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恶棍孙荻应该被人权问责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孙荻,男,北京宣武区人。出生日期不详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警察,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第九处处长。其手机号码为:13801034342,其微信名称为“孙了了”。

孙荻作为北京公安局主管国家安全案件的警察之一,组织策划了众多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上访人士等的人权迫害案件,他曾经直接迫害高智晟、唐吉田、滕彪、浦志强、李苏滨等多名人权律师,也曾对艾未未、胡佳、陈光诚、文涛、王荔蕻等异议人士进行迫害,对曾住在北京市的众多刑满释放良心犯如李海、郭宝胜、陈天石、穆文斌等进行大肆骚扰。他是2000年以来北京发生的众多迫害异议人士、维权律师案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和责任人。

孙荻作恶多端,他因为是迫害高智晟案的直接指挥者而臭名昭著。自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以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为主的警察和便衣,以极其卑劣的黑社会手段,对高智晟律师实行了长期的系列迫害,包括电话恐吓、跟踪、围堵、殴打及切断通讯设施、剥夺高律师的人身自由。其直接责任人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处长孙荻。孙荻不仅指挥对高律师的迫害,而且频繁找高律师谈话,威胁、虐待、精神折磨高律师。

2006年8月15日至2006年12月22日期间,高智晟律师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残酷迫害。在这一百二十九天里,高律师“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六百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五百九十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五百九十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八百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三百八十五次。”2006年12月22日,中共司法当局,非法判高智晟律师3年徒刑,缓期5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住所的高智晟律师被迫搬家,并与公众失去联系。

2007年6月2日,当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严密监视的高智晟律师前去质问一名于2006年11月24日殴打其妻子耿和的警察时,遭到该警察劈头盖脸的攻击毒打。

根据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确认: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孙荻处长负责监控高智晟及其妻女的,在高律师被捕期间,所有针对高律师妻子儿女的凌辱和暴力殴打都是由孙荻负责指挥实施的。高律师回家“服刑”之后对其的暴力袭击依然由孙荻负责。

2006年六四,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独自纪念六四的浦志强律师被孙荻等北京警察询问并拦阻前往天安门广场,并实施软禁一天。

2007年4月16日,曾帮助过高智晟律师的访民黄燕被孙荻绑架到设在丰台的湖北驻京办控制起来,后又被孙荻违法软禁30多天,软禁在亚运村怡华宾馆202房。后来孙狄将黄燕湖北老家公安叫来,将其强制带走软禁在荆州五普四湖宾馆二十多天。那间宾馆全封闭式铁窗门,据说是专门关押访民的。

孙荻也参与迫害艾未未,2011年4月,在孙荻指挥下艾宅第二次被搜查,孙荻对看门人小韦进行了非常粗暴地威胁,他命令小韦交出财物室钥匙,小韦说没有,孙威胁说:“再说没有,我他妈的抽你”。

2000年后,大凡在北京住过的刑满释放良心犯都曾受到过孙荻的喝茶、盘问和骚扰。根据目前在美国、1997年刑满释放、1999年在家软禁一年后住在北京的郭宝胜先生指证:“孙荻当时是骚扰在京良心犯、异议人士的主要警察,我2000年在一间大型网络公司上班时,他就与多名警察多次前来公司骚扰,导致我不得不离开这家待遇不差的公司。我去其他公司后,孙荻又前来骚扰,最后我不得不进行个体经营,不再到任何公司上班。我也从李海、陈天石、穆文斌等良心犯朋友口中得知,他们也经常受到孙荻等北京国保的骚扰”。

这些有据可查的罪行只是人权恶棍孙荻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其他大量的迫害罪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现在世人前面。无论若何,作为中共独裁政权的恶狗的孙荻,已经恶贯满盈、千夫所指,他应该受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权问责,他应该即刻纳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天津市公安局拒绝辩护律师会见王全璋

余文生律师

2017年2月27日上午10:20,李文足、王泉泉、程海、余文生,在王峭岭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我们先后打了王全璋案主审法官周虹的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周虹不在。余文生、程海要求将王全璋的辩护手续,交给周虹的书记员,但是该书记员拒绝接受辩护手续,说必须征求主审法官周虹的意见,并告知余文生、程海,王全璋现在还没有律师。

我们又打了刑庭的内勤电话,内勤说找周虹,最后也没找来。我们又打了监察室投诉电话,监察工作人员回复说也没有找到周虹,并拒绝了我们的投诉。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实际上都是在推诿。一直等到中午法院下班,我们也没见到周虹,问诉讼服务大厅接待人员找谁,得到回复只能找主审法官。

此行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拒绝接受程海、余文生递交王全璋的辩护手续。程海、余文生只能回北京后用EMS快递的方式向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王全璋的辩护手续。

下午两点程海、余文生律师,在李文足、王泉泉、王峭岭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程海、余文生律师向守门武警出示律师证及会见手续后,进入了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第一道门,又向第二道门守门警察出示律师证会见手续终于进入了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在办理会见的窗口,程海、余文生律师将王全璋会见手续及律师证递交接待警察,那个接待警察对余文生、程海律师的辩护手续进行了极其苛刻的审查,态度极端恶劣,在查会见手续没有任何瑕疵后。接待窗口多名警察纷纷离开窗口,程海、余文生只好在窗外等候。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半左右,天津市公安局的李斌,又出现在程海、余文生面前,这次他代表的不是天津市公安局,这次代表的是天津市第二看守所,告知程海、余文生,天津市公安局派他来的,说王全璋在检察院阶段,曾经有一个声明,“声明不要家属聘请的律师,也不要办案单位找的律师”,所以看守所拒绝程海、余文生会见王全璋。程海、余文生据法力争,看守所均以“无法”方式应对。

程海、余文生律师一直等到看守所下班,只好离开了看守所。对看守所的行为,程海、余文生明确向李斌表示要对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告。

辽宁5基督徒涉“非法经营罪”重判3至7年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辽宁省辽阳市法院2月22日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该市太子河区祁家镇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基督教朝光教会李东哲牧师夫妇,教会会计李春侠,干事李媛共五名基督徒3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至10万元。判决书指该教会购进非法出版书籍10万余册,价值49万余元,后又以教会的名义接受信徒订购并销售。

辽阳市太子河区法院2月22日作出对朝光教会5位信徒的判决书显示,该教会牧师李东哲列为第一被告人,其妻子朴顺男作为第二被告,其后顺序是会计赵春侠、干事李媛及时锦燕。他们都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李东哲和朴顺男被判刑7年,两人各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赵春侠和李媛被判刑5年,各处罚金7万元,时锦燕被判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而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被处罚金二十万元。

判决书指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销售的书籍涉及江苏、南京、吉林、内蒙古等区域,被告人李媛、赵春侠、朴顺男均供述过获得利润的事实,并有销售的明细记账。法院认为,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违反国家规定,购进非法出版物进行发行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李东哲、朴顺男均系单位主管人员,赵春侠、李媛、时锦燕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起诉书指控上述各被告人销售书籍价值人民币近50万元,但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证据之间数据不一致,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判决书称,2011年4月至2016年5月,李东哲、朴顺男身为朝光村基督教会聚会点负责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唆使教会干事李媛,在教会会计李春侠处领取教会资金后,从广州购进非法出版书籍10万余册,价值49万余元,后以教会的名义接受信徒订购并销售,将余下部分非法出版书籍交给该教会便利店,由被告人时锦燕进行销售,非法获得销售金额10%至20%利润。公安机关在时锦燕住处搜查出存放的非法出版书籍2000余册。

记者根据判决书上列明的辩护人姓名,致电朴顺男的辩护律师王震,对方借故拒绝记者查询。他说:“你想了解这个案情的话,要拿你的记者证,你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不然我们没办法接待。我现在接待不了你,抱歉,你愿意想了解情况,要亲自过来,带上你所在单位的证明”。

冯庆勇律师索性对记者说,他不是时锦燕的辩护人:“不好意思,你找她的辩护人”。

记者:您不是她的辩护人吗?判决书上写的是您是她的辩护人。

对方说完就挂断电话。

曾代理多起基督徒案件的河南律师任全牛认为,不少律师因为受到压力或者“自律”,不愿接受媒体记者采访:“不愿意的主要原因还是不敢接受采访,特别是来自境外的采访,因此找理由,找借口”。

记者:您觉得这是律师自律,还是当地打招呼了?

回答:这种情况当然有的有打招呼,一般律师不用跟他打招呼,他们很自觉,很乖嘛,主动自我审查。

朝光教会负责人李东哲牧师等五人,先后于2016年5月14及15日被公安刑事拘留,6月8日被辽阳市太子河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

目前,朝光教会已经停止运作。对于该教会5名信徒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任全牛律师说,涉及非法经营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家庭教会信徒,因此,涉及三自教会的比较罕见:“涉及到基督徒的非法经营,包括刑法三百条邪教组织等,我所知道的基本上是涉及参加地下教会活动。(当局)找了其他的一个法律理由,我听说过一个案例是地下教会,因为涉及出版物被指非法经营。如(基督徒)涂焱什么都没有,他要打击你的话,只能以刑法三百条处理”。

近期,中国地方政府对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活动,也开始设限,如在广东部分地区的三自教会,当局阻挠培训教牧人员等。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认为,中国辽阳市法院以所谓“非法经营罪”,惩罚该合法登记的基督教聚会点,公然判决1男4女基督徒。完全是借刑事罪名打压宗教自由。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709家属李文足:周虹法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李文足

2017年2月24日上午十点,我和峭岭姐来到天津二中院。照例快速通过安检进入接待大厅,还是拨打4331立案庭电话,接电话的还是是丁玉涵法官。

麻烦的过程就不浪费文字了,反正是4331电话的丁法官把我推到了4406电话;4406电话把我推到了4407。

4407张法官接的电话。在我说明是家属后,他说:“我给你问问,别撂电话啊!”一分钟后,他就告诉我,负责王全璋案子的是周虹法官。

我说要请周虹法官接电话,他说周虹法官不在,刚好他的书记员在,就把电话交给了书记员。

书记员说姓李,这时我在电话中听见张法官的声音“王全璋……”。

李书记员说:“刚好周虹法官今天在”。

请各位注意,刚才那个法官说周法官不在,这个人又说周法官在。

约十分钟,李书记员来到接待大厅,仔细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结婚证,然后就要带我“上去”见周虹法官。

我站在大厅,仰头看了看“上面”。“上面”那个地方,就是2016年7月29日那天,把我跟峭岭姐拖出来的那个地方。当时七八个法警把二敏姐一个人堵在那屋里,说是老翟开庭的时间只告诉她一个人,不告诉无关人员。二敏姐一个人在那间屋里尖叫的声音仿佛还飘荡在二中院的接待大厅里。“上面”那个地方,也是上次峭岭姐被带去见刘毅法官的那个地方。

当时我看见她被书记员带进去,又看见法官进去,又看见四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

我感觉恐怖袭来!想了一下,说:“这个案件事关重大,案情复杂,我就是一家庭主妇,我需要和律师一起见法官,这样才能保障王全璋和我的权益。”

李书记员一听,有点急,嗯啊了几声后,说:“这个得上报,我做不了决定。”

我说:“见不见法官应该是我决定的。在律师陪同下见法官是我的权利!我需要跟律师一起见。现在就跟您约一下时间吧。”

李书记员说:“哎呀,今天刚好周法官在。你就不想了解一下王全璋的情况?”

我说:“我当然想知道我丈夫的情况,但我需要有律师一起见,这样才能保障我和王全璋的合法权益。”

李书记员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我现在预约一下,留下联系方式。您跟周法官约好时间告诉我!”

但李书记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能把你的意思转达,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着他一副唯恐沾边的模样,我也觉得好笑。我更好奇,本来挺正常的书记员,为什么我一说要律师陪同会见法官,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而且努力要立即把我带到周虹法官面前。越是这样,我越要坚持律师陪同会见这位周虹法官了。他们对律师要求会见法官百般不情愿,闪躲回避,又殷勤竭力的让我这个不懂法律的家属见经办法官,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017年2月24日

辽宁一官方教会聚会点以非法经营罪被重判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2月22号,辽宁省辽阳市法院以所谓“非法经营罪”(买卖官方禁止的基督教书籍),惩罚辽阳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及主要同工,公然判决1男4女基督徒重刑,其中李东哲牧师和朴顺南姊妹被判7年徒刑,其他的赵春侠姊妹、李媛姊妹、时锦燕姊妹被判5年3年不等。

在判决书中强调李东哲牧师等人购买非法的基督教书籍,并在教会内部销售,赚取利润,构成非法经营罪。当局在判决书中也将辽阳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列为被告单位,这是外界得知的首例。

据了解,辽阳朝光村基督教聚会点隶属于三自教会,已经存在20多年了,有500多信徒,是当局重点维稳对象。这次以经济罪名将教会领袖和骨干一网打尽,显然是当局打压宗教自由、遏制基督教发展的罪恶行径。

















新疆尉犁基督徒遭公安两度查抄 十字架遭强摘奉献箱被敲开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新疆尉东南部尉犁县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七户基督徒遭到公安查抄。据当地信徒称,2月24日及26日,32团派出所公安及综治办人员多人,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信徒聚会点和她们的家中搜查,摘走墙壁上的十字架、敲开奉献箱,取走奉献款,抄走圣经等宗教用品,当地信徒投诉无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一基督教家庭聚会点,日前遭到当局搜查,并强行扣押宗教用品。信徒付群2月26日告诉记者,24日晚公安登门查抄她们七位信徒的家和聚会场所:“我们这次遇到的事情是在没有聚会的情况下,我们在家里,派出所就到我们家来搜物品,当时我本人不在家,我的丈夫在家里。把我们家的圣经等所有书籍和光碟,全搜走了。把我们的奉献箱打开,有的人拿锤子砸,有的拿钥匙开,把奉献箱里的140元钱拿走了,播放器也拿走了,奉献箱也拿走了”。

付群共有两套住房,其中一套约70平方米的房屋用来做聚会场地。她说,公安当晚闯入该聚会点:“教会一个70多岁的阿姨住在那里,公安就把我们的奉献箱、书籍等,全部拿走。把教会里的所有东西搜光。有十字架的地方也搜走,搜得一干二净。他们每到一个家庭,就把十字架,图画(墙壁上的)都撕下。当初我们没有聚会,都在各自的家里”。

据初步统计,被当局查抄的有陈代会、彭祚容、刘守群、赵金红、贾秋月、付群及周建华共七户信徒家。付群说,26日中午,公安再度登门搜查信徒家,与前一次相同的是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什么都没有出示,两次进入我家都没有,今天进入我家是翻墙进去的。今天中午去的时候是团部和派出所人去的,翻墙进入我们的房子后,又搜走好多东西,是之前没有拿走,没有搜完的物品。如笔记本等”。

信徒彭女士说:“我们这里是派出所的人和31团综治办的人到我们这里来搜家里的东西,翻查两次了。这一次还翻墙进来”。

另一位信说,当局每次来人都超过十个人,说他们是邪教:“他们第一次来有十几个人,今天翻墙进来的时候也有十几个人。他们到我家来说要‘看看’,进来后到处都搜,连饭桌上一张支票被他看见都拿走了。我叫他把有版权的书给我,他们不给我。我说你前天搜过,今天又来搜,他说我们是邪教,我们信奉几十年,我们没有信过邪教”。

记者致电其中一位公安查询,对方拒绝正面回答,他称:“我们公安机关有法律明文规定,就是我们民警不能接受你们记者采访,你如果想采访,到我们当地公安机关的新闻宣传部门,我们有专门为记者提供采访的机构。我们民警不能单独接受传媒记者采访”。

总部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对新疆建设兵团公安未出示法律文书,擅自翻墙进入公民家中搜出感到震惊,认为作为执法人员更应遵守相关法律,尤其要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希望中国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并就这次事件,向国际社会作出交代。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公安翻墙进入信徒家中留下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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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信徒讲述公安翻墙进入信徒家中查抄教会用品


新疆基督徒孔令荣等多位信徒被盯梢及上岗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新疆巴州建设兵团农二师31团基督徒孔令荣,因在家中与信徒聚会,当地政府派人在其家的大门外驻守,禁止信徒到她家进行聚会。另一位信徒梅云华也遭到当局盯梢。少孔令荣说,当地宗教局官员于2月23日向孔令荣出示印有“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的两页文字材料,但没有著名出处。

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31团基督徒孔令荣因在家中与信徒们进行周日敬拜,2月19日遭到十多名公安冲击,聚会点遭到搜查,门上的对联被撕毁,当地阳光社区居民梅云华家被断电停水。孔令荣说,数日前,她居住地梨花社区居委会派人在她家的楼下大门外看守,不准其他信徒到她家,而且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他们天天都在我家大门口守着,我们晚上出去他们也跟着,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就在我们门口,车一夜到天亮都在。但不是警车,叫小皮卡车,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等于把我当贼防。凡是信主的都不让到我家来,都不让来”。

信徒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在孔令荣家的楼下,一辆白色车辆停在路边。31团信徒聚会遭到当局冲击事件发生后,引起海外媒体关注。孔令荣说,当地宗教局官员登门找到她,还向其出示一份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的印刷单张,但该份材料没有出处,也没有注明是什么材料。其中第4条写道:“未经批准,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人员在本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地方讲经布道、聚众进行宗教活动”。第五条,“未经批准,擅自从外地搬请宗教教职人员,未经批准,擅自邀请内地宗教教职人员来我区进行宗教活动”都属违法。

孔令荣说,该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官员给她讲述的的26条“规定”,不知出自何方: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也搞不清,是他们民宗局印刷的,还是市里印的,我都不知道。文件上面没有写哪个地方(发的).他(官员)就是说是这样规定的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就是那26条,也没有章。他们就是拿这些条条框框来吓唬人”。

在国际媒体报道后,阳光社区信徒梅云华家的电和水,已经恢复供应。孔令荣说:

“纠缠了好一阵才把人家的电通上,他们也看到报道了。当官的叫每一个信耶稣的去开会,讲26条。还说‘你们把事情搞到网上去,还发新闻报道’,他说。我当时就警告他们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犯法,他们不听,说你有本事就去告”。

梅云华对记者说,她家被断电停水5天后,于上周恢复,但出门遭到政府方人员跟踪:

“水电来了,被停5天才通了。他们叫我写一个保证,我没有写。他天天派人盯着我们,盯着我们家,包括我们的姊妹家,你一从家里出来,他就跟踪”。

记者:其他姊妹也被盯?

