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江天勇律师的“世仇”

江天勇刚来北京做律师时,是跟和平春富一个所。和平跟江天勇是老乡,同学,一直叫他“老江”。有时意见不一致吵架,吵得气急败坏时直呼“这个老江头子”! 

因为所里的人权律师越出越多,司法局频频施压,终于在2009年各位人权律师都面临转所的现实。我记得那时候和平跟我说,如果说将来众位律师当中能出一位大律师,那一定是江天勇,那时候老江执业才五年。后来事实证明,从和平所里被逼出去的几位律师,都成了大律师(黎雄兵,李春富,江天勇......)。你或许认为赚了大钱有了大名才叫大律师,我却认为守住良知的才叫大律师。 

我跟老江“结仇”是因为人权案子。我曾经竭力反对和平代理人权案子,百般劝阻和平不听时,我惶急无措。那时和平跟老江好像说不完的话,每次在一起聊个没完,全是案子。我听的心头火起,认为是老江带坏了和平,但苦于没有机会,无法发作。 

有一次和平外出,我打电话打不通,急的无法时开始打和平律师同行们的电话。打给老江时,我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老江恼火说:你有必要这么恐惧吗?!我又气又急挂了电话。 

自此,三年不跟老江说话,拒绝他来我家。导致后来老江来找和平时,只能是和平下楼,两人站在路边说话。 

后来和平对我抱怨:你在我身边就像只狼狗,把我的朋友统统咬走了……但是别人要想对和平抱怨一下我不好,和平又坚决不让!和平的名言就是:我的老婆,我来替她挡!

如果不是709,我会一直自以为是下去:不理解和平,也自动屏蔽这个现实社会里的恶性事件的真相。 这些恶性事件只要发生一起,就足以让文明社会惊骇,但我们却选择麻木和回避! 

看着铺天盖地老江头子又一次失踪的消息,想起和平和春富一年近五个月的毫无音信,你说我跟江天勇律师这仇结的“莫名其妙”,我这“大狼狗”当的毫无价值…… 

所以,感谢709,终于给我扫了盲,启了蒙。 

709家属王峭岭 
2016年11月30日

新疆伊犁基督徒因家庭聚会开庭受审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新疆伊犁州一位基督徒马慧超,因与另外三人参加家庭聚会。今年9月在家中被公安抓走后,被当地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该案不久前在当地法院开庭。据当地一家庭教会信徒称,当时包括马慧超在内的四人在聚会,公安突然闯入,指其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将人带走。而当局禁止律师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新疆各地当局将基督教等宗教活动视为高度敏感案件。据伊犁州信徒消息称,今年9月,当地一家庭教会四名信徒举行家庭聚会,遭公安登门驱散,并指信徒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家从事宗教活动。把四人带走,其中一位女信徒马慧超,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11月中旬在当地法院一审开庭。伊犁一家庭教会牧师29日告诉记者,庭审已经结束:“开庭过了,但还没有开完。开庭前,律师没有给我打招呼,李敦勇是她的辩护律师。开完庭,他就走了。庭还没有开完,他跟我说,不准他辩护等等”。

据信徒说,被抓到四人中,仅马慧超被起诉,其余被行政拘留后释放。记者致电代理此案的辩护律师李敦勇查询。李律师表示,该案已开过一次庭:“(庭)开过了,那是很早之前,早就没事了”。

据称,马慧超家境贫寒,连电费都无钱支付。她被抓时,当地正处于所谓严打期间。当地教会牧师称,马慧超属于正常聚会,并不涉及其他案件:“我听说就四个人在聚会,我看李律师在微信圈说,不允许他作无罪辩护,只有作有罪辩护在可以。反正他们这个教会是团队教会的一个聚会点”。

11月11日,新疆各地多名基督徒在乌鲁木齐因参加家庭聚会,遭到警方驱散,其中3人被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传播非法宗教”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5天。据统计,新疆库尔勒、阿克苏等地区,在两个月内已拘捕数十名基督徒。9月下旬,在阿克苏温宿县、新和县及拜城县,共有8名信徒被羁押。库尔勒地区有至少16人被抓。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广东广宁福音戒毒教会牧者夫妇遭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洲仔社区一家庭教会领袖林海新和妻子,因在当地开办戒毒所及传福音,于11月26日及27日,连续两天遭到当地公安查抄。林海新及妻子被公安带走后,情况不明。据信徒称,两人被警方指未经登记,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均遭拘留。


据广东基督徒在微信圈发紧急代祷称,广宁仁爱之家福音戒毒教会的牧者林弟兄和师母被公安带走,从11月26日晚到27日,当地众多公安和宗教局人员围住该教会,并抄走该教会的电脑及宗教用品,并取缔该教会,同时驱散数十名信徒。深圳一位知情牧师告诉记者,被公安抓走的林弟兄已经失联:“因为我跟这个弟兄有联系,但没有见过面,听说现在已经被拘留了”。

