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五道口的十字架

2015-03-21 深度妹



2014
年12月24日晚,五道口的灯火和车流比平日还更加热闹了些。但在这个宇宙中心的某个角落,却回响起了宁谧的吟唱声。

这是五道口附近某栋商务楼的一间会议室。六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统一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脚踏锃亮的皮鞋,打扮庄严而圣洁。他们手握《马槽歌》的曲谱,在只有20平方米的舞台上,一齐高歌。

而在台下,接近170位观众坐满了这间不到200平方米的会议室,黑压压一片。仅两边靠墙处留出的过道,也被姗姗来迟的观众渐渐占满。
这一天是平安夜。在这个中国高校密度最高的地区,灯火通明,川流不息,遍地的餐馆挤满了前来庆祝圣诞节的年轻脸孔。但在热闹与喜庆的空气里,仍有极少数的部分大学生选择来到这间会议室,观看乃至参演这一场简陋的演出。

这些年轻人,来自五道口附近的不同高校的不同专业。但在这个夜晚,他们有这一个共同的身份:基督徒。

圣诞平安夜

“我们现在这个主会场,就是祷告而来的,是神的恩典。”一名年轻的牧师说道。这间租来的会议室,就是他平时里除了住地外的主要活动场所。

“我们当时找房子的要求是,要有木地板,至少150把椅子,要有讲台、投影仪、空调和暖气片。”圣诞节之前的一次讲道中,这位牧师回忆起了与这间会议室的缘分。“本来是没有暖气片的,结果房东好像很喜欢我们,给我们主动装上了暖气片。”

平安夜的这个夜晚,他所在的新恩教会用了会场至少150把椅子,还从这栋楼里其他房间搬来了一些空余椅子,但依然无法满足现场的需求。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贴着房东装的暖气片站着看完了这部自制的晚会。

而在不远处的基督教会海淀堂,从下午三点开始,来这里参与仪式的人就开始排上了长队。这家海淀区最大的教堂,总共安排了四场晚会,才顺利接纳了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4000余人。

在海淀堂三站公交路程的半径内,还有很多类似的基督徒自制晚会在不同的会议室与商品房小区内上演。与海淀堂不同的是,这些小型的家庭教会没有雄伟的教堂作为会场,也没有精心的编排作为填充。所有节目均来自成员利用空闲时间的自导自演,因而略显业余且粗糙,但是洋溢着的温馨气氛却依然吸引着大批学生基督徒和对基督教感兴趣的“慕道友”前来观看。

在这场晚会中期的现场统计中,有多达20余人举手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间租着会议室的教会。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熟人邀请、问卷调查、街头传单等方式首次来到这里的。在这热闹喜庆的寒夜里,他们看完了合唱、评述、小品、舞蹈等形式多样节目。而节目的内容,大多与耶稣基督相关。

持续两个半小时的12个节目中,最具份量的无疑是被安排中第8个节目的牧师证道环节。这家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主讲人的刘牧师花了40分钟的时间,激情洋溢、嗓音嘹亮地讲诉了自己与耶稣基督的缘分。

证道的最后,这名40岁的牧师高昂地对在座的观众呼喊:“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觉智、能够不再效仿这个世界,而跟随神的旨意行事,我希望你能够现在站起来,站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上帝在几千年前就问‘你在哪里’,现在我希望你能站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刘牧师的召唤主要针对在场那20余个第一次来到教会的非基督徒。

一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大一新生最后一个站了起来,看起来是犹豫了很久之后才鼓起勇气的结果。在他之前,有四名年轻人和一名中年妇女都先后站了起来,表示自己“愿意认识神”。

“我之所以站起来,是因为我认同他。”这名收到了教会邀请短信而来到这里的男生在随后的采访中说道。“我认同‘神爱世人’的观念,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名罪人。”

