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石教会两牧师促当局举行听证均遭拒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贵阳活石教会苏天富和仰华(本名:李国志)牧师,就该市南明区宗教局作出700万元行政处罚决定,近期向当局提出以听证方式审理案件的申请,被驳回。仰华的代理律师张磊表示, 当局作出以书面方式审理案件的决定并不妥当,他将仔细查阅相关法规,再做决定。


活石教会苏天富和仰华(本名:李国志)牧师,9月11日及15日就该市南明区宗教局下达的没收700万元行政处罚决定,分别向贵阳市宗教当局提交“以听证方式审理案件的申请”,但均遭驳回。仰华委托的张磊律师,9月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前他向宗教局提出两项申请:“一个申请查阅南明区宗教局提交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以及他们的答复,另一个是申请要求他们以听证的方式。现在对于这两个答复是第一,查阅材料和书面答复的问题,他们约我明天下午去查阅,对于我们申请以听证的方式审理案件的申请,他们给了一个书面答复,他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不用以听证的方式审理案件,意味着他要以书面的方式审理案件”。

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分别于9月12及18日,向仰华和苏天富发出的通知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经调查核实,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对本案不予听证审理。

对此,张磊律师表示,早前曾向宗教局陈述法律依据和理由:“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复杂的案件,并且涉及到公民基本的宗教自由,而且涉及到700多万元罚款,数额非常多。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可以申请听证。其实,复议机关对于这种重大的复杂案件,一般情况下也应当以听证的方式审理,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答复和行政复议法并不十分吻合”。

张磊表示,他将会通过阅卷,查阅当局作出上述决定的依据,再决定下一步方案。

苏天富牧师对记者称,当局决定不举行听证会,他感到遗憾:“对我们这么重大的处罚,律师希望按照法律程序,在复议期间要求听证,现在贵阳市民宗局就把它驳回,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想尽快把程序走完”。

贵阳当局利用活石教会收到的奉献金,对苏天富和仰华牧师,作出700万元的处罚决定。两位上诉人分别就此于8月23日及24日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区宗教事务局已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

活石教会成立于2009年,有信徒五百多人,2015年底被当局取缔。该教会仰华牧师,于今年初被以“泄密罪”判刑两年六个月,另一位牧师苏天富也被以涉嫌相同的罪名立案审查,现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9月21日十架快讯

9月20日,河南省唐河县基督教圣恩堂(登记备案的教会)十字架被当地地方政府在强拆切割作业中烧毁,十字架起火,被焚烧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公众在谴责之余,惊叹当局行为已近乎丧失理智。

河南省是继2014-2016年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教界统计的数据超过1200个十字架被拆毁,官方隐瞒具体数字),2017年江西省强拆教堂十字架后的第三个发生强拆十字架的省份。

在浙江、河南,基督徒比例在全国范围居高。公开的资料显示,浙江基督徒数量全国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河南省(参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5%9F%BA%E7%9D%A3%E6%95%99%E6%96%B0%E6%95%99)。河南省在2009年,计有基督徒240万,开放教堂1100座、合法登记的聚会点5000多处(参考http://www.hnjdj.org/article-1135028-1.html),这应该还不包括未登记注册备案的家庭教会。江西省也发生多例强拆十字架事件,但消息普遍遭到封锁,其中江西余干地区基督徒比例在全省居高,登记的教堂约300个,占全省的十分之一。

但是,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报告数字显示,实际基督徒数据远远大于官方基督教统计的数字。

从上述三省发生强拆十字架事件的共同特征看来,预示此举不是“地方行为”,也不是所谓的“拆违”,教堂十字架本身并没有抵触中国法律。可视此为官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作为削弱基督教的影响力,分阶段、分层次、分形式进行的“全国行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以及不同传统的教会都列入限制目标。

中国教会将面临新的试炼,经历内忧外患,如使徒所言,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徒九16)“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徒二十28-32)。各地教会保持灵性警觉,在真道上合一、彼此联结,为教会守望是大有必要的。

河南驻马店钟楼村教会被取缔 逾百年迈信徒无处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钟楼村一个有百多人的家庭教会,今年五月被当局以“异端邪教”为名取缔后,至今已有四个月。据当地一位牧师称,这些年迈的信徒因路远,拒绝到官方三自教堂聚会,被当地官方背景的教会牧师告发,指其是异端,结果遭到官方取缔。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钟楼村宋庄一家庭教会大部分信徒是老年人,他们因行动不便,未到官方三自教会参加活动。今年早些事情,该区爱国会负责人白建德牧师和水屯镇爱国会赵改正、贺梅花长老多次向区宗教局举报,导致钟楼村教会聚会点被官方取缔。当地一位曾经在三自教会传道的宋牧师,9月16日对记者披露了钟楼村教会被取缔的情况。

他说:“老人没有地方去聚会,(三自)教堂也比较远。所以就在自己家里聚会。市两会,还有区两会的,还有镇上爱国会的人不允许他们在家里建聚会点,叫人家拆了。结果村委会为信徒找了一块地,就让他们在村委会聚会,但是爱国会的牧师长老千方百计的不让去,要他们去三自教堂”。

当地信徒称,钟楼村教会有13年历史,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信徒。因信徒拒绝去三自教会。于是他们聚会用的凳子等教会用品,今年五月份被爱国会牧师及长老派人拉到附近的杨庄教堂。他说:“爱国会的这些牧师、长老把聚会点的桌椅板凳全部拉走,那里还有一百多个信徒,这个点现在被他们连根拔了。这些爱国会的牧师、长老三番五次的说,不可以私设聚会点,说是‘异端’、“小道’,然后通过宗教局找村委会”。

自中国国务院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后,地方政府取缔家庭教会的权限愈来愈大。

对此,宋牧师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行了,他们有更多理由了,就对信徒说,你看新的宗教条例称,必须通过宗教局批准,并在由宗教局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聚会,否则你是非法聚会。这一段时间,他们(官方)逼这些信徒,这些老人没人管(无处聚会)”。

记者致电当地宗教局办公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另据信徒称,云南省凤庆云县一位信徒(担心被报复,未署名)因为传福音,早前被公安行政拘留。他获释后,到该县公安局申请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遭到拒绝。该信徒无奈之下,离开家乡,目前在海南省传道。据信徒表示,不少家庭教会领袖,因拒绝官方要求,有的被停发居住证,也有的被停发护照或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今年初以来,中国农村教会正受到当局清查,有的聚会点被取缔。图为江苏一家庭教会


从中国教会历史看新条例下的教会走向

2017-09-12 牧心

如果你看不清当下,就读读历史,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看不懂历史,请看看当下,因为历史不断重演。

圣经已有明见:“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传1:9-10)

在教会历史中,会看到一些不同时期的事件,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黑格尔道破了人类的尴尬所在:“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总是忘记历史教训。”

历史已成故事,看它有何用?历史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History is His story.历史是祂的故事。

我们今天依然活在历史当中,我们也在创造新的历史。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今天也是明天的昨天。我们不可能和过去毫无关系。

只有清楚地认识过去,才能清醒地了解现在,才能清晰地预备未来。

基督徒应成为具有历史感的人。家庭教会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也存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是上帝在中华大地上的奇妙作为。

我们简略的回顾几个教会历史片段。

1900庚子教难

1807年马礼逊来华之后,福音传入中国。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1887年,李提摩太成立广学会。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教大会上,报告全国有宣教士1296名,华籍传道人也有1657名。 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残忍地反教,杀害教徒,杀害西国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教会产业损失不计其数。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被焚毁的教堂,孤儿院,学校等更是不计其数。

经过了1900年的“庚子教难”,教会开始了突破性的成长,信徒增加了三倍之多,教堂聚会点增加四倍,中国信徒出来传道事奉的也成倍增加。1906年在上海华人基督徒开始组织“自立会”,中国教会开始意识到华人要自己开始。经过几年努力以后,产生180多间自立的华人教会。 1911-1919年,中国教会学习自立的时期,华中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运动,华北有「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教会经历浩劫之后,便经历了空前的兴旺。这是上帝自己的奇妙作为。庚子之乱后,教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教会注重彼此间的合一,透过彼此合作,果效事倍功半,福音得以广传。

1922-1927非基运动

1922年开始了“非基督教同盟大会”,“非基运动”(反基督教)持续到 1927 之后。他们反对基督教,认为基督徒是帝国主义走狗,教会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教会因此也遭受到许多人的误会。

当时有两篇反基宣言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非宗教同盟宣言”,和“非基督教同盟宣言”。教会中也有人出来辩驳,例如《真理杂志》的张亦镜。

当时学术界人士,如周作人、梁启超等都发表了评论,他们不是基督徒,乃站在中立的立场去评定双方的言论和态度,得出的结论是“非基督徒同盟”实在迫人过甚,缺乏知识,盲目胡说。

“非基运动”之后,有人以为基督教被打倒了。神有计划,也有预备。神将来要在中国使用的几位仆人都处于被预备阶段。王明道出生于1900年,宋尚节出生于1901年,倪柝声出生于1903年。

教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教会基督教对时下中国的社会能有什么贡献?如何向中国人表达基督教?在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上,基督徒当如何表明自己的立场? 教会对引起别人误解和不满的地方,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其中包括教会必须“自立”,这使中国教会开始变得更“本地化”或“本色化”。[注:不是否定唯一救赎论和大使命的中国化]

中国教会孕育了本土的三大系统:山东张灵生和张巴拿巴的真耶稣教会,到抗战胜后,共有1000多处教会和祈祷所,信徒约80000人;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约有十万会众;敬殿瀛的耶稣家庭,全国有127处小家,人数无法统计。另有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 经过“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加速了教会的“自立运动”和“本地化运动”。

中国教会在风暴之下继续传扬福音,使得救的人数增加。兴起的福音活动有北京的证道团、真光杂志和生命月刊,在当时对布道很有帮助。教会整体出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促使教会开始走向自我成熟的道路,患难已无法压伤她。 1936-1949年,经历了抗日战争,但信徒却越发增添,由53万(536689人)(1936年)增至83万(834909人)(1949年),总增长率达56%。

1950-1957五反整风

上帝藉人的手做扬场的工作,切断了中国教会与国际教会的一切交通联系。西方差会撤离,教会面临空前的逼迫。有形的教会消失关闭,仅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三年半中,被杀者逾万,被判刑劳改管制者逾6万。1957整风反右中,被处决的圣徒2000多人。主流宗派几无例外地倒向“三自会”。 1950年5月2日,吴耀宗等19人建立三自组织。结果草拟了《基督教宣言》。7月28日《基督教宣言》正式发表,题目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内容主要针对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拥护《共同纲领》、教会接受政府领导等。 三自宣言发起签名运动,“耶稣家庭”敬奠瀛积极响应,首次签名数占总数的40%。倪柝声著文“我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率众参加支持,后来退出。 1951.4.16-4.21,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有 151位领袖出席。会议结束前揭开了“控诉运动”的序幕。 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者包括232名来自62个不同教会团体的代表。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由吴耀宗出任主席。与会人士希望争取王明道支援三自爱国运动,但王明道拒绝。

1955年7月9日,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文章,阐明他对三自运动的态度是本于“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基础。

1955年7月21日,《天风》发表一篇6页长的文章,号召教会及基督徒控诉王明道拒绝参加三自运动。自此,一连串控诉运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国内土生土长的三大系统的领袖倪柝声、敬殿瀛、魏以撒相继被捕。

1955年10月,宣布三自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为非法,并号召全国基督徒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造。

六六七六风暴阶段

这个阶段教会受到空前的破坏,经受了许多的困苦。捣毁教堂,凌辱信徒(剃光头、游街示众、戴高帽),焚烧圣经。各地的基督教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不少信徒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刑,教牧人员被要求参加“学习”。这时三自会也被关闭了。

有形的聚会点虽然关闭了,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基督徒透过家庭聚会的方式进行崇拜。如同一条河流,教会隐藏自己形成了复兴的地下河。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茁壮成长。 这是一段显露人真实信仰的时期,是上帝特别的考试。许多人不敢承认信仰了,许多人与上帝撇清了关系,但那些坚定的信徒却勇敢地传福音,安慰那些受伤者的心灵。为日后教会的复兴塑造了一批肯背十架的忠仆。 大风暴全面不留死角地吹袭,让信徒经历了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苦难与迫害。这时只有家庭教会在这段时期蓬勃成长。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音如春风似的吹遍全国,估计信徒已近三千万左右。 在1978-1980年期间,上帝保留的“神仆们,相继获得释放。如王明道夫妇、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郑慧端、王颂灵、孙务信、李天恩、杨培滋、曾约安、俞崇恩等。

这少数的幸存者继续忠心事主,大多数都留守本地。较著名公开聚会的是广州林献羔、北京袁相忱,号称南林北袁,南北相映为主发光。其余的大多都默默侍奉主。他们出来后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复兴,弟兄姐妹很受激励。

1980-2000混乱阶段

家庭教会获得很大复兴,三自会开始“恢复”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公约”、“规定”、“登记合法化”…… 经济对外开放后,大量海外教会及机构渗透,除部分真心关心国内教会的之外,不少是怀有野心发展宗派甚至个人势力的。例如李常受的地方教会;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的灵恩派,以经济投资为诱饵发展泛滥。九十年代中,南韩灵恩派依地利人和经济的方便,向山东、东北渗透,大盖教堂,办神学院,培训班…… 灵恩派、呼喊派、安息日会等结党纷争各不相让,彼此攻击。教会受到了形形色色非纯正福音的影响,教会非常混乱。 “东方闪电派”由“呼喊派”中崛起,以谎言,黑社会手段迅速波及东北北方一带。给教会带来极大伤害。

1983年5月5日,讨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宗教事务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呼喊派负责人大量被捕,全国七十万呼喊派信徒遭逮捕。 1980年2月25日,中国三自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肯定三自政策;决定重印圣经,印行赞美诗和属灵书籍;恢复出版《天风》;促神学院复课;筹组全国的教务机构,并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

1982年9月19-24日,肯定了“定片、定点、定人”的“三定政策”。

1987年4月,广州市试点颁布“宗教活动暂行规定”。1988年3月23日,广东省颁布“宗教活动规定”。1988年8月到12月间,广州林献羔6次遭传讯,北京袁相忱也连接遭传讯,命令停止非法聚会。 1990年7月27日,宋尚杰大女儿宋天婴[笔名利未,整理《灵历集光》]被捕押送回北方。1992年4月,谢模善押返上海。1992年5月,山东多义沟千人聚会被捕驱散。 1991年6月,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提出所有宗教场所需登记,不允许境外团体干预及进行传教活动。

1993年1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讲话,表示宗教人士要以支援党及政府的领导作为大前题,接受法律的规范,努力发挥宗教人士对社会的积极性。

1994年1月31日,当时的总理签署了两项有关宗教的第144号及145法令,进一步限制境内宗教活动,要求所有宗教场所进行登记。 1994年3-4月,经过各地试点后,正式颁布《宗教活动登记办法》,内部文件更详尽的规定教会的行政、财政、组织、管理……细则 ,为是的“保持宗教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使之长期性、稳定性。” 1994年3至4月,开始对犯罪活动进行严打,有些家庭聚会点也受到牵连,不少信徒被捕,聚会点被抄。

1995年2月7日,上海拘捕了邪教组织“被立王”的首领吴扬明。他宣传自己是“被立的王”,以自己为基督,奸淫妇女达百人,影响曾遍及数个省份。

1996年1月14日,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列出对宗教活动所进行登记作为全年首要的宗教工作,加强对宗教活动的规范。

1996年6月,温州有多位儿童主日学领袖被捕并被判多年劳改。9月,深圳有信徒领袖私自印刷属灵书籍,被拘留审问。

1998年4月,温州有一家庭教会领袖因“在外地从事宗教活动”被扣留审问,罚款二万元。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在一租用会场为信徒公开施洗而被拘。

1999年1月,陕西省多位家庭教会领袖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而被捕。

1999年11月,山东有一家庭聚会点,每人罚款二百至六百元。即使三自教会派代表来求情说这些信徒是基督教徒,还是无法解决,必须罚款才放人。

2000-2017安逸阶段

国家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新兴教会迅猛发展,许多教会不断植堂,扩展事奉领域。 世俗主义、享乐主义是对教会最大的冲击,成功神学大行其道。

2005年3月1日起施行《宗教事务条例》。由时任总理于2004年11月30日签署。其包括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法律责任,附则七个方面的内容。

2009年9月13日,山西省临汾金灯台教会的10位领袖被捕服刑。11月25日,临汾市尧都区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为名,分别判处教会牧师等负责人杨荣丽女士七年,罚金3万元;王晓光三年,罚金1万元;杨璇三年半,罚金2万元;崔家兴五年半,罚金5万元;张华梅女士四年有期徒刑。11月30日,又有五位山西临汾教会领袖被判劳动教养两年,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2009年11月1日,守望教会在海淀公园东门外举行首次户外主日崇拜。 2014年5月28日晚,在山东招远市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里,一名女子在就餐时,因为拒绝了一伙全能神[东方闪电]邪教徒索要电话的要求,招来了杀身之祸。在短短几分钟内,她被一伙人围打致死。

2014年清明节后,浙江省开始拆教堂及十字架等“违章建筑”。

2016年9月,异端门徒会在湖北敛财数千万元,被抓获。捆绑他人禁食禁水祷告治病致人死亡。从2011年至2015年,在短短四年时间里,通过实施所谓的复兴计划,兴办汽配厂、养猪场、超市、服装厂等事业就迅速聚敛了7000多万元的巨额邪教活动资金。

2017.09.07,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今天教会的反思及走向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长河中,看见神的恩典和奇妙作为。教会在形形色色的环境中,忍受了难以名状的困苦,最终却将生命的敬虔与真理传承了下来。 教会能有今日发展,一切都是本乎神的恩典和怜悯。每每回顾教会历史,我们只会更加感恩,更加谦虚,更加谨慎自守。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只是事实,历史不仅是故事,它的价值乃是发现事件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十字架的道路具有不可逃避性,惟有靠主才能得胜。 让我们在反省的悔改中,得到神指示何为善,知道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更求神使我们能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1教会在患难中得以炼净不能否认的是,教会里不少人是挂名基督徒,因着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动机来到教会,但他们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上帝必须洁净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信徒必须要做主门徒。在火一般的环境中,基督徒会重新战队,显露信仰根基与对主的忠诚。 新条例会抬高信仰的价值,有利于洁净教会,造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一切都需要主的恩典,在环境中能站立得稳也是出于神的保守。 教会容易失去受苦的心志,容易陷入世俗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中。每过一段时间,教会需要被提醒,信徒需要被提醒,地上不是永远的家。 信徒的生命容易流于表面。很多人热衷追求神迹奇事、病得医治、求饼得饱,不少基督徒喜欢进行理性的辩论,而忽略对真理的真正渴慕,缺乏对十字架的实际体会。 经历患难后,教会会认真反思:到底什么是信仰?跟随基督究竟意味着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需要付出哪些代价?

