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恩忆王明道

赵天恩



一代属灵伟人王明道先生于1991年7月28日蒙主宠召。对于王先生的离去,我们虽然感到不舍,然而为着这位主所爱的仆人能够在经过几十年风雨的煎熬后,安息于主怀,我们是感到欣慰的。而更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王明道先生虽然离去,但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和贡献是不朽的。特别是他那颗在逼迫中仍对主忠诚、对主火热的心,更加成为信徒苦难中的激励。若要处理他一生的贡献,实在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整理和评估。现就个人的认识,略述王明道先生对中国教会的贡献。

一、开拓本色地方教会的先驱者
他本来是在公理会一伦敦会所建立的华北教会受浸,这教会是长老会背景的,用撒水礼的方式受浸。但在他信仰的经历中,他开始强调洗礼是表明信徒的身份,也因为洗礼问题与校方产生歧见,他甚至愿意放弃教职,离开原本任教的学校,而请别人在冬天的河里为他施洗。这件事迹在《五十年来》一书中有记载。

这件事充分表现王先生对信仰的认真,及他那种择善而固执的性格。只要是他从圣灵的亮光中所领受,是他认为正确的事,他是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去做的。那时候很多教会的人,甚至家里的母亲和姐姐也不谅解他。毕竟他放弃工作只是为了一个信念,这对於其它人来说是不可理解,也是愚拙的。

以后三年之久的时间他没有工作,只是在家里照顾母亲;因为他父亲是在义和团乱事时自杀而死的,所以家里的生活费非常有限。在这情况下,他没有再念神学或大学;他原本计划再念大学,而他任教的学校也已替他安排好出国留学。但就因他忠于他所信的,就毅然放弃那为他预备好的锦绣前程,留在家中不住的祷告;这样就等于神亲自训练他,他所得到的是读经祷告寻求神的神学教育。1924年后,他开始出来事奉,接受不同教会的邀请去讲道。1936年他在北京建立“基督徒会堂”,这会堂不属于任何宗派,是一个独立的礼拜堂;这会堂也不像倪柝声所建立教会的模式,而是在华北地区代表一种以城市地区独立聚会的模式。

二、游行布道者、奋兴家
王明道先生是三、四十年代游行布道者、游行奋兴家,当他出来传道之始,神就大大的使用他,赐予他讲道的恩赐。他除了在北京附近的教会领会外,也到过华北、华东、华南,甚至东北地区领会。1935年,王先生到东北地区讲道,那年我家父信主;他影响很多青年人归主,为教会带来复兴。

在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危机,就是受西方教会影响的大宗派所带来的“新派”,王明道称此为“不信派”。王明道一生都认为你如果忠于神、忠于圣经,你就不要跟这些不信圣经、不信基督的挂名基督徒有任何接触或联系。他是要从他们当中分出来,所以他被称为一个“分别主义者”(Separatist)。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保守圣洁而分别出来。

当时中国教会除了王明道之外,还有另外两个被神重用的布道家、奋兴家;一个是宋尚节,另一个是倪柝声,他们三人各有特点。其中宋尚节是如火一般有布道家,到处如烈火燃烧起来,组织布道团,也是给教会带来相当大的复兴。至于倪柝声则是走教会路线,他建立地方教会,是著重内在生命,即内在属灵生命的更新与破碎的重建之一个模式。王明道又不同于他俩,他是信仰上的委身者,为信仰挺身而起;其次他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见证。

三、真理的护教者
他是一个真理的护教者(a fighter for theolo-gical truth against liberals),他愿意不惜一切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这是基于他认为如果所信的道非真道,那生活与见证也会随之而错。所以他是从对信仰忠心的角度来与当时的“不信派”斗争的。

四、基督徒的道德模范
王明道先生一生的德行都值得我们钦佩。他在每件事上都忠心认真,他也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在这方面他自己也作了很高的模范。在他出来传道之前,他在家中殷忠心的去作一切家中的琐事,他认为作家中的烦事与传道同样重要,有同样的价值。若作不好这些,将来传道也作不好。记得1948年,家父从东北经过北京回上海的时候,王先生接待他,当时他五时半就要起床,乘六时半的火车回上海;王先生很早起来为他预备早点。我父亲很受感动,那么多人过路,王先生还是很亲切的招待他,可见他在大、小事情上都是忠心而且细心的。