另一位认识当事人的广州牧师于本月28及29日连续两天尝试联系林海新和他的妻子,但均无消息。他说,目前该教会的同工也无音信:“我已经问了,我昨天就问了,但是他们没有人回答。也不知道他们那里的同工是怎么搞的,同工都没有联系上,我发了微信,他们都不回。他们都关机”。

一位曾经到过仁爱之家的信徒赵女士对记者称,该教会带领者已被拘留:“人被公安拘留了,这是魔鬼的行为。做神的工作,多数会被魔鬼攻击的。我去过探访”。

记者:他那个教会好像成立很多年了。

回答:对啊,三年了。

记者:他也收容过很多吸毒者?

回答:是啊,他帮助人家。他带领的教会,相信他不会犯法。

林海新和妻子均是香港居民。据知情信徒称,该教会很多信徒曾经是吸毒者,有的患有抑郁症等,后被仁爱之家福音戒毒教会收留之后,这些人的身体及精神状况大有改善。信徒还称,仁爱之家是基督徒组成的非牟利慈善团队,不设固定收费(接受感恩的奉献)。在肇庆市广宁县和云南丽江设有生命康复辅导场所,服侍的对象包括男女吸毒、精神心理、酗酒、赌博、网瘾等问题人士,成立至今三年多,帮助超过180名问题人士。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曾于2015年6月报道,基督教“仁爱之家康复农场”于当年6月9日接到该县宗教局发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指林海新利用教职人员身份,进行宗教活动,并警告该教会不得再从事宗教活动,还没收了圣经等宗教用品。香港籍的林海新在接到上述处罚决定书的当天告诉记者:他已经写好一份申辩书给宗教局。并强调,他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帮助那些吸毒的人和心理有障碍的弟兄,让他们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时隔一年,林海新却被当局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基督徒维权律师唐荆陵获选第30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11月28日(周一),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湾区的联合市(Union City)宣布今年第三十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知名维权律师唐荆陵。尚在狱中的唐荆陵先生是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基督徒,发起六四静思节、推动推翻专制倒计时、倡导公民不合作运动等多处非暴力抗争运动,多次遭受各种酷刑打压。唐荆陵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致力于通过非暴力行动改变中国,是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16年唐荆陵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

经多方努力,他的妻子汪艳芳来到旧金山,将要出席12月10日下午一点开始的颁奖仪式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30年庆典。

总部设于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自1986年设立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以来,已经连续颁发30届。此次宣布唐荆陵律师获奖,表彰其为中国人权所做成的努力。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周锋锁表示,唐荆陵在国内作为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和异议人士的杰出代表受到广泛的尊重,他所推行的这些理念也都得到广泛的认同。今年12月10日将在旧金山举行,唐律师的夫人汪艳芳将代表领奖。



圣爱团契基督徒送棉衣等给寒冷中的访民肢体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6年11月22日

这两日北京突然降温,先是下雨,后转为了雪。如此寒冷的天气,那些露宿街头或居住在极简陋房子里的访民维权者们,不得不忍受寒冷,极其痛苦。

圣经中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 2:15-17 和合本)

左手受伤,右手也痛。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在受苦、在挨冻,高玉祥弟兄(2001年受洗,施者袁相忱牧师)的心在疼痛,于是他把家人中暂时不再穿的衣服整理了一下,整理了几大包,走了很远的路,送了过来。他一个60多岁的残疾人(视力减弱),主耶稣一定会记念他的爱心。

几天前,面对冬天的来临,杨伟东老师就已经送来了两包衣服。

我们这个小小教会(圣爱团契)的东北访民王金玲姊妹(在天津打工时,因主张公义遭黑社会打伤致残,而法院判决时又把她落下了,没有主张她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为此多年来一直上访)也是充满爱心,她首先想到了外地在京访民中的残疾维权人,将他们带来,来取这些能够保暖能够帮助过冬的衣服。

事后王金玲姊妹姊妹写到:“感恩主与我们同在!2016年冬第一场雪,气候严重变冷,在京维权的难友们又面临着寒冷的侵蚀。非常感谢:圣爱团契徐长老和高玉祥老弟兄捐赠了棉衣毛裤毛衣裤子等等衣物,我和王申红弟兄、周前红弟兄、岳桂平姊妹等到徐长老家里拿回。主与我们同在,今冬我们不在寒冷。”

