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质是非基督教化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4年8月12日23点多,浙江杭州百年教堂鼓楼堂十字架被当局强暴拆除。这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召开纪念三自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后被拆除的首座教堂十字架,这说明大会确定的基督教政策是认同拆十字架运动的,宗教当局(统战部、宗教局)和官办教会高层(三自会、基督教协会高层)对浙江省拆十架的既定政策不仅会继续支持下去,而且让其成为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近年来,中国宗教当局有意组织多次研讨会、高调宣传“基督教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教堂”主题,欲把这些主题作为今后管制基督教的大政方针。基督教中国化其实是三自会自发起以来自治、自养、自传等所谓的“本色化”“处境化”主题的延续,这些主题的前提就是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要使基督教适合中国人,就必须摆脱外国差会、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摆脱西方文化对中国教会及信徒的影响,使基督教不是改造、征服中国社会和文化,而是彻底地适应和服务于中国文化与社会。



尽管除了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政策外,当局一直强调诸宗教要与中国特色、政治环境相一致,绝不能唱反调。但相对于江泽民时代(1993年)提出的“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更加反映出国家意志的强势。“相适应”是对基督教等宗教还算尊重的提法,使基督教能够在确定自身本质的情况下,与中国政权和文化和谐相处;但“中国化”就是以中国政权和文化为主,以中国(或中共)的标准来改造、修理基督教,使其不得与政权和中国文化产生丝毫冲突,任何有碍中国化的基督教自身特色,都会被当做“洋教传统”“西方特色”而铲除,基督教自身本质的流失也是“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显然,“基督教中国化”相比于“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更加强硬、保守和左倾;“基督教中国化”虽然比“消灭基督教”的文革式政策和口号稍好一些,但其实已经在朝“文革”时“促使宗教消亡”的方向迈进,这也显示了习近平等红二代的愚拙和强势。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基督教逐渐丧失其内在本质和独有特色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共宗教学者和官员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关论述中印证这个判断。被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保平推荐的御用学者李平晔在《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一文中写到:“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基督教必须通过本色化、处境化来洗清自己的殖民主义痕迹、帝国主义色彩,还基督教本来面貌。这是基督教被中国人民心理认同的前提。。。。。。基督教中国化是可能而且必须的,但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文化福音化则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归主’也只是一个梦想”。



在纪念三自会60周年大会前,宗教当局就召开了一个“基督教中国化”座谈。其中指出:“对中国教会而言,基督教中国化既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基督教的处境化要求。它能提升基督教对所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和适应,同时反过来又能让社会增加对一个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纳,有利于社会和谐以及在‘共圆中国梦’中做出基督教的贡献,也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为主做见证”。



8月初三自会60周年及基督教中国化大会结束后,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

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主要论点摘录》一文阐述了主要观点。其中总干事阚保平牧师指出: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晓峰博士: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丁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理念。



国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长刘金光: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许磊: “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可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言论可以看出,被当局高调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实质是强势地用中共的“中国梦”“和谐社会”等马列主义的后嗣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来解构、改造和修理基督教,从文化上而言,要彻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东方文化特色、伦理道德性、社会服务性的某种伦理社会团体;从政治上而言,继续服服帖帖地为中共政权服务、共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丝毫不能有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改造社会和文化的野心,绝对不能与中共各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丝毫冲突。



毋庸置疑,这样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在消解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摒除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改造力,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中国化就是非基督教化,是在阉割基督教、变相消灭基督教。



正如华人牧师龚天明在其文章《基督教需要‘中国化’吗?》一文中指出的:“我们绝不容许人随便写几篇文章,向异教徒出卖基督教,还美其名曰‘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不愿看到中国基督教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似儒似佛似道,混而不明。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在异教重重包围的恶劣环境中求发展,努力传扬别人没有、我们才有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又再复活,要救万民的福音”。



也如著名基督教学者安希孟在《基督教“中国化”随想》中写到的: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约翰福音1: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自习近平等新中国领导层上台后,国际关系、对内施政都更趋于强硬,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政策就是这种强硬和顽固的凸显。基督教中国化是他们一上台就制定的政策,而这次官方基督教两会的大会,像中共的其他大会一样,只不过是这个中央既定政策的宣传、推广而已。正如今年以来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并没有终止的迹象一样,基督教中国化会被他们一直推行到底、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而强拆十字架,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是在为建设中国特色教堂投石问路、扫清路障。至于基督教中国化与“建设中国特色教堂”的更详细分析,需要另文阐述。切望读者继续为中国基督教会及信徒祷告、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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