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要交账——读《五十年来》

作者:察世俗

1988年,在华访问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在中国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中国基督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而来,王先生夫妇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原因很简单,他访问中国,是由“三自会”(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同)邀请的。这样一来, 他在王明道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终,葛培理还是来到上海武康路王明道的家中,见到这位88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引《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


这句话也许是王明道一生努力“明证真道”的最佳注脚。王明道原名叫“王永盛”,20岁时自己更名。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改名时的想法:“⋯⋯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


如果不了解王明道跌宕起伏、不断熬炼的一生,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注脚。如果不了解中国教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王明道为何婉拒与葛培理相见,也难以明白中国教会今天的现状。


只有足够漫长的一生,才能述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择“窄门”的神仆,才总被置于艰难时世的风口浪尖,成为教会历史舞台上,为上帝、魔鬼、天使并众人所睹的角色。


奇妙的是,王明道91岁的一生,恰好成为这段教会历史中不可轻忽绕过的见证。更奇妙的是,这位中国传道人漫长一生中的传奇经历,由《五十年来》与《又四十年》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像两本人生的账簿。前者是王明道50岁时凭借数十年的日记撰写成书的自传,后者是由王熟识的门生王长新整理成文,主要材料是王明道90岁时的口述。


两本书一脉相承。《五十年来》中,我们看到王明道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不畏牺牲,坚持信仰的自由与教会的独立。《又四十年》中,王明道演奏出更为跌宕的强音。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中,更加艰难的遭遇里,曾在《五十年来》中发出的激越壮阔的生命旋律,竟一时低回徘徊,甚至一度变成痛苦哀叹:王明道因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而被捕,为得释放,他曾一度跌倒,与常人一样软弱,甚至说谎,并痛苦难当。


然而,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终于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无惧地面对无期徒刑。此时,激越壮阔的旋律重新响起,更加震撼的声音再次从这个愈老弥强的生命中发出。


看完《五十年来》足让笔者拍案叫绝;读罢《又四十年》更感意味深长。由于两书所述都是真人真事,其扣人心弦之处,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动人感情之语,不是诗歌更胜诗歌。


《又四十年》中展现的绚烂的生命之光,我们只有回到《五十年来》,才能觅见其所从来。


我们不是从某部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看到基督信仰与世俗力量的争战,而是从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王明道与他身边的基督徒)身上,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洞见这种信仰的争战如何在血肉之躯中承载并演绎,更因为这种演绎近在咫尺(发生在中国),我们能更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信仰生命的真实,体味出基督馨香的可贵。


小小的身躯竟能承载远远超乎其可承载的历史重负,正如小蚂蚁能举起超过其自身几倍的物品,这里我们并非感叹血肉之能耐、蚁力之强大,而是惊叹造物主之奇妙,恩典之宝贵,应许之信实,受造之可畏。


王明道出生时,正值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其父王子厚在义和团围困京城东交民巷时,自缢而亡。母亲一人艰苦地将王明道姐弟抚养长大。从小在北京大杂院中长大的王明道,耳濡目染的本是社会底层的污秽、阴暗和败坏。然而,神以其奇妙的方式,将“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从这样的环境中分别出来,如同“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他写道:“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


14岁那年,一位年长的同学带领王明道认识神。王说:“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也许,正因这早年的亲身经历和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王一生注重通过基督徒良好的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


当年复活节,王明道受洗,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一个真实的生命中,坚定、成功总是与迷茫、失败相伴;一个真实的信仰生命,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渐进的、争战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感人。一个基督徒越多地认识神,便能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并在自传中更真实地呈现自己。惟真实的呈现,才是最感人的文字。事实上,这类自传体的文字,在基督徒的手中,确实散发出独特魅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是先例。


王明道显然明白“真实呈现”的意义。他在《五十年来》的序言中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就《五十年来》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到如今仍充满活力,给青年基督徒带来影响,这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命以及力求“真实呈现”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受洗后王明道并未立即放弃做“大政治家”的梦想,更继之以“到国外读神学,做大布道家”的梦想,直到神一步一步破碎他、炼净他,他才逐渐醒悟。


本来应该就读燕京大学,他却偏偏被安排去保定当小学教员;本来有望被保送到英国读神学,他却因自己按信仰原则要求再次受浸水礼,而被校方开除。


当时教会推荐优秀青年人到国外,并不鲜见。与王明道同时代的基督徒中,著名作家老舍1921年起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服侍,1922年接受洗礼,后经缸瓦市教会主持等人推荐赴英任教。