面对寒冷的冬天,望主内肢体们不要忘记那些还在寒冷中的主内弟兄姊妹们,请为他们祈祷。

多年来,虽然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因为基督信仰、因为帮助那些遭受逼迫的主内肢体和教会,我们教会的肢体曾多次坐牢(如我曾为此劳教2年、判刑2年,并失去原有的医生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一直是以曾坐过牢的良心犯为主(我们这些因基督信仰、维权民运而坐过牢的人,很多教会不愿意接待我们,甚至排斥我们),因此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与其他教会(包括海外教会、机构、团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更没有得到过什么资助。

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能力来帮助那些正在寒冷中的主内弟兄姊妹们,在这 里请求有能力的肢体、教会能来尽基督徒的本分,来帮助那些正在寒冷中忍受痛苦的主内弟兄姊妹,奉献出我们本应具有的爱心。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 4:8 和合本)

梵蒂冈推动与中国和解 陈日君警告:“背叛耶稣基督”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海外媒体报道说,梵蒂冈正在推动与中国的和解谈判。不过,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君警告说,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就大陆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妥协,将 “背叛耶稣基督”。

美国《纽约时报》11月28日报道,中共1949年掌权后把天主教传教士斥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加以驱逐,要求天主教徒加入受到官方监管的“爱国”教会。不过,目前在中国的大约9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中,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加入的是地下教会,他们忠于教宗,抗拒政府的控制,有时会遭到迫害和监禁。梵蒂冈一直梦想着重返中国,让地下教会走出阴影,并弥合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裂痕。

教宗方济各任内,梵蒂冈与北京的和解谈判势头良好。不过,双方尚未就一些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争议的核心在于任命新主教的权力以及中国现有主教的命运。对梵蒂冈而言主教应由教宗任命,而中国一直极力要求控制主教任命权。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对中国多次释放善意,似乎下定决心要与北京和解,这引发一些人的担忧。报道引述一位匿名的河北神父认为,如果教宗操之过急,地下教会的神父会觉得教会将失去自主权,一些人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担心自己的牺牲将无法得到认可。

英国《卫报》11月28日报道,84岁的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君警告说,如果教宗方济各与中国就大陆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妥协,让北京介入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任命,将是“投降”,这将 “背叛耶稣基督”。陈日君说,“可能教宗有点天真,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教宗以前了解(在拉丁美洲)遭迫害的共产党,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共产党作为迫害者曾经杀害成千上万的人。”

关注宗教自由的美国民间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11月28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此评论说,

“陈日君主教所提出的这个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非常现实的。因为长期以来,可以说中国的所谓的地下天主教会,忠于梵蒂冈的,都一直遭受迫害。很多人都被殉道。”

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徒有参加弥撒的自由 ,也可以参加政府批准的教会,但是被禁止宣教。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控制了教会和主教的任命,目前没有梵蒂冈方面的任何参与。

路透社此前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梵蒂冈和中方代表8月在北京会面时,已就任命新主教的原则达成一致。按照协议草案,新的中国主教将由地方神职人员选出,教宗做最后的任命。教宗如果能向中国提出证据,可以从道德等方面否决候选人。

英国《卫报》引述陈日君的观点说,支持梵蒂冈与北京达成协议的人“不真正了解中国,缺乏对共产党控制的三自教会的第一手经验。”。陈日君预计,根据拟定的协议,有了“虚假自由”的传教士可以更容易传教,更多教会将开放,但这些都是表面的自由,并不是真的自由。人们迟早会看到主教只是政府的傀儡,当人们对假的教会失望后,他们就会离开教会。陈日君还指出,官方主教不是真正在宣讲福音,他们宣讲的是如何服从共产党当局。他认为,神职人员应该站在人们一边,跟穷人和被迫害的人一边,而不是与政府为伍。

现在美国的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对此评论说:

“中共是世界上对宗教迫害最严厉的独裁政权,不管是毛时代,还是他的后任者。这一点,我相信陈日君枢机主教和中国大陆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的认识要比梵蒂冈清醒的多,因为他们在第一线。”

据《纽约时报》报道,以往也有教宗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达成妥协的先例。梵蒂冈与越南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达成的一项协议,实际上让后者拥有了否决主教任命的权力。报道说,目前中国大陆地下主教的人数超过了20多人,其中很多人遭到了政府的怀疑,还有几个人身陷囹圄。一年前,中国西北地区的地下教会神父蔚和平被发现死在一条河里。警方说他是跳河自杀的,但支持者称难以想象他会自杀,怀疑其死于他杀。

(记者:林坪 责编:嘉华)

原新闻链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yl-11282016103700.html

不是「跟不上」 早已处于水深火热——左翼,你看得见我们吗?

