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中国”: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


徐以骅、邹磊


编者注:该文分析中国政府对海内外进行的宗教统战和外交,本网发表旨在让人们更加认清中国政府宗教统战的战略和方法。


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大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信仰中国”的提出,将为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提供新的战略依托和政策思路,从而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方面积极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宗教与中国外交亟需良性互动

自“9·11”事件以来,兼具跨国与文化特性的宗教,不仅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地区冲突中扮演着或隐或显的重要角色,亦与同属跨国性力量的互联网、跨界民族、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运动等紧密结合而更具全球影响力。某种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并且兼具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的地缘宗教,正在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对中国的现实与潜在的意涵均不容忽视。

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广泛而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同时,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商品提供者。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的宗教大国地位及其国际效应。

然而,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正迈向大国”地位相比,我国在文化和观念领域却仍属“发展中国家”序列,在实际国际影响力上呈现出明显的“软硬失衡”态势。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无神论中国”印象之间的认知差距,恰恰反衬出了中国宗教在海外投射力上的限度,以及中国在建构与展示较“无神论中国”更为真实的“信仰中国”以及宗教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与此种“内外有别”一体两面的情况相比的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在港台、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所拥有的较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却并未实质性地增进作为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国之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与脱节。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及其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隔阂,已然成为制约中国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现实瓶颈。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主要还是宗教商品,虽有宗教经济的繁荣景况,却尚不具备文化和神学附加值。

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手法(如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和“国际化”运作(如西藏问题),不仅形成了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制度偏见”。如何把宗教从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软权力”,在国际宗教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目前已日益成为我国需面对的一项迫切的战略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亦是全面“走出去”以及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展开过程。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的依托,从而克服中国外交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上下脱节”(重精英轻草根,重官方轻民间)状况。

以上这些都表明,如何实现宗教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相协调,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若要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其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大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而中国国力和民族自信力的迅速提升则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得以主动叙述、建构以及展示一个真实的“信仰中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信仰中国”论述的提出

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论和“大中华经济圈”这两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中国叙事,为我们理解和叙述一个正在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提供了极佳的参照。

与“文化中国”类似,“信仰中国”亦呈现为差序包容式的同心圆结构,而此一结构恰恰又是分辨“中国、诸夏和夷狄”的传统中华世界政治秩序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信仰中国”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1.中国大陆与港、澳、台;2.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3.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第一个“信仰板块”正好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而第二、三个“信仰板块”则反映了“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是中国“信仰国境线”的海外延伸。

就第一个“信仰板块”而言,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拥有着“信仰中国”大部分的人口,是“信仰中国”的主体部分。中国大陆不仅是第一个“信仰板块”的中心,亦是整个“信仰中国”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不仅表现为庞大的信众人口、繁荣的宗教经济和积极的宗教发展,还体现在中国大陆是各种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发源地和中心。如果说传统中国是东亚各国政治上“朝贡”的中心,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完全有可能成为海内外信众宗教上“朝觐”的中心。同时,中国大陆对于各种外来宗教的接纳,亦使这些宗教及其信众成为联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中介。相较于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港澳台地区的存在更为普遍,影响更为深远,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第二个“信仰板块”的两个信仰群体而言,出于历史、民族、血缘、语言等原因,海外华人与中国有着天然的特殊联系。宗教信仰与宗教建制又往往能超越地缘、血缘、阶层、性别等界限,赋予海外华人信仰群体以很强的凝聚力,从而使有信仰的少数人常常具有远较无信仰的多数人更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与参与能力。这就为他们对所在国民众的中国认识与所在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中,各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各种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往往能较西方民众更加真实地把握中国国内的宗教状况。相较于中国自身而言,他们更加懂得亦更有能力将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西方社会。这种双向的优势,使他们完全有可能充当在宗教领域中外互相理解的传译者。

就第三个“信仰板块”的信仰群体而言,尽管这些外国信众与中国本身并无直接的历史、民族、血缘与语言的联系,但是通过中国传统宗教或民间信仰这一纽带,亦成为“信仰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宗教信仰并不以一定的知识水平为前提,这使其更加贴近于国外民众与草根。对于绝大多数对中国本身缺乏了解的外国民众而言,中国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大量场所、仪式、活动和出版物就成为他们认识中国时最直观、最感性及最直接的渠道。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即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沟通中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可以说,对于“信仰中国”的长时段追溯,所展现的是历史上中国开放而自信的大国心态,以及气势恢宏的泱泱大国气象。

