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彼得渔

摘要:

本文以2014-2016年浙江地区政府以三改一拆名义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为论述背景,以在抗拆行动中的信众个体的回忆作为生命叙事的文本素材,并通过对几段个体叙事的编排和铺陈,试图捕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强势国家叙事下,作为权力被控者的信众人士是如何回忆、叙述他们的过往事件,并在这样的叙事中展现或者隐含着怎样的情绪和意愿,这种情绪、认知和回忆对于他们当下和未来的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影响?

本文写作的宗旨,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宗教团体的抗拆行为,以及政府的执法行为做是非对错的研判,而在于,试图通过在信教个体在和执法部门之间冲突张力的互动关系中,捕捉他们的生命感受。本文也试图借此个体生命叙事,进一步探究宗教不满情绪的积压对于威权社会(和谐社会建构)是否潜藏怎样的摧解力? !

为了书写流畅及论述连贯性,就不做单独章节的理论框架,并将相关理论放置文章各自段落铺叙之中。本文采用侯活士的叙事神学,以及刘小枫关于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对比差异,指出,在国家叙事的强势下,基督教群体以一种怎样的叙事在记取和维续的他们的过往,这份记忆对于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键字:十字架、生命叙事、国家叙事、记忆、身份

前言:无言拥抱的老者

我要讲述的是,是关于内地千万同为基督徒名义的故事,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是发生在我家门前屋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和我的记忆。无法忘记,也没发抹却。
温州龙湾永中教会(图:对华援助协会)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收藏了几百张关于浙江教会抗拆十字架行动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谓怵目惊心。如果问,哪一副照片让我念念不忘。我想就是这一张,发生在2014年夏季温州西部文成县的山区小教堂屋顶。钢筋水泥浇筑的十字架早已退却了红漆,在往常的时光里灰褐色的十字架是那么的寂静与安常。这位年逾七十的老者,抱着平房上的十字架,沉默无言,儿孙上来劝其下来食饭却也无动于衷,生怕被谁轻易偷走,远处轰鸣的挖掘机正在村口蠢蠢欲动。这个画面平静、哀伤,又充满着无能者的力量。我不禁感叹,这是怎样的沉默地抗议?一位徐徐老者对峙严阵以待的安保,一个水泥浇筑的十架抗议着咆哮中的挖掘机,一躯乏力肉身对抗着强悍的国家机器。

老者无言,但沉默中的热忱、执着,在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温州教会广大信众的生命写照。但痛惜的是,这朴素的教堂和十字架,正是温州教会的内里贫瘠的外化展现,是所有温州教会高大建筑和繁多事工下的虚弱隐喻。温州教会到底复兴与否?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山区和城市的差异,是外人难以察觉的,被城市教会的华丽炫目外表的欺谎下,温州农村和山区的教会正显露着温州教会整体内里的贫瘠。这从老者的失语、和贫瘠的教会,试图向我们输出一幅幅国家强势话语下的无奈、哀伤、迷惘的景象。

1.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

刘小枫认为,伦理学就是一种生命感受,伦理学分理性的和叙事的,叙事伦理学分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命运,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虚实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人的道德景况,让每一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侯活士对近代伦理学的两大理论——义务论和目的论颇不以为然。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客观的道德判断,在逻辑上遵循某种基础性的道德原则[2]。刘小枫所提的人民叙事就是侯氏所反对的义务论和目的论。龚立人教授并不支持刘小枫的两则的必然对立的提法,后文详叙,这也是我在文末提及的十字架群体而非个体的抗衡意义。

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视域里,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应被称为国家叙事/人民叙事,意即国家权力意图为基督教划定一个怎样的生存法则,提出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用、文化上融合」的宗教认同理论,以宗教生态和谐的教化、以国家社稷、民族宗教利益福祉为目标导向的伦理想像,那么与国家叙事相对抗的个体叙事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众个体在对抗这个三个认同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年的,浙江地区的基督教堂遭拆十字架、信徒为保护十字架被恐吓、被抓捕、在抗拆中维护教会权益的牧师律师传道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判刑。破坏教产没有得到赔偿、很多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传道人被取保候审或者继续在家监视居住。浙江基督教群体在拆十之后,几乎噤若寒蝉,近于失语状态。