陈婉珊

美国大选希拉莉看似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却大热倒灶,外界震惊之馀,亟亟寻找解释原因。对于在香港的我们,有甚么启示呢?受限于个人视角,原谅笔者主要从最熟悉的角度(LGBT议题)评论,但见微知着,其他方面也可举一反三。对于特朗普当选,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居于乡郊的低学历白人男人,基于自保心态投了共和党候选人一票,如一位本港立场温和的左翼时事评论员便引用这种解释,作出反思,劝诫左翼不能操之过急,要「顾及那些社会上追不上的人的感受与焦虑」,以免适得其反,使争取大同世界的努力前功尽废。1

喜见左翼开始反思他们一往无前的倡议。然而,这种反思远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也许左翼精英应离开安舒区,放弃在象牙塔内指点江山,走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看看世界上其他弱势人士,才能作出恰当的反省,修正方向。

水深火热

一位右翼新闻网站记者便揭示了自由派不会明白的理由,为何基督徒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三度结婚、经营赌业、说话粗鄙,为何福音派和天主教仍纷纷投票给他呢?正是因为奥巴马主政的八年内,令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奥巴马政府强迫教会和学校接受新性别意识形态,不惜签订行政指令迫学校遵从,反对者被标籤为「恐跨」(transphobia),迫使他们噤声;基督信仰被标籤为「恐同」和「仇恨」,基督徒父母对于能否将信仰教导下一代感到莫大压力;基督徒小商人失去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意,只因拒绝服务同性婚礼,他们平凡而稳定的生活被破坏,然而同性恋者轻易可以找到其他愿意提供服务的商店,为何定要迫使基督徒屈服?基督徒僱主也被迫资助僱员堕胎和避孕。

希拉莉支持者经常说他们「恐惧」(fear)特朗普,但大学的性别研究课程会因为特朗普上场被迫关闭吗?同性恋组织会被打压吗?不大可能。相反,在奥巴马治下,国家渐渐对保守教徒很不友善,他们的身份遭到公权力和社会双重否定,真正令他们感到恐惧。纵使特朗普不为基督徒做甚么,最少会让他们喘一口气。这些自由派不会明白,「针唔拮到肉唔知痛」,一句「跟不上」除了漠视他们所受的压迫外,更把责任加诸他们身上,彷彿「跟不上」是他们的错误。

左翼助长反智之风

「政治正确」代表正确吗?笔者留意LGBT运动四年,胆敢说这运动已变质。同运运用种种手段推动他们的议程,但左翼只会包庇,哪裡有公义、诚信、真相?同运一方不断扭曲反对者的理据,再抺黑对方反智,譬如反对同性婚姻便是仇恨同性恋者,也矢口否认会出现「逆向歧视」。笔者的亲身经验是,你必须事事有一定认识,甚至比他们熟悉,他们才放弃拿话诓你;为了争取同性婚姻和同性抚养(gay-parenting),他们拿着一批欠缺代表性的研究,便坚称同性抚养的孩子与异性双亲家庭孩子的表现没有分别,甚至更优胜。你需要用十倍时间仔细研究来驳斥他们。可是多年来他们成功渗透了一些专业界别,如心理学团体、律师、社工等,异见难以得到重视。2

跨性别儿童也是,明明临床科研证据显示约八成跨性别儿童不会过渡至成人,可是跨运却推动法例禁止精神科专家帮助他们认同原生性别,影响这些跨性别儿童的福祉。3

最近一项争议,使笔者感受尤深。岭南大学新一届干事会候选内阁因为打算停办「性/别文化週」而遭痛骂,《立场新闻》也有报道,候选内阁备受压力下发出声明,会复办有关活动。痛骂的焦点是两名基督徒阁员,基于信仰打压性别议题讨论。然而,停办就是打压讨论?不是吧,同学之间的讨论哪来打压?如同「环保週」,目的是推广环保,已预设立场,「性/别文化週」显然也不是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让学生深入了解性别议题。过往其他大学举办的「性/别文化週」已引起广泛争议,包括展示性玩具、邀请性工作者分享「实战」经验等,意识开放露骨,不是人人也受落。笔者不反对讨论,大学正是刺激学生思考的地方,问题是性别议题欠缺讨论的空间,不同意就是「耶L」、恐同、独裁,这种欺凌的风气正正窒碍不同意见的讨论。外国着名学府甚至有大学生要求在大学内设有不受言论「伤害」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已引起广泛争议。

反思政治正确

如果左翼无视他们倡议的种种荒谬,只将以上一切,均简单归结为「社会有些人追不上」,因此反对左翼议程的话,恐怕今次他们是「白输」了,社会继续撕裂,也不会迈向真正的进步。很多信徒不明就裡,受社会思潮影响,认为保守教徒不应该反对LGBT运动,却看不到更大的不公义。有时,一些信徒会抢先耻笑保守信徒,大有「我不是这类基督徒」之态。近几年,教内有声音要求教会和信徒多关注社会政治议题,笔者乐见其成,然而,更希望推动教会改革的倡议者,用同一标准检视左翼的议题,不要对左翼运动种种不公义行径视而不见,成为弟兄姊妹的绊脚石。

