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曼青                                 转自普世社会科学网

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基立村是由西江湾路、南前进路、北仲恺路所围住的一片地方。如今早已是一片繁华，马路纵横交错，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住宅、商店、学校星罗密布。但在100多年前，这一带还是荒郊野岭，人迹罕至之地。直到20世纪初，基立地区才开始逐渐热闹起来，而这热闹始于一群基督徒。

缘起：福音救国之理想

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至20世纪初，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内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在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①]又掀起了新的浪潮。美国华人社会里海外传教的声音日益高涨。从1886年至1905年的20年时间，美国在华新教差会组织迅猛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达到35个。与之前由专门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传福音不同的是，这时平信徒开始加入在华传教活动。一批社会名流、政届领袖和商人自发加入到布道事业中。传教思路也从单纯的拯救个人灵魂到强调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以西方的基督教 文化改造中国文化[②]。据刘锦涛弟兄在《锡安话旧》中回忆，初期由于旅美华侨返国，目睹各城市乡村皆设有长老会、公理会、循道会、浸信会、圣公会等会堂在宣传福音，惟独不见有美以美会[③]，深感礼拜上帝及传福音的不便。同时，他们也观察到中国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众多迷信拜偶像，有似以色列晚期国衰民困。因此，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认为要挽救中国危亡，救离人民脱离罪恶和愚昧，就要多设基督教会，广播救世福音和培育基督文化，让国人普遍了解和理解民主共和之理念，以彻底改变国人麻木迂腐的心理状态。1890年，众多美以美华侨基督徒在美国旧金山大埠发起了建立华人美以美自理传道总会的倡议，并组织会友多方筹款。经十年努力，而得一些经费，于1901年开始终于可以将理想付诸实践。[④]

建设：戮力克难，共赴使命

在以基督社会化拯救中国的理想推动下，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于晚清社会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来到广州，开始了他们的逐梦岁月。

1901年，美以美自理传道总会委派余锡生牧师回穗传教。余牧师在今天的海珠路67号油栏门街市一间猪肉店楼上设立了了礼拜堂，开设查经班、福音班、儿童主日学、各种团契、祷告会、读经小组等。1903年，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出于信徒爱主之心，在今天的基立南街所在地开山辟土，大兴土木，建立基督社区。当时有一位名叫刘月东的美以美华侨从《圣经》《列王记上》17章3-5节上找到“基立”一词。圣经中提到在以色列极其黑暗堕落的年代，上帝让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他的警告。神先把以利亚藏在“峡谷”和“濠沟”之中，然后吩咐乌鸦在约但河东的基立溪旁早晚叼饼和肉供给以利亚。这无疑是一种信心的操练。或许是寄希望借此晓谕自己和同伴们要像以利亚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受信心的考验，也要像以利亚一样暂避在偏僻的乡野，学会等候、忍耐并过天天仰望、时时交托主的生活，最终以完成建立在地的“上帝之国”的使命，刘月东等人将这个小小的社区命名为基立村。信徒们按照基督信仰的教导确立了一套社区自治的规则制度，使社区内部风气开明和谐，一切井然有序，与非基督教聚居区形成鲜明对比，吸引了众多其他差会、传道者以及大批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的到来。这些人亦来带来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技术和资本，使得基立社区及周边一带逐渐繁盛。1913年（民国二年），当时广州开辟马路，测量局遂将“基立村”收入广州街市图，并设立了20多条以“基立”为开头的街、巷。

1923年，刘月东、李约翰、梁廷美、蔡培生等人经过艰辛筹款，又在基立村基立西街1号建立起占地750平方米的基立堂用于传福音，成为与广东长老自理会、广东公理传道会（纲纪慎自理会）并列的三大华侨自办教会。1919年（民国八年），美以美金山总会委派知名布道家周荃馨回粤接替因积劳成疾而过世的余锡生牧师继续工作。见人民文化落后，教会后来在基立村建立弘道幼稚园，以及西濠口有群淑高等小学和中山益智高等小学。由于教育有方，学校培养了众多学生而深得社会赞许。