王明道在信仰上坚持原则,勇于牺牲,一丝不苟,决不妥协。在一些人眼中,“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已到了“偏执”的地步,但神正用了他性格中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种“偏执”使得他的讲道、文章都带着鲜明的风格,锋芒毕露。以至于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己非人”。


对于这些评论,王明道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到哪里,他都激烈地批评教会中的问题,并视之为自己的受命。


“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我)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这些话,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教会而言,仍震聋发聩。他痛斥:“教会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的工人为薪金传道”,教会“正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才得不着人”。


有些言论之大胆、严厉,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说:“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生命的人绝对没有一半。”又称:“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坚决地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正因如此,王明道希望自己做模范的基督徒,自己带领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成为模范之教会。


被人们认为“偏执”的做法,在他的教会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不用牧师的称呼(避免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不在聚会时用口袋收钱(设奉献箱,随意奉捐)、没有唱诗班(被认为会在敬拜神时转移信徒的注意力),甚至没有十字架(被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标志),只在房角石上刻下四行字: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他从死人里复活了,
他已经被举到天上,
他还要再来接我们。”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道对受洗的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


17年的时间(自1933年起),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受洗的人总共才五百七十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当时有的教会在一年中受洗的人数。


即便如此,从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发展到买地建堂,有七八百人聚会的大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日益兴旺,甚至在1949年建国之后,聚会的人数仍不断加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王明道夫妇被捕。


字里行间,读者常常所感的,是王明道在书中所表露的真诚。“(1920年)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


那人对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


王深深地被刺痛,并开始悔改。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祷文,求神赦罪,并把自己看到的罪一一列出: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此时,王明道已受洗6年,且在旁人看来,他过着一丝不苟的信仰生活,并领导青年聚会,广受嘉誉。这些罪,若非被圣灵光照,实所难见。


1950 年,王明道时年5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50岁之前的王明道,值得一提的,除拒绝参加日军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创办《灵食》季刊;一是娶刘景文姊妹。


王明道自己创办的《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有自己200元的资本。但正是这本小小的刊物,20多年中历经风雨却生存下来。王明道也通过这本杂志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不少书。


或许因是信仰类刊物,《灵食》季刊未在目前中国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一笔。但在笔者看来,王明道刊发的部分文章及其影响力,与同时代邹韬奋在《生活》发表的文章相比,并不逊色。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王明道的《灵食》季刊,恐怕缺下的只是“力谋社会改造”这一角。


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明道将基督信仰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没有延伸至社会层面等,正是当时他个人的局限,中国教会的局限。


王明道的婚姻值得一提。王明道因到各地讲道,几次拜访家在杭州的刘德森牧师,从而结识其女刘景文姊妹,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王写道:“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道首先关注的不是刘景文本人,而是刘景文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对于处事一丝不苟的王明道来说,婚姻可谓大事中的大事。他不愿轻率地决定,生怕毕生大事“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他在192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王明道耐心并安静地了解刘景文,他写道:“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


同时,提醒自己:“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


王明道在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


在求婚一事上,刘景文的回复是:“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王明道并未看错,他未来妻子良好的灵性生命,甚至常常让王明道羡慕。


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却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


王明道此后经历各种磨难,性情与自己相异的妻子,成为其最好的提醒者、最亲密的配搭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拒绝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正是妻子提醒他不必与日本人相见。


在拒绝加入“三自会”后,出于对无期徒刑的恐惧,他曾一度软弱,在狱中撒谎。为此,他的心中痛苦万分,世人中恐怕只有妻子才能理解。妻子的提醒和陪伴,成为他重新站起来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神的安排。


晚年出狱后,王明道固执地不断写材料申冤,要求政府承认当初的错误。妻子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王明道曾用“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来描述这场相守长达63年的婚姻(其间包括近二十年的监狱生活)。


半新半旧的,不仅仅是王明道的婚姻。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赢得了罗马人甚至贵族的尊敬,不少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看作斯多葛派最好的实践者,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斯多葛派所倡导的德行。与此类似王明道未尝不会被看作传统儒家道德生活的实践者。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背景下,王明道身上无疑带着“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印记。他自己的言行间,也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子。


1975年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王明道尚在狱中,有监狱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及出狱前,他写下:“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晚年出狱后的王明道,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50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 50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


一生所做,王明道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账簿上,既是摆在人前,更是呈献于神,视为交账。如今,中国基督教会日渐兴盛,世所瞩目。重读王明道,更值得思考他账簿背后,留下的厚厚遗产与种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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