愿今次美国大选是一个契机,挑战左倾信徒反思政治正确,希望教内的知识份子牵头,不同立场的信徒可以彼此聆听。4

(作者为香港性文化学会研究干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1.22)

1. 蔡子强,〈美大选启示录:对「政治正确」的一次大反扑〉,《明报》,2016年11月17日,页A28。笔者只是针对这文的论点评论,对作者本人的立场存而不论。

2. 如着名心理学家、前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Dr. Nicholas Cummings 2013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宣誓作证,指出「性倾向的心理治疗及辅导已经变得高度政治化,同性恋运动成功游说公众,去相信同性恋是天生及不能改变。」(段25) 其实这说法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包括美国心理学会在内的一些具规模精神科团体,一直没有对以上说法提出反驳。只是在最近不断出现的证据下,美国心理学会才似乎有软化的迹象。(段26) 证词全文(英文):http://www.consciencedefense.org/contents/media/Nicholas_Cummings_Declaration.pdf

此外,Dr. Cummings指出同性恋运动如何影响美国心理学会和相关科学研究,访问影片请看:http://facts4lgbt.info/b5/article_detail.php?type=multimedia&cate=14&id=9

3. 篇幅所限,这裡没法提供充足理据,本会已有不少研究,如有疑问,欢迎联络,或参考:「性文化资料库」。

4. 一些常被批评的右翼问题,如白人至上主义、男性沙文主义,或美国宗教右派等,当然有反省的空间。笔者无意说左或右哪边较优胜,只是希望中间温和的声音会得到更多共呜。

西方传统中法宗教学的兴起

约翰•维特

钟瑞华(译)

摘要

在西方,有一个别具一格的法律传统,它扎根于古代的以色列、希腊和罗马文明,由基督教滋养了将近两千年,然后又从启蒙运动汲取营养超过两个世纪。这一法律传统,在4世纪到6世纪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16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因西方宗教传统的重大转变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转型,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时期,西方法律传统的确切样式和均势都部分取决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每当西方宗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官员、符号和方法发生变化时,西方法律传统的样式和均势也会随之改变。

目次

一、罗马帝国中的法律与基督教

二、法律与中世纪天主教

三、法律与新教

四、现代的法律与基督教

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一个跨学科的新研究兴起了,它致力于研究法律的宗教之维和宗教的法律之维,以及法律领域中的思想和制度、规范和实践与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制度、规范和实践的互动。这项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宗教赋予法律以精神,并激励它遵守仪式,坚持正义;法律赋予宗教以结构,并鼓励它热爱秩序,重视组织。法律和宗教有着共同的概念,如过错、债和约;它们也有共同的方法,如伦理学、修辞学和文本解释。法律和宗教还通过正义与仁慈、规则与衡平、惩罚与仁爱的互补而达至平衡。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给法律和宗教这两大学科、两大生活领域注入了活力和力量。

可以肯定,法律和宗教这两大领域、两类科学,有时会彼此融合,有时会相互冲突。每种主要的宗教传统都经历过神治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即宗教的过度法律化和过度精神化。每种主要的法律传统都经历过神权政治和集权主义,即法律的过度神圣化和过度世俗化。但是,有很多学者现在都辩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和大多数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是,法律和宗教这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每种主要的宗教传统都力求通过平衡理性与奥秘、预言与教导、结构与精神而与法律达成妥协。每种主要的法律传统都努力将其正式的结构和过程与其人民的信念和理想结合起来。法律和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互不相同的两大领域和两类科学,但它们却在辩证的互动关系中存在着,不断地发生着交叉和交流。[1]

这些交叉点和交流点就是法宗教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特殊的研究范围。法律领域中的思想和制度、方法和结构、信念和信徒,与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制度、方法和结构、信念和信徒,这二者之间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到底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不管这种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就是法宗教学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全世界信仰不同、专业各异的学者,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带着越来越积极的态度给予了回应。[2]

本文将考察并勾勒法宗教学这一广阔领域的一部分—西方传统中的法律与基督教。我已经支好了“法律与宗教的双筒镜”,并选取了最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法律与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中那些气势恢宏的文化图片。我的论点是,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西方法律传统,它扎根于古代的以色列、希腊和罗马文明。这一西方法律传统由基督教滋养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然后又从启蒙运动汲取营养超过两个世纪。它发展出了关于正义与仁慈、规则与衡平、自然与习俗、准则与戒律的持久性的基本原理。它以关于权威与权力、权利与自由、个人与社团、公与私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为特色。它在立法与裁决、谈判与诉讼、法律修辞与文本解释、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等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方法。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西方法律传统的确切样式和均势都部分取决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且,每当西方宗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官员、符号和方法发生变化时,西方法律传统的样式和均势也会随之改变。

