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水教案办案札记



5/16/2014

张培鸿律师

一、教案

5月12日,512大地震6周年纪念日。



中午时分,接到贵阳一间大型家庭教会牧师的电话:贵州六盘水抓了好几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我让他核实抓捕的理由及法律程序,确定官方是以行政还是刑事拘留的方式对待这些信徒,以评估事态的严重程度。

第二天一早,我到徐汇看守所会见。会见结束后接到六盘水当地教会传道人的电话:共有多至12名的信徒被行政拘留,已经拿到4人的法律文书,分别是教会负责人一家四口,包括夫妻二人和女儿女婿,都被处行政拘留十五天,理由是“非法聚会宣扬邪教”。

从传道人的电话中,我了解到这间家庭教会在当地已经正常聚会了二十余年,会众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过程中,近期每个主日均有超过两百人参加敬拜。教会不能接受自己被定性为“邪教”,因为他们始终自认是一间“正统”的“福音派”家庭教会。为了澄清这个涉及信仰根基的大是大非问题,教会决定聘请律师依法维权,为教义和信仰自由争战。

考虑到近期一系列迁建十字架、强拆教堂,骚扰信徒聚会、侵占教产、抓捕家庭教会负责人等事件,我决定先去六盘水了解情况,再考虑后续法律操作的问题。

二、六盘水

5月14日,搭乘上海虹桥飞往贵阳的头个航班,我于11点许抵达贵阳。当地教会的两名同工已于前一天晚上从六盘水赶到贵阳,与贵阳教会的牧师一同在机场接我。简单吃过午饭,我们驱车前往六盘水,行程预计4小时,应该能够赶在拘留所下班前会见当事人。

车过黄果树收费站后就不再是高速路,变成了双向两车道的二级路面,在崇山峻岭的峡谷间穿梭,车速慢了很多。加上两次被莫名其妙地拦下来,每次都花了十几分钟,警察们又是查驾照行驶证又是翻看后备箱,影响了速度,直到下午四点半才赶到位于六盘水市第二看守所隔壁的拘留所。

我代理的当事人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向友权,他们一家四口5月9日从深圳回贵阳,刚下飞机就被六盘水的国保警察带走“协助调查”。直到5月12日,我让家属前往公安机关索要法律文书,他们才匆匆忙忙用手填写了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日期填写的也是5月12日(未注明起止日期)。事实上,其余8名信徒5月5日即已被抓捕,向友权正是听说会友被拘捕才赶回来处理。

拘留所5点下班,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向的小女儿早已等在拘留所外面,迅速签了委托书后,我进入拘留所要求会见。拘留所的警察非常客气地说:你的手续不对,这个官司是向友权的官司,不是他女儿的官司,怎能让他女儿签字呢?我说:向不是被你们关在里面吗?我只有先会见才能让他本人签字。然后警察又说:你给我们的是刑事案件的会见介绍信,但是他这个案子是行政案件,这个也不对。我说:那你告诉我,行政案件有什么专用的会见介绍信?他又说:我们不需要介绍信,只要有委托书和律师证就可以了。我很无语,正要再与他争辩,他接着说:考虑到你大老远从上海过来,我们可以先让他女儿跟他见面,见完面之后让他自己签字委托,然后我们再考虑安排你会见。

我同意这个建议,原本以为只有我能见,现在还增加了家属,可真人道。我谢过他,到一边准备手续。这时候,刚才那位警察很亲热地靠过来,拉着我往外走,说是想跟我谈谈。我们一道来的牧师和开车的弟兄跟着我往外走,警察叫他们不要跟来,说是要单独跟我谈。警察一边走一边说,大意是我的当事人在拘留所里表现非常好,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抓这些有信仰的人。我告诉他基督徒始终是社会上遵纪守法的群体,哪怕遇到不公义的追诉,一般也会比较坦然,他表示同意。然后我注意到我们已经出了拘留所,在往第二看守所方向走,正要问他去哪里,他已经将我带进了隔壁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一个大厅里,有一张已经围坐满人的大圆桌。看到我们进来,纷纷站起来问好,有人介绍一个较为年长的便衣,说他是水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姓张,跟我是家门。还有一位宗教局的李科长,和当地三自教会的杨牧师等等。看样子,他们等我到来已经有一阵子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要来六盘水?又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到呢?我本来想问拘留所的那个警察,但他已经不见人影。