回答:啊,我们那个姊妹他们都盯着呢。他们不是明着盯,在暗处盯,我们那个姊妹有一天晚上去祷告会,到12点钟,出门突然被他们的车子跟踪,就盯到她家。

2月19日上午,孔令荣家有21名信徒正在聚会。当局出动宗教局、公安及社区人员十多人闯入她家,还称超过三个人聚会就属违法。并将所有参加聚会的信徒带到派出所盘问,而另一位于阳光社区的信徒梅云华家遭到七、八个警察上门查抄,切断其家的电源和水。

孔令荣表示,他们参加聚会,并没有违法法律。信仰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孔令荣家的楼下,一辆白色车辆监视她的行踪

基督徒广东上访被推诿近期往北京上访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州广福教会信徒李红敏因印刷基督教刊物而被控“非法经营罪”一案,其妻子徐磊到广州市及广东省信访部门上访,投诉其丈夫因宗教刊物,面临判刑。但被信访官员推诿。还被接待人员盘问如何得知上访途径。对此,徐磊打算近期前往北京,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李红敏的妻子徐磊说,她就丈夫涉嫌“非法经营罪”两次开庭,法院迟迟不作宣判,警方人员为了加重对李红敏的处罚,更威逼他将涉案书籍金额,由四万元提高至五万。2月24日,徐磊和家人到广州市信访部门和广东省信访厅上访,但接待人员不予受理。她说,接待人员首先问她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信访局:“问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这里的,是谁告诉我们的还是怎么样,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来这个地方,我说老百姓没有办法,上访是唯一的途径。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上访),我说我们是第一次来,然后他说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个办法,我说人家好多老百姓都走这个途径”。

根据中国刑法,非法经营罪涉案资金超过五万元,将处以三年以上刑期。徐磊在上访材料中称,2016年6月2日,她的丈夫李红敏经营的印刷厂被白云区公安和宗教局人员查抄,指非法印刷书籍,又把工厂印刷的书籍全部拉走。其中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内部使用的注释书籍和一些诗歌歌本。起诉书指控李红敏受他人委托,从事非法印刷基督教书籍活动,在李处查处非法印制的宗教出版物125种共计115740册。出版物123种共11万余册为非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去年,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曾两次开庭审理该案,但至今仍未宣判。

徐磊说,广州市信访人员拒绝受理她的上访:“她说,你认为是不是非法经营罪,我说我认为不算,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她说我的上访诉求没有写清楚。还让我写是哪一个部门抓的我丈夫。我写的是黄石派出所带白云区公安分局等部门来把人抓走。然后他给我们的回复是我们这个案子应该去法院问,不应该来他们广州市信访局。说这个不归他们管。是法院说了算,他们说了不算”。

随后,徐磊又到广东省信访局上访,接待人员得知其上访内容后,再次推诿:“我上省里上访,她说不受理这个上访。也没接我的上访书。她说为什么,你们印刷了什么说你是非法经营罪。我说就是一些我们基督教内部查经材料,我们不是对外出售的,她说我上访诉求内容不全。自己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非法经营,就是没有说清楚,人家为什么说你是非法经营。没有接受这个案子,他们不受理,连我的上访书都退回来”。

中国全国政协及人大会会议将于三月上旬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各地访民每年上访的重要时期。徐磊说,她将于近期启程前往北京上访。最近有社区人员找她,确认她居住的地点。徐磊说,非常担心当地公安阻挠她进京上访。对华援助新闻网将持续关注徐磊的上访过程及遭遇。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广福教会信徒徐磊在广东省信访局门外

葛文秀律师对长沙国保警察的刑事控告书

刑事控告书

控告人:葛文秀,男,汉族,身份证号:230802196103220513,现住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258号301室,系长沙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意图栽赃陷害的公民之一,手机18028627307。

被控告人:尹卓,长沙市国保支队警察。

控告请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尹卓等人涉嫌暴力取证罪和徇私枉法罪的刑事责任。

事实和理由:

2017年1月18日,谢阳辩护律师陈建刚在网络上曝出谢阳遭遇湖南省厅和长沙市局国保酷刑的会见笔录,该笔录详实记载了谢阳所遭遇种种酷刑的细节,如:多次实施暴力殴打、多次长期剥夺睡眠、多次长时间强迫其坐吊吊椅、多次烟熏其眼睛(三次以上)、有病不医、不给水喝、威胁家人生命、拒绝律师会见等刑讯逼供方式,逼迫谢阳自证其罪、诬告他人,对其肉体和精神之折磨已超出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以致谢阳几次欲自杀以求解脱,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人神共愤(详见辩护律师《会见笔录》)。

控告人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被告人等湖南、长沙两级国保警察在谢阳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对谢阳滥施肉体和精神折磨,其行为已经涉嫌刑讯逼供犯罪、暴力取证犯罪。

被控告人尹卓等人同时亦以暴力相威胁要求谢阳指证刘卫国、刘金湘、陈建刚、张磊、覃永沛、朱孝顶、庞琨、常伯阳、葛文秀、隋牧青、蔡瑛、杨金柱、胡林政、文东海等,意图栽赃陷害控告人等人,并承诺谢阳指证控告人,就是立功行为,并会给谢阳取保,让谢阳出去(《会见谢阳笔录》第19页)。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控告人认为,长沙公安局国保支队尹卓等人的上述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和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涉嫌徇私枉法和暴力取证犯罪。

综上,值此法治频遭破坏、权力完全不受限制的当下,尽管法律已为摆设,但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为律师,控告人只有循法律途径坚决控告,冀望检察机关排除干扰,依法追究被控告人涉嫌犯罪的法律责任,还良知、公道于天下。

此致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抄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控告人:葛文秀

2017年 2月21日


附:1、控告人身份证复印件

2、谢阳自书控告材料1份4页

3、陈建刚会见谢阳笔录网络版

(请求检察机关依法定程序向陈建刚律师核实该会见笔录真实性)

覃臣寿律师看守所会见活石教会张秀红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国内维权律师消息,2017年2月22日早上九点五十分,律师到南明看守所会见一审被判非法经营罪五年有期徒刑的贵阳活石教会会计同时也为该家庭教会同工的张秀红,张向律师详细陈述了其进入看守所一直到判刑的遭遇,据其陈述:

1,她开庭前被警告在开庭时候不得提及活石教会的事情,法官和家属也要求律师不得在开庭提及活石教会。但她被抓之后多次被提讯问,都是问到活石教会的事情,并且提讯的人不在笔录签字,是叫没有参与讯问的一个下属叫周贤文的代签。

2,她被双重强制关押四十天,不允许叫名字,代号0207,被指派的两个吸毒的同监舍人员监视,不得同其他人说话。

3,宗教局派人来问话两次,城管来人问话三次。

4,周叶法官开庭前要求张秀红解除李贵生律师的委托,说有好的态度就有好结果。被拒绝。

5,开庭前在法院,周叶法官安排其丈夫陈祖凯在法院羁押室劝张秀红认罪就可以缓刑回家,张秀红开庭时承认有信用卡套现行为。但最终判决却是五年有期徒刑,现在看来,都被骗了。

6,庭后周叶多次到看守所提审张秀红,要求张交出活石教会的房子代持协议,即教会成员相互见证委托三对夫妇代持教会房子、房不归个人归教会的公证书。如张交出,就算立功。因张确实没有保存、也不知道该材料是何人拟稿、何人保存,向周如实陈述,却被周叶说是态度不好,已经给机会了,你愿意自己扛着,她也没办法。周还问了教会名称由来,是否其他地方有分支等。周一口咬定活石教会与境外势力有关联。

7,周叶还拿出张凯等三人照片,问张秀红,所谓的代持协议是否是张凯律师所拟写。张说不是,其15年才认识张凯,房子早就买了。

8,按照套现数额,她应该比另外一个当事人少,既然另外当事人得缓刑,她也应该至少获得缓刑。现在判决我五年,比她重很多,是不是宗教迫害由世人去评判,由神去评判。

9,其在神的帮助下不断战胜恐惧,战胜毒蛇的诱惑。她在监狱里,也要做神交托的工作,希望家人、朋友多去教会与神沟通。

庞琨、葛永喜、陈进学三律师控告当局在江天勇、谢阳案中的违法行为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2月23日,庞琨、葛永喜律师来到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实名控告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克伟、王铁砣、周浪、屈可、尹卓、李旸、庄晓亮等警察涉嫌刑讯逼供、徇私枉法、暴力取证等犯罪,要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但接待检察人员说,将把控告材料转给长沙市公安局纪委。这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第十条“严禁把控告检举材料转给被控告检举的单位和个人。”之规定。

庞琨律师说:“我们在长沙检察院举报中心对谢阳案中严重涉嫌犯罪的邓铎、易丹、袁进、尹卓、周浪、庄晓亮、屈可等人进行刑事控告,邓、易故意骗谢阳,放纵违法犯罪,涉嫌玩忽职守罪,袁进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尹卓、庄晓亮、周浪、屈可等人涉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循私枉法罪。”

同日,陈进学律师亦来到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其在代理江天勇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中律师辩护权利被多处非法侵犯之事提起控告。

中国逼迫家庭教会加剧 限制信徒活动处境艰难

中国基督徒对信仰环境感到担忧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逼迫,其中尤以广东的情况较为严重。据广州一位牧师披露,当地公安以各种方式阻止信徒进行家庭聚会,包括逼迁等,除此之外,当局对官方的三自教会也在设置障碍,限制培训教牧人员。有消息称,近期,该市至少有两位女性基督徒因从事宗教活动,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当地信徒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

进入2017年,中国地方政府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逼迫程度进一步扩大。除了打压家庭教会信徒,对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当局也在采取限制措施。广州一家庭教会张牧师(化名)2月21日向记者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他说:“我自己的感觉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宗教条例一旦实施以后,大家都有些担心,因为会涉足到家庭教会,会有更大的限制。现在很明显的让我们家庭教会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特别的被人关注。无论你是在教会里,还是在网络上。他们(政府)现在特别的关注,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他都来干预你(的言行),或者来向你询问”。

张牧师举例说,就连以往从不干预的一些教会活动,最近突然受到公安关注,并登门盘问及做笔录:“比如说我近来搞活动,他们(公安)都会来找我,就问你们(活动)搞多大,为什么要这么搞(活动)啊,要去解释。包括我们国内有一个教会,今年想在国内就国家发改委称支持2000个特色小镇的政策,包括我们教会在内的一些有基础的人,他们就拿了周边的一些地(与政府协商),想发展事工,想搞一些基督教文化一类的活动”。

张牧师还说,公安一旦得知教会活动的消息,就会立即插手干预,警告教会不得从事这些活动,就连官方三自教会都被限制活动:“不允许,甚至前一段时间在湖南搞了一个基督村样板,是在湖南长沙。现在据说给叫停了。不准对外宣传,甚至还要拆。另外,教牧人员的一些培训,现在连‘三自’的现在都受限制,都要偷偷摸摸的进行。还有你要是印一些书籍,他(公安)几乎是查到一个都要抓捕”。这点我感觉非常不好”。

据广州基督徒披露,2月20日,该市两位女性基督徒在海珠区滨江东路传福音时,被当地公安带走,当晚处以行政拘留5天。理由是该信徒未经批准,在公共场所从事宗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目前,尚不知被拘留的两位信徒名字。

张牧师说,今年初以来,广州公安对基督教的压制明显加强,令人感到不安。他说:“现在很明显,国内对我们基督教的这一部分,看管得特别严厉。反而对佛教宣传鼓励,甚至是支持”。

最近,新疆多地发生公安冲击家庭教会的事件,禁止信徒在家中聚会。中国的基督徒认为,这与当局去年发布《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并将于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通过,并正式实施有密切关系。根据该《草案》中的相关条款,当局将赋予地方政府打击教会更大的权力,甚至连居委会都有取缔教会的行政权力。有评论认为,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从制定到出炉,严重违背中国《宪法》精神,也违反了《立法法》相关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大于中国法律的具体表现。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剖析

郭宝胜

提要: 本文通过对2014以来中国基督教界发生的强拆十字架、五进五化、文化礼堂等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主导该类运动的习近平当局的宗教战略——宗教中国化及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修正基督教为执政党政治利益服务的运动。它虽然披着学术、文化的外衣,并自诩为民国初期本色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实际上是当局改造和镇压宗教及其文化的专政手段。本文为研究和应对习近平当局新的宗教及文化战略提供了思路与启迪。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本土化、本色化、中国梦、

序言:背景与意义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本色化问题就开始在中国基督教产生。民国初年,以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为标志,中国教会开始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扶持的三自爱国运动一直自称继承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国梦”的国家战略纲要,中国政府的宗教部门即酝酿基督教中国化运动。2014年8月5日,中国宗教局和基督教两会召开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会上高调强调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主题。几乎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同时,在中国浙江省开始了极为罕见的拆十字架运动。自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后,浙江各地陆续开始大规模的拆十字架运动。截止2016年1月已经拆毁1800多座十字架。众多资料和文献显示拆十字架与基督教中国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全国各地两会、官方神学院、重点教会等都召开了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的论坛、培训等相关活动,其中“五进五化”、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文化礼堂等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除剧烈影响三自会外,也波及到家庭教会。

本文将分析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成因、本质及未来发展,对此运动与历史上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进行比较。本文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当下宗教状况、中国当局宗教战略及政策、中国基督徒信仰自由遭迫害的现状的文本之一。

一、 圣经中的福音本色化策略、基督教本土化神学简介

本色化与本土化是同义词,本土化(indigenization)原意为“土生土长”,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直至此一外来文化逐渐演变,终于落地生根成为本土文化(注1)。

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文化,尤其是旧约,完全是古代希伯来文化背景。但是从新约开始,基督教受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影响非常显著。从圣经文本和三位一体神学教义来看,本色化是内在于圣经真理的一个特性。如圣子耶稣道成肉身,在犹太人群体、在中东伯利恒小城诞生,实际上就是本色化的最佳案例。住在高天的圣子,为了彰显神的属性和荣耀(《圣经》约翰福音1:18)、为了救赎人类(《圣经》约翰福音3:17),从一种抽象的灵的状态,具体化为犹太文化中的特定的一个人,神性与人性全然一体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采取特定文化形式而本地化的典范。

根据众多学者确认,圣经约翰福音中作者约翰借助古希腊哲学概念Logos(希腊文)来阐述耶稣基督的本性,让当时阅读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人更容易理解,这是本色化的经典。“太初有道(Logos),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逻各斯(希腊语:λόγος,英语:Logos)是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及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概念,在古希腊文一般用语中有话语的意思;在哲学中表示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神学是耶稣基督的代名词,因为他是上帝的旨意或话语,也是万物的规律的源头。圣经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下来,中间不可避免地借用了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概念,但这只是神启真理的载体,而不是真理的源头。基督教中的道—耶稣基督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是有很大差别的。但约翰福音借用“逻各斯”(Logos)说出了耶稣基督的部分属性,并且也指出此Logos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一个崭新的Logos,它是成为肉身的Logos。因此在约翰福音中,Logos概念的运用非常成功、完全来自神启。

D.A.卡尔森(D.A.Carson)在《约翰福音注释》中针对Logos写道:“当基督徒环顾四围,要寻找合适的范畴来表达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时,他们用来描述他的许多用语,必然都与先前的许多用法有关联。从语意学而言,这些词语都与基督徒所要表达的有关,不然他们就无法与同时代的人沟通了”(注2)。

另见《圣经》:使徒行传17:18:“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甚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23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著‘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段经文明显看到保罗到雅典的学术重镇亚略巴古,在与当时哲学流派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进行对话、传播福音。

伊壁鸠鲁(前341年-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人死后,灵魂原子离肉体而去,四处飞散,因此人死后并没有生命。马克思认为他是唯物主义的鼻祖。斯多亚学派(Stoicism)基本主张宇宙是绝对的理性,人生目标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性。他们否定信仰的作用,有点类似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保罗到雅典遇到以上两派思想的跟随者,恰如早期宣教士到中国遇到儒、道、佛等思想的追随者一样,保罗没有退缩,跟他们宣讲福音,虽遭一时拦阻,但福音终究在希腊、罗马社会扎下根来。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中虽没有具体说明保罗如何运用当地的哲学概念、词汇传福音的,但这无疑是基督教通过本土化进行传福音的先例。

从宣讲学的角度讲,圣经中也鼓励本土化的宣教方式,保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9:20-23:“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可见,“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宣教和传福音的形式上照顾福音对象的特色、用对方易于理解和适应的文化形式进行宣教,完全有圣经的依据。明代时前来中国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利玛窦,就是依此圣经经文为依据,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本土化活动的(注3)。

二、 历史上的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简介

(一)早期

景教即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在中国传播时,大量参考佛教、道教概念,融汇儒家思想,主要传教于上层社会。在845年唐武宗灭佛被当做佛教基本消灭,但其余派可能流入北方少数民族当中。

景教被称为中国化的基督教,可见其在中国宣教时本色化的程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广泛借用佛教、道教的词汇作为景教用语,而且教义中也多有佛、道、儒思想。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景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 “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由上述可见,景教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后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产物,但景教的基督教本色化也造成了信仰的混合或者变异,值得后世引以为戒。

(二)明清之际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本色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明代利玛窦神父确立了适应中国文化的本色化宣教路线,他提出了附儒、合儒、补儒理论。他将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从儒家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义相似的概念,赋与天主教涵义;以伸张先儒真谛为名,以天主教义试图改造儒学。

根据《利玛窦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利玛窦主要循四条进路推行本色化:(1) 改变生活模式,拉拢士大夫。利玛窦改穿儒服,持中国儒生礼仪,精通儒术真谛。(2)著书立说,借用中国文化核心概念诠释基督教。他写就《天主实义》一书,他认为先秦儒学所称的“上帝”,以及周代常用的“天”,就是天主教的天主。(3)合儒、补儒。将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藉以淡化洋教色彩,伺机取代儒家思想。利玛窦认为“儒家不是一个正式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成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没有太大分歧,二者可相合。“补儒”是以伸张先儒真谛为名,以天主教义驳斥宋明理学为实,从而试图改造儒学。(4) 礼仪风俗。面对祭祖祀孔,利玛窦认为两者并非崇拜偶像,纯粹礼节而已,应该包容。利玛窦认为祭祖是中国人用来维持孝道的习俗,为了教育后辈,非为祈求祝愿什么,故并非拜偶像(注4)。

利玛窦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影响深远,有得有失,就是在这次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官方学者也多次引用其的见解来佐证基督教运动的合理性。

(三)民国时期

上个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自发地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中国基督教在组织机构上能够摆脱外国差会而自治自养,在传播形式上能够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基督教。这一运动并没有当时政府的参与、也没有把某个党派的思想作为本色化的特征之一,它与目前被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运动有根本的区别,因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政治的宗教界运动。纯粹是从基督教内部神学、学术、文化上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我们可以从赵紫辰、吴雷川、王治心等人的论述及实践上得到证明。

赵紫辰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曾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他也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赵紫辰认为:“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注5)。赵紫辰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著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 (注6)。

赵紫辰还亲自实践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是一部体现中国文化融神学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他出版过赞美诗集《民众圣歌集》,采用中国民歌来创作赞美诗歌。赵紫辰编译的《《团契圣歌集》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辰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