“谁又不是罪人呢?你看社会上的各种成功人士,有多少人能说清他们是内心是怎样的,又有多少人是能说自己问心无愧的?”这名新晋的“慕道友”反问道。

教会与教徒
“这种节日的目的其实就是开一个布道会,或者传福音吧。” 林宏靖说。他生于1985年,在2009年的圣诞节,他第一次来到了与新恩教会一站之遥的恩光教会。在《圣经》与赞美诗的环绕下,此前曾一度信佛他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了。

“第一次去就挺不一样,觉挺舒服的,可能是因为温馨吧。”林宏靖说。在那一年的圣诞节之后,他逐渐养成了去教会的习惯,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我有效的和别人沟通之前,我觉得教会的氛围挺吸引我。”

在五道口,这样的教会还有很多。每一个周日,每当这个房价被舆论炒到了10万人民币一平米的宇宙中心迎来延绵不断的车流与灯火酒绿的夜幕时,总会有那么几处闪着灯火的窗口会飘来唱诗班的赞美诗。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杨慧林在2009年针对北京地区37所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北京地区具有基督教信仰(包括天主教)的大学生比例为3.69%。这一数据与十年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所做的调查基本吻合。

而在201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尚扬联合美国普渡大学,以抽样方法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3所学校的2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结论是:北京大学生中有3.9%声称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另有接近20%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对基督教感兴趣。

孙尚扬教授的结论比杨慧林教授高了0.3%。在他所选取的13所作为抽样高校中,除了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之外,其余的11所高校都在五道口的辐射范围之内。这难免让人猜测,容纳了清华北大在内的京城西北一角,是否真的有着密度更高的大学生基督徒群体。

这个略带魔幻色彩的宇宙中心,不仅仅是当下中国无数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大佬们发家的基地,也是囊括了大学生在内的知识青年与中产白领的聚居地。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而涌入的大量拥有基督教信仰的海外留学生,也让这个年轻人遍地开花的十字路口成为了十字架在华繁荣的一个据点。在每个夜幕降临的时候,总有一些青涩的面孔背着装有《圣经》的书包,骑车单车,在城铁掠过的呼啸声中穿梭于这个繁华地段的某些角落。他们时而独行,时而结伴,时而引着他人。

林宏靖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面向清秀、身高180CM的北大毕业生,在圣诞节之后的某一天骑着电瓶车、带着记者参观了他所在的教会,并进行了一次礼拜。在那个基督教主日的下午,他在五道口某小区的商品房内指引着记者唱赞美诗、念主祷文,并热情地推荐自己正在使用的一款《圣经》阅读APP。

与记者一起挤在那间约200平方米敬拜场地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周边学校的在校生。这些年轻的面庞,加上少量已经毕业的工作人士,花了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吟唱赞美诗、聆听经文布道、赞美耶稣基督。

“中国大学生为何信仰基督教?”这一命题曾经引得《纽约时报》撰文发问。台湾《天下》杂志主笔李雪莉在文中写道:“在唯利是图、意识型态单一的中国,基督教对仍抱有理想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孙尚扬教授也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对人生的意义等终极性问题的频繁思考,及不能在世俗的意义系统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可能是大学生信仰各种宗教的原因之一。”

而根据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左鹏对北京海淀区大学生基督徒的抽样调查结果,有63.4%的学生基督徒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信教的。其中,大二至大四阶段的学生中比例相对较高,分别在同年级段的信徒中达到了66.7%、68.2%以及70.6%,远高于大一的47.4%。

这个数据表明,在房价高居不下、空气混浊不清、社会阶层流动陷入停滞的大环境下,的确有一部分处于黄金年龄的大学生,在迷茫与压力的挤压下选择向十字架追问答案。

一方面,他们是封闭且低调的。一般利用信徒的奉献来租用写字楼会议室、抑或是小区商品房作为敬拜场地。在这些场地里,手机被要求静音,视频拍摄不被允许,同时也会婉拒媒体的采访。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开放与真诚的。会微笑着主动邀请街上的路人与在校的学生参加他们的聚会。无论对方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盛情地款待所有第一次新来的人,为你唱响赞美诗,送上小礼物,并邀请你上台发言。