也好,我正想会会领导,多了解点情况。于是我们换了个房间(应该是在看守所的家属会见室),重新坐下。我先表示拘留所下班时间快到,希望不要影响我今天的会见,他们说会见没有问题,先聊完再安排。然后张姓局长问我此次来水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来,只想了解些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我很坦率地跟他们讲,邪教的问题非常复杂,有些是教义上的偏差,有些有过激的行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定性都有问题。接着我问:处罚决定书上说我的当事人宣扬邪教,不知道是哪种邪教?

张局很肯定地说:全范围教会,然后讲了一堆他们认为的理由。听到“全范围教会”这个词,我舒了一口气。两年前我和张凯律师在内蒙打过这个教派的劳教官司,既了解他们的教义,也知道政府对他们不爽的原因,在这方面有发言权。当时官司从行政复议一直打到二审,就在我们准备接受败诉的结果时,我接到了审判长的电话,他说:我们觉得法院没有能力解决信仰正邪的问题,不应该卷入到哪种教派正不正统的争议中,所以你们能不能考虑撤诉,然后我让劳教委解除劳教。就这样,案子最后以双方各让一步的方式“和解”。分享完这个案子的信息后我跟张局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向友权的教会是否属于全范围,即使属于,希望你们能够参考这个法官的谦抑精神。就我个人的认识,全范围教会在教义上甚至连异端都不算,只是一些敬拜方式上偏重宣泄情绪而已。而且据我所知,这二十年来,他们大部分已经归正了。

事实上,公安部曾在1995年发过一个文件,将全范围教会(哭重生)、全能神(东方闪电),呼喊派(地方召会)、摩门教、安息日会等十余种基督教的教派认定为邪教,从此这个文件就成了政府打击家庭教会的几乎是唯一的法律依据。但是关于文件本身的问题,我很明白在当时的场合,跟这些国保警察说不着。

宗教局的李科长接着补充,他说这个教会的聚会远远超出了家庭教会的合法范围。我问他合不合法的界线是什么?他说家庭教会仅限于家庭主要成员之间的聚会,而不是数百人的大场面。我说这是你个人对宗教政策的理解,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基督徒就只能遵从圣经。

这时已经过了五点半,我建议先让我会见当事人,然后再接着谈,我得了解我的当事人对于他们被定性为全范围教会的态度是什么。局长出去打了一通电话,回来问我的手续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他不是差什么的问题,而是我多给了你们的问题。然后他又强辩说,拘留所五点下班,现在已经超过下班时间很久了。我严肃地正告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当你的面说的话和背着你说的话都是一致的,但是我知道你刚才的这套说辞跟你实际的想法未必一致,如果你们今天不让我会见,那就一点诚意都没有了。他看见我如此生气,解释说他只是个副职,还要跟领导汇报,好在现在领导也在加班,他可以再争取一下。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涉过程中,牧师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因为一直在谈话,没有接。后来我回拨过去,才发现因为我长时间没有现身,拘留所外突然出现了数十辆无牌、外牌及当地牌照车辆,其中包括两辆从贵阳一直跟随我们到六盘水的车子,他们担心我被抓了。感谢上帝赐我勇气,我居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从未担心过这样的可能性。

原来我们的一切行踪,都早已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这时候,局长回来说,可以会见了。