2逼迫带来复兴,分散带来宣教主耶稣升天前,把大使命留给众门徒,但大使命真正的实践是在门徒受逼迫之后。逼迫带来复兴,分散带来宣教。 新条例下,教会要化整为零,分散迁移,促进宣教发展。抓紧对青年信徒的训练,提高教肓水准,使他们的生命、恩赐、知识、技能一齐增长。福音的广传需要付上代价。圣经吩咐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耶稣基督自己就为了救赎使命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在舒适安逸中很难学到敬虔的生命及真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12:24-25

3教会要弃绝各样的罪教会如果不圣洁,就失去圣灵的同在。逼迫患难从来都压不垮教会,但是形形色色的罪却能摧毁教会。 很多家庭教会结党纷争、争权夺势,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内耗上,同工间的配搭低效,无力做福音拓展事工。十八岁在香山侍奉宋尚杰博士的李爱珍大姐曾回答过:“为什么神的仆人43岁就被主接去了?”她说:“该死,该死,不死他就成神了!”神爱他忠心的仆人,免得他落在更大的试探里。 今天很多教会领袖好大喜功,名义上是为神做大事,实质上是喜欢大联合。庞大系统的教会形式容易在漫长而残酷的环境中被打垮。真正教会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统一,而是真理和心灵上的合一。 撒旦的手段一向非常高明,通过各种名利权色等手段,击倒牧羊人,羊群就四散,教会就蒙受亏损。 上帝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建筑物、事工规模,而是看重人内在的生命,一个人的圣洁比所作的圣工更重要。

4教会要有怜悯的心肠当教会热衷于建立富丽堂皇的聚会所,当教会只热情于聚会点的装饰,当教会热心于内部的教会生活,同时却失去了怜悯的心肠,不关顾弱势群体的需要,那这个教会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新条例会窄化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我们要看到它的属灵意义。这有利于基督徒开始去服务社区,学习在这个冷漠的时代关心邻舍。注重爱心关怀,热心行善,教会当起到光和盐的作用,用真实的好行为影响社会。杨安溪曾说过一个故事:“解放前我和宋尚杰博士他们在香山住了三年,一到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各个乡镇上都有粥场,在那里唱佛号,声音达于数于之外。每次开粥之前唱三四十分钟呢!佛教深入人心是个社会性的。那时,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大约十二岁,在爬那个榆树摘榆钱,脸上又白又胖,是饿肿的。那树离我只是不到十米远,她一上去,一抓一大把往嘴里塞,接头往前看,‘扑通’就摔死了,她父母在那里哭。很多人早晨一顿粥,下午一顿生命就延续下来了,却没有一家基督教的粥场。” 在社会关怀上,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佛教徒捐款往往比基督徒多。很多基督徒的理由是“教会不是慈善机构”。在四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极具怜悯心肠。初期教会颇得民众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增给他们。 教会不能失去爱的见证,家庭教会不能自诩有信心,却失去了爱心。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是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6:8)

5教会要注重祷告,家庭教会重神韵而不重形式,没有会议室里热切的讨论,没有董事会似的激烈干仗。事无巨细,都是通过祷告、交通来决定的。这也是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秘诀。 但现在很多新兴城市教会,缺少了迫切的祷告,教会像公司一样运作,同工会像开股东大会。这是教会需要悔改的地方。 求主加添信心与力量面对环境。不放弃信仰的立场,也不会对抗有关部门。因为这本是属灵争战在地上的反应。庚子教难后,一些宣教士主动放弃了清廷对教会的物质赔偿。此举令李鸿章等大员感到稀奇,以后对教会也就逐渐放松了态度。 不可松懈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人都是软弱的。使徒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提前2:1-3

无论环境如何变幻,上帝依旧是上帝,他依然统管万有,祂仍然掌管一切。环境在变,掌管历史的主没有变。

来源:海内校园

注:上述评论不一定代表对华援助协会立场

新宗教条例出台,教会专家称对地上下教会均没好处

【天亚社.香港讯】国家宗教事务局九月七日于官网发布《宗教事务条例》,中国教会观察家林瑞琪担心条例扼杀宗教的空间。

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上周公布新修订的《条例》,于明年二月一日起实施。

圣神研究中心执行秘书林瑞琪博士对天亚社说,出台的《条例》与去年九月份征求意见的草稿没什么分别,只有两条是特别新增,感到很可惜和不乐观,「当局没有听取意见」。

他认为整份《条例》「相当左,同中国现行主调一样」,罚则也很不公平,「条例分得太细,什么都要管」。

林瑞琪又说,相比于新条例,零五年的条例「有平衡温柔的一面,现在没了」,指这反映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现任主席习近平的风格很不一样。

他又谈到不得在非宗教活动场所举办活动等问题,指在家中举行带有禅修画作的画展,那算不算在非宗教场所的地方进行传教活动呢?他担心条例扼杀了宗教的空间。

他强调,《条例》对中国教会「公开」和「地下」团体都有影响,「地下固然艰难,但地上也没好处,如捐款超出十万元,好容易成了敲诈的漏洞」。

该条例的草案由二零一四年底出台,历时三年终于落实。在接近一万字的修订条例,包括原有的七个章节:「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法律责任」、「附则」,以及新增的两章节:「宗教院校」及「宗教活动」。是次新修订条例由原有共四十八条增加至七十七条。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对天亚社说,宗教立法所强调的「法治化」,基本上仍是「以法管控」的手段,借此强化对宗教事务的控制,所谓保障公民宗教自由,「环顾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发展,实在是缘木求鱼」。

他指出,在第一章总则中,分别涉及的主体是国家和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换言之,这些团体、院校、活动场所和信众除了要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更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邢福增担忧不仅对团体、院校或信众等要求,更忧虑,会否成为对宗教自由的干预,甚至损害了信仰的本质。

他又担心,当条例要求宗教团体、院校和活动场所及信众践行该价值观时,会否隐含对宗教教育的限制,即不能再举办儿童主日学,而作为「信教公民」的家长,如果向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是否等于触犯规定?

浙江省温州教区地下团体的若瑟神父对天亚社说,在条例中他较为关注的是举行大型宗教活动这方面,他们「有很具体的处罚措施」。

条例列明若有关团体擅自举行活动,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并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被没收。而该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责令该团体、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浙江省是中国的基督徒重镇之一,估计约有二百万基督教徒和廿一万天主教徒,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有大概十五万天主教信众,受到当局的严密监管。

另外,若瑟神父也关注教堂可以向民政局申请法人资格,但所有的法律事务,都需要由爱国会来越俎代疱。

东北教会的若望神父对天亚社说,虽说条例跟草稿没大分别,迎合习近平的统战部和宗教会议「重要讲话」,「要说不同,绳索勒的更紧了」。

他续说,为不加入爱国会的地下教会来说,「这不是福音」,不过他认同这条例对爱国会也没什么好处,「就是限制多了,大的原则上没变化,加了中国化,抵制渗透的内容」。

若望神父以第五条为例,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为中国教会的合一,这条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不知道梵蒂冈教廷能否看清?至少说明中国宗教政策丝毫未变,也不想变。他们的谈判对话还将如何进行下去?那个协议如何签?」

来源:天亚社http://china.ucanews.com/2017/09/14/%E6%96%B0%E5%AE%97%E6%95%99%E6%A2%9D%E4%BE%8B%E5%87%BA%E5%8F%B0%EF%BC%8C%E6%95%99%E6%9C%83%E5%B0%88%E5%AE%B6%E7%A8%B1%E5%B0%8D%E5%9C%B0%E4%B8%8A%E4%B8%8B%E6%95%99%E6%9C%83%E5%9D%87%E6%B2%92%E5%A5%BD/

王作安:境外宗教是「渗透」和威胁中国

Wang Zhicheng

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为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辩护。互联网上讨论宗教事务和「非法」的宗教会议,将会有「风险」被惩治。

北京 (亚洲新闻) - 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上周为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辩护说:「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日益加剧、宗教极端思想在有的地方蔓延。」

在今天出版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王作安就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发表文章说,中国有迫切需要修订,因为境外利用宗教渗透 (中国),极端主义思想在某些领域散布。

他说,「网络宗教问题开始突出」,「一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

近几十年来,中国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教复兴。尽管政府颁下禁令,必须教导无神论,以及禁止党员加入宗教团体,中国人口至少85%有一些宗教信仰。

中国宪法保障为每一位公民宗教自由,但事实上只是允许「正常的」宗教活动,即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他们活动的「正常」性质,由政府完全控制各级组织:全国、省、市、县和村。

新的《条例》包括:控制宗教人员、聚会地点、宗教活动、到国外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宗教财产管理等。

王作安说:「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来源:http://www.asianews.it/news-zh/%E7%8E%8B%E4%BD%9C%E5%AE%89%EF%BC%9A%E5%A2%83%E5%A4%96%E5%AE%97%E6%95%99%E6%98%AF%E3%80%8C%E6%B8%97%E9%80%8F%E3%80%8D%E5%92%8C%E5%A8%81%E8%83%81%E4%B8%AD%E5%9B%BD-41757.html

湖北咸宁一教会牧师等人唱赞美诗被公安带走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龙

湖北省咸宁市锡安教会牧师徐世珍和女儿等近十位信徒,9月13日在市内嫦娥广场举行聚会活动,被咸安区宗教局副局长杨海军和公安以“非法聚会”为由,,将其中三人带到派出所传唤多个小时。


咸宁锡安教会牧师徐世珍的女儿9月14日告诉记者,前一天晚上,该教会信徒徐玉清、牧师徐世珍等人,在该市咸安区嫦娥广场唱赞美诗时,区宗教局局长杨海军等人上前阻止,并招来派出所警察,把她和母亲等三人带到派出所。她说:“昨天,杨海军,他是区宗教局的副局长,他一直跟踪我们,已经好几天。昨天他在嫦娥广场,叫来永安派出所的公安,到(聚会)现场,刚好有一位弟兄唱完一首诗歌,他说我带着一群人在那里非法聚众。杨海军冲入人群指我是主讲者,然后把我和我的母亲(徐世珍牧师)带到派出所去”。

徐世珍的女儿还说,区宗教局副局长杨海军叫派出所公安当场没收他们的音箱等设备,更扬言要把聚会人员拘留。当她们母女俩被带到派出所后,还抢夺她的手机。她说:多年前,杨海军就骚扰她们聚会:“杨海军在七年前,在我们当地做混混出身,曾带着一帮混混,到我们教会把奉献箱、门、锁砸掉,他还告诉我们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有违法行为”。

锡安教会有信徒数十人,因举行宗教活动而受到当局压制。今年8月23日,宗教局人员曾登门向徐世珍牧师出示一份告知书,指聚会者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责令其停止传教活动。

在当地传福音已经38年的徐世珍则认为,信徒聚会符合中国法律,并无不妥。她说,曾质问区宗教局副局长杨海军:“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要怎么做,他说我做了又怎么啦,你去告我啊。我说你什么要逼我去告你,你不能这样逼迫我”。

徐世珍牧师曾经是当地红桥教堂的牧师,2012年4月,该教会信徒自筹数十万元兴建的教堂,遭到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和宗教部门抢夺,教会的奉献箱被砸毁,教堂里的门锁被更换。其后,红桥教堂被官方人员占据,两百多名信徒被赶走。目前,徐世珍非常担忧在当局严厉的打压之下,信徒们无处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咸宁市咸安区宗教局局长周娟(左)与副局长杨海军(右)到信徒家,阻止聚会

河南夏邑一家庭教会书院被查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郭店乡朱庄村一家庭教会,创办的基督教书院,今年7月被当地公安及宗教部门查封。当局指该教会向儿童灌输基督教是“洗脑”,将电脑等宗教用品没收。据该教会信徒称,该教会成立二十多年,有信徒数十人人。


河南商丘市夏邑县郭店乡朱庄村一家庭教会,设立的一所家庭式书院,今年七月被当地政府宗教部门和公安联合查封。该教会信徒朱女士9月14日接受记者查询时证实,两个过月前,他们为培养儿童品德所设立的神学班被查封:“在我们家办了一个主内书院,有十几个孩子在一起学习,大多数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在这里上圣经课程和一些教材上的课程。在暑假的时候,派出所和县里的国保大队,问我们乡和村委会,他们(基层官员)把国保带到我们家,然后把我们的书等都带走了”。

据信徒称,除了宗教书籍,公安还带走电脑等用品,还指教会在给儿童“洗脑”:“在7月份的时候,教会东西都被带走了,他们(公安)就说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举办神学班,说我们在洗小孩子的脑子,从小给孩子灌输信仰,(书院)就被查封了”。

朱女士说该教会成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信徒三、四十人,都是该村村民。他们每周举行一次聚会。她说:“我们教会成立二十多年,就是家庭教会,没有给教会起名字”。

该教会信徒称,自从书院被查封后,公安再未登门提出新的要求。

近期,中国各地家庭教会持续受到政府方人员骚扰,包括责令停止聚会或调查教会负责人家庭情况,并要求教会交待资金来源及有无海外关系等。许多信徒认为,当局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国法律,而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宪法有关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相抵触。记者致电郭店乡政府办公室,但电话无人接听。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新《宗教事务条例》让宗教信仰“中国化”?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在中共党报发文表示,新修订的中国《宗教事务条例》是为应对境外宗教渗透以及宗教极端思想蔓延而制定的。但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的新条例是为了强化对一些宗教及其信仰者的管控和打压。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左安9月12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新修订的中国《宗教事务条例》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宗教领域出现的许多新情况而制定的,对推进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指出,当前外国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渗透、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网络宗教问题开始突出,宗教商业化乱象普遍、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宗教组织与有关方面的利益纠纷频发等。因此,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从立法层面做出必要调整是必要的。

新修订的宗教《条例》增加了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不得宣传和支持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等规定。

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就此表示:

“宗教本来就与政府不相关,而且中国的各种宗教都日趋表达出想脱离政府的强烈愿望,政府对此十分害怕,因此靠新条列加大监管和打压。”

据路透社9月12日发自北京的有关报道,中国政府宗教管理局长局长王左安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宗教渗透威胁和极端主义的蔓延。

王左安星期四在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新修订的《条例》将有助于保持宗教信仰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让宗教信仰“中国化”。中国官员经常用中国化这个词来表示,使各种宗教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关注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负责人傅希秋认为,中国新的宗教条例将加强对基督教地下教会、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的监管和打压:

“新条例对许多纯粹是属于宗教的事务都加强了干涉,加大了公权力对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管控。”

路透社的报道说,在中国大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几乎被完全禁止。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出现宗教复兴。

据中国官方估计,中国各宗教信徒的总数大约是一亿人。但有宗教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实际的宗教信仰者人数可能数倍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宗教团体没有登记注册。

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宗教机构都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但许多宗教信徒更倾向于参加非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例如,很多中国基督徒在“地下”或“家庭”教会聚会。

(记者:希望;责编:嘉華; 网编:李想)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牧师王怡出境遭拦截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四川成都基督教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牧师王怡,9月12日在成都机场打算前往香港时,被边防人员阻止出境。他随行的妻子蒋蓉未受阻挠,顺利抵达香港。这是王怡牧师首次被当局限制离开中国。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和妻子蒋蓉,9月12日打算前往香港参加基督教“三化异象”研讨会,但在成都机场出境时被当局拦截。中国基督教牧师战刚13日对记者说,王怡牧师被禁止出境的消息,在信徒之间热议。他说:“王怡牧师说和他的妻子去成都机场的时候,一路上前后都有警车跟随。然后他们在机场被拦截。王怡牧师被告知不能出境,而他的妻子到了香港,但他被公安送回家”。

秋雨之福教会一位信徒用书面文字回复记者查询称,当天早上7点,王怡在机场海关遭多个部门的执法人员拦截。其后,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的国保将王怡带到东坡派出所,滞留一个半小时后放人。王怡称,警方称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禁止他出境参与宗教活动。王怡则要求警方提供书面材料,但警方称,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因此没有任何书面决定。

王怡曾询问公安,禁止他出境,有无正当理由和时间限制。警方的回答是“只知道今天不允许出境,其他的不知道”。

在香港举行的“三化异象大会”由北美中国福音会主办,为期四天。王怡牧师将在会上发表讲话。王怡上次是在2015年举行的“三化异象大会”上担任讲员,当时有1800人与会,出席者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

据分析认为,这次王怡牧师被禁止出境,与不久前在网络上发表《我对新“宗教事务条例”的五个立场》的评论有关。他在该评论中认为,新的宗教条例是与数千万公民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为敌的非法之法,也构成对宪法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和否定等,并称,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这一条例的合法性及实施。

记者13日多次致电王怡的手机,但无人接听。

战刚牧师批评成都公安不准王怡牧师出境参加宗教活动,违法相关法律。他说:“这显然是违反国家现行的法律,因为公民出入境时自由的。王怡牧师出境又不是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他只是去传扬上帝的话语。受到这样的对待,显然是不公平的”。

秋雨之福归正教会有徒超过一千人,在成都颇有影响力。8月17日,青羊区宗教局官员张主任及另两位执法人员约谈王怡牧师时,曾指该教会未经宗教部门登记,不是正规的宗教团体,而教会的聚会点也是“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停止聚会。王怡要求官员出示书面告知书,但对方并未提供。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中国各地全面收紧对基督教及家庭教会控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各地政府全面收集对基督教教会的控制,非官方认可的家庭教会更被要求停止聚会。广州一家庭教会信徒告诉记者,他们受到公安警告,要求停止聚会。温州牧区的中小学教师向学生家长发出短信,不准学生参加教会安排的活动。湖北鄂州燕矶镇教会的多名信徒,十天前再被殴打。


中共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政府进入“全面维稳”状态。各地基督教教会也被当局排查摸底,大有取缔家庭教会之势。广州一家庭教会信徒数日前披露,当地不少家庭教会负责人被公安约谈,甚至登门告诫不准聚会。

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说:“警察今天又给我打来电话,不让我聚会,把我气得够呛,我对这些人没办法。又让我写保证书。今天又有一些街道办的人,到我们两个堂去拍照片。又说是检查消防,也有宗教局的人打电话来说,星期五要找我谈话”。

在浙江温州牧区,当地政府官员,除了要求教会停止带青少年进去教堂或参加教会举办的活动,同时也责令中小学校方通知学生和家长,不得参加主日学等教会活动。

当地一位信徒李女士对记者说,当地官员要求教会禁止青少年参加教会活动,学校老师也向家长发出通知:“温州很多教会主日学都不让办,不让小孩子和未成年人参与教会的活动。还有很多学校里面的老师,也在群里发消息,叫老师通知孩子,不要参加宗教活动”。

对华援助新闻网8月23日曾报道,湖北鄂州燕矶镇家庭教会数十名信徒,8月22日进行家庭聚会时,当地政府出动二十多个无业游民,殴打近二十名信徒。一周后,该教会再有信徒因参加聚会而遭到殴打。

该教会郝志娓牧师说,信徒再次被打事件发生在8月29日:“上次(8月22日)打了很多人之后,接下来的礼拜二(聚会日),(政府雇员的人)又打了五、六个人。后来这两个礼拜,那些地痞流氓没有出现。但是聚会点的房子,房东还是不给开门”。

另外,江苏徐州等地的基层政府,8月下旬起,对当地基督教家庭教会逐个摸底,并登记教会领袖的家庭成员资料。继9月9日议堂镇华人归主教会之后,汴塘镇一家庭教会负责人也被官员要求填写“基督教地下教会骨干(负责人)情况登记表”。

当地政府对该教会的解释,是为了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对辖区内基督教“地下教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查询。

据信徒称,政府人员到教会调查,往往以“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检查照明、电器线路、灭火器材、安全通道”为理由,动辄以“消防安全设施不合格”而关闭教会。目前,已有不少教会因担心聚会将受到报复,已停止家庭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徐州大泉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登记信徒资料

【李明哲救援大队声明】 不是「叛乱「而是」乱判」,李明哲应无罪释放

2017年9月11日

台湾社运工作者李明哲,在被中国政府秘密关押176天后,今天9/11终于再度出现在他所爱的家人和关注他的世人眼前,在中国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然而,这场表演性十足的「审判」,非但无法为李明哲定罪,反而再次唤起了台湾民众对过去戒严时期滥用「叛乱罪」以言治罪的白色记忆。

以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严苛法律,将和平批评政府,倡导普世价值的网络言论,指鹿为马地,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证据----这就是今天在中国法院上演,让全体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眼睁睁看到的荒谬剧情。中国加于李明哲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台湾戒严时期以言治罪的「叛乱罪」如出一辙。走过白色恐怖,认同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民,非但不会被这场法庭大戏愚弄,更将看穿中国领导人口中「依法治国」的虚罔。

今天的审判过程充分表明,李明哲和他的中国友人仅仅涉及以和平的言论关注及鼓吹中国人权及民主,从未进行任何暴力或武装行为。而宣扬民主人权,组织结社均属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不该不了解行使基本人权绝对不是犯罪。中国在法庭上所举出的「罪证」,包括发贴文四十条,组织社交媒体群组,都是人民行使基本权利的合法行为,应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的保障。

在本案法律程序方面,除了长期秘密拘押,未依中国刑事诉讼法通知家属,未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选任律师辩护的权利等问题之外,我们特别要争执的是中国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基础。中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李明哲并非中国公民,今日在法庭上被控的行为,包括参加社交媒体群组,批评中国政府,倡导多党民主等等,即便属实,在台湾也无一构成犯罪,因此,中国法院对该等行为并无管辖权,必须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本人在没有有效法律支援情况下被迫认罪,并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争议。如果坐视中国政府以台湾法律所不处罚的行为对台湾国民定罪,将来所有台湾国民在台湾所实施的合法行为都可能受到中国恶法的处罚,这是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的事。

我们相信,一个政权要维持稳定,不是靠抓异议人士,不准人民批评,给批评者胡乱定罪监禁就可以做到。台湾过去戒严时期,从雷震案到余登发父子案,也是这样对待异议人士,但最后只会迫使人民愤而起身反抗0.30多年来,台湾已经由威权走向真正民主,中国领导人若重蹈国民党的覆辙,终将自取灭亡。

我们在此要再度呼吁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宪法及国际人权法保障言论结社自由的原则,无罪释放李明哲。我们也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为全体国民主张权益,对两国间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争端做出严正表态,以免所有台湾国民沦于中国刑事管辖。

!李明哲救援大队吁请台湾人民一起做李明哲的坚强后盾9月17日,请大家将愤怒化为行动,共同参加声援李明哲人体排字行动,向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发出我们的要求:

李明哲无罪!
立即释放李明哲!
释放所有被关押逮捕的和平异议人士!