在12月7日的一次主日礼拜上,就有七个新来的客人首次来到了租用五道口的某间会议室新恩教会礼拜。在掌声与祝福中被邀请上台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朱正武(音)说道:“作为人,要有信仰,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信仰能给我们安慰。”

与他同行的冯勤(音)也说: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这些根本的问题信仰会给你们一个答复,树立一个标准,让你自己去追。这样以来,工作有了指引,生活中也不会那么迷茫了。”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魏涔月是恩光教会的一名信徒,她在大二成为了一名基督徒。那一年,她一个志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弟在高强度的劳累之后猝死在了高数课堂。她与学弟关系要好,曾鼓励他朝着目标奋斗,而后者突然的离去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当时我就觉得,人生的意义肯定要比这个更多。”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林宏靖与魏涔月在同在恩光教会。整个大学四年,他备受人际关系和家庭因素的困扰,“生活比较痛苦,比较虚无,还挺孤独”。为此,这个中学时代曾与不少国脚做过队友的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四年里没有碰过一次足球。还一度还购置了大量佛器摆在寝室里供奉。

而在成为基督徒后,林宏靖在大四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看起来不那么主流的道路:在同学们都在忙工作、忙出国的时候,他选择到恩光教会做一名全职服侍。

这个曾经对人冷漠、无论与谁“都是泛泛之交”的北大毕业生这样解释自己做出选择的原因:“我想要去关心身边的人,想要去告诉他们上帝的爱,可以概括出一个词,就是‘怜悯’吧。”

“你接受了圣灵之后,就开始过一种跟随耶稣的生活。就像吃饭吃饱了一样,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能体会得到。”林宏靖说。

“福音”与校园
对于自己如何成为基督徒的这个问题,除了个人特殊的经历之外,林宏靖与魏涔月在采访中都提到了一个偶然的契机——作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们都在校园里被基督徒传了福音。

六年前圣诞节之前的某一天,林宏靖在北大食堂被同桌的人搭讪,对方问他:“同学,我打扰你一下,你知道圣经吗?”。学习外国语言文学的他产生了好奇,于是接受邀请去参加了当年的圣诞聚会。

而在四年前,当魏涔月对好友的辞世感到内疚与痛苦时,也被人以同样的方式传了福音,被邀请去了教会,进而受到了感染成为基督徒。

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他的子民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句经文给了无数基督徒强大的福音驱动力。在孙尚杨教授在北京13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中,有近一半的被访的学生都有过被人传福音的经历。这些将《圣经》话语奉为圭臬的基督徒,为了感化更多的人,或单独行动、或分为小组出没于校园里人流密集的场所,如食堂、宿舍楼等,以直接切入或以聊家常的方式邀请被访大学生倾听福音,进而教会参加聚会活动。

全职服侍的林宏靖是教会的小组长之一,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福音展开——早上八点,他会在教会租用的商品房醒来。洗漱之后便开始作为信徒的“灵修”:阅读《圣经》,沉默祷告——用他的话来讲,这叫做“亲近神”。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他会骑着自己的电瓶车离开所在的小区,前往清华大学某食堂向清华学生传福音,顺便吃饭。而到了下午,传福音地点就换到了北大校园。

北大学历和不错的球技给了他在两个学校一定的人脉。为了让他人认识基督,有些时候,他会主动约非基督徒朋友吃饭。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寻找单独吃饭的人搭讪。开场白与六年前他听到的几乎一样:“同学,我打扰你一下,你知道圣经吗?”

