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对刘会文牧师的逮捕通知书
德州美德兰（对华援助协会2007年11月27日）
40位河南家庭教会领袖被抓捕;甘肃刘会文牧师因散发福音单张被判有期徒刑18个月
近日，对华援助协会获悉，2007年11月18日下午5点,河南襄城县范湖乡裴昌村崔阁,有四十基督徒在聚会礼拜时遭到当地国保公安部门抓捕拘留,内有 当地教会长老;直27日止,一共释放21人,还有19人还在押,厨具.凳子.椅子.和私人物品被非法没收; 没有给任何法律手续;
据当时在现场聚会被抓, 尔后获释的王弟兄讲:他们在开该地区中华福音团契同工会;成员来自许多河南县市,其中有许昌’骡河/平顶山/.驻马店/平玉县,
教会领袖 辛伟, 李虎 和中华福音团契创始人当地长老申义平,常娟等十九人还在押,还通知其家人需要交半月生活费360元被褥等; 中华福音团契系中国家庭教会比较有规模的团队之一, 据称有会友近五百万人.
对华援助协会还获悉，刘会文牧师于2007年10月25日被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刘会文于2007年4月28日因在一次葬礼上发放传单而遭拘留，2007年5月31日遭逮捕。东乡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会文在散发《给穆斯林朋友的一封信》时犯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刘会文牧师判决书全文http://www.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3803
东乡县检察院的起诉书全文http://www.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3804
刘会文牧师被控诉的证据他散发的给穆斯林朋友的一封信全文http://www.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3806
刘会文的辩护律师北京的李敦勇律师在辩护词全文http://www.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3805
刘会文的辩护律师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敦勇律师在辩护词中认为：1、本案中被告人的公开信没有歧视、侮辱的内容；2、公开信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写 的；3、被告人没有侮辱少数民族的主观故意；4、本案情节显著轻微；5、被告人的行为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范围。辩护律师的以上的论点均未被法庭采信。
对华援助协会认为对刘会文牧师的审判是违背中国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保护公民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和平传播其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
仅因散发内容合法的传单就判刘会文牧师一年6个月的重刑是因为中国当局旨在用非法手段阻挡基督教在中国日益增长的传播。对华援助协会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们以及对此案关心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重新审理此案,保护刘会文牧师公开和平传播其信仰的自由.。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联系人：傅希秋
手机：267-205-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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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2007年11月27日

对华援助协会获悉2007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５时河南襄城县国保大队在范湖乡崔庄村基督徒家中以非法手段拉走家庭教会物资如下：
九个长凳子，三条板凳
十二条棉被，大塑料布一个
碗一百多个，一个大锅、盆子等
一个黑板
另外，四十个弟兄姊妹的提包被没收，包内在圣经、笔记本、笔物品现金不详。
2005年8月１５日河南襄城县国保大队在范湖乡崔庄村基督徒家庭崔示范弟兄家中拉走家庭教会物品现金如下:
铜器（两个锣，一个钗）
电子琴一台
奉献箱现金（五百元以上）
圣经及参考书籍（大约几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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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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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对宗教的管制手段研究*
―以掇刀区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为例
王光良
一、事情经过
今年7月份至今，中共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开展了一场针对基督教组织的秘密行动，掇刀区
党委要求下属各级政府部门贯彻落实由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分局制定的《基督教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对没有登记的聚会点、未经官方认可的传道人等调查摸底，并采取了
多种严厉措施，以达到将所有宗教活动纳入官方管理视线，制止、取缔不受控制的活动等目
的。
这场整治运动由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牵头，各级人民政府参与，包括党委下属的统战部门
、政府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公安部门等在内，此外起到配合作用的还有基督教爱国组织也即
三自爱国会。从纵向的角度看，各个部门的层级系统组成一个从上到下的垂直结构，直至将
行政管理的触角伸向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总体上看，纵横交织的组织结成了一张很
大的监控网，如果不考虑内部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内耗的话，可以说，这张监控网的运转，将
始终服务于最高等级的意志和目的。下面的示意图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图一：掇刀区基督教专项行动中的监视控制网络
二、问题的提出
我们的执政党建立起这样一套严密的监控管理网络，是依法行政的正当治理手段，还是为达
到执政党的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贯手段？这就牵涉到文件中提到的一些治理理由是否成立：
即整治行动是否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此外，这种层级监控体系能否与当前
的价值多元社会安然共存？若不能，它们将会产生哪些冲突？笔者将以《基督教专项治理工
作方案》为样本，讨论上面的几个问题。
三、层级监控的目的
那么，建立层级监控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本次专项治理文件中提到“对一般群众宣传政策法
规，讲明治理的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其合法权益，以争取群众理解，引导群众到合法场所活
动，减少治理工作阻力”，这句话似乎是说，监控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信教群众的合
法权益。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份文件的开头部分，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到，“（本次行动）
以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为突破口，制止基督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现象，打击打着
基督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维护全区
