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会对六四事件的三条道路

作者:胡志伟


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经过了二十五年,香港人与教会始终挥不去的是鬱结于内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结;每年港人公开悼念六四活动标志着「一国两制」下,我们仍可 在中国主权管辖下一小块地土享有表达异见的自由。笔者尝试就个人观察及有限参与,就教内报刊、民运反思祈祷会与六四纪念祷文登报联署等现象,说明了香港教 会「六四情意结」的三条道路: 自限、限人与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反映,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有交流的,佔整体的63.3% (2004年同性质的调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组织与机构,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访问内地,或有内地教会与政府机关人士来港拜访宗派组织、机构与神学院等。

因 着不少领袖在内地有其事工或服务的考虑,大多不愿鲜明地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或立场,忧虑因而影响了关係,从而带来事工的限制与不方便。笔者谅解不少教会领袖 为了顾及堂会或机构,避免参与明显地违反中央权力意志的活动。个人静悄悄参与每年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不是问题,但参与民运反思祈祷会或具名登报 联署六四纪念祷文,则有所保留。

就笔者过往至今的接触,有部分堂会于六四前后的主日与祈祷会,不少採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立 于1989年,执委为蔡元云、胡丙杰、卢龙光、朱耀明、周荣富、林海盛、李信坚、刘子睿、梁恩荣、翁伟业) 撰写的「六四纪念祷文」或「中国主日启应祷文」;有些刊登于週刊,有些则用于崇拜的公祷程序。

从 现实理解,当前香港教会主流对六四事件的论述,停留于自我限制的意识形态;大多教会领袖採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为冲击中央管治权威的言论与行 动;毕竟教会的首要之务并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指出,大多堂会关注的社会课题为经济 (佔整体堂会的63.9%)、家庭 (52.4%)与性伦理 (39.9%)等,民主进程的关注程度由2004年的12.4%下跌至2009年的5.7%,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了香港教会对较敏感的政治课题如六四事件的 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的分别,则在于有教会领袖不仅基于个人考虑而自限,更进一步为了取悦权势,甚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达意见。六月五日香港基督教两份有代表性报刊:《基督教週报》与《时代论坛》的版面与内容至少反映若干事实。

《基 督教週报》内容隻字不提六四事件,而《时代论坛》则于第二版用了半页篇幅报导「民运反思祈祷会」,并于公开园地刊登了陈中禧来稿〈六月第四日重组〉(第 1240期)。《时代论坛》于早一期 (5月29日) 的封面则是一端是六四廿二週年研讨会的报导,另一端则刊登了整篇六四纪念祷文。这两份报刊截然不同的取态正好说明了教会领袖对六四事件的立场。

由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的《基督教週报》,迴避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文字;笔者多年前为此报刊撰稿时,文内任何提及「六四」的片纸隻字均被删掉,也有其他作者 的文章有类似下场。对这些在位领袖而言,六四是敏感字眼,为了与中国大陆保持友好关係,任何触动政权神经之事,还是不提为妙,不仅对六四表示沉默,更限制 了作者们表达六四的自由! 就笔者接触,持守此种自限又限人立场的,仍是极少数。然而,随着年日与权力的增长,笔者忧虑的是部分自我约制的领袖,为了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 场,不自觉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条道,笔者称之为「自主之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仍能公开悼念六四,正是「一国两制」下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当有一天,香港人与教会不能公开表达「平反六四」的声音,意味着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了 !

香 港仍有少数领袖如蔡元云与卢龙光等不畏形势,公开地发言或登报联署,表达教会对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华基督教会合一九龙堂主任牧师) 撰写文章〈六四不应是教会禁忌〉(刊登于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出版之《基关窗》,2011年4月),他这样分享:「近期却听到『六四是教会禁忌』的声音,非 常奇怪。本人在牧养教会的经验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愿联署登报『六四纪念祷文』,亦将此祷文转印于教会週刊内,而六四期间的讲道亦配合,从来 没有人质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及为六四受影响者祷告。所以,从来不觉得六四是教会禁忌。」

笔 者也参与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主办的六四民运反思祈祷会,约四十多位出席。聚会其中一项是由一群青年人以「八十后的六四」为题,分享对六四的感 受,他们认为「历史不能遗忘,要薪火相传,直至六四平反的一天。」蔡元云医生分享: 「一个国家失去记忆是可耻的,忘记自己身分是羞耻的」。教会每年坚持举行六四祈祷会不是「发牢骚」,而是盼望历史得着延续,使后人能认识此事,得以从过去 历史来建立国家意识和身份。与会者写下个人对中国的心愿,并以茉莉花表达心意,并由「我要回家运动」发起人朱耀明祝福,结束聚会。就笔者过往至今的参与, 除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执委外,在位领袖参与的确实寥寥可数,尤其是堂会教牧同工。

哪条道路 ?

笔 者尊重不同人士选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达,就政治或公共事务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在一些政治事件,如六四事件、二二八事件等,对错较为明 确,教会应该选择站在接近公义的一方。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怯于政权或形势,表达适当的道德勇气,我们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间的先知声音。教会领袖不能取 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论时,才插上附和的声音;乃是在事件的抗争过程中,因着信仰,不再计较名利、权力与得失……等,对任何违反人道与公义者,予以谴责。

犹 太裔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着有《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讨天主教会,特别是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对纳粹暴行的漠视沉默,鄂兰于文内指出教会对有关指控有三方面回应。第一种回应我称为明哲保身「抗议和谴责的态度……不仅徒劳,而且有害 : 这是问题的重点」(279页)。第二种回应则是势孤力弱,天主教徒无法动员与组织起来;鄂兰反驳纳粹佔领地区时,天主教徒佔多数,只是教会高层的怕事,间 接助长了纳粹的暴行。第三种回应则是保持中立,有意见认为:「战争之中,教宗一份权威声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页);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发动「不义之 战」,但他认为共产主义较纳粹主义更危险,于是「保持中立」意味着教会不敢向纳粹政权谴责与採取行动,同样助长了纳粹的权势。

教会的明哲保身、势孤力弱与保持中立,在某些场景是不得不然的 (中国大陆绝多教会未对六四事件表态,笔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自我限制,甚至限制他人,这是可悲的!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牧师)

转自时代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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