救现实社会的信念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物,其主要代表是尹致昊。尹致昊(1864-1945)是韩国最初的南监理教信徒,是韩国基督教社会参与思想的开创人之一。他历任朝鲜学务协办、外务协办和学部大臣署理等公职,在任职期间,他在专心处理公务的同时,积极参与爱国救国运动。他曾担任过朝鲜独立协会会长、《独立新闻》社长等职,直接参与过韩国最初的自主独立民众示威运动即“万民共同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退出政界后,他又致力于传教和教育事业,积极开展教育救国运动。现在的韩国国歌就是他在1908年写的赞美歌中的一首。尹致昊通过政治和教育以及社会运动,证明基督教福音的神学实践,为以后韩国基督教进步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1]




 三、韩国近代基督教的历史走向




 就韩国基督教的思想类型而论,其雏形在初创期已经形成。而它真正成为具有理性的学问,则是光复前后的事情。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相当数量的在外学习和研究神学的朝鲜留学生陆续归国,从事传教事业和神学研究工作,这时的韩国教会就逐渐具备能够整理出自己信仰内容和思想特点的能力。然而,世界的基督教神学思潮本来就是变化多端、复杂多样的,因此,韩国基督教的历史走向和神学思潮也并非是单一的。这个时期的韩国基督教以圣书的解释和理解为中心,形成了正统主义、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神学思想,它们也就代表着近代韩国基督教的历史走向。




 在韩国,固守正统主义神学的教会主要是长老会,其代表人物是朴亨龙(1897-1978)。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要为与我们教会之神学的自我意识的显现相呼应,为树立韩国教会神学而竭尽全力。而所谓韩国教会神学的树立,决不是指要创立什么神学体系,它意味着把原原本本地固守使徒传统的真正信仰的神学、70年前教会创立当时所接受的那种神学确保为我们教会永久的所有。”[1]在这里,所谓“教会创立当时接受的那种神学”是指律法主义和正统主义神学。朴亨龙在其论著《基督教近代神学难题选评》一书中,不仅批评了施莱尔马赫、里敕尔、巴特等人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而且反对社会福音神学、高等批判、进化论、马克思的宗教论、神秘主义、巫教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并通过这种批判,把正统主义神学加以系统化。在对待其它宗教的问题上,他同样坚持排他主义立场,认为过去的世界传教协会及后来的国际传教协会,没有确立基督教本来的福音传统,反而走向自由主义而被变质,甚至采取同异教思想相妥协的态度,这是很不应该的。为此,他狂热地声称,基督教对异教的最适中的态度并不是妥协,而是冲突和征服。[3]




 韩国近代基督教神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由对宗教及其神学思想的变迁持有自由解释态度的人们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郑景玉。郑景玉(1901-1945)是韩国基督教思想家中在信仰与理论上采取自相矛盾立场的人,他在宗教信仰上虽然持有清教徒式的保守态度,但却在神学理论上采取自由主义立场。在郑景玉的神学思想中值得一提的是宗教理论,他的宗教理论研究大体分成四个方面:




 首先,关于宗教的必然性和宗教研究的必要性问题。他认为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有些人对宗教采取不加批判地无条件接受或辩护的态度,相反,有些人把宗教视为迷信或恶魔而对其采取加以取缔和消灭的态度,这些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必然现象,所以对宗教应该采取探究的态度。但是在探究宗教问题时,应注意澄清三个问题:一是宗教对科学的问题。如果只注重科学知识,而忽视心灵世界的问题,就会把两者对立起来;二是宗教是否鸦片的问题。如果把宗教只看作使人屈服于社会压迫和贫困的精神要素,就会导致反宗教运动;三是宗教对国家的问题。国家一旦干预宗教信仰,就必然导致两者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他针对当时日本强迫朝鲜人参拜神社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而言的。




 其次,关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问题。20世纪初,西方宗教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分类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郑景玉把当时学界议论的宗教发生的原因概括为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启示等方面来加以说明,但是他把宗教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归咎于启示。至于宗教的发展问题,他似乎认同当时流行的观点。




