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 2011年11月30日
今天（2011-11-30）下午12: 30—2: 30，由会长傅希秋牧师率领的对华援助协会小型代表团 一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的听证会中，就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的现状作证，取得了圆满的效果。
（图片：听证会后代表团与欧洲议会的领导人们合影）
首先，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的委员、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主席、以色列关系团的主席——巴司沙恩·拜尔德（Bastiaan BELDER）博士，在开场发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状况的持续担忧，以及他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改善这些不良状况。
随后，傅希秋牧师在发言中首先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特别是向拜尔德博士等人公开与中国受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表达高度的敬意。同时，还提醒欧盟应该接受二战前纳粹德国的教训，不要在中国问题上重蹈覆辙。傅希秋还就中国的综合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现状进行了介绍，包括在过去几年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今的现实情况。其中，提到了一些具体案例，包括失踪的基督徒律师高智晟、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基督教宪政学家和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博士、自今年4月持续遭受严重逼迫的北京守望教会、被判刑15年的新疆维吾尔族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以及重庆遭到迫害的商人李俊，还有许多遭受迫害的维权律师。（报告全文附后 上图：傅希秋在发言）
接着，基督徒学者兼非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家庭教会领袖张大军，介绍了自己从一个商人转型成为人权捍卫者的经历，以及他在过去多年遭受逼迫的见证。在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张大军曾被软禁在家。在今年2月他赴美国访问回国之后，又被抓走遭到了几天，进行关押问讯。（右图）
之后，原北京守望教会的成员卢风彬女士，通过电脑放映幻灯片，介绍守望教会在过去34周所遭受的连续逼迫，以及信徒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当她介绍一位所认识的姊妹和小儿子被警察拖到派出所关押过夜的时候，禁不住流泪了。许多守望教会的成员都遭到严重的虐待。最后，她感谢国际社会对守望教会的支持，并呼吁代祷。
在场的议员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以及欧盟如何更好地提供帮助。这些议员包括欧洲议会中韩委员会的路克斯·哈桐（Lucas Hartong）先生、欧洲议会副主席拉斯洛·托克斯（Laszlo Tokes 来自罗马尼亚）先生的助理苏莎·安娜·富兰茨（Zsuzsa Anna Ferenczy）女士， 等人。
最后，来自荷兰的关注教会的非政府组织（SDOK）的首席执行官艾德文·巴尔德（Edwin Baelde）先生，作了结束的发言，誓言要为中国遭受逼迫的人民发出声音。
明天（2011-12-01）下午2: 30—5:00，对华援助协会代表团将前往荷兰南部的瑞德科克市（Ridderkerk），参加中国基督教现状论坛，主题是教会和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情况。大约40个机构、一些欧盟议员、荷兰的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媒体，将出席这次备受瞩目的论坛。请众教会和基督徒为此代祷。
请继续关注本协会的相关报道。下面是傅希秋牧师的报告全文（点击链接阅读或下载PDF全文）：
2011年中国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简况——“今天的中国是二战前的德国吗？”
对华援助协会 傅希秋牧师
2011年11月30日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听证会
在2011年过去的11个月里，中国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恶化状况，达到了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后最严重的程度，这也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持续升级的第4年。在此，旨在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发展的对华援助协会，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和信息（大多数是第一手的），向欧洲议会进行简要的报告，并对欧盟如何影响和促进中国改善这些状况，提出必要的建议。
一、 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恶劣状况