【中国!免费李声援李明哲人体排字行动】
日期:9/17(日)
时间:1500〜1700
地点:中央艺文公园(台北市北平东路30号正对面草坪)
报名网址:HTTPS://goo.gl/HLqsEm
活动专页: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956759441227953

王怡 :我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三个意见

2017-09-12

第四届香港三化异象大会上宣读的声明

摘录

教会和神的仆人,必须为着这样的传讲,反复地、多次多方地承受代价,甘愿接受政府的逼迫和武力的控制。教会说服任何一个政权敬畏上帝的方式,就是以顺服和受苦,来胜过刀剑和强迫的力量。直到刀剑与强迫,在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面前,一次次显出它的无能,一次次走向最终的败亡。

第一,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神学意见。
任何一个时代的局势,都不取决于它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任何指标,而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世代与主基督的福音的关系。任何一国之政府与散居在该国的基督教会的关系,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将来的关系。并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上帝永恒的国度与一个短暂的地上政权的关系。如诗篇所言,“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诗33:10)。

一国之政府,对待神的教会和神所设立的仆人的举动,都是一个宇宙性的外交事件。政教关系,在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外交关系。地上的政权必须意识到,任何政权都是短暂的,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任何领袖都是要死的。这样,国家的法律和行为,才会有最起码的谦卑,在短暂之上,敬畏那更高的、永恒的统治;在有限之上,敬畏那完全和至高的、掌管一切灵魂的权柄;在必死的命运之上,敬畏和仰望那永远的、被救赎的生命。

教会在任何政权下,所传讲的福音,都应包括上帝的律法对该国政府及其一切权力的、充满怜悯的警告。教会必须对外宣讲,一切权力都属于上帝,也来自上帝,得到了上帝的许可,也接受上帝律法的限制。教会必须告诉在上的掌权者,废王、立王的权柄和时机,在于耶和华。教会尤其有责任,警告那些逼迫和限制上帝子民的信仰自由的政府,它们正在得罪一位至高而公义的上帝。它们的行为,正在为自己堆积地狱的烈火。教会必须有勇气向一个作恶的政府宣告,上帝已经按着祂的大怜悯,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预备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救赎之路。就是神为世人舍弃了祂的儿子,使教会的元首和君王耶稣,在人类史上最强盛的政权——罗马帝国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自己全然无辜的血,洗净了一切信祂之人的罪。

教会必须反复地、多次多方地告诉中国政府,福音的传讲和对耶稣的敬拜,是对一切政府权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限制。政府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自由地、和平地宣讲这个福音,政府不能对此施加任何干预,而必须将信或不信的结果留给每一个公民的良心。政府也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的集体敬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地上短暂政权的权力,不能干预、限制和取消这一永恒的自由。否则,整个政权及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恶人,都必将承受上帝真实而可怕的审判和诅咒。

教会和神的仆人,必须为着这样的传讲,反复地、多次多方地承受代价,甘愿接受政府的逼迫和武力的控制。教会说服任何一个政权敬畏上帝的方式,就是以顺服和受苦,来胜过刀剑和强迫的力量。直到刀剑与强迫,在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面前,一次次显出它的无能,一次次走向最终的败亡。

第二,对时局的具体意见。

据此,我必须宣称,中国政府对待主基督的教会的态度,是邪恶、野蛮而粗暴的。并且,最近几年来,这一邪恶、野蛮而粗暴的态度,正在加剧和变得越发刚硬。这一态度,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和整个政权,陷入越来越大的危机之中。换言之,加紧对基督教会的逼迫、限制和打压,不但不能缓解政治的压力和危机,反而是诸多社会危机积重难返的根本的、和属灵的原因。

我必须指出,中国掌权者的下列举措,不但不可能得到一切向主忠心的教会和信徒的认同,并且无论一时之间如何看似有益,若不悔改,停止,敬畏那位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们终将遭受到上帝对这个政权无情的和可怕的报复,上帝必按着教会所遭受的苦难、藐视和压力,加倍地击打在恶势力的身上,使这个时代的繁华和强盛,一夜之间如水冲去,化为烟云。

1、中国政府自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不断强调和推行“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国策,强化意识形态上对基督教会的控制。这一做法的实质,是意图重新树立一种“国家宗教”,使整个政权处于与基督敌对的状态。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指出,这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会的宣战,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对教会的态度上,倒退到了接近于文革的时代。

2、中国政府近年来努力推行和扶持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以及对“政主教从”的中国传统的强调,以及因此而来的拆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在教堂内外安装摄像头、“五进五化”等政策、以及对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教会教育的打压等,都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不但全面违背了中国宪法、赤裸裸地取消和侵犯基督徒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是一系列直接向基督宣战的敌对行动。

3、中国政府近日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了上述两个层面上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一是意图以打压教会来重树“国家宗教”,二是意图以国家强力来扭曲基督教信仰。这部恶法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失败。因为国家全面改革的失败,必然首先呈现为政教关系的失败。而政教关系的恶化,将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这部控制宗教的“自我宗教化”的恶法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这个政权若不悔改,改变它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这个政权就已进入了或长或短的最后的历史阶段。

第三,对教会使命的具体意见。

在这样的时局下,教会的首要使命,是放胆无惧,无论得时不得时,积极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不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后退,而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向前。不是以前公开聚会的,现在转入秘密聚会。而是以前秘密聚会的,要赶紧转入公开聚会。公开聚会的,要加快建立新的教会,培训更多忠心的仆人。教会必须为逼迫和复兴的来到,预备承受代价,重新走上家庭教会的前辈们所走过的十字架道路。

其次,教会必须守住基督国度和大使的位分,以属灵的外交关系,来面对国家对教会的敌对态度。教会应明确拒绝接受《宗教事务条例》的管辖和权柄,勇敢宣称这是一部违反圣经和违反宪法的恶法。在这部恶法面前,如彼得和众使徒一样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为此,我呼吁,一切以各种理由仍然留在三自系统中的神的仆人和上帝的百姓,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勇敢地离开埃及法老的辖制,尽快地,迫切的,和坚决的离开三自系统吧。为此不惜付出舍弃教堂、舍弃工作的代价,因为这是主喜悦的,是好得无比的。我也必须向神在中国的百姓发出警告,当这个政权向着主的教会举起刀来的时候,以任何理由留在三自系统内、与这敌基督和出卖弟兄的罪有份的人,都难免上帝的遗弃和公义的审判。

最后,感谢主基督,因为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和国家的惩罚。中国政府对上帝的无知和对教会的侵犯,并非单单出于政府工作人员本身的罪恶,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共同体的罪恶的必然反映。我们每一位中国的基督徒,也都在这一罪恶的结构和机体当中。因此,教会的使命,是为了这个国家公开而真诚的悔改,替我们的同胞和统治者向上帝祈求祂的怜悯,好叫祂的审判,因着祂的怜悯而被推迟,甚至因着中国的悔改和复兴,而后悔不降所宣告的灾祸,也未可知。

我更加赞美主,因祂将在基督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赏赐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好叫教会有机会与全社会一起承受时代的危机和来自强权的压制,而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因着教会在死的形状与基督联合,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动,以至于信靠耶稣的人,将因着今天一大批中国家庭教会甘心走上的十字架道路,而多得数不过来。

愿荣耀归给三一上帝。愿神的恩典临到黑暗悖谬的中国社会。

2017年9月12日

王怡被禁来港主领聚会

报道:本刊记者/ 2017年9月12日

【时代论坛讯】四川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王怡牧师今早约七时从成都机场出发到香港参加一个聚会时,在过内地海关时被带走,其教会呼吁为王怡代祷。据今天下午的消息表示,王怡现时已回到四川家中,惟未知出境限制会维持多久。

据悉,王怡原本将于今日起参与由北美中国福音会在香港主办,为期四天的「三化异象大会」,并担任大会讲员。消息指,今早六时多王怡牧师与蒋蓉师母出发时,一路上前后都有警车,王怡在海关被带走后,蒋蓉师母被有关方面告知王怡不被允准出境,而蒋蓉则按原计划行程出发,呼吁为两人代祷,求主给他们内心平安和力量。下午,有王怡的消息传出指他在九时已回到家中,指警方告知根据出入管理办法,禁止他出境参与宗教活动,但未有提供书面决定。当王怡查询警方禁止他出境的理由及时间限制时,警方只告知今天不允许出境。消息指,蒋蓉师母已前往香港参与会议,王怡会请她代表于会上宣读一份声明。

王怡近日在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后,于网络上发表署名文章<我对新“宗教事务条例”的五个立场>,认为新条例是与数千万公民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为敌的非法之法,也构成对宪法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和否定等,并指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这条例的合法性及实施。文章发表不久后,在微信上已被禁。

北美中国福音会在九月十二至十五日在香港举办第四届三化异象营会,题目为「归正信仰与三化异象 - 记念改教运动五百周年研讨大会」,讲员包括王怡牧师,陈佐人牧师,洪予健牧师,赵莉传道,钟越娜师母。

陈佐人:毋须过份反应

同为大会讲员之一的陈佐人牧师,今早接受本报访问表示他也收到同一代祷消息。他对消息表示遗憾,希望王怡尽快获释,但认为这也是一早可预计的情况。反而是一些信徒在收到消息后大惊失色,不知所措的反应是不太成熟,他指很多时这类拘留对家庭教会的信徒领袖是短时间内便会释放,已成常规动作,也不用觉得是「天跌下来」,有太惊慌的反应。

第二方面,陈佐人预计教会群体会产生很多政治分析的反应。但他指王怡被拘留是能预计,之前也有不少迹象,例如早前传出其教会被停止聚会。因此,在趋势上能。看到他是被锁定人物如果知道这趋势及拥有政治分析的常识,便知道是大势所趋,不需要过份反应,和宗教自由等过份挂钩。

他预计此事对大会造成行政方面的问题,但不难解决,他认为大会会继续进行,也没有必要取消。他认为教会内一听到这类消息,总是过份敏感,这是未必需要的。

据陈佐人所知,今次参与聚会的信徒也不多。但他指出,对于北美机构用香港作聚会地方的做法,随着时代改变,相比以前已是没有市场。「现在网络时代,是否还需要坐火车来参与这类聚会,而听的还要是内地讲员?」撇开政治,神学的原因,这类大型聚会的成效和如何举行,是需要考虑。他指出例如上次的派博(约翰福音派)到港主领聚会都只有三千人参与,与以往不能比拟。「在科技时代,要坐火车,飞机来参与一个特会,这多多少少也有点过时。」所以他认为也不用全部都算在政治和神学上,时代改变也有影响因素,需要辨识。

(15时19分更新内容)

来源:香港时代论坛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2560&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中国政府强化对宗教的管制

中国国务院9月7日公布新修订的中国《宗教事务条例》。有评论认为,这一新《条例》以国家安全为名,强化了政府对宗教的防范和监管,严禁并惩处未经许可的宗教活动。

中国国务院网站9月7日发布消息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 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宗教事务管理,加强对宗教财产的监督管理、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等。

关注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负责人傅希秋就此评论说,中国的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违反了中国宪法保护宗教自由的规定,并强化了政府对对宗教事务的管控和打压:

“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与2005年的相比更严格,甚至临时安排的宗教活动,今后都需要得到至少县级干部的许可,申请许可的程序也变得更难,打压的力度也加大了。”

据路透社9月7日发自北京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务院当天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是对2005年的条例进行修改制定的。条例以强硬措辞表示,在中国面临宗教组织威胁的情形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报道说,虽然无神论的中共声称保护宗教自由,但中共当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严密管控,只允许官方认可的宗教组织在大陆运作。

条例对网上宗教讨论、宗教集会,以及宗教团体的财务、修建宗教建筑等都加强了监管;严格限制未经注册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包括禁止未经注册的宗教组织传道,和不许出国参加宗教训练或聚会等。

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中国新的宗教事务条列评论道:

“中国新的宗教事务条列,是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法律化了,并加大了打压力度。”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将国家管控的范围延伸到宗教学院的设立和注册、集资、使用资金以及税务等;禁止大陆宗教组织接受来国外组织或个人的捐款,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捐款必须上报政府有关部门等。未经许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将被罚款10万到30万元。

而2005年的宗教条例规定,未经许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仅受到罚款其活动经费1到3倍的处罚。

(记者:希望;责编:嘉華 网编:瑞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nu-09072017104906.html?searchterm%3Autf8%3Austring=%E5%AE%97%E6%95%99%E4%BA%8B%E5%8A%A1%E6%9D%A1%E4%BE%8B

笑蜀专栏:李明哲案起诉书涉嫌严重违宪

震惊中外的李明哲案,昨天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此案风闻已久,不得其详,也无力太多关注。但昨天一审开庭后,随即电话,微信私信纷至沓来,都来自关心我的朋友我才知道,此案居然与我有涉:。李明哲案祸因之一,即是李明哲诸人组织学习了所谓「笑蜀文件包」检方起诉书对这所谓「笑蜀文件包」的定性是」攻击国家制度」,列为重要罪证。

朋友们来电来函,当然都是关心我的安危,提醒我当此风急浪高之际,千万小心。感谢朋友们的好意。但没办法,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本无意就李明哲案发言,但既然涉及我,我就只好出来说道说道了。

所谓「笑蜀文件包」到底有何内容,起诉书秘而不宣。为什么不公布?我以小人之心揣度,肯定是不便公布。他们不说我来说,我认为所谓「笑蜀文件包」,无非我公开发表的言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1,“历史的先声 -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2,“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及以「围观」为主题的系列政论时评。我相信不会超出以上范围。
如果是这样,不难断言,李明哲案起诉书涉嫌严重违宪。

第一,“历史的先声 -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系史料集,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所收文字,全部出自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新华日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公开著述,内容是抨击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并向全国人民承诺自己将兑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文字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即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原因之一是其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这承诺得到了人民拥护,最大限度孤立了国民党政权。这是中共建政之初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今天把传播这些文字定性为「攻击国家制度」,并列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毫无疑问,是对中共建政之初的合法性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中共自己的彻底背叛。当然更不用说,以言论传播定罪,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

第二,“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是我给南方周末撰写的社评,发表在我主持的南方周末社评栏目「方舟评论」,时间是2010年1月14日。其后我撰写的以「围观」为主题的系列政论时评,都是此一社评主旨的深化和延展,无非是强调公民要勇于践行自己的宪法权利,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监督和制约公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把这样的言论定性为「攻击国家制度」,可笑之至,同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

起诉书悍然把公民对政府的批评定性为「攻击国家制度」并予定罪,实际是给公民的批评言论贴上「攻击」的标签,以此来拒绝公民的批评。这种深文周纳,这种无限上纲,这种无所不用其极,更是典型的文革笔法。这种文革笔法居然出现于堂堂法律档之中,这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羞辱,更是对作为他们所称的「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的国家法制的公然羞辱。

对李明哲案的审理,官媒称作是「依法治国」的经典案例环球时报更在12日发表社评:“李明哲案教台湾人自觉遵守大陆法律”官媒尤其环球时报真不怕出丑,真不知世上尚有羞耻二字他们还​​好意思提「依法治国」还好意思提「自觉遵守大陆法律」他们假装忘记了,早在几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反复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离开了依宪治国,哪来什么依法治国?执法者公开否定和羞辱堂堂宪法,哪来什么依法治国?

显而易见,李明哲案起诉书是一份涉嫌严重违宪的起诉书,在此我必须呼吁:追究相关部门和相关负责人的违宪责任。

*作者为中国公知,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来源:风传媒http://www.storm.mg/article/329778

江苏徐州排查家庭教会 教会负责人须填表登记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江苏徐州等地近期展开排查家庭教会行动。该行动对当地基督教家庭教会逐个摸底,并登记教会领袖的家庭成员。当局将非官方认可的教会称之为“地下教会”。9月9日,邳州一家庭教会负责人被当局要求登记个人及家庭成员概况。信徒担心随着政策进一步收紧,家庭聚会愈来愈艰难。


江苏省徐州市各地方政府十天前开始排查家庭教会。徐州下辖的邳州议堂镇一民间教会“华人归主教会”牧师魏哲兰,9月9日被当地镇政府官员要求填写一张名为“基督教地下教会骨干(负责人)情况登记表”。填写的内容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教会名称、教会内职务、身份证号码及对政府态度等。除此之外,还需填写“家庭主要成员概括”,如姓名、年龄、职业、信仰及居住地。

魏哲兰牧师9月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她不知道镇政府官员要求他登记填表的真实意图。据官员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出现假教会:“我也不知道,他(官员)说恐怕有假教徒,假信徒来教会做礼拜,来骗人。我们就几个人(聚会),我们素来就是信耶稣的。他说恐怕有假基督徒。我当时正在家里,他们叫我去镇政府,我就去了。他说你这个教会给你立案了,还叫我签字”。

在该表格的“说明”中,称该教会所属组织所在活动点是否隶属某非法组织,有无违法记录以及是否愿意脱离原组织,纳入“三自”管理等。

据当地信徒称,其它各镇的家庭教会负责人也被要求在该表上登记。

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办事处也于近期展开对家庭教会的摸底调查工作。据徐州市贾汪区统战部网站8月28日报道,大泉街道办根据区基督教地下教会调查摸底工作方案要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区内基督教地下教会进行逐个调查摸底,主要摸清聚会点场所、负责人、传道人(骨干)、聚会人数情况、资金来源以及对外交往情况及发展趋势等,并现场做好记录,及时上报。

该报道还称,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的情况,组织人员本着疏堵结合、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纳入管理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私设聚会点,通过登记一批、合并一批、过度一批、取缔一批的办法,对存在的私设聚会点进行有效的治理,规范基督教活动,维护基督教领域的稳定。

华人归主教会已成立十多年,有十多位基督徒。魏哲兰牧师称,三自教堂距离他们住处有数十公里,往返不便:“太远了,不能去,我都六、七十岁了,没有办法上那里(三自教堂)去,路远了,有几十里路。我也不是怕‘三自’(官方教堂)”,有其它的教会不让做礼拜,说有假教会,不让信教。我们信耶稣的去‘三自’也是信,在家里也是信”。

记者:你们教会有多少人?