王治心是民国时期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先锋,也是教会史学家。曾在沪江大学和金陵神学院任教职。著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宗教学者何建明、赖品超在《佛教对基督宗教在华的本色化的启迪》一文中指出:“王治心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较早意识到佛教对基督教的挑战,井自觉地从佛教的中国化历史中寻找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本上化之借鉴的先驱者之一”(注7)王治心在《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澎涨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级,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因此,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的话:‘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注8)。王治心在该书中提出基督教虽然也讲忍耐,而佛教却在“忍辱”之后,继以“精进”;佛教对社会责任强调不够,但基督教“纯从社会服务上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社会的宗教,对于社会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注9)。可见王治心强调基督教与佛教某些理念的互补。

同时,对于一些教堂建筑采取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式、礼拜仪制采取佛教仪式,一些基督教徒的婚丧礼节采用雇僧道念经的形式,如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圣坛,旁边是讲台,圣坛用锅炉燃点沉香,焚香点烛,因为植香足以息人之杂念,定人之精神。礼拜之前每人必须在圣坛前跪待,讲道者着玄邑圣衣,圆领对襟长及踝骨等等现象,王治心特别指出:“这种形式上的改造,还不过是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接近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根本上的下种方法。因为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内,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虽日趋于密切,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形式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庶几无所谓基督教中国,和中国基督教,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注10)。

另一位基督教本色化运动领袖人物吴雷川,清末翰林,曾浙江大学校长、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著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等著作。他强调基督教欲本色化必须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他主张基督信仰的精髓已存在于中华文化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信徒只要将其发掘出来即可。早在1923年,吴雷川便经过认真思考,推出了信仰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指出“道”与“教”的区别在于,道为真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教、基督教均为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故人们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1924年,吴雷川又将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比较,首先将孔子的宇宙观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曰天有意志;二曰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三曰天道不能目睹,但无所不在;四曰天德是真诚无妄。而耶稣的宇宙观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注11)

吴雷川也提出“尊崇基督教”并不会“贬损儒家”的看法。吴雷川觉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著对中西两大传统的误读,一方面,对于宣传基督教的人士而言,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教方式影响,“误以基督教为唯一独尊,可以推倒一切中国固有的文化” ;另一方面,这一排斥本土信仰传统的偏识反过来又成为中国知识界攻击基督教的理由,被认为是“用夷变夏”、“非圣无法”。这些都形成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绝对不相融洽”的错误观念,吴雷川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彼此都没有深通对方的精义,却采取了“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主观做法。吴雷川也认为如果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社会(尤其是他后来倡导的耶稣“人格救国”),那么也就是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基督教的“人格救国”、“以爱为总纲”、“公义与诚实”等启发性的原理,可以参照和印证儒家的“普济群民,占溉后世”、“仁”“爱”“兼爱”和“诚”等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理论,因而,“如果深体中国的国情,必要知道完成儒教,即是发展基督教。”(注12)

从以上对民国初年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赵紫辰、王治心、吴雷川三人观点的简要论述中,我们看到当时运动的大多数领军人物是学术、文化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也都从基督教如何更好地在中国传播此一善意立场,来讨论中国文化(佛教、儒家、墨家等)对基督教传播形式和神学理念的互补性,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学术语言而非政治语言。

民国初年本色化运动的另一个领袖人物是吴耀宗,他不仅主张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融合,更主张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融合,后来他完全依附于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吴耀宗的思想不在我们的论述之内。吴耀宗的言行,类似当下中国发生的这次政府主导、完全政治运动化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如同民国初年教会内部的自治、自养、自传在1949年后成为了新政权国家教会的代名词一样,我们要提防本色化运动名称被这次由政府发动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冒用。

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就指出上个世纪初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为现今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铺垫了基础。他在《“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写道:“赵紫辰、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韦卓民、丁光训、陈泽民等中国基督教领袖曾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过许多构想和论说,这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注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在其《基督教中国化如何开展?》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了教会的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其中涌现了赵紫辰、刘廷芳、诚静怡、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倪柝声等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够从唐代景教的所谓“中国化”、元代也里可温的非“中国化”,明清耶稣会士步履维艰的“中国化”,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呢?”(注14)由此可看出这些学者有意将其推动的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民国初期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联系甚至混同起来。

三、 目前官方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及实践

(一)主要理论旗手思想概述

根据笔者考证,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首先提出者乃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一文,该文是卓新平史无前例地有关此项研究议题的详细阐述,编辑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2015年5月版)中。针对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意义、历史、工作方向、困难与期望等,此篇论文表达得十分详细。该次座谈会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注意,但是却成为习近平上台前后推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先声。

201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八大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于是中国梦成为习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的总纲领。相应地,在宗教领域,与中国梦相配合的宗教纲领也呼之欲出。与胡锦涛时代为配合和谐社会,基督教界提出和谐神学类似,经过酝酿后,宗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等宗教界配合中国梦的概念应运而生了。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与燕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论坛,第五场即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实现和谐的努力”。在会后形成的论文集《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序言中,卓新平再次强调了“中国化”的意义。

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卓新平论述基督教中国化的众多文章,大概是在2013年年内,由他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命题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不仅得到宗教、统战部门的肯定,而且有可能得到了中央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及习近平的认可。这可从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会议上提出宗教中国化的口号得到佐证。

基督教中国化配合“中国梦”应时而出,得到中央认可也是必然的。2013年被认可,2014年开始大力推广基督教中国化,2014年发生的强拆十字架事件和多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大型会议,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全中国已经全面推开。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该区乔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夷为平地。2014年7月21日,因强拆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十字架,官民发生激烈冲突,被称为平阳救恩堂教案。到2016年年初,强拆十字架仍在浙江地区延续,根据温州一传道人不断地更新统计,截止2016年1月底,浙江地区已经拆除了1800多座十字架。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议题召开研讨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同时展开研讨。201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刊物《天风》第7期发布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和何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发布在浙江基督教网站首页、长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举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2015年后,各种以基督教中国化为题的论坛、会议、培训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同时,作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附属,“五进五化”“文化礼堂”也在浙江地区展开。

目前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其理论到底是什么?其与强拆十字架运动到底是何关系?该运动与中国历史上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到底有什么不同?该运动未来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官方理论旗手的思想中得到答案。

1.卓新平的思想与言论

卓新平在他的诸多论述中指出:“中国化”的缘起,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宣教热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译和解释西方神学、《圣经》过程中,在不断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态;第三方面,在社会实践上,还和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教会团体甚至西方政府接触时,偏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政治立场、出现的严重“开倒车”的现象有关,比如:基督教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不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明显举动,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暗中引导下走‘西化’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注15)。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中,卓新平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做到:“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对中国政治的认同意即基督教要认同现行的政治体制。坚持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精神,它不仅是教会内在的宗教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响应政府的领导,不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基督教在政治立场上“中国化”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政治才会包容、认可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

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意即基督教要学会“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社团形式”。主动地融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为在中国的一块“飞地”、一座“隔都”。

基督教的文化表达,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东方的犹太文化。从历史看来,基督教在各地宣教过程中,始终具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就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基督教完全能够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采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绝不能仅是介绍、解释西方的神学作品,搞西化宣传(注16)。

卓新平在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对温州柳市教会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要强调柳市堂是在中国基督教信仰先辈的努力下创立的,确定晚清中国先辈为开创者而非外国宣教士;二.要在本地提供宗教服务,不去其他地方。三.要尽量多融入中国文化的符号,应在外在的符号上让群众感到亲切,不刻意凸显宗教文化发源地的符号,即在外来色彩的符号、仪式和口号等方面不要太突出(注17)。

根据卓新平的以上论述,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就是反对普世价值进入基督教会、反对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准则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文化上就是驱除十字架、西方教会建筑特色,而赋予中国教堂更多中国文化符号、中国建筑风格,而他所谓不能制造在中国的“飞地”、“隔都”的话显然是冲著基督教蓬勃发展的温州市而言的。

2.张志刚的思想与言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志刚在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多次发声,并写有《‘基督教中国化’三思》、《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等文章。张志刚以两个部分强调基督教中国化必要性的:一是凸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不适应,即清朝中期的礼仪之争和清末鸦片战争及列强入侵后基督教甘为政治和文化工具的种种迹象;二是凸现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不适应,即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宗教生态失衡,这是没有追上社会变革的结果。“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基督教便无法植根中国文化土壤,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无法真正实现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

他引述的证据是,三十年来宗教地下势力的产生、非法组织的成立,归根结底都是外国势力在中国一手促成的,它们的存在也是与中国政府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存在抵触。因此,开放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的不良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涌动,究其实质,是礼仪之争和鸦片战争侵略历史在现代中国的延续。

张志刚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三重功用是指:1.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发扬中国智慧,张志刚建议基督教信教群众要继承老一代神学家的精神,吸收中国文化、创立特色神学;2.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基督教中国化的功用在于:“重建世界伦理,共担社会责任,以应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危机或挑战”;3.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完全可以为中国“拓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注18)。

牟钟鉴的思想与言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倡导的“宗教生态学”曾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宗教学十大观点”之一,在大陆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牟钟鉴在2009年发布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因为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急剧增长,能够改变原有的宗教结构版图、削弱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牟钟鉴根据所谓宗教生态失衡的现状,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道:(1)限制基督教:牟建议以消极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态性扩张,决不允许基督教搞“一教独尊”“一教坐大”的战略图谋,损及中国原有的多元和谐的宗教生态环境,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2)重建民间宗教;(3)修改基督教教义: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理论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19)。

牟钟鉴在2012年发布的《宗教生态论》中再次向政府建议: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建设“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态”;.鼓励基督教搞好神学建设,走中国化道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的监督能力,严厉打击带有扩张性的传教活动;反对“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操纵、利用(注20)。

从牟钟鉴的以上言论,足见其以 “宗教生态失衡论”之名,行打压、改造基督教之实。任何宗教就其信徒个体信仰而言都是排他的、唯一的。如果所信的神和救赎之道不是唯一的,那么就不会隶属于特定的宗教。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一样,都将相信自己信仰是唯一拯救作为信仰的关键特征,否则就不是基督徒了。各类宗教如果在教义上没有排他性,就会失去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与其他宗教混同了。因此指责“唯一拯救”是霸权主义,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阚保平的言论与思想

阚保平是中国三自会总干事。三自会总干事这个职务是一个核心的位置,必定由中国政府放心的人或自己内部的人所占据,这个位置的发言几乎可以看做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阚保平在三自会机关刊物《天风》2014年第07期推出了《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一文,该文后来长期放置在浙江两会网站显著位置,明显为浙江发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及拆十字架作理论辩护。阚保平在该文中写到:

“中国教会领袖在50年代发起的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摆脱洋教形象,使中国基督教成为能够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适合中国人需要的中国基督教,而不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当年利马窦的努力就是这种文化努力,十九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本色化运动也是这样的文化努力。中国现在仅存的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教堂基本都是二十世纪初的建筑,这既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本色化运动的成果,也是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对于基督教在中国需要结合中国文化的认识结果。教堂的建筑形式反映了教会的神学思想。欧洲哥特式教堂的兴起反映了欧洲教会当时的文化意识和神学思想。

今天在欧洲和北美主流教会新建的教堂已经鲜有罗马式或哥特式的,原因在于:1.尽管哥特式教堂不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建的,但哥特式教堂建筑是殖民主义时期的教会记忆,今天的主流教会对殖民主义时期教会的宣教思想和行为持有批判态度;2.中世纪高耸入云的教堂建筑反映了当时教会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从神学角度而言,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坐首位的思想。今天主流教会的教堂建筑多为现代风格或艺术风格,并且较多地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再高耸入云,因为耶稣不是作为君王来到世界,而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不是要像君王一样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教会要追随耶稣,就要像他那样心存谦卑,内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每当谈到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的问题时,就会有人问:基督教教堂怎么能建得像佛教寺庙一样?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中国建筑风格就是佛教建筑风格吗?事实上,今天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结合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比如很多寺庙建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的风格。即使是中国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寺庙建筑风格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建筑风格的特点。就基督教而言,广东汕头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陕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鸿德堂等教堂建筑都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谁能说它们像佛教寺庙或者不像基督教教堂?

从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筑风格反映的仅仅是表现形式,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神学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们才执著于建洋教堂。如果中国基督教真的是中国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而教堂建筑风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我们不少人认为教堂必须有尖顶。为什么?有什么圣经依据或者神学依据吗?显然没有。不少人说建教堂一定要建哥特式的,否则不像基督教。哥特式能代表基督教吗?罗马式呢?拉丁式呢?巴洛克式呢?哥特式建筑是起源于法国的建筑风格,特点是飘逸灵秀,在文艺复兴的思想影响下,法国以至欧洲很多教堂建筑采用了哥特建筑风格。既然法国的哥特式建筑能够成为基督教建筑的经典风格之一,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不能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的经典风格?既然哥特式教堂在中国既没有圣经依据,也没有神学依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哥特式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建中国风格的?难道哥特式教堂或者有尖顶的教堂成为了中国教会的建筑习俗吗?”

“基督教在中国要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接受中国的文化现实、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国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才能获得适合中国人的对福音的表达方式和信仰方式。当中国建筑风格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主流风格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中国基督教’,因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内在思想观念的改变”(注21)

从总干事阚保平的这番言论来看,铲除高耸入云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风格成为寺庙、道观或其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宗教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战略的一部分。

(二)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及文本

除卓新平、阚保平、张志刚、牟钟鉴等人的言论及思想外,我们也可以按时间顺序考察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期间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及其文本,来研究该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1.“三改一拆”及其涉及宗教信仰活动场所文本

2014年年初开始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浙江席卷全境,最初政府当局的理由是在进行“三改一拆”运动。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2月21日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动的通知》(文号:浙政发〔2013〕12号)中指出的:“省政府决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注22)。“三改一拆”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制订方案、明确目标。第二阶段:落实措施、全面推进。第三阶段:总结表彰、巩固成果。2014年正是第二阶段。

2014年4月3日温州《乐清日报》文章《“三改一拆” 打响攻坚战》(注23)一文中写到:“市长林晓峰说,把4月份作为‘三改一拆’攻坚月,打好‘三改一拆’攻坚战、主动仗和翻身仗”。“‘三改一拆’工作要抓重点、抓难点、抓示范。所谓的抓难点,就是‘依法稳妥有力地推进宗教违法建筑拆除’。

根据浙江瑞安市《关于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违法建筑调查甄别统计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环县《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注24),浙江当局的确把宗教建筑的拆除当做最为重要的拆除工作。两文件显示,浙江民族宗教部门,配合“三改一拆”行动,制定了一个“七必拆”或“七先拆”的违法建筑细目。根据《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这“七必拆”指的是:

一是未经审批登记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必拆;

二是对依法登记活动场所未经审批搭建的违章建筑及规划审批超面积部分必拆;

三是违法违规占用农耕地的小庙小庵必拆;

四是影响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五是严重影响村庄规划或美丽乡村建设的小庙小庵必拆;

六是交通干线两侧的小庙小庵必拆;

七是借教敛财的小庙小庵等非法活动场所必拆。

这“七必拆”在浙江另外一些市政府的文件中写为“七先拆”。无论如何,宗教建筑在拆违中列为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也即家庭教会场所)在宗教建筑中被列为首位。不仅若此,在《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到:“倡导节能理念,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建筑景观和宗教标志物平时一律不得亮灯”。

这些的通知、方案等文件似乎给强拆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以合法的理由,但实际上既然仅仅事关拆违,但为什么“七必拆”的规定却是由浙江省民族宗教部门制定的呢?又为什么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在“七必拆”内首当其冲呢?另外既然是拆除违章建筑,为什么对教堂顶端的十字架那么在意呢?为什么大多数显眼的十字架都要卸下而且晚上也要关闭十字架的灯呢?为什么很多并非违章建筑的教堂屋顶的十字架也要被拆除、挪移,这跟“三改一拆”有什么关系?!

2.3月28日浙江电视电话会议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记录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中指出:“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动场所选址、建筑规模、外观形态、建筑风格等的规范和技术标淮,要符合宗教传统也要体现民族特色,还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还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当局完全把十字架看做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这是大多数善良的基督徒始终不明白的。

3.2014年8月5日官方基督教中国化大会

2014年8月5日,中国政府基督教两会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三自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走中国化道路,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三自会主席傅先伟提出:“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教会需要党政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也对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提出了建议(注25)。

无疑,这次大会也是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调的会议,是确定今后中共对待基督教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大政方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会后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主要论点摘录》一文阐述了主要观点。其中总干事阚保平牧师指出: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张志刚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晓峰博士: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丁光训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理念。

国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长刘金光: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许磊: “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可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言论可以看出,被高调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实质是强势地用中共的“中国梦”“和谐社会”等马列主义的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来解构、改造和修理基督教,从文化上而言,要彻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东方文化特色、伦理道德性、社会服务性的某种伦理社会团体;从政治上而言,继续服服帖帖地为政治服务、共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绝对不能与各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产生冲突。

4.《浙江宗教建筑规范》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征求《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并附有《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以下称为《规范》)。

按照中国《立法法》的精神,颁布此一牵涉宪法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就必须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最次也需要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但实际上只是浙江省厅级的两个行政部门——民宗委和建设厅以行政法规的名义发布。

除了制定《规范》上的程序不正义外,此《规范》多处内容,显然是别有用心:“基督教的宗教标志物为钟楼和‘十字架’。‘十字架’按照基督教传统制作,一般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题建筑的正立面上,‘十字架’长与建筑物正立面的比例应小于1:10,色彩应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见该规范4.6.4之条款)。

除众多教会和学者对此《规范》表达不同意见外、被称为全球最大华人教堂的崇一堂也发表声明称《规范》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建筑使用自由做出过度干涉,违背了国家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反馈意见写到:《规范》中的第4.6.4条之规定,违背了尊重信仰自由和尊重宗教传统习俗的要求。因为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宗教标志物和信仰记号,在近二千年来,一直放在建筑物的顶部,而非“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这样的立法规范亵犊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也践踏了国家法律尊重信仰自由的立法要求和立法精神。该《规范》内容过多干涉了教会合理使用教会场所的自由权,违反了我国物权法中对物权保护的立法内容和立法精神。该《规范》中我们认为存在对不同宗教的差别待遇,比如,对天主教、基督教的建筑物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也过多干涉了对于内部建筑设施合理使用的自由,这违反国家对于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

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被官方采纳,而是强力通过了《规范》,并在正式通过的2015年7、8月份再现强拆十字架的高潮,《规范》完全成为强拆十字架的法律依据。

5.五进五化运动

何谓“五进五化”?目前有两个版本,一是2015年7月底浙江省政府给各级机关和宗教部门下发的内容,另一个是2015年7月底四川省基督教召开片区教堂负责人培训会时官方新闻中透露的,两个版本大同小异,综合起来“五进”就是: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五化”就是:宗教当地语系化(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

从以上名称上可以看出“五进五化”显然是基督教中国化方针的具体化,也是习近平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宗教中国化、宗教法治化”大政的具体落实。“五进五化”中的“政策法规进教堂” 、“管理规范化”、“财务公开化”都有关宗教法治化;而“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宗教当地语系化(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教义适应化”则涉及宗教中国化及基督教中国化。

