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作者:Stella

最近,王怡牧师一篇命途多舛的文章(《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引发了变革派和基督徒之间在观念上小范围的尖锐对峙,除了被一些朋友斥为心灵鸡汤,被另一些朋友责为政教混一,甚至还被用来作为基督徒“只专不红”的典型判例。就我对自由派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了解,这并不稀奇。


王怡的话语方式固然有可商榷之处:偏教牧性,对话性稍欠——然则在基督徒看来,其形式和内容并不构成接受障碍,倘若排斥此文的朋友们将来归信,认基督是生命的主并且掌管万有,自然会同意我的说法。在处境和文化对话中,我倾向李勉群(Charles Lee)教授所说的“广场模式”,但就本体而言,即便语言通约性再好,信与不信仍然不能同负一轭,“三观”加“政教观”之矛盾不可调和实属必然。毕竟,“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


在《盼望》一文的阐述中,非信徒读出“放弃世俗政治”的信息,然而果真如此?


举目单单仰望上帝,不等于闭眼不看世间的不公不义,但又不是单纯地诅咒世间的不公不义,因这是天父世界;一种超越此在的盼望,不等于否弃人的本分,甚至对于基督徒,永生的超越国度的盼望直接决定了此世在地的生命之存在状态。对世俗政治不抱希望,不等于以“低素质”否定国族“得救”的可能,而是表明“分别为圣”是另一种或许更决绝彻底的政治参与方式。强调高于政治的政治,并非取消世俗政治参与的价值,而是进入被政治裹挟的人群,向干渴绝望的灵魂传递一个消息:人可以在政治中,却不被政治捆锁;人可以必有一死,却不被死亡所胜;正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从国教”先驱倪柝声说过,人不能“超政治”。某种意义上,人生在世,无往不在政治中。基督徒的“政治”不可能脱离上帝的启示真理(严格来说是《圣经》)而存在;上帝始终在场,而不是如自由主义遐想的“政治为先,上帝靠边”。政教分立并非信徒和教会的“应然”,它是顺应世俗社会形态和世俗政府权柄的“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是一种选择,而是被选择。这其中有上帝奥秘的定意,恐非实证逻辑所及。


对基督徒而言,上帝在万事万物中掌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宪政在此,上帝跪安”。对基督徒,与上帝同在才有真自由;对自由主义者,真自由似乎可以“拍立得”。当然,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非信徒态度较为折衷,认为信仰和政治是灵魂与世俗两套体系,政治/政府不干涉个人信仰,同理,信徒也不该把基于信仰的世界观注入公共生活尤其政治领域。但是对于基督徒,任何体系都没有资格与上帝的权能平起平坐,任何世俗政治哲学都没有资格与启示真理讨价还价。这不是贬抑自由意志,而恰恰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珍而视之。


让我再次言明:1.当一个人试图用智识去驯服上帝,他就成了无神论者。2.基督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衰落,究其原因有二:激进的自义与退缩的自义。所谓退缩,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都很突出,即退居一隅,放弃政治、教育和社会参与,将世界拱手让给世俗思潮;所谓激进,简而言之就是妄图以人的时间表覆盖神的时间表。社会福音宣扬者和变革派自然不认为“激进”构成“自义”(“激进”在此涉及具体神学语境),而热衷于借助基督教文明溢出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去做“主体性”抗争。然而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背负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必然需要批判黑暗现实、澄清谬误传递真知,甚至身体力行见证价值观尤其政治立场(例如非暴力不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作为基督的门徒必定以那拯救世人于“死罪”的好消息为马首是瞻,以大使命为默认的天职。在公共论域,作为信仰者尤为不可接受的,是将对所谓社会问题的关注置于无可比拟的高度,高于对人本身的关注,而这,恰是真正的僭越。


基督徒的“政治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性绝不可靠。正如马丁·路德所说:你拥有的一切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力量、美、财富——都是地狱暴君(也就是罪孽)的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一切都强迫你服从于恶魔,并巩固和增强了它的统治。


基督徒的“国度”具有地上与天上双重属性和张力。关于超越与临在、已然与未然,对原初“美国精神”具有决定性的清教徒神学对此已阐释得很多。有变革派人士举里根为例作参照,且不说这种类比是否得当,这种对照在方法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就算里根是万人敬仰的伟大总统、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话语和观念也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教导。即便是保守主义旗舰人物、自称基要派的小布什,其政治神学也不代表政治正确,何况在教会内部也多有争论,相关问题既重要也复杂,就此点到为止。


