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波尔:集大成的加尔文主义者

James Bratt

(说明:本文是James Bratt的《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与基督徒民主人士》一书的引言的第二部分。凯波尔是荷兰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本公众号将有选择地发布《凯波尔》一书的内容,敬请关注。译者:张大军)

原则与悖论

凯波尔罕有地集一流知识分子与一流组织者于一身。他提出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抽象理论;他创建的机构让这些观念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这种结合为他其观念的具体表达形式注入一种实用气息。从某种程度上,凯波尔可以认定自己是一位前后一贯的系统思想家,从给定的原则出发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他的方法论的优异之处在于,当它试图掌握所有事物内含的神意的连贯性时,能够揭示不同领域之间隐含的联系。这种方法论可能会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特别是当人们将神学教义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时。这给了他及其追随者很大的信心,在面对声称他们违反常识的抗议时,能够坚持他们的立场。

与此同时,凯波尔还直觉敏锐且富有创造性;他从原则出发的逻辑推论可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或者如他的批评者所说,“权宜性。”所有的创新者都可能会有前后不一的问题,如果一位创新者宣称以传统和正统教义为依归时,则尤其如此,而如果一位创新者还试图成为一名受人欢迎的领袖人物,则更加如此。至于这一悖论最终是沦为自相矛盾还是赤裸裸的欺骗,就要由各位看客自行评断了。凯波尔终其一生常常受到这两类指责。我的看法是,他既不是完全前后一贯的,也非卑劣的实用主义者。相反,他走的是第三条道路,穿越相反两极之间充满悬念的力场,而两极间的对反则导致创造性冲突。

然而,无论是实体还是形式,他都充满了悖论。因此,一方面,慷慨大度的凯波尔能够在公共生活的花园里提倡多种意识形态之花的争奇斗艳,而另一方面,他作为运动的推动者却常常以惊悚的语调动员其支持力量:谬误与不信的稗子正试图占领上帝在荷兰的所有领地,而忠诚的加尔文主义者是一撮公义的余民,被呼召去尽可能多地赢回领地。不过,他的其它表面上的悖论与我们的前提性假设有关,并迫使人们重新理解这些假设的可靠性。比如,现在的右翼人士对凯波尔反对国家干涉的抨击会击节叫好,但如果接着读到他对自由市场所导致的不公义的警告,则会感到难为情。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他对社会正义与小政府的同时坚持上。在学术领域,凯波尔似乎显得对最近的后现代主义争论十分熟悉并能及时了解;一百多年前,在成熟的现代主义破晓之际的那场争论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他认为,真实界(也即那个唯一的真实界)确实存在,因上帝的护理而被创造和维系;不过他也认为,人们的认知结构(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相对的社会力量)限定和形塑了他们的感知力,以至于人类真的可以被恰当地视为其自己世界的塑造者。这里充满了表面上的悖论。他教导说,关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规则,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基督教的真理是终极性的,而且是人类道德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即便这一真理仍在不断发展,而且其他信徒常常在伦理和文化成就方面超越基督徒。

进而言之,凯波尔教导说,欧洲人和他们的北美兄弟矗立在世界文明之巅。相应地,他认为西方的全球帝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凯波尔职业生涯的顶峰期--1885-1905年--刚好与西方全球帝国的高峰期吻合);不过,他同时认为这些帝国被掠夺和不义弄得一团糟,而针对这些掠夺和不义的呼声直达天堂,会被上帝听闻。再者,作为荷兰传统的加尔文主义者,凯波尔强烈反对人民主权理论,视其为对上帝主权的弃绝;不过,他也是民主的热情支持者--事实上,他策划了新教徒参与早期的基督教民主运动,而这一运动在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内传遍整个欧洲。尽管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训练,他却飞速成为荷兰首相。接受过神学教育的他基于独立解读圣经建构出一套政治理论,接着提出一个针对当时所有问题的实用议程。他呼吁其追随者超越当时政治上的世俗的左右标准,在前后一贯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独立的政纲--这一吁求为当今处于僵局之中的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信徒提供了一个典范。

