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衰落”的温州教会

张远来

温州伯利恒丰收教会


曾几何时,我们一提到中国基督教就会想到温州教会,我们赞叹这个地方的教堂豪华、数量众多、人才济济、经济雄厚、信仰热情、事工健全……我们标榜温州,我们把温州当作中国的耶路撒冷。然而,赞誉之声余音未逝,衰落的迹象就已经凸显。

一、衰落的迹象

1、信徒增长减速
时过境迁,这个文革后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温州教会,如今增长减速。十年前,甚至仅仅是五年前那种快速增长的势头如今几乎很难再现。这不仅是因为城市化的结果,在温州周边的乡下教会如此,即使在市区,信徒的增长也已经远远不及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由于信徒基数的变大了,如今增速的减缓并没有被教会普遍关注,大家还以为教会每年都有上百人参加洗礼,但他们已经忽略了,增长的速度(比率)却在逐渐下降,在某些地区,其增长的速度已经接近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同一地区的比例已经没再怎么增长了。

2、信徒热情减退
如果说信徒增长的放缓是有诸多环境因素使然的话,信徒信仰热忱的减退却是教会不能忽视的内伤。过去教会那种对上帝单纯的信仰、对罪恶的敏感、对传福音的激情、对教会的委身、对奉献的积极,甚至对上帝神奇的经历,今天已经不再多见。教会宗教化的形式多了,其信仰的实质却不见了。温州教会有比较完善的事工体制,这些事工体系过去多是为了单纯的教牧和陪灵,但如今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必要的形式。甚至在形式主义上出现了攀比之风:比赛教堂的豪华,比赛陪灵会讲员的来头,比赛教会事工的外在效应。以至于失去了信仰的本质和热忱。

3、思想僵化,体制落后
温州教会在文革及其后期,长执(包括某些家族,称谓不同,本文姑且把教会中的实力管理者叫做长执)对教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逐渐形成了长执在教会中的绝对权威,时至今日,不少教会依旧是建立在某些家族的势力之下。这一体制在过去对温州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教会的民主管理及发挥信众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一体制若处理不好教牧与长执之间的关系,两者定位不清,就会出现种种弊端。不幸的是,温州相当一部分教会确实处理好教牧与长执的关系,因而教内矛盾突起。长执制度在教会市场化的今天,特别在温州,依旧有着时代性,但更需要的是处理好专职牧者与长执之间的关系定位。这种关系本来在使徒行传中借着使徒彼得已经清楚表述过:“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2-4)。也就是说,教牧人员当以教牧为中心,而行政性的事务确实需要类似长执的群体去管理。但教会行政的目的是为了教牧,也是以教牧为中心的。这一体制是教会管理的最好蓝本:信徒选出代表,教牧按立长执,而长执又制约教牧之产生与侍奉之审核。但这些体制一旦到了中国就变了样。在温州长执成了教会的法人和唯一的代言人,而教牧人员则成了长执雇佣的打工仔。教牧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反而成了一个雇工。聪明的温州人在教会的治理上显得些许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落后。

4、“以未泡透的灰抹墙”

实际上,温州教会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教会早已存在的危机,但改革则意味着弃绝固有的习惯和既得利益(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权力更是一种内在的诱惑)。因此,不少温州教会开始寻求一些外在的可见的形式,来弥补内在真正的空虚。他们在灵恩与传统之间的挣扎,要么更加固守传统,标榜保守的神学观念;要么学习那些外在的形式,把灵恩主义的东西原版拷贝。但无论是传统的固守还是灵恩主义的盲目效仿,都未能彻底解决温州教会发展后劲的乏力。有些教会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开始检讨,但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有温州教会领袖甚至断言:认为温州教会的衰落正是教会百年一个轮回的规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世界在不知吸取经验的利己主义危机中,确实常有历史反复性的“轮回”,但圣经从没有把教会“衰落”视为宿命。