“信仰中国”对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积极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与国际参与的全面拓展,中国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已渐趋清晰。在此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越发明显和深入。“信仰中国”的提出,将至少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产生潜在的积极意义。

(一)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指出,我国当前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难题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其中宗教对国家安全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不容忽视。然而,如果处理得当,作为“信仰中国”第二、三板块的庞大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以及中国宗教的外国信众群体完全有可能构成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隐性防线。这种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不仅表现为塑造所在国民众和政府更为积极的中国认识与中国政策,还体现为抵消、平衡各种海外反华宗教势力的影响力与破坏力。在中国自身的国家力量尚不足以充分应对国际各种政治议题操作与跨国宗教挑战的情况下,“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无疑有可能成为一股重要的牵制因素。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保障。“信仰中国”的提出,有助于增强海外华人与外国信众对中国的向心力和投资效应。同时,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依托下,中国的经济“走出去”战略也更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外部认同,消除“经济殖民”与“资源掠夺”等负面指责,从而更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基于信仰以及语言的共通性,众多的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不断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在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经济利益的重要实现者与维护者,在此过程中,如何积极凭借中国丰富的宗教信仰资源切实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就成为一种可供探讨的全新思路。

(三)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塑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道教、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作为连接“信仰中国”内部三个“信仰板块”的纽带,“历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这些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不仅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有助于塑造中国更为正面的国际形象。在中国国内宗教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效应的当下,“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正是“信仰中国”论述的意义所在。

(四)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佛教、道教、妈祖、王爷等宗教与信仰在两岸交往中,始终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无论是佛指舍利赴台瞻礼这一两岸佛教界的世纪盛事,还是先于两岸正式直航的“宗教直航”,都充分表明了宗教在凝聚两岸人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众多宗教圣地和圣物,正为强化台湾信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祖国认同提供了条件。对于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而言,信仰上的归属感亦能使其更加心系国家统一。

“信仰中国”与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信仰中国”论述的四个潜在意义。若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则更需要中国国家力量的积极塑造和展示,而中国物质力量的急速提升恰恰为此提供了条件。从“信仰中国”的视野出发,这些努力的要点,即在于中国在宗教领域开展全面而灵活的公共外交和两岸政策,包括:
在海峡两岸率先实现“宗教直航”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两岸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和建制宗教在内的交流,尤其注重基层草根信众之间的往来,从而“增加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充分依托中国所拥有的宗教圣地、圣物等宝贵财富,积极将港澳台、海外华人以及外国信众“请进来”,通过他们的亲身观察向国际社会展示更为真实的中国宗教状况。同时,凭借中国拥有的多元宗教与信仰资源,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鼓励熟悉中国宗教国情的宗教人士及各界人士“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国际宗教舞台的对话和论述能力。

充分发掘宗教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源,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中央、地方与民间社团相结合,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实际上,官民并行、多层互动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正是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理论在国际层面的灵活运用。无论是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等高级别会议,还是更富草根性的各种民间性宗教信仰往来都旨在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假以时日,我国宗教的国际吸引力完全有可能从目前的“圣物”(如“圣经事工展”“宗教文化展”“佛牙/佛指舍利赴外供奉”)和实践层次(如“少林武功”“家庭教会”“圣经出口”“各教和谐”)逐渐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层次。

充分认识到海外华人与外国信众团体的组织、动员和参与能力。除了中国宗教信仰的“走出去”与各种公共外交举措以外,“信仰中国”的第二、三板块是中国宗教信仰在海外最具经常性、建制性、广泛性和草根性的存在,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宗教信仰的一个窗口。因此,通过强化与这部分人群的精神纽带和人员往来,从而塑造所在国民众和政府对中国宗教现状的正确和正面认知,切实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体现数量广大的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诉求的“信仰中国”正在逐渐浮现而变得清晰。“信仰中国”的论述和塑造,将为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提供新的战略依托和政策思路,实现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的良性互动,弥合中国外交中“软硬失衡”“内外有别”“上下脱节”等多重差距,从而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徐以骅: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邹 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春季号(总第9期);转自中国网,2012-02-27。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2/27/content_24741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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