浙江教堂和十字架为什么被拆?这和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存在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必然要「教堂中国化」,温州、浙江乃至全中国的哥特式建筑是否必然与基督教中国化存在矛盾冲突?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在法律层面属于宗教违章建筑?政府动用如此大量的经费、人力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点滴大的错误?而不惜以全省党群关系、政教关系的恶化为代价?这种以行政命令凌驾法律,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暴力拆除行为,就只是执政智慧的缺失?这种暴力强制的国家叙事以及我行我素的行为,对于和谐社会是促进还是倒退?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在此文中一一交代,但是通过对于这些的问题追溯,对于作为罔顾个体利益的国家叙事的呈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十字架下的生命叙事

(1)

王春芳(化名),女,52岁,全职太太,丈夫是温州一编织厂董事长,家境殷实,亲属中有的办厂、有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原本在丈夫企业里做财务,由于2013年起女儿去美国读书,她就一半时间在美国陪读,一般在温州,在温时多在教会做义工,非常积极,和她差不多家庭情况在教会积极帮忙的女性有20来人,他们有的参加诗班,有的做教会接待。爆发拆十情况后,她和这些姐妹几乎天天在教堂,白天聚会,晚上守堂。当地街道部门组织的拆迁队来的时候,她们和教会的人一起在教堂门口组成人墙,唱诗歌,阻止对方进入。当地政府透过对她丈夫党员亲属向其威逼,如果他们家以及其他亲属还不停止抗拆,就要为难他们家的和亲戚家的企业,比如查税务、查产品合格、厂房消防安全、企业违章建筑情况等。他们亲属在单位上班的也受到上司的压力,被要求必须去游说王姓夫妇以及信教家属放弃抵抗,否则仕途后果自负。

王姊妹回忆说:面对拆十字架,我们觉得政府完全是乱来的,是不公义的。当时我们夫妻二人,都下定决心,为主摆上的。而且我丈夫企业多年来都是诚实经商,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怕查。但如果我们夫妻参与教会抗拆,而因此牵累亲戚家的企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边是信仰,一边是亲情,我们很难抉择。我不想让亲戚计恨我们,有些不理解我们信仰的亲属,怕坚持下去会对信仰没好印象。当然更多亲属是理解的,但是道理和利益、前途比较起来,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多次抵抗和多次游说威逼下,我们和牧师面谈后,得到首肯。我们退出抗拆。其他不少姊妹家庭也跟着退出去,事后我们夫妻觉得很懊悔。其实我们也只是口头上答应退出,缓解亲属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改做后援的工作,比如给在白天教堂聚会用餐的人买菜,奉献金钱,打听政府内部最新消息给牧师。可是在我们坚持了3个月后,十字架还是被拆了。

我问她,如何被拆的?被拆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怎样。她这样回答我:记得我们当时坚守到三个月,街道拆迁办发动了大概第十次的半夜强攻,和我们教会的人有的肢体冲突,好几人流血。最后被大型挖掘机器配合云梯,用器割机割掉十字架。当时我们很难受,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没有为祂坚守到底,是我们亏欠主。牧师也被抓去了,一个月时间没有消息,没说放也没说不放,也没给个说法,最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妨碍公务罪等判1年。

我又问她,拆十字架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回答说:后来,堂里牧师几乎每周一都要去有关部门报到,如果牧师没去,他们就来人查看是否在堂里,电话打了也不算。再后来,今年2016年8月份,开始要求在门口安全监控探头,还要在门口安装五星红旗。堂里也没有什么什么声音。我们家的话。我老公觉得这些风头会更紧,后续还有别的事情要教会配合,教会的抵抗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厂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效益,经济大环境也不景气。想把厂转给别人或者亲戚,想做别的生意,或者去移民美国陪女儿,教会里有姐妹做移民咨询的。

(2)