西方宗教传统的四次重大转变引发了西方法律传统最大规模的转型;(1)4世纪到6世纪的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2)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3)16世纪的新教改革;(4)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四个分水岭之间,西方法律传统也很难说是静止不动的。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运动,从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引发了广泛的连锁反应。但是,使西方法律传统发生永久性转向的,则是这四个分水岭时期,也可称之为开化时刻和开化运动。接下来即简要描绘法律与基督教在这四个时期的互动。[3]

一、罗马帝国中的法律与基督教

公元4世纪到6世纪,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是为西方法律传统的第一个分水岭时期。之前,罗马法在西方大部分地区居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罗马法界定自然人和社团的身份,并规定他们所可以采取的法律行为,以及可以适用的法律程序。它禁止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它规范结婚和离婚、家族和子女、财产和继承、契约和商业、奴隶制和劳工。它保护罗马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利益,并创设了庞大的科层管理体制,使罗马能够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达数百年之久。[4]

新千年伊始,一种精细的法学理论开始在罗马浮现出来,这种法学理论部分建立在希腊原型之上。罗马斯多亚派学者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至公元前43年)和塞涅卡(Seneca,公元65年卒),以及其他的罗马哲学家,以法学术语详细阐述了在推理、修辞和解释问题上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继承而来的主题方法。他们还大大扩展了由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6年至公元前387年)所提出的自然正义、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诸概念。罗马法学家盖尤斯(Gains,约公元180年卒)、乌尔比安(Ulpian,约公元160年至公元228年)和其他一些人,作出了此后将成为西方典型特色的下述区分:(1)市民法(ius civile),由某特定共同体所有,并被严格或衡平地予以适用的制定法和程序;(2)万民法(iusgentium),由几个共同体共有,且常常构成条约依据的原则和习惯;(3)自然法(ius naturale),关于正确理性的诸原则,亘古不变,具有最高的权威与神圣性,在与国家的实证法发生冲突时必须优先适用。罗马法学家还开始在私法与公法中提出主观权利(iura)、自由(libertates)和能力(facultates)等概念的雏形。

罗马法还确立了皇帝崇拜。罗马被尊奉为永恒之城,它由诸神命定,并在祭坛、广场和长方形的柱廊大厅被赞颂。罗马皇帝被当作神和王来崇拜,在帝国宫廷的仪式中,在公共广场的节日庆典中,都要敬拜他。有时候,罗马法自身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神法的一种体现,帝国的祭司和法学家们以神圣的法律技巧对其予以专门的管理和适用。罗马的皇帝崇拜并不排除对其他神灵的崇拜;帝国内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只要不破坏和平并遵守罗马法关于皇帝崇拜的基本规定,都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

对于这种罗马法和罗马文化,早期的基督教会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就像孕育了基督教会的犹太共同体一贯所做的那样。[5]早期的基督徒确实采用了罗马的很多法律制度和法律惯例—依据福音故事和福音戒律对其进行了复杂的解释和歪曲。[6]但是,早期的基督徒既不能轻易地接受罗马的皇帝崇拜,也不愿意参加在商业、诉讼、军事生活以及其他公共场合、公共活动中所必不可少的异教仪式。因此,早期的基督教会,就仿照成熟的犹太教法律共同体,把自己组织成多个独立的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退出官方的罗马社会,并且也日益脱离犹太人的共同体。早期教会的基本章程,如《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约公元90年至公元120年),针对教会组织、神职生活、教会纪律、慈善、教育、家庭和财产关系等问题制定了详细的内部规则。而且,自2世纪后半期以降,这些法律还通过主教和教会公会议所颁布的法律和法令得到了极大的扩充。[7]早期的基督教领袖,依据“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马太福音》22:21)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书》13:1;《彼得前书》2:13-17)这两条圣经指令,教导信徒纳税,登记财产,并在基督徒良心和诫命所许可的范围内服从罗马统治者。[8]但是,这些早期的基督教领袖也敦促他们的罗马统治者依据他们的新教导来改革法律—尊重良心和崇拜自由,禁止姘居和弑婴,限制随意离婚,扩大慈善和教育,减少军事暴力,减缓刑事惩罚,解放奴隶,等等。基督教在法律上的这种自主性及其对法律改革的倡议,最终致使罗马皇帝以敕令明确谴责它是一种“非法的宗教”,并使基督徒断断续续地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残酷迫害。