王明道先生对于生活见证的看重,是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道德的重视,也是源于他个人的信念(对圣经真理的理解),两者的结合。可以说他是生活基督化、文化基督化最早全盘的提供者。然而他所努力的基督化只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这有他的优点,但亦有其局限性,而主要的局限是在于他没有把基督化延伸至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等。在此方面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当初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基督徒没有按照神的话行出来,整个社会文化是一个有病态的文化社会;基督徒没能够,也不愿意公开对中国文化、社会,甚至政汉方面从圣经立场提出抗议。这是他所受教育的限制,所道致观念窄小的后果。在此情况下,他所知道、所能做的,他都做到了。

五、在压力下成为十字架的精兵
王明道先生在被捕入狱前后,承受极大的压力和逼迫,但他仍然忠心于信仰;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仍然是基督的精兵。在五十年代他无惧怕的抵制三自,为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是纯粹从信仰立场来反对,他称吴耀宗等人为“不信派”;在《天风》杂志中有刊登过他们的辩论文章,其中王先生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反映了他坚定不移的信仰立场。

有人批评王明道先生对于外来压力不作回应,但这说法是不对的,王先生对时局的回应可从他的文章中看到。过去不少人在处理王明道的著作时,往往将他的作品按照内容来分类,如《王明道文库》即是。我在中神教书的时候,曾请一位学生将他的著作按照年代来分别,然后将之附列于中国政治和三自运动的发展史中,就可发现王明道的这些文章都是在面对当时政治及三自的压力而作出的回应,他并非只关在小教会里而对外毫无反应的人。但他的回应,不是针对共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如何不合圣经而作出负面的回应,若是如此回应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问题,而更加受到逼迫。王明道的出发点是从信仰的角度去批评吴耀宗及三自,他认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所以面对着三自中许多不信的人,他坚决不加入。

王明道从信仰方面作回应虽然是好的,但因为他缺少了对大环境的了解,因而造成一种情形:即他所反对的,跟三自的要求不相同。作为一个隶属于党的宗教组织,三自是要求所有基督教宗派(包括王明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翎导下提出反帝国主义的路线。对三自而言,你所信的是什么,你信不信三位一体都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一个宗教组织可以影响到其它人,所以务必使所有宗教组织都归顺于共产党的领导下。唯是王明道并不从此方面回应,这在大的接触环境而言就是他的局限性。

在大陆变色、三自成立后,中国教会对三自的压力有五种回应,一是像吴耀宗、赵紫宸级,他们完全跟从党的执行宗教政策;二是在三自压力下加入三自,并签署宣言;三是放弃圣职职分,转作教书或作其它工作,以此逃避压力;四是离开正面冲突,往别的地方继续传福音;五是如王明道一般,面对挑战并提出抗议,为信仰作见证,这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种,所以成了三自和共产党的打击对象。

共产党统战的方法是先拉拢,后打击。在1954年在北京召开“基督教会议”前,三自曾派人与王明道商议,期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合作;王明道毅然拒绝,三自才开始批判、打击他,甚至将他逮捕入狱。在整个对抗三自的过程中,他虽有软弱的时候,但最终也是不妥协。在他出狱后的十年中,共产党仍劝他加入三自,他可说是活着的殉道者;当然以王明道坚毅的性格,他是至死也不屈服的,他要做礼拜,三自也不得不给他去聚会。在他与三自对抗过程中,可以体现他如何为了对信仰的忠心而坚定自己的立场,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六、真正的忏悔者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当中被神所重用的属灵伟人之一。他在面对危难时,虽曾有软弱、撒谎,甚至跌倒失败的时候,但他最终还是得胜的,而更可贵的是,他愿在世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有勇气在神面前作一真正的忏悔者。在他失败的十多年中,他见证了一个失败的人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再为主作见证。这样给我们带来鼓励,让我们确信即使在最软弱的时候,还可以靠着神恩典而站立。