“五进五化”中的“科普文化(传统文化)进教堂,宗教当地语系化、神学本土化(讲台事奉本土化)、教义适应化”都欲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传统文化改造基督教神学和教义,让科学即所谓无神论、唯物主义进教堂,那就是要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创造论、否定神迹,类似西方新派神学中的“神死神学”。而一个宣称上帝不存在的基督教,究其实质就会成为一套道德伦理学说。所以丁光训“因爱称义”为核心的神学思想建设非常符合基督教中国化的胃口,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儒道等传统文化,也可以被利用。于是在教义里面不提耶稣的神性、不提神迹和上帝的审判、不讲创世记和启示录,只讲爱、道德说教和修身养性,只讲爱国、爱党、爱教......这样的教义显然已经有违基督教。

而所谓“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实际上就是2014年以来大规模拆除十字架的内在动因之一。浙江政府认为十字架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只有拆除堂顶十字架,进一步改造教堂外观,才能实现教堂的中国化。

而所谓“健康医疗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的目的就是要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使其成为单单的慈善机构、公益组织。教会作善事是应该的,但这是在坚持信仰和基本教义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不传福音、不讲道,单单做好人好事,那么就与其他慈善机构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温州信徒提供的信息,温州多间教会被要求在短时间内上交所有财务报告,这是政府对教会实施财务全面控制的表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温州多处教堂设置法制宣传栏,主要展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的各种举措;温州警世堂以及龙湾区河滨教会内已设有党政机关办公桌,在信徒们聚会前,党政干部会宣讲法律法规。总之,“五进五化”是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重要构成,目的就是要从神学教义上、建筑形式上、宗教组织性质上进行全面修正和改造,使基督教非基督教化、使基督教共产主义化,成为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山寨版所谓基督教。

6.文化礼堂活动

根据《温州日报》2015年9月7日《永嘉试点“文化礼堂日”》一文报道:“唱国歌、崇德礼、诵村规、做反省,9月6日上午,永嘉县在桥下镇京岸村文化礼堂,启动‘星期天礼堂日’活动”。“上午十点,京岸村文化礼堂响起了国歌,随后村民们向‘德’字行鞠躬礼,在诵读完京岸村村规后,全体村民对照村规,安静地反省自己的日常言行。京岸村村支书戚旭才告诉记者,‘礼堂日’活动包括礼仪、活动、互动等内容,而唱国歌、崇德礼、诵村规、做反省,这样的礼仪将成为礼堂日固定的开场仪式”。“今后,京岸村村民每周日都会在文化礼堂中开展类似的活动”。该文称永嘉全县现已建成59所文化礼堂并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再新建20所文化礼堂;永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志勇介绍,永嘉将京岸村作为“星期天礼堂日”活动试点,接下来每周日,村民们在文化礼堂中,还将陆续参加时事政策专题讲座、养生保健专题讲座、国学讲座、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以上活动,就是在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推出的“文化礼堂”活动,它显然是借用基督教的礼拜形式来对付基督教堂的主日活动。周日上午,正好是教会主日聚会的日子,以此从教会中分抢人流。唱赞美诗改成了唱国歌,向上帝跪拜改成了向“德”字鞠躬(所谓崇德礼),读圣经改成了读村规,向上帝认罪悔改改成了面对村规反省自身。

文化礼堂日的目的就是叫人们不要读圣经、唱赞美诗,不要敬拜上帝,而是将敬拜的对象从上帝挪移到道德法规或国家民族身上,以这种党化的国家主义和道德主义来替代对上帝的信仰。

其实温州文化礼堂的建设及活动不是今天才有的,自2013年以来浙江就开始大力兴建文化礼堂。根据官媒2014年9月报道,浙江全省建成的农村文化礼堂已经超过1700家,以此红色殿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在建造文化礼堂过程中,许多宗祠改为文化礼堂,也有基督教堂被改为文化礼堂。针对文化礼堂,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要紧紧围绕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而所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是就是爱党、爱社会主义,跟普世价值毫无干系。

由上可见,文化礼堂建设实质上是中共政权借鉴基督教教堂功能,在浙江各地建立的“中国梦”、红色文化、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心,建立文化礼堂的目的,就是取代基督教堂,代之以红色文化。“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文化礼堂建设同时在浙江大地上展开,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运动,实际是一体两面: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重在改造基督教,文化礼堂建设目的在于取代基督教;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改造基督教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基督教、在于最终把基督教堂拱手让给文化礼堂;因此文化礼堂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互相配合,最终用文化礼堂替代基督教及其教堂。

7.宗教场所新“五进”政策

根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在2016年7月13日发布的新闻《台州市路桥区明确宗教工作‘四个加强’》,浙江推出了宗教场所新“五进”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场所、国旗进场所、党报党刊进场所、农家书屋进场所、政策法规进场所。此新“五进”政策区别与2015年全国推出的“五进五化”政策,实际上也是去年“五进”政策的具体化。

浙江省兰溪市政府宣布,截止6月13日,该市69处宗教场所已全部完成国旗悬挂,实现了全覆盖。从新闻中我们看到当地的基督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都已经设置国旗旗杆、并悬挂国旗,而且在教堂里面,也到处挂放国旗。当地统战部门还指出,每逢重大节日各宗教场合要举行升国旗奏国歌活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自2014年以来,十字架这个基督教的最显著标志被拆后,中国当局的标志——国旗,被强制性地高举起来。拆十字架是强制,挂国旗也是强制。

教堂挂国旗也是当局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深入。众所周知,基督教中国化根本不是宣教学意义上的基督教宣教本地化问题,而完全是基督教的共产党化、社会主义化,是用党和国家的符号和政治思想来全面改造基督教。国旗作为党国的符号在教堂高高挂起,实质的意味不是使信徒爱国,而是使信徒和教会都要归国家和党领导。教堂里强制挂国旗,是让信徒去敬拜偶像——党和国家,教会的元首于是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成为共产党及其党魁。这显然违背基督徒的信仰原则:"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歌罗西书1:18)

新的“五进”更加强调了宗教场所的党性,将共产党的报刊、旗帜、核心价值观进入宗教场所作为直接目标,进一步赤裸裸宣示了宗教要“姓党”的党的意志,也宣告要用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改造宗教乃至消灭宗教的共产党的终极目的。

(三).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对比

中共当局与基督教有天然的敌对性,自共产主义落地中国,它就发起一次次运动来反对和镇压基督教,这次以拆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化中国化运动究竟与中国当局发动的历次反基督教运动有什么异同,值得我们探讨。首先可以对目前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有个简单的对比。

众所周知,1922 年到1927 年的以上海为中心、在全中国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内反对、攻击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粗鲁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野蛮地破坏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占据知识分子和青年精英头脑打下了厚实的宗教和思想基础,也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奠定了意识形态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运动完全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的,根本不是人们以为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受进化论和科学观念影响后自发的反宗教运动。共产政权要想在中国立足,意识形态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铲除基督教对国人的影响。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主义染指中国、并要占据中国的第一步。

1949年共产政权在中国的建立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其实有著内在的联系。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镇压、阉割也一直不断,登峰造极是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宣布彻底消灭宗教,将基督教送入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压制但不彻底消灭的政策下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运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似乎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发动一场新的“非基督教运动”。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以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为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打压基督教运动:拆三自会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会聚会点被关闭,成员被逮捕拘留,公务员被调查信仰状况、共产党员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网上禁止买卖基督教用品、网络五毛攻击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对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研究和反思当下对基督教迫害现象背后的根源和动机,不能不得出中共当局正在开展一场类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新运动的结论。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运动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一样,是共产主义者们有意发动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台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学者、学生和贩夫走卒,还有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名人参与,轰轰烈烈、异常热闹。但实际上背后发动运动的,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香港基督教学者邢福增主编、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学者张化根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的报告写到:“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报告说: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注26)

而在近代史学者陶飞亚的论文《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中直接指出: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

可见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被有意煽动起来、反基督教及英美国家普世价值、为共产主义夺权铺路和培养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中共扶持,1922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指挥枢纽中心。1924年8月, “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动了圣诞节期间的“非基督教周”活动,发动了危害甚烈的夺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以上足见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

相比百年前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今次的运动,也完全是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其中的极左势力发动的,预谋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虽隐藏极深,但也露出众多马脚。中共极左刊物《环球视野》总第430期发表论文《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这篇剑拔弩张的论文视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其中写道:“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要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2013年底,中共军方拍摄《较量无声》,该片在伴随国内基督徒(政府教堂内的)敬拜画面的解说词说道:“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一亿人。”可见,在极左思维的军方眼里,基督教是美国在5条战线上颠覆中国的重头戏,而将近1亿的基督徒成为颠覆中共的敌对势力,中共极左派如临大敌,大有彻底剿灭这1亿基督徒的念头。

2014年5月6日,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知名学者杨凤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到2025年时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信众有可能达到1.6亿人左右,到2030年时中国基督教徒的总数将超过2.47亿人,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杨教授的言论遭到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回应,前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杨凤岗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他预测的数字显然存在夸大。预测中国未来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

从以上当局的言论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于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由于中共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视,天生就与基督教敌对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将矛头对准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共识。在这样的预谋下,浙江及温州的基督教(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挂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会)似乎已经成为全国打压基督教的试点。浙江各地近年来基督教发展非常迅速、一间间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也是中国基督教最为复兴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排头兵。打击浙江及温州,就可起到强烈的“斩首”效应。而打压的方式,不是1920年代中共在野时那样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违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开始的“三改一拆”运动,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消灭基督教重要标志十字架的方式,达到对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

在“三改一拆”运动进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发众多有关拆移宗教建筑的文件,将拆除违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建筑列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灭十字架灯、掩盖十字架等)的众多指令。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

5月2日在美国的基督教机构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淮,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各级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三改一拆”的名义,行打压基督教之实;借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实施打压基督教影响力、控制基督教发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可见,从目的性、计划性、预谋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压基督教的运动,的确与1920年代中共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的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相似性还在于它们都是直接、全面地针对基督教及其文化而来,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经不分三自会、家庭教会了,而且把目标直接定为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共青团的煽动下,上海学生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称基督教充当各国资本家经济掠夺的先锋和走狗,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著开展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被捣毁设施、宣教士被围攻。在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所向披靡的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占教堂、赶走牧师, 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成为驻军之所的现象。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非基运动后,1928年降至3,150人。

与非基督教运动类似,2014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十字架过意不去。在浙江各地,无论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的十字架,很多已经被拆除,没有被拆除的也被遮盖或者熄灯。估计已经有近百个十字架被所谓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在标志,专门针对十字架的迫害,在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似乎发生过,此暴行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次运动就是以打压迫害基督教为目的的。

2014年迫害基督教运动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迫害对象不分三自会和家庭教会,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压;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肃。淘宝网上基督教书籍被停止交易,上海、浙江一些公职人员正在被进行宗教信仰调查,所有共产党员被要求填写不信教承诺书。众所周知,三自会是政府教会、体制内教会,政府一向扶持、袒护三自会,甚至联手三自会打压体制外的家庭教会。但这次政府首先大开杀戒、杀鸡儆猴的却是三自会,这让人们震惊和不解。

其实三自会尽管是体制内教会,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层三自会和三自教堂里面的信众,不乏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镇压基督教,也必然先从显眼的三自会开始。这也揭示了2014年开始的打压基督教运动,已经不再是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了,问题已经是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整个基督教的矛盾问题。打压家庭教会,原因是家庭教会是非法社团;但打压三自会,的确是冲著基督教而来的。这个状况有点象文化大革命中消灭基督教时期,当时不仅三自会,连宗教局、统战部都被消灭殆尽了。

2014年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也的确引起了三自会内部的震动和反抗,三自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看明白这次是冲著整个基督教而来的,再不奋起抵抗,可能三自会、整个统战系统都没有了。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金陵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在强拆开始之初,就写文章《从现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强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采用急于求成、强硬解决的手段,不符合现代管理的原则和智慧,势必造成内伤,有损党政形象,有损党群感情,有损社会稳定,得不偿失,是个失败的施政例子”。温州鹿城区两会也发布宣言若强拆继续,退出三自。

更加罕见的是,5月12日,中国官办教会总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对最近发生的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发布声明,在《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一文中,两会对并不违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达了不满:“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著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淮、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两会对强拆十架的不满反应出体制内宗教部门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国基督教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实际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门内部的分裂。是要维护自己群众基础和自身存在价值的三自会成员,与彻底反基督教的官员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两会如果这次不为信众说话,就会失去信众基础,而且两会已经感到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两会、统战部都给端了——自身难保,这也是统战部下三自会体系最不愿看到的。

可见,从三自会内部罕见的反抗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直接说明了这次运动不分体制内外、专门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质。这点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运动非常相似。

当然,由于时代和共产党执政掌权的阶段不同,当今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当局没有调动媒体进行如同对待法轮功式的舆论轰炸、还没有动员御用文人和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权机关外,也没有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发动大学生、学者名流进行反基督教活动。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发动和组织1920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政党是同一个政党,它随时有可能将眼下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地域和深度广度上扩大。

总之,正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清党,扫除共产党及激进派而偃旗息鼓一样,对付眼前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也要中国基督徒及民众拿出非暴力抗争的勇气,与邪恶力量不惜一战,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对基督教愈来愈严重的打压、迫害和侮辱。

(四).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对比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发动50周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演唱会翻唱了文革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幕布上还出现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文革标语。一时间海内外惊呼文革要在50年之后僵尸还魂、兴风作浪了。

由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背景,它于是成为文化革命首当其冲的迫害对象。50年前的文革一开始,就将矛头对淮了基督教与天主教,认为是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毒物,红卫兵对教堂、神职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逼迫,全国的各级教会,彻底地关闭和销声匿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把基督教等宗教势力的被镇压看成是文革的重要成果。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西方文化、无情镇压体制内宗教势力、关闭统战部门和司法部门、极其野蛮粗暴的迫害方式等等为特征。

文革犹如义和团运动,它的反西方、反法治、反文明特征是非常显著的,文革的宗教迫害特征还有:彻底地反对一切宗教、将宗教作为文化革命的对象、不仅镇压地下教会而且无情打压官方教会、用打砸抢烧等野蛮方式对待宗教等等。这些特征,在今次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

习近平于2013年甫一上台,就拉开了迫害基督教的帷幕。习近平是否在发动一场新文革,从2014年以来强拆十字架的运动就可得到肯定的答案。习近平上台后,颁布《国家安全法》,提出文化安全概念,认为基督教等宗教妨害了中国的文化安全、威胁到中共的意识形态安全。于是将基督教整体(三自与家庭)、基督教教义及所有组织都作为国家敌人来对待,而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基督教的压制主要是出于基督教家庭教会非法组织的性质,而对合法的官方教会,打压并不显著。但是众所周知,习上台后将基督教整体作为了敌人,不仅家庭教会而且三自会也受重创,浙江被拆十字架的大部分教会都是官方教会,连官方全国两会高级官员顾约瑟牧师也被抓捕。这种整体反基督教、家庭与三自同时镇压、全国级宗教官员被抓捕等特征,只有在文革中才可以看到。

文革的特征还包括用践踏法律的“打砸抢烧”野蛮手段迫害宗教,毁坏教堂、批斗牧师、基督徒被游街示众等等。这次拆十字架运动中野蛮拆毁、焚烧十字架已近2000架、暴力强拆多个大教堂、对于抵抗强拆的牧师和律师强迫电视游街、认罪,当局手段的粗暴凶蛮,与当年的红卫兵与义和拳可以相比。

文革已经重演,起码是在中国的基督教界;文革正在发生,当局正在掀起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文化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宗教之战。正如基督教在义和拳运动和文革中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一样,当下的文革重演,最先和最强烈感受到的,也许就是基督教界。

4月22日至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有基督教学者认为该次会议只推广了江苏、广东、宁夏、河北等经验,没有把浙江拆十字架运动作为经验推广,似乎说明当局宗教政策有放缓的迹象(注27)。但是且不论当局开大会发布的是一套,实际讨论的又是一套,外界对大会的真实状况难以把握外,大会之后的众多事件也说明,浙江的拆十经验被当局所肯定。

全国宗教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5月20日晚,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朱垟基督教堂遭到政府放人员强行拆除。22日,信徒们在废墟上举行了主日聚会,其情状非常悲惨令人感动。但是23日,该教堂负责弟兄吴辉,被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分局以“未经许可举行聚会、游行、示威”罪名进行传唤,很明显这是对22日主日废墟聚会敬拜的报复。教堂被强拆、信徒无地方聚会,不得不到原教堂废墟上敬拜,结果还被当局污蔑为“未经许可举行聚会”。当局对宗教自由践踏的野蛮粗暴、肆无忌惮,说明了他们如文革一般对基督教的迫害是不会停止的。

5月2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记者张彦的文章《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其中指出:“习近平在上个月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决定表明,他对有些政策并不满意,这是15年来领导人首次召集这种会议。熟悉党的讨论的人说,会议打算把浙江省运动取得的经验应用到控制全国的宗教团体上”。“消息人士表示,虽然政府不大可能开始在全国各地拆除十字架,但地方当局预计将开始审查教堂等宗教机构的财政及它们与国外的关系,这是限制宗教影响的努力的一部分,共产党认为某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具有威胁”。文中也引用北京独立学者范亚峰对拆十字架运动的看法:“浙江发生的事情是一次测验,” “如果政府认为其成功的话,那种做法将会得到推广。”

除了官方教会被拆十字架外,这次全国宗教大会后,对家庭教会(当局所谓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整治有可能全面推进,据国内信徒中流传的短信指出:据某省委统战部传达:习总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政府部门当前对基督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治理私设聚会点(家庭教会)。他将私设聚会点分为四类,并提出了相应的四种解决办法:一是愿接受政府管理、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可给予登记;二是愿接受政府管理,但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可给予临时备案;三是不愿接受政府管理、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要做好团结转化工作;四是受海外教会渗透,既不愿接受政府管理、也不愿接受基督教两会工作指导的家庭教会,要予以打击。

可见,对家庭教会的分化收买、改造打压工作会进一步加剧。即使家庭教会接受政府或三自会管理,在三自会体系里面也绝无宁日,经受了两年多文革式迫害的浙江三自会就是明证。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三自,各自起来抵制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极左的宗教政策、在“文革化”的血雨腥风中对付仇敌,乃是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文革发动虽然已经50周年了,但文革式的对基督教的迫害却正在发生、毫无停止的迹象。

四、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总结及中国文化基督化

这场由中国政府及其宗教部门发起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仍然在中国大地尤其是浙江全境继续进行着,截止到2016年1月底,已经有将近1800座十字架被拆毁,仅仅在2016年1月,就有20多座十字架被强拆(见文后附录)。在运动中有20多位教牧人员、基督徒律师因为抵制强拆十字架而被长时间抓捕,到2016年2月,还没有被释放的牧师有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牧师、温州平阳牧师张崇助、北京到温州维权律师张凯、浙江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李冠钟及张淑贞夫妇、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的包国华牧师、邢文香牧师、包晨星传道等。同时,“五进五化”“文化礼堂”活动仍在浙江乃至全国全面进行。