宗教领域和社会的稳定”。看到这里，我们才能明白，制止基督教“活动混乱”和发展“不
正常”现象，打击违法行为，抵御“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的稳定才是这次治理
行动的深层目的。但如果对其目的的挖掘到此为止，我们可能还是会被迷惑，因为维护社会
稳定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要措施，这就需要进一步剥开层层包裹，深挖背后隐藏的原
因。
（一）并不成立的理由
专项治理的文件中提到的所谓基督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以及非法活动等现象，
指的是哪些活动？从文件后面提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指私设聚会点，自封传道人，不服从
“三自”领导，散布异端邪说或封建迷信，聚敛钱财，建立教派组织，有外来势力渗透或地
下传教情况，如此等等。我们来逐一分析文件中提到的这些论据是否成立。
①私设聚会点、自封传道人。《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
自由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
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
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所必需的限制。”。这些规定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的最低要求，是受到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的。我国宪法中也没有对宗教信徒的礼拜、聚会加以任何限制。私设聚会点跟活动
混乱似乎并不能联系在一起。对于传道人，国家宗教局《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和全国基
督教“两会”《基督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规定了批准备案手续，须接受“三自”组织的领
导。但是，传道人作为基督教教职人员，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是只需对上帝负责的，他不
需要经过政府授权组织的认定，政府也不能指定“三自”为传道人的审批组织。如果自封传
道人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禁止条件，政府就没有权力限制传道人的资格。
②不服从“三自”领导，散布异端邪说或封建迷信。这里还是牵涉到公共治理的界限问题。
什么是异端邪说？什么是封建迷信？从文件上下文的意思看，反对“三自”教会似乎就是异
端的一种，但这与宗教意义上的异端邪说是毫无联系的。异端邪说的认定只能由宗教自治组
织通过宗教方式认定，政府宗教管理机构主要处理宗教组织和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内
部事务，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不能插手的。这是宗教自治的要求，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应有之义。
③聚敛钱财，建立教派组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建立聚会点并不需要任何部门的批准，那
么，公民个人建立的家庭教会收取奉献用于教会事务，如果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款项用于
私人目的，或者有信徒揭发控告，政府也是不能干涉的。这同样是宗教自治和公民意思自治
的要求。教派组织的承认与否也是宗教自治组织协调的问题，在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活动危害
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政府的干涉是不正当的。
④地下传教或外来势力渗透问题。传教还有地上地下之分，而且判断标准就是是否在政府允
许范围以内，这本身就是件很荒谬的事情。如果宗教信徒连传教都须经批准并被监控，那么
宗教还成其为宗教吗？它跟世俗的社会团体还有什么区别呢？关于外来势力的渗透问题，中
国的党和政府历来是将其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高度来对待的，“他们（
指西方国家）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
义者、强权主义者的利益的。”[1]执政党认为，“人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以干涉别国内
政的幌子，要坚决与之进行斗争。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又做何解释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控制和依赖应该比人权上的干涉更危险。为什么执政者认
为有能力抵御经济上的渗透（如果存在的话），从而积极投身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与国际
接轨，而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却如此讳莫如深？
（二）层级监控的本质
与以规范统治为基本特征的法治相对，目的统治的基本表现是人治，其最主要的治理手段就
是层次监控和“规训”。
[2]在当下中国则表现为一党专政下的民主集中制政权。在党内建立起少数服从多数、下级
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全景敞视式的层级监控体系，对党员实行人身控制；在党外，根
据宪法规定，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共通过对立法、行政、司法系统等
公共权力的控制，紧紧依附在各种国家权力机构之上，从而获得控制、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
，也因此成为权力的中心。
目的统治首先要建立起一整套层级监控体系，这在此次专项治理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党
委转发的文件中提到，“要不断完善区、镇（街道）、村（居）三级宗教工作管理网络，建
立镇（街道）、村（居）两级责任制，把依法管理基督教事务的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到基层
，纳入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创建文明村镇考核内容中，确保基层宗教工作层层有人抓、
处处有人管，确保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纳入管理……”在集中处理阶段，文件要求“对一般群
众宣传政策法规……，对骨干成员要“面对面”教育，要求不再参加私设点的组织。对自封
传道人重点教育，制止其乱传道，要求其在政策法规范围内活动。”在工作要求方面。文件
又要求“严密防范，及时处置私设点聚集性滋事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私设点活
动动态，及时发现并提供预警性、内幕性信息……”从上面引述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中国
的党和政府不仅想在党内，而且要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一套全景敞视式的层级监控体系，意欲
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纳入管理视线之内，此外，将监控对象分化瓦解，对重点人员通过面对
面教育、对关键人员进行惩罚和人身强制等规训手段，达到其特定目的。
层级监控是目的统治的重要手段，归根到底还是人治，为了达到目的，有权者可以置既定法
律规范于不顾，以言代政，以政策取代法律，而且自身处在外部监督之外，成为无法制约的
力量。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宪法三十六条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
的公民，但在大中小学生必读的政治课教材中，却大肆宣扬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而这些课本又是毕业升学的指定教材。在中国的语境中，再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
史，“精神鸦片”的提法带有极大的贬义，毫无疑问是一种歧视。再如，为了给2008年北京