张小泉(化名),男,29岁。 2014年春节刚从菲律宾某神学院毕业回来,和同时毕业的一女同学回温州结婚,在老家教会驻堂,没过多久,妻子怀孕了,之后就发生了拆十字架事件。张传道和教会长辈同工一起商量,以聚会形式来抵抗,一则鼓舞士气,借此机会好好教导信徒,二来如果发生拆除可以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堂会里的崇拜事宜,一边利用网络转发浙江各地拆十字架图文情况,也因为网络宣传问题,他被跨地区逮捕,最后被反遣送当地公安局,以网络散布谣言罪判行政拘留七天(暂缓执行)。在下半年,张传道继续跟进各地拆十情况,被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一年。最终十字架也被拆下。

我问张传道,你后不后悔来温州来这个堂做传道?你当时坐牢什么感受?他回答说:我不后悔。我读神学,就是想毕业那天回家乡服事的。赶上这个好时机,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主荣耀我。当时坐看守所的时候,一天到头都有人在房间里轮流看守我,晚上不给关灯。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无聊,想家人。特别对不起妻子,她分娩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她身边,我给我儿子取名荣光。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家的荣耀。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继续在这个堂服事,出远门受到限制,出境也根本不可能,那我就哪里不去、专心牧养教会。他们也不准我接见外媒,事实上境外的声音,党国一点也不忌讳毫无缩手意思,他们的文章报告也没有实际牵制效果。

(3)

刘盈盈(化名),女,35岁,高中老师,在教会做义工,主日学老师。她在教会里启动教会全日制幼儿园、小学等非法办学项目。她觉得十年的教龄,让她看到公立教育的糟糕、意识形态教育把孩子奴化,应试考试把孩子工具化,丧失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认为需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办学,孩子将来的发展路很多,有实力的就去国外读书,家境普通的就在国内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她认为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比学历、社会地位、生存手段都重要。她推动教会办学距离爆发拆十字架事情已经三年,并且已在公立学校离职,专心做教会学校。

我问她,拆十字架你认识?对你自己以及办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发生这种政教冲突在当下一点儿也不奇怪。信仰群体人数增长,社会影响力扩大,社会人士乃至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扩大表示不满。经济不景气、国家高层斗争激烈,又是打虎拍蚊子。只要政教关系收紧,这个冲突是必然。我更认为这个冲突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冲突,基督教的孩子不能再送到公立去教育了,这是耽误上帝的孩子,撒旦的教育,充满了谎言和交换。 (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我认为基督教信仰要为社会做点什么,需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孩子的公民意识需要从小抓起。一旦社会开放,教会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不好了。最好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这次拆十字架,更是坚固了我坚持要办学的决心,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更加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我想下一步,送老师去北京、上海等地接受培训,扩大校舍,预备新学年招生。

我问她,你在主日学里都怎么教育孩子关于十字架的事情。她回答说,上周她和10来岁班级的孩子们讲但以理的故事,还把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和温州当地牧师被抓在牢里的故事串连在一起,,一则让孩子了解本地教会的情况,获悉并效法属灵长辈为教会的坚忍和付出。二来让孩子产生联想,上帝是我们患难中的拯救,但以理和我们的牧师们都会获得自由和平安的。我还给他们讲过约瑟的故事,约瑟迎接家人团聚,我把吴益梓牧师出狱和教会团聚,进行串连想像。十字架事情,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胜方,我们要给孩子讲英雄苦尽甘来凯旋得胜的信心。

浙江泰顺聚会处(图:基督教诗歌网)
(4)

林阿婆,女,67岁,无业,丧偶,教会义工,祷告组资深同工。她家很早就信主了。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由于是没有知识的农村妇女,历次政治社会运动几乎关涉不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温州十年无宗教试验区,她感受深刻,在隔壁伯伯家偷偷半夜点煤油灯聚会,长辈们憋着气唱赞美诗,她说记忆犹新。后来改革开放了,教会复堂了,她一边务农,一边在教会替病家做祷告守望工作。

