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基督教

陈永苗


按照圣经语言,神在百多年我们中间做了很多工。民国历史以来有很多基督教的特征,只是我们差不多都是瞎子和聋子。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到。

70年前胜利后讲话,蒋介石以浓郁浙江口音地宣告: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可以说有一种把民国扯进基督教世界,把抗战基督教化的目的吧。

抗日战争的基督教性,我想到的几个理由:

第一,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战争本来就是古典时代的必然性命运,而基督的诞生重新审视的战争的必需性,并且克服了对战争的偶像崇拜,战争是为了和平,并不是征服扩张,在自己国土上战胜日本,是为了与日本和平相处。追求和平是克服对战争偶像崇拜的明显标志。战后对日本的态度,明显有着凯撒的宽容维度。

耶稣的宽容是非暴力的,凯撒的宽容是暴力的,当报复屠刀看到被俘虏的敌人头上的时候,还能处于原谅的原因,收回来这叫凯撒的宽容。就像林肯在奴隶解放战争之后对美国南部的宽容和联合。虽然我倾向于认为包括老蒋对日本的过分宽容,是一种卖相的卖国,但追求和平的维度始终在。耶稣和凯撒的宽容,追求和平的目的,会让抗争战争的本来目的在场,而不至于失落。

第二,抗战才是中华民国政治民族的形成,对于老蒋是真正的统一或者四大国之位置,“合一”虽然扭曲地借助于战争,但毕竟比较“合一”。抗战后的急迫立宪运动,可以看到人们对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的渴望,一种新纪元意识,人们普遍认为有了“新中国的可能”,宪政目标在“合一”中触手可及。这体现在老蒋那篇抗战胜利的演讲里:全世界基督徒联合起来。
第三个,内战维度。日本侵华有着东亚秩序内战的维度,即使日本“脱亚入欧”,这种脱离本身也是对以过去中国文明为领导者的华夏秩序的抵抗,日本侵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并不是没有诱惑力,也不是没有历史性渊源,河南人民就帮助日本人消灭了残暴的国军五万人。内战是一种兄弟之间的争夺争宠,有着民族仇恨也有这“合一”的渴望。

蒋介石以模仿耶稣为己任,难道就不能贯彻耶稣的教诲于自己内心,还在读什么王阳明。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如果没有儒家成分,而从小靠近基督教不是半路出家的话,就不应该沾沾自喜于四大国领袖地位,民族拯救者的地位,而应该为其“以空间换时间”战略和早期不抗战,以及各种国人的生命牺牲而哭泣忏悔。民族国家建立是为了每一个国人,而国人不是为了民族国家。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安息日为人。我对国共两党的抗战纪念二人转充满着鄙夷和鄙视。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前还没这么扭曲,退守台湾之后为了和共党争领导权,把抗日战争纪念扭曲成为是重新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文化政治运作,为了打倒魔鬼,把自己的魔鬼性在抗争胜利后淡了一点又更浓起来。谁应该成为抗战纪念的主角,崇敬的对像,是为抗战献出生命和财产的国军,被占领区人民以及与他们一起战斗过,活的人和死的人,而不是那一些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和两边的人,也不是渴望挤入或者取而代之,抑或分享权力的荣耀的人。共党从人民和国民政府手中抢摘了桃子(也就是说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是抗战的结果,是新纪元,其时间与抗战前不一样,不接轨,是抗战结出来的桃子时期),国民党退守台湾又想从共党手上抢回来,结果抗战纪念光顾是为了二人抢桃子争领导权,而本来是为纪念用自己骨肉施肥,用鲜血浇水的国人的目的落空了去。侵权案件丈夫死后,配偶一开始是为丈夫争回正义,争着争着就仅仅为自己争钱了。

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生命权是不可后退的。既然国民政府没法庇护甚至放弃被占领区的国人,那里的国人自然有权利解除社会契约,因此,伪满洲国的人和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国人,为了生存苟活,并不需要自杀成仁,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耻辱,并不是沦陷占领区国人的耻辱。就像美国军人,是允许投降的,生命权高于一切。而且后来参加共党军队内战的国人,多是被国民政府抛弃和没有抵抗而放弃的被占领区的。与国民政府之间解除社会契约,并不等于与民国之间就解除关系,还是民国人,当然这只能基于自己的自愿认同,基于血液和土地的认同,基于自愿还愿意当民国国民的政治认同。

只有把基督教精神贯彻进去,才能让抗战的目的在场,让在抗战中软弱投降的人得以宽恕,也才能避免抗战及其后来的纪念仅仅为了荣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党虽然不打日本,或者做了一些表演,但其抗战的人民性,例如人民战争的海洋等欺骗性手段,正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政治神学软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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