奥运会创造良好环境，北京市重拳出击治理小广告，规定“散发小广告两次以上将被拘留”
。这种将目的置于规范之上的做法随处可见。
（三）执政党进行层级监控的目的
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执政党的监控目的，我们不妨想像一下计划经济年代的情形。那个时
候，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掌管了一切，从国有企业到幼儿园，从自行车到柴米油盐，甚
至连结婚都是需要组织批准的。可见，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己任的执政党，希望把自
己的美好构想变成现实的愿望颇为迫切，要实现这一目标，掌控社会全部资源，维护执政党
确立的既定秩序似乎显得非常必要。鼓吹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理由不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吗？
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逐
渐形成了价值多元和利益多元的社会。无论是在共产党的内部还是在党外，社会都在朝着个
人权利本位的方向发展。对于党内信仰涣散的状况而言，[3]共产党的层级监控体制仍然发
挥着作用，党内的很多成员虽然将党员身份看作“党票”，但在利益共同体内部，还不至于
达到威胁党的地位的程度，而且，整风和内部惩罚仍然有效。但对日益多样化的外部环境而
言，情况就有不同。开放的环境，让遵从理性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发
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并不因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新生政权就承认它的理论是真理，对政党执
政合法性的追问也开始增加。
在这种格局之下，执政党虽然放弃了对社会资源全面掌控的企图，逐步放开了对社会经济领
域的管制，但在社会文化、思想领域，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
竭力维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如何做到？对于以层级监控和规训为主要治理手段的人
治政体来说，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掌握真理的最便捷手段就是掌握权力。[4]因此
，执政党一方面通过对人身和行为的控制（在宗教领域主要是对未经登记的家庭教会和登记
点，未经批准的传教等活动的控制）来加强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控
制、规训人的意识领域。
①垄断立法权和行政权，《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提倡……，在人民中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
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从这样的规定中不难推断，凡与共
产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相符的思想都应加以抵制。事实上，各级学校正
是通过这种理论教育和灌输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
②把思想和工作、评级、入党、评先进挂钩，通过控制人的生存来控制思想。宪法规定任何
社会团体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中国共产党党章却要求党员必须是无神论
者，虽然入党是个人自愿行为，但考虑到在现实中，各级人大、政府等机构中党员所占比例
大部分都在70%以上，其独立的党委组织也有巨大的权力，而共产党员占中国人口的比例还
不到6%，党员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是显而易见的。党章的这种要求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公民的生
存权，构成了对信仰的强制。
③控制媒体和言论，过滤“不合格”的思想，只允许经共产党审查合格的言论。表达自由是
发现真相、辨别真伪的最重要途径，而如果言论受到控制和过滤，树立“独尊儒术、废黜百
家”式的“真理”体系就成为可能。
④对集会、结社、宗教活动的限制，通过控制行为控制思想和信仰。这方面的做法主要有登
记审批制度、档案制度等。从上面对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的分析中，我们也能看到，共产党明
里是要治理混乱状态维护社会稳定，但后面的政策措施部分却表明，其真实意图是在压制宗
教发展，防止宗教信仰威胁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对于遵守教规教义，开展活动正
常的私设点，经过教育、整改后，根据“从严掌握、合理布局”的原则，依法补办设立批准
、登记手续，予以开放……。”就是说，即使是遵守教规教义正常开展活动，仍然要受到“
从严掌握”原则的限制；“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聚会，……，可以允许其存在，不列入宗
教活动场所登记范围，但由区宗教事务部门予以确认（明确人员、地点和要求），村或社区
基层组织予以监督检查。”亲友间的家庭聚会都得受到村或基层组织的监督检查，这算不算
对正常宗教活动的非法干涉？很难想像，连村委会都可以监督检查的宗教活动如何正常开展
。
⑤散布外部威胁，造成人心里的恐惧。在这份几页的文件中，敌对势力和外来势力出现了三
次。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5]邓小平也曾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不稳定状态。”[6]
总之，目的统治一般外化为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但其内在实质却是维护有权者确
立的既定纲领和目标。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控制思维，中国的党和政府希望社会所有成员都
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朝着同一个目标不断前进，政府当然不希望出现脱离其掌控的组织出
现。早在建国初期，中国在宗教政策领域就确立了自主、自办、自传的“三自”原则，现行
宪法也特别提出“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些基本原则几十年来并没有
发生根本改变。一个人治的极权政体对社会价值的多元是不能容忍的，它必然要通过种种手
段，压制那些对其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7]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其自身掌握着全
社会的行政、经济、法律等资源，并通过这种党政不分的体制，牢牢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转，
有时还直接参与管理，由此深入到基层每一个角落，对每一个公民进行人身控制。执政党通
过对人身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层级监控，利用各种规训手段，确保社会和民众的动作在自己确
定的轨道之内。进行宗教压制就是其中之一种，掇刀区党委和政府本次的专项治理行动也是
如此。
四、层级监控体系与多元社会的对立与冲突
这种运用层级监控体系，将公民的人身甚至思想都纳入管理之下的统治方式，与现代社会追
求价值多元和权利本位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有权者滥用职权，以强力压制公民宪法权利，
不但达不到维持社会秩序，巩固自身领导地位，完成执政目标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多种恶果
。
（一）层级监控的不当使用将导致权力腐败
不合法的治理就是政治腐败。违反国家法律，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其实就是政治腐败行
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利用层级监控手段压制宗教活动，这种违反法治原则的
行为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它首先违反了宗教自治原则，干涉宗教自治，使党的机构卷入
宗教事务之中，并且以自己的利益导向做价值判断，这本身就保护权力的不当适用；其次，