我问林阿婆。你怎么看拆十字架的事?她回答说,这是仇敌的工作,起来逼迫教会,是空中掌权的恶者,借着邪恶政权来熬炼教会,夏宝龙(浙江省委书记)就是那海里的怪兽,瞎暴龙(改书记名字)就是启示录里古蛇的使者,要被捆锁,要被丢在无底坑中。他们拆了我们的屋顶的十字架,拆不走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只有心中有主,就不怕,撒旦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哪,年轻人要惊醒祷告啊。我问李阿婆,在抗拆十字架中的时候,怕不怕?她回答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我们唱赞美诗歌就击退敌人,好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一样,我们感受上帝都在帮助我们。 (他们教堂三面环水,前门被大石头堆挡住,拆除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5)

程大冲,男,46岁,工厂员工,受洗3年,温州一乡镇教会信徒,已婚。有时候加班,周日聚会不稳定,配偶也是工厂员工,老宅因街道规划而拆建补偿,小有积蓄。

我问他,拆十字架,你怎么看?他回答说:拆十字架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十字架违法,早就违法了,教堂都盖成20年了,那岂不违法20年了?执法部门哪里去了?过去20年不拆除现在花大力气拆,岂不说明过去不作为20年?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和家庭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家里配偶热心多起来,和教会里姐妹聚会经常,也带动他晚间多去教会。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们家以后有什么打算带来影响?他说影响不大,前几年没钱,没想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有了钱,希望孩子去市里读书,所以最近考虑要去市里买学区房,市里的教会也大,牧师水平也高,可能去那里聚会得到也多。

3.十字架的记忆、身份与未来
在上文中,这5位随机的受访人,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位置和体会,对于身份建构有怎样的影响?建构一个怎样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来来是一个怎样的关联样式?

内地圣经学者游斌在其新书中,采用「社会记忆」植入族群学说,对于以色列民族起源、身份建构带来新的视角。他这套以社会记忆为核心概念的的族群学说,是按照中国学者王明珂,他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群体总是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以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2)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由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助该群体的形成,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3)一个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来凝聚彼此,遗忘与现实人群无关的过去(结构性的失忆),强调共同起源记忆,并保持族群的边界[3]。
温州基督教会信众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宗教族群,这个宗教共同体又由于温州共同的地缘、政经文化处境,这个族群已然存在,笔者要探究的是这个族群共同体是如何做对过去事件的社会记忆,以及这个社会记忆对于族群边界,尤其是与非信众、社会各界、当地权力部门的边界如何划定。当然,在这些叙述者的采访回忆中,都各自进行了选择性回忆,同时温州时空跨度,3年时间,10来个县市,必然有不同的记忆内容。故此,笔者对其各异的叙事内容进行捕捉,试图概览出一个温州普遍的一般意义的「后拆十」时期的生命体念。

结合上述社会记忆的学说,我接着尝试回答一下几个问题:
(1)他们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 ——这些人,他们都有着关于抗拆十字架的经历和体会,有参加教会提抗、肉身护堂、联合崇拜的经验,在那些各自的表述中,难以的恐惧和压力跃然纸上,他们或多或少有着遭受家人的威胁、产业的威胁,人身自由的威胁。王春芳企业受到威胁,亲属遭受间接压力,张小泉传道被拘留等。
(2)他们都在(被动地)建构着什么样身份? ——受压者的身份、抗拒者的身份、维护者的身份,出逃者的身份。后者尤为明显。他们作为信教个体被卷入了保护教产还是任随政府处置的抉择中,但不论怎样的抉择都是权力的受压者,他们所在的堂会都不约而同地起来抵抗,抗拒着公权力对宗教的肆意凌辱,他们几乎都在否定着政府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在试图维护仅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可惜的是,他们几乎集体扮演了出逃者角色,比如,王春芳想出国离开这里。刘盈盈想办教会学校试图与公立教育划开界线,林阿婆继续进入并且进一步固化她的基要信仰,在现实和传统教会语境中走远。程大冲想要通过买城里房子离开哪里。这里面有正面负面和积极消极之别,但是都说明了这些变动的内在关联要素离不开十字架事件。
(3)基督教群体与社会、国家等的界线如何?他们受压者和出逃者的身份等,为自己和非信徒、政权、世界之间会画上更深还是更浅的分界线?王春芳夫妻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宗教自由情况感受失望,意图移民制造身份区隔。张小泉虽视牢狱之灾为上帝之福,但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心灵烙痕深深刻画他的生命轨迹之中,将信教的和执政党的关系放在对立的姿态里,而林阿婆在政教关系中走得更远,是天国和恶者的末世征战。刘盈盈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比,撒旦教育和天国教育的冲突。最不济的程大冲也认为政府拆十字架是不对的。也许在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里有着固有神学认知上的缺陷,我们不做过多评议,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更深的分界线在信教群众和社会、教育、国家等方面领域分割剥离开来。
(4)这些愤怒和出走者所积累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在这些抗议过程中,他们的诉求没有实现,反倒以暴力遭受破坏。并且在抗争后期,教会损失没有得到赔偿、身体受伤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积压的愤怒没有得到宣泄。这个社会政权为自己积蓄民间的愤怒。也许是他们感到无望,选择出走、变动。固然这些变动都有这些诸多社会因素的联动作用。但十字架事件在他们这集人身上至少起到了催化作用,催动了这些欲念的提早发生。中产的出走,和草根的愤怒,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异常突出。不敢说中国的未来是中空的局面,如果没有对社会不同群体(宗教的/非宗教的)的激愤没有得到有效舒缓和宽解,反倒更加堆积阻塞。那个崩盘的未来一定比执政党的预感来得更隐蔽、迅速和彻底。