七、神为他伸冤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王明道一生特别是坐狱后三十多年,可以说是神为他伸了冤,他所坚持的原则,他所持守的真道,神最后在历史上证明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我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参加了很多中国研究的会议,大家都在评论基督教对共产党的回应。对于王明道这样坚定的否定三自及他的回应,我自己经常想值不值得为一个立场,在狱中坐牢二、三十年。若果他当时离开中国,会不会对中国教会更有价值,贡献更大呢?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大陆教会接触,后来研究中心设立,我亦在中神教书,我再重新反复思想这个问题,到底王明道这个立场是否正确。而最后我觉得他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些年来我也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那些和三自合作的,包括吴耀宗,到五十年代后期,他的功能被利用后,亦同样遭受到打击;在压力之下加入三自的,在大联合、改革时,也被迫离开圣职;至于那些离开圣职改做别的工作的,心里总觉得有亏欠;暂时逃避的,到了五、六十年代还是被抓出来。

王明道立场坚定的拒绝三自,他很早已被捕,但他在文革时却受到保护,他所坚持的立场,从入狱开始到出狱也没有改变。神是很公平的,在他入狱后,全世界的人都为他祷告,祷告了二十多年。他给中国教会包括海外教会带来了极大的鼓励,那就说明我们对主忠心,至死的忠心,神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正如神在撒但面前、在逼迫面前、在所有弟兄姊妹面前使他的荣耀彰显。他成为忠心的模式,使后一代人知道何谓忠心。

在中国,现在有像他一样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人仍在狱中,但在世界各地为这些人祷告的并不多。中国教会实在需要有一两位为信仰站立起来受苦的人,使全国、全世界的人记念。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如王明道这样忠心,为中国教会的缘故愿意付上一切的人,他的独生子王天铎到现在则还未信主。这样的一个属灵伟人,在他过世时在上海却没有一个公开的追思礼拜,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响的默默过去吗?我想我们应该记念他,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的立场是正确的,他对主的忠心,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

他出狱后,很多人去劝他,我也曾经劝他,我总希望可以把他从入狱开始后至晚年的生活见证记录下来,然后将他后半生的经历写出来,王先生总想自己写,但他的眼睛看不见,故此一直不能成事,现在他的后半生没写得成,1955年后的历史也没有被整理,也是遗憾的。

总的来说,神在王明道先生晚年时候,从79岁至91岁,给他十二年时间,在这段期间他的立场仍是不变,一直到他安息时,还是坚持着。事实上,他可以出国养病,但他不肯出去,因恐怕出去后,就回不来。他宁可为了见证,留在中国大陆及死在中国大陆,他一生坚持的立场不会在晚年时,因为贪图舒适而放弃。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为了一个立场、一个见证,让上帝,让世人知道,他是为了中国。
王明道( Wang Mingdao )
1900-1991
中国教会著名基督徒布道家、作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基督徒铁人。

王明道于1900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北京,正值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年。其父名王子厚,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开设的同仁医院做医生, 30岁时与李文义结婚。李文义年少时曾在伦敦会在北京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婚后二人共育有五个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只有长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之前,义和团乱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追杀"洋人",许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纷纷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也在其中。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胆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李文义在东交民巷生了王明道,为他接生的外婆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铁子"。不想,日后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恶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爱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入学前就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还有圣经、天路历程,以及正道启蒙等基督教书籍。九岁时入伦敦会创办的萃文小学读书,母亲为他取了个学名叫"永盛",即永远昌盛之意。小永盛每天除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和国文等课程外,还经常参加学校中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经课、崇拜聚会和祷告会等。由于母亲是伦敦会的教友,故亦经常带他到教会中参加崇拜等其他教会活动。由此可见,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虽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宗教活动不大感兴趣。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中,他说:“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14页)。但他对生之追寻,对死之归宿等问题却自年少时就深为关切,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却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彷徨,生活上随波逐流。直到1914年春,一位基督徒诤友对他的劝诫和带领,才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这位朋友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对王明道生活上的过失“严厉的责备”,使王明道深为敬重。在他的带领下,王明道开始阅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干事谢洪赉的著作,从而使王明道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改变。“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与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同上,15页)。这是王明道属灵生命的开始。同年复活节,他在伦敦会的一所礼拜堂里受洗。这期间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前判若两人,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热心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到中学毕业前,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正派的基督徒。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年代。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也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曾以美国林肯总统为楷模,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要他去作一个传道人。起初,他对这个呼召很抗拒,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要让自己放弃作政治家的野心,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直不肯对神的呼召让步。后来他相继罹患重病,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同上,26页)。