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公元380年,信奉三一神的基督教被法律正式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通过这两件事情,罗马的法律和信仰最终与基督教的法律和信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罗马帝国被理解成基督在地上的完整的身体,包括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罗马皇帝既被看成是教皇,又被看成是国王,在精神事务和世俗事务上都居于最高的统治地位。罗马法被看成是实现自然法和基督教道德的原始工具。罗马信仰与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新融合,使基督教会能够将其众多的基本教导灌输到罗马法当中,并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其付诸实践—特别是残酷地打击阿里乌派(Arians)、太阳神崇拜者(Apollonarians)和摩尼教徒(Manicheans)之类的异端。尤其是在幸存下来的伟大的罗马法综合文本《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公元438年)和《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公元529年至公元534年)当中,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圣事、礼仪、圣日、安息日、性伦理、慈善、教育以及其他很多事项的教导,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丰富细致的界定和规范。罗马法还针对基督教的圣职人员、传教士和修道士规定了特殊的豁免、免除和补助,这些人在新获得的庇护之下越来越有势力,并最终把教会的影响延伸到罗马帝国最边远的角落。罗马帝国通过法律把三一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既大大促进了它早期在整个西方的扩张,也非常有利于它此后在教会官方教导中正统地位的保持。

然而,罗马信仰与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新混合,也使教会屈居于皇帝的统治之下。现在,基督教事实上变成了由罗马皇帝所主持的新的皇帝崇拜。基督教神职人员事实上变成了基督教皇帝崇拜的新祭司,他们组成等级制结构,最终服从皇帝的权威。教会财产事实上变成了帝国新获取的公共财产,既受帝国的保护,也受帝国的控制。于是,罗马的皇帝和他们的使节多次召集教会公会议和重大的教会会议,任命、惩戒并罢黜高级神职人员,管理教会的很多教区、修道院和慈善机构,并在法律上掌控大量教会财产的取得、维护和处分。

教会对国家发挥实质性影响但却在程序上服从国家,基督宗教对世俗法律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却在程序上服从世俗法律,这种“君王控制教会”(caesaropapist)的模式受到了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公元339年至公元397年)、教皇格拉修(Gelasius,公元496年卒)、教皇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约公元540至604年)等强势神职人员的一些抵制。他们在几项大胆的声明中坚称,教会所掌握的即便不是“两把剑”(《路加福音》22:38),也是治理西方基督教世界各项事务的两种权力—一种由精神权威所掌握,另一种由世俗权威所掌握。但是,更具持久性的政治表述出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354至430年)之手。在罗马帝国的这种新安排之中,奥古斯丁发现了对此世生活的精神方面和世俗方面、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予以平衡的方法。在其著名的政治论文《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奥古斯丁把共存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进行了对比。上帝之城包括所有预定要得救的人,他们以爱联结在一起,并在神职人员的带领下热切地投身于追求基督教的敬虔和道德,以及敬拜上帝的生活之中。人类之城包括这个罪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以及上帝为了在地球上维持些许的秩序与和平而创造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奥古斯丁有时把这种二元性描述成两座彼此隔离的围城—尤其是当他描述修道院的退隐生活和纪律,或基督教会早先在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迫害下所经历的磨难时。但是,奥古斯丁更为重要的教导是,在已经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内,这两座城在责任和成员身份方面是相互重合的。基督徒将一直保有双重的公民身份,直至这两座城在基督再来时、在上帝实施末日审判时最终完全地分离开来。基督徒虽然渴望过上福音所教导的更纯洁的生活,但却依然为这个世界上罪恶的习惯所束缚。基督徒虽然渴望仅仅成为上帝之城的公民,但却依然要受制于这两座城的权力。人类之城的统治者恩待基督徒而不是迫害他们,是比较理想的状态。[9]

罗马帝国对法律与基督教的这种理解,在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沦落于各日耳曼部落之手后,在西方大体上保留了下来。在这些日耳曼部落皈信基督教之前,很多信奉异教的日耳曼统治者被视为神明,他们既是其人民的军事首领,也是其人民的宗教首领。皈依基督教后,他们不再被视为神明,只是在其领地之内,他们仍然是基督教会的神圣统治者。在努力将其统治扩张至疆域内各个民族的过程中,他们在基督教那里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权威之源。神职人员不仅支持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国王压迫异教徒的部落宗教,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把查理曼(Frankish Emperor Charlemagne,公元768年至公元814年在位)和盎格鲁一萨克森国王阿尔弗雷德(Anglo - Saxon King Alfred,公元871年至公元899年在位)等领袖尊奉为自己的精神首领。反过来,皈信基督教的日耳曼统治者,一如他们之前的罗马基督徒皇帝之所为,也支持神职人员反对异端,并为其提供军事保护、政治优遇和物质资助。此外,这些日耳曼辖域内的封建领主还资助教会,出于敬虔的原因向教会捐赠土地和其他财产,教会则投桃报李,授权他们任命并管理占有和使用教会新获得的这些财产的神父和男、女修道院院长。