结语:十字架社群的叙事逆转

综合以上几点,拆十字架行为透过a.痛苦的受压者的回忆,b.无奈的出走的欲念,c.信教群体的边界明然化,d.积蓄的社会愤怒等方面,呈现出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张力的深化。
十字架下的绝非个体,而是群体,一群被召的人,诚如龚立人教授对刘小枫人叙事伦理和个体叙事伦理的指摘一针见血:是否个体伦理必然独立于社群理论呢?社群伦理必然具有压迫性呢?认为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中的经验,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其两套伦理论述的对立存有异议,最后指出,刘小枫所反对的不是社群理论,而是反对社群伦理背后所代表的普世规则[4]。龚立人教授提出基督教伦理的叙事性,就是为了确保对权力保持批判性,批判一种以意识形态出现的基督教伦理。

因此,这个具有批判性的十字架的叙事本身,应该带有想像的,不停留在痛苦过去的个体控诉,也是想像着一个未来。这个想像的事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温州处境中,势必有这样几个方向的呈现:

(1)认识到冲突代价是大的,需要转变策略,采用更长久持续的拉锯战。教会要做长期准备,信徒的坚忍,在一个胡温政权之后高度收紧的宗教政策的形势下。教会要灵巧像蛇。
(2)堂会要求独立,更多自主权、架空三自对堂会的指导权,强化堂会之间的联络。教会的内部也是持续。软弱妥协的被有关部门的威胁的,显示出理解,输出更多友善和谅解。同工关系得到强化。
(3)教会自办学校强身份认同,抵制国家意识形态得到增强。是次冲突,可以推动国人对政权、执政党的进一步的认知。尽管会出现对中国教育、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缺乏信心,反洗脑、反奴化的教会办学、或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强化。
(4)公民意识、公民权力在教会中升腾,教会青年人对于社会公义事情较比之前增多。对于西方的依赖减化,西方媒体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促进中国对于宗教自由的开放开明。也不怎么愿意「搬西方的砖来压东方的锅」。
(5)新生代的信仰考验。内在生命的形塑的认识度增强。青年人认为这是主给新时代的新以色列人的考验和祝福。接受主对上一代的试炼,新时代的人需要新考验。
(6)而以上对于中国社会现实、教育实况、堂会的治理策略,新生代的觉醒,都不应由让世界社会给教会订立目标。因为在侯活士看来,正是教会作为政治性的群体,内里的政治范式,一群德性伦理建构下的教会群体而非世界公民身份来为教会和世界立界线,定规矩[5]。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p7.
[2]郑顺佳《天理人情》(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p214.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27-28. 转引至游斌:《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p32.
[4]龚立人:《是与非以外——基督教的伦理想像》(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p18.
[5]侯活士:《和平的国度》(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纪荣智译,p61。

来源:微信专页灵风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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