回答:十二、三人。

据徐州信徒称,部分家庭教会也受到类似教会负责人登记表,他们非常担心随着政府政策收紧,未来聚会越来越艰难。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失踪的高智晟已被送北京 关注人士担心他再遭酷刑

转自明镜网

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证实,从陕西榆林农村老家失踪20多天的高智晟,已经被当局押送到北京,此外并无高智晟的进一步消息。关注人士担心他到北京后再次遭受酷刑。


耿和7日在推特上披露:6日她给榆林老家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打电话问高智晟有没有新的消息?大哥说:“消息有了,政府我找上了,就说是把他带回北京了,是头两天的情况。”

另据消息称:山西民主人士邵重国、李发旺,因高智晟失踪期间在网上寻找高智晟而被当局拘押。

维权律师高智晟自从新疆沙雅监狱出狱后,三年来被中共当局软禁在陕西榆林农村他大哥家的窑洞里。8月13日早晨家人发现高智晟失踪,海内外高智晟的关注者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公布高智晟的下落,20多天后,家人被告知高智晟已押送到北京。

分析人士认为,高智晟失踪和被押送北京,相信是与高智晟在老家被软禁期间,继续写书和发表文章揭露中共的恶行有关。高智晟在他的著作《2017,起来中国》中断言,2017年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局。当局再次让高智晟失踪,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要高智晟噤声。

在旧金山,高智晟一家的友人和高智晟的关注者担心高智晟被押送北京后再次遭受酷刑,他们要求当局公布高智晟到北京后人在何处,允许高智晟与家人通讯,让家人和关注者知道他是否遭受酷刑。

现年53岁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参与基督徒受迫害案、陕北油田案和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并多次发表致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此从2006年起,他多次被当局绑架、失踪、施以酷刑和被判刑。2014年8月7日刑满后被继续软禁。

在高智晟被绑架失踪期间,耿和带着一对子女于2009年1月逃离中国。

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

簡評2018年2月1日要施行的《宗教事務條例》: 借法嚴控和家庭教會要面臨寒冬的試煉

蔡少琪

2017年9月8日

A. 嚴厲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頒布,並將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8月26日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宣告了修訂後的《宗教事務條例》將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簡稱為《2018宗教事務條例》】修訂的《2018宗教事務條例》的基本內容和精神與2016年9月8日發出的送審稿【隨後稱為《2016送審稿》】基本一樣。[1]海內外許多對《2016送審稿》批判的聲音都沒有採納,《2018宗教事務條例》將比《2005宗教事務條例》更嚴厲地將宗教事務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就基督教而論,傳統的家庭教會的“灰色地帶”或“法律容許空間”基本上會完全被扼殺。家庭教會有組織和集體宗教活動、宗教教育、出境宗教活動空間都在條例的層面上被完全扼殺。從此以後,政府相關的各部門可以更容易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理由,去禁止、取締或懲罰各種家庭教會集體宗教信仰活動,並其與各地交流的宗教活動。中國正式進入“依法嚴控”或“借法嚴控”宗教的時代。中國教會(特別是家庭教會)會面臨一個極為嚴峻的寒冬和試煉期,甚至取締期和衝突期。

B. 官方對《2018宗教事務條例》的說法
人民日報在2017年9月8日公佈了新的《宗教事務條例》和相關評論,包括評論員文章,在當天的01、02和17版。其中包括評論員文章〈宗教工作法治化邁上新臺階〉、〈李克強簽署國務院令:公佈修訂後的《宗教事務條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就《宗教事務條例》修訂答記者問〉和〈宗教事務條例〉(全文)的四篇報導。[2]

在頭版的評論員文章〈宗教工作法治化邁上新臺階〉裡,評論員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宗教工作,將宗教工作擺上更加重要的議事日程。去年,黨中央、國務院在時隔15年之後,又一次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評論員進一步說:「對於宗教界來說,遵守《條例》,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開展宗教活動,是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前提和保障,是對他們最大的保護。」文章提出一個最近的新關注:「新修訂的《條例》更好體現了促進宗教關係和諧,切實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的原則。宗教不是法外之地,宗教活動也要受到法律約束。」並提出最近常宣告的幾個原則:「新修訂的《條例》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犯罪”這一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在〈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就《宗教事務條例》修訂答記者問〉一文中,人民日報報導了官方的分析。首先:《條例》修訂的著重點是什麼?官方的回答是:「《條例》修訂主要著眼六個方面,具體來說就是“兩維護”“兩明確”“兩規範”。兩維護,即維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兩明確,即明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資格和宗教財產權屬、明確遏制宗教商業化傾向。兩規範,即規範宗教界財務管理、規範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

就海內外關注的基督教信仰交流層面,特別是與家庭教會的交流層面,在所謂的「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方面」,文章指出有幾方面的新條例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第四十一條規定非宗教團體、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動場所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不得組織公民出境參加宗教方面的培訓、會議、活動等;第四十四條規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傳教、舉行宗教活動、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第四十八條明確了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的禁止內容。」特別在「規範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方面,文章強調:「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近年來,互聯網逐漸成為宗教傳播的重要管道,網上涉及宗教的各種不規範現象和違法活動也呈增多態勢,尤其是宗教極端思想通過互聯網傳播,給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嚴重威脅,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必須納入依法管理。」

《2018宗教事務條例》更在《2016送審稿》的基礎上,增加了幾段關鍵的用語,包括「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

評論員文章最後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和「迎接黨的十九大」兩個當今中央最大的關注:「我們要把思想統一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宗教工作形勢的重大判斷上來,把行動統一到中央關於宗教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以貫徹落實新修訂的《條例》為契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進一步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準,切實維護宗教領域和諧穩定,更好組織和凝聚廣大信教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C.對比《2016送審稿》的幾個較為重要的改動
《2018宗教事務條例》對很多海內外的批評建議都沒有採納,相反卻在細節裡加強了黨國路線的掌控性。這裡,我們先列出幾個較為重要的增減。

首先,在第一章的總則裡,《2018宗教事務條例》加了一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這很明顯是按照2016年4月22-23日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講話的重點,而加上的用語。

第二個重要的增添是在第四條一款加增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句語。這句話是江澤民在1993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開始提出的,後來在不同場合被多番採用,這種以黨為中心的宗教思想的用語,第一次正式放在國家的宗教條例上。[3]《2005宗教事務條例》沒有加上這句,《2016送審稿》也沒有提出的,但在《2018宗教事務條例》,這句正式成為國家宗教條例內容的一部分。

第三個重要的增添是在第四條二款,就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2012年11月,胡錦濤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提出這方面的觀念。胡錦濤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宣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宣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宣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堅持正確導向,提高引導能力,壯大主流思想輿論。」[4]2013年12月23日,新華社報導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內容。[5]文章特別提到:「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基本遵循。」習近平也常用這個表達,包括提醒內地的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6]在人民網更有一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專頁。[7]但讓習慣西方政教分離思想的宗教人士所關注的,就是,這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對像是「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邢福增就立刻表達出這類的憂慮:「更令人憂慮,會否成為對宗教自由的幹預,甚至損害了宗教信仰的本質。」邢福增進一步指出2013年的《意見》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點全面融入國民教育,建立起「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教育網絡」。現在,《2018宗教事務條例》也將宗教教育納入這個網絡內。[8]這實在讓人擔心,在未來歲月,中共會否加強一個觀念:就是「愛教」的人,也必須要「愛黨」;正如一位中國馬克思主義教授曾說:「愛國就要愛黨,反共就是禍害中國;愛黨與否,是每個中國人是否真愛國的主要衡量標准。」[9]

其他細節方面,有兩個改變是特別值得留意的。首先在第四條的第四款,在《2016送審稿》提到「不得宣揚宗教極端主義」,但在《2018宗教事務條例》則擴大為「不得宣揚、支持、資助宗教極端主義」;這表示不單前線宣講員被官方看為是宣揚宗教極端主義時,是有罪責之外,這修改之後,就是背後資助的或有官方認為是某些支持的人也有罪責。這定義的牽連性十分籠統,且非常廣泛。

其二,對官方看為是非宗教群體的關注的組織,從「非宗教團體、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動場所」,再擴大到「非指定的臨時活動地點」。在第四十一條更特別提到 “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從《2016送審稿》到《2018宗教事務條例》,當局對宗教教育培訓的高度關注是明顯的。這關注也在第四十四條表達出來。《2016送審稿》針對是“國民教育學校”,但《2018宗教事務條例》將此擴展到“宗教院校以外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就是無一例外地,除了政府批准和監控的宗教院校外,其他任何教育機構舉辦宗教教育培訓都不是合法的。以基督教為例,這代表著在政府批准的三自系統的宗教教育系統外,其他組織舉辦的都是要被禁止的。

D. 《2018宗教事務條例》對家庭教會和海內外信仰交流的衝擊
在2016年底評論《2016送審稿》的時候,不同的學者已經指出,若《2016送審稿》變成正式的政府條例,家庭教會的宗教活動和海內外的信仰交流,並中國的宗教自由空間將有極大的打擊和限制。所有《2016送審稿》對家庭教會可能產生打擊的條例,在《2018宗教事務條例》都完全保留。對常與中國家庭教會有交流的群體來說,《2018宗教事務條例》會帶來嚴峻的寒流。中國家庭教會經歷較長的相對寬鬆時代正式告終。若各地的執法部門和宗教部門用《2018宗教事務條例》對各地家庭教會和相關的宗教活動進行多方面積極的監控、干擾、取締和懲罰,則其發展會讓人非常掛心和憂心。這裡我們也重溫幾點曾對《2016送審稿》提出的重點擔憂的評論。

首先,《2018宗教事務條例》大大加強對「宗教院校」管理的關注和對非官方批准的組織的宗教教育培訓和境外交流作出明文的禁止。相對《2005宗教事務條例》,《2018宗教事務條例》大幅增加對「宗教院校」的監控條例,並在第三章為「宗教院校」設立一章共八條的條例,全條例中「宗教院校」的詞共出現55次之多。《2018宗教事務條例》清楚禁止非官方宗教組織舉辦各種宗教活動、培訓和收取宗教捐贈(奉獻)。四十一條禁止非官方認可的宗教組織參與宗教活動、宗教教育培育和出境宗教活動等:「非宗教團體、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動場所、非指定的臨時活動地點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贈。非宗教團體、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動場所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不得組織公民出境參加宗教方面的培訓、會議、活動等。」

其二,《2018宗教事務條例》對宗教事務的財務、出版、網絡宣傳和出國受訓等都增加了不少禁令和監督的條文。草案賦予政府部門和宗教事務部門極大的監控和行政權力。

就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層面來說,四十一條和其他條文基本上完全扼殺了中國家庭教會任何組織性的宗教活動、培訓,甚至出境的培訓、會議和活動的合法性。難怪在評論《2016送審稿》的時候,一群內地家庭教會領袖發表公開信指出:「國家宗教局試圖從法規上把家庭教會生存之路完全堵死;將信仰空間壓縮殆盡。無論是教職人員,宗教活動場所,以及各種信仰交流活動,如果沒有他們同意,全部視為非法!動輒高額罰款、協同公安部門嚴厲處罰,將國家憲法明文保護的公民信仰自由權利視為無物!將公安部門等其他國家職能機關作為實現其部門利益的工具!肆意踐踏由國家領導人莊嚴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二十條,㈡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一團體。)」[10]

隨著中國各地推動「五進五化」、「基督教中國化」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方針時,中國教會(特別是家庭教會)近十多年較為寬鬆的時代正式宣告終止。若各地官員強硬地依照《2018宗教事務條例》去限制、取締或懲罰中國家庭教會各種相關的活動,政教的衝突個案會劇增。這發展實在讓人感到極為憂心。

最後以2016年自己一篇文章的一段作為總結:「環顧中共管理的歷史,要與行政部門訴訟,就如將雞蛋打到高牆一樣,自討苦吃。中國宗教條例的管理條文最大的缺點,就是賦予行政管理部門過大的權力,有如俗語說的生殺之權,並且不多加以制衡,並且從歷史的經歷看,國家的法院幾乎極少會就行政部門濫用權柄做出制裁。沒有制衡和自我約束的管理和法律條文,依法管理會變成依法監控,甚至會變成有法為憑的霸道封建管理,這是國家歷來宗教管理歷史中,被世人看為最大的詬病。新的《條例修訂草案》沒有減少這霸道的傾向,卻反而大大增加了行政霸權的所謂法律依據。若這草案順利通過,並有行政部門僵硬執行的話,中國未來的宗教衝突誘因會不斷加劇。世人對中國政府的印象,就宗教管理而論,會更加失望。」[11]願神憐憫我們的國家,願神保守祂的教會和眾僕人。讓信靠萬王之王和萬主之主的基督徒都能信靠主耶穌的應許:「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約10:29)

注:蔡少琪:〈新《宗教事務條例》(2018年2月1日起施行)與2016年的《2016送審稿》的對比〉;
可從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2018ChinaReligiousRegulations.htm 下載。


[1] 就《2016送審稿》的部分評論和分析,可參閱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ChinaReligiousPolicy/ChinaReligionPolicy.htm
[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908/c1001-29522501.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908/c1024-29522474.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908/c1001-29522478.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908/c1003-29522471.html

[3] http://www.hprc.org.cn/gsyj/llzd/jzmls/200908/t20090806_18266.html
[4]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6.html
[5]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
[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htm
[7]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120709/
[8] 邢福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嗎?〉《立場新聞》(2017/9/8);下載自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嗎/
[9]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4-09/5132838.html;參http://news.ifeng.com/a/20141021/42255163_2.shtml 。邢福增擔心:「宗教需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作為『類宗教』的主導,宗教只能淪為『愛國者』的附庸角色。」邢福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嗎?〉。
[10] 〈国务院拟修宗教条例:有内地教牧信徒吁反对〉《時代論壇》(2016年9月20日);下載自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6067&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gb2312
[11] 蔡少琪:〈讓政府行政部門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與2005年的《宗教事務條例》的不同〉;下載自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ChinaRelgioiusRegulationsDraft.htm

来源: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2018ChinaReligiousRegulationsAnalysis.htm

我对新《宗教事务条例》的五个立场

王怡牧师

摘录

归根到底,我的立场很简单。这个新条例在信仰上是邪恶的,在宪法上是非法的,在政治上则是愚蠢的。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我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这一条例的合法性及其实施。

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手上签署,于2017年9月3日对外发布,将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位牧师,和长期研究政教关系、关注宗教领域立法的法律学者,我对这个新条例,有下列五个方面的立场。

第一,这个条例在违宪的路上越走越远,是一部与数千万公民的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为敌的非法之法。

宗教信仰自由,是载于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国务院无权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设立行政许可、施加行政限制。条例第一条宣称,“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这等于不打自招,宣布了这是一部非法之法。因为,第一,国务院未经法律授权,无权直接根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尤其不能直接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第二,迄今为止,全国人大未曾制定任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有关法律”。说白了,条例的第一条,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整个条例,仍然是文革后期所形成的宗教管制理念与系统的继续,是一个丑陋的、反法治和反宪法的产物。

其次,为什么说新条例在违宪的路上越走越远呢?2005版的条例,赋予宗教事务部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权限,虽然是非法的自我授权,但仍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限制,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在宪法理论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使进行限制的正当理由,就是“重大而迫切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虽然旧条例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限制是违宪的,但旧条例仍然声称,自己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所施加的种种限制,是基于一个表面正当的事由,即“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无论政府在实践上如何自我定义和滥用这一理由,但根据旧条例,家庭教会通常的聚会和集体敬拜,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落在这一条例的权限之外。换言之,即使根据2005年版条例,宗教局也无权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因为绝大多数宗教活动,都不可能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而迫切的冲突——除非我们的政府认为,公民个人和集体的宗教自由本身,就是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事实上,这正是那些从文革结束以来,一直主导宗教管理体系的“战斗的无神论者”们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中国宗教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主导这一管理体系的文革思维,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然为敌。

而在新条例中,这一在公法上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重大而迫切的公共利益”的借口,也被突破了。现在,新条例试图赤裸裸地建立一个由“各级人民政府”主导的庞大而普遍的宗教控制体系,并且增加了一系列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新的控制目标(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在宗教上遏制极端等)。

如果说,根据2005年的旧条例,国务院非法地建立(事实上是延续)了一个由宗教局主导的宗教管理体系(名义上加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但十余年来,宗教局事实上无力管理和面对数千万基督教家庭教会(包括其他宗教中更为复杂的情况)。于是,令人震惊和担忧的是,2017年的新条例,进一步突破了宗教局的主导模式,而不惜将整个政府系统拖入“宗教管理工作”。新条例明确将“宗教工作”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范围,甚至不惜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也拖入这一庞大的宗教控制系统。

第二,这个条例在整体上构成了对宪法上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和否定,与公法理论和国际法上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和共识,背道而驰。

这不是一部保护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而是一部反宗教自由的行政立法。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政府中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和反宗教的极左意识形态,在宗教管理系统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宗教自由的最低含义,包含了公民个人和集体持守、传扬、教导和践行宗教信仰的言论、行动和结社自由。

宗教自由意味着,政府不能在宗教上的是否对错之间进行判断;政府无权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进行教义和教制上的指导和审批。

宗教自由也意味着,公民的集体敬拜和其他宗教活动,除非在秩序上危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应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限制。政府无权将公民的宗教活动,限制在由政府审批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内。国务院擅自设立对所谓“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和限制,实质上限制和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务院无权设立这一行政许可。

宗教自由也意味着,在宗教团体内部的教导和培训的自由,以及尤其关乎信教公民作为家长,对子女的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选择的自由。新条例在这些方面增设了很多限制,同样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是非法设立的行政许可。

事实上,法治的基本逻辑和精神很简单:不是公民未经政府批准,不能组织和从事宗教活动;而是政府未经宪法批准,不能限制公民组织和从事宗教活动。不是公民未经政府批准,不能从事宗教教育和培训活动;而是政府未经人民批准,不能侵犯人民从事宗教教育和培训活动的自由。

而这部新条例显明,在中国社会中,侵犯公民的宗教自由,歧视信教公民的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国务院的上述行政立法行为。那些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应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就是宗教管理系统中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们。

第三、新条例对家庭教会在不加入“三自爱国组织”的情况下,在宗教局登记为“临时宗教活动场所”留下了空间,但这是不可接受的。

2005版的旧条例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但只有经民政部门登记的“宗教团体”,才能在宗教部门申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而这个“宗教团体”,在基督教内即为“三自”系统的两会。因为家庭教会普遍拒绝加入“三自”,因此数千万信徒只能在“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聚会。旧条例无意于解决这一长期以来的政教关系困境,但为家庭教会的聚会,留下了一定的法规空间。事实上,十余年来,这一法规空间也在执法上被普遍而有限的尊重。

新条例保留了“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表述,但强化了“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的对公民宗教自由的限制。

另一方面,新条例新增了“临时宗教活动场所”的许可,可以由“宗教团体”(即三自)之外的“信教公民代表”,向宗教部门申请“临时活动场所”的登记。这显然是为将一部分家庭教会在不加入三自的情形下,纳入政府的宗教管理体系,留下了法规空间。政府可能希望在经过新一轮的打压、宣传和逼迫下,试图将一部分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登记为宗教局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

但对家庭教会来说,这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其一,宗教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信仰,不应在政府强权的管理下,有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宗教自由意味着,除了接受政府对宗教活动的一般行政管理(非歧视性的,即不能对信教群体和不信教群体进行区别对待)外,教会不能接受政府对宗教本身的任何“指导、引导、管理和批准”。

其二,教会也不能接受对崇拜、宣教和教导的任何时间和地点上的审批制度。因此,“宗教活动场所”这一行政许可本身,不但是违宪的,而且也是违背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法概念。
家庭教会除了接受在民政部门作为独立的“宗教团体”的登记,接受民政、公安等政府部门的一般行政管理外,不应接受任何在现有的宗教管理部门的“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

第四,这个条例对于解决数千万信教公民的宗教自由和法律地位,解决家庭教会与官方三自体系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峙,都毫无帮助。要么只能激发更大的政教关系冲突,并使“各级人民政府”在这个议题上越陷越深,无力承担。要么只能使新条例在一轮运动式的选择性执法之后,便形同虚设。

制定这一条例的人,既缺乏对历史和现状的同情,也缺乏未来的眼光与政治智慧。在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的隐患之中,以增进宗教工作的法治化为名,而行宗教领域的法治倒退之实。在一种盲目的意识形态的自信和自大的推动下,不但不能化解政教关系的隐患,反而容易(甚至主动)激发这一隐患。

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教会在中国,不断承受着来自这个政权的各种政治和法律打压,其规模和影响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复兴、增长。并在事实上,承担着许多民间社会的文化功能。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和行政执法的普遍约束,政府动用野蛮的、非法的和政治运动的方式,甚至对教会加以肉体折磨和消灭的能力,却在整体上不断减弱。家庭教会愿意为信仰和良心自由付出代价的决心和事实,远远超过了“各级人民政府”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决心和政治承受能力。任何在宗教管理部门工作过的公务人员,都不应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如果仅仅为了政治上短暂的利益和投机,而野心勃勃地参与建立一个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宗教管制体制,必将对不起历史和民众,也对不起这个政权对宗教管理部门的合理期待。

归根到底,我的立场很简单。这个新条例在信仰上是邪恶的,在宪法上是非法的,在政治上则是愚蠢的。

第五,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我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这一条例的合法性及其实施。
在2018年2月1日之后,根据这一条例对我个人和我所在教会作出的任何行政处罚和行政决定,我的良心都要求我必须予以拒绝,并积极地以合法的和非暴力的方式,寻求诉诸于复议、诉讼、申诉、控告,或向全国人大提出对该条例的违宪审查等,反对这一条例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重侵犯,和对基督教信仰的非法限制。

不但如此,我劝勉每一位忠心于基督十架福音的基督徒,和每一间忠心于基督君王权柄的教会,都当预备自己,甘愿为福音和良心的缘故,一面尊重和顺服政府的执法权力,一面以和平的方式反抗这一反对基督和反对宪法的恶法,不与这敌对信仰和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罪恶有份,并且愿意为此承受利益的损害和肉体的伤害。

并且,我也鼓励一切在法律、政治、公益、教育等相关领域工作的基督徒,或勇敢地发出声音,或默默地促进这一非法之法的废除和改变。

为此,我怀着敬畏之心,感谢独一的上帝,因为祂允许教会在中国,藉着这一处境,得着一个奋兴福音的机会,以甘心受苦、并不躲避的方式,向全社会见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国度和秩序的存在,见证基督所赐的良心自由和灵魂的福音,高于这世上的一切权柄。

为此,我也感到战兢、惧怕和软弱,愿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基督,帮助我,帮助祂的教会。因祂必与我们同在,并亲自胜过祂的仇敌。祂也必怜悯中国无数的灵魂,最终扭转在上者的心肠,使“战斗的无神论者”败亡,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将他们逐出。也使无数的执法者心里柔软,得以认识那曾被杀的羔羊。

主后2017年9月8日,写于成都。

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嗎?

