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呼唤——50年代彝族地区宣道回忆

教会杂志
口述/边云波 整理/恩雨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大陆许多弟兄姐妹有一个领受,要往边疆传道,甚至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是传到地极。边云波弟兄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48年蒙召,写下《无名的传道者》后,与七位弟兄姐妹一同去西南传道。1950年到1952年间,边弟兄数次前往云南北部彝族地区服事,本文摘编自他的讲道和见证的相关部分。





我和两位彝族弟兄沿着一条崎岖狭窄的荒路,走进一座荒山。荒山里有一块地长满了荒草,荒草中有一座无人注意的荒坟。荒坟四面环山,周围有许多青松,坟前有一个十字架形的墓碑,碑文上刻写着一位宣道士的名字。


这位宣道士是内地会的一位英国传道人,多年前来到云南北部彝族地区传道,白白地给人治病,带领了不少人归主,后来他死在这里,葬在这里。他墓碑上的字,就是他在这里带领信主的第一位信徒李发献弟兄亲手刻下的,这位李弟兄后来成为这一带教会的“会长”。


1950年冬天,有两个彝族弟兄来昆明做买卖,一位弟兄叫匡德厚,一位姓王,他们看到我们教会大门上悬挂着的“来信耶稣”四个大字,就力邀我去他们那边传道。那时他们中间没有牧人,只有自己聚会。我去西南本来就是要到少数民族中间去的,现在他们竟然来主动邀请,显然是神的带领。


我们三人步行了两三天,才从昆明来到禄劝北部山区。在这位老宣道士的墓前,我心里想:一个外国人,还这么爱中国人的灵魂。我们中国人自己,又为我们的同胞们作了些什么?……



那时云南刚刚解放不久,山区还不够安定。我们三人在走近禄劝县城的时候,便遇见了一些难处。


记得那天黄昏,我们疲惫地爬上一个山坡后,喜见县城已经在望了,忽然有几个汉族的女解放军唱着歌走下山坡来。她们一看我的穿着不是本地人,歌声立时止住了,在查看了我的证件后,就问我到少数民族中间来干什么?我说是应少数民族信徒的邀请,来看望他们的。匡德厚弟兄马上说:“这位老师是我们请来的。”解放军当时没话可说,停了一下,严肃地说:“你进城以后马上到公安局去报到!”


我们进城后,先找了个小店,刚放下手提的随身用品,就有两个公安人员提着带有红线坠子的手枪来找我,说,公安局长叫我去谈话,于是他们一前一后把我带到了县公安局。感谢主,他一直赐给我意外的平安。公安局长一看便知是一位老解放军,身体魁伟,一口山东话,非常严肃。他一面问,一面不断地要求记录员:“要记仔细点!”他先问到我在昆明的住址和工作,然后问我和匡德厚是怎么认识的,他又是怎么邀我的。最后他说,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过我们必经的山路近来出现了土匪,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先不要离开县城。


我还没离开公安局,另外的公安人员把匡弟兄他们两位也带来了。这时我才明白,刚才是隔开我们,分别审查,事后他们好对证记录,看有没有出入。


公安局长严厉地问匡弟兄:“你们和这位先生素来不认识,这里土匪又这么多,路上遇见土匪,你们敢保证这位先生的安全吗?”意想不到的是,匡弟兄居然应声回答说:“敢!”这样我们就被要求先住在小店里。


由于我体质太弱,第二天痰中连续有血。但感谢主,心中非常平安。我没敢告诉匡弟兄,按自己的医学常识,到中药铺买了点藕节,把它嚼碎了,用水冲下去,血迹竟减少了。


过了一天,我主动去找公安局长,问能不能继续走向深山地区,去看望那里的信徒。这次局长非常客气,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就去吧!