王明道从萃文中学毕业后,到汇文大学读预科班。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变动,王明道一时求学无门,后经朋友介绍,到保定县长老会所办的烈士田小学任教。除教书外,他以德行感化学生,经常与学生一起聚会,教他们立身处世之道和基本的圣经知识,使学生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王明道也从中认识到改变人心之重要。同时,从他多年来对教会状况的认识与了解,深感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彻底的属灵更新。他将此视为己任,为神作工的愿望亦愈加强烈。

1920年夏,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同上,37页)。同时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他打算先读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然后再去英国留学。

王明道在烈士田学校任教一年之久,期间在校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自任会长,引以为傲。但在1920年11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与他的谈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道路。这位朋友与他谈论罪的问题,指出骄傲是人生最大的罪恶,直刺王明道的内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虚荣与骄傲。在同一位朋友的影响下,王明道对洗礼的形式亦产生了疑问,经过详细查考圣经,他确信浸水礼比点水礼更为符合圣经的教训,于是他决定请北京使徒信心会的朱鼎臣牧师前来为他施浸。这件事引起长老会和学校当局的反对,但他宁愿选择离校,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和几位为洗礼之事一同退学的同学,冒着严寒,在保定城外护城河桥下的冰窟窿里,接受了浸礼。此举同样遭到母亲和姐姐的责难,一度使王明道内心非常痛苦。日后王明道忆及此时亦承认自己年青时"热心有余,智慧不足"。

此后三年之久,王明道效法圣经先贤们的旷野经历,过着读经、祷告、禁食、默想的属灵操练生活。这期间他曾到灵恩传统的使徒信心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并曾接受过灵恩运动的思想以及守安息日的主张。后来经一位瑞典基督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的指点,使他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1921年起,王明道开始其讲道生涯。从其早期事奉中,就可看出他对教会中那些没有属灵实质、形式主义的宗教活动,对那些不良传道人,以及谬解圣经的自由派新神学深恶痛绝,表现出他传道的热忱,对信仰的认真,以及他不妥协的性格。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1925-26年间,曾先后到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和绍兴等地布道。他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为己任,认为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在讲道中,严厉斥责世界的罪恶,抨击教会中背道之事,呼吁世人速速悔改。他刚正不阿,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所秉持的态度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招来神的震怒"(同上,22页)。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1926年11月,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订婚。1928年8月,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妇。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天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王明道亦越来越重视文字工作,先后出版数册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小册子。1927年,王明道创办《灵食季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由他亲自执笔,除圣经基本要道和讲道信息外,还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方面的文章,特别对教会中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的抨击,不遗余力,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1928年,季刊开始出版单行本,遍销全国二十八省,在信徒中颇有影响。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王明道是当时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因着他强有力的信息,跟随他的人甚多。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为保教会安全,以维持教会日常工作,许多教会领袖在日军控制之下,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翌年1月,各教会联合组成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且劝谏王明道加入。这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如果他不参加促进会,教会将会被日军关闭,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如果参加,他觉得违背圣经的原则,在信仰上通不过。因他一直主张政教分离,讲道、事奉从来不碰政治。在他看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日军用来操纵教会的政治工具。此外,王明道觉得一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与属世教会为伍,认为在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许多教会与世界联合,内中充满着背道之事。因此无论在道德或信仰上,他都觉得不能与其他教会妥协或合作。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更不想别人因他而跌倒。于是,他以圣经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为依据,与其同工们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而且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王明道提出不参加的理由有两点:一、基督徒会堂是一所自立教会,不属亲英美的"敌系教会";二、他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使他不能加入这样的联合组织。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曾劝导他,晓以利害,但无济于事。

