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坦克辗压下的中国


滕 彪

在香港纪念六四的游行队伍中,我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们都是大屠杀幸存者”。在天安门屠杀发生2年后,我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被坦克辗死的可能就是我;甚至,如果我没有出生在东北农村而是出生在北京,被机枪打死的也可能是我;我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失去的孩子蒋捷连几乎同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死于大屠杀的,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死难者是为了我们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坦克辗压下的中国。因为六四,一党制得以维持,腐败和分赃体制得以巩固。网上一个段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将军说,现在世界上能打败中国军队的只有一个,就是腐败!网友神回覆:世界上能保卫腐败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 1989年学生市民提出了反腐败口号,但25年来,腐败却已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蔓延全国。1995年,刘晓波起草《反腐败建议书》,陈子明等人联署,两人很快被捕入狱。 2013年,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人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运动,导致数十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无论是在1989还是在2014,中共比谁都清楚,反腐败是要一党制的命。没有政党竞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腐败如何个反法?

尽管中共高层有利益之争、有政策分歧,但六四屠杀的血腥之下,他们在维持一党制上达成默契。六四是中共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历史血债,而历史血债的积累(镇反、反右、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成为中共的梦魇:他们想忘都忘不了自己的罪行,他们无法回避“审判”和“清算”的发生。

经济发展代替阶级斗争等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成为统治基础。权贵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先富起来。扭曲的经济腾飞所掩盖的问题,越来越掩盖不住了:极度腐败,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道德危机,以及经济本身的危机。

坦克后遗症和经济发展的合力之下:愤怒和恐惧变成沉默,沉默转化成冷漠,犬儒主义加上消费主义,思想肤浅化,文化快餐化,都加剧了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去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冷漠和麻木成为当局最希望看到的政治态度,党对政治冷漠的群众,比对申纪兰和胡锡进更放心。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幸存者成了屠夫的帮凶。

但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别的事情。法律话语的兴起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唯GDP主义导致的政府侵权加剧,政治压制导致的官民冲突扩大,互联网迅速发展带来的某种程度的信息开放和公民联合,八九民运精神的坚守和维权抗争的砺炼,这都大大提高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和民间行动的能力。维权律师、互联网、公民记者、NGO、地下教会、独立知识分子,天安门母亲运动、组党运动、维权运动、08宪章、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不一而足。坦克辗轧之下的中国,公民运动竟然能够兴起并有咄咄逼人之势,这肯定是当局没有料想到的。党想要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寻租机会和新的“统治合法性”,而不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和自由力量的扩大。

而且经济腾飞也有慢下来和停下来的时候,甚至出现危机:楼市、股市、银行、制造业,专制体制、官商勾结和低人权低自由,侵蚀着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经济危机非同小可,因为它可诱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局近来在转变镇压模式(见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的时候,也同时试图借助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式治理模式,这些都反映了当政者所面临的综合危机。国际上,独夫民贼一个个倒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国内,官民矛盾愈演愈烈,藏疆潜藏极大危机,道德信仰溃败,生态环境破坏。25年之后,中共使中国人民又处于危险之中,坦克辗过的中国,到处都是火药桶。但中共已经没有能力考虑长远利益,只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六四带来绝望;六四也带来希望。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25年来,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既成为民间政治思考的起点,也成为中共政治运作的起点。25年来,中共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但也让中共的危机和中国的希望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在王维林站立的地方,原来的政治术语不够用了: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原教旨毛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权贵主义,中国已经复杂得眼花撩乱,但王维林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了。

中共多么希望人们忘掉六四啊。但是,它自己忘得了吗?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莫过于他最想强制别人遗忘的事情了。 ——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常常谈论一个看似幼稚、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再来一次1989,中共还会开枪么?

(据东网6月4日文)


滕彪在香港六四维园集会的演讲如下:

内地维权律师滕彪无视大陆国保及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警告,晚上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感激港人纪念六四,以下为他的发言稿:

我叫滕彪。1989年我在东北一个小县城读高中,两年後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泪的、被禁止说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亲。

六四死难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们每一个幸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因此,我们有责任记住那场屠杀,我们有责任要求真相与正义,我们有责任接过早早就倒下的英雄们的火炬。

而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六四之夜来到维多利亚公园,来之前,国保和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警告我:不能参加任何六四纪念活动。但我必须来,我必须告诉香港的朋友们,我们多麽感激你们纪念六四!

我必须告诉全世界:25年过去了,但屠杀并没有在1989年结束。以运动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维稳的名义,以国家统一的名义,杀人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身当坦克的王维林被人间蒸发了。更多的「王维林」被判处死刑。从被枪毙的所谓六四暴徒,到莫名其妙死於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和各种黑监狱的访民和囚徒,从翻越雪山的藏族逃亡者、和平抗议的维族妇女、法轮功修炼者,到拒绝强拆的公民、抗议污染的市民、拒绝强制堕胎的孕妇,从孙志刚、力虹、李旺阳,到夏俊峰、曹顺利、果秀洛桑。

镇压也从来没有停止。六四政治犯苗德顺已经被关押25年,他经常被毒打、关禁闭,至今还在监狱服刑。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1989年的苦难。每一天都有争取自由的人们失去自由。从王丹、陈子明,到高智晟、刘晓波,从秦永敏、刘贤斌到伊力哈木、许志永。

从去年3月到现在,被捕的人权扞卫者已经超过300人。中共压制民间社会,已经从稳控模式升级到清洗模式。他们抓记者,然後抓替记者而呼吁的记者,然後为抓替记者而辩护的律师,然後再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就像香港人喊出的口号一样:You can’t kill us all。 「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就像李旺阳生前所说的:「就算砍头也绝不回头」!

对遗忘的反抗没有停止,对压迫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公民维权运动发展起来了。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作家,街头活动家,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参加完今晚的烛光晚会之後就要赶回大陆的中国人一样,向你们致敬!

因为我不断推动维权运动,不断发表反动文章,十多年来,被停课,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软禁,被绑架,被关押,在被关押期间,秘密警察们气急败坏地骂我、打我,但我绝不後悔,也绝不後退!

因为退无可退。

香港,也退无可退。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香港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的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各种自由也会被慢慢地渗透。

我们必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

就像1989年我们所做的那样!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和平的八九民主运动和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

再来一次八九!但绝不要再来一次「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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