1、人权和法治严重恶化倒退：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遭受失踪、监禁和酷刑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约100位律师、维权和异议人士遭受失踪、酷刑、监禁甚至判刑。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春天“非洲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因为从去年（2010）9月份，政府就开始针对“世界洛桑宣教会议”事件全面打压家庭教会，导致200名家庭教会的洛桑代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并全部被禁止出境，无法赴会。接着在10月份，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将近200名维权人士、民运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受到拘禁、殴打、软禁和禁止出境，等不同方式的打压。政府对茉莉花革命的反应是恐惧和强硬的，今年（2011）2月至7月，全国范围内遭到警察和国保约谈喝茶和威胁的维权和异议人士达1000多人。
针对维权律师的镇压，始于对基督徒宪政学家范亚峰在去年（2010）12月初的抓捕、关押和酷刑，以及获释后被长期软禁在家，至今未获自由。之后，这种从高智晟、陈光诚就开始的失踪、酷刑和软禁模式，借着茉莉花革命时期的严打方针，开始迅速应用到其他基督徒或维权异议人士身上。
今年2-5月，仅律师就有30多位失踪，下面是其中一些著名的案例：
1月份，黑龙江省的8名律师在法院被法警殴打，其中一位女律师被打流产。
2月16日，著名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被绑架失踪，3月初获释，期间遭受酷刑。
2月19日，著名法学教授腾彪和基督徒维权律师江天勇（基督徒）被警方绑架失踪。江天勇被关押60天后获释，期间遭受酷刑和洗脑的“挽救教育”。腾彪关押70天后释放，期间遭受酷刑。同一天，上海著名维权女律师李天天被警方带走后失踪，5月24日获释，期间遭受酷刑。
4月29日，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李方平失踪，5天后获释，期间遭受酷刑。
5月4日，维权律师黎雄兵失踪，30多小时后获释，遭受酷刑。
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李苏滨也被消失超过24个小时（日期不详）。
因揭露山东省临沂地区2005年13万妇女遭政府强制堕胎和结扎的案例而于2006年被判刑4年零3个月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住址：临沂地区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自去年（2010）9月9日服刑完毕回家后，陈光诚夫妇被政府派的上百人24小时值班监禁在家，所有通讯信号被屏蔽，无法出家门一步。生活基本用品全靠亲戚送来。今年他和妻子袁伟静遭受三次严重的殴打：2月8日夫妇被殴打导致无法下床；2月9日，向海外披露的陈光诚的最新演讲录相由对华援助协会首先发布后，夫妇俩人于2月18日再次遭到数十人的野蛮殴打；7月28日，夫妇俩人遭到长达4个小时的毒打。可能正是这次殴打，导致陈光诚之后的生死不明。最后这两次殴打，都是由双堠镇长张建带人实施的。
自今年1月份，不断有中国良心人士前往探望陈光诚，还曾有法国、美国、以色列和日本的记者前去采访陈光诚，都遭到暴力拦阻。上个月（10月份），包括一些中国著名作家在内的良心人士100多人，五次探望陈光诚，都被拦阻，多数人遭到暴力袭击。例如，10月23日有30多人前去探望，遭到政府派遣的300多人的群殴，全部受伤。
根据维权网的统计，截止今年4月16日，39位异议人士遭到刑事拘留，其中的一些著名案例如下：
自去年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仍然在服刑，妻子刘霞至今仍被软禁。
2010年底或2011年初，北京著名的基督徒异议作家余杰被失踪，期间酷刑几乎丧命，送到医院抢救。
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看望北京著名维权律师倪玉兰。4月7日，倪玉兰和董继勤夫妇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
2月14日， 四川的民运人士冉云飞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8月9日改为监视居住。
2月20日，四川省绵阳市政治异议人士丁矛先生遭刑事拘留，3月28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是逮捕。
3月21日，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以“寻衅滋事”罪名被警方抓走，9月9日判有期徒刑9个月。
4月3日，北京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被警方带走，6月22日取保候审回到家中，期间极可能遭受酷刑。
4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的政治异议人士基督徒朱虞夫先生，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正式逮捕。
4月14日，山东省济宁市曾关注福建省三网民案及参与浙江省乐清县维权村长钱云会死亡案的年仅25岁的维权青年人士张永攀失踪，两周后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5月13日取保候审获释。