会见从六点左右开始,持续了半小时。从早上五点起床到现在,我已经十三个小时没有休息,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向友权完全否认邪教的指控,坚称他们是一间“正统”的家庭教会,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徐永泽(全范围教会的创立者)和全范围教会。他表示愿意为主受苦坐监,认为这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对于拘留十五天的处罚决定,他表示一定要提起诉讼,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辱,而是要还教会清白。

会见完毕,我和张局长从拘留所走回看守所,告诉他两点意见:一、假如他们认为教会有什么具体敬拜仪式上的问题需要改进,完全可以提出来沟通,教会也愿意在不伤害原则和信仰根基的前提下妥协让步,但我们不能接受邪教的定性;二、鉴于行政拘留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又考虑到你们需要时间与上级沟通,在事态尚且可控的阶段(不至成为新一桩“教案”),希望能够提前解除十二位基督徒的拘留决定。张局长表示:即使还是认定他们属于邪教,警方也可以考虑重新处理。我说我不反对这种“一中各表”的措辞。

双方握手告别,我建议他们撤掉跟踪的车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跟踪这回事。

三、跟踪

这时已经接近晚上7点,天完全黑了。我们开车,在前后左右,有十辆左右的车子同时打火、起步,场面既诡异又壮观。没有跟踪这回事,我又想起这句话。主啊,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三人边开车边找地方吃晚饭,选饭馆时犹豫了一下,前面国保的车(在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已经记下了这些车辆的号牌)看到我们停车,马上往边上靠,结果跟一辆无辜车辆撞在了一起。当我们在饭馆坐下,没过几分钟,本来空荡荡的饭馆就热闹起来,周围坐满了要开发票的三张桌子。

吃过饭,考虑到案子后期可能有大量律师介入,差旅费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我提议住在当事人家里(反正他们家大部分人都关在拘留所,其中包括尚处哺乳期向友权的女儿)。我们的车子一启动,周围的车子也纷纷启动,原来每个路口都已经停好两三辆车子,加上前面带路和后面尾随的车辆,一直有七八辆车子在我们周围。出饭馆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整条马路都被齐刷刷的车子围住堵死,全都打开大灯射着我们,那阵势跟警方伏击特大犯罪团伙的电影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我们泪流满面,觉得自己不配有如此的荣耀。我们开口向上帝祷告,求祂赐给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福音,将武装力量用在打击真正的犯罪上。我们也求主赐给跟踪我们的车辆驾驶员足够的技术,不要再发生碰撞伤及无辜。
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车子一位抢了一个绿灯的尾巴,而跟踪的车子不惜强闯红灯时,我们开得更慢更小心,以免陷他们于危险之中。在一段狭窄平坦、车辆稀少的路段,我让弟兄停车,下去敲他们的窗,想问他们究竟要什么。他们表情漠然,门窗紧闭,手里的对讲机发出刺耳的沙沙声。
前后加在一起,跟踪我们的车辆,保守估计超过三十辆。

晚上我们在当事人家里召开教会同工会,我分享了会见及交涉的信息,就几种可能的走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很快达成一致,并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洗漱完毕,已是深夜1点。

5月15日上午,跟踪的车辆比前一天少了,但还是有三四辆前前后后一直跟着。我先接了我们上海司法局领导的电话,然后,很奇怪地接到了当地六盘水律协会长的电话,说是要尽地主之谊,吃个中饭。我欣然应允。

会长是个穆斯林,在这种时候,遇到有信仰的人真是一件幸事。他建议我低调处理本案,我说我已经很低调了,他说能不能再低调一点,我就笑了。然后他问我能否再跟警方领导谈一谈,我说达人可以。他讲他去安排,让我下午等消息。

下午两点,会长打来电话,说是警方负责人已经赶往贵阳开会,不能见我了。我说没关系,我答应等两天,我一定做到。16日下午,消息传来,警方仅仅释放了处于哺乳期的向友权女儿。

看来,“六盘水教案”已无可避免!



2014年5月15日
草于六盘水至贵阳的绿皮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