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林昭

任不寐

共产主义的中国已经消灭了所有神话,林昭却是例外。她的磨难,她的死,她的抗争,不仅成为党文化的绝对颠覆,也因超越了中国思维的精神高度产生了与汉语文化的冲突。换言之,汉语思想无法将林昭事件对象化,最成功的记载是白描式的,而相关的评论与其说在阐扬林昭的价值,不如说在降低她的价值。事实上在中国,悲剧与悲剧记忆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内在张力:这里拥有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却一直缺乏对这些悲剧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我这样说并不想得罪那些冒着风险坚持以各种方式勇敢记忆林昭的人们,而是想说明,林昭的精神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抵抗政治暴政,她是在一个唯物主义力量是上帝的社会里,彻底以上帝为力量的人。中国在20世纪拥有林昭是幸运的,但我们没有能力说明这种幸运。

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关于林昭的信仰的某些评论时,内心更为悲凉。这是林昭事件的第二个悲剧,中国悲剧之后永远的第二个悲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六四”悲剧的巨大背影之下,流亡状态的心灵在张志新和顾准身上开始寻找内在的寄托和移情。但是,张志新和顾准都是毛时代文化框架内、或者中国儒家文化框架内的心灵起义。他们的抗议和反省是唯物主义平面上的良心挣扎,这种挣扎的高度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见一斑。张志新并没有彻底超越“第二种忠诚”的局限,而顾准无法理解希腊和文艺复兴之间那种文明连续性。当然,这种对比无意将林昭神化。林昭曾是一位“左派青年”,对毛和共产党充满偶像崇拜的人。她的文字也不同程度地展示出这种文学缺陷和思想局限。最近披露出来的林昭遗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也表明她从无神论者向一神论信仰转变过程中曾经历泛神论信仰的中间阶段。但恰恰因为这种局限,她在监狱中的转折和最后完全彻底的坚守才更加充满了神圣意义。

我当然相信,这一转折及其坚固,与林昭的信仰归正有密切的关系。一直想就林昭的信仰状况写点东西,但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目前揭示出来的资讯足以证明林昭在监狱中信主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最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对林昭胞妹彭令范女士的采访,为此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彭令范女士回忆:

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医的时候,……当时林昭还告诉我,她在狱中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为因信仰问题而入狱的,一度她们(被)拘禁在同一室。俞以勒讲:“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俞以勒出狱以后,那个时候姐姐已经又进监狱。俞以勒呢,到我医院来找我看病,也特地来告诉我林昭狱中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们约好在陕北菜场见面,像侦探小说一样。俞以勒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讲:“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时候在狱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跟日记中都写了“主历”。而且我在抄写她的信的时候,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我想,她肯定是基督徒。

林昭被神呼召的时间是1962年以前,这距离她被杀害的时间足足有六年时间。“作为基督徒”的林昭在这六年里,她的灵性生命的成长显然是一个祝福,只有理解这种祝福才可能理解她如何面对地狱在中国的直接复制品——中国监狱的;也才能理解她如何面对中国的彼拉多和该亚法的亲自审讯的。彭令范女士也说到:“她也曾提到说毛泽东在一所审问过她。”而我在国内温州地区布道时,也从林昭的一位同学那里了解了相关事实。毛泽东至少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林昭,这种心灵与犹太大祭司的心理颇多相似。但是, “作为基督徒”的林昭是无法被征服的,真神和假神之间的征战早已胜负判然。与毛泽东所代表的那种力量世界的决别,是以耶稣的国度为信靠的。不理解这一点,不仅无法理解林昭对毛泽东主义世界的胜利,也无法分享林昭受难对中国这个灾民社会的祝福。

因此,把林昭遇难仅仅视为人民正义对独裁制度的抵抗,是一种误读。林昭之死凸显出一种深刻的孤独,政府作为凶手而人民划分两部分,一部分归于看客,另一部分消失于市场和洗澡堂。这种绝对的孤独超越了无神论世界正义观的全部理解能力,因为林昭之死展示的是十字架的真理,她引导心灵仰望耶路撒冷城外各各他的荒凉之地。在那里,人的存在的不道德困境达到顶点,人民和政府构成的经验世界杀害了神。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在那里,耶稣站在巡抚面前;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希奇。不久,殉道道者司提反被拣选站在了世界面前。司提反在被人民用石头打死之前对他们说:“你们这硬著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著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著说,主阿,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林昭就是这样睡了,在中国,子弹代替了石头。但是,人民仍然是咬牙切齿的人民,政府仍旧是捂著耳朵的政府 ——石头,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与形式。林昭是被中国的石头打死的,然后又被中国式的石头掩埋。她看见天开了,但30多年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想起她最后“定睛望天”那种奇怪而安详的神情……