我也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现今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即(似无意识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置换为“美利坚福音”,将“天国梦”置换为“美国梦”,自由派受此感染颇深(抑或相互感染?)。政教问题宏大而繁杂,尤其涉及末世论,需要精微而扎实的研究,非我学力所及,更不是像许多自由派人士以为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简单直白。但似乎国内关于这方面好的、有影响力的专论并不多(恐怕言论压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有质量的对话很少或几乎没有,甚为遗憾。


关于非信徒重视的宗教宽容、信仰多元问题——事实上基督徒同样重视——在讨论中常常被无意混淆,并指向基督教的“排他”。首先必须指出,宗教都是排他的,尤其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但凡成体系的宗教,必定对其体系之外的信仰系统构成排他性。在真理维度,持守一种价值标准,必指向排他性;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既顺服真理,又同时参与对这一真理体系的怀疑或重拾不可知论。终极价值上的“自由”,意味着某种无绝对立场的绝对立场,或许也意味着风能进雨能进,上帝不能进。对于基督徒,既然有合理认信,就必然需要面对与这种“合理性”相斥的“不合理性”,分辨并以源于启示真理的道理妥善应对之,就成为必要。然而应当区别“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排他主义”(exclusionism)。对绝对真理的委身和宣扬,跟爱、包容并不是二元断裂的命题。“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jealous)的神(申命记 4:24)。”基督教的所谓排他性,在于认信的独一性,本质上这与宗教宽容并不冲突:因为爱人,所以包容多态,接受一元认信与这个多元世界的张力,而且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犯罪的倾向),在相当长的历史尺度内保持这种张力是健康的。但是,与此同时,更因为爱人,所以要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弘扬一元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我再次引述卡森(D.A.Carson)的话,这次是完整版:“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解决痛苦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核心开始,必须是出于对福音的深刻的热忱。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信仰上的必须,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在信仰上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福音才让人得永生,让人遇见我们的创造主——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十字架、末后审判以及永生,所有的问题都不再如此重要。这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以圣灵的大能全面地传讲福音,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更彻底地转化人,不仅仅是改变人的态度而已。”


让我借用巴刻(Packer)的表述:“福音确实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它解决问题……是从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着手,就是人和他的创造主之间的问题;除非我们明确表明前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后面问题的解决,否则我们就是错误地传递信息,成为上帝的假见证。”


让我再次“陈词”:提防理性主义的信仰话语,一是警惕将圣经视作一种纯哲理或伦理学说(剔除神迹、否定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其次应明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或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上帝论。在某些看似鼓吹信仰实则暗昧游移的立场中,“上帝”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自由”“权利”是已然成为偶像的。一切人本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辞和自由话语,实质都将德性、超越性、自由与其本源切断。现代言论殿堂供奉着虚假的自由与幸福之诺,盛装这许诺的是一个千孔百隙的容器——人性。晓真理而得自由,若离弃了十字架上的救赎,“真理”就只是人类自立为立法者所立的法,不过是肉身成道的普世版,自由和美善终究无处安放。


基督徒的视野覆盖全地,而不是关在教会门内;基督徒的盼望是垂直的,而不是如这世界所喜悦的那般终其一生苟延在地平线上。对基督徒而言,信心(faith)、盼望(hope)并不是某种空洞的能指,它们必须也永远指向耶稣基督并祂的出生、受死、复活、再临。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和社会变革,因为基督信仰虽是个人性的,但却不是个人主义的;我们被分别为圣,却从不自外于共同体的苦难。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愿意因着使人与他的创造主和好而预尝将来被成全的国度,预尝那真正的自由、喜乐、平安。