此外，北京一非政府机构兼家庭教会领袖的张大军，也于2月20日至3月16日被监禁在家。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今年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从2011年2月20开始，广州多名律师、作家、维权市民被秘密关押，遭受侮辱和酷刑，直至2011年9月才陆续放出来。但仍在各种监视和限制中。
1、基督徒维权律师唐荆陵于2月22日被国保警察带走，3月1号被关押于番禺，直至8月2日被当局警察押送回湖北老家。同一期间夫人汪艳芳和岳母被强制失踪后囚禁在家，至8月2日方解除。9月24日返回广州后，从10月1日开始当局在楼下派辅警看守并登记大楼出入人员和身份。10月24号左右，楼下过道被安装两台治安监控录像。所在教会亦被当局强令分开聚会，教会迫于压力至今不接纳回去聚会。
2、独立笔会作家野渡3月1日被囚禁，5月24日强制送回湛江老家，后回到广州家中被囚禁。案件到8月底方撤销。
3、袁新亭，于2月25日被抓捕，囚禁至7月底释放。被强制送回成都老家。关押期间，所购买的房屋被当局强制卖出。至今不被教会（迫于压力）接纳恢复聚会。
4、刘士辉律师，2月20日因发布关于非洲茉莉花革命的信息被打伤。同月25日被抓走关押到6月底才释放。关押期间所购买的房产被当局强行出售，所娶的越南妻子被强行遣返。
5、刘正清律师，3月受委托后因到关押场所要求会见唐荆陵，当场被秘密抓捕，关于两个月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律师证被暂停执业到10月份。
6、孙德胜，3月1号被秘密抓捕，关押至7月中旬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原来的教会迫于压力未接纳恢复聚会。
7、著名诗人和资深新闻工作者浪子（本名吴明良），6月初被秘密抓捕，6月中旬离开关押场所。
8、广州维权市民林计强，因于6月份冲破保安和警察重重拦阻看望被囚禁的汪艳芳和其母亲，被当局关押到8月底才释放。
9、吴镇琦律师被在家监视居住从3月初至8月底。其他还有多人被囚禁不超过一周，或者多次传讯，或一次或多次抄家。这中间亦有多人不能参加原来教会的聚会。
除了上述的案例说明了严重的人权和法治的倒退，今年10月29日中国通过的《身份证法》修正案和11月9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进一步为这种倒退提供了法制性依据。或许是因为自2010年9月全面打压家庭教会、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以来，政府在这一年里深感一些法律条文的不方便，于是在《身份证法》中增加了“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从而拓宽了警察查证和暴露公民隐私的权限。此外，《刑诉法》修正了第三十、三十六和三十九条，说明了如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以延长拘传时间、在软禁和逮捕后，可以延迟通知家属，没有时间限制，从而为秘密拘捕和关押提供了充分的法律空间。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认为，这三条的修正内容属于“克格勃条文”。
尽管法治出现了全面严重倒退，中国已经沦为一个警察国家，以及由家庭教会宪政学家范亚峰等人创始的法律维权运动在中国遭受全面镇压，但是，这种维权模式仍然可行，并且是公民非暴力不服从的最佳公开模式。中国政府修正两项重要的法律，说明了依法维权模式是相当有效的。对华援助协会今年的法律维权事工，也扩展到了帮助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例如：丁矛和朱虞夫。此外,另外两位著名的基督徒自由民主人士,分别是遭绑架回国后于2003年和2004年被判无期徒刑的王炳章和彭明,也一直受到本协会的关注和帮助。
2、宗教自由进一步被剥夺：基督教和天主教遭遇强硬逼迫
迄今为止， 2011年前11个月的逼迫涉及中国家庭教会11个省、1直辖市和3自治区，逼迫的家庭教会将近30个，受到影响的信徒1500多人。被抓捕的基督徒人数高达300多人，如果将守望教会的33次户外崇拜的抓捕人数全部计算，将高达1千人次。
北京守望教会自4月10日以来，已经连续33个星期日在户外举行崇拜聚会被打压。政府动用大量的公安人员、国保以及治安人员，每次都将聚会的信徒抓捕、关押、甚至暴力对待、通过工作单位和房东施加压力，还动用官方的三自爱国基督教系统进行统战。教会的主要领袖们被软禁至今，每个周末被软禁在家的信徒达数百名，基本的生活自由也被剥夺。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也遭到专门打压。会长张明选牧师多次被抓捕、强行遣返、解除住房合同。副会长施恩浩牧师于今年7月被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判处两年劳教，正在服刑。
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高智晟继续失踪，生死不明。今年1月10日，美联社记者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发表题为《失踪的律师讲述遭受虐待折磨》的独家新闻次访报道，详细披露了高智晟于2009年2月4日“被失踪后”的14个月里，所受到的中国政府的恐怖酷刑折磨。
著名基督徒宪政学家、中国法律维权运动的先锋人物、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的创建人范亚峰博士，自去年（2010年）12月9日遭抓捕和酷刑并于12月18日获释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至今，所有的通讯方式都被切断或控制。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已经服刑已经3年10个月。今年2月他的妻子等家属获得通知，去年提出的复议被驳回，维持15年徒刑原判。
西藏开始罕见地出现基督教会遭受逼迫的案例。10月7日，有11位汉族教会领袖和宣教士被抓，后获释。
11月初，山东省泰安市的一座隶属于三自教会的百年老教堂遭到强拆，信徒奋起维权却受到逼迫。
