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脑残时代的痛苦与狂欢

2015-05-12       杜君立




每一个开学季都会有新闻,只是今年特别多……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

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道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


周树人是去日本学医的,看了一部新闻电影:一群中国人饶有兴味地围观一个中国人被执行死刑。周树人认为这些中国人不是身体残了,而是脑袋残了。因为脑残人的缘故,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

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德国神学家朋霍菲尔在名著《狱中书简》里说过:“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打败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地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这类似医学上所说的脑瘫。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在现代养鸡场,因为是密封式喂养,所以这些“下蛋机器”见识短浅,除过饲养员,从未见过其他人类。如果不幸有陌生人进入养鸡场,或者其他动物冒然闯入,往往会酿成一场“灾难”——这些鸡会因为惊恐过度而被活活吓死。老虎本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也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中国历史在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中反复循环,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统治者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在这种传统下,真正的历史往往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鲁迅一生都在批判,他把批判视为战斗,他认为那些经过“钦定”和审查的所谓“正史”完全是是弱化民众智力的“伪史”,权力往往通过对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对社会文化的阉割,使治理环境得到彻底“净化”。“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件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基本上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系下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其实就是这么形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阉人”或者“太监”可以被视为脑残的典型角色。古埃及人阉割太监采用的是绳系法。他们用麻绳将幼儿从睾丸根部死死系住,久而久之,生殖器就失去了功能,并逐渐坏死。事实上,脑残的形成与这种绳系法极其相似。在权力精心设计的精神阉割法之下,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慢慢地萎缩,个性和活力也逐步丧失,一个完美的脑残就这样诞生了。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一场浩劫过后,几乎没有一个参与其中的脑残会感到惭愧内疚,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响应号召或者执行任务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件,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哲学家卡斯帕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比动物伟大是因为人有思想。人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渺小种类,生命是那么脆弱,空气和水都足以置人于死地。但人是一种能思想的动物,即使毁灭了,也仍然比置他于死地的事物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知道自然对他的影响,而大自然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人类的尊严就在于会思想。”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极少数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启蒙归根结底是自我启蒙。“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缘于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缘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那么此一蒙昧就是自身早就的”(康德《何谓启蒙》)。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个世界是如此吊诡,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日本电影《追捕》中有一个桥段:在精神病医院里,面对痴呆的横路近二,医生唐塔对检察官杜丘说:“真是幸福的人啊!人的野心、欲望和反抗心理全都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唐塔医生用药物使他们不喜欢的人变成脑残,而在人类历史中,所有权力者都擅长于给国民“洗脑”,正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迷魂汤”:“连服三月则神智不清”。

对暴力统治者来说,与其以暴力恐怖进行镇压,不如洗脑使其驯服,征服不如奴役更长久,强奸不如诱奸更文明。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件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式的独门软件,只接受权力指定的文件格式。对其他“非法”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件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兴起于灾难与狂欢的2008年。

脑残与脑瘫不同,脑残是可以修复的,而脑瘫则无法修复。或者说,脑残是一种自我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自我启蒙——走出脑残;一个人也可以拒绝启蒙,以脑残为荣。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当然,脑残并不意味着不能成为博士和教授。在中国,博士和教授仅仅是一种名誉和权力,不仅与正义感无关,更与智力无关。在暴力传统之下,权力常常不仅仅是低智的,而且常常是反智和反常识的,比如指鹿为马。在权力谱系之中,忠诚是唯一重要的,因为脑残丧失自我判断能力,从而更加忠诚,脑残也就成为权力话语中的最大美德。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头脑最褊狭的人”实际就是脑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人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一个人还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王小波在《青铜时代》里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必须有证明自己聪明的智慧,还得有证明自己傻的智慧,否则后患无穷。”尽管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不乏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仍是大多数人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有人总结道,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民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与古代暴君相比,现代统治者不仅拥有前所未有的暴力恐怖能力,而且具有更加划时代的洗脑技术。古代暴君不让人们有思想,现代统治者只让你有一种思想;古代暴君不让你反抗,现代统治者却要你爱上他。宣传比暴力更能长久地实现征服与奴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的定义是:“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美国国防部负责镇压国民的身体反抗,其宣传部则负责镇压国民的精神反抗。宣传部常常扮演真理代言人的身份,从而垄断、过滤和篡改信息。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最大的邪恶,是无根的。没有根,也就是没有限制,没有思考,所以它会蔓延到全世界。”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叫做“睡梦教育”的洗脑手段,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一群脑残终于制造完成了。在这个“和谐稳定”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传统文化,没有书籍,严禁科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兄弟,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友情,甚至没有花朵没有大自然,人们除过工作就是吃喝玩乐,赫胥黎问人们: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就一定幸福吗?

从某种意义上,金氏朝鲜帝国是一个现实版的“美丽新世界”。杨恒均告诉人们: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

在自然界中,生物种属越是高级,其痛苦指数就越高。因此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面对脑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黑格尔说:“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猪,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文章来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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