违反了良心、思想、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秩序治理方案中假定的违法
犯罪活动大多不能成立，随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也是滥用权力；再者，即使有违法现象，党
组织插手本属于政府执法机构的事务，也会导致党政不分，侵犯政府的独立地位。
权力腐败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威胁。如果不认真探究，我们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虽然人民
可能会牺牲一些自由，共产党的层级监控体系还是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的，毕竟多元化的价值
体系给人的感觉不那么确定。只有社会稳定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也才能够
和谐。其实，这是对秩序的一种误读或者说是迷信。社会稳定有压制型的稳定，有动态平衡
型的稳定，前者以对公民的层级监控和对权利的压制为主要手段，对公民而言，这是一种义
务本位的社会模式，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处在退隐状态，权力的使用者（政府，中国包括
执政党，下同）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权力实际上不在人民的监控之下，相反，人民却在权
力的监控之下。“所谓动态平衡型的稳定，是指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彼此平衡，二者通过合
法对峙完成合作的秩序模式”，这种模式受制于宪制法治，因此具有稳定性。[8]这里还有
秩序和正义的关系问题，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秩序，但人类社会秩序的根本却在于正义，失去
了正义的秩序必然无法长久。权力的腐败将会把社会的正义体系完全颠覆，因此我们才说腐
败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威胁。
（二）压制公民权利无法实现控制目标
在米歇尔・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中，作者多次提到，对犯人的公开处决中，即使是有
确凿证据证明的罪犯，如果惩罚过于残酷，民众也会对罪犯表示同情，甚至起而攻击司法官
员。缺乏合法依据的控制和惩罚，将会引起非理性冲突和反叛。
在掇刀区的基督教专项治理行动这一案例中，既有政教分离的问题，也有党政职权的划分问
题。政教分离在几个世纪以前，实际上是指宗教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减少直至杜绝宗教对政
治的干预；几百年过去了，再提到宗教分离，尤其是在中国，实际上是指减少政治对宗教的
干预，承认宗教的自治发展。中世纪及以后的历史表明，宗教分离原则确立后，基督教获得
了更健康的发展，因为宗教信仰属于思想意识范畴，世俗政权不一定能够理解宗教，宗教也
无法对不信教的公民施以强制。对于政党来说，它的理论基础同样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
意识形态的认同不能靠强力压制，人民应当拥有对真理的辨别选择权利。试图用权力将信仰
（不管是有神还是无神信仰）强加于人根本就行不通。滥用权力只会引起非理性反抗。
中共掇刀区党委签发的治理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宗教活动的各种情形和对每种情形的处理办
法，这种规定和法律规范的制定模式是一样的，就是说，党的文件具有立法的性质。[9]在
法律、法规之外有党的政策，在政府、法院之外有党的组织，这是又一个权力体系。共产党
如此作为，实际上是法外施法，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首先，由于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其一举
一动都受到全民关注，如果自身的权力不受约束，反而带头违法，将严重破坏司法权威，消
解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造成社会迷信权力，正义伦理将逐渐丧失；其次，各种权力体系
冲突，造成执法混乱，一方面让人民无所适从，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也会严重受损；[10]而
且滥用权力也会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社会成员的行为的失范原因很多，既有个人原因，也有
制度的原因。在本文分析的案例中，共产党提到的宗教活动的“混乱”和“不正常”（社会
学上叫做行为失范），其实都是违宪的法规和政策对公民权利的不合理限制造成的，这种行
为失范可以称为制度催生的越轨，也就是俗话说的逼良为娼。
掇刀区的文件要求这次治理行动“内紧外松，严格保密。专项治理工作只做不说，未经区专
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各地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媒体报道”。不透明的执法行
为会造成人民的恐惧和敌视，严格保密不允许媒体报道更容易使治理中出现的滥用职权行为
无法得到监督，增加执法腐败的可能。
计划经济体制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现在却早已被改革实践所抛弃，没有了
政府的日夜看管，各种经济主体反而获得了健康快速发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变得更加稳
固。经济领域如此，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同样如此，“共和”政体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承认政
府的有限性。权力越大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结果非但不能维护社会稳定，反倒可能成为稳
定的最大威胁。
五、警醒：中共基督教政策的新特点
中国处在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
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11]联想到此前北京市公安局出台
的房屋“五不租”规定对宗教活动的压制，[12]以及《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规定对宗教活
动的诸多限制，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执政党政权对“三自”教会以外的宗教活动的基本态
度并没有根本变化，其治理手段仍然以监控压制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具体做法上
还是有了一些改变，宗教政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①对待公民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权，压制还是中共的基本态度，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放有
收，只控制那些脱离了政府监控、对其地位构成威胁的组织和个人。②披上法制外衣，更具
欺骗性。文件中提到“要把贯彻《宗教事务条例》与贯彻其他法律法规相结合，善于综合运
用有关法律法规，善于运用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的方式”，事实上，《宗教事务条例》本
身就是压制宗教的工具，说白了还是人治的产物，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则是回避宗教问题
的特殊性，以为“以法治理”就是法治了；③文件还要求对外进行消息封锁，行动的隐蔽性
更强。这也说明表达自由和国际言论对中共政策有着较大影响。
信仰是人性的基本需要，且由于信仰是主观与内在的，国家干预必然是无效的，并极可能导
致任意和严酷的专制。[13]在中世纪，对不同信仰的压制和迫害引发了无数次宗教冲突甚至
战争，且国家因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教派而直接卷入宗教冲突的漩涡，给社会带来了动荡和
灾难。[14]我国的宗教发展之所以会有地上和地下的分割，与国家不承认宗教团体的自治，
用行政手段断定宗教组织合法与否具有莫大关系。其鉴不远，即在殷商之世，美、德、法等
西方国家，吸取各自教训，最终都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探索出了各自的道路，其中的经验当