邢福增·2017年9月8日

《宗教事務條例》(《條例》)的修訂終於公佈。[1]關於最後修訂與修訂草案的異同,相信不同評論會有觸及。其實,今天中國的宗教立法所強調的「法治化」,基本上仍是「以法管控」的手段,藉此強化對宗教事務的控制,所謂保障公民宗教自由云云,環顧中國公民社會的整體發展,實在是緣木求魚。

本文無意就《條例》的細節再作申論,筆者仍維持就修訂草案所作的評論。[2]唯一值得再作討論的,是在第一章總則中,分別增加了三句話:「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第一條)、「積極引導宗教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第四條一款)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第四條二款)。此三句新增的表述,第一條及第四條一款所涉及的主體,是「國家」。不過,第四條二款卻是針對「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換言之,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除了要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外,更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此點不值是對「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要求,更令人憂慮,會否成為對宗教自由的干預,甚至損害了宗教信仰的本質。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首先,先交代何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意見》),指出為了「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族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任務」,明確提出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這是「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的基礎,指涉了國家、社會及個人三個不同層面的價值準則。文件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後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的講話精神,其中尤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3]

可以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跟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有著密切關係。按沈旭輝的解構,「核心價值」是中國的「公民民族主義」,涉及了四方面的重點:第一類是將西方話語(民主、自由、法治)賦予「符合中國國情」的重新定義;第二類是「主權」的「衍生工具」(愛國、富強);第三類是新左派的訴求(公正、平等);第四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頭換面(和諧、敬業、友善)。[4] 「中國夢」固然是以民族主義(愛國、大國)來重塑中共政權認受性,但同時也較之前的中共領導人,更多地再強調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核心價值)對愛國的重要。[5]誠如《意見》指出,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在這種大論述的背後,事實上充滿著各種「政治詮釋」(political hermeneutics),旨在強化中共的領導地位,以及習近平在黨領導中的核心角色。[6]

接受黨國意識形態引領

根據《條例》第四條二款,「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定,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睦與社會穩定」。在此,「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可視作團體組織,而「宗教活動場所」是「場地」,「信教公民」則為個人。換言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體,基本上含了將所有與宗教有關的群體、空間及個體。

在《意見》第二章,詳細列明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點,就是要全面融入國民教育。「從小抓起、從學校抓起」,要「貫穿於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各領域,落實到教育教學和管理服務各環節,覆蓋到所有學校和受教育者」。這是一個「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教育網絡」。如今,藉著《條例》的修訂,便明確將宗教教育也納入這個網絡之內。

那麼,宗教教育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筆者從國家宗教事務局研究中心的一篇題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宗教〉的文章內,見到作者引用了一段習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文化浸潤我國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對宗教思想、教規教義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堅決防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自覺抵禦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因此,文章強調,「用中國思想、中國精神引領我國各宗教」,目的是「使我國宗教的信徒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定支持者、自覺維護者和積極踐行者,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促進者」。[7]

2016年4月,國家宗教事務局特別印發〈關於在宗教界深入開展培育和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的意見〉,具體指出重點的活動內容,以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公民道德教育活動及和諧理念教育活動為中心。又將之視作各地宗教工作部門要切實擔負的「政治責任」。[8]因此,按這套核心價值觀來指導的中國特色的宗教理論,關鍵仍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抗衡威脅黨國統治的宗教滲透及極端宗教主義思潮。這跟習近平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反對普世價值,樹立中國模式的國策可說是同出一轍的。[9]而中國神學思想的建構與論述,最終仍然無法突破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框框與限制,成為「中國國族神學」或「愛國神學」。[10]

未成年人及大學生的信教問題

此外,未成年人及大學生是培育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主體。《意見》特別指出,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不僅要鞏固思想道德建設和政治教育,更要「引導廣大家庭和社會各方面」要「主動配合學校教育」。這樣,基督徒家庭及教會是否又需要及如何作出配合?

眾所週知,中共一直將未成年人及大學生的宗教信仰視作敏感課題。在2002年的中央3號文件中,仍指出「要大力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加強對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科學世界觀(包括無神論)教育」。[11]而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也強調「要加強對青少年的科學世界觀宣傳教育,引導他們相信科學、學習科學、傳播科學,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12]

雖然中國憲法明確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實踐上,中國政府一直防範青少年及大學生信教。近日在中國各地更出現了禁止舉行未成年人宗教夏令營的規定,[13]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肖開提.依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按照國家和自治區有關法律法規,未成年學生不得參加宗教活動。[14]關於防止大學校園傳教,除了中央文件明令禁止外,也近年更成為不少無神論者的強烈主張。[15]

職是之故,當《條例》要求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會否隱含著對宗教教育的限制,即宗教活動場所不能再舉辦兒童主日學、青少年的夏令會?而作為「信教公民」的家長,如果向自己的子女進行宗教教育(religious instruction),是否等於觸犯《條例》的規定?若然,此舉是否已抵觸了中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本公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16]

小結

國家宗教事務局編的《愛國主義教程(試用本)》內,業已明確指出「教徒首先是公民,愛國愛教是本分。在愛國問題上,沒有特殊公民」;「要認識到自己首先是一個中國公民」,這是根本的身分,至於「教徒」的身分,「是自己在思想信仰上選擇的結果」。質言之,宗教信徒要「以服從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準則,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17]抑有進者,「愛國」必須要「愛黨」。「愛國與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是聯繫在一起的」,要糾正「那種『我愛國,但不一定愛中國共產黨,不一定愛政府』的觀點」。「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不能成為「擺脫黨的領導」的籍口。[18]在「愛國愛教」背後,本質上就是「愛黨」的絕對要求。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習近平進一步建構愛國主義的新論述,但在基本方向上,跟文革後官方馬列主義崩解後,黨國企圖以民(國)族主義、愛國主義號召的「新法統」一致。[19]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指出,中共的民族主義,是沒有內容的(problem of lack of content),只是對黨國政策的化約。[20]如今,習近平卻企圖為此重新注入意識形態的新價值。楊凰崗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未嘗不是新興的國家宗教,或「類宗教」(pseudo-religion)。[21]

宗教需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作為「類宗教」的主導,宗教只能淪為「愛國者」的附庸角色。Patrick Michel曾以東歐三國(波蘭、匈牙利及捷克)的情況為例,探討天主教會對社會變遷所發揮的三重「積極方向」(threefold ‘active vector’):(一)在個人層面的「反異化」(disalienation);(二)社會層面的「去極權化」(detotalization);(三)國家層面的「去蘇維埃化」(desovietization)。[22]那麼,今天中國的宗教,通過黨國的宗教政策及《條例》的重重規範,所呈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附和極權化」(pro-totalization)及「蘇維埃化」(更準確,應是「黨國化」)(party-stateization)的困局。

[1] 參國家宗教事務局,http://www.sara.gov.cn/xwzx/szyw/570837.htm
[2] 邢福增:〈創新宗教管理?還是強化宗教控制?──評《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宗教與法治》,2016年冬,頁13至27。另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5975&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6039&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3]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頁578至579。
[4] 沈旭輝著,沈旭輝、劉永艷、爾雅等譯:《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292至293。
[5] 沈旭輝:《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頁286。
[6] Josef Gregory Mahoney,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Dream: An Exercise of Political Hermeneu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9 (2014): 15-34.
[7] 加潤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宗教〉,國家宗教事務局,http://www.sara.gov.cn/llyj/332807.htm
[8] 〈國家宗教事務局印發關於在宗教界深入開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的意見〉,2016年4月15日,國家宗教事務局,http://www.sara.gov.cn//xwzx/xwjj/333468.htm
[9] 2013年8月,習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再三強調除了經濟建設外,意識形態工作也是黨的「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10] 郭承天:《國族神學的民主化:臺灣與中國大陸》(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194至210。
[1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宗教工作的決定(2002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新疆工作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561。
[12]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13] 〈浙江再度打壓宗教 禁未成年人參加聚會〉,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urch-08212017101913.html
[14] 〈按照關法律法規未成年學生不得參加宗教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辦公室,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3978/34593/zy34597/Document/1479250/1479250.htm
[15] 習五一:〈宗教神學應當進入大學校園嗎?〉,習五一編:《科學無神論》,輯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33至143。
[16]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
[17] 國家宗教事務局組編:《愛國主義教程(試用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358、362。
[18] 國家宗教事務局組編:《愛國主義教程(試用本)》,頁368至369。
[19] 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166至174。
[20]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Jan. 1993): 126,轉引自Suisheng Zhao, In Search of a Right Plac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7), 23.
[21] Fenggang Yang, “Religion in China under Communism: A Shortage Economy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2:1(2009): 14.
[22] Patrick Michel,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Catholicism in Hungary, Poland & Czechoslovakia, trans. Alan Braley (Polity Press, 199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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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不归路——记曹三强牧师

对华新闻网记者郑路加

2017年9月6日

在中缅边境从事宣教、慈善救济、兴教办学的湖南籍宣教士曹三强牧师,在2017年3月5日被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羁押至今,据传,9月面临开庭审理。

3月5日,曹牧师像以往那样,在缅甸佤邦(缅甸第二特区)助建学校,与随行同工景如霞返国时,出于便利从自治区非正式过境点入境,被边防警察拦截。事发地点平常边境管理宽松,边民不必须办理过境手续,即使被拦截,补缴二百元罚款完事。这种常态淡化了过境申办意识。颇不寻常的,云南警方以“涉嫌偷越国(边)境”的罪名刑事拘留他们,拒绝当事人取保候审请求,并予以逮捕。

3月25日以涉嫌“组织偷越国境罪”被检察院批捕。据可靠消息称:“一个姓叶的人,因为了解曹牧师鼓励弟兄姐妹多次去中缅边境战乱山区少数族地区短宣支教,指控曹牧师是偷渡头目。警方一度更换指控罪名为“组织偷渡罪”,按照中国法律,“组织偷渡”比“偷越国境罪”的性质与处罚要严重。

但是,5月17日,曹三强母亲接到警方“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案件移送孟连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程序,涉嫌罪名变更为最初指控的“偷越国境罪”,涉案人员增加了一位景如霞。7月13日,根据孟连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以“偷越国境罪”被移送检察院起诉。

曹三强原是英语讲师,1985年赴美,在纽约宣道会的神学院(Alliance Seminary in Nyack)接受神学教育。由资深华人牧者滕近辉牧师(已故)按立牧职,在美担任牧师多年。他是“中国福音会”宣教士。(福音会由中国教会问题专家赵天恩博士创办的一家差会,以“三化异象”为主导思想,中国为其主要福音禾场。)

曹牧师秉承福音会一贯坚持的忠诚与炽热信念,献身他们所挚爱的中国。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属灵的死敌就是对神的旨意不冷不热。”福音会虽屡遭误会,但宣教士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始终给中国寄予福音的恩典与祝福。

90年代初,他将自己的教育强项与办学热情发挥的淋漓尽致。93年回国创办葡萄园英语学校,这是一所以圣经英语为专业的训练装备学校,这项事工已发展出多所联盟学校,多位英语翻译人才与此密不可分。曹三强被认为具超凡远见的教育工作者。97年在贵州三都县出资十五万元建希望小学;03年在云南绿春县与朋友共同出资兴建希望小学。二所小学均无偿移交当地政府。04年楚雄州发生地震,出资修建学校。08年汶川地震,热心助学、赈灾。

十多年来,开办十几个微型圣经班,训练逾千位传道人。最近两年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拦,圣经班逐一被关闭,只有三个班幸存坚持。2013年另辟蹊径在邻国开启新事工。带领三位学生兼助手,参照晚清西方宣教士在华的宣教策略,在金三角(缅甸、老挝和泰国)山区办学,扶贫兴教。缅甸佤邦战火不断,军阀治下教育瘫痪,跨国诈骗犯罪猖獗,民间信仰泛神论,毒品泛滥,是世界毒品主要产地,中国欧美是其受害国。曹三强且准备在那里设立戒毒所。

过去四年,不遗余力开展缅甸事工。凝聚家庭教会六十多位宣教士在金三角宣教。2014年帮助缅甸克钦八个难民营,输送三十万物资给孩童。在金三角兴建、配备16所学校,援助2000名贫困孩童入学。对佤邦教育贡献卓越受到政工部的表彰。筹建了二所教堂。这块连联合国都无计可施的黑暗地土,却被基督的福音真光所照亮。2015年协同宣教团队在尼泊尔赈灾,募款出资援助32户受灾家庭,为灾民修建房子,尼泊尔救援组织特给宣教团队颁奖。

下一步原计划在金三角筹办中学。缅甸佤邦大部分学生读完5年小学就弃学,但有望在每100位小学毕业生中挑选5位进入中学,再向他们提供四年学习。培养他们成为金三角未来的教会领袖、社会骨干,在各领域发挥作用。这所中学乃为重中之重。中国20位志愿者共同施工兴建一栋二层楼的校舍。由于受曹牧师的被捕影响,这所中学能否预期落成将成为问题。

被捕前,曹牧师计划在四个国家开展事工。在老挝开设孤儿院;在缅甸建学校、难民救助、展开学生事工;探访泰国宣教士并助教;前往尼泊尔赈灾救援。去年年底,他给支持者的信中表示:“我们在金三角的事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放眼2017年,我们有信心,信实的主会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丰收年。”这场抓捕搅乱了他的宣教进程。

曹牧师的宣教之路受福音会与宣道会的启发,也汲取温州教会自传自养灵活发展的特点,以及对福音的持久热情。他曾在长春考察,接待他的正是温州一位“商人基督徒”。对于那趟行程他感慨的说:“在神国中,温州教会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有那种将福音传遍中华的心志,而他们宣教的策略就是一边经商一边传福音。哪里有生意可做,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就有温州人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不谋而合的,他与温州教会正面对艰难的熬炼。

多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教会。培养出水族第一位宣教士、及教会创办人王海波牧师。海波牧师英年早逝,但由他开启的水族事工却茁壮成长。曹牧师是推动家庭教会开展少数民族宣教事工的先驱者,更是为中国教会普世宣教运动增添景观。

曹牧师舍弃天伦之乐,二十余年不辍耕耘,不舍日夜,在穷山区筹办学校、训练工人、奉献余生,开创中国宣教多领域的先河。毫无保留的将爱与生命倾注给偏僻山区的穷困者,犹如耶稣基督的传道行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四18)。他的学生彼得见证了他的美德,以及简朴生活,冬日穿的外套竟是一件烂掉脱皮的棉衣。

虽保持低调,若不是这次被抓,国内教会恐不太知道这些事迹。但他在《生命季刊》主办的【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带领专题,宣教历程激励人心。此外,坚定持守家庭教会立场令人敬佩。2015年6月,中外牧者与信徒聚集在温哥华,追忆先贤之信,纪念王明道先生等先辈对基督至死忠心,探讨主籍王明道先生在中国兴起的「家庭教会」,激励后人效法主仆,为神国尽忠。在《我们是为了信仰》——温哥华呼声一文中,他签名以示认同。

良好的双语能力和丰富的实地宣教经验,使他受邀出席各类国际大会,并担任传译。尚不清楚这样的履历会否抵触到当局的禁忌,被地方官员利用于小圈子的政治消费,以期邀功。假若这样的担忧与假设成立,分明就是“惩善赏恶,是非不分。”犯下严重的判断失误。曹牧师所作的有目共睹,在金三角十分受欢迎,高度受尊重,为中国赢得赞誉。

现在,身陷牢狱之灾,将备受煎熬,需作艰难调试。由于长期在山区扶贫,气候环境恶劣,他患上关节炎。又因在险峻山地出入,车祸致伤至今未愈。监狱的不良环境将加剧他的病痛。面对多次提审,还可能是疲劳的审讯与折磨。

美国教会正为曹牧师,他的太太Jamie,儿子本杰明和阿莫斯及80岁的母亲祷告,并向公众广泛征集联署,寄望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他恢复自由。继续关押有失公允,是不智的,也毫无必要。缅甸、尼泊尔救援机构有意配合家属督促中方释放曹牧师。家属已权授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刘培福律师与李柏光博士作为牧师与同工景如霞的律师。

依照常理,云南警方应该顾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境。人道救济不分疆界,救援生命超越法律条文,死板硬套的规条对人无益。法律本质是为了保护弱者,但若失去仁慈,法律变成打压的工具,与残忍无异。家属与外界担心这件可“小事化无”的小案被扩大演变为严厉的监禁,以惩罚基督徒的宣教及人道救济活动。

云南警方的选择性执法,拒绝解除强制措施,凸显个案目标锁定,其定性处置皆具针对性。留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整体环境与处置手法对基督教态势不够友善,对基督徒活动愈加防范监视,教界对此普遍反应和期望趋于悲观,对其荒谬之举日益厌倦。当局完全可以明智放人,实为众望所归。

如果有人以为压迫可以抑压基督徒增长,借此造福国家,将是愚不可及。即使表面上教会遭遇挫折,但事实是,任何针对基督徒压制的意图或行为,包括加害方本身未曾有过意义。宣教士的至理名言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

云南教案通报

对华新闻网记者郑路加

云南省临沧、楚雄、大理、昭通、玉溪、普洱、保山、西双版纳等地大规模以“三班仆人”的名义抓捕基督徒。家庭教会传道人鞠殿红,刘巍,涂焱、钟永贵、苏敏、李淑东、张从英,梁琴,彭会芬,李云秀,李万洪,李春云,姚家平,胡钰鑫等数十位被逮捕,面临审判。

其中三位传道者的基本资料是:鞠殿红,女,1971 年生,吉林省临江市人。刘巍,女,1982 年生,黑龙江伊春人。涂焱,女,1980 年生,湖南省岳阳市人。2015 年底,鞠殿红等人在云南各地传道,建立家庭教会,引起云南警方的注意。2016 年 5 月 4 日,云南省公安厅以“三班仆人”之名成立专案组。2016 年在云南各地抓捕了数十位基督徒。

上述被抓捕的基督徒面临指控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经相关知情的基督徒观察评估表示,按照这些人的聚会形式及教导完全符合基督教家庭聚会,当事人也否认自己属于所谓的“三班仆人派”,但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家庭教会,云南省公安厅则强加他们是“三班仆人”组织,以减轻取缔该教派的舆论压力,从而给打压增加合理性。

在这次大搜捕中,云南公安厅认定他们收藏的基督教经典《圣经》,名著“天路历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约翰·班扬著,参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8%B7%AF%E5%8E%86%E7%A8%8B),“荒漠甘泉”(译为数十种文字,通行于全世界,考门夫人著,参考:http://www.baike.com/wiki/%E8%8D%92%E6%BC%A0%E7%94%98%E6%B3%89)“人生标杆”,“迦南诗选”(河南小敏作品,广泛流传于中国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祈祷出来的能力”(邦兹著,滕近辉牧师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88%E7%A5%B7%E5%87%BA%E6%9D%A5%E7%9A%84%E8%83%BD%E5%8A%9B)《游子吟》(中国大陆一本极为畅销的福音著作,冯秉诚,美国华裔牧师,笔名里程博士著)等基督教著作定性为“邪教读物”。这是云南公安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行动。目前,案件正由检察院移送法院起诉。

云南省公安厅、及地方公安人员将基督教经典《圣经》及名著《天路历程》等书籍认定为“邪教读物”,冒犯了普世基督教和基督徒,显然缺乏最起码的基督教知识。教界质疑云南公安将该未予以登记的家庭教会信仰团体错误认定为“三班仆人”及“邪教”的判定,呼吁云南省公安厅及办案专员重新审视、评定、撤销该案。

教会并不否定不同教派之间的教义理解差异,也无意为大公教会评定的异端教派作无理的辩护,但我们也必须基于事实,不能冤枉某些在家庭聚会的基督徒信仰团体,特别是他们长期处于压抑、被误解、被排挤,无力自辩的境况下。

我们极力建议由各方教会代表,包括官方教会代表,及家庭教会代表,甚至于基督教学者、政教学者、法律人,对该信仰团体的教导、传统及其信仰特征、组织模式、行为进行客观,公开透明的综合调研、分析、评判、总结、报道。给予不同信仰团体的基本尊重,我们的呼吁旨在唤起自由世界的公共人物、海内外独立学者、媒体人、中国各地教会、海外华人教会,及普世教会对此案的广泛关注,并予代祷及适当的关切。