这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跟中国教会历史上的本色化运动性质完全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政府发动的,而非教内自发的;其次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改造基督教,而非本色化后更好地利于宣教;另外该次运动采取国家强制力的方式也与历次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有天壤之别。

我们看到,当前的这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修正基督教的运动,是执政党及其宗教部门发起、操作,由国家机器护航,为执政党政治利益服务的运动。它虽然穿着学术、文化的外衣,并自诩为民国初期本色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它与基督教内部的文化、学术、宣教运动风马牛不相及。可惜国内不少的牧者、学者、基督徒都被它所迷惑,有意无意地配合其继续在神州大地上肆虐。这正如《圣经》马太福音7:15~16:“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著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官方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需要中国基督教界的批判,而由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显然是对官方“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最有效解毒剂。它为正在经受压力、迷惑甚至陷入迷途的中国基督教会指明了一条出路。基督教中国化与“三化异象”正好是针锋相对,基督教中国化是将基督教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及政治现状,而中国文化基督化是将中国文化更新、改变成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被基督教所改造,前者是要改造修正基督教,后者是通过福音改变更新中国文化。作为基督徒,后者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如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H. Niebuhr)在其名著《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中提出的基督改造文化模式)。

“三化异象”是享誉海内外的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即异向就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就与官方基督教中国化的针对性而言,中国文化基督化更需要极力推广。何谓中国文化基督化?赵天恩牧师有很多论述,概括地讲:“中国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影响中国文化,成全中国文化,在文化界站领导位置,成为主流思想。”(注28)“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注29)

“文化基督化”是赵天恩牧师对中国教会和中国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赵天恩牧师生前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论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题,比较集中的有:1986年发表的《从中国历史看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一文; 1987年发表的《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一文;1991年发表的《三化异象的发展》一文;1999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基督化》演讲;2000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讲;2001年发表的《文化福音神学探讨》演讲;2001发表的《21世纪与后共产主义思想》演讲;以及1982年发表的《从神学角度看政治》一文和《从神学角度看极权国家》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演讲中,赵天恩牧师阐明了“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给中国文化指明了出路也给中国教会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异象。

不是基督教被中国化,而是中国文化要基督化。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作王掌权,他吩咐我们的使命中,就包括文化使命在内。正如马太福音28:18-19: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吩咐我们的”中就包括“修理看守”的文化使命。

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中国文化基督化”,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一段时间以来并将不断持续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负担,它也成为众多神的仆人在中国当下进行福音与文化事工的旗帜、纲领和宗旨。基督教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显然不象明清之际那样艰难,也不是1980年代仅仅是传福音为主。现在是信仰深化的时代,是我们的信仰在主流社会发挥“山巅之城”巨大影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坚持原则下的自我彰现、积极推广和影响。一切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也如新译本《圣经》创世记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注解:

注1:见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文

注2:见《约翰福音注释》作者 卡森 D.A.Carson 译者潘秋松 美国麦种传道会2007年1月初版 178页

注3:见《中国文化中之神观》一文 作者 周铁楼 《恩福》 2014年第1期

注4:见华人神学园地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ByChan/Ricci1.htm 《利玛窦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 作者: 陈宗远

注5:见石衡潭《赵紫辰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及其融通实践》一文,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注6:见赵紫辰:《从中国文化到基督教》,见《赵紫辰文集》第二卷第4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注7:见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一期2001年12月《佛教对基督宗教在华的本色化的启迪》 282页

注8: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1-2页

注9: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53页

注10:见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页238-239

注11:见邸永君《翰林基督徒吴雷川》一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网站 http://www.cuaes.org

注12:见梁慧、柴燃恒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吴雷川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文 维真网 http://www.regentcsp.org

注13:见2014年8月5日《中国民族报》

注14:见2014年8月26日《中国民族宗教报》

注15:见天亚社中文网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 吴莫言 刊登日期: 2015年7月8日

注16:见《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7版的文章《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作者卓新平、2015年3月17日发布

注17:见《中国民族报》温州《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在浙江举行》,2014年10月28日发布

注18:见天亚社中文网 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者 吴莫言 刊登日期: 2015月8月18日

注19:见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载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注20:见牟钟鉴:《宗教生态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注21:见《天风》2014年第07期

注22:见浙江政府网 http://www.zj.gov.cn/art/2013/3/13/art_13012_77021.html

注23:见《中国乐清网》 http://www.yueqing.gov.cn/xxgk/dzdt_1/mryx/201404/t20140403_707552.html

注24:见浙江玉环政府网站 http://www.yuhuan.gov.cn/yggc/shamen/zcwj/201312/t20131218_70014.html

注25:见中国基督教网站 http://www.ccctspm.org 《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沪召开》一文

注26:见《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23-24页

注27:见对华援助新闻网理论百家《香港神学院院长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一文

注28:见《扶我前行》第184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29:见《扶我前行》第9页 赵天恩著 中福出版

附录: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大事表

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与燕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论坛,第五场即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实现和谐的努力”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该区乔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

2014年4月28日浙江温州三江大教堂被强拆,夷为平地。

2014年7月21日,因强拆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十字架,官民发生激烈冲突,被称为平阳救恩堂教案。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全国各地教会、神学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国化”议题召开研讨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同时展开研讨。

201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刊物《天风》第7期发布三自会总干事阚保平《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和何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发布在浙江基督教网站首页、长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举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

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

2015年3月17日卓新平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发布《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

2015年3月25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会议在沪召开。会议确定的两会主要工作有:深化“三自”教育,促进基督教中国化。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函》,并附有该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不久该规范就被正式施行。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针对宗教工作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2015年7月10日,顾约瑟牧师担任会长的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布对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公开信,指出强拆十字架运动严重伤害了全省200余万基督徒的感情,对党和国家已经执行及不断完善了六十余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公然践踏,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2015年7月26日,由于依法抵制政府部门强拆十字架,2015年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的八名教牧人员被金华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他们是:包国华牧师、邢文香牧师、包晨星传道(包国华读神学院的儿子)和其它五名教会管理人员。

2015年8月底,温州警方采取了一项自去年初拆十字架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基督徒的抓捕行动,包括律师、牧师、长老在内的近20位捍卫十字架人士被抓捕。有张崇助牧师、黄益梓牧师、张凯律师和助理刘鹏律师、方县桂律师、王运显长老、周爱平长老、魏文海、周建、程丛平传道、黄晓远传道、张制传道等等。

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6年2月6日,中国全国基督教协会常委、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被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正式逮捕。

首发:2017年1月15日,《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总第2期,

《法律与宗教》之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发展的影响

徐晨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论及宗教与法律的一般方面。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文明的社会,也有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也信奉终极目的和关于神圣事物的共同观念;同样,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也会有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程序.有分配权利、义务的既定方式和关于正义的共同观念。社会生活的这两方面处于对立之中:宗教之预言的和神秘的一面与法律之组织的和合理的一面正相矛盾。但它们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与宗教共享某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否则,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同样,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它就会退化成为私人的狂信。

当然,这只是对我们之共同人性的一个极粗略的观察,如果我们走近来看,就会发现,人类有着多种不同的宗教和许多各不相同的法律,每一种宗教都带有特定信仰团体的印记,每一种法律也都具有特定社会秩序的印痕。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带来对未来之信仰和社会内聚力的,绝非某种理想的宗教和理想的法律,而是特定社会宗教与法律的信仰和实践。而特定社会宗教与法律的信仰和实践总是与这个社会独特的经验,与它独特的历史发生密切的关联。

这样,当我们由宗教与法律相互关系的一般方面转至特定宗教与特定法律制度相互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由对人性的研究转向对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研究人性在社会经验中的实现。哲学家提出一些永恒的问题:何为宗教?何为法律?但是除非我们把这类问题变得有限和具体,它们是没法回答的。圣奥古斯丁不问“人性者何?”,而问“主阿,我是什么?我的本质为何?”同样,社会科学家必须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来到世界?我们的特性因什么经验而成?我们正被引往何方?我们面临怎样的抉择?因为,保留在人类记忆中的社会经验有其活生生的积淀物,例如宗教与法律,而“社会”中的人性只有在这样的积淀物中才可找到。这些积淀物并非抽象之物,它们就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历史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塞待(Jasset)所言不谬:人并无本性,他只有历史。

回顾我们自身的(西方的)历史,法律的宗教性首先表现为基督教会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最近两百年里,渐渐地依靠由基督教派生出来的世俗宗教)成功地使法律制度适应于人类的需要。这段史话的基本主题便是耶稣热烈的呼喊,“安息日为人而订,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不过,相反的倾向也不能视而不见:宗教本身的制度习俗被贬低为人的需要,而本来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制定的新的法律制度却不为人用,反成为君临人之上的某种权威。于是,斗争须重新开始。而对往昔胜利的回忆又为我们可能接近我们的目标带来希望的曙光;在此回忆与希望的后面,乃是这样的信念:历史的过程本身(既包括宗教史,也包括法律史)即是某种人类得救的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不管怎样,这便是基督从犹太教那里继承下来的正史,也是最近几百年来传给了许多世俗宗教的遗产。这些包括民主主义宗教和社会主义宗教在内的世俗宗教已经完全支配力量我们。

历史上的基督教法学

对犹太教来说,人类历史最核心之所在,便是犹太民族以及维系犹太民族与上帝,和犹太人彼此间联系的犹太律法的历史;而在基督教看来,圣保罗以来的教会,虽然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历史的延续,却也倾向于包容所有其他民族,连同它们适用的法律。因此,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教会本身,便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来确定它与上帝,以及基督徒相互间的关系;同样,它也需要一种关于世俗法律的新看法,新政策,因为每个基督徒,在世俗的活动领域里,必须服从法律,而且总的说来,教会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也要受世俗法律的支配。

教会发展初期,关于世俗法律——罗马帝国的法律一一最显明的事实就在于,它根本禁止基督教崇拜。教会是非法的:为了生存下去,它不得不转入地下墓穴(在按字面解释的意义上)。由这一特殊的历史经验,产生了基督教法学的第—条原则,即不合作主义原则——与基督教信仰冲突的法律在良心上没有为束力。这种情形在犹太历史上也可以见到。比如,抵制巴力神祟拜,但以理不服从大流士王的故事。拒绝在犹太教堂里放置罗马皇帝的塑像,等等。不过,这两种情形是有差别的。作为罗马公民,不顺从的基督徒实际是在抵制自己民族的法律。这个事实后来变得格外重要,那时,基督教会已成为政治组织的一部分,基督徒所面对的,亦非异教而是基督教皇帝制订的违背良心的法律,这类法律甚而经常是以教会自己的名义提出的。人们不会忘记,基督教时代是以主张反抗与上帝意志相悖之法律的道德权利一—一实际也是义务——开始的。这种现在为诸如马丁·路德·金和伯利根(Berrigan)兄弟这样的人所重申的权利和义务,乃是我们关于言论自由的宪法条款的根据之一。

由于罗马皇帝们在公元四世纪时皈依了基督教,教会开始在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此时它面临法律与宗教关系中全然不同的问题,那就是,罗马皇帝对基督教信仰的承认是否确实有动于巩固他作为立法者的地位。历史对这个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拜占庭的基督教皇帝把修订法律以使“人性升华”看作是他的作为基督徒的职责。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古典时期以后的罗马法重修了家庭法,给予妻子在法律上更大的平等,把配偶双方的合意规定为婚姻有效的要件,使离婚变得更为困难(在当时,这是促使妇女解放的措施0,以及,取消父亲对共子女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一时期的法律还重修了奴隶制法,给予奴隶在其主人滥用权力时向裁判官审诉之权,在有的场合,如果主人以残酷方式行使其权力,奴隶甚至有权要求自由,法律还扩大了奴隶解放的方式,允许奴隶因与自由人有血族关系而取得种种权利;将衡平的概念广泛引入法定权利与义务之中,因此使一般法规的严苛得以缓和。在六、七、八几个世纪里,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编订了庞大的法律汇编,这种做法也部分是因为受到达样一种信念的鼓舞:基督教要求将法律系统化,这是它体现博爱的必由之路。当然,上述各种改革不只是因基督教而起,仅是基督教确曾给予这些改革以至要推动,并提供主要的思想依据。就象不合作主义一样,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保留了源于教会早期经验的基督教法学酌基本原则。

与那些继承了异教罗马伟大法律传统的拜占庭皇帝们相比,大约同一时期(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的日尔曼人、斯拉夫人和欧洲其他民族的统治者,则采用主要由原始部族习惯和血亲复仇规则构成的法律制度。皈依基督教以后,许多主要部落民族的统治者,从盎格鲁——撤克逊的英格兰到基辅罗斯,都颁布了成文的部族法律汇编,并且进行了各种改革,特别是有关家庭法.奴隶制,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保护,以及教会财产和教士权利等方面,这不是偶然的。阿尔弗雷德(Alfred,约公元890年)的法律开篇就援引了“十诫”和摘自摩西律法的条文;而且,在重申和修订的本地盎格鲁一撤克逊法律里,阿尔弗雷德写进了这样一些伟大的原则:“Doom[即法官]严守公正;不偏袒富人,亦不袒护穷人;不以亲疏、敌友为断。”

在这些国家中,教会虽然从属于皇帝、国王和贵族,却努力通过建立控制血亲复仇的规则来限制暴行;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克朗尼(cluny)大修道院和它遍布于全欧的分院,甚至多少是成功地建立了所谓“上帝和平”与“上帝休战”的制度,前者不但使教土,而且使农民免于从军,后者则禁止在周末交战。这样一种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至今犹存。

然而,虽有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和皇帝们的种种改革,十二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法律依然保存血亲复仇,决斗,水、火裁判以及宣誓断讼等陋习。此时,无论王室还是教会,都没有专业法官,职业律师和法律书籍。到处都是习惯:部族习惯,地方习惯和封建习惯。在国王的宫庭和在修道院,尚有几许“文明”存在,但是若无制度化的法律,要把文明由各个中心传播于四方又极为困难,试举一例:教会教导人们,婚姻乃至事,不能没有配捅的同意.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到处盛行酌童婚,教会也无可奈何。而且不仅文明的价值在此恶劣环境中无以立足,就是教会本身也无法逃脱同样环境的支配。有利可图和有影响的教职被封建领主攫取和出卖,他们还任命自己的兄弟和亲友担任主教和教土。

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西方世界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其结果,出现了自成一体的,实体性的,有其自身教阶系统的教会,这个教会乃是独立于皇帝国王和封建领主,只服从罗马主教绝对专制权威的法律实体。这便是所谓教皂皇革命。它的巨大重要性,对于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变得日益显明。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了一种适用于教会,同时也适用于各个世俗王国的新型法律。

在此以前,由于神学信条和教会法律是由皇帝和国王们(如查理大帝和征服者威廉)召集教会商讨和颁布的,又由于教皇、大主教、主教和教士们的任职系由皇帝、国王和领主们授予,教会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关系乃是难以划清的,双方都在对方领域内享有—定的权威。但是,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布,教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完全独立,同时,他还宜布了他本人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所有教土享有最高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在教皇的主张最终得以确立之前(虽然有些实际上的妥协),教皇党与皇帝党进行了四十五年的授职权之战,而且在英格兰,为此牺牲了大主教托马斯·白克特(Thomas Becket)。

现在,罗马天主教会既已自成一体,有了自己的教阶系统,它当然需要系统化的法律制度,而在十二和十三世纪,系统的法律制度果然产生了。先是出现在意大利僧侣格雷丁大约在1140年写成的伟大论文里,八年以后,在一些精通法律的教皇继位并颁布了上百道新的法律之后,又产生了教皇格雷戈里九世1234年的教令集。迄1917年为止,这个教令集一直是罗马教会的基本法律。

自然,早在格雷丁以前就已存在各种教规,不过,那只是各种杂乱而分散的决议,教令,训诫等等,且多半具有神学性质,它们由不同的教会会议和单个的主教们宣布,偶尔也被按照编年顺序汇编成册。教会法庭也有其传统的程序。尽管如此,当时尚没有像十二和十三世纪教会法学家编篡的那种系统的教会法,刑法,家庭法,继承法,财产法或契约法。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法(只是在八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它才受到一些著名罗马天主教徒的非难)乃是西方最早的现代法律制度,它通行于欧洲各国,事实上支配着教会内教士和僧侣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俗人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在家庭法,遗产和各类精神犯罪方面,新的等级制的教会法院对俗人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此外,在契约(只有当事人做了“信誓担保”),财产(只要涉及教会财产——而当时教会所有地产占全欧土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和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它与世俗法院有共同的管辖权。

不过,当时通行的并非只有教会法。与之并行,也出现了各类世俗法,也正是在十二,十三世纪,这些法律开始被理性化和系统化。大约在1100年,在西方被遗忘了五个世纪之久的查士丁尼的罗马法被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大大推进了教会法的发展,但也为抵制教皇之新主张的世俗君主们所利用。于是,在与教会法竞胜的过程中,皇帝,国王和大领主们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世俗法莱,而最终,在那些十二,十三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城市和市镇里,以及在从事大型国际贸易的商人当中,也出现了各种世俗法律。教会法的成功促使世俗权威建立它们自己的专职法院,出版专业法律文献,改造部落的,地方的和封建的习惯,建立他们自己的与教会法竞胜的法律制度,以调整封建财产关系,暴力犯罪,商业交易和许多其他事务。

所以说,最先让西方人懂得现代法律制度是怎么回事的,正是教会。教会还率先告诉人们,相互矛盾的习惯,法令,判例和学说可以通过分析与综合来调和。这就是阿贝拉著名的将《圣经》互相矛盾的文本加以排列的Sie et Non(是与否)的方法——也是反映在格雷丁《矛盾教规的协调》一书标题中的那种方法。借助于这种,教会在重开对陈旧的罗马法研究的时候,通过把罗马法中繁复的范畴和分类变为抽象的法律概念,改造了罗马法。这些技巧都出自十二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所理解的那种“理性原则”。

教会还倡导“良心原则”(这是指人共享的良心,而非近代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良心):法律不仅可以在学究式的推理中发现,而且可以在立法者或法官心中求得。最早阐明审判中“良心原则”的是一本十一世纪的小册子,它主张,法官在审判被告之前必须先审判他自己。换言之,他必须自己充作被告,因为这样(据说)他就会比犯罪本人知道更多关于罪行的情况。“为使法官得为良心知晓”,教会法院以及后来的世俗法院(如英国的衡平法院)创造出一种新的抗辩和程序技巧。诉讼中的形式主义遭到非难。(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禁止教士参与决斗裁判的仪式,从而在整个欧洲有效地取消了这种裁判方式。)为实现“良心原则”而创制了各种新制度,其中包括延请职业律师进行法律代理的权利,和由法官根据精心制定的规则进行讯问的程序。既然根据良知,所有当事人都是平等的,良心遂与法律中的衡平观念结合;衡平法便由此产生——它保护贫困无援之人,反对富豪和权势之家,执行信托与信任关系,提供诸如禁令一类所谓人身救济。如前所述,衡平法一直是古典时期以后的罗马法的一部分,但现在,它第一次被系统化了,并有特别程序使之便于适用。