 第三,关于宗教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世界上的宗教现象实在是多种多样,对此给出一般性的本质规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凭借宗教的主要特征,以暂时性地规定其本质。他说,宗教的主要特征有四:其一,任何宗教都以上帝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为中心;其二,包含虔诚的训练和努力;其三,包括对人生严肃而真实的态度;其四,为追求和实现特殊质的人生而努力。




 第四,关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把圣书看作接触上帝之言的奇观之一,而且又承认一般启示的可能性,由此认同其它宗教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他不否认通过其它宗教也能够接近上帝之言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拯救的宗教,但是,他把其它宗教看作只包含部分真理的宗教,只承认基督教真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1]




 郑景玉毕竟是基督徒,而且是保守的基督徒,所以他的宗教理论不能不受其信仰的影响而带有片面性,对此我们不必给予太多的评论,在这里只说两点:一是他的关于基督教内在真理的完整而绝对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对上帝绝对权威的理论表述,问题是这种绝对主义的理解恰恰使基督教本身失去了自己在宗教学理论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关于以基督教的真理去补充其它宗教之不足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他所承认的其它宗教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否定了其它宗教的文化本质,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其它宗教的神至少应该是不完美的上帝。尽管如此,郑景玉的宗教理论对于韩国基督教思想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步主义神学思潮是韩国近代基督教的历史走向中又一股重要思潮。韩国近代进步主义神学家中首屈一指的是金在俊。金在俊(1901-?)是韩国近代基督教思想摆脱正统主义传统、合流于世界进步主义思潮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首先对韩国近代教会的保守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说:19世纪正统主义神学在欧洲全面走向没落,虽然19世纪末正统主义神学的残兵败将聚集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展开了反击战,可是他们也支撑不了多久,到20世纪初落到了被打成反动少数派的境地。奇怪的是,19世纪末,普林斯顿出身的这些人被派往韩国,把正统主义神学的最后堡垒修在了韩国并维护和培育达50年之久,这就是韩国长老会正统主义的王国。[4]他认为韩国教会只有摆脱这种正统主义,才能同世界教会的主流相合流,才能迈出自主的韩国教会史的第一步。




 金在俊的神学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圣书观和社会参与思想等方面。他认为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人格的对话关系,圣书上的记录是通过受上帝之灵感的人的主体性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圣书无误说是对现实学问的否定。我们应当区别对待古代文化要素与其中的上帝之言,这种作业就是高等批判。为此,他在圣书研究中特别重视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研究。金在俊认为基督教原本含有神与人、来世与现世、律法与恩赐等二元要素,基督徒是在这两极间过着紧张的生活。历史的现实是不能逃避的,任何人都应该成为剧中人,站在事件之中,自己演出十字架之道,这就是作为基督徒生活于今日的本意。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应站在救赎史的立场上,对现实历史进行批判,同时使现实历史指向拯救的目标,而在这种批判与指向中,基督徒不得不觉悟十字架。[5]这就是他的社会参与思想。




 总之,基督教给韩国近代社会带来了福音,也随之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教育,它作为西方宗教为韩国人接受人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想意识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基督教逐步成为了韩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当然,基督教在韩国的传入和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与民族文化的尖锐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从中也流露出它征服异教民族的文化殖民主义本性。因此,怎样立足于民族文化接受和消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韩国现代社会需要继续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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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本文中的基督教一词是广义上使用的,即天主教和新教的统称。




 参考文献:




 [1] [韩]琴章泰,柳东植.韩国宗教思想史:第2卷[M].汉城: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90.275,226-230,221-226,293,254-261.




 [2] [韩]韩国哲学学会.韩国哲学史:下卷[M].汉城:东明社,1994.194.




 [3] [韩]朴亨龙.关于对异教的妥协问题[J].神学指南,33,(3).




 [4] [韩]金在俊.从殿堂建筑到人间建筑[J].神学指南,1935.




 [5] [韩]金在俊.大韩基督教长老会的历史意义[J].十字军,第25号.



—— 原载: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6月第34卷第2期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February 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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