附录:三班仆人派简介

由于中国官方对内地家庭教会普遍采取敌视的严厉严控,使得许多基督教团体及活动被迫转入非“公开”状态,相关家庭教会的真实现状被长期封锁。对于“三班仆人派”(外加的名称)的相关素材显得极为有限,但据零星的外传资料及相关知情者透露,基于该教派的部分教义特征及其原负责人的认信内容,仍被诸多教会领袖认为是基督教的“边缘”教派。尽管部分教导内容似乎存在认识偏差,甚至可能存在偏激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教界基层对此团体的印象,几乎都是通过官方单方面刻意渲染透露出来的负面内容,故对该教派出于“政治目的”的判定也曾被部分教会领袖所引用,且依附疑之为异端。

官方许可百度百科公布关于“三班仆人派”的介绍,但基本上都关乎该团体的负面信息,其信息原始来源均无法得到进一步查证,这使得其所介绍的资料权威大打折扣,但个人基本资料仍可查阅。(详参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8F%AD%E4%BB%86%E4%BA%BA%E6%B4%BE)(维基百科对该教派的简介修条基本与中国官方提供的资料雷同,有趣的是,最后页面修订日期是8月8日,资料引用并不权威。)

该教派原领袖徐文库(徐双富,教名:徐圣光),河南人,曾因基督信仰及传道在“文革”被批斗,徐文库拒绝否认信仰,被绳索捆绑,险些致死。75年,被冠以“反革命罪”逮捕,78年以诈骗罪名、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三年徒刑。87年在河南因参与聚会被劳教、91年在陕西因参与聚会被收容;93年在云南被以“非法传道”被收容。99年被冠以“三班仆人派”,被定为“邪教”,同年,在浙江被劳教三年;2004年在黑龙江刑拘、逮捕;2006年被判极刑,秘密处决。

曾有十几名律师为该团体的案件作辩护,但法院不予采纳,法官曾在法庭打断律师的辩护达20多次。辩护律师认为,徐圣光等三人并未直接参与实施杀人,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经组织、教唆杀人。多名被告人当庭披露他们被刑讯逼供,受尽非人的酷刑折磨经过。

徐双富(徐圣光)的辩护人李和平律师(2015年被涉“709”案,被秘密失踪,现保释在家)询问徐圣光,为何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时,徐表示他是在“生不如死”的酷刑情况下被迫签字的,徐讲述了自己遭受非人的折磨,为解释几个字,对检方死刑指控有利,审讯人员将他悬空吊起五个小时,五天五夜不让睡觉。办案人员,将他的手指、脚趾和他的生殖器官用电线连起来,然后通电折磨。徐坚称杀人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另一位被告李毛兴也向法庭叙述逼供“披龙袍”的经历,他被棉包起然后吊起来,等他冒出汗后再通电流折磨,当庭展示伤痕累累的胳膊和手指。其中山东的顾箱高于2004年4月27日被刑讯致死。2006年11月,徐双富、王军被黑龙江当局秘密执行死刑。

公安部曾估算该团体成员达五十万,或许这才是打压的真正原因。该案在2004年被公安部定为“雷霆一号”大案,涉案人员达63人,总数有15人被处决。该案其中一位辩护律师李和平当时认为,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所谓“证据”,是被告人在遭受酷刑折磨下被逼出来的所谓“口供”。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仅凭这一条是不能定案的。

海外舆论曾广泛关注此案,为了间接求证相关当事人及其案情,海外有基督教机构曾向家庭教会多位负责同工征询意见,其中诸多与徐双富(徐圣光)相熟并曾同工过的福音派教牧领袖、以及多位可信赖的弟兄姐妹均表示,对徐文库(徐圣光)的信仰和人品表示肯定。这增加了教界合理质疑当局对该案的定性及审理的合法性。

云南教案涉数十信徒面临判刑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国云南临沧、楚雄、大 理等地数十名基督徒自去年被捕后,现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目前,各当事人案件已被移送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法院将开庭审理。


数十名基督徒去年被云南警方以“涉嫌从事邪教组织活动”,刑事拘留近一年后,近期面临判刑。据代理其中一位当事人案件的律师称,41岁的信徒鞠殿红(女),家住吉林临江和35岁的刘巍(女,黑龙江伊春人) ,以及涂焱(女,湖南岳阳人),因在云南临沧、楚雄、大理、昭通、玉溪、普洱、西双版纳等地传道,并建立家庭教会,于去年10月先后被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张从英、李云秀、李万洪、梁琴、彭会芬、李春云、姚家平、钟永贵、苏敏、李淑东等数十人。被捕者被云南省公安厅定性为从事邪教组织“三班仆人派”活动。不过,警方并未从被捕者所在的聚会点搜出与“三班仆人派”相关的书籍等资料。

据要求匿名的律师透露,云南省公安厅官员试图将该案定为“要案”及“铁案”,以便向上级官员邀功,在未查清真相之前,就于去年 5 月 4 日成立“三 班仆人派邪教”专案组。其后在上述地区,搜捕家庭教会信徒达数十人,并以“邪教”罪,进行分案审理。其中部分人已经获释。

37岁的基督徒涂焱和朋友在云南大理经营一客栈,去年10月被捕。今年1月12日,又被大理市公安局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7月10日移送大理市法院审理。

涂焱新委托的辩护人王宗跃律师,9月3日向对华援助新闻网记者证实称,其当事人案移送法院近两个月,现在等待开庭通知:“已经到法院了,现在等通知开庭,我们会做无罪辩护,一审开庭时间还没有确定”。

有律师认为,去年被捕的家庭教会信徒所从事的信仰活动,完全符合基督教的家庭聚会条件。当局则认定信徒使用的《圣经》、《荒漠甘泉》、《天路历程》、《游子吟》、《祈祷出来的力量》、《灵修日课》及《牧者之道》等基督教读物以及大量诗歌、包括小敏所作的歌曲为“三班仆人邪教读物”。

对此,涂焱的姐姐涂葵表示,她之前向大理市公安局,检察院写信,承认拥有这些书籍,但与“三班仆人派”无关。她说:“(公安)说这些书籍与三班仆人派有关,我就没有承认,我们不存在派与不派,反正是信仰基督教,但是这些灵修书籍并不能说明说明啊,《天路历程》等在哪一个国家没有?不可能信仰基督教就读一本圣经,就是教堂也有灵修书。他们法院、公安局也没有做拿出什么真正的证据”。

当局对涂焱的起诉案卷多达12本,2400页,主要指控涂焱涉嫌参加邪教组织“三班仆人派”。而涂焱在会见律师时,曾明确表示她信奉基督教,从未参加邪教组织。今年3月上旬及5月,涂焱案两次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直到一个月前,被移送法院。

目前,另外多位基督徒被告人,他们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当局的警告下,不便与记者接触。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2016宗教自由報告 中國連續18年列為「特別關注國」


中國近年來積極對宗教表示開放態度,務求與世界接軌。可是,近日美國國務院發布《2016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將中國與北韓和伊朗等國家共同列入「特別關注國」(CPC),可見實際上宗教在中國未如政府所示般開放。

報名提及,中國自1999年起連續18年被列為「特別關注國家」。今次報告指,中國以各種方式打壓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教會成員被拘留、天主教神父失蹤和當局強拆教會等事件,這些情況引起國際關注。

面對報告的指控,中國甚為憤怒,並以「不要干涉內政」來回應美國。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副會長Kody Kness表示,《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明確指出「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簽署國和聯合國的會員國,中國政府有義務遵守它所簽訂的國際條約,尊重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基本人權。

可是,美國華人基督教牧師郭寶勝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指出,中國當局推出《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採取更嚴厲和全方位的極端的打壓手段,認為今後對基督徒的迫害只會加劇而不會減弱。例如2016年,中國政府對登記和未登記的宗教團體信徒進行虐待、拘捕和騷擾等,包括2月時基督徒維權律師張凱因代理溫州多家教堂十字架被強行拆去揭發當局的暴行而招來壓迫。其後,他在微博發表聲明,指當時在電視認罪只是被迫。隨後其微博帳號被關閉,他又再被傳喚48小時。

雖然中國的宗教自由度對比起90年代有相當的進步,但近年間又再收緊,包括拆十字架事件,亦有更多基督徒被拘留。

現時中國目前被認為約有6700萬基督徒,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人數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半活躍於未註冊的家庭教會。縱使這些家庭教會面臨政治性打擊,但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聯合會負責人張明選表示,有信心逼害越大,宗教傳播會越盛。最後不同團體亦寄望此報告可令中國開放更有幫助。

山西长治一天主教堂附属房屋遭强拆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山西省长治市王村天主教堂的附属房屋,8月29日遭到当地政府方一百多人强拆。一百多名教友和该市天主教友前往抗议强拆,遭到特警镇压,十多名教友受伤。当晚,教友到市政府请愿,当局承诺停止强拆。

山西长治市老顶山镇王村天主教会拥有的一座一百多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其一侧的附属房屋,8月29日早晨遭遇公安、综合执法队等上百人强拆,引发天主教徒强烈抗议。一位守护教堂的神父30日告诉记者,政府出动上百人,试图拆除教堂一侧的辅助房:“8月29日,来了有特警20多人,还有综合执法队,专门负责拆迁工作的人和政府雇佣的保安就有70多人。当时村民有一百人”。

一名教友称,政府人员要强拆教堂一侧的房屋,事先并未通知教会,而是在村内张贴通告,但强拆的房屋属于教产,外人无权占据。他说:“这座教堂,1949年以后就被强占,用来办工厂,但该厂于2005年倒闭。我们一直在试图要回教堂。2012年,政府落实教产,他们写得很清楚,教堂的地基和厂房全属教会所有。今年,他们又反悔,要收回教堂以外的厂房和院子。我们教会不同意”。

据教友称,2012年8月25日,政府下发相关文件,将王村天主教教会的旧教堂以及旧址归还给了他们。但在最近几周,王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又称,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指示,要将该堂以外的地块收回,包括教堂的围墙,附属房和院子。在拆迁通告中,当局声称要“在拆除的旧址上新建街心广场”。

一位神父称,当局强占教会的土地,作为商业用途。事发当天,长治各地神父带领教友前往声援,但遭到特警镇压,十多人被打伤:“昨天,长治的很多神父带领教友过来声援,在现场受伤的应该有三、四人,另外有四个神父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挨打。现场外围,也有十多个教友挨打”。

事发当晚,王村天主教会神父到长治市政府交涉,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强拆,政府答应不再强拆,并从中协调。

据教友称,长治市有天主教徒五十多万,教堂六十多座。王村教会有教徒约四百人。记者致电该市宗教局和镇政府办公室,但始终无人接听。

教友提供的现场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出动挖掘机正在强拆房屋,众多人在现场阻止拆迁行动,双方发生推撞。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8月29日,山西省长治市王村天主教堂的附属房屋遭遇强拆

六旬老律师被律管科长刁难两月无法转所

施平

马连顺,男,60岁,原河南予瑞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6月16日,马连顺律师拟转入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该所签字同意接收。原所和拟转入均在郑州市,属不同区。但转所手续的办理,却遭到了郑州市中原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科长吴倩违法阻拦。
2017年6月19日,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志超与马连顺律师一同去见中原区司法局律师科科长吴倩(女)。到后周主任说:“我所转入一个律师。”

吴倩问:“谁啊?”

周主任回答:“马连顺律师。”

吴倩脸色变了:“马连顺律师全国出名,你不知道啊?你所的麻烦事还少吗?!你这所还想办不想了?!”

不容二人申辩,吴倩接着说:“任全牛去市里备案没有批,材料不应该拿过来?!”

马连顺律师为了迎合吴倩,说:“我和任律师上星期五来了,你不在。”

吴倩呵斥道:“马律师!你不是中原区的律师,你出去!”

马连顺律师今年六十岁了,吴倩三十岁。一名三十岁的国家公务员直接呵斥刚刚开口说话的六十岁来访公民“出去”! 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彰显郑州市中原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科长的威严。

接下来,马连顺向中原区司法局的领导反复讲述自己的“敏感”经历。而所谓这些“敏感”经历,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辩护律师,在千难万苦的辩护环境中履行应尽的职责罢了——

2014年5月郑州十君子案件,马连顺律师为被抓的于世文、常伯阳律师等朋友提供辩护。经过近三年的工作,常伯阳、于世文被陆续释放。期间马律师会见于世文50次以上。马律师自己常说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底:“大家都是朋友,被抓了,早晚有一天也得出来。我不尽力,以后人出来了,还见面不见面?”

2015年7月9日起,马律师为河南老乡(罗山人)、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和平辩护。李和平律师的妻子又是其开封老乡,推脱不得。期间马连顺律师几乎每个月两次到天津,前六个月到天津市河西分局递交律师手续和要求会见申请书、要求办案单位介绍案情。接待的是分局预审支队赵旭支队长,所有的手续其都接收,对马律师的要求,也很认真地记录在案,但解释说要向办案单位领导汇报,至于汇报结果,其却从来没有回复过马律师。

2016年1月8日,李和平被违法逮捕后,办案单位称李和平律师自己聘请了律师,马连顺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辩护人地位不能承认,为此马连顺等人进行了控告;2016年6月2日,李和平律师被非法移送审查起诉到天津市第二检察分院后,办案单位也是以已聘请律师为由,不接手续、不准会见;到法院审判阶段,因各级国保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可描述的原因,原律所不再给马律师办理手续,无奈,马律师被迫退出辩护。2016年12月9日晚10时许,因去探望受到天津警察非法对待的王峭岭,马律师被抓获;2017年1月7日晚上,因要去天津询问李和平案件情况,又在沧州被国保抓获;2016年12月22早晨,又在郑州盛泉洗浴中心被国保传唤。其他诸如约谈、喝茶、限制出境等“高规格待遇”,马律师亦“享受”得不胜其烦。

再一个是武汉秦永敏案件。2015年1月9日受秦永敏妻子、马连顺律师的河南老乡赵素利委托,马律师担任秦被行政拘留案的代理人。去武汉后,拘留所、派出所、分局没有人接待,也不许会见,考虑行政拘留10天很快就过去了,马律师就回来了。到19号秦永敏和他妻子赵素利同时失踪,马律师又以秦永敏的辩护人身份两次前往武汉,到当地公、检、看守所询问有无关押此人?有无办理秦永敏案件?有无抓捕秦永敏?任何接受询问的单位和个人一概不知!无奈马律师到秦永敏住所地派出所报人口失踪,当地派出所说:不予受理,而且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国保抓走了,不能说谁抓的,也不能立失踪事件。一直到2016年7月,秦永敏的三哥通知马律师秦永敏的案件到法院了,几经周折,马律师始得履行辩护职责。

马连顺律师自1980年代从警校毕业后,做了二十多年的警察,认认真真、兢兢业业。2000年以后开始做律师,更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至今无当事人投诉、控告。由警察到律师,角色变了,但马律师对法治的追求没有变。律师是要经常举手反对的,而他反对的,是办案人员的徇私枉法行为。反对的主要方法是控告,控告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后多次沟通,中原区司法局负责人员对马连顺律师的经历和理念没有怀疑,甚至表扬马律师是“一个很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但是,不能来这个所——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如果马律师坚持来这个所,那就不管了,因为区级司法局没有这个权力,如果马律师愿意调到别的所,他们愿意帮忙找所并办理到新所的手续。

这就揭示了吴倩颐指气使背后的深意!轨道所不能进人!一定要限制住轨道所!在马连顺之前,竟有四、五个律师有同样的遭遇:原所、原所所在区司法局律师科、轨道所都签字盖章后,却最终没有调过来!

马连顺律师60岁了,辛勤一生,无欲无求,只想再工作几年,完成养育子女的任务。转所意思自治,只要合法,为什么不给办理?吴倩倒行逆施,实施违法行为,到头来领导也不会给你背这个黑锅,你必须承担违法的代价!受到法律的追究!

施平执笔(13598070847)
2017年8月22日

附:郑州市中原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科长电话:0371-67602133、15617895959

该撒利亚腓立比、金钟、上诉庭——威权时代敢问:「你们说我是谁」

蔡扬眉 / 2017年8月27日

转自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

经课:马太福音十六章13-20节

耶稣时代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就好像金钟添马公园一带,再仔细一点,就是政府总部、特首办、立法会大楼,甚至可以加上解放军总部、法院或西环……

耶稣当日带门徒北上去该撒利亚肺立比,这是耶稣上耶路撒冷面对迫害和受死之前的重要行程。为甚么在离开加利利南下耶路撒冷之前,还要北上前往该撒利亚肺立比呢?为甚么要在这个地方问门徒两条问题呢?——就是关于耶稣自己身份的问题。

在甚么地方问甚么问题是很重要的。

在该撒利亚肺立比,有大希律为罗马君主奥古士督所建的殿宇,既显出帝国管治的威权,又加上罗马帝国对君主的崇拜,在这个地方,在一般人眼中,只有一个君主,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裡又是约旦河四大源头之一的班尼亚斯河的发源地附近,有水源、有物产、有庙宇、有异教传奇、有偶像崇拜的宗教狂热想像,包罗万有,好像充满吸引力。但如果你是政治或宗教的另类或边缘群体,像耶稣和门徒这个加利利边缘群体,来到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几多的政治和信仰衝击呢?要有怎样的信仰自省和勇气,才可以在政治和宗教的威权中去宣认「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呢」?

耶稣当日问门徒:「人们说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两条问题不是在教会四幅牆内、团契或奋兴聚会、或温馨的诗歌伴奏中提出的信仰反省,而是在该撒利亚肺立比。这个地方代表了罗马帝国的帝国统治势力,也是希罗异教宗教色彩浓厚的地方。在帝国和异教势力的营垒中,在黑暗与阴间势力笼罩的地方,谁主浮沉?谁掌生死?

我设想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二○一七年版本是这样:

看著公民广场高高的围栏,或站在添马公园、对著管治者的强权,又或者,去到西环、想著京人治港的威迫……「人们说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在二○一七年的新版本裡,我们更要重新思考教会的角色和天国在何处。在政治的威权年代中,在政府陆续送年轻人入监的政治威吓中,在管治者的高牆下,教会捆绑谁?释放谁?

这段经文以耶稣的身份开始,然后耶稣讲到教会的设立。大家都留意到,这段经文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天主教和新教对这部份的经文有不同的理解。但重点是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是与耶稣的身份相连。我们所认信的主,永生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来到加利利,来到该撒利亚肺立比,他走到黑暗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去到最弱势的群众当中,耶稣传福音给贫穷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自由,耶稣是谁?弥赛亚是谁?从耶稣所做的,世人认识他是谁。在认识和看清楚耶稣所做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清楚教会今日的使命。

教会获赐能力,可以对抗黑暗权势,教会要在这黑暗的世代宣告天国的临近,就是面对权势的威吓,毋畏毋惧,要向权势说「不」,要向弱者宣告被释放,在各种威权的压力中,展示仁爱、和平、公义、良善、忍耐、宽恕,教会可以挺身而出,为弱势发声,这就是天国在人间。

自上诉庭判处新界东北案十三人及公民广场案三子入狱后,社会的舆论开始探讨香港是否已进入「威权时代」,即管治者用尽各种的管治工具去向公民社会施以强力的威吓和打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了记者就「威权时代」的提问。她接受访问时说,她不爱製造社会矛盾,又强调香港不是进入「威权法治」年代,她否认政府会用法律制度来分化或打压社会的工具。

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或许还未对「威权年代」有充份的讨论,但行政长官既然急不及待回应,可见这个问题也是管治者所重视。终究何时如何进入了怎样的「威权时代」,不单单是香港人所要关心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也是教会要留心的。在威权之下,教会愈靠近权势,愈跟从管治者所宣示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就愈来愈远离弱势群众和受压迫的群体。

「13+3」被判入狱后,很多基督徒只看法官的判决,却不问情理公义事理背景。设想主耶稣在上诉庭门外问你:「你们说我是谁?」这裡没有罗马帝王的威权,没有异教偶像的诱惑,但有重重的司法关卡,教会如何在公民社会中坚守信仰立场,维护公义和关爱弱者呢?