魏涔月是小组的组员,同样也要传福音,频率没有林宏靖那么勤,但依然保持在一个月一次左右。身为女生,她很少单独行动,通常会叫上一个外国留学生与她一起。“为了壮胆,还有就是性格互补”。

不过,在各种思潮碰撞的大学校园里,像他们一样最终接受福音的人只是少数。五年多的传福音经验告诉林宏靖,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愿意听他讲《圣经》;听完之后,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留下电话号码;而最后愿意前往教会、进而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更屈指可数了。

“非常少。大多数人都是不在乎,或者不需要。”林宏靖对自己传福音的效果不是特别满意。“这是人的罪性使然,这很正常。我觉得不愿意接受上帝就是罪。”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位陈姓同学三年里在食堂遇见了林宏靖三次。在这三次里,林宏靖都邀请他去参加聚会,但他三次拒绝了林的邀请。

“我很尊敬也很敬佩他的坚持,尤其是当我第三次在紫荆食堂遇到他的时候。”陈同学回忆道。当时,他对林宏靖说,这已经是三年里第三次遇到他了。而后者,已全然记不得了。

“宗教是生长在苦难和生存难以为继的环境中的,我不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遇到心灵上的困境的时候,只有向宗教寻求慰藉,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东西,比如艺术。”陈同学说,

除了拒绝之外,还有针对基督教本身的质疑和辩论。与林宏靖同组的、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蒋聪聪在清华传福音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一个社科学院的人从欧洲历史的角度与他辩驳上帝的真伪。而林宏靖自己,也曾经在清华食堂遇到过一位同学向他提问:“如果上帝如你所说,真的是全能的,那么请问,他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他后来向记者解释:“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他所认为的全能并不是真的全能。”

不过,无论是拒绝还是质疑,都属于这些福音信徒意料之中的范围。因为在校园内,他们已经在校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与不满。有同学甚至在网上发帖,将其比喻为传销乃至邪教组织,警告周围的人尽量远离。网友“土卫八”就写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试图影响乃至改变别人的思想?他们不会为此感到不妥吗?不会为之不安吗?”

这些被质疑、拒绝乃至举报的风险,都让很多年轻的基督徒都对在公开场合传福音表现出了勉强与困难。虽然为了避免尴尬与风险,大部分信徒都不会在自己的所属的学校传福音。

新恩教会中一名中国矿业大学的女生在一次聚会分享中就说:“北京科技大学总共有30个宿舍楼,我挨着挨着扫到第四个宿舍楼的时候就不敢继续了。瞬间特别难过。那天又下着大雨,泪水和雨水混在了一块,不知道脸上挂的是泪水还是雨水。”

“本来觉得自己挺勇敢,也给自己打气,但敲门进去了之后声音立马小了起来——‘同学你好,请问你知道圣经吗?’说得有气无力,声音小得我自己都难以听清。”这名女生说。聚会上的其他信徒也承认,那是一种“很强的挫败感。”

“这个事情的确是有难度的,按照人的本性本来是不喜欢去做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得到的祝福也是最多的。”林宏靖说。

为了减轻信徒传福音的压力,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一些教会组织开始改用散布传单乃至调查问卷的方式传递福音。问卷所涉及的问题以简单的单选题居多,卷尾会有基本信息与联系方式的选填项。而后者主要出于被访对象的意愿。不少教会觉得,这样也可以顺便摸清目标学校的信仰状况。

比如,在关于圣诞节的问卷中,新恩教会就专门设计了诸如“你认为圣诞节是个怎样的节日”、“今年你想通过何种方式过圣诞节呢?”等简单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选项,即是“参加教党圣诞晚会”。

魏涔月所在的恩光教会也会发传单和问卷,但效果依然不好,接受福音的人“绝对不到十分之一”。她认为,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在教会方面,则普遍对传福音有一种急迫的使命感。