然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浩劫，也无不与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公民社会太过
弱小有关。可见，不能凭空怀疑“境外敌对势力”，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政治品德。不懂得
与人民谈判和妥协的政府不是好政府，同样，不懂得把自己置于人民监督控制之下，而只会
压制监控人民的领导核心，也决不会拥有稳固不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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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中国的宗教政策虽有松动，但监视压制的一贯做法，也即专项治理文件中提到的从严
掌握，纳入管理视线，经常进行监督检查等做法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些以全面控制为目的的
治理方式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是相悖的。曹志先生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
致谢。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2]
目的统治（telocracy），是指以计划和层级控制等强制手段实现执政目标的一种权力行使
和社会治理模式，规范统治（nomocracy）则主要以市场和法治作为实现执政目标的手段，
是
宪政规制下的国家―社会合理分权的治理模式。见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41页。
[3]
这种信仰沦丧的状况表现在：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党员理想淡薄，信念动摇，个人主义，
拜金主义严重，腐化堕落，奢侈浪费等。见马丽娜、胡明、刘长敏主编：《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述”》，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4]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徐友渔文选：自由的言说》附录，长春出版
社1999年版，第402页。
[5]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学习辅导》，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52页。
[7]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国家政体的模式可以分为多种，极权模式中，社会消弭于国家之
中，国家能力无限扩展并沦为某一社会群体（在现代由政党代表）的工具，个人自由终结。
参见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8] 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9]
虽然文件是党委办公室和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转发的，但熟悉中国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起
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党委。
[10]
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作者曾提到各种有权对犯人做出监禁处罚的机构
与“正常司法”的冲突。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4页。
[11]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徐友渔文选》附录，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第402页。
[12]
“五不租”的规定是一种将规训权力运用到社会治安网络，试图形成一种全景式的能够深入
到具体的个人的一种规训系统。这种利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该权力特有的
程序――“检查”等方式控制人身上的规训体系，与湖北荆门市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多相同点
。一南一北两个案例，互为印证。见清波：““五不租”中的权力规训”，普世社会科学研
究网。
[13] 14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条，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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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张明选牧师与孩子们分享福音

媒体采访张明选牧师可致电+86-13511012447
对华援助协会授权发布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给胡锦涛主席发表的公开信,全文附后.
公开信里, 张明选牧师列数自己成为基督徒后因为自由传道被严酷打压的事实.尤其是中共17大前后对他本人和家庭以及他所领导的家庭教会联合会各地同工教会所遭遇的严厉逼迫.直到最近全家人面临被迫无家可归的地步.
公开信呼吁恳请胡锦涛主席体恤民间疾苦，督促下属官员停止迫害基督徒，履行宗教自由的宪法承诺，做诚信守约的政府，开启政府和百姓和睦相处的新时期，因为只有建立在友爱和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公开信最后表示中国基督徒的心愿是为中国百姓谋公义，使中国社会充满更多的爱与关怀，便中国自由而繁荣，成为21世纪在心灵和制度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我们恳切祷告，求主惩恶扬善，使百姓得福份，使中国真正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另外,对华援助协会获悉一则鼓舞人心的消息：山东临沂一家家庭教会遭警察冲击后，运用法律武器,在法庭上依法斗争，最终赢回了他们的权利。
此家由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大官庄村高文东牧师带领的家庭教会于2007年5月31日遭几十名手持警棍的宗教局、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冲击。警察没收了 300多本圣经，600多本各种书籍、3台电脑、拷贝机、复印机、DVD、乒乓球台还有900多元现金等物品。在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的帮助下，先是到政府复议，两个月后没有结果,基督徒们将把河东区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经过了一些曲折，但最后终于定了开庭日期，由来自北京的吴成莲律师代理此案并陪同到法庭应诉。结果11月初开庭时公安局没到，不得已法庭当面定了下次开庭时间，但还没等到下次开庭，警察最后投降，于2007年11月17日退回了所有没收物品。
吴成莲律师辩护词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3823
对华援助协会鼓励所有遭中国政府官员逼迫的家庭教会成员通过中国的法律，国际法，针对这些侵权行为以法维权。建立真正的公平正义社会.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Chinese
House Church Alliance)会长张明选牧师给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您好！您辛苦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仆人——张明选牧师特向您问安！
胡主席，圣灵感动我，深夜23点给您写了如下的一封信，您远坐在中央可曾体察下面的情况，可否知晓民间的疾苦，可否了解各级政府如何的知法犯法，如何的目中无法。
我本是一个剃头匠，信耶稣基督以后，是上帝恩待我，让我成为牧师，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会长，一个为神做工的仆人，尽自己做上帝儿女的本分，为中国 繁荣富强与和谐做贡献。我们行善事，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帮助苦难中的基督徒，但是如此的善行却成为您以下各级政府打击迫害的对象，我相信这并非您的本 意，相信中国向联合国应许的允许家庭教会基督徒不登记集会，等有关宗教自由开放的政策，相信这只是下级官员的腐败，不严格执法，扭曲事实，以及官与地痞勾 结做恶的行为。