他思想中最为鲜明的冲突可能在解放和秩序这双重主题之间。鉴于这一点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内在特征,它也可被归因于凯波尔所效忠奉献的那个传统,不过,正如下面的篇章将要详细阐明的那样,它也深深植根于凯波尔的个性之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凯波尔的时代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保守主义以及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的开创性成果,它们都是为了应对同一个问题:在现代环境下,社会如何保持凝聚力以及自由如何存续下来?这一问题一直都未消失,近期的环境条件则表现为去殖民化、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有鉴于此,符合实情的说法是:凯波尔是某种类型的解放神学家,他鼓动上帝忠实的信徒扔掉其压迫者所施加的轻看自己的意识,建立一种属于所有人的公义的新秩序。不过它将是这样的一种秩序:从加尔文主义、凯波尔的个性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地位获得保障。加尔文主义的自由是做正确之事的自由,而在紧急状态下,它会演变为服从的义务。凯波尔的上帝首先是一位主权者,也即立法者;于是,他的社会理论、政治方案以及神学全都以试图找出、理解和确定适当的权威作为开始。

凯波尔的很多遗产分别遵循这两条不同的主线。他的“保守派”继承人们强化了秩序、确定无疑的本体论、对世俗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左派的抨击等主题,他的“进步派”后裔们响应了其关于新思维、开放的认识论、社会公义以及抨击富人的呼吁。这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凯波尔?两者都是,更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这种复杂性恰好可能显示出凯波尔最有价值的地方。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敏锐问题,然后富有创造性地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答案应用到当时最为紧迫的那些议题之上。

既进步又保守,既富有原则又灵活机变,既现代又传统:凯波尔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所有这些词汇的影子,不过,他会认为所有这些字句都比不上他首先效忠的对象:加尔文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使徒时代的基督信仰,加尔文主义则浓缩了其精华。(凯波尔在这一点上从不谦虚,不过,所有其它基督信仰传统的带头人也同样不谦虚,在他那个时代尤其如此。)更好的说法是,他效忠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也即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出来、记录在《圣经》之中并显明在创造界之中的上帝。然而,凯波尔将自己描述为加尔文主义者还不够,因为这一信仰传统的多处张力常常导致他们内部发生剧烈的争吵:到底谁才是传统的真正的继承人。那么,凯波尔是哪一种加尔文主义者呢?

从英国和美国历史的角度看,凯波尔自觉自豪地将自己归入积极参与政治和文化的外向和清教徒式的新派传统。不过,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像十九世纪时这一承传宗派喜欢干的那样,他并没修改或否定加尔文主义的严峻的预定论教义。相反,他将之发扬光大。他坚称,恰恰是关于拣选的教义既要求基督徒有公共参与,又赋予其能力,而且还让作为现代生活之政治秩序的民主有了合法性。与加尔文主义另外的更为内向的宗派(很多老派的长老会和敬虔派人士便具有这样的特点)相比,凯波尔以同样的热情呵护改革宗正统教义的边界。和他们一样,他致力于追求纯洁的教会、谨慎施行的圣礼以及完全依据《圣经》的治理方式。他认为,这种更为内向的加尔文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低估了上帝。公共参与也是加尔文主义正统教义的一部分,加尔文主义者永远念兹在兹且最重视的教义--上帝的主权--会直接导致这样的结论。下面是他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中,没有一寸地方不被万有的主宰者耶稣基督大声宣告‘这是我的!’”因此,从美国加尔文主义十九世纪那场大辩论的角度看,凯波尔一身融合了黎曼 比奇尔(Lyman Beecher)的组织技巧、查理斯 菲尼(Charles Finney)的讲台演说技能、以及这两者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还分毫不差查尔斯 霍奇(Charles Hodge)的神学洞见。

不过,如果说加尔文主义提出了公共生活的问题,那它也同样会引人进入内心生活,使他们在此纠结于最为严峻的私人问题。凯波尔也站在这一主题的最前线。他认信基督过程中翻天覆地的经历可能是比奇尔、菲尼或者爱德华兹、怀特菲尔德和司布真一直都热烈期待的那种经验。在他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有五十年的日报经历,出版过两百多本书和小册子,不过其中最能反映其本人特质的文字产品却是礼拜天的灵修沉思。在凯波尔的灵修笔记中,一位信徒上帝相交,却无法不使他感到失望,不过上帝依旧托住了她,安慰她,让她有足够的快乐和感恩的理由。凯波尔以罕见的洞察力阐发这一古老的主题,同时他还多多借鉴大学主修文学时大量阅读吸收的浪漫主义观念。他经历了浪漫主义的巨大的心灵争战,以改革宗实践神学的视角理解这些争战,并以引人入胜的方式为普通读者们复述全部争战经验。所有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教牧者的杰出表现。作为一名公共神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呼吁基督徒们去关注他们见证的结构性、组织性和哲学性层面,既是为了健全他们的信仰,也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公共职责。凯波尔同时在这两方面都非常杰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这都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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