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迫害官办教会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温州传道人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27日,浙江、温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属建筑、十字架被拆或被覆盖,初步统计有131处,但内部数据可能是这个数据的三四倍。这些被强拆的教堂及其十字架,大都是三自会名下的教会的。如此大规模的强拆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行径,在中共建政历史上,除了“文革”时期外,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海内外的有识之士,面对这一波的强拆,发出了疑问:中国政府是否开始将“统战”为主的宗教政策改变为“消灭宗教”为主的“文革”时宗教政策呢?

另外,在这次浙江、温州教堂及十字架被拆事件中,不少人质疑为什么要为官方教会维权?而且这些替温州三自会名下教会呐喊的,恰恰是些家庭教会出身的基督徒及援助机构,家庭教会人士为什么要关注官办教会的教堂及十字架呢?

其实这些问题实质是如何对中国当局目前的宗教政策有一个合理的判断。从强拆温州官办教会教堂和其他迹象来看,目前的这一波宗教迫害的确与以前的迫害不同,以往对基督教的迫害主要以打压家庭教会为特征,对三自会名下教会几乎不动。但现在不仅打压家庭教会,而且大规模打压三自会名下教会,如此形势不仅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仇视,也意味着中共宗教政策正从利用、控制和江泽民时代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开始转向为压制、禁锢乃至逐渐消除宗教的政策。这种形势非常类似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一改自1949年建政以来对基督教的统战政策(即打压家庭教会、扶植三自会),而直接采取消灭宗教的政策(不仅消灭家庭教会,也消灭三自会)。

根据吴宗素先生《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一文记载,当中共完成了组建三自会、无情镇压了不参与三自会的家庭教会后,三自会和中共的蜜月也开始结束了。该文根据吴耀宗日记提到:“父亲60年3月12日的日记提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副部长张执一见面。李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及社会的压迫。此两条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灭;现在宗教影响日益减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准备,适应目前的环境和形势。这番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中共计划提前消灭宗教的企图,事先对父亲通风报信”(注1)。

1964年,代表中共立场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促进宗教消亡”(注2)。

1964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宗教也是迷信”“宗教有建筑物,有神职人员、教士等等,这是它的物质宣传工具。有基督教的地区,自由教堂耸立着,这是迷信的标志”。他的结论是迷信很有害,必须破除它,“等待它自行消灭是不行的”(注3)。

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27日大会闭幕集体摄影后,毛泽东与前排的常务委员逐一握手。同吴耀宗握手时,毛询问了吴耀宗的健康,表示关心,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那个上帝现在不太灵了”。最高统帅一言九鼎,短短几个字却有极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快要寿终正寝了。(注4)

毛对三自会重要缔造者吴耀宗的话音刚落,“文化大革命”就于1966年爆发了,红卫兵们以“破四旧”的名义拆毁、占领几乎所有三自会下属教堂,拆毁除了医院红十字之外的所有十字架,抓捕、拷问几乎所有三自会神职人员,吴耀宗也被批斗多年。1967年1月,三自会的领导机关中共统战部被解散、宗教事务局也被关闭,“文革小组”领导之一江青宣布要把宗教永远送到历史博物馆(注5)。

以古知今、以过往鉴别当下,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共不仅迫害家庭教会,而且开始大规模地迫害三自会官办教会时,明显意味着中共当局宗教政策的演变,也意味着中共正在朝“文革式”的“消灭宗教”方向迈进。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是当局抛弃“统战”理论的标志,是它开始镇压宗教本身的标志,当然也是它开历史倒车,妄图“红卫兵”当政、复辟“文革”的标志。

因此,当今年以来大规模迫害官办教会的现象愈演愈烈时,家庭教会人士应该意识到这是对基督教整体的迫害、是中共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标志,也因此应该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教会维权、发声、呼吁,并采取有效办法遏制当局宗教政策“文革化”的趋势。对家庭教会来说,这不仅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权宜考量,也是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犯宗教自由的邪恶势力的内在必需。

当下中国当局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文革化”的转向,其实有内在的原因。赵天恩牧师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个关键性因素影响:一是中国官方正统思想及中国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二是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纳的社会进化论的宗教观;三是马列主义宗教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对殖民地进行文化、经济、政治侵略的利器;四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注6)。

这四个因素中,第2、3因素实际上一直在起作用。共产主义者始终认为宗教是落后意识,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消亡的,而如果政治需要,也可以人为地使它消亡,也即消灭宗教是共产主义者的内在目标。这也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大前提。至于统战的需要,乃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而来,即联合次要矛盾的对象,来打击主要矛盾的对象,等消灭了主要矛盾后,再逐渐瓦解次要矛盾。对于基督教,在中共建政初期,觉得有必要联合基督教界爱国人士,来反帝反封建,并打击家庭教会。而在反帝反封建反家庭教会任务完成后,基督教界爱国人士(三自会)又成为瓦解对象。

另如中共统战台湾基督教界,积极拉拢台湾召会中的一些领袖,来打击台湾基督教界的台独势力。但是,当国内家庭教会对其构成严重威胁时,它就不惜与台湾召会恶化关系,悍然宣布召会就是邪教。国内矛盾远紧迫于它在台湾岛内的矛盾。

统战论也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及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文革”结束后,中共认为宗教界也是进行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以团结信教群众,统战联合基督徒为它施行宗教政策的根本。江泽民在1993年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就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而是规范管理,使宗教在适应党的政策和法律的情况下有序发展。这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宗教政策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的10多年里贯彻下来。在这个阶段,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是很严重的,但大规模地打压三自会的行动倒是没发生。

自习近平上台后,提出“改革开放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明显否定了以往中共有关“文革”的决议。习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扩张寻衅,大树个人崇拜、渲染西方对华威胁,似乎要倒退到红卫兵当权的“文革”时代。在宗教领域,由于新疆、西藏问题的核心是宗教问题,所以宗教矛盾不再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成为明显的敌我矛盾。于是,西藏、新疆的合法宗教寺院、学校被大肆关闭、拆毁,禁止众多维族人封斋。针对基督教,也开始抛弃“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指导方针,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侵略工具,无论三自还是家庭教会,都是潜在或明显的意识形态敌对势力,甚至是威胁稳定的重要社会团体。正是这些考量,使中共又一次地回到马列主义最原教旨的对宗教的理解上。于是,使宗教消亡、压制并最后铲除宗教本身,也即宗教政策的全面“文革化”,已经成为当今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势。今年以来,当局以“邪教罪”来对付家庭教会,以图最好禁绝所谓的非法教会;又以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来对付三自会,限制和掌控教产来最终弱化和消除三自会名下诸教会。

理解了这个趋势,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在这次浙江强拆官办教会教堂及十架的大逼迫中挺身而出,因为这事关基督教整体,也事关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捍卫信仰自由权利、谴责中共暴行、遏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恶化,的确应该成为海内外基督徒的共同责任。尽管这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坚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10-11)





注1: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84页

注2: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3: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163页

注4:见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591页

注5: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01页

注6:见赵天恩、庄婉芳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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