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文: 当北岛系上红领巾

黎学文 评论员

10月14日(二)




北岛系上红领巾的场景,不由得让人唏嘘不已感到荒诞滑稽。

前几日,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大陆着名诗人北岛,在出席杭州的“大运河国际诗歌节”时系上红领巾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据参与者描述,“大运河国际诗歌节”的幕后支持者是杭州市拱墅区委宣传部,北岛、西川等人参加此活动,北岛在活动现场还“在蓝天白云下,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

这样的场景不由得让人唏嘘不已感到荒诞滑稽。北岛曾是1980年代文学反抗的符号性人物,是朦胧诗派的旗手和着名的《今天》杂志的创始人,1989年后流亡国外,曾是海外“流亡作家协会”的主席,被作为红色帝国的敌人多次回国被拒绝入境,近年来开始获得允许,现身于国内一些文化活动,他的多部书籍也在大陆公开出版。此次北岛系上红领巾,让民间舆论为之侧目哀叹,源于北岛这个曾经的文化反抗的符号与红领巾这个极权意识形态符号的叠加,当文化反抗者符号和体制的红色符号化身为一时,时代的荒诞和反讽瞬间定格。

资深观察家、评论家温克坚兄认为北岛最后的缴械与其当年的身份有关,1980年代的从事文化反抗的诗人作家们秉承的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信念,并无社会科学家的清晰思想背景,他们的妥协回归除了显然的利益外,如着作的公开出版,出席公共活动的资格等,与他们内在人格和知识背景的阙失关系甚大。在微信朋友圈里,我看到着名诗人、良心犯师涛先生对此的反应,他把北岛的诗集从书架上全拿下来了。让北岛的书籍下架显示了一些昔日的同道对此事的态度。而相对于我这样的更年轻的一代知识人来说,北岛这个文化符号早已模糊不清。虽然我还残存着一点有关他的精神记忆:10年前,我在杭州住着地下室艰苦考研时,在骑着破自行车去大学自习室备考的路上,还迎风背过北岛着名的诗篇: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在1980年代的风云成为绝响的时候,那些曾经激励无数心灵的诗篇连同作者一起消失在残忍的时代洪流里了。

抛却文化情感的哀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北岛的选择观察到这30年来1980年代的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嬗变轨迹,梳理这段轨迹也许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思考。

1989年的六四成为这代知识分子的转捩点,一代精英知识分子遭遇集体的清洗,一大批人流亡国外,如刘宾雁、方励之、陈一谘、王军涛等,近年来不断传来客死他乡的悲伤消息,另一些在国内的人经历了牢狱、蛰伏、畸变和返场的变化。

值得注目的现像是,1980年代的那批精英的知识分子,近年来开始浮现活跃于话语场中,借助逼仄的市场化媒体空间和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曾经流亡的一些人开始回归,如朱嘉明、北岛等,而蛰伏于国内的一些人也开始返场,如陈子明、周舵、荣健、吴稼祥、周其仁等。回归是在一定的妥协条件下实现自不待言,而返场的这些人,除了陈子明先生坚持着相对连贯的系统性的思想论述立场外,其他如周舵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荣健等所持的改革话语虽然活跃于一时,但也面对新极权刚性残酷的语境丧失了解释能力,而吴稼祥式的疯癫呓语更是屡屡成为众人嘲讽的笑谈。

今天格外让人心酸的精神图景是:当长期坚守的陈子明先生身患重病辗转于病榻时,流亡归来的北岛却系上了红领巾。在回归与返场之间,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命运烛照出30年来大陆的思想精神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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