就这样,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同时令法律道德化;它对各种罪孽实施法定管辖权,而且影响世俗法律,使与道德原则相一致。恰似在古代以色列,法律与道德的差异降到最小。一方面,法律程序与法律制裁强化了善恶是非标准;在另一方面,法律准则被赋予了一种它们以前极少能企望的神圣正义性。例如,为使教士们置身于蛮族和封建政治之外,十一世纪的教会法规定所有教士一律保持独身,而由于这项法律被罩上了神圣光环,以至于当其存在已无必要时它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异教的法律是不幸将不道德与非法混为一谈的另一个例子。把不服从教会权威开除教籍是一种法律处分,但它可以使一个人在道德上陷于绝境,无存身之地。

不过在这方面,中古基督教与古代以色列之间尚有重大差异: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存在着教会与国家管辖权上的冲突,一国之内并存着彼此竞胜的不同法律制度,教会之下则并存着相互竞胜的不同国家。一个有形的,等级制的和团体的教会可赋予其法律神圣性,但这种神圣性却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挑战:基督教世界中的臣民不仅生活在教会法下面,而且也受制于若干世俗的法律制度——王室法,封建法,地方法,商法以及其他法律。每一种世俗的法律制度也都主张其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也同样受到挑战,挑战来自其他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来自教会法。虽然宗教改革之后有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侵蚀,法律制度这种多元性始终是西方法的基本特征。今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止一种法则之下。我们不但有国内法,而且有国际法;我们可以援引国际上的合法惯例,引用国际条约,公约乃至联合国声明,来对国内当局的法令提出质疑。而且在美国,我们既有州法又有联邦法,我们可以不用这种而用另一种法律来保护自己;我们既有一般制定法又有宪法,并且可以援用“正当程序”和“同样保护”的条款去抵制立法者的意志,我们既有严格法又有衡平法,既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又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偏离规则而作自由裁量。多种法律制度并存于同一政治组织中,这就为法律至上的观念提供了一种合法依据;政治权力总是服从于法律要求,除非统治者一手遮天,竟能够控制所有现行的法律制度。

中古的教会还坚持法律增长的原则——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要被自觉地建立在以往权威的基础上,同时又要被自觉用来适应现在和将来的需要。教会法学家在查土丁尼,《圣经》,教会教父,亚里士多德和日耳曼习惯的基础上仔细制定定出新的规则;他们对权威的原始文献恭敬有加,但还是为之作注,然后对注释再加注释。有机生长的概念有助于调和静止性与变易性。正好比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历数百年而建成,集资累以千年,伟大的法律文献被人再三解读,反复阐释,既考虑过去,又着眼未来。它们也确实保存下来:现在正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进行的改革,就部分是在十二,十三世纪法律基础之上重建教会法的努力。然而更重要的,乃是教会法——教会的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行为法,刑法,契约法,财产法,衡平法,诉讼法——已进入到西方世俗法律制度之中,就如同生长原则本身就进入其中一样,结果在事实上产生了西方法的通用语言,一种能够有机发展的西方法律传统。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使教会失去法律效能,打破了主张两种官方等级制度,两种正式的法律制度——教会的和世俗当局的法律制度——的中世纪的二元论。路德教立足之地,教会就被视为一种无形的,非政治的,不具有法律效能的组织;唯一的主权,唯一的法律(政治意义上),便是世俗王国或者公国的主权和法律。实际上就在此之前,马基雅维利发明了“国家”一词,用以指纯为世俗的政治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新教改革者们都是马基雅维利党人。因为他们对人创造可以反映永恒法之人类法的力量表示怀疑,而且他们绝不认为,发展人类法是这样一个教会的使命。此种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法学理论把国家的法律看成是道德上中立的东西,视之为工具而非目的,是表明主权者政策并保证它被遵行的手段。不过,法律的世俗化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只是新教改革贡献于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同样重要:由于把法从神学教条和教会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出来,宗教改革遂使西方法律得以经历一种崭新的和辉煌的发展。用伟大的日耳曼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鲁道夫·梭姆的话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但更新了信仰,而且重塑了世界:既是精神生活的世界,也是法律的世界”。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法获得新生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新教观念:凭借上帝的恩宠,个人具有通过运用其意志来改变自然和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能力。新教这种个人意志观念成为近代财产法和契约法发展的核心。自然成为财产。经济关系变为契约。良心成了意志和意图。在早期天主教传统中,临终遗嘱一直是人通过慈善性赠与以拯救灵魂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一种支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手段。通过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意图,立遗嘱人可以处分其死后财产,企业家则可以契约形式安排其商业关系。只要不与良心相违,因此而产生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就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良心赋予它们以神圣性。这样,国家的世俗化(就使之摆脱教会控制的严格意义而言)便伴之以财产和契约的超俗化乃至神圣化。

所以,关于新教教义对于十六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绝对君主未加限制的说法并非事实。实在法的发展最终只能依靠君主,这固然是新教的信念,但是它还假定,君主在运用其意志的时候,须尊重其臣民个人的良心,也就是说,要尊重他们的财产权和契约权。这一假定建立在(当然是不稳定的)教会成功地将法律大大基督教化(相对于日耳曼各民族最初之文化生活水平而言)的四百年历史上面。所以,尽管新教的实证主义把法律与道德分离开来,否认教会有立法职能,并且在政治强力中间寻求法的最后保障,它还是假定,在一个由基督教统治者治理的国家和人民当中,存在一种基督教的良知。

至此,我们谈了主要表现在路德教中的新教教义。新教后来的一种形式,即加尔文教,也曾对西方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发展产生了至深影响。清教徒们发展了路德关于个人良知神圣的观念,在法律方面,则发挥了他关于反映于财产权和契约权中的个人意志神圣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添加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坚信基督教负有改造世界的义务——事实上,“改造世界”乃是清教特有的口号;其次,相信在选举出来的牧师和长老们领导下的地方会众乃是真理之所在——“积极信徒们的团体”高于任何政治权威。一心要改造世界的积极的清教徒,这样做是基于个人良知的理由,也是基于神法,《旧约》里的摩西律法,以及蕴含在中世纪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法观念。正如早期基督教殉道者们以其不服从罗马法的举措建立了教会,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包括汉普顿,李尔本,乌朵,威廉·潘恩和其他一些人,也以对英国法的公然抗命奠定了英国法和美国法中民权和自由权的基础。这些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赫然写在我们所尊崇的宪法里面: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陪审团不受法院控制的独立地位,未经审判不受监禁的权利,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还要提到加尔文派信徒的教众自治主义,它为我们关于社会契约的观念和根据被统治者同意来统治的观念提供了宗教依据。

世俗宗教的法学

英国和美国的清教,以及它们在欧洲大陆的同伴虔信派,无论从哪一种根本意义来说,都是制度化的教会影响西方法发展的最后那些宏大运动。当然,十八和十九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在不同方面继续保有对法律的影响。毫无疑问,神意基督教本身继续对法律改革发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取消奴隶制,保护劳工,以及一般地促进福利立法等方面。然而另一方面,“组织化的宗教”继续维护现状而不管它世纪上怎样,这也是事实。不过,这方面意味深长得为因素(十九世纪如此,二十世纪则更是如此)一直是,传统宗教渐渐退回到个人的和私人事务的层面,对于法律的发展不复有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的信仰体系——新的世俗宗教(各种“思想体系”和“主义”)——却被高扬到民众愿意共同为之献身,并且(这一点更加困难)为此过一种新生活的热烈信仰的地步。

正是美国的和法国的革命,开创了新的世俗宗教的时代,是它们将宗教心理以及许多以前一直是借各种形式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义表达的宗教理想,注入到世俗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去。最初,一种宗教的正统学说借自然神论的哲学得以保存——但这种自然神论的哲学只有极少一点乃是宗教信仰之根本的那种心理。实际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那些伟大革命者——如卢梭或杰弗逊——的宗教,并非其对上帝的信仰,而是他们对人,个体的人,他的本性,他的理性和他的权利的信仰。发自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就是宗教,因为,它们把终极意义和神圣性归因于个人的心智——并且也,我马上补充一句,归于民族。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时代也就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个人是公民,而公民的意见表现为并非人类的意见,而是法国人的意见,德国人的意见,美国人的意见,等等。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下面这些活动中找到了合法的表现形式:提升立法机关的角色,以及随后削弱司法部门创制法律的地位(除了在美国);使个人行为不受公众支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要求制订刑法典和民法典;努力使个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预见,同样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些“法律上的公理”(就像罗斯科·庞德会这么说一样)被认为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正义的,不但是正义的,而且是宇宙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生活本身被认为从这些和相关的法律合理性原则中获取其意义和目的,而这些原则在关于自然法和人类理性的神学教义方面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

自由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的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不过,在变成一种世俗宗教的过程中,自由民主主义很快就遇到一个对手:革命的社会主义。1917年,在遍及欧洲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终于在俄国夺去了政权,其时,它的学说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启示的神圣性,它的领袖地位则具有高级牧师的那种超凡魅力。此外,共产党一方面保有修道院式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具有寺院秩序中的严厉特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清洗中,欧洲忠诚的共产党员常说,“党外无拯救”,这不是偶然的。

社会主义的法律公理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自由民主主义的设定,却也表明有基督教的共同渊源。比如,在苏联学童必须熟记在心,并且被当时是苏联法律政策依据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里,就有诸如这样一些原则:“有良知的劳动者为社会利益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个人都关心公共财富的维护与增进”;“集体主义和同志式的相互帮助——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社会生活中与个人生活中的诚实,坦白,道德纯洁,谦逊谨慎”;“对不公正,寄生现象,不诚实,追逐名利和利欲熏心的人的不妥协态度”;“对共产主义的敌人的不妥协态度”;“与各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兄弟般团结”。苏维埃明显地让人想到马赛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法典,1641年的《自由书》;想到其中对背教,怠惰和个人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此外,苏维埃制度极为强调法律的教育作用,强调公众通过“同志法庭”,“人民巡逻队”来参与法律程序和执行法律,并且把人们置于工厂或街道集体的看护之下。不仅如此,这些都是在一种“共产主义末世学”的名义下做的,它预言,共产主义实现之日,强制和法律本身都将最终消失,那时,人人相待(还是用《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的话说)如“同志,朋友和兄弟”。强制力和正式法律的强力手段可以被用来促成这一社会,这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远景绝无矛盾。

当然,把美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的宗教(或准宗教)特征拿来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宗教特色相比是夸张了些。不过,在美国和在所有西方国家里,曾经专注于传统宗教的各种情感,现在都注入于世俗运动中,如政党政治,福利立法,社会改革,学生#造#反,和平运动,妇女解放,生态平衡,以及许多其他运动之中。而且,并不只是这些运动的情感的方面渊源于宗教,它们的许多观念也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而首先,它们的历史观时常是相近的——尤其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念。

同时,基督教本身正在失去其公共性格,丧失其政治性和法律性,而(用尤金·莫特曼的话说)日益“私人化”。人们多半是作为个人或作为单个家庭去上教堂,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使他们在非宗教的活动和关系中得到支持。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非宗教的基督教”与可以名之为“非基督教的宗教”的结合。它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结合是否(以及如果是,那么如何)能够获得充分的权威,从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实现在过去两千年间历经尽艰辛建立起来的西方法学的伟大原则: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旨在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的原则,多种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财产神圣和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的原则,良心自由原则,统治者权力受法律限制的原则,立法机构对公共舆论负责的原则,社会和经济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预知的原则,以及较晚出现的国家利益和公众福利优先的社会主义原则。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原则可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可能是功利性的政策;但在作为整体的西方人看来,它们首先是历史的产物,主要产生于基督教会在其历史的各个阶段中的经验:公元一世纪的地下教会,拜占庭的和西方中世纪早期神权政治的国家-教会,中世纪后期超越过节的,有形的和团体性的独立教会,国家内部的无形的路德教会,加尔文教的公理会,以及渐至今日的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教会。教会这些前后相继的阶段,创造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建立于其上的心理基础和许多种价值。

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认为即使没有宗教或准宗教基础,只须依靠适宜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凭着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上述基本法律原则,无论是民主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依然能够存续下去。然而,历史,包括当代史所证明的恰好相反: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不用说一种哲学,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或哲学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如果在人们看来,有一种制度与他们信仰(用全部的生命去信仰,而不仅仅是在理智上认为如此)的某种超验实体相悖,他们就会抛却这种制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否弃了传统宗教的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各国,最后又都转向种族的宗教,国家的宗教或者阶级的宗教(或者这三者的宗教)。知识分子们感到为这一变化所出卖;他们依然指望着,人们将具有一种新的意识,象他们自己那样合理,不带宗教色彩,但是他们未曾想到,他们自己对各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人道主义哲学的信仰,同样是超理性的,并且同样是基于自我关切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宗教。

肖芳华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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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班农的世界观

莱斯特·菲德尔

保守主义评论

按:即将就任的白宫首席策略师,在2014年的一场罕见的访谈中展现了一种全球观,他在访谈中声称,极右翼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已被“淘汰”,并将弗拉基米尔·普京称为窃盗统治者。BuzzFeed News首次发布了完整的谈话记录。莱斯特·菲德尔(J. Lester Feder),为BuzzFeed News记者,本文由Einzelreisender翻译。全文近1万字,分两次发布。

在2014年夏天梵蒂冈内举办的一场会议中,唐纳德·特朗普新任命的首席策略师及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通过Skype发表了一段非常深入的评论,表达了他对全球民族主义的展望。

早在英国脱欧及特朗普似乎可能成功之前,班农就声称有一场“全球性茶党运动”,并赞扬诸如英国的英国独立党及法国国民阵线的欧洲极右政党。班农还认为极右政党中的种族主义元素“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淘汰”,西方失去其“犹太—基督根基”后,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危机”。他还炮轰华盛顿的“裙带资本家”未能就财政危机起诉银行高管。

这些评论——通过网络传送到坐落于梵蒂冈某个僻静角落的15世纪大理石宫殿里的小会议厅内——是人类尊严学会(Human Dignity Institute)主持的一个集中讨论贫困问题的会议中一场50分钟问答环节的一部分。作为报道欧洲宗教右翼崛起的一部分,BuzzFeed也出席了这个会议。这个组织由本杰明·哈恩韦尔(Benjamin Harnwell)创办。他长期帮助欧洲议会保守党成员内杰·德瓦(Nirj Deva)在欧洲政坛推进“基督教的声音”。此组织和天主教会内部部分最为保守的阵营有联系;在2014年被免去梵蒂冈高级职位的雷蒙·柏克枢机(Cardinal Raymond Burke),教宗方济各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是这个组织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BuzzeFeed新闻原来发布了这位Breitbart News后来的主席从90秒开始的谈话记录,因为麦克风的位置使得开场对话听不清楚,但我们通过Youtube上一个谈话的视频完善了这篇记录。你可以在文下听到整场的录音。

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未经编辑:

史蒂夫·班农:非常谢谢你,本杰明。感谢大家。我们今天是在洛杉矶讲这番话的,就在我们洛杉矶总部的对面。嗯。我想谈谈创造财富以及创造财富能真正实现什么,可能会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因为我相信世界,特别是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我们把Breitbart News打造成真正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新闻资讯的平台的真正组织原则。我们目前主要在西方,但也正在国际上拓展,让人们认识到这场危机的深度。这既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本质更是我们所信仰的犹太—基督教西方的基础的危机。

说来挺讽刺。我们在今天讨论,然而就在明天的一百年前,就在我们讨论的时间,弗朗茨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此次事件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以及人类历史最血腥的世纪的开始。明天的一百年前,就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世界处于完全的和平。有贸易,有全球化,有技术转让,英格兰高教会、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各地的虔诚基督徒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七周后,我想有五百万的军人,30天内伤亡就超过了一百万。

那场战争触发了一个野蛮的世纪——在人类史上史无前例——差不多有1.8到2亿的人在20世纪被杀害。要知道,我相信当人们从今后百年回顾现在,我们就是那个世纪的产儿:我们就是那种野蛮的产儿。这几乎会被视为一个新黑暗时代。

但让我们走出这段阴霾的事物,应对的组织原则,不止是我们人民的英雄主义——无论是法国抵抗组织战士,还是波兰抵抗组织战士,或是来自堪萨斯城或中西部的那些攻占诺曼底滩头的年轻人,和皇家空军并肩作战的英国敢死队,这场大战真的是犹太—基督教西方vs无神论者,对吧?正是“开明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提供了必要资金。它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并建造了必要的支援物资,无论是支援苏联、英国还是美国,然后最终运至欧洲大陆,击退了远东的野蛮帝国。

那种资本主义真的产生了大量的财富。这笔财富真的分配到了中产阶级上,一个崛起中的中产阶级,那些人来自真正的劳工背景,创造了我们称为“美国治世”的时代。这是好多好多年的和平时期。我相信自苏联倒塌后的几年,我们走得有点脱轨了,我们开始了21世纪。而我强烈相信,这是一场我们的教会的危机,我们的信仰的危机,西方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

而我们正处于一场非常野蛮血腥的冲突的初期。如果这个房间内的人,教会里的人不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我认为是战斗的教会,能够不但坚守我们的信仰,还能为了我们的信仰与这个新出现的野蛮势力作战的话,这场冲突将会完全消灭我们过去2000或2500年来遗留下来的一切。

好,我确切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能看到三种趋势在汇聚:一种是从基督教,确切说是犹太—基督信仰的深层精神及道德基础中出来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我是一个非常实际务实的资本家。我在高盛受训,我上过哈佛商学院,我是一个你见过最精明的资本家。我专攻媒体,专门投资媒体公司,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你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履历。所以我不想这听起来会有矫饰的感觉,“让我们牵起手来围着资本主义唱 Kumbaya(译注:黑人传统圣歌,译为“来吧,来吧”)。”

但今天又一股资本主义——有两股,非常令人不安。

一种是由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那是你在“某国”和俄罗斯看到的资本主义。我相信这也是教皇(教宗方济各)大部分人生在像阿根廷那样的地方看到的资本主义,那里有那种和政府里军事掌权者有联系的人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真的是为很小一部分人创造财富和价值。它不会通过在20世纪真的看到的那种更广阔的分配模式,将大量价值创造扩散。

第二种我觉得几乎一样令人不安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我称其为安·兰德或自由意志主义的客观主义流派的资本主义。呐,我对自由意志主义的很多方面深信不疑。