11月11日，北京“沙漠之花”影视公司企业法人蒋雅西女士，因发行经过政府审批合法的基督教纪录片，而被抓走并已刑事拘留。
不仅是基督教，天主教在今年遭受逼迫的形势以及北京和梵蒂冈的关系更令人担忧。
3月30日，未经梵蒂冈教宗任命，官方爱国天主教为广东江门教区主教梁建森祝圣。
6月26日，河北省邯郸教区一位即将被梵蒂冈任命的天主神父孙继根，被警方带走拘押。
6月29日和7月14日，在未经梵蒂冈教宗任命的情况下，中国天主教四川省乐山教区、广东省汕头教区，分别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
今年8月，甘肃省天水的地下天主教会数十名领袖被抓捕关押。
根据上述的案例，以及中国一些资深教会维权律师的反应， 最近几年特别是2011年，中国政府在打压家庭教会方面，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新变化：
过去，公安局、宗教局打压家庭教会时，采用的罪名一般是：非法聚会，采取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印刷品很多，按照非法经营罪判刑或劳教。但从2011年开始，公安局、宗教局打压家庭教会时，开始采用“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或“冒用宗教名义非法聚会”等罪名，并且除了罚款，还进行判刑或劳教。这是新的现象。2008年前，对家庭教会进行行政处罚的案子，去起诉公安局或宗教局，法院一般还能立案。但从2008年后，到法院立案一般比较难了，提起行政复议也很难，政府一般不受理。
总结以上11个月的逼迫状况，以及在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90周年前后，政府命令三自教会等宗教团体参与演唱会大唱红歌赞美共产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其实是宗教只有跟随共产党的自由。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意义的出现。那就是，守望教会纯粹为了信仰的非暴力抗争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效果，标志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房脚石。
二、清楚认识中国的现状，发挥欧美的优势，联合促进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改善
1．对比二战前的德国，认识中国的现状
胡锦涛连续9年的执政，代表着毛泽东的极左政治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特别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堪称发动了一场迫害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小革命”。今年大批的公共知识份子甚至包括艺术家都受到迫害，就是充分的说明。此外，重庆市长薄熙来作为中国太子党的代表，自2009年轰轰烈烈发起的唱红打黑运动，其实就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初“三反五反”镇压资本家运动的翻版。例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家重庆俊峰集团老板李俊，2009年12月4日被薄熙来投入大牢，酷刑加身，40亿的资产一夜之间被剥夺，关押至2010年3月5日。20多位亲友被株连遭抓捕，妻子罗淙2011年10月22日才刑满获释。这两场极端共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复辟运动，都在今年达到了高潮，使中国本身发展缓慢的法治和有限的文化自由，出现严重的倒退。
但是，这种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复辟，并不会将中国带回过去，而是在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快速增强的同时，将中国转型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实体，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如果考虑基督教受到的逼迫状况，则与当时德国的情况更为相似。
首先，一战后的德国出于对欧美战胜国的不满，刺激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发酵，导致了纳粹的崛起。而经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继承了共产主义国家仇视西方自由国家的传统，并将这种情绪融入了孔孟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理念，导致了“愤青”的势力膨胀。
其次，二战前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中国的贫富悬殊巨大），而这种经济实力都直接用于巨大的军事投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会会，通过惊人相似的宣传模式，设法展现东道主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并竭力说服世界相信他们是和平崛起。
最后，在对待基督教方面，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政府“宗教事务局”控制的“中华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相当于德国纳粹党政府“教会事务局”控制的“德意志人民运动基督教”。两者都是高举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的不愿意顺服共产党控制的“家庭教会”，类似于德国的不愿意顺服纳粹党控制的“任信教会”，因此遭受排挤和逼迫。可见，历史正在惊人的重演。
