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基督信仰

伍伟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 助理教授)



在十九世纪左翼运动对基督教的攻讦中,教会常被视为建制的共犯,以来生虚妄的国度拐诱人心以让人苦熬现世阶级的压迫,而不图政治社会的改革以寻求根本的解放,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正是这种宗教批判最绘声绘影的表达。在左翼人士看来,现代教会信誓旦旦地重申「政教分离」的信仰实践,本身就是麻醉人心的政治技俩,实质在传播一套保守的意识型态以合理化社会的不公义,用今天流行的表达,教会的宣讲正是对信徒的「洗脑」。如此,寻求政治社会的解放便必须批判宗教,左翼的宗教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以直接解放人的意识为目标,甚至有更激进者,认为社会主义应消灭宗教以彻底摧毁这种保守政治意识型态的摇篮。

社会主义的宗教批判在二十世纪继续长足发展,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考茨基(Karl Kautsky),便拳拳服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以此解释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考茨基认为「原始基督教历史表现了好些与近代劳动者运动惊人的一致性」,它本是无产阶级发起的一场社会运动,是被压迫者的抗争,是贫穷人的宗教,追求公平分配、放弃私有产权、反对统治者的压迫,强调此世而非他世的解放。但早期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其原始理想,拥护它曾经反对的,考茨基特别批判基督教以道德责任强化人奴隶的意识,例如在新约的书信中赤裸裸地对信徒进行「洗脑」,教导人作顺服的奴隶,诉诸宗教良知以让人对此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彼前2:18-19; 西3:22; 提前6:1-2)。考茨基申明,当基督教宣扬这种奴隶福音的同时,也正是消灭被压迫者追寻自由的盼望。

面对工业革命以后急遽丕变的社会型态,外加社会主义思潮的诘难,西方教会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悉心毕力地参与社会的慈济事业,众多恤孤救弱的基督信仰群体纷至沓来,为港人熟悉的天主教明爱机构也是这种信仰响应时代的产物,它于1897年在德国南部的佛莱堡首先设立,百年间发展为振贫济乏的全球跨国组织。然而,教会在社会事业的努力,却无助于消减社会主义者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猜嫌。神学家亦洞察出左翼宗教批判的尖锐性,进而激发他们进一步思考信仰和社会的关系。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便认为早期教会服膺一种辩证的属灵观,强调不为外物奴役的自由,当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并不是贩卖一种不负责任的他世福报观念,反之,保罗在此指出了福音的现世大能,当内心为圣灵浇灌而彻底改变时,人享有一种无所待于物的自由,以至「凡事都能做」;相对而言,社会主义者非要剿除一切外在政治社会束缚才能获得的自由,便显得琐碎而失其环中了。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指出,早期教会的属灵观无疑带有明显的保守政治倾向,他称为基督教的父权主义:没有动力改变社会政治不合理的状况。但他同时表明这种信仰在西方历史中革命性之所在:视一切政治社会制度均是相对,需要置于基督教的理想及超越的准则下审视,进而推翻现有败坏的制度,卓立新的社会秩序。

几年前过身的英国晚期古典史家马库思(Robert Markus),精研第四世纪以后欧洲的去世俗化(de-secularisation),他指出教父奥古斯丁修道主义思想的精粹,有别于传统的禁欲主义,更多强调社群的生活,当修士进入修道院,放弃财富、婚姻、权力种种社会视为必然之物事时,他并非看身体物质为邪恶,而是宣告一种基督信仰的自由,自由地从社群的必然性中抽身而出,以爱、顺服、谦卑、服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修道生活中展示一种根植基督信仰的新社群型态,这种社群型态对二十一世纪惯于为物欲所吞噬的信徒肯定别具意义。马库思研究的发现正是特洛尔奇上述论点的脚注,特洛尔奇准确地看见,早期基督教看重「革心」过于「革命」,教会完全无意于任何社会改革,然而,这种纯然宗教性的信仰,却可以带来「革命性」的社会后果,为政治社会制度的改变带来深邃而持久的影响,而无需动辄诉诸「革命」。也许,这些卓越的神学研究提醒我们,基督信仰的自由让我们不必然被动地随时代的思潮起舞,当我们忠于福音的本质,又藉圣灵的引导时,基督信仰是可以为世界开出不一样的社会远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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