胡主席，你是否知道您手下的官员，对基督徒抓、打、赶，那些不贿赂官员仍然被关押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他们的灵魂不向上帝哀告吗？难道胡主席在多次的明查暗访中无所耳闻吗？难道您真的无动于衷那？
胡主席，我蒙召拣选21年，从信耶稣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个罪人成为神的儿子，不再犯罪，归荣耀与主基督，我信主后两个月零三天，被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公安 局非法殴打，下到监狱185天，在监狱的半年多给上了很好的法律课。最终于1987年3月22号无罪释放，到北京后我状告唐河县公安局法院院长局长，冤案 得以洗清。此后，我于1998年骑自行车走遍中国传福音、救人、帮助人、为中国祷告，四个月在自行车上走过3万多里的路程，历经严寒酷暑。回程后，便变卖 家产传福音，1999年元月20号到北京。在北京十年，传福音、建教会、被公安抓、打、抢、赶。我认识到国家的改变不仅需要外在的改革，更关键的是心灵的 更新，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1999年我再次因传福音被抓到精神病院13天。
2002年2月21日我们在昌平北七家聚见证会，此时，美国布什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昌平公安局把我们47名基督徒抓去，其中3个是盲人（两个80多岁，一个7岁）。
此后，我在朝阳区东坝乡租房居住，常被公安威胁恐吓搬迁，他们找不到我的错，就威胁房东让我们搬家，致使我无法生活。我带着一家老小，半个月搬家5次，后来又搬到河北三河燕郊二年多。
2005年5月20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成立，我们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基督徒，帮助教会，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在保定来水苟各庄深山的一个酒店里，被宗教局和警察们把我们40多名基督徒抓走，对我进行5个多小时的询问，又一次无罪释放。
布什总统直次访华期间，邀请我们几位基督徒与他一起早祷，2005年11月18号，我和儿子刚到北京西站，就被公安无理带走，押送到河南省社旗县4天。他 们无故不给予办理护照，卡我出入境手续两年，并说我法定不能出国，剥夺我公民自由，多次信访无效，并无理扣压我与妻子的身份证1年半。
贵党17大召开的今年10月15日，我们先前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与家庭教会联合会按牧会同一天开幕，就又被您以下的各级政府官员高度“重视”确保您及中央 官员代表们的平安，对我们基督徒跟踪、看管、临控。他们冲击我们在河北燕郊村子里的孤儿院、学校威吓学生，并且逼迫村大队，威吓我们3天不搬，就停水、停 电、断路，说我非法收养孤儿，现今又威胁我两个儿子搬家。公安把我们逼上无家可归的绝路，孤儿孩子将要流离街头。难道这就是和谐社会吗？您高高在上就没有 一点耳闻吗？腐败、贿赂，官府与地痞恶人勾结行恶、欺上瞒下、迎合拍马，我恳请您三思，体恤民间疾苦，督促下属官员停止迫害基督徒，履行宗教自由的宪法承 诺，做诚信守约的政府，开启政府和百姓和睦相处的新时期，因为只有正象您所说的，建立在友爱和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胡主席，冒犯您尊严的地方请您谅解，我给能您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就已经抱定杀头将至的决心，但我相信我的生命和您的心都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他必保守我和 您的平安。我们的心愿是为中国百姓谋公义，使中国社会充满更多的爱与关怀，便中国自由而繁荣，成为21世纪在心灵和制度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我们恳切祷告， 求主惩恶扬善，使百姓得福份，使中国真正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信这也是胡主席的心愿。特祷求上帝赐福给您和中国所有的执政者，使你们更加有智慧治理中国！ 我诚挚地邀请海内外基督徒为此代祷，愿神的国度早日降临！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
张明选牧师.谢凤兰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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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发布基督徒企业家吴魁给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德州美德兰（对华援助协会发布2007年11月19日）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 温家宝 总理：
我 叫吴魁，澳籍华人，祖籍广东揭阳，我与太太萧敏儿皆1958 年出生于香港，1996 年加入澳大利亚籍。 1978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和太太就跨过香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为农村普遍贫穷所震撼，决心帮助家乡父老。1983 年，我们成立了香港藤龙国际有限公司，每年两次参加" 广交会 " ，并将大量的国际客商和美元外汇带入中国，被评为 " 创汇大户" 以及全国外贸系统
" 诚信企业" , 所出口产品均为广大农民增加收入的副业。于 1999 年又引进生物技术，响应国家以" 科技兴农 " ，提出" 呵护自然，造福民生 " 的企业理念, 每年投入人民币三百多万到农村推广应用, 参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 虽然历经磨难, 企业被夺 , 仍然坚持理想并于2004 年在广州市又創办了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此，《人民日报》、《中国质量监督报》、《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们的事迹。
1, http://search.yanpan.com/c_cd6007c4c86eab5f4c0d64ca1f76f50e_13.html   2,http://qkzz.net/list/1672-7150/2007/31/
由于我和太太在国外出生长大，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不太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不懂得如何包装我们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企业文化，如 " 爱在您身边", " 施比受更为有福"… 等等，有些表达过于直率和高调，不懂得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文化更加中国化，导致国内一些同胞和有关部门产生误解，除了我们实应反省和检讨所有的言论和行为之外，同时也 敬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了解事情的真相，给基督徒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 。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目的是经营企业，推动祖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和弱势群体脱贫致富，而绝非传教，基督教只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宗教生活。
目前，中国政府也提出企业不应当纯粹是为了赚钱，应该具有
社会责任感，因此，我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地帮助农民，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大学，在企业经营处于亏损的情况下 , 仍然有计划，有组织性地向因病反贫的农民和弱势群体赠送大量益生菌饮料，使到几十万贫困的农民恢复了健康; 这纯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无私奉献 。作为回报, 我们将参与中国贸易所攒得三千多万, 甚至卖掉了我们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房产 , 全然投进关爱三农的事业上; 同时，我们举办了 20 多场带有基督教企业文化的招商经营活动和工商专业基督徒聚餐 , 均是我的信仰生活之自然流露, 并没有得到海外一分钱的资助 。在招商活动中，因为过份突出了我们的基督教企业文化，曾经有工商、派出所来访，但 并没有人对我们提出过任何意见 , 却受到中央机关对我们企业的行为高度关注。