2．发挥欧美的优势，采取具体的措施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政府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美国本届的政府执政期间，这种影响力开始急剧衰退。主要原因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知所措，一厢情愿地“同舟共济”和鸵鸟政策，导致中国政府乘虚而入，掌握了中美关系的外交主动权。例如，在过去的20多年里，历届美国政府都能够成功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一些重要的政治良心犯，一些人还能被转移到美国来获得政治庇护。但是，本届美国政府至今没有促使任何一位中国所关押的良心人士释放出来，或者让中国政府同意转移到美国来，甚至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
在美国对华影响力衰退的同时，欧盟能够发挥独特的优势。欧盟代表着全世界最多发达国家的态度和利益，因此，中国政府不会轻视。中国政府如今有一种将政治和经济外交重点转向欧洲的趋势，尽管美国仍然是中国不可忽视的伙伴和对手。本协会在2010年7月15日举行的欧盟听证会上，与中国两位维权律师李苏滨和吴成莲的作证，对中国的法治维权团体产生了重要的鼓舞作用。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2010年授予刘晓波和平奖，也极大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生态，鼓励了亿万中国民众。
我们在这里呼吁欧盟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与美国结成跨大西洋联盟，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办法：
（1） 通过外交手段敦促中国释放一些重要的良心犯。
（2） 定期在使领馆内举行派对，邀请代表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人士。
（3） 驻中国使领馆可以致电话给遭受迫害的人士。
（4） 使领馆官员邀请受到逼迫的人士喝茶。
（5） 重视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使领馆内举行以“文化交流”为题的学术座谈会，涉及中国政治、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学术方式能够推动思潮，影响深远。
（6） 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敦促其个人对欧盟的要求作出反应。
结语：
当二战前的德国已经出现政府大量侵犯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局面，西方国家并没有认真干预。当二战终于爆发后，西方国家付出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成功，但也导致了许多国际社会的后遗症。对于今天的中国，西方社会的外交政策不要忘记历史，不必重蹈负责，不要犹豫在目前付出较小的代价。中国是否会成为二战前的德国，取决于中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和西方社会的坚定立场和行动。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未来，都有极大的益处。
重要的是，不要惧怕，认真对待。欧美在这场较量中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政府是一只纸老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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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者和会长简介：
傅希秋牧师，籍贯山东省。本科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外语系，双学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任职于北京市委党校。在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研士毕业后，现攻读神学博士学位。
傅希秋牧师早年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遭受逼迫，并因此绝望以至于心灵觉醒，接受《圣经》真理，成为热心传播福音的基督徒。1996年，傅希秋夫妇因在北京从事大学生家庭教会的带领工作而被捕入狱2个月，后逃亡美国；并于2002年创办“对华援助协会”。
傅希秋牧师及其事工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中国境内基督教遭受逼迫和宗教自由领域中的权威专家，经常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在美国国会、欧洲议 会和联合国作证；频繁旅行会见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基督教机构、智库、其它非政府组织的领袖，广泛交流与合作，竭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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