二、衰落原因浅析

1、城市化的共同结果
相当一部分温州教会人士认为温州本地教会的“衰落”现象是城市化的结果。温州的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不同,温州文化具备一定的海洋文化的特征,他们善于经商,乐于贸易。早在几个世纪以前,温州人的商贸脚步已经涉足海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温州这个最早集体“下海”的地区,城市化的步伐显然比别的地区更快,对外来事物反映得也比其它地区更敏感。因此,改革开放给了温州教会发展先机,信徒也就在最初的文革后的信仰真空中大面积地进入当地社会,甚至成为主流信仰。温州经济首先是在本地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开始大批大批地走出温州,寻找更多资源。很自然地,温州教会大量的青壮年信徒移民、或者经商到了其它城市,甚至海外。他们大部分时间留在了温州以外的地区。原本的温州教会,特别是农村教会就剩下了留守的中老年信徒,从而给人一种衰落的印象。这派人士认为,教会是跨地域性的,其存在不是一种地域性的组织形式,而是一种信仰及文化上的影响力。温州教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把福音带到了国内外的不同城市,甚至建立起了温州人自己的教会,他们把温州的教会带到了不同的地方,是一种典型的商贸宣教。温州教会并没有衰落,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这也许是对于温州教会“衰落”比较乐观的看法。不过,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温州教会并没有在中国的其它城市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教会,而只不过是温州商人自己的团契——充其量也只是非温州人参加一下他们的聚会而已。当然,有不少温州教牧人员在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建立了普通话的教会。但如果是真正意义上以非温州人为主体的教会的话,那也基本是牧会者基本脱离了温州教会那个专属圈子后的结果[1] 。也许城市化的结果是让温州人把教会带出了温州地区,但事实上,温州教会也已经很难找到十几年前那个欣欣向荣的景象,是持守过去那纯正的信仰,在与潮流文化的张力中固守本位,还是随波逐流,让成功神学支配教会的发展?眼下的温州教会似乎普遍缺少一个共同的方向,这依旧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2、领袖没有异象
这是笔者访问了一些温州教会牧者和长执后,他们基本的共识。据说温州市长陈德容批评温州时说过:“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窃以为这句话放在温州教会里也同样适用。不少信徒有开拓性,而相当多的领导却把开拓精神视为教会的不稳定因素,或者是对信仰的改变。和不少温州的企业一样:抢占了先机,但却后劲乏力,他们缺少那能使企业长盛不衰,指导其正确发展的企业文化。温州——这个更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地区,教会抢占了文革后社会开放的头啖汤,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过去在教派时代的基业,但却没有建立起能让教会长久健康发展的教会文化。因此,一旦遇到世俗主义的强烈冲击,便立刻显得莫衷一是和力不从心。现在温州教会已经遇到了其发展的瓶颈,要么在改革中生,要么在固守本位中慢慢枯黄。可怕的是,温州教会的领袖们普遍具有危机意识,却鲜有建树地找到突破瓶颈的灵感和敢于变革的勇气。

3、教牧人员像雇工
温州教会一般的管理体制类似长执制度。但又和国外的此类教会大相径庭。长执制度在国外,一般都比较民主,但在温州更倾向于家族式的长执。温州不少教会是由那些在文革中依旧持守了信仰的信众建立起来的,他们自己花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建立教会。因此,也在教会中有着较高的威望。自然地成了教会的法人,或者行政领导。但一般而言,他们并非都参与牧养,而是雇佣传道人来教会牧养。因此,牧养型的传道人在温州地区的教会也许有一定的声望,但不一定有具体的在教会中的直接影响力。教会的权力掌握在那些类似长执的部分人手里。这些长执聘用传道人,也给出了他们相应不错的待遇。在厘定的薪水之外,还给传道人比较丰裕的“车马费”,传道人也习惯了直接接受信徒的奉献。这些也无可厚非。但由于传道人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去从整体上规划、管理和牧养教会,久而久之对教会也没有态度的感情投入和责任心。慢慢地,就失去了奉献精神和信仰情怀,而更像是一个雇工——他们无须具体地去关心信徒,而只需要关注聘用自己的长执们和能供给自己好处的信徒。侍奉就变得和一份生存方式的工作没了两样。他们带领几个聚会点,讲完道就走人,或者带着或多或少的探访收红包的心态去探访信徒,每年从每个聚会点接受固定的一万或其倍数的“车马费”,加上固定在某个堂点的薪俸,也基本算是可以满足的小康生活了。因此,在温州地区,我们常常看到长执开拓教会,教牧人员则安于现状。把神圣的侍奉当作平常的工作,这在温州不少新一代的传道人中间有着一定的共性。这从某个程度上加剧了温州教会的衰落。

