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牺牲和教会(宣教)复兴之间可以简单划等号吗?——兼谈19世纪英国海外宣教何以能成功的强力因素

刘盐约 盐约之声

连日来在巴基斯坦两位中国年轻基督徒遭绑架甚至可能遇害的消息令人揪心,引人关注。连向来摆着民间姿态的官媒《环球时报》都对此做了多次报道,还披露这两位被绑架中国公民的“基督徒”和“传教士”身份,导致向来备受教会关注的“宣教”话题由此进入公共视野。这无疑对教会形成了一个挑战,因为当宣教议题由教内转向社会公众层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也注定难以绕开本来就微妙的政教关系。不知我们的教会有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比较教内外两边关注的舆论焦点我们不难看得到,社会媒体那边在关注巴基斯坦当地形势的复杂性,以及质疑韩国人把中国年轻人送到“高危地区”是否有事先的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而在教会这边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那就是歌颂殉道英雄,有关颂赞殉道精神的文章接二连三。我们当然要纪念要颂扬,殉道者是我们的英雄,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媒体的声音漠视公众的疑虑,也不能过于沉浸在这种无限颂扬殉道而呈现出浪漫化情绪化的气氛里,正所谓兼听则明,否则可能就不健康了。

中国的很多基督徒过于感性化注重情绪,缺乏理性思考,在回应这次绑架事件中再次暴露出来。有人高举殉道的旗号(但未必本人愿意成为殉道者),更有人鼓吹大家都上前线,而不顾对现实环境的考量和所需装备的评估。也有人把殉道者的牺牲予以绝对化,传递一个近乎天真的“梦想”——以为只要有了殉道者就会有教会复兴就会有宣教大行动。只能说,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泡沫,在殉道牺牲和教会(宣教)复兴之间不存在那么简单的因果关系。首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呼百应(大家只是在发发贴而已),而且目前情景下贸然前往危害更大。说真的,宣教事工不是在真空里或在月球上开展的,必须考虑包括政教关系在内的各种因素。因此宣教工作不是光凭一腔热血或喊几个口号就能进行的,更何况是面向形势高度复杂紧张的伊斯兰教地区。

因此笔者在此要指出基督徒中间存在的某些观念误区,有些讴歌殉道精神的文章未免脱离现实而陷入盲目乐观中,因为忽略了对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和教会自身素质的冷静思考。比如这次绑架事件,有人以为只要有了殉道牺牲似乎马上就会有教会大复兴似的,全然不顾及现实的处境。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莫过于回望过去的宣教历史。

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大时代,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思考探究当时普世宣教得以广泛推动的历史大环境大前提。笔者发现有些基督徒看问题有个不好的倾向,那就是太“属灵”了,引用圣经一套一套的,但却很不接地气,陷入空谈或想当然,因为忽略了其他历史人文地理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笔者前天写过一篇文章《过于高举“殉道论”的隐忧》,一位肢体如此回应道:“对‘过于高举殉道者的隐忧’类似于国内的汶川大地震,很多人不了解当地地理、气候等等,凭着一腔热血向前冲,后面的结果地球人都知道。我因着两位殉道者敬佩、惋惜、反思!”

19世纪来华的西方宣教士们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宣教事工,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里自由行走,就算遇到麻烦也能及时得到化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而富足的母国。这两方面构成了19世纪普世大宣教的历史根基和强大动力。

以英国为例,19世纪被称为是英国宣教的世纪,但英国是经过多少年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的?经过16世纪宗教改革和17世纪清教运动的洗礼,英国教会整体上因重新发现基督的福音确立了纯正而健全的教义根基。又经过18世纪福音复兴运动的洗礼,英国的教会面貌一新,并强大起来,具有很强健的灵性。加之同时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社会经济飞跃式发展,经济的富足势必带来信徒奉献的增加和教会资源的扩充。这样英国教会就具备了充足的灵性基础和物质后盾,这时候专司宣教工作的差会也应运而生,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后方(宣教母国)源源不断的资源通过差会投入到前方(被宣教国家)。我们经常唱诵“宣教的中国”,但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扎实的根基和综合条件?

我们常常称颂的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等英国宣教士能进入中国宣教,他们的脚踪甚至能远涉中国内陆偏远地区和国家高层领域,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他们背后没有如此坚强的教会和国家后盾,再怎么牺牲再怎么殉道都是枉然的。可惜有些基督徒文章津津乐道于西方宣教士的殉道精神,以为这种殉道模式可以复制,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因素,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也是很深的误导!

再者,殉道者的血不一定就能带来教会大发展宣教大推动,反而在当局不受限制的极力逼迫下教会可能萎缩甚至连根被拔。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曾福音兴旺过。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们就已叩开日本大门了,几十年奋斗下来取得了丰硕的传教成果。但到17世纪初日本国内政治情势急转直下,掌权的德川幕府敌视一切外来势力,对国内的天主教信徒进行了持续的残酷逼迫,直到最后几乎把本国的天主教徒斩尽杀绝。这一行动影响至今,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信主比例极低的地区。

回到现实处境,反思历史得失,不是因遇到艰难而要放弃宣教使命,而是要有冷静而清醒的认知,无论是对外部环境还是教会自身。历史当然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在历史中成就他的工作,但上帝掌管的历史也有它的进程和规律,很多时候上帝也不强求行事。马丁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号召宗教改革的,在他之前一百年有一个约翰胡斯,但胡斯失败了,而路德成功了,原因就在于历史条件的变化。

因此,当我们每每谈起“宣教的中国”,思念那些为主奔波甚至殉道的宣教士们,我们可以借此激发我们爱主爱灵魂之心,但这种热情或激情必须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导,否则片面夸大殉道者的牺牲功能,容易变成宗教狂热,或把宣教工作看得很随意。愿我们基督徒们能多学习把握一些历史人文方面的知识,有一个整全的历史视野,不然容易陷入空谈或浪漫化天真化。对于宣教工作,可以从身边的社区做起,甚至可以针对在我们中间开兰州拉面馆的穆斯林做起,一点一滴积累,更关键的是中国教会自身要成长要有坚实的根基。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宣教的时代”,目前看这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而当下提出“一带一路”口号的中国也远远不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同日而语。中国教会要走的路其实还很长! 
 
这是危机,也是契机,就看我们怎么反思了。

写于2017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一位80后基督徒,经济学硕士,2007年受洗。电邮276773294@qq.com,微信号jidihuozhong,微信公众号“盐约之声”(在网络空间发出基督徒的声响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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