教会不是在歌舞昇平和谐颂歌中诞生,而是在世界黑暗权势威吓中被建立,一直如此,一如往昔,如果教会今天找到愈来愈安稳太平的荫庇,这是教会远离使命的警号。

刘仲敬:我是如何开始相信基督的

文/刘仲敬 来源/诸夏论坛(www.cathaysianism.com)



我第一次看到与圣经有关的东西应该是在英语阅读材料之类的东西,像是《圣经故事一百篇》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圣经故事摘要这样的读物。当时这样的读物应该是八十年代作为英语辅助教材、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出版出来的。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好像是《圣经故事一百篇》的选段,第一篇就是创世纪那一篇。

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圣经应该是98年前后,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桥上,看见有人在地摊上卖圣经,二十块钱一本,新加坡圣经公会印制的圣经,然后我就花了二十块钱把它买回去了。

在那以前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买了一部古兰经。当时好像除了新华书店以外,很少有别的书店。一般比较有点逼格的书,要你自己跑旧书店才能买到。基本上所有的书店里面都能够买到古兰经,但是圣经却总是没有。

那是我第一次买到完整的圣经,从头读到尾。



当时我在[第一次读]圣经的同时,正在迷恋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就是托马斯•布朗或者是泰勒那些人的文学,像《翁葬》、《医生的宗教》那些东西。当时在我的认知世界里,这些书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最着迷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王的箴言、诗篇那些部分。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的是一个跟我原先熟悉的西方文学非常不同的世界。我原先,在当时我自以为自己是非常熟悉西方文学的,但是想了一下,在我以前熟悉的文学风格中间,似乎是缺了一大块。

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圣经当作一种带有猎奇性的知识来考虑的。整个认知世界大体上很像是陈乐民或者资中筠他们那些人写的书上,是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认知世界。

在这个认知世界当中,教会是一个遥远的背景,而且大体上扮演的是一个负面的角色。文明、启蒙和进步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在这个世界主流中走在前面,但是前提条件是打破了原来教会对文明和进步的各种约束作用,像是启蒙冲破枷锁一样,才能够解放出现代的自由和文明。

现代的自由和文明主要就体现于解放,而解放,在当时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分不清楚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他们所说的教会对于思想的约束到底是什么关系,只是模模糊糊的倾向于一切自由和解放都是比较好的。



我想我后来之所以对这两件事情有点区分,大概已经是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事情了。那时候是国内第一批开始引进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些书的时代,开始区分英美思想传统和欧洲大陆思想传统的时代。

那时候我开始私下里面考虑各种不同思想传统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然后对照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对基督教有一种,除了抽象理论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一个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问题,就是说组织结构和社会基层的问题。

这一点,我依靠的东西与其说是正式的历史材料,倒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种间接材料为我提供的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照当时思想界最流行的学说,就是英美思想流派和欧洲大陆思想流派的区别,再对照我对欧洲大陆和英美社会结构的了解,这个主要的区别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给我提出的主要[启示]就是,我以前一直是不相信官方的历史学说,但是我是相信启蒙主义者勾画的那种历史学说,现在我发现这种历史叙事当中仍然有着重大的缺陷或者说是重大的漏洞。

如果按照他们的描绘的话,应该是近代以来随着宗教势力的退场,社会逐渐趋向进步,而这个进步的中心应该是在法国,主要是启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各方面看到的情况就是,法国所代表的欧洲大陆和英美之间,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在英美社会上我没法注意不到,被称为是进步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哪怕是像杰斐逊总统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在社会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会的基层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数社会工作是由牧师和教区完成的。

即使是知识分子当中,通常原先启蒙者告诉我们,本来这些人应该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缚的世俗人文主义者,但是在美国,一般人认为自由民主最先进最典范的国家,它实际上依靠的是爱德华兹牧师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比杰斐逊总统这样的人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在法国,大体上启蒙者所描绘的路径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说,十八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会意义上是大大削弱了,国家通过官僚组织侵夺了中世纪教会所掌握的主要权力。

同时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来也是教会所主办的,现在产生了国家利用纳税人的钱建立世俗大学,世俗大学大量产生了世俗知识分子,世俗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改革控制了最基础的学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类,特别是人类儿童心灵的重大权力。

以前,我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教育,义务教育,如果做不到才是错误的,但是我比较深入地了解西方历史以后,才觉得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关口。

在这以前,这些事情都是由教会主办的。

国家把儿童从教会手里面夺到自己手里面,并不是出于开明和进步的逻辑,而是为了掌握塑造新国民的权力,他们要把这些新国民塑造成忠于具体的世俗国家,比如忠于法兰西和德意志,让他们为国家去死,让他们把政治看得比宗教还重要,例如法兰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法兰西国民,效忠于法兰西,按照这种新的逻辑构建近代世界。

最后,正是由于这种新的逻辑,世界大战才会[存在]。



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前者都是进步,他们也不会提到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战和现代专制国家之间的立体联系。但你从许多蛛丝马迹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引起的精神危机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较倾向于保守的人士,像[德国]的黑塞这些人都发出的意见说是,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

基督教的共同体是普世的共同体,它要求人们通过爱基督爱全人类;而现在的教育,所谓进步,则要求人爱自己的国家,仇恨其他的人类。正是因为这样,才在表面上极度的开明和进步之中,才会爆发世界大战这场灾难。

而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变化,主要是英国变得更接近于欧洲了。但是美国仍然有自己的传统,可以说,美国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基督教国家,它的钞票上仍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而欧洲呢,通过福利制度和官僚体系进一步发展,变得益加世俗人文主义了。



我想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都会更喜欢欧洲或者欧盟那种世俗国家的模式,但是无可否认,无数蛛丝马迹都向我们显示,美国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会。

而北约之所以能够战胜苏联,扭转世界历史发展趋势,靠的还是里根总统这样的人。而里根总统的精神力量,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开明知识分子所想象那样,自由、宪政诸如此类的东西,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这些东西恰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企图嘲笑和抹去的东西。

如果我们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里根总统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东西,恰好就是跟胡乔木和[郭松民]企图让中国儿童相信那些东西一样的,都是开明和进步的障碍,都是我们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扫除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叙事体系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些问题需要解释,以后我一直在寻找这些解释。我自己的思想方法其实不是很完整、很有系统的,只是把许许多多我观察到的各方面的材料凑起来,像是格林童话里面的《汉赛尔与格莱特》一样,[用面包屑标记]路径。这些路径是非常不完整的,也不见得是全部的真理,但是如果它揭示了原先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认知结构是错误的,那么这条线索的发掘大概就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做这些事情,逐步的把各个片段的信息和材料聚集起来,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整个散漫的、布满整个世界的知识当中,寻找一种被称之为格局的东西。在这些格局的背后,我越是往这个方向走,就越是发现基督教在这个格局背后的力量。

现在我倾向于认为,缺少了背后这个基本格局,整个西方文明就失去意义了。在整个西方文明失去意义的前提下,我们在五四以来,或者说整个近代中国以来,当作开明和进步的所有东西都变得丧失意义了。



最后,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假设就是:

我们现在当作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与其说是真正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不如说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发展以后,产生出来的剩余资产;而我们拿着这些剩余资产实际上是发挥了,腐蚀和破坏原有这个产生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这个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如果抽去了它的价值内核和组织内核的话,我们现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会存在。

当然这不是确定性的结论,因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头学究那种讲论证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学说。这个高度盖然性的学说比我迄今为止,从出生到现在学习到的其他所有学说都肯定更接近于真理。



当然对我来说,我大概也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时期,在我推出这些理论的时期,同时才接触到了具体的基督教会。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基督教基本上是西方的事情,在中国,我所在的社会里面,是基本不存在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会还是2010年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接触到具体的讲汉语的基督教徒和他们的教会组织。然后渐渐的寻找,查看社会上的材料,考虑他们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一步一步的修改自己的认知图景。

这条路其实我不能说得太清楚,因为它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走的路。所以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因此也不能够说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结论的东西。

我只能把我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在走路的过程中间,经历的轨迹大致上的说一下。将来会发现什么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还需要更好的引导。谢谢。

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

孙砚菲

作者案: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赵鼎新老师给予了许多宝贵建议。Chris Brown、冯仕政和汲喆的意见使本文得以避免不少疏失之处。本文并得益于2012年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参与者的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中所有可能的错误均由笔者自负。

   引言与问题

   19世纪晚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有识之士曾喟叹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之后中国的发展应验了这一说法。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无不发生天翻地覆之变。就是变化相对缓慢的宗教领域在近三十多年里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替代自宋元明以来成型的传统宗教生态的是一个正在快速形成的新型宗教生态。宋元明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宗教生态的主要特征可以形容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为主、佛道等教为辅、各宗教彼此之间交错融合,而当前新型宗教生态形成的标志则是民间宗教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基督宗教的崛起。①以下详述之。

   宋元明以来,民间宗教乃是宗教生态的主导势力。民间宗教中又以两种形式最为重要,一是地方社区宗教(local communal religion),二是祖先崇拜。各里社无不建有神庙,县城和更大的城市则有城隍庙、东岳庙等各类神祠。人们修建社区庙宇,供奉神祇,以期得到神明对此方土地和人的庇佑;每逢神明圣诞,便组织举行集体祭祀、抬神绕境、演戏酬神。这样集宗教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活动吸引了远近乡民,也吸引商贩前来集市贸易,从而使庙会活动成为社区社会生活的中心。祖先崇拜在整个社会遍行。不仅每家每户葬礼要如仪,须按时节给祖先上供,此外宗族组织还每年数次在祠堂(有些地区还要在先祖的墓地)集体祭祀祖先。按照杨庆堃的说法,民间宗教的一大特征是制度性不强,即其依托于世俗组织,如家庭、宗族组织和村落,自己没有独立的组织,并且相对来说教义和科仪往往都不太成系统。

   佛教和道教是民间宗教之外对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很深影响的两种宗教。与民间宗教不同,佛教和道教均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即除了有自成体系的教义和科仪、专职宗教人士外,还有相对独立于世俗团体的宗教组织。佛道教的庙观和宗教人士遍布全国,其中又以佛教的数量为多。庙宇是专职宗教人士栖身和修行之所,也是俗家人士祈福朝拜的场所。佛道教的宗教人士所提供的仪式服务往往是祖先崇拜和社区神庙的宗教活动的补充。

   这一传统的宗教生态在清末民国时期受到剧烈的冲击,但其大的格局在基层社会依然得以维持。然而,在近三十多年来,在一个中国各种传统宗教文化似乎得到恢复的背景下,由于各宗教的恢复和发展速度十分不同,一个与传统宗教生态结构很不相同的新型宗教生态正在中国快速生成。就地方社区宗教来说,大多数城市里的庙宇在遭受20世纪的劫难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许多村庙虽然重建或修复了,并且在重建之初也曾热闹过一阵,但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村庙在近十年来均现颓相,为数不少的村庙平素只有老太太们问津,即使是神诞日的全村性宗教活动也是规模变小、有些村民不再参加、或者活动干脆就停歇了。传统祖先崇拜的仪式虽在相当数量的家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在绝大多数地方宗族合祭祖先的仪式没有能够再定期举行。

   与民间宗教的式微形成对比的是基督宗教在最近三十多年里的蓬勃发展。自15世纪末以来,随着基督宗教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其传教活动开始全球化。明末时候,天主教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但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凭恃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强势传入中国,但也没能够取得大规模发展。到1949年左右,基督宗教的教徒不过400万,其中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新教(以下简称基督教)教徒100万。然而,基督宗教在近三十多年来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无确切人数统计,目前,天主教人数估计大约在600万到1200万左右,而基督教人数当在4000万到9000万间。如果说天主教最近三十多年里的增长速度基本与中国人口增速持平或稍落后,那么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则跨越了城乡,遍及到社会各阶层,远远超过1949年前的水平,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宗教。这三十多年来,基督宗教的优势性发展主要是靠基督教来拉动的。

   与基督教相比,本土的制度性宗教,即佛道两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就迟缓得多。虽然由于两宗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佛道教的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弥散在社会中,但真实皈依人数并不多。如果看庙宇数量和宗教人员的数量,则还没有恢复到1949年前的水平。再者,基督教所展现出的扩张欲望和活力,远非本土宗教所能企及。换言之,由于基督教的拉动,基督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差距在日益扩大。虽然基督宗教的信徒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6%,信教人士的绝对数目已经相当可观。更何况,本文所使用的“宗教生态”这个概念注重的是各宗教势力的相对消长。与基督教在这三十多年里的迅速增长相比,民间宗教式微,佛道等本土宗教发展相对迟缓。这使得基督教的优势更加明显。各宗教间势力的相对消长使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事实上,随着近代以来基督宗教传教活动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扩张,凡传统社会的宗教生态发生重大格局性变化的,基本上都是以外来的基督宗教成为强势宗教或取得大规模发展为特征。这些地方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洋洲、南北美洲、菲律宾及韩国等地。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基督宗教传教势力的大力冲击下,许多原来不信奉基督宗教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日本、南亚、东南亚、中东、北非仍基本能保持本土宗教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以上的这些观察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维系了近千年的宗教生态格局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转发是如何发生的呢?第二,为什么基督宗教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大规模发展,而在其它许多国家和地区却发展缓慢呢?换言之,基督宗教的扩张是全球性的,但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却有不同的发展?

   在重点解释完第一个问题后,本文将把中国的个案与近代基督宗教在不同地区传播的差异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试图对第二个问题也给出解答。

   理论背景

   宗教社会学在讨论一个社会的宗教变迁时,常用它的宗教性的总量来衡量,具体则用人们持有的宗教观念(如相信上帝存在、相信死后生命有延续等)和宗教行为(如上教堂、庙宇的次数)来丈量。本文引入了宗教生态这个概念,意在探讨不同宗教之间力量在一定时空下的相对消长。最近几年有感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国内的学者们频频使用宗教生态这一概念,并把民间宗教等本土宗教在基督教的强势发展前的式微称为宗教生态失衡。Goossaert 和Palmer在他们的新著里也使用了宗教生态这一概念来探讨多种类型的宗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变迁。宗教生态这一概念的长处在于能够把握宗教的整体发展状态。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即使在分析单一宗教的状态时,也是将之放置在与其他宗教的比对中来观察,这样就避免得出基于单一宗教的观察而做出对整体宗教形势的误判。但是与多数国内学者不同的是,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不假定某一特定的宗教生态为理想状态,也不用“失衡”来形容对这一状态的偏离。本文的着重点是解释,即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变化作出理论性的分析。

   在解释宗教变迁的两个主要理论中,传统的世俗化理论(secularization theory)强调经济的现代化导致了宗教的衰微,并不关心各宗教在现代化条件下发展的差异性。但我们将世俗化理论稍作改变后不难得出相关的推论,即:对现代性条件适应性强的宗教更能在现代条件下获得发展。本文认为现代化的进程确实对宗教变迁有莫大影响。但与世俗化理论不同的是,本文更强调的是政治力量或者说国家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如果说经济、文化力量对社会的塑造往往以发散式的方式缓慢地进行,那么政治力量由于集中了强制性手段(coercive means),因此有能力使社会发生大规模的、剧烈的变动,包括使宗教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第二,欧洲近代历史与以前相较的一个大变化就是国家力量变得空前强大,国家把原来属于先前地方势力控制的范畴纳入自己的管辖,并且对司法、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享有比先前更为强大的塑造力量。当国家力量强大后,它开始向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是西方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特定组合下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产物,那么非西方国家则是被动地被西方殖民主义带入了这一进程,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也不得不大力进行现代化。换言之,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经济现代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由政治之手在背后推动着。

   针对本文提出的问题,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对被侵入的当地政治势力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它所引发的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胜利后所建立政权的性质,以及所有这些对基督宗教在当地社会传播的影响。

   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契机,西班牙、葡萄牙首先在拉美殖民,其后荷兰、英、法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殖民主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衰弱了,但是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行得较为顺利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则强大起来并加入了殖民国家行列。基督宗教在全球的发展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始终紧密相联。

   其中,基督宗教的扩张与国家政治联系最紧密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殖民的过程中,铁蹄所到之处总有传教士相随。征服者的殖民活动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负责承担传教活动的费用,并在派遣传教士、指派主教等事务上拥有权力。在它们的殖民地,各个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以殖民政府的武力作为后盾,修建教堂,摧毁当地社会原有的信仰和习俗,向当地人灌输天主教,使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围绕教堂活动的节奏运行。一般说来,天主教国家往往政教合一,因此天主教海外的传教活动一般得到政府直接支持。而在一些基督教国家中,政教分离趋势明显,其海外传教活动相对独立于政府。进行殖民活动的主要机构——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出于政治考量或者商业利益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不愿意传教士深入到他们控制下的殖民地进行传教活动,深怕激化当地人的抵抗。

   我们认识到,传教士与殖民者并非一体。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也对殖民政府奴役当地百姓屡有批评。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活动仍是殖民主义结构下的产物,也摆脱不了与殖民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殖民者的枪炮轰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门,不会有基督宗教大规模的全球宣教活动。殖民活动所建立的交通、通讯网络为传教士的行动提供了便利。殖民势力相当程度上也保障了传教士的人身安全。和殖民者一样,传教士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产物,他们中不乏为殖民事业出谋划策、鞍前马后者。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有时还会推动殖民活动的进行。殖民势力的侵入改变了当地社会的结构,使传教士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经常会被当地民众视为殖民主义的一环,而受到民族主义运动或社会革命的冲击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是之故,基督宗教在一个地区传播的命运必不可免地与该地由殖民主义引发或诱发的革命运动相关。

   本文因此从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宗教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传统宗教生态变迁作出解释。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除非一个地区的国家力量过于薄弱以致殖民势力长驱直入而毫无招架之力,否则殖民势力的侵入必然激发该地人民的抵抗和民族主义运动。而决定基督宗教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一国家或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是改良性的政治革命,还是激烈的社会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不但会决定革命后的政权对于基督宗教和本土宗教的态度,而且会对该政权的社会政策造成重大影响。具体来说,作为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新建立的本土政权必然模仿后者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实行新的宗教政策,重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同时,新兴的民族国家都把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视为自己的目标,而其为实现此目标所施行的措施或发动的运动则会对该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生活、教育水平,乃至性别关系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对该国的宗教生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另一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religion)——也在其理论中引入了国家(政治)因素。但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中心是市场机制,其核心观点就是宗教组织发展的速度和活力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提供大众所需求的宗教产品。在此理论中,国家的角色只限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运行。本文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在西方崛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对基督宗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宏观政治结构性因素,而不是微观的在理性选择条件下供需关系的变化。本文的理论也完全不需要“理性人”这一假设的支持。在下文中,我们首先从政治中心视角出发来分析中国这个案例。

   儒教国家与传统宗教生态的构成与性质

   为了解释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如何发生巨大变化,本文首先对支撑传统宗教生态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组织力量基础进行考察。接着,本文将分析这些结构性条件和社会性基础如何在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所引发的不断激进化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一步步崩坏,而这些运动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结构性条件又如何无意间为当前基督宗教的大规模发展铺垫道路。

   中国传统宗教生态的构成及其性质与儒教在中国的地位直接相关。儒教在西汉时被立为国家正统思想,儒家文献被经典化,国家建立了一套官学体系以培养儒家生徒与儒家官员,在官员的选拔上实行“举孝廉”。其后的历朝历代建立了由国家祭祀的孔庙,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圣人化,并将儒教的精神灌注到国家政治法律等制度的设计中。隋唐时代,考试内容以儒教经典为主的科举制度开始成型。但是,儒学真正牢牢把握住国家政治、深入到民间却是从宋朝开始。有宋一代,儒学教育和科举规模都空前扩大,士绅数量随之大增。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一个最主要机制。它是儒家精英阶层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在朝为官,而科举及第未仕、退居或赋闲的官员则成了乡绅的主要构成者。

   同一时期,理学运动勃兴。吸收融汇了佛道某些思想后的理学体系完备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进一步加强了儒学在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主体地位。理学同时也为它的追随者们提供了改革社会的行动纲领:在理学家们的感召下,儒家精英们兴建私家书院、推行乡约和宗族制度、修订家礼、致力于民间救济。他们试图构建乡里社会的新秩序,使儒家价值仪礼与基层社会组织相结合。此后,宗族逐渐成为乡里社会贯彻儒家理念最强力的社会组织。乡绅与宗族首领往往合一,乡绅在地方事务管理上发挥的作用时常通过宗族来进行。元代和明代,理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明朝时,国家进一步把宋朝时儒家精英们在民间自发的组织建设行为制度化和进行推广。从此,从庙堂到基层社会,儒教融贯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概而言之,从宋元明时起,儒学既提供政治合法性基础,也成为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基石。如果说科举制度和宗族是儒学这一地位的两大制度性保证,那么官僚科层和乡绅则是保障它地位的两大主要社会群体。

   要分析儒教国家下的宗教生态,我们就不得不探究儒教这个意识形态的性质。在许多其他传统社会里,与政治力量结合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某一制度性很强的宗教。毫无疑问,儒教也有一定的宗教性。儒家承认人鬼(祖先)和天神的存在。对儒家来说,子孙对已经去世的先人依然祭祀不绝,是使其能在死后的世界里不乏供养,因此祖先崇拜是恪尽孝道。儒家相信超凡之人可以成神。根据儒家经典《礼记?祭法》,凡“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英雄死后可成神受崇祀。儒家不怀疑神明可以显灵,庇佑一方。由是观之,民间宗教的原理与儒家是一脉相通的。儒家的这一宗教层面体现在官方仪式上,便是皇帝和地方官员每年举行的公开祭祀活动,即国家祭祀体系(state cult)。而对于遍行于社会的民间宗教,有宋以来,国家通过对民间宗教的神灵赐额封爵、纳入祀典来加以控制和管理。某些儒家地方官员捣毁淫祠的举动乃是出自他们对于儒教经典所载模式的恪守,是出自正本清源的渴望,而非反对神明信仰本身。