“教会他们会有一种急迫感,比如他们会说末日就要到来了,主耶稣就要降临了,要带着拯救灵魂的急迫感去传福音。” 魏涔月说。

林宏靖就一种拯救他人的急迫感。他这样解释自己专门针对高校学生传福音的原因:“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基本上决定了你的走向,你的三观的形成,你人生的方向。你在这个时候信主了,就决定了你后半辈子怎么过。”

每一年圣诞节即将来临的冬日,也是这种急迫感开始在各个教会蔓延的时候。在圣诞节之前的几天,新恩教会的刘牧师就印制了两万份问卷和传单,组织教会成员在五道口周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门口向过路的学生、群众散发,邀请他们来参加平安夜的自制晚会。

几天之前,他曾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次证道中对信徒说:“基督徒不传福音,说明你自己也需要拯救,特别是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要知道,一次圣诞节,就可能会改变一次他人的命运。”

地下的家庭
圣诞节来临了。

新恩教会在平安夜的这个主会场,是他们两年前找到的。根据牧师的回忆,当时,对会场除了诸如要有空调、暖气、投影仪等硬性条件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条件便是“最好要离派出所远一点。”

林宏靖也回忆道,某一年的圣诞节,当恩光教会准备出租一个更大的会场进行圣诞节的活动时,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压力让房东无奈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最后时刻租赁流产。“我们管这个叫‘逼迫’,有时候还是挺不自由的。”林宏靖说。

那一年,就在他们在寒夜中垂头丧气地取消了圣诞节的活动之时,在一街之隔的海淀堂,一场上千人参加的平安夜敬拜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这热闹与冷清的强烈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些家庭教会及其信徒在中国的所面临的处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开展了基督教“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力图让中国基督教摆脱西方势力的影响,接受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信仰上帝的基督教的对立,在建国之后二者的貌合神离中表现得愈发明显。

50年代至70年代,激烈左转的中国社会将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挤压到了最小。在席卷而来的政治运动风潮中,那些在神州大地背负十字架蹒跚前行的信徒与牧师,一部分选择了归顺在红色的共产党旗帜下,成为“三自”派中的一员;而另一部分信徒则控诉前者追随官方意识形态、背弃信仰,甚至将其视为“异端”。后来,这部分信徒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将敬拜与聚会转入私人的住宅等相对私密的空间中秘密进行,因此,这些家庭教会的前身又被称为“地下教会”。

文革时的中国曾一度中断了所有宗教活动。但改革开放之后,有关宗教的禁令逐渐被日益自由开放的风气打破,基督徒数量也急速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教会全国各地都似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家庭教会触角逐渐从农村伸向城市,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以北京为例,根据官方最保守的估计,基督徒数量至少都在10万以上,而现存登记在内的12座基督教堂很难满足这庞大的信仰需求。于是,大量信徒将信仰活动转至地下的家庭教会,在这12座教堂光彩夺目的外表下暗流汹涌。

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将中国宗教的市场分为了红市、黑市和灰市。红市为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如“三自”教堂;黑市则为官方命令禁止的宗教组织,如全能神、东方闪电等;而灰市,则指处于合法与非法的中间地带、模棱两可的宗教机构。

中国大部分的家庭教会就处在灰色市场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政府对于这部分灰色基督教市场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并没有相关的取缔措施出炉。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三自”教会,都不承认有一个数量庞大且与“三自”教会对立的家庭教会,仅仅承认有相当数量的信徒根据基督教传统或者其他理由选择在家里“聚会”。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任时就曾撰文称之为“家庭聚会”,而非“家庭教会”,并强调“不对他们的正常活动加以干涉和限制”。

然而,根据一些家庭教会神职人员的说法,现实的情况是,每当有重大的政治会议、政治敏感日以及基督教节日来临时。政府部门依然会主动找到各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谈话,确保“稳定第一”。对于一些规模过大、或者在政治上敏感的家庭教会,有关部门会取缔敬拜场所、禁止租用场地乃至直接取缔教会组织等手段。