局长既然许可,我们便决定先到匡弟兄的村庄乌尼归去住宿。


禄劝的彝族生活很苦,山是石头山,“土”地很少,漫山遍野都是树。他们在山上烧炭,自己不舍得用,挑几百里地到山下去卖,换盐巴和布上来。那时候已经冬天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穿袜子的,甚至有人连鞋也不穿,光着脚走路。从禄劝县城到乌尼归大约有七十华里的山路,日近黄昏的时候,离乌尼归只有七八华里时,我忽然大口吐起血来。匡弟兄和王弟兄都很紧张,说要背着我走这几里山路。我说我们先祷告吧,于是我们便坐在石头上祷告。感谢主,大约二、三十分钟后,我的血止住了。于是我们慢慢地又走过了一个小山坡,乌尼归终于遥遥在望了!


我怕惊动乡亲们,便切切要求匡、王两位弟兄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别人。他俩倒是真诚实,果然没把我的病告诉大家。不过晚饭时刻四面八方来了近二百人,这样晚上就不能不聚会了。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次在他们当中讲道的情景。教会盖了一个能够坐一二百人的大房子,叫做“礼拜房”。因为不舍得用土,他们有的房子是用泥土和石头混着砌起来的,讲台也是。讲台旁边有两个高台,上面烧着松枝照明。


讲完道以后,他们不走,坐在那里谈见证,一边烤火一边谈。散会的时候,漫山遍野已经一片漆黑,他们就把预备好的松树枝子捆起来,捆了好多捆,像火炬一样点着,拿在路上照明。山路很窄,有的时候两个人一把,或是三个人一把,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有近二百人,就有近百个火把。火炬的队伍向四面八方延展了开来,越散越多,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赞美诗,有的唱这个,有的唱那个。有些人在攀登高峰,有些人在穿越低谷,有些人走进了丛林,有些人分布在旷野。满天星辰,满地火把,到处都是歌声,我就流泪了,我说“主啊,愿我们中国大地上将来有一天能够到处点燃福音的火把,到处都是赞美的歌声!”





晚上,匡德厚弟兄夫妇接待我,他们一家住在里屋,我住外屋,一明一暗,没有炕,更没有床,就在地上铺点草睡。他们在屋子中间挖一个坑,一天到晚点着树枝,冬天的时候就用这个取暖,所以熏得满屋子都是黑的,好像用黑油漆的一样。匡弟兄曾被国民党抓去当过兵,所以学会汉话,那里会说汉话的也就一两个人。我们坐在一起说话、烤火,那时我穿着棉衣,他们都穿着单衣服,两三件套在一起,就是破破烂烂的也穿上。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就把狗皮劈成两半往肩膀上一搭,弄个线绳拴到胸口前面,左右交替着穿。房顶上铺的也是草,没有瓦,房梁上面吊了一根铁丝,下面那一端正好在那个火坑的上方,他们弯了一个钩,挂一壶水,饮用、做饭都从其中取用。那里基本上是吃盐水泡饭,招待客人再加一盘白水煮菜,菜是半生半熟的,舍不得煮太烂,捞出来沾盐水吃,盐水里面放点切碎的辣椒,有辣味也有盐味,就觉得香得不得了。他们用水是很困难的,筷子基本不洗,用袖子擦一擦,或者往腋窝底下蹭一蹭,觉得干净了就给我了。我也学他们用袖子擦。他们也很少洗脸,手也不洗,我受优待,他们让我洗脸,我不好意思洗,就用我的毛巾蘸点水把脸擦一擦就完了。


以前我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一位叫孙美芝的大姐说,如果她要是去西藏传道的话,就学习西藏话,学不好就跟他们住一块,他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他们喝什么,她也喝什么,生活跟他们一样,日久天长他们一定觉得奇怪,这样一个人来这里干什么?他们会好奇,问她的时候她就跟他们讲耶稣。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应当做这些彝族当中的人。我第一次去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周围村庄巡回布道,第二次去待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再去那个村庄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款待我,就杀了一只鸡,放点盐巴在水里煮一煮。他们的习惯是把鸡头给尊敬的人吃,我还记得那个鸡头不是很烂,鸡毛拔得也不是很干净,我就努力地吃,鸡冠也吃,鸡皮也吃,鸡眼、鸡舌头、鸡脑子都吃。他们就看着我吃,吃完以后说,原来边老师喜欢吃鸡头啊——闹了这么个误会,所以之后只要他们杀鸡,鸡头就一定要我吃。