附录 原文: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
王怡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街边的食店、杂铺,老板或伙计站上凳子,更换印着的中国梦年历。食客问,买的还是送的。多半乐呵呵地答,送的。这一举动,并不表明他们对新的一年,怀着盼望。按着哈维尔的分析,这与几十年前,父辈在店门口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如出一辙。人们并非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有助于生意兴隆。但他们十分确定,缺乏这一标语的遮盖,极可能不利于自家生意。
 圣诞节那天,湖南高校的一群女生,身着汉服,手举标牌,上面写着,“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这与两个月前,画家集体跪拜名师的一幕,相得益彰。有时候,盼望的确是从否定什么,或抵制什么开始的。那么,在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潜流中,他们到底在盼望什么呢?座上名师的境界,高过了杂货店老板呢,还是三教九流,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跳船的人,越来越多。是对社会心理一次次的重创。大面积的裸官与老虎,成吨的钞票,和权色交易,所摧毁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看不见的盼望。金钱和性,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力量。它们提供一种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卑微中拯救出来的,一种身份认知。
 在旧时代,很多人只要坐到周徐令苏的位置,这位置本身就足以提供巨大的宗教价值。在位的荣耀,一切衣食住行的特权与待遇,尤其是为他人命运作决定的感觉,已足以使他们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认知。权力本身就足以打造一种世俗的救赎。因此,很多古人都会仔细地行使权力,主要不是利用权力谋财谋色,而是利用权力谋取历史上的地位,人群中的荣耀,及影响和决定他人利益的成就感。
 回顾1793年的元旦,马嘎尔尼是来华的英国公使,他虽未叩开贸易大门,却趁机观察清末社会,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做官确是一种宗教。其中当然包含了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暖的部分,但这种宗教最深远的核心价值,乃是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很多人为此目的,宁愿在金钱和情色上克制自己。很多早年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而薄周徐令苏的落马,其中有深意,远超过反腐的形而下议题。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宣称,在今天的中国,做官已不再是一种宗教。金钱和性,已赤裸裸地成为人们获得身份认知的,普遍的和最后的救赎之道。
 这意味着,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人们在潜意识里说,狗日的,他们总算实现了人生目的。他们这辈子得到了所盼望的。而我们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最可怜的救赎之道上,都是局外人。
 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连同“反腐”,都与“腐败”一样,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换言之,谁对这个国家还有更高的盼望?谁对自己的人生,还有超自然的、或形而上的期许呢?如果社会的盼望,与薄周徐令苏等人的盼望;如果高校女生的盼望,与小业主的盼望,都惊人地相似。那么,把这些人抓出来示众,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不过是使人们更加如饥似渴而已。
 《圣经》中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新的一年,极有可能的是,每个人仍在否定一些什么,却无法肯定什么。每个人都在忍耐,却不确定忍耐的目的。可见的令人伤感,不可见的依然不可见。
 从这个视角看,年初,马航令人心悸的MH370失联事件;年末,《星际穿越》一片,在中国近7亿票房,掀起人人玄思五维空间的现象,这两个非本土的事件或作品,对国人宇宙观的冲击,大过一切社会事件的总和。发生在空中的灾难与救赎,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将一个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处境,生动而残忍地排列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在新的一年,人们需要新的救赎。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的救赎。
 1843年,狄更斯写出他的五个圣诞故事的第一篇,《圣诞颂歌》。评论家说,这一系列圣诞小说,是狄更斯对英国“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民众苦难的回应。他热爱生活,却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正是圣诞与元旦的区分。元旦,只是一个横向上的时间点,如果你在这个点上,憎恨你所生活的社会,你就不可能同时热爱生活。圣诞,却是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就如《星际穿越》的故事一样,你可以在这个点上,斥责一个糟糕的社会,又同时热爱生活本身。
 就横向上的时间点而论,黑格尔宣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按他的说法,儒家传统并没有带来我们对这个国家更高的盼望。年年难过年年过,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没有闯入我们中间,形成历史。
 1896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世纪”一词,称这是西人以耶稣纪年指一百年为期。从此,“世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时间性的人类社会的通用描述。1900年后,“世界”一词,亦在文献中取代天下和万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称谓。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从那时开始,闯入我们中间。但迄今为止,我们很难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黑格尔所谓的“历史”。
 按着《星际穿越》的逻辑,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治无关,与领袖无关,甚至与制度变革和GDP增长也无关。盼望在于一个纵向的时间点上,爱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出现。真正的,明年复明年,必将一再重复的悲剧是,建筑工若不爱那些住别墅的人,他们修出来的就不是别墅,而是监狱。教师若不爱自己的学生,他们传授的就不是知识,而是犯罪手段。政府若不爱纳税的公民,他们的统治就不是统治,而是奴役。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在新的一年,若没有一个高于中国的梦,中国就最终只是一个梦。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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