“早晚会来找麻烦,只不过要看上面的政策。上面政策紧,就会不断的挑衅。如果松的话,可能就不会来找你。”林宏靖说。

同时,有外国人或者外国援助的教会也会被划为“宗教黑市”。魏涔月本科时所在的家庭教会,就因为其中有外国人被举报和取缔,敬拜活动一度转入“地下”。

在采访中,她与林宏靖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名为守望教会的案例。这家位于海淀区的家庭教会由一位清华毕业生创建,曾经因为政策限制没有租到敬拜场地,于是转为户外敬拜而遭到进一步打压。在官方的名单里,它属于“宗教黑市”的范畴。

在守望教会已经被屏蔽的官网上,列着几则参与敬拜的信徒被公安局带走的消息,也列着一篇名为《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文章。

在文章的摘要中,作者写道:“‘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教会。”

这种与官方对立的立场让守望教会如今的敬拜活动举步维艰。担心类似的遭遇也让新恩和恩光两家教会的牧师对记者的采访请求表现出了犹豫。经过了祷告和与教会同工的商量,新恩教会的刘牧师还是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他回复记者道:“在大环境下,我们想先默默地做一些侍奉。请谅解我的决定。”

不过,也有学者在近期的调研中发现,总体来讲,由于北京地区的家庭教会数量庞大、活动隐秘,难以从根源上控制并铲除,政府近年来对其的政策也有些许松动。

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余怀景是一名基督徒,致力于从法学角度研究中国家庭教会。2014年下半年,他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做有关家庭教会的博士论文调研。其中,他的一个直观感受便是“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家庭教会的关系是一种妥协和默许。”

“对大部分教会,政府不会去迫害,而是会用一只眼睛盯着他们,确保他们乖乖的不去做‘出格’的事就好了。”余怀景说,“因此,可能‘地下教会’的称呼已经过时了。”

“有麻烦的教会往往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公开的,或者是试图挑战政府的宗教管理体制的,比如守望。”余怀景说。

魏涔月持同样的观点,“守望教会可能就是属于要做灯塔的那种教会,要发光的那种。”而这样的做法在林宏靖看来,则有点“强出头”,并且“没必要”。

守望的信徒数量大约是1000人,属于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与之相比,恩光教会80人-100人的规模可能更算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典型缩影。经过多年的扩散与发展,无数与恩光类似的家庭教会已经相互连接、形成了完善的自身体系。他们背后通常有着更大的教会的支持,有着全国范围内完善且独立与官方之外的牧师培训制度和管理协会。同时,因为信徒众多等原因,这些家庭教会普遍能通过信徒奉献、互相援助等方式承担一线城市核心地区高达上万元每月的高额房租。记者了解到,除去装修费用,采访中的两家教会在五道口地区的月租金就已经达到了15000元以上,而绝大多数资金来自信徒的自愿奉献。

这些高额的捐赠与费用,似乎也能从侧面说明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庞大。虽然关于现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估值从中国社科院的2035万到民间学者的1亿人不等。但在其中,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高于“三自”教会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估计的一亿人信徒数量中,家庭教会人数在6000-7000万,而“三自”教会人数则为2500-3000万,远低于前者。而根据中国无神论协会理事、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左鹏对于北京大学生基督徒的抽样调查,有84.1%的学生基督徒会去参加家庭聚会,65.6%的人会选择去参加教堂礼拜。前者比后者高出近20个百分点。

林宏靖的奶奶就是山东省某三自教会的信徒,曾让他在“三自”教堂里受洗。而今,当记者像他提到五道口附近最大的海淀堂时,他第一的反应是:“那个不好”。

“教堂绝对不是教会。很多人会混淆这个概念。本质上他不是(耶稣的)一个身体,只是披着宗教外壳的一个东西。”林宏靖说。在他看来,由于政治的原因,三自教堂普遍不会深入地讲解《圣经》。