然而,当你真的把它和我称其为犹太—基督教西方的“开明资本主义”相比时,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就相当不同了。这种资本主义真的想把人变为商品,将人客观化,并——像马克思的很多规诫一样——利用他们,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特别年轻一代真的觉得它挺有吸引力。如果他们看不到有别的替代选择,这种“个人自由”的牌匾就会成为吸引他们的替代选择。

另一个趋势是西方大规模世俗化。我知道我们谈论世俗化也谈论很久了,但如果你看看年轻人,特别是小于30岁的千禧世代,流行文化的压倒性趋势就是把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彻底地世俗化。

现在这股趋势和一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汇合了,一个很不讨喜的话题,我们正处于一场对抗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的彻底战争中。这场战争,我想,蔓延的趋势远远比政府能控制的迅速。

如果你看看伊斯兰国,也就是叙利亚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发生的事,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向巴格达进军的哈里发国。如果你看看他们使用资本主义的工具的娴熟。如果你看看他们处理推特,脸书以及现代筹款方式的手段,利用众包来筹资,而且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武器,过去几天他们搞了一个极具野心的计划,想把孩子变成炸弹客。他们迫使五万名基督徒离开了一个接近库尔德边境的小镇。我们还有今天稍后会放上Breitbart的视频,他们在伊拉克抓了50个人质,把他们从悬崖上扔下去。

这场战争正在扩展,并蔓延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博科圣地等最终会在这场全球战争中和伊斯兰国成为伙伴的团体。很不幸,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我们得迅速地应对。

所以我想,关于我们应不应该给财富创造和分配设一个限制?这是每一个同时是资本家的基督徒内心中都应该有的问题——“无论我拿这笔财富去做什么事,目的是什么?我用上帝赐予我们,神旨赐予我们真的成为就业创造者和财富创造者的能力做的事,目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所有人真得应该再三审慎思考,确保我们向积极的事物再投资。但也要确保我们明白,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冲突的一开始的阶段,如果我们我不与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像伙伴一样联合起来,这场冲突只会继续蔓延。

今天,他们有一个推特账号,伊斯兰国真的有,说如果美国派兵进来想保卫巴格达城的话,就要让美国“血流成河”。相信我,那将会降临在欧洲。那将会降临在中欧,将会降临在西欧,将会降临在英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基石的危机中,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对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开始阶段。

人类尊严学会,本杰明·哈恩韦尔:谢谢你,史蒂夫。真是很出色,很出色的概括。我特别注意到你这个看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犹太—基督的基础上向全世界扩展的,而且资本主义其实是能够创造民族间和平而不是对抗的事物。这点常常未被充分肯定。

班农:有一件事,我想讲清楚。如果你看看当时的资本主义领袖,在我想那是一个资本主义成果最丰富,将它的好处散播到最大部分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犹太—基督西方的坚定信仰者。他们要不是犹太信仰的积极参与者,要不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信仰,他们信仰的根基体现在他们所作的工作上。我认为这极为重要,却被人严重忽视了。今天,我在华尔街看到的是这点——我可以从一切的世俗化中看到,所有东西都被看成是世俗化的机会。人被视为商品。我相信我们的先人们可不这么认为。

哈恩韦尔:在这场会议过程中,我们听到关于扶贫的多种不同观点。我们听到中左派的观点,我们听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听到基督教民主派的观点,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史蒂夫你的看法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特别讲到你的工作。Breitbart和茶党运动尤为亲近。所以我倒是想知道,你会不会告诉我如果在当前的政治潮流中——先和我们讲一些Breitbart的事情,使命是什么,然后和我讲讲你们影响到的范围,然后你能不能讲一下美国目前的动向。

班农:除却福克斯新闻和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我们是第三大的保守派新闻网,而且坦白说,我们的全球影响范围甚至比福克斯还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扩展得那么国际化。

呐,我们相信——强烈相信——有一场全球性的茶党运动。我们见过。我们是第一个进入开始报道诸如英国独立党和国民阵线等中右派的团体。这些团体背负着所有的那些包袱——相信我,他们很多都背负着很多包袱,既有道德上的也有种族上的——但我想这些都会随时间被解决的。

把一切团结起来的中心事物,就是那个真正的中产阶级——世界上那些受够了所谓的达沃斯党(party of Davos)命令的男男女女工作者——组成的一个中右派民粹主义运动。有一群人——我们不信奉阴谋论,但确实有这样一批人——而且我在高盛工作时也能看到——这些纽约人对伦敦和柏林的人比对堪萨斯和科罗拉多的人更亲近,他们有更多的这种精英心态,觉得他们要把世界的运作方式指示给大家。

我会告诉你,欧洲和亚洲和美国和拉美的男女工作者并不这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最清楚他们自己会怎么生活。他们认为他们最清楚怎么抚养、教育家庭。所以我认为你正在看到一场针对集权政府的全球抵制,无论那是“某地”的政府,还是华盛顿特区的政府,还是布鲁塞尔的政府。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声音的平台。

接着说,我们是坚定的资本家。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的好处。特别是,资本主义越精明务实就越好。然而,正如我所说的,有两股资本主义需要引起我我们的特别关切。

一股是裙带资本主义,或者我们称为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也是茶党在美国与其斗争的大家伙。茶党其实打的最大的仗不是和左派打,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茶党今天打的最大的仗正如英国独立党。英国独立党最大的仗是和保守党打的。

美国茶党要打的最大的仗是和共和党建制派打的,他们真的是一群裙带资本家,觉得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和运作事物的规矩。坦白说,这也是美国财政状况如此不堪的原因,特别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事实上有着一百万亿的无资金准备的负债。这都是因为华盛顿特区有着这种裙带资本主义。Breitbart的崛起和中右翼反对派的声音直接相关。坦白讲,我们正赢得非常多的胜利。

在社会保守派这方面,我们是反堕胎运动的声音,传统婚姻运动的代言人,我能告诉你,我们正捷报频传。人们有了发声机会,有了他们能用的平台,局势就在扭转。

哈恩韦尔:第三大保守派新闻网站特别能给人深刻印象。你能告诉这里那些不属于英语圈,目前可能没有跟进美国国内政策的人——美国中部(Middle America)现在似乎发生了一场本质性的突变。多数党的领袖埃瑞克·康特几周前被一位茶党候选人淘汰了。这目前对美国国内政局意味着什么?

班农:对您的所有观众而言,这是最具纪念意义的之一——首先,这是美利坚共和国史上最大的选举混乱。埃瑞克·康特是国会多数派领袖,筹集了一千万美元。他在他自己和党外组织间花费了八百万美元要保住一个国会选区。他和一位既是福音派基督徒又是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的教授竞选。他和一位总共筹集了175,000美元的教授竞选。事实上,埃瑞克·康特选战账单中在华盛顿特区一间高级牛排馆的开销就超过了200,000美元。所以他们的选战过程中花在华盛顿一间牛排馆里用来赢取及款待权贵上的钱,比整个反对派需要的花费都多。

是的,埃瑞克·康特惨败。对手以57—43战胜了他。没有一家新闻网站——除Breitbart以外,我们报道了这个事六个月,日复一日——福克斯新闻没有,Politico没有,没有网站提这个话题。这家伙赢得原因也很简单:中产阶层的民众和劳工阶层的民众厌倦了像埃瑞克·康特这样,说自己是保守派,却每天向裙带资本家出卖他们利益的人。

你会看到,无论是英国的英国独立党和奈杰尔·法拉奇,无论是欧洲低地国家的这些团体,无论是在法国,在德国又有一个新的茶党。场景都是一样的。场景就是,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的人民——他们在说:“嘿,我比以前工作得更辛苦了。我得到的收益比我熬过的任何时候都少,我自己赚得钱更少了,我看到一个体制,权贵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原则,但他们在做的都是和社团主义者们捆绑在一起。”对吧?社团主义者,都在为他们自己捞钱。

而这场中右翼的反抗真的是全球性的反抗。我认为你将会在拉丁美洲看到,我认为你会在亚洲看到。我认为你也已经在印度看到。莫迪的伟大胜利很大程度上基于里根式的原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抗,我们很幸运很自豪地成为那个在全球报道这个事的新闻网站。

哈恩韦尔: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你在这里划分的,能理解为真正的,自由市场的,作为能提升[听不清]涉及所有人的财富的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一种只是让特定阶层受益的裙带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观看了我们会议的过程,我们看了阿克顿学会制作的两段视频,讲的是发展援助在国际上如何被花费,这么做如何会远离——这样会让大众利益受损,却也让统治阶级存续。而您在这里提到的观点,我认为你说美国几乎驱动了一场革命运动,在发展中世界发生的也是相同的现象,这种概念就是,政府不再做它道义上必然要做的事,而是腐化了,为自我服务了。所以实际上说——

班农: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如果你读读《经济学人》,你读读这周的《金融时报》,你会看到联邦政府内一个相对模糊的机构正在参与一场可能导致政府关门的大争斗。它叫做进出口银行。多年来,这个银行帮助资助其他银行不会资助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它逐渐恶化为一种资助通用电气、波音及其他大型企业的廉价方式。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会在别的地方搞这种资助形式,但是花的可是中产阶级纳税人的钱。

而茶党正用这个作裙带主义的范例。通用电气以及这些主要企业和联邦政府蛇鼠一窝,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自由企业资本家。我们是企业精神资本家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我们称他们是社团主义者(corporatists)。他们想要越来越多的垄断权力,他们和大政府沆瀣一气。所以这场仗——这也是为什么媒体那么晚才参与进来——但你看到的这场仗的两方,一方是企业资本家(阿克顿学会是其鼎力支持者),另一方是社团主义者,我们认为后者与北京和莫斯科的人在精神气质上更契合,反倒与美国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很疏离。

哈恩韦尔:谢谢,史蒂夫。我现在要转身了,我肯定台下肯定会有一些很棒的问题。谁来提第一个问题?

班农:首先,本杰明,我可以告诉你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会议上你就那么光鲜。

[笑声]

提问者:你好,班农先生。我叫Mario Fantini,一个生活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佛蒙特人。一开始,你讲述了你在世界范围内看到的一些趋势,一股很危险、很令人担忧的趋势。我在欧洲看到了另一个正在增长、扩张的运动,很不幸,我们只能称其为部落主义或新本土主义的运动——他们自称是认同政治派(Identitarians)。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劳工阶层的民粹主义组织,他们会教授自卫防身的课程,但是,他们也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金融机构等事物。我们怎么应对这种事情?因为它们对年轻人极有号召力,特别是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

班农:我没有听清整个问题,讲的是部落主义者?

提问者:简单说,就是在欧洲,在法国、奥地利等地,这里的年轻人有一个日益扩张的运动,他们猛烈抨击华尔街机构,但是,他们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也很有号召力。我只想知道,对于应对这些正在增长中的运动,您有何建议。

班农:他们愤怒的一大原因便是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说的具体点,我认为,欧洲的裙带资本主义比美国更严重,美国近来也愈发严重。当你有了这种裙带资本主义,规则的制定者便有了一套不同的规则。那便是大政府和社团主义者的合作。我认为它助长了负就业。如果你回去看看美国的GDP,你会看到一群小欧洲。如果除去政府开支,你知道,十多年来我们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都有着负增长。

而这些后果都落到了街上的普通人身上。如果你看看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千禧世代,看看三十岁以下的人——在美国,三十岁以下的人里有50%未能就业,这可是西方最发达的经济体。说到欧洲,情况就更糟了。

我想在西班牙,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大概50%或60%未能就业。这意味着他们二十岁的那十年,本该习得一种技能,掌握一门手艺,在自己的行业如鱼得水,然而我们却把他们抛下了。而这只会助长部落主义,只会助长[听不清]……这也是为什么对我,对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应义不容辞地整顿这些政府,解决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只有这样,经济收益才会带来更多的企业家精神,才会回流到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那里。否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了。

提问者:我有个问题,因为你在华尔街工作过。他们觉不觉得接受政府救助是合理的?有没有一种基督教中心的[听不清]它们认为应该被救助?危机早于2008年,先例是什么?当他们救助银行时,华尔街那些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基督徒对此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班农:我认为这事关责任。对基督徒而言,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犹太—基督教西方的基础的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救市(bailout)。我认为2008年的救市是错误的。而且我认为,在银行救助上出现了很多错误。

然后再看看[听不清]。中产阶级纳税人,那些人是劳工阶层,对吧,收入低于50,000和60,000美元的人,救市成了这些纳税人的负担,对吧,救助了那些精英。让我们稍微想想。这就是(裙带)资本主义如何转移的,把所有负担转移到劳工阶层的头上,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所有的好处都流向了裙带资本家。

救助令人无法容忍,原因无怪乎:它救助了一群本该负有责任的股东和高管。股东负有责任是因为:他们没有变动管理就容许了情况的恶化。管理团队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从国会调查中得知的,是从独立调查中得知的,这不是什么阴谋论,事实一目了然。

事实上,我相信,某个国会委员会和司法部确实说过,35个高官应该被刑事起诉——但是,没有一个被起诉。因为即便是民主党人掌权,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还有投资银行,和他们在国会山的傀儡之间互通声气,他们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中产阶级强烈抱怨,一年赚五到六万美元,却眼睁睁看到自己被征税,看到自己的税款要去付政府发起的救助,你确实创造了一个免费期权(a free option)。这种投资银行给不当行为创造了免费期权。换言之,所有的好处都流向了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流给了那些裙带资本家(增加了股票也得到了奖金)。他们的下行风险很有限,因为中产阶级会用税收接济他们。

我认为这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反抗。无论是英格兰中部的反抗,还是美国中部的。而我认为人们已经厌烦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当你读到媒体说:“茶党在输,输掉选举,”这都是扯淡。我们没赢得选举,但是,我们正迫使那些裙带资本家来承认不会再这么做了。华盛顿的整个叙事都被这场我们称为茶党草根运动的民粹主义反抗改变了。

这恰是因为那些救助完完全全不公平。它完全没让那些金融机构变得更健壮,却救助了一伙人——顺便说一下,这些人都是上过耶鲁、哈佛的,他们去的是西方最好的机构,他们本该更了解。

顺便再说一下:这些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事务所的机构,精英中的精英,受教育的精英,他们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强行从中拿走所有利益,然后去寻求政府,毕恭毕敬地去和政府要救助。而他们今天从未被迫对此负责。相信我——他们会被迫对此负责的。

哈恩韦尔:好的,我想美国第三大(保守派)新闻组织,Breitbart传媒的主席,史蒂夫·K·班农的时间,只允许我们提问一、两条问题。我知道您是大忙人,所以我们很感激您为此腾出时间来结束这场会议。

班农:和你们这些做了那么多好事的团体一起分享,再忙也有空。

提问者:你认为今天犹太—基督文明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世俗主义还是穆斯林世界?依拙见,他们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侵略中自卫。谢谢你。

[哈恩韦尔重申了一遍问题]

班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肯定是觉得世俗主义削弱了犹太—基督教西方保卫自己理想的力量,对吧?

如果你回到你的祖国,你提倡保卫犹太—基督西方及其基本原则,通常,特别是当你面对精英时,你会被视为一个怪人。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耗了我们的力量。

但我坚信,无论哈里发国目前进军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就此争论,人们可以试图解构——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有一场大战在酝酿,一场已经是全球性的战争。它会在规模上全球化,而今天的技术,今天的媒体,今天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途径,将导致一场我相信今天即将面对的全球冲突。我们每拒绝审视它的本质一天,它的规模,它真正的邪恶,总有一天你会后悔我们没有行动的[听不清]。

提问者:非常感谢你。我是[听不清],来自斯洛伐克。非常感谢你为在倡导犹太—基督价值观上所做的工作。我真的很欣赏,我也觉得形势非常严峻。我有两个小问题,因为你提到了英国独立党和国民阵线[听不清]。从欧洲的角度看,这两个政党的言辞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在欧洲议会选举前。我想知道,您在帮助这些欧洲伙伴时,是否更多地集中在价值观问题上而不是民粹主义上?您有何具体的计划?另外,你提到国家介入资本主义是一大危险。但你提到的这两个政党,他们其实和普京有紧密联系,而普京是危险的一大推手,所以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以及你会怎么应对。

班农:你能为我总结一下吗?

哈恩韦尔: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了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的选民沾染了一些种族主义元素,提问人问的是你想怎么处理这个方面。

班农:我没说过英国独立党这样。我讲的是欧陆的政党,国民阵线和其他欧洲政党。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看起来他们有一些反犹或是种族主义的面向。顺便说一下,哪怕是茶党,我们这样一个的广泛运动,我们也被批评过,有人设法让茶党看起来是种族主义之类的,而它不是。但总会出现一些什么,无论是民兵的伙计还是其他人,其中有一些是外围组织。我的观点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种族主义因素)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淘汰,对吧?人们明白是什么让他们聚集在一起,我认为边缘人被越来越边缘化。

我相信你会在欧陆中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看到这个现象。我和英国独立党有过接触,我可以说,我从未在英国独立党中看到这种(种族主义)苗头。我认为他们很自律,在阻止英国国民阵线(译注:British National Front,英国极右翼组织)等组织进入党内上做得非常出色,我认为你也在茶党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有些人确实登场了,但他们是茶党的边缘成员,茶党在自律方面做得非常棒。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听到对茶党的种族主义指控时,美国人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很明白。

我认为当你看看任何类型的革命——这是一场革命——你总会看到一些异类组织。我认为随着时间这些组织都会灰飞烟灭,你会更多地看到一个主流的中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提问者:很明显,在欧洲大选前,两个政党都和普京有清楚的联系。如果(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大危险是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看到,玛琳·勒庞和普京一起在莫斯科竞选,英国独立党也坚定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立场辩护。

哈恩韦尔:这两个政党都在和普京有染[听不清]。

班农:我认为情况有点复杂。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你看看他今天的部分信仰的部分基础时,其中很多都来自我称为欧亚主义的思想;他的某个顾问,其思想可以追溯到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其他作家,他们一开始是传统主义者,最终真得演变成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很多传统主义者都受到蛊惑。

一大原因是,他们相信普京至少力挺传统制度,而他正设法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行事——我认为人们,特别是一些国家的人,他们想看到本国的主权,他们想看到本国的民族主义。他们不相信这种泛欧联盟,或是他们不相信美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们宁愿更多地看到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建国者最初建立这样的实体时,只在地方层面约束自由。

我不是在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代表的窃盗统治辩护,因为他终究是窃盗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者。然而,我们犹太—基督西方真的得看看他在传统主义方面所说的话——特别是从支持民族主义基础的意义上——我恰好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是一种好的、健壮的事物。我认为强健的国家和国内强健的的民族主义运动会让邻国更强,这就是西欧和美国得以建立的原因。

你知道,普京是个很有趣的角色。他非常非常聪明。我们在美国看到这点,他在对社会保守派发出非常强力的,呼吁更多传统价值的信息,我认为这是我们得非常防范的事,因为归根结底,我认为普京和他的密友们真的是窃盗统治,真的是一个渴望扩张的帝国主义力量。然而,我确实认为在目前形势下,面对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一个潜在的哈里发国——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得处理好首要事务。

提问者:我的问题事关西方如何应对激进伊斯兰教。我们西方应该如何应对圣战运动而不丢掉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可能在赢得战争的同时又输掉自己。西方应该怎么应对激进伊斯兰教而又不在此过程中失去自我?