1942年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在日方操纵下,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10月10日那天,王明道被召到日本调查官武田熙面前问话。武向王明道指出,华北教会联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王以宗教信仰的原则来回答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150页)。本来王明道为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后来日本人竟没有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加入。王明道将此视为神迹,是神的特别护佑与眷顾。
此后,王明道的《灵食季刊》也曾面临同样的难处,但都幸免于难。通过这些属灵的争战,使王明道养成了一种为道殉难的精神,坚定了他对教会与政治的立场,以及不与其他教会合作的作风。他说:"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同上,146页)。

抗战期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虽然经历许多危险与磨难,但皆化险为夷。即便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到1949年底,例常聚会人数约有七、八百人。王明道接纳信徒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一贯作法是:在未清楚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之前,不予施浸。故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明道有更多机会外出主领聚会,先后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西安等地布道。1946年,王明道从华西返回北京后,他的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1950年5月,在共产党政府授意与支持下,一些主流教派的教会领袖在北京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宣言"。这是个政治宣言,清楚表明教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教要紧密合作;而且教会必须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由是而发轫。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

王明道对新政府的宗教措施采取冷静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以信仰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他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一、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二、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王明道:"权柄在谁的手中呢?")。在此等原则下,他秉持毫不退缩,绝不妥协的态度。

王明道从信仰立场出发,对三自革新运动提出质疑与批评。在其"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中,王明道义正词严地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通过对三自革新运动所发表的言论分析,他认为该运动是"不信派"的杰作,是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他称这些"不信派"为"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当然,三自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1954年7月,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三自当局曾希望争取到王明道的支持与合作,但遭到王明道的拒绝。同年9月,北京"三自会"组织召开控诉王明道大会,要求所有教会和基督教组织派员参加。当时控诉会场内气氛肃杀,有人扬声咒骂,有人静坐哭泣。王明道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任人控诉、攻击和辱骂。

1955年5月,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三自领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王明道,派六位代表去见他,但均被他拒之门外。最后,"三自"领袖们见争取无望,遂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三自运动的"绊脚石",以儆效尤。7月30日,三自运动喉舌《天风》刊出"加强团结,认清事实"的控诉檄文,罗列出王明道"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与政府为敌"等罪状,号召全国各地教会举行会议,批判控诉王明道。

在同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裡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同日被拘捕的还有十八位学生。不久,基督徒会堂被当局查封。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很快,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反对政府的三反运动,煽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以及敌视党和政府等罪名。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精神也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先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1959年11月,迁往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1960年2月,再被转往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关押。1966年秋,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大同劳改煤矿;1968年4月,又被转押到山西省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王明道系狱后,人们还少知道他的消息。1971年夏,从国内曾传出他的一封信,内中说道:"不要为我担忧,我比许多麻雀的价值要大得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虽然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但王明道凭着熟记在心的圣经经文,不断获取属天的能力与安慰。这些经文包括林后4:16-18节;弥7:7-9节;太6:14-15节,以及罗12:19-21节等。他还经常颂唱圣诗以自勉,其中他最喜欢的有"安稳在主手里"、"救主领我"、"基督精兵"等诗歌。狱中他更学到极宝贵的一课,那就是饶恕之道。以前曾有人出卖他,控告他、迫害他,但后来他本着基督的爱都宽恕了他们。

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上海平江路13号,与儿子一家同住。此前二年,夫人刘景文已获释放。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出狱后的王明道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精神充沛,声音洪亮。因患白内障,他双目几近失明;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双耳听力极差,与人交谈,需借助于助听器。王夫人右目失明,左眼也患有白内障,听觉失聪。1983年秋,王氏夫妇随儿子搬到上海武康路69号新房子居住。

王明道出狱后,前来关心、探访他的中外基督徒朋友络绎不绝。1981年春,著名宣教士艾德理(David H.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拜访了王明道。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回顾自己漫长的牢狱岁月,他对来访者说,他不是政府的罪犯,乃是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坐监者"。他认为是神保守了他多年的艰难岁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操练他,塑造他,让他属灵生命更加增长,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失败转为胜利。他亦引用孟子之言自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自认"五十岁前作到前二语,五十岁后始作到第三点"。王明道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大丈夫。内地会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牧师在其着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把王明道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1992年4月18日,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而去。他们真正息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们终生所爱、所事奉的主同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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