“教堂讲的《圣经》已经淡了。它把里面的要点,里面的这种生死问题,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都抽空了。”林宏靖如是解释道。对此,记者曾给海淀堂大学生团契发出过采访申请,但截至发稿前,暂未收到回复。

然而,在左鹏教授关于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中,只有11.6%的信徒会因为教堂有“三自”色彩才拒绝前往。更多的原因依次是“家庭聚会的气氛更好一些 , 弟兄姊妹都很熟悉”(75.4%)、“为了服侍主 , 能参加的聚会都参加”(68.2%)以及“教堂里礼拜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交流”(59.4%)。

这样的数据也表明,虽然政治的原因的确存在,但家庭教会的氛围的确是更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原因。

在以小组为单位的《圣经》学习、礼拜祷告中,信徒之间的情谊与联系随着时间的流转而逐渐升温。今日,在各个大学遍地开花的基督徒团契,其英文为Fellowship,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一群做着同样的事、拥有同样的信仰的人之间的情谊”。

魏涔月一周就会去过2-3次团契生活。在2014年9月的某天,她在朋友圈写下了自己的感恩分享:“感谢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不仅是朋友,更是家人。”

“因为教会生活,你要和其他人有个联络关系。如果没有小组生活的话,就跟去教堂没什么区别了,听两个小时就走人了。”林宏靖说。

他坦承,在教会中,有60%-70%的人已经在教会、学校、家庭的三者排位中,将教会排到了第一。换言之,就是教会生活已经占据了他们生活里最重要的位置,高于学校、重于家庭。

信徒与党员
这些家庭教会的强大凝聚力、加之那广泛的福音辐射能力,已经在京城的高校内部引起了注意。

福音的传播在绝大多数校园不被允许。余怀景在论文的调研期间,就听到过不止一个高校禁止传福音的案例。“有的是直接由保安劝阻而已,有的会被送进派出所,但完事也就没什么其他后果了。”

林宏靖就有过被保安劝阻经历。2012年,他们一行十人在清华传福音的时候被保安拦住,按要求登记了身份证号后被放走。而他还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北大的保安如果抓住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能挣2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外国人的传福音行为也被法律命令禁止。魏涔月所在的团契小组有几位留学生,为了避免风险,通常她与这些留学生去传福音的时候会伪装成练口语。此前,她与同小组的信徒在学校食堂发传单,也有被同学抓住拍照、举报等遭遇。

而所有在拒绝她的声音中,魏涔月听到的最多的一句便是:“对不起,我是一个党员,所以我不能信这个。”

这句话或多或少表明了,在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高校纷纷表态要“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今天,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了统治了地位,与有神论的基督教的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立。至少,这3.9%的学生基督徒,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信仰上看,都不是那么主流。

同龄人眼光、周遭环境的压力与对未来的不可知,开始让一些年纪轻轻的信徒无法抵御来自世俗化社会的诱惑与压力。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诱惑与压力,可以让他们投靠基督教,但也可能让他们远离十字架。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就了解到,有少数信仰不牢靠的信徒已经开始寻求向主流社会靠拢,选择不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乃至寻求入党。

中国矿业大学那位流着眼泪传福音的女生就分享说:“我都不敢告诉我们班的同学我平时会去教会,怕他们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为了保持秘密,信教不到一年的她只将自己的信仰公开给了几位守口如瓶的室友。

“这种Newly-converted基督徒,一般信着信着就公开(信仰)了,但也有不认识上帝而离开的。”魏涔月说。信基督教已经接近四年的她觉得,信仰一开始的确也分好坏。“没有人一开始去教会就真的是去寻求神的,大家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都是心里有所求。”

北京科技大学的蒋聪聪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就是基督徒。但是在大三那年,他却选择了入党。在填写申请书的时候,他在宗教信仰那一栏目写上了“无”。