   在乡里社会,乡绅与宗族共同看视着祖先崇拜的仪式得到遵守。作为村落的头面人物,乡绅与宗族长老领导村落共同体修建社区神庙、举行神诞庆典,并且这些活动的组织和资源动员常常以宗族为单位来进行。在奏请朝廷对地方神灵封典的活动中,乡绅也常是发起者和领导者。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宗教虽然制度性不强,但却因为与儒教国家和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的紧密结合而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儒教虽具宗教性,却非典型宗教。毕竟,儒家精英们的着眼在现世而非彼岸,他们希冀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来建立理想社会,而这并不建立在对神明力量信仰的基础上。现世关怀使儒家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宗教体系。不像道教和佛教,儒家既不提供祈福禳灾的仪式性服务,也不提供超脱生死的救赎许诺。因为儒教对超自然力量有信仰,但自身又不具备成熟的宗教体系,所以儒教国家不仅包容其他宗教存在,而且还采各宗教之元素为自己所用。在官方的祭祀典礼中,虽偏重儒家礼制,亦有佛道元素混杂其中。在民间,由于民间宗教没有专设的神职人员,所以对佛道教的宗教人士所提供的仪式服务更有需求。

   但儒教主导下的国家对宗教的包容存在两大极限。因为惧怕民间教派是产生叛乱的温床,国家对民间教派的容忍度很低,往往会对它们进行严厉镇压。再者,国家、儒生精英阶层以及宗族和乡绅控制下的基层社会不能容忍宗教违背儒教伦理道德和礼制的基本原则,尤其对于违背祖先祭祀的行为不能容忍;而村落共同体则不能容忍其村落成员逃避其对村庙为中心的公共宗教活动所应尽的义务。在儒教强势的背景下,佛道等教在传统社会中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儒教化倾向,而基督宗教则由于其排他性(集中表现在严禁教徒崇拜其他偶像,要求教徒弃绝祖先崇拜并且不再履行对村庙活动的义务)与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以及支撑民间宗教的传统势力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直接导致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清初被国家禁绝。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条款的保障下,传教士重新进入中国社会进行公开传教。虽然中国的主权受到很大的侵害,但中国社会依然由自己的政府管理,并没有沦为西方完全的殖民地。地方社会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在基层社会,宗族和村落共同体仍然是基督宗教大规模传播的一大障碍。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层出不出的反教活动使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遭到强大阻力。在殖民势力的撑腰下,传教士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权势阶层,直接威胁到原有的精英集团士绅集团的地位,引起后者的仇视。传教士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当地教徒进行保护并帮助他们谋求各种利益的做法往往会侵损当地非教徒的利益,使当地原来就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并带上反基督宗教的色彩。再者,传教士往往率先进入中国的内地和基层社会,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容易成为冲突的导火索或当地社会排外情绪的宣泄口,而这些冲突又往往会成为西方殖民政府外交或军事力量介入的口实,从而更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化进程,引起中国社会更强的反教情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19世纪教案如此多发的缘故。基督宗教因为与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成为20 世纪中国壮大的民族主义力量的矛头指向。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侵辱的加剧引发和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面对西方的压迫,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唯有取师西方进行现代化才能救亡图存。但是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渐进政治改良之路没有能够在中国走通,其后果是在中国引发了更为激进的革命运动,即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化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和政治变动息息相关。

   革命时代:宗教受到冲击

   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清政府体制内实行的比较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未及有任何效果便被扼杀。此时中国的危机加重,到了1904年连保守的当权者都被迫施行新政。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使得儒生进身致仕的路径被永久阻绝,亦使儒教的地位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支撑。与此同时,模仿西方教育的新式学堂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废科举和近代学堂的双重冲击下,儒生群体逐渐分化瓦解。但清政府的改革依然不能阻止——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了——革命的到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后建立的新政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措施。新政权对于宗教生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新政权终结了帝制,也终结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国家祭孔被废止;教育部废止小学读经。此后,虽然有康有为、陈焕章创立的孔教会牵头发起孔教运动,企图将儒教塑造成宗教并被确定为国教,但这一运动以失败告终。把孔教塑造成宗教,与当时社会既有的认识相悖;中国此时的主流思潮愈趋激进,认同民主共和,孔教运动的“一教独尊”的主张和“托庇帝制”的做法本身很难取得主流精英的支持;再者,孔教运动的诉求也遭到其他宗教团体——尤其基督宗教团体的激烈反对,所以只能以失败告终。孔教运动以定儒教为国教作为自己的诉求,并不注重建立宗教组织使得宗教化的儒教在民众间扎根,因此它请立国教的努力失败后并没有在民间留下什么影响。随着孔教运动的失败,政教分离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巩固。

   其二,除了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外,新政权认为当务之急在开启民智,培养现代公民。民国政府施行的宗教政策里,19世纪末从国外舶来的“宗教”和“迷信”这两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分野被制度化。对宗教的定义参照了基督教的特征。宗教被视为有着教会式宗教组织的理性信仰。迷信则被视为是非理性的、盲目的,既没有组织,也没有教义。国家只承认宗教的合法性,迷信被视为“愚昧”并是使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开启民智务需搬移的绊脚石,因此民国政府屡次发起破除迷信运动。民间宗教不但失去了儒教国家的庇佑,更被认定为迷信,在破除迷信运动中屡受戕害。但是,当时的时政不稳,国家也力量有限,不能深入到乡村,这使得宗族的势力依然在乡间盘踞,民间宗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

   其三,仿照西方国家的制度,1912年后的新政权规定“信教自由”。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政出多门,这类政策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尽管如此,这一规定还是给宗教的自由发展带来了社会空间。这一时期,基督宗教的传教和社会慈善事业开展得较快。佛道等教既面临新宗教政策的压力也遭遇基督宗教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它们各自图新,内部出现了改革运动。相较道教,佛教的改革运动要活跃得多。改革力量强调宗教教育与制度建设需要与现代社会相接轨,在教义上强调入世,仿照基督宗教注重在平信徒间传教,并开展各项社会事业。同时期,各色的教派宗教(或称新兴宗教)如在理教、道德学社、万国道德会、道院也非常活跃,在“信教自由”的政策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民国初年,基督宗教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的发展与其它宗教相比并不突显。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这一时期的结构性条件能够保持下去,那么本土宗教中,尽管民间宗教的地位不如从前,但是本土的制度性宗教面对基督宗教的挑战,还是能表现出很强的模仿能力和活力,而且,由于具备本土优势,它们长期的发展也绝不会比基督宗教逊色。但是,这一结构性条件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化,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不复存在。

   1949年后的新中国旨在打破一切旧的框框以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因此发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多数并非针对宗教,但宗教在此中都受到极大冲击。为加强新政权的基层权力,政府不遗余力地铲除宗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力和影响。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中,宗族共有的地产被分给了农户,宗族组织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之后,祠堂被没收和占用;建祠堂、修家谱、祭祖等宗族活动被取缔;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中,宗族元老往往被划成地主受到镇压。人民公社运动后,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到乡里,取代了宗教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势力。宗族势力受此致命打击,在许多地方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继儒生群体被瓦解后,另一个支撑民间宗教的社会基石也被瓦解。

   同一时期,新中国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对宗教采取了比民国时期更为严厉的政策。再加上新政权力量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很强,因此它对宗教的控制和镇压政策往往都能行之有效。新中国继承了民国时期对迷信和宗教的分野,继续将民间宗教视为迷信,并在五六十年代发动了破除迷信运动。新中国把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类民间教派定为“反动会道门”,对它们进行镇压取缔,以致于它们在改革开放前几近绝迹。新中国允许五大宗教的存在,但同时也设立了宗教管理机构和各宗教的爱国组织,要求宗教切断和外国的联系,并对它们加以其它方面的限制和控制。

   如果说宗教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仍然有着一定生存空间,这空间在文革开始后就被进一步压缩得几乎荡然无存。1966年,在“破四旧”的口号下,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打砸宗教古迹,焚烧宗教书籍,批斗宗教人士。文革时期,宗教场所被关闭,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几乎从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在文革时代严厉的政策下,基督宗教由于它的宗教特性——内聚力强、具有殉道意识,表现得比佛道教和民间宗教更有韧性。由于基督教不像天主教那样依赖于神职人员,所以它的聚会活动更具灵活性。一些地方的基督徒即使在文革中仍然进行着小规模的秘密聚会。因此文革结束后,许多地方最先浮出水面进行公开活动的宗教是基督教。

   革命政权的宗教政策和社会政策客观上对本土宗教造成的打击更大。当时的社会改造政策严重损害甚至摧毁了一些本土宗教得以生存的制度性土壤,再加上本土宗教没有基督宗教这么大的韧性,它在中国的优势因此被大大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革命政权的激进政策为改革开放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大发展铺垫了道路。

   改革开放时期基督教的优势性发展

   在下文中将简略地分析革命政权转向执政政权之后,在新的结构性条件下,基督教如何发展成强势宗教的。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把中国引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文革时期的激进政策终止,宗教生活得以恢复。以宗教局为主的宗教管理机构重新建立。1980年代中国的宗教政策大体恢复了50年代的框架:国家承认五大宗教,规定宗教机构只有获得登记后才具备合法身份。法规和宗教局的条文对宗教活动还有着一些限制。不过,同时期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却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套宗教控制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性。文革后,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发展的绩效。经济要发展,就需要稳定的坏境,因此国家一般不愿扩大打击面。为了搞活经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通过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市场导向型的经济改革大大促进了社会资源、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增加了社会所拥有的资源,这些都给宗教的自主发展带来了可能和空间。

   同时,随着经济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纽带越来越紧密,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启动国家机器来大规模镇压宗教活动,以免受到西方国家的抨击。地方政府则以经济发展为重中之重,只要宗教方面不出大事,并不愿意把资源和注意力分散到宗教管控上。专管宗教的地方宗教局的编制都很小,很难对辖内的宗教组织和活动进行十分有效的管控。于是,宗教领域就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即一个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和宗教活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由于有灰色地带的存在,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模式只能限制愿意受国家约束的宗教组织,而不能限制那些不愿受国家约束而国家又不能大规模镇压的宗教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宗教虽然不被国家承认,但是它却在灰色地带得以生存和发展。然而与其它宗教相比,民间宗教在1970年代恢复以来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近年来,民间宗教在不少方面甚至出现了衰败的迹象。民间宗教出现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没有了乡绅和宗族势力的支持,民间宗教失去了要求村民履行参加集体仪式和分担费用义务的强制力量。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城市化进程加速,不少地区以村落为核心的传统社区已经被打破。在当前中国的农村,民间宗教活动只能靠大家自愿参加才能得以维持。因此在和组织力量很强的制度性宗教竞争自愿信众时,民间宗教自然落在了下风。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传统的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体的民间宗教活动也很难得以持续。

   佛道教在中国本有许多优势。与民间宗教相比,它们有着更强的组织制度;与基督教相比,它们还具有本土优势。但是它们在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势头也远不及基督教。传统的佛道教模式原来以建庙、出家人修行、宗教职业者谋生为主,与平信徒的关系主要是一种交换关系:即寺观提供祈福场所,宗教职业者提供仪式服务来换取平信徒的经济支持。传统的佛道教并不注重发展和培育俗家信徒和开展社会公益事业。与基督教相比,传统的佛道教明显缺乏扩张的动力和能力。我们提到民国时候的佛道教——尤其是佛教——在基督教强力挑战下曾经表现出过较强的改革欲望。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宗教活动空间的萎缩,这种活力犹如昙花一现。文革后逐渐恢复起来的佛道教又回归到传统的运行模式。在当前的宗教政策下,佛道教均获得国家的承认,但是被国家认可的同时,也被政府的限制性管理模式束缚住了手脚。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佛道教与俗世交换的传统模式帮助寺观吸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既享受着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又财源广进,佛教和道教界的领导层普遍没有危机感,体会不深来自基督教的竞争压力,没有改变自身模式以增强竞争力的强烈欲望。

   基督教从改革开放后的结构性条件中获益最多。1980年代,基督教都纳入三自爱国教会的体系。此后不久,不少基督徒认为三自教会协助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控制的做法有违圣经教训,因而退出三自体系并成立了独立教会(即家庭教会)。改革开放后,海外的传教者也重新进入中国展开传教活动。从中国的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两股势力的传教活动都不具备合法性。问题是,基督教是历史悠久的世界宗教,同时也是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再者,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和港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教会获得境外力量的力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因此很难对独立教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因此,独立教会虽然不具合法性,却能够被政府容忍而获得了一个“灰色”的生存空间。在强大的传教热诚的推动下,独立教会充分利用了这一空间不断发展壮大。独立教会的迅猛发展给三自体系内官方认可的教会也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在许多做法上向独立教会看齐。这样,基督教整体都展现出蓬勃的活力。当然,基督教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还在于基层社会里遏制基督教发展的主要传统力量——民间宗教和支撑它的制度基础——在此前的革命洪流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宗教发展速度很不相同。本土宗教或一蹶不振,或发展相对迟缓,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天主教的发展并不突显,但由于基督教异常迅猛的发展,基督宗教相对于本土宗教取得了优势性发展,这造成了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显著变化。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后影响宗教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在短期不会有大的改变,基督教因此将继续保持它的强劲增长势头,基督宗教与本土宗教在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从而会使宗教生态格局这一变化在未来更加明显。上文已经说明,这一发展既与近代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中国后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中国原有的宗教生态的特性相关。接下来,我们将引入全球视野,运用本文的理论来解释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全球扩张的不同结果。

   近代基督宗教在非西方地区的不同发展模式

   伴随着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在近代的扩张,基督宗教也开始它全球范围的扩散和传播。但是,基督宗教的扩张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呈现出巨大差异。下面我首先以粗线条来勾勒出基督宗教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发展差异,随后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何在,以加深读者对当前中国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历史性理解。

   本文认为基督宗教是否能在某地取得强势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该地国家传统的强弱;二是西方殖民主义在该地引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和被动的国家建构的发展轨迹;三是该地传统宗教生态中主导宗教的性质,特别是该地的主导宗教是否是制度性很强的宗教。

   近代基督宗教的扩张首先在如下地区取得了成功:这些地区在西方殖民前的国家力量总体来说非常弱小,许多是部落、部落联盟或小王国,或者军事技术与西方殖民者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以致于它们在西方殖民势力面前不堪一击。这导致它们原有的政治势力完全被殖民政权取代。这类地区可以细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南北美洲、大洋洲这些地区。殖民者大量移民到这些地区,他们对原住民的杀戮、传病和杂交,使原住民人口锐减,白人移民和白人的混血后代成为当地主要人种,基督宗教也自然成为当地最为主要的宗教,这些地区即使后来爆发了脱离宗主国的独立运动,基督宗教也是独立运动参与者的信仰,并在独立后的国家保持了主流宗教的地位。二是菲律宾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白人并没有取代原住民成为当地的主要人种,但当地原有国家势力薄弱,被殖民政权彻底取而代之,殖民政权的统治使当地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发生剧烈的大变动,教育在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中变得很重要,成为当地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殖民统治下,传教士不但可以顺利进入当地社会传教,而且在这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唯一可以对殖民政权的残酷统治提出批评和抗议的权势阶层。对当地人来说,传教士有时候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传教士是殖民地教育机构的主要创办者,也就是说当地人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由教会掌握着。在这些地区,相当高比例的人口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就接受了基督宗教。

   以上地区除外,其他受西方殖民主义影响的地区在西方殖民势力到来前就已经有了较强的国家传统和宗教传统。这些国家因为国家传统强,有的只是受到了殖民威胁而主权并没有丧失,有的是成为半殖民地,有的即使被殖民了也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当地人的自治。在这些地区,西方殖民容易促发各类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这些国家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发生了政治改良运动和民族主义革命的日本、土耳其、民国时期的中国、南亚、东南亚、北非和中东各国。这个类型又可以细分为两亚类。在第一亚类中,本土宗教在民族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尝试政治改良的政治精英利用本土宗教资源来创立国教,典型的例子是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试图将神道制度化并上升为国教。又或者,革命者利用本土宗教的资源、网络、符号来进行民族主义革命的动员。在经历了这样的民族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既使最后建立的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本土宗教往往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因而其地位牢不可撼。在第二亚类中,民族主义革命并没有与本土宗教有多少结合(比如辛亥革命和凯末儿领导的土耳其国民运动),但是新兴国家所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却给了宗教发展和宗教竞争一个很大的空间,使得本土宗教在面对基督宗教的竞争时能够通过改革来强化自己的组织制度建设。由于本土宗教本来就有本土优势,经过改革和强化后的本土宗教在宗教竞争中也能保持优势,并在公共空间和政治生活里发挥很大作用。

   二是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殖民主义和它所激化的国内矛盾使这些国家最终爆发了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共产主义革命是社会革命,意欲对旧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发动的社会改造运动对基督宗教和传统的宗教生态均有极强的破坏性。不过,随着革命政权转化为执政政权,曾经的激进政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止。此后,宗教生活重现通过以上的总结,我们看到基督宗教大致在两种情形下会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宗教生态于社会。这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1)如果在这些国家里,传统宗教生态里占主导性地位的是制度性强的本土宗教,那么即使社会革命亦难以摧毁其根基,当激进的革命政策中止后,本土制度性宗教就会卷土重来,恢复它的强势地位。典型例子的如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在传统宗教生态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极大迫害,红色高棉下台后,佛教又在柬埔寨社会恢复了往昔地位。(2)在发生社会革命的国家里,如果传统宗教生态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是制度性并不强的本土宗教,那么又会是另一种情形。这类宗教没有强大的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组织,因此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有很强的依赖性。社会革命一旦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就会对这种宗教的根基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即使革命政权的激进政策中止后,非制度性宗教的主导地位亦难以得到恢复,从而就会为后革命时期的基督宗教发展提供机会。中国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子。  

   通过以上的总结,我们看到基督宗教大致在两种情形下会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宗教生态中的强势宗教:(1)该地国家传统薄弱,被殖民势力取而代之;(2)殖民势力的入侵引发了社会革命,并且该地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非制度性宗教。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韩国构成了一个明显的例外。韩国既没有受到西方殖民的严重影响也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基督宗教却成为韩国的强势宗教。但是本文认为,韩国的例外却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本文理论的解释力。20世纪初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带有崇拜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情结。但是,在面对西方列强时,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一方面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另一方面却反对西方殖民和与殖民主义渊源很深的基督宗教。韩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遭受的是日本而非西方殖民。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不但不把基督宗教看作是殖民势力的代表,反而把它看作是先进文明的一部分。当韩国在20世纪初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韩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基督教有了更紧密的结合。为了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控制,日本政府颁布了不少与宗教直接相关的政令,例如,禁止基督教会学校教授与宗教有关的内容或举行宗教仪式,强令韩国人参拜日本神社等等。这些政令使韩国的基督教会与殖民者之间必不可免地产生冲突。虽然基督徒对这些政令的抵抗是出自宗教信仰,但是在殖民政府和韩国民众眼里都被赋予了政治含义。不少基督徒积极参加独立运动,并起到领袖作用。1919年韩国发生的争取独立的“三一运动”成为基督徒参与民族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而日本殖民政权对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使西方传教士也不能再固守政治中立。他们通过国际渠道对镇压行为予以揭露并施加外交压力,客观上起了对韩国民族运动的支援作用。基督教在日本殖民时期所采取的政治态度使它在民众中获取了威望,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种种压迫下保持着增长。1910年基督教占人口总数的1%,而1945年则超过了3%。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美国的羽翼下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基督教也藉着在独立运动时打下的坚实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迎来了它的高速发展。

   论及宗教变迁,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督宗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势宗教而导致各地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发生变化。宗教社会学现有的世俗化和理性选择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指出,基督宗教在近代的全球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它在各地区的命运也和殖民扩张所引发的各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轨迹紧密相联。在现代社会学中,宗教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长期互不交界,本文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为宗教社会学引入了政治视角。

   注:①本文采用实质性(substantive definition)而非功能性的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来定义宗教,即宗教是一种基于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实践体系。按此定义,儒教虽具有一定的宗教层面,却终非典型意义上的宗教;而共产主义也不是宗教。民间宗教在本文指的是无需依靠职业宗教者来维系的宗教信仰形式,它不包含组织性制度性强的民间教派(sectarianreligiou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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