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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你会祷告吗?


2016年父亲节,李和平律师的儿子录了一个没有发上网络的视频,说:“我们家中所有的书,几乎都是我爸的。”孩子的妈妈王峭岭虽然没执业,但具有律师资格,平时也看点书,听到儿子这样说,心中有点郁闷,试探道:“最少有一个书柜是我的吧?”儿子不同意,坚持说:“所有书都是我爸的,我爸就是常常思想,而且很执着,做事很有毅力,而且很博爱……”儿子刚考上高中,有年少的偏执,有个人的观察,做妈妈的,也不能对孩子的独立判断再说点什么。

况且,爸爸已不在他身边一年有多,这番或许些微有点夸张的心底话,不过与思念同义。平常相处中,一家人不也常揶揄爸爸是思想家吗?王峭岭说:“他呀,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微博。所以好多事情,他的行动力不强,可能看着桌上的油瓶快要倒了,也不会去扶。”李和平反而有兴趣研究为什么这个油瓶会倒下,倒了之后应该怎么办。

在外吃饭,吃到一个好味道的菜式,李和平也很有兴趣探究好味从何而来,如何再现这种味道,推论和总结后,就由王峭岭来执行,他继续看书或思考。

跟李和平相识已久的温海波律师早已发现李和平这个爱思考的特性。他看见的李和平,好像常常在发呆,“我猜他是在思考吧。很多时候他提出来的问题,显然是他经过很多思考而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一般人是很少去想的。”譬如说,一班人在吃饭时,他突然会说,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国家是什么……

思想发达,行动迟缓,温海波说,李和平想法很多,每每很难付诸实践。他俩曾经合作搞禁止酷刑的项目,李和平不时冒起各式各样的想法,当温海波认真考量可行性时,下一回见面,李和平又从不同的向度提出点子。“要不你跟他无边无际地讨论,要不你拉他回来……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很难付诸行动,有时候他也比较拖沓。”

温海波是八零后,李和平比他年长十岁。2001年,温海波刚到北京,二十出头,一般只做商业案件。直至2004年,有人介绍他给高z晟律师做助手,他才碰到不一样的法律界人物。高z晟当时已开始关注flg学员受迫压的现象,并尝试以法律手段为当事人争取合理对待。其时法律圈子里有意识地以法律来维护宗教权利的律师并不多,估计不出三十个,李和平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在那段日子,他在饭聚或研讨会上与李和平相识。

2006年,河北石家庄王博、王新忠、刘淑芹一家法轮功学员,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当局监视居住,后正式被逮捕,最后被判刑四至五年。当时李和平在北京的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接了这个案子。辩护意见由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等律师共同撰写,虽然结果维持原判,但这个案子影响极大,李和平的好朋友江天勇律师说,“这是第一个大规模地、明确地做无罪辩护的宗教案子。”辩护词题为《宪法至上,信仰自由》,香港律师何俊仁看过,他认为“相对于国内一般劣质的,往往没有呈堂证供的法庭审讯及裁决书,这份辩护词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剑与盾:中国维权律师》页IV )

辩护词长期以来成为法轮功辩护的参考蓝本,后人难以超越。王峭岭很同意,“他就是爱琢磨,尤其是辩词。那个词真的写得很完备,很精彩。现在很多人拿过去把受害人名字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2008年,江天勇第一次参与法轮功诉讼,连李和平在内总共八个人,希望在原来王博案的辩护词基础上有所突破,“八个人,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创新,大致还是用那个”。

江天勇一直很欣赏李和平的才华。他俩同是河南人,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从来都好辩,有独立思考和自己的想法。”因而格外惺惺相惜。李和平大学本科已选读法律,毕业后在郑州做律师,江天勇说他做得很成功,觉得需要更大发展,然后就到北京去了。

那是2000年,李和平没多久便开了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他一直鼓励江天勇自学法律,待江天勇通过考试后,又催促他到北京去。“高博隆华发展得很好,我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大厅也没几个人,几年之后,大厅坐满了……2007、2008年的时候,办公室空间不够,又换了一个更大的……”

江天勇自觉立足未稳,不敢有大举措,见一步行一步,李和平看不过眼,又催赶他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他是基督徒,基督徒特别讲究家庭团聚,不喜欢夫妻分隔。”

2000年以后的北京,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法律体制转型、网络空间扩大,社会矛盾渐渐暴露;2003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涉及人权的大事件,孙志刚事件、军医蒋彦永披露非典疫情真相、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等等,搅动了公民对社会公平公正、个人权利与体制规限的种种思考。因孙志刚事件,向全国人大提交“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建议书的律师许志永、滕彪和俞江三人,更创立“公民谘询有限公司”,积极从事维权活动,后续参与的维权律师约有二十位。这一年,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

高博隆华的人权案也愈做愈多,最高峰时七八个人权律师在一个所,参与了好些重大案子,令当局非常不满,开始骚扰和打压他。

2009年,高博隆华的其他合伙人与司法当局勾结,把李和平排除在合伙人之外,“原先是老板,现在变成普通的受聘律师,每一次做案手续上需要审批,非常不便和不利。”

2010年后,李和平开始关注反酷刑、反死刑的议题。。

在广州执业的年轻律师陈进学,2014年刚加入维权不久,就在研讨会上遇上李和平。交谈中,他感到李和平的诚恳,“他很有赤子情怀,特别真诚,不管赞赏还是批评,他会毫不隐晦地直接跟你说。但他对自己的看法也很坚持……”

有想法的人,才不轻言放弃,温海波觉得,被关押中的李和平,肯定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是正确和合法,而且对这个国家非常有益处。温海波分析,扣押期间,官方曾到李和平的家去,游说家人拍视频,让家人来劝李和平认罪。这样就是说,在里头的李和平,还是相当坚持,不认罪。温海波说:“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有担当的。”

不管是在前线做案子还是在后方反酷刑,李和平就是当局容不下的人了。身旁的人都替他担忧,王峭岭多番劝告他收手,因为十年来,李和平不断被监视,警察日夜守在家门口,又曾被绑架和毒打,被限制出境……只是李和平不被打动,王峭岭在一段文字中表露:“我只能够说,他虽然45岁了,还是很单纯,单纯的相信法律,单纯的寻求程序的合法带来公民权利的保障。”

李和平被抓捕前的一阵子,江天勇和他还在开研讨会。那时听说当局派人去了李和平那个反酷刑办公室拍照,江天勇直觉有些危险,便提醒他清理一下办公室的资料,李和平不以为然,说:“他妈的他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之后又去了南昌,2015年7月10日回到北京后,便被警方强行带走。

李和平身在何处,家人从不被告知;当下的身心状态,更无从掌握。出事以来,王峭岭四出奔走,也不得要领。可以做的已经做了,此时此刻,身为基督徒,王峭岭只能为他默默祷告。

他自己呢,会在监禁中,为自己的自由而祷告吗,王峭岭不敢肯定,她说,“这大哥,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如果今天的环境是他能承受的,他不会祷告;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一定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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