4、太过自信和“抱团”
温州人一般自信而抱团。一系列的成功让温州人自信自己可以解决困难。温州人很少内讧,据说在海外做生意时,温州人之间所有矛盾,但也不至于弄成一山不容二虎。温州教会同样继承了温州精神的自信和抱团。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温州教会内部,温州信徒之间可能一间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难以接纳非温州人进入温州教会的“核心”,或者说“圈子”里。因此,当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温州地区时,温州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人力资源来充实自己的教会,建立多元化的教会,就像沿海的深圳,长三角的上海。也许是温州城市化的进程比不上珠三角和长三角彻底,也许他们当时还不具备教会的国度胸怀。当然,今天的温州教会早已经有了普通话的事工,也有了外来人员的群体加入教会,非温州人在温州教会的非温州人的团契中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地位和领导力。但整体而言,这一事工依旧显得肤浅而犹豫不决。

5、世俗主义的冲击
世俗主义是当今教会最大的敌人,在南方形成了明显的成功神学,在温州形成了明显的攀比之风。就像温州的商品一样,温州教会很多事工的开展也是建立在模仿和攀比之上。看重形式超过信仰的实质,看重事工胜过看重人本身。攀比教会的华丽,攀比事工的形式,甚至攀比请到了怎样的教会名人。明星效应在温州教会较其它地区的教会更早凸显。而在实际的教牧事工上,很多教会的常规性事工开展的并不深入,形式打过本质。教牧人员生活安逸光鲜,但普遍缺乏属灵的权威。有温州当地的教会人士曾告诉笔者:在温州的某间教会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培训,一个经济学博士和一位牧师主领。教会开给这位经济学博士一天的课程是一万元,而一起授课的牧师则只有300元。庞大的落差反映了教会骨子眼里对传道这一侍奉的轻视。教会在圣经的真理上向世俗妥协,基督教那些普适性精神和价值被功利化地选择,教会和社会一样,学会了用物质化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其自身存在的价值,物质效应充斥在教会的价值取向里,教会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可量化的效应来决定其事工的发展方向。总之,圣经真理已经不再是教会唯一的判断基础了。

6、家族企业式的教会发展模式不适应市场化教会发展的规律
温州不少教会之建立与某些家族的努力息息相关。也因而这些家族在后来的教会发展中占有了相当的地位和声望。他们家族的意志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教会的发展。这一形式在温州教会过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宗教逐渐走向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管理的今天,家族式的教会管理模式显然不再适应市场化教会发展的规律。家族企业式的教会管理模式在颇具杀伤力地压制了信众的主观能动性,它试图依旧以一元化的模式来限制多元化时代的教会发展,因此,教会不再有创造性的思维,而变得死气沉沉。

另一方面,教条和僵化依旧在限制温州教会的突破,甚至也没有人敢冒险突破教会观念的限制。这么多年来,温州一直在给人学习,却鲜少学习人。我们仅就温州教会习惯的证道方式来看,在几乎世界福音派教会早就更倾向于释经式讲道的时候,温州地区的证道基本还是没有统一主题的“清一色的三大点,九小点式的证道”,他们有题目,但缺少主题;有激情,但缺少感情;有知识,但缺少灵性;有神学,但缺少时代性的突破;一般而言,在概念性的知识上,也显得较为局限。这不是说温州教牧同工不优秀,而是说,相对于温州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7、教会活动形式打过本质
“有宗教的形式,却不一定有信仰的本质”。这是一位温州牧师对温州教会的评述。一针见血。当教会不再有新鲜的供应,而只把形式当作本质时,会让信徒和教会都习惯于形式,他们会以为教会就是如此!信仰就是这样!当灵性越发空虚,真理越发匮乏时,他们就更以形式来掩饰内在的缺乏。诚如先知的谴责:“他们的祭司堆砌东倒西歪的墙壁,先知用未泡透的灰抹墙!”用外在的形式来掩藏内在真正的空虚,这才是温州也是我们当今教会普遍危机。温州教会的衰落有其存在的殊性,也有中国教会的共性。也许实际的问题,就像温水煮青蛙,比你我的观感更加可怕。我们完全没有沾沾自喜的本钱,要么在更新中生,要么在安逸中枯黄!