今年
8 月21 日以后，多个政府部门的调查人员不断来到我们的工厂，多方询问工厂技术人员有关配方、生产工艺流程、控制要点等商业机密，更有甚者，借助媒体炮制假新闻， 毁坏企业名声，多个政府单位以各种名义来企业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并拘留我们企业骨干 ,不让我们出境 , 至今仍然未能给予一个统一、合理、公正的说法。
我们呼吁：
一、政府能谅解海外基督徒企业家的一片爱国之心：一 个赤子之心的爱国侨商所表达的企业文化完全是教导同胞先做好人再做好事，只是表达的不是很精确，有些高调。就像我们所刻录光盘和印刷的材料，都是公开赠送 给我们的经销商，足见我们的直率和坦荡。我们是按照信仰原则，拥护中国政府，跟随国家政策、尊重国家法律的，并没有任何恶意挑衅之意， 我们最终目的是希望有机会能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怀做出贡献。对此，希望领导支持和谅解。
二、尽快结束调查让我们恢复生产：从 8月 21 日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调查了，我们企业的一些员工因为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已经相继离职了，由于资金被冻结，工厂也无法正常运作，我们的企业濒临破产！ 通过快三个月的调查，相信政府部门对我们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够让彼此增进交流，促进理解，并能对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 以爱的行动来服务农村的夫妇负上道义上的责任，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产。

三," 万事以和为贵" ，不同的文化应该是用来交流，而不是彼此伤害的。我们相信最终坏事要成为好事： 1 、所有参与的单位正在协助我们整改； 2 、所有参与的领导均能成为我们的朋友；3 、所有监视调查我们的执法人员将成为我们的保护。
若然有关当局决定取缔我们的企业,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损失和解脱; 然而对中国的伤害更是多方面又是多层次的 :( 我们正在努力避免)
1, 经济方面 : 一个拥有五套生物技术的朝阳企业被搞垮
,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 人才方面 : 一个对水土资源环境保护, 病毒虫害防治, 农产品食物安全 , 人体健康.. 等有贡献的团队消沉了
3, 生态方面: 是我们带动了农业生产往生态平衡方向发展 , 成为领头羊并受到同行的关注 http://www.enochgroup.com/Cn/NewsView.asp?ID=30&SortID=1
4, 农村方面 :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 -- 农产品的品质提高和农村资源环境的自然修复, 均能通过我们的生物技术来解决 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11193
5, 文化方面 : 我们提倡企业的使命感和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 爱在您身边"           就这样成为历史回响
经过这次风波，我们将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学习，把宗教活动与商业活动严格区别开来，不再引起执法部门的误解。我们自 78 年初进中国至今，对中国已有三十年的感情，并且与广州一同成长，
希望不会在祖国留下任何遗憾和伤感 ! 反而能够继续服侍中国的农村与农民 ....
此致 
敬礼！！                                  
吴魁、萧敏儿敬上
                                                                                 二00 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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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2007年11月13日

图片：扫描的机密文件首页

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政府秘密展开对基督教进行专项治理；家庭教会成为首要打击目标
对华援助协会近日收到从中国政府可靠消息来源发来的机密文件，显示自今年7月起中国政府秘密展开长达5个半月的针对基督教的专项治理行动。目的是通过建立起全国性基层监控管理体系，遏制打压家庭教会的发展。

点击链接阅读文件全文
由中共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办公室于2007年7月24日转发的题为（掇刀区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机密文件（掇办发[2007]18号，该文件密级 为机密，为保护消息来源，对华援助协会删除了该文件左上角的3位数的特别编号），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贯彻落实由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分局制定的《基 督教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虽然该文件是地方政府签发的，但是文件内容里却显示该专项治理行动为全国性的。
该文件特别提到此次行动是“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和全省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和“以全国基督教工作座谈会、全省基督教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全市宗教工作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南”。
根据该文件，此次行动的目的是“以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指家庭教会）为突破口，制止基督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现象，打击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
该文件要求基督教爱国组织配合政府部门“完善区、镇（街道）、村（居）三级宗教工作管理网络，建立镇（街道）、村（居）两级责任制，把依法管理基督教事务 的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到基层”，从而“确保基层宗教工作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确保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纳入管理，形成责任明确、信息灵敏、相互配合的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的社会化机制”。
该文件规定专项治理工作在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下进行。成员有统战部、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宗局。时间暂定为五个半月。从6月15日开始，至11月3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三个阶段包括宣传发动调查摸底，集中整治分类处理和最后检查验收总结提高阶段。宣传发动调查摸底阶段，要求建立全面的对信徒和家庭成员的登记监控档案。“对私设点，家庭聚会点，自封传道人，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非法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查清聚会点情况及参加人员、活动时间、地点及规律，查清有无外来势力渗透或地下传教情况，有无封建迷信和异端邪说，查清讲道内容和传道人的来历和基本情 况，查清经费来源，经济状况，查清活动体系，骨干人员，一般群众情况，重点人员建档立卡，一般群众要登记造册”。