林昭之死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这一死亡事件一如既往的袒露了伪上帝之国的疯狂黑暗与残暴,但与此同时,她展示的更是作门徒的代价,一个无神论世界以最恐怖的方式杀害了上帝的羔羊。林昭之死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这一死亡事件是一种胜利,这种胜利只有属灵的世界才能为之歌唱,并恰如其分地将林昭归与天国里的财产,而不是服务于此岸世界世俗正义的斗争符号。林昭之死不仅仅显示出共产世界的黑暗,而是见证了灵魂世界对尘土世界的那种尊严,是上帝形象在亚当身上重新被呼召出来,是拉撒路四天以后获得的那种对死亡权柄的胜利。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重新见证了人作为上帝之子的尊严,而这一尊严不是来自斗争,而是来自顺服。这一尊严一直被汉语文化所遗忘和羞辱,但林昭将这种“软弱无力”的力量惊心动魄的挂在了木头上。面对这种胜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所有权势被证实为野人和动物的荣耀。林昭之死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这一死亡事件也是一种穿透,它推倒了隔断的墙,使教会的犬儒主义和世俗自由主义的自以为是面面相觑。林昭事件把政治和宗教肤浅的二元论打碎了,这个二元论是以人的骄傲和恐惧为基本特色的,他们试图以人的力量给神的作为划一个圈,但不明白这个圈只是人的道理,并是凯撒主义特别赞助的假道理。事实上只有粉碎这个二元论假话,神的荣耀才更为显明——因为只有经验在场,超验才有意义;而只有超验在场,经验才懂得谦卑,并抵制政教合一及其超凡暴政。

作为基督徒的林昭,在汉语世界第一次绝对地显示了上帝是力量,而力量不是上帝。她的死亡作为这一前所未有的胜利尚待评估。林昭之死是中国人对自身动物性的自负的唯一一次胜利。人们的悲痛和愤怒是可以理解也令人尊重的。但对林昭最大的尊重是理解她的胜利,她以超越的姿态战胜了毛泽东主义,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精神疾病深入每个中国人灵魂,至今仍然在中国掌权。人们可以为这种状况找出很多理由,但我想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珍惜林昭那场精神胜利,我们却把她视为抵抗暴政的连续失败历史中最悲惨的一环。太多的文字感伤中共的野蛮与林昭的惨烈,但同样重要的是认识林昭的荣耀与胜利。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了神使用林昭对凯撒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十字架意义上的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就真的开始告别凯撒的绝对奴役了。毫无疑问,林昭死了,我们却仍在奴役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况几乎意味着林昭白白死掉了。她的绝决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而她恰恰是希望用这种“神迹”让后来的人们理解她的超越和胜利,并从此获得新自由。她是解放的符号,但人们却用之自我捆绑。林昭之死不应该再掀起伤痕文学运动或为自由主义政治学提供仇恨的灵感,而是激发神圣感和宗教感,而这一转向,是对中国黑狱最终的克服。

林昭没有留下更多信仰方面的文字见证。人们也一直在等待俞以勒女士为此提供帮助。但是,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做了这见证。中国的问题是:“真理是什么呢?”,林昭以生命顺服真理,并因此在一个实用主义和灾民理性统治的国度里,为真理的价值做了见证。这是林昭之死最伟大的“启蒙”价值。我们纪念林昭的死,首先应该纪念:真理通过这位基督徒对灾民中国的超验胜利。林昭不是这片荒漠里最坚硬的石粒或这群野兽中的孤独之狼,她是荒漠甘泉边的橄榄枝,在狼群中她以羔羊的存在方式为荣耀。在人对人是狼的以东世界里,林昭是第一个仰望星空并为此撒尽鲜血的人。

200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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