班农:从一个角度看——这可能比其他角度更需要战斗精神。我相信面对激进伊斯兰,你需要采取一个非常非常攻击性的立场。我也意识到,在其他方面,未必那么需要战斗精神,未必需要攻击性,这没问题。

你回过头来,看看犹太—基督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人坚守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对了。我认为他们将其驱逐出自己的世界,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图尔,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留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组织,那就是西方的教会。

我要问在座的听众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是今天天主教会中的行动者、驱动者、撼动者和思想领袖——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怎样思考今天,会怎样思考你们的作为?而且,我相信所有和教会有联系,和犹太—基督西方有联系的人,相信其基础的,相信其训诫的,想看到正如这些思想留传给我们那样留传给下一代的人,特别是在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像梵蒂冈这样的地方——问问你自己,500年之后,他们会怎样评价我们?他们对我们在这场危机的初始阶段的作为有何评价?

因为这是场危机,它不会自行消失。你不需要信我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每天读新闻,看看正在发生什么,看看他们在推特上发什么,在脸书上发什么,看看CNN上有什么,BBC上有什么。你会看到我们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按我们的本能行事很简单,而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的先人也没那么做,而他们能够制止住这种危机,他们能够打败它,他们能够把一个教会,一个可谓是人类之花的文明遗留给我们,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做一次彻底的自我检讨,认真地想想我们在眼前这场战斗中的角色。

中国的基督徒为何这么容易受骗?——对温家宝信主和杨利伟看见上帝荣耀的两个假见证之传播的剖析和反思

刘盐约

近七八年来在中国基督徒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哑巴开口说话、参与汶川地震救灾、并给温家宝传福音、温家宝受洗归主”的系列谣言终于水落石出了,这一系列谣言的制造者修迦南近日公开发布了认罪悔改书,经《基督时报》向当事人证实此事为真。

修迦南在忏悔书上写道:“我在神面前,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向神悔改,因我曾编造向温家宝传福音一事,我在为我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在爱我,关心我的众弟兄姊妹面前坦言承认,这件事是我编的谎言,因我不想再活在谎言底下,这罪让我心里有非常沉重的负担。我太累了,我不想再背负谎言这个罪了。”

修迦南忽悠人那么多年,作为当事人终于站出来认错忏悔了,但修迦南编造的这些谣言却是传播日久影响极深,过去几年里虽然不断有基督徒揭露其谎言,但是仍然没能阻止这些谣言的疯狂传播,以至于我身边曾有个别信徒拿温家宝信主这件子虚乌有的假见证哈利路亚赞美主,令我哭笑不得!

在中国基督徒的圈子里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谣言,见证的主角是有关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的。大概三年前一则题为“杨利伟:我看到了神的荣耀的光辉”的文章出笼,而且是以《亚洲周刊》资深记者尹继德的名义写的,说的有板有眼,以至于广为流传,至今还未止息。去年四月官方媒体曾披露杨利伟当年在太空中遭遇危险的内情,很快就有基督徒文章跟进说杨利伟当时在危急时向上帝祷告,蒙上帝垂听,因此杨利伟做见证感谢上帝保佑他脱离太空险境云云,仍然是打着《亚洲周刊》采访杨利伟的旗号。

尽管在当年(2013年)《亚洲周刊》就公开发声明辟谣说他们从来就没有采访过杨利伟,也没有所谓的资深记者尹继德。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杨利伟是“基督徒”、“看见上帝荣耀”的假见证的疯传。

我网上搜了一下,“杨利伟是基督徒”这个假见证被非基督徒列为“那些年,基督徒撒过的谎之六”。我不知其它五个是什么,但这种假见证的传播着实令教会蒙羞,在非基督徒中严重败坏了基督教的名誉,以至于在一些非基督徒眼中撒谎似乎成了中国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反思要检讨,也欠了那些善良的人们(尽管他们目前还没有信主,但泛滥的假见证对他们说是绊脚石)一个道歉。

话说回来,制造谣言的人诚然可憎,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谣言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不单是造谣者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受众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广大受众的接受和传播,谣言是不会成气候的,就算是出现了,也会因没有受众市场而自生自灭。

因此,无论是温家宝信主受洗的谣言,还是杨利伟看到上帝荣耀的假见证,若没有众多基督徒的追捧和传播,怎能成为气候,以假乱真,误导视听呢?再说一遍,造谣者诚然是可恶的,足够千夫所指,但那些不假思索就听信并传播谣言的人就能脱了干系吗?

从中国基督徒圈子传播的各类谣言和假见证来看,大多数和名人有关,除了上述两条外,典型的基督徒谣言还有彭丽媛唱哈利路亚敬拜上帝(我看过彭丽媛唱哈利路亚的视频,不过是在秀其女高音的嗓音而已,和敬拜信仰上帝毫无关系),刘同苏牧师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其实刘同苏的爸爸是刘伯承手下一位军官的儿子),基督徒学者赵晓是温家宝总理的秘书(后来赵晓本人出面辟谣,否认此事)。在那些追捧谣言传播假见证的基督徒心里,上帝的主权和能力并不重要,事件本身的真伪并不重要,诚实良善并不重要,只要和名人有关,就认定是真的,好像上帝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名人见证来认证才有荣耀,才能装点门面!这里我分明看到的是那些所谓基督徒的媚俗、下贱!他们看似是通过名人来高举上帝荣耀上帝,其实是在贬低上帝亵渎上帝!

上帝不需要这样的假见证来“荣耀”自己!其实,毋宁说,那些谣言的追捧者和传播者才需要这样的“荣耀”,才能在此类假见证中找到几分自信,才获取向外人炫耀自己信仰的资本。这是多么的可悲啊!

再者,我发现,这些广为流传的谣言,只要稍微动动脑筋,用常识就足以识破其真伪,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我曾专门在网上看过修迦南的见证视频,他说温家宝在北京海淀堂受洗,是他亲自端着水盆由牧师从中取水为总理施洗。一个以无神论立国的总理竟然公开去教堂受洗,这合逻辑吗?修迦南还说他和温家宝关系好,总理还委托他管理着几千亿元现金,他经常拎着装有这些钱的箱子自由出入中南海。几千亿现金是一笔巨额款项,能随便给一个人管理?再说这么多现金有多重,他一个人能拎得起来,而且还能自由出入中南海?这些细节漏洞百出,违反常识,但视频里那些基督徒听众却阿们声不断。杨利伟是解放军少将,这支军队绝对是以无神论为导向的,控制森严,一名解放军军官怎能随便接受外媒采访,而且内容谈的不是“中国梦、强军梦”,还是公开为主做“见证”?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很多基督徒却罔顾最起码的常识,对此笃信不疑,引以为豪,广为宣传,乐此不疲,以此希图获得社会的认可。看哪,连杨利伟都是基督徒,我们多么有面子啊!

虽然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两百多年了(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更正教传入算起),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分布在中国各个地方,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对文化的塑造,还微弱得很。中国很多基督徒给人的印象就是只会虔诚读经祷告,这好像成了基督徒的唯一身份认证。很多基督徒除了只会读经祷告外,似乎并不晓得怎样做一个正常人,常识理性、健康心理和独立人格严重缺失,这也其所处的教会环境、接受的教导有关,那就是放弃常识、藐视理性、排斥人文、而又盲从一切不加思考判断,在这里质疑和思考被视为不敬虔,信徒永远只能把自己当做属灵的“婴孩”,非得仰赖一个“属灵”的家长不可。因此,在这种扭曲的“属灵”环境中,假见证的传播和泛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贻笑大方,更加与社会隔绝。

有人说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身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笑话,一个梦呓。从中国基督徒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你就能看到中国的教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基督徒首先不学会做人,恢复常识,开始理性思考,树立独立人格,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永远是长不大的,永远处在“巨婴”的阶段。

这不是耶稣的心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带来一种新宗教,而是带来新的生命。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得生命做他的门徒,不是把我们重新放入宗教的牢笼中,过一种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修炼生活,而是要恢复我们做人的正常生活。蒙召做基督的门徒,首先意味着做人,但不是成为一个宗教范畴里的圣人,而是做一个效法耶稣的普通人,重建独立人格和健康心理,参与到神国的进程当中!也唯有这样,才能脱离宗教拥抱真正的信仰!

写于2016年12月5日

作者简介:一位爱观察思考的80后基督徒,生长于晋北黄土高原,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2006年信主于武汉,2007年受洗于闽南。曾担任大学教师两年,现定居于合肥,在家庭教会传道侍奉。平时喜欢文字事工,并致力于和基督信仰有关课题的思考和研究,对传统教会的一些观念予以重新检讨和反思,关注以天国(神国)为内核的福音及其在传统教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实践,同时以圣经和基督信仰视角观察思考社会热点问题。

七警被判后的警察:更新还是沉沦

龚立人

这几天香港重要事件之一,应算是七名警员袭击示威者曾健超被判罪成,入狱两年。这事发生于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雨伞运动佔领期间),距今已有两年多了。特别对于当事人和那些曾受警察袭击的人来说,这迟来的公义不只还当事人一个公道,更见证着香港司法是独立的。

相反,对于支持七名警员在雨伞运动期间行动的群众和警察,法庭的判决是不公道,因为被控的警员是被挑衅的。再者,他们的过火行动是为维持治安,非为个人利益。(可参考香港警察队基督教以诺团契团牧许淑芬牧师为七警的求情信。)这事件会否是警察更新之路,还是沉沦之路?

工作范畴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先要认识警察的特性。香港警务处网站以「维护法纪,你我承担」(Serve and Protect Our Hong Kong)说明警察的职责。但不同工种,甚至市民都可以以英文所讲的服务和保护香港为己任。那么,警察服务和保护香港与一般人或其他政府组织有何不同?

第一,就服务和保护香港的内容,警察的工作包括:一、维持公安;保护公义和平;二、防止及侦查罪桉及恶行;三、防止对生命及财产的损害;四、拘捕法律上有充份理由拘捕的人士;五、在公众地方管制集会及游行;六、在公众通道中指挥交通、去除阻碍;七、在公众地方、公众集会场所、及公共娱乐场所维持秩序,当值警察可自由进出这些地方;八、协助执行有关税务、海关、卫生、保护环境、检疫、人民入境、外国人士登记法例事宜;九、协助维持港口秩序,执行海港及海事法例;十、执行法庭发出的传票、传召证人、拘票、约束令等事宜;十一、提交告发书及进口检控;十二、管理及扣留流浪动物;十三、保障失物及找寻事主;十四、于火灾时协助保障生命及财产;十五、保障公共财物免受损害及遗失;十六、出席刑事法庭及法庭指定的民事法庭,维持秩序;十七、押送及看守囚犯;十八、执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

警察的工作范畴很广泛。也因此,警察的权力随之增加,以致他们能有效地执行职责。问题就随之产生:一、警察是否需要负责如此广泛的工作范畴?二、如何避免警察权力过大而导致滥权的可能?三、因与市民有很广泛的接触面,警察如何跟市民接触和如何跟市民建立信任?四、因执法过程可能牵涉冲突,警察如何控制其情绪?明显地,七警一事牵涉问题二、三和四。若不认真看待这几方面,警民关係不会得到明显改善。

正当地对武力之使用

第二,按韦伯(Max Weber)理解,「国家是任何一个群体在其领土内,成功地垄断着正当对武力的使用。」警察是国家政府行使其武力媒介之一。因其行使武力是合法,所以,警察行使的武力不算暴力,但这不等于所有警察行使的武力都是正当。因此,严谨监察是必须的。事实上,警察权力源自政府。那么,甚么样的政府就直接影响警察权力的行使和监管。所以,对警察权力的监察离不开对政府权力的监察。

说回来,年少时,先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英国警察一般执勤时不配带枪?」警察配带枪有助捉犯人,更可保护自己。先父说,「英国人相信,若警察配带枪,犯法者就会用相对地用更大杀伤力武器;相反,若警察不配带枪,犯法者也会觉得无需带枪犯法。」这是减少暴力的做法。另一方面,因没有配带枪,警员更需要学习有效沟通、眼神接触和视对方为人。换一个角度来说,英国警察的做法反映有权力的需要考虑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再思「维护法纪,你我承担」

第三,与第二点相关,就是我们被教育,接受警察是维护法纪。我们绝不否认警察的重要。例如,当有交通意外时,警察在现场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肯定警察对防止及侦查罪桉及恶行扮演决定性角色。当高度肯定警察的正面角色时,我们也须要留意警察另一面,即警察是政府权力的伸延。

问题一:如何理解安全?这多由国家政府定义。事实上,有国家政府曾以国定安全为由,对市民进行种种不合理的对待,包括暴力。执行这些不合理命令的就是警察。昔日南非白人政府就是典型例子之一。今日中国政府警察也避不开市民对他们的怀疑。

问题二:如何理解秩序?若秩序主要环绕国家政府主权来建构的话,警察的职责不但以维持社会现状(social quo)为目的,更甚至成为争取社会公义的阻碍。坦白说,警察与产生新秩序没有关係。警察是一项治安活动(policing)而不纯是一个维持治安组织。警察是国家政府权力伸入社会生活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没有不撑警察的政府;同样,没有警察会不执行政府的命令。若有,这政府的合法性己岌岌可危。

谁害了警察的声誉

以上讨论无意贬低和质疑警察对维护法纪的重要性,只指出警察身份本身是矛盾的,即市民利益与国家政府利益的弔诡、权力的行使与权力的滥用的弔诡。在一个民主社会,对权力者的监察是基本。阿克顿勋爵(Lord Action)曾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监察不需要被视为对警察的不信任,反而应被视为市民对积极参与社会的表现,让社会迈向公义。

那么,当下对警察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否有效?当下有两个渠道,分别为设于警察内部的投诉警察课和没有调查权力的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因这不是此文的关注,我不会评论他们的有效性。那么,七警事件和以上讨论是否可帮助警察更认识自己,继而踏上更新之路?

第一,社会(不是法庭)对警员的道德要求会比一般人高,不但因为警察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力,更因为警察是执法者。若对警察宽容,这不只是助纣为虐,更破坏警察的诚信。在七警事件中,警务处处长和警察员佐级协会代表等人维护七警的言论似乎只从其利益团体出发,没有反映其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当有市民维护被判刑的七警,甚至辱骂法官是狗官时,他们的行动不但强化警察的受害者化,更进一步破坏警察的诚信。按警务处网站,警队价值观之一是「承担责任及接受问责」,但这价值没有充份在七警一事判刑前后反映出来。

第二,警员对自我情绪的训练要比一般人强。这是专业表现之一(警队价值观之一)。否则,当警员处理冲突事件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加上他们的权力和装备),这只会製造更大冲突,甚至更大邪恶。事实上,七警一事就是最佳例子之一,即报复情绪取缔专业判断。

此外,以公正、无私和体谅的态度去处事和对人是警队价值观之一,但当中提及的体谅不是要求市民对警员的体谅。我们对无权者和软弱者的体谅并不适用于有权者。否则,「承担责任及接受问责」就是空洞口号。事实上,撑警者要求社会要对警察多体谅,而其目的是免除七警的刑事责任。这是扭曲体谅的意思。又当体谅成为常态时,正义就是邪恶了。

第三,除了保护犯法者得到公平审讯外,我们更要保护他们免受酷刑和暴力的对待。这是司法公正(criminal justice)。我们不接受私刑,尤其对有执法权警察的要求。若对有权者的警察没有这严格规定,警察很容易被诱惑行使私刑。撑警者的可怕不但因为他们抱着中国人「父母打子女」思维合理化七警袭击示威者,更因为他们是真正暴力者。

七警一事可以是警察更新之路,但也可以沉沦之路。表面看来,撑警者是警察的粉丝,但他们是糖衣毒药,沉沦之路。警察如何选择?

公义之后、复和之路

在法庭判刑后,受害的一方是否停在讨回公道一事上,还是各方可以进一步追求彼此间复和。即犯错一方向受害一方道歉、认错、寻求赦免,而受害一方向犯错一方表达接受他的道歉,并宽恕。道歉不等于不需承担责任,反而有勇气承担责任;同样,宽恕不等于放弃追讨公义,不但因为若是刑事桉件,这不只是个人与个人的事,更因为公义不应因宽恕而被放弃。

基督徒对道歉、认错、寻求赦免、接受道歉和宽恕等并不陌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复原公义的实践。第一,上主指出人的罪;第二,上主主动赦免;第三,犯罪者认罪,接受被赦免;第四,关係重建。

七警一桉指出社会撕裂不是因缺乏包容异见,而是因犯错者没有道歉和认错,被罪者没有宽恕和赦免(被罪者不应被要求宽恕,因为只有当事人才可以自主地讲出宽恕。)试问有多少高官曾向市民道歉,有多少示威者曾向市民道歉?谁可扮演中介者,让各方可以坐下来,面对面学会聆听,自我反省,并先学习道歉?或许,教会可以扮演一个小角色,推动复原正义,因为信徒中有警察和示威者。

(原载于传扬论坛,蒙作者允准转载。)

转自香港时代论坛

王全璋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709亲属李文足和王峭岭从检察院得到消息,著名维权律师王全璋于2017年2月14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天津二分检起诉到天津市二中院。公诉人为宫宁、盛国文和曹纪元。王全璋是继胡石根、周世锋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异议人士之一,该罪名的法定刑在10年以上。

王全璋也是709大抓捕案中到目前为止羁押的5名未判决人员之一,这5人是吴淦、李和平、谢阳、王全璋、江天勇。已判决的7年半有期徒刑的胡石根、和7年有期徒刑的周世锋仍在服刑。此前传出其在狱中遭遇酷刑逼供。

根据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王全璋律师1976年2月15日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人,网名王全章,前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自成为执业律师以来,因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健全中国法治为诉求,积极维护弱势群体利益,遂代理过多起敏感案件,诸如山东省维权记者齐崇淮案、原深圳市三级警督王登朝案、法轮功学员案件等);2013年4月3日,曾因在江苏省靖江市法院出庭为法轮功学员朱亚年作无罪辩护,而遭到该法院强行非法送警察局,并以“违反法庭秩序”为由将其拘留10天,后因引发各方媒体热议关注,以及有百余名中国律师联署抗议,要求官方公开现场录像并对其予以释放,其才于3天后提前获释;2014年3月28日,曾因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为“建三江事件”中被迫害的律师维权,而遭遇当地警方的暴力殴打、虐待和胁迫;2015年8月5日,因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而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罪被指定监视居住;2016年1月8日,被天津市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据悉,其长期不被允许与律师会面,家属亦无从获其任何消息,拘押审讯期间曾数次遭遇强电流袭击,以致当场昏厥,生命垂危。

目前被羁押于天津市第二看守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大卞庄村,邮政编码3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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