在集中整治分类处理阶段，对家庭教会的处理“按登记，以堂代点、合并、劝散停止、取缔等5种办法进行规范，对家庭聚会点，按‘三明确’（明确人员、地点、要求）予以确认，纳入管理视线。”

文件特别要求对基督教传道人要采取“考核后持证上岗的做法”。 对家庭教会所谓自封传道人“愿意服从‘三自’组织领导的，可履行认定、备案手续；对散布异端邪说，反对‘三自’和非法聚敛钱财的，进行教育制止，责令其停 止活动；对屡教不改，拒不停止活动，以及进行危害他人健康、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由公安部门配合宗教工作部门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处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次行动，文件要求“内紧外松，严格保密。专项治理工作只做不说，未经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各地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媒体报道。专项治理工作文件密级为机密，编号印发，用完后交机要室保管，不得泄密。”
针对此次行动, 本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发表谈话说: “这种针对教会的秘密打压行动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并与中国政府所签署的有关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世界人权宣 言》（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III) 号决议通过并颁布）第 十 八 条规定人人有‘有 思 想、 良 心 和 宗 教 自 由 的 权 利; 此 项 权 利 包 括 改 变 他 的 宗 教 或 信 仰 的 自 由, 以 及 单 独 或 集 体、 公 开 或 秘 密 地 以 教 义、 实 践、 礼 拜 和 戒 律 表 示 他 的 宗 教 或 信 仰 的 自 由’。我们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能尽快矫正这种作法.”
     
对华援助协会版权所有©2007年 11月 1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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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2007年11月9日

2007年4月，中共公安部门通令全国，要求对国内外所有参与奥运会的人员进行严格审
查，
其中包含奥委会成员、运动员、媒体、赞助商，并明列出11类43种人，禁止他们参加奥
运会
。
2007年4月初，公安部向各地公安密发《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
查的
通知》，这就是“11类 43种”黑名单产生的缘由。
11类人：
（一）、敌对分子
（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组织人员
（三）、宗教极端及宗教渗透人员
（四）、民族分裂分子
（五）、有危害奥运会的传媒人员
（六）、针对奥运会有现实危害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七）、危险分子、上访重点人及其他对党严重不满人员
（八）司法机关正在立案侦查或采取刑事、行政强制措施人员
（九）被管制、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其他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罪
份子
，以及被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所外执行人员
（十）暴力恐怖份子
（十一）、非法组织成员
43种人，是将11类人进一步细分为43种人：
（一）、敌对分子
1、境外敌对势力、敌对组织成员；
2、意识形态领域重点人员；
3、“两非两乱”积极参与人员；
4、境内敌对分子；
5、有现实危害可能的“动暴乱”伤残人员及死亡人员家属；
6、曾因犯反革命罪或者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人员及其近亲属或与其联
系密
切的人员；
7、曾叛逃境外的人员及与其有可疑联络的人员；
（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组织人员
1、“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其衍生功法组织人员以及曾经习练人员；
2、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的14种冒用宗教名义邪教组织成员，7种衍生邪教组织成员；
3、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的14种有害气功组织成员。
（三）、宗教极端及宗教渗透人员
1、境内外宗教非法组织成员；
2、因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被我处理的人员；
3、参加非法讲经活动的人员；
4、非法传播宗教书籍、音像制品的人员；
5、在境内外非法建立宗教组织、机构、学校、讲经点以及其他宗教性质实体的人员。
（四）、民族分裂分子
1、新疆“三股势力”人员及其境内外关系人；
2、达赖“流亡政府”及其附属组织成员；
3、参与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的人员；
4、曾资助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或者活动的人员。
（五）、有危害奥运会的传媒人员
1、境外敌对事业和敌对组织传媒机构的从业人员；
2、长期坚持反共立场，恶意诋毁党和政府的传媒从业人员；
（六）、针对奥运会有现实危害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1、有境外政府背景，对我党和政府实施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2、有可能危害北京奥运会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人员；
（七）、危险分子、上访重点人及其他对党严重不满人员
1、对我党和政府严重不满人员
2、缠诉缠访人员；
3、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告洋状”人员；
（八）司法机关正在立案侦查或采取刑事、行政强制措施人员
1、公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的人员；
2、被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人员；
3、曾因涉嫌犯罪而被拘留或逮捕，后被释放但仍未完全排除嫌疑的人员；
4、各类在逃、脱逃的人员；
5、被通缉、通报、查缉的人员；
6、被实施边控的犯罪嫌疑人。
（九）被管制、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其他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罪
份子
，以及被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所外执行人员
1、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的罪犯；
2、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及判处拘役离所的罪犯；
3、被判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的人员；
4、被决定收容教育所外就医及请假离所人员。
（十）暴力恐怖份子
1、恐怖组织成员；
2、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提供支持、协助的人员；
3、恐怖组织成员的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员。
（十一）、非法组织成员
1、未经合法注册的政治性组织人员；
2、未经合法注册即以组织名义从事活动的人员；
3、利用互联网从事串联、煽动对党不满的非法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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