三、出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不仅是通向上帝的得救之路,耶稣也是一切困境中的出路。回到圣经中,你会发现,上帝不仅在圣经中警告了我们偏离上帝教训的种种后果,而且祂还启示了我们,如何悔改得胜的出路。

1、更新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也就是说,教会不可追随世俗潮流,但要思想不断更新。有时我们会随波逐流,顺从世俗的潮流,还以为是跟得上时代;有时我们会以捍卫真理的坚强,来捍卫我们恰恰是违背真理的观念。圣经的真理永恒不变,但传讲真理的方法,为真理作见证的途径,需要不断更新。符合我上一代的崇拜方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在过去成功的管理模式不一定今天依旧合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不妨静下来看看,我们所习惯的崇拜、管理、牧养等习惯和方式,是否事半功倍,抑或事倍功半,吃力而不讨好。上百年不变的崇拜礼仪,可否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融入更多时代性的元素呢?教堂的建造和装饰可否带进更多信仰、文化和功能性的气息呢?窃以为,在真理的基础上,在合乎处境文化的背景下,在以敬拜上帝和造就人的目的下,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

2、体制改革
和内地教会一样,体制问题成了温州教会最大的瓶颈之一。温州教会的教牧受制于教会的长执,即信徒和义工管制同工。这是圣经所无法容忍的体制。教会的体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却有定规的原则。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定下了一个基本教会体制的原则:教牧与行政分开,行政服务和服从于教牧。(参徒6章)。也就是说,教牧是整个教会的中心。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教会体制:信徒选举产生了长执,而教牧人员确定和按立长执,并赋予长执管理教会的资格。而教牧人员的侍奉又要在长执团和全体信徒会友中述职,并由全教会决定教牧人员的侍奉资质(聘用教牧人员与否)。这一体制后来在加尔文宗中得到完善的发挥,建立了民主的,既能发挥侍奉者的潜质,又能相互制约的管理体制。当然,圣经是一切决策的终极权威和真理的基础,教会一切的决定具要符合圣经的真理。今天,体制内教会的普遍问题是行政人员的权力过大,或者教牧就成了不牧养权力贵族,在教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和不受制约的特权。真正的牧养者,真正的教牧人员成了任人摆布,苟且偷安的雇工。人的话取代了上帝的话,人的权威取代了上帝的权威,人的统治体系代替了属上帝的教会治理体制。这就是温州教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重建教会的秩序,走出衰落,我们就需要回归圣经,在真理的原则下,重建我们的教会体制。

3、重建信仰情怀
教会向世俗妥协的结果是失去了真理,从而失去了信仰的情怀。我们以为牧养就是建立一套基督教的崇拜习惯,信仰就是到教会完成一套宗教仪式。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完全割裂,我们的思维模式与世俗没有两样;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和这个堕落的世界没有不同,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满足,我们一切的见证都是恩典和好处——和成功学教授的没有丝毫区别!我们有选择性地接受圣经的教导,以自己的喜好选择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所有的敬畏和敬拜都是在满足自己感官的感受。凡是不符合我们喜好的真理,一概扬弃,凡是不符合世俗价值的东西我们都不选择!——今天的基督教已经面目全非了!他们选择的是赐恩典的基督,而不是十字架的救主;他们选择的财富的上帝,而非忏悔的福音。这是基督教衰落的起始,也是基督教虚假复兴的终点。

走出衰落,我们需要重建信仰情怀,以圣经重建我们的价值观,以信仰重塑我们的情操,以真理重构我们教会的蓝图。

其实,“衰落”不仅是温州教会的迹象,也是中国教会在那浮肿的复兴背后隐现的共同危机。我们若不在基督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建造那属灵的灵宫,那所有用未泡透的灰所粉饰的成功神学东倒西歪墙垣终会倾塌!所幸,我们还有机会!


张远来
2012年5月于广州


[1] 温州人比较抱团,甚至在教会里,非温州人是很难得到温州教会的接纳,而成为“圈内人”的。因此,温州人比较不容易在自己的温州圈子里建立非温州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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