天晴的时候,彝族人会“打场”,就是把晒干了的玉米,放在一块平硬的场地上,用竹片编成的拍子把玉米粒打下来,便于收藏。有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干,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干的时候,我就说要和他们比赛,他们也挺高兴,大家一起欢笑。后来有些不信主的人,看着我挺奇怪,信主的人就跟他们说,我是来这里讲耶稣的,这样传福音就比较容易。渐渐地,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当地彝族本来就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信主,如果一个村子开始有信主的,特别是比较受尊敬的一些人信,大家也就都信了。往往是汉族人的村庄不信,彝族人信主的很多,他们也挺自豪地说“彝强汉弱”。





1952年12月,彝族的弟兄姐妹在撒老坞召开了一个大的聚会,有七八百人参加,连着三天聚会,邀请我们过来讲。我就跟当地的区政府主动报告,说这个聚会不是秘密的,不是我们自己召开的,我们有路条[1]。所以几天聚会的时候,都有一位穿着军装、腰上挎着枪的解放军来到我们中间。


我记得当时讲道,讲到主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因着主耶稣的命令,这些鱼自投罗网,它们没有灵性,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赦罪的恩惠,只不过是吃草喝海水,但一旦神有命令、有需要、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它们就自投罗网进来了。我们受了多少的恩典?多少的福分?当神对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顾一切地把我们的性命摆上,荣耀神、服事主?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这一跪下来,弟兄姐妹哭成了一片。


那个解放军很惊讶,原来他是坐着的,后来站起来了,他左看右看,看着这跪着痛哭的七八百个人。当时我是用汉语讲道,彝族弟兄翻译,所以我讲的内容他应该很明白。


当时那一地区正在进行土改,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也在斗争地主,我们一开会七八百人,他们百十人,当然会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开斗争会跑去开信耶稣的会?1952年5月10日,昆明基督教联合会在云南日报第一版上突然发表声明,说我在武定传道,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讲世界末日,吓得农民直哭。我被迫离开那里,那时当地有四五千的信徒了。


每次我们离开一个村庄去其他地方传道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子祷告,祷告以后流着眼泪分手,送我们直送到村子外边二三里地。


我最后离开的那次,有位弟兄送我出去六七里地,还要往前送,我拦住了他,说:“你回去吧!再往前边走,就要下山了。”他依依不舍地说:“好,我在这里看着你下山。”我说:“山口上风太大,你还是回去吧!”他说:“希望你能再来这里!”我握着他的手说:“我不敢肯定。不过,要是神让我回来,我是一定会来的。”

我和另一位弟兄沿着一条盘山的羊肠小道,迂回地走了约一里多路,又看到了原来的山口。那位弟兄在山顶上大声喊着说:“老师------!早点回来------!”
我在半山坡上也喊着说:“山上太冷------!快回去吧------!”
那位弟兄招手示意:“早点回来------!”
我也挥手示意:“快回去吧------!”
因为前边路远,我向他又一次挥手,只好继续赶路。

我们盘旋着走了一段山路,又看到了那个山口。那位弟兄竟然还没有回去,仍旧在山头上,笔直地站着……距离太远了,喊话是绝对听不清了,我向他连连地挥手,让他赶快回去。他却不住地向我招手,意思是:希望你早点回来!


终于我们到了山下。我一回头,看见那个山口上他依然站着,我向着他又举起了手来……立时,山顶上,他也举起了手来……远远看去,他的身影已经很小很小了,但是,由于他身后是蓝天,我看得非常的清晰。山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单薄的衣服被风吹得不住地抖动。他的手一直高举着,高举着,好像是无言的呼唤。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这个影子一直刻印在我的心里,几十年了,想起这个影子,我就想念那边的弟兄姊妹们。


[1]在当时云南地区,要出远门,需要到公安局开一个身份证明,以备路上盘查。


——选自《教会》总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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