在基立村社区由于所住的大多皆信徒，平时以弟兄姊妹相称，在生活上他们为人真诚而低调，严格要求自己却关爱邻舍，在信仰上宣扬主爱亦追求真理，使得基督徒的言行犹如灯台照亮周围的人群。福音的见证自然而然地在基立村传开，信徒不断增多，且彼此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许多知名华侨信徒和外国传教士纷纷差会慕名而来，包括中华基督教会、浸信会、圣公会、循道会，美以美会，播道会，宣道会，崇真会等达20多个教派的教会。各个教会在基立村和谐共存，这也为广州基督教会日后走向合一，实现联合奠定了有利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基立村的传道人和义工开始相对紧缺。播道会[⑤]成员梁贵民牧师于1924年秋到达广州准备开设圣经学院。不过，当时正值工潮学潮、“非基”运动时期，祈祷会、查经会均很少人赴会，教会备受摧残，情形异常恶劣。梁牧师办圣经学院之事也就被暂时搁浅。1925年夏，黄原素，吴子坤，罗啸川三位牧师，鉴于教会衰落的景象都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复兴信徒的灵性，于是连续两年在广州举办培灵研经会，吸引了一批渴慕主道的热心信徒。为培植传道人才，黄原素，吴子坤，罗啸川后又倡议创办圣经夜校。这一提议与梁牧当初要办圣经学院的使命不谋而合，1928年广州圣经夜校对外开放，至1929年学生达到百余人之多。梁牧此时遂有开办圣经学院的决心，于是与吴子坤、罗啸川、郑德音于1932年秋以独立自治团体形式在河南瑞仁大街创办广州圣经学院，并在基立村设立总会。[⑥]

基立村的发展也照应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广东美以美传道会的创办人之一、基立社区建立者之一梁庭美，亦是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最早追随者之一，后来加入同盟会共赴革命事业。1908年，梁庭美归国参与基立社区和美以美传道会的创立和发展，牙科出身的他另设医馆于潮音街（位于广州越秀区长堤大马路）五巷2楼，服务周边人群；当时住在潮音街的会友还有黄洪基、余治平医生一家等人。黄洪基是广州电版业的创始人之一，自设一小印刷厂，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照镜式踏动印刷机有三四台。这些外国设备在当时皆可算是非常先进的；余锡生牧师逝世后曾代理过美以美会会务一段时间的李约翰牧师是教会中的社会活动家，约于1925年之间，与美国归侨廖华燊兄弟和一位教育家邝炳光先生合作开办了天南电影制片公司于旧仓巷，拍过几套电影，如“名教罪人”、“孤儿救祖记”等，是广州较早从事电影业的制片人士。可以说，当时基立一带的基督徒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影响着社会。

尾声：基立村的消失及其意义

大时代下的小圈子是难以遗世独立的。1937年日军侵华，基立村居民在战火中四处散落。解放后，一部分基督徒曾返回基立村短暂生活停留，值文革期间多数去往香港和国外，此后音信难闻。基督信徒盖建的教堂、学校、医院、住房等建筑也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改为他用或一栋一栋的消失。基督徒们的救国理想连同基立村的基督教背景一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基督徒当年亲手栽下的大榕树历经岁月的洗礼，业已绿荫如盖，成为历史的见证，见证着他们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上真实留存的一页。

在这里，他们将圣经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了广州第一个基督徒社区，可谓广州地区基督徒社区化实践之首创。

在这里，他们以独立自主的理念为引导，创办了中国自立教会，追求建立“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社会理想。

在这里，他们以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为广州社会的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福音”。




注释：

[①]宗教改革后，社会化是基督教的一大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韦伯的解释，所有新教教派都有一个“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基督徒的天职。随着近代地理大发现及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这种理论具备了空前的应用空间和条件。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兴起社会福音运动，基督徒开始积极致力于将福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以基督伦理原则改造社会，建立在地的“上帝之国”的使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