“这差不多算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之一了,确实做得不对。”蒋聪聪回忆说。

蒋聪聪的组长正是林宏靖。后者习惯将基督徒分为“真基督徒”和“挂名基督徒”,并对挂名者的信仰牢固程度表示质疑。他说,“入党很明显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工作或者仕途上更顺利一点儿。但实际上,基督徒应该远离这些容易产生矛盾和瓜葛的事情。因为党章里面明显写着你不能有信仰。”

魏涔月在大二时也差点入了党。她在快要向印着锤子与镰刀旗帜的红旗投靠的时候被传了福音,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权衡之后,她最终没有选择像其他同学一样入党。

“其实二者并不冲突,因为一个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另一个是宗教。”魏涔月说。“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反对党,我们其实是拥护的。就包括《圣经》上也说,你要顺服在位的人,你要尊敬他们。但是像共产党会说,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可能他们对我们的反对会多一些。”

同样的态度也出现在她对待团契的成员中。团契中有一位信徒平日会去属于“三自”系统的海淀堂,她有时会善意地拿这个开玩笑,但是内心里却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教会,如果他觉得自己能在那里得到牧养,那这对他来讲是好事。”

2014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宗教在中国:无神论者大厦的裂痕》。文章写道:“共产党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这些问题。有一种声音,甚至建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者组织,跟随其在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兄弟政党,允许其成员拥抱比马克思主义不同甚至更高的信仰。”

“基督徒不能入党吧,而且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诶。”一位在清华负责党建的辅导员这样告诉记者。她表示,如果真的在党员中遇到与基督徒的话,“应该会谈话的”。

刘牧师也与记者的交流中透露到,教会中有一位党员信徒,因为在圣诞节前发了一张宣传教会晚会的图片,而被学校约谈。

不过,无论是余怀景、林宏靖还是魏涔月都表示,对于非党员的基督徒,学校不会干涉其信仰自由,也没有听说过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采访的大学生团契带领人跟我说,会有学生基督徒被辅导员谈话,但似乎主要是落在‘专心学习,不要太热心’上,并没有干涉信仰的案例。”余怀景说。

然而,即便这样,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基督徒来讲,向老师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依然是一个略显尴尬、带有顾虑的抉择。

余怀景本科的时候担任班上的班长,但一直没有向团委老师公开自己的信仰。直到有一天,辅导员跟他谈话的时候说:“你可以有你的信仰,但你作为班长还是要支持团支书的工作。”

魏涔月在来到了清华读研究生之后,也没有像平日传福音一样主动给导师提起自己信仰基督教。直到在某次聚餐上,一个相熟的外教在桌上无意间提及了她的信徒身份。“直到现在,我都不敢跟导师说我周日一个下午都会搭在教会。”

但对于周围的同学和朋友,魏涔月却乐意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有时还会邀请他们参加聚会。来到清华后,她前前后后邀请了10多人去参加团契和教会活动,包括室友以及相熟的同学。

“我相信人有灵魂,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我也希望我爱的人都去天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主的时间。”

张舒(化)是魏涔月在清华的好友。此前,她也曾被其他朋友带去参加过一次基督徒聚会。“宗教是一种文化,我对其历史、文化部分很感兴趣。但是我是党员,所以不能信教。”张舒说道。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清华某班级的党支书。

身为党支书张舒和作为基督徒的魏涔月,这两个好友会经常约在一起吃饭。张舒说,魏涔月与他们在生活上基本没什么不同。“只是有一次吃火锅,点了鸭血,她说她的教义里不许吃血。”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次,张舒主动约魏涔月吃饭。魏涔月都说,这次没空,教会那边要和教友聚会。

也许,就在平安夜的那个夜晚,当张舒正琢磨着当晚该去五道口哪一家餐厅吃饭欢度时,魏涔月已经将《圣经》装进书包,骑着自行车,穿过了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朝着挂在宇宙中心某个角落的十字架奔去。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教会名称、基督徒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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