二、法律与中世纪天主教

公元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发生了教皇革命或格列高利改革,是为西方法律传统的第二个分水岭时期。在平信徒教职任命权之争的基础上,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 1015年至1085年)及其继任者最终推翻了他们的世俗统治者,并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把罗马天主教会确立为一个自治的法律和政治团体。这一事件是西方社会在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所经历的巨大转型的组成部分和结果。通过重新发现并研究关于罗马法、希腊哲学和教父神学的古代文本,西方得到了更新。现代西方最早的大学,在波伦亚、罗马和巴黎建立起来了,神学、法学和医学是它们的核心院系。很多小镇变成了欣欣向荣的城市国家。商业和贸易繁荣发展。基督教与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高深文化展开了新的对话。自然科学、机械学、文学、音乐、艺术和建筑领域均有重大进步。而且,西方的法律,尤其是教会的法律,发生了转型。[10]

从12世纪到15世纪,天主教会主张自己拥有广泛的新管辖权,实际上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教会主张对神职人员、朝圣者、学生、穷人、异端、犹太人和穆斯林拥有属人管辖权。它主张对教义和礼仪,教会财产、教会体制和教会恩惠,性、婚姻和家庭生活,教育、慈善和继承,口头承诺、誓约和各类契约,以及各种道德犯罪、思想犯罪和性犯罪拥有属事管辖权。教会还主张其对属于一个以上世俗权威共同管辖的事和人拥有世俗管辖权。

中世纪作家抓住四种主要的论据来支持教会的这些管辖权主张。第一,教会传统上就拥有管理洗礼、坚振礼、告解礼、圣餐礼、授圣职礼、婚礼和临终涂油礼这七大圣礼的权威,中世纪作家辩称,上述新管辖权只不过是该传统权威的自然延伸。到15世纪,教会的七大圣礼已经支撑起一整套复杂的教会法律,即所谓的“教会法”。婚姻圣礼支持着关于性、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法律。[11]告解圣礼支持着关于犯罪和侵权的教会法,并间接地支持着关于契约、誓约、慈善和继承的教会法。[12]告解圣礼和临终涂油礼不仅支持着关于慈善和济贫的复杂教会法,而且还支持着以教会为基础,由行会、基金会、医院以及服务于西方社会中可怜人的其他机构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网络。[13]授圣职礼为准确界定神职人员和修道人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教会法提供了依据,并且还支持着由这些人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法人和社团网络。洗礼和坚振礼则支持着关于基督信徒的自然权利和自然义务的教会法,教会新颁布的这些教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现在的宪法性法律。

第二,基督曾授权使徒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9),教会领袖主张,这项著名的授权为他们的管辖权提供了依据。依据中世纪的常规教导,基督交给了使徒彼得两把钥匙:一把是知识的钥匙,用以辨别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一把是权力的钥匙,用以在全教会贯彻实施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使徒彼得借助这两把钥匙为使徒时代的教会确立了教义和纪律。通过使徒统绪,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继承了这两把钥匙,用来为当代的教会确定教义和纪律。教会法学家相信,继承使教皇及其神职人员获得了一种法律权力,也就是制定并实施教会法的权力。钥匙论有力地支持了教会对教义和礼仪等核心精神事务的属事管辖权,如确定弥撒、洗礼、圣餐礼、告解礼等等的效用和时间。说到底,知识的钥匙使教皇及其神职人员能够洞察神圣启示的奥秘,而权力的钥匙则使他们能够把这些奥秘通过教会法传达给所有信徒。但是,钥匙论很容易被扩充。即使最世俗的人类事务,根本而言也有其精神的和道德的维度。裁决邻里之间的地界纠纷涉及爱邻舍的诫命;不加解释地拖欠世俗税款或封建税赋违反了敬畏在上掌权者的精神责任;复印或阅读禁书也是一种罪。因此,强势的神职人员利用钥匙论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教会的属事管辖权扩张至精神和道德色彩不那么鲜明的事务之上,尤其是在没有强势的世俗对手与其相竞争的司法辖区。

第三,中世纪作家辩称,教会法是真正的基督教衡平之源,他们赋予它各种各样的美誉—“例外之母”、“爱之律法的缩影”和“公义之母”。作为例外之母,教会法是灵活的、合理的和公平的,既能够在个案中通过特许和禁令缓和规则的严苛性,又能够通过发布实际履行或变更文本的命令来谨守协议的字面约定。作为爱的缩影,教会法对寡妇、孤儿、穷人、残疾人、被虐待的妻子、被忽视的孩子、被苦待的仆人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怀,它使这些人有资格在教会法庭提出请求,有权利不经上级许可就作出对上级不利的证言,有办法获得救助和庇护以免于虐待和缺乏,有机会在小修院从事敬虔的、被保护的职业。作为公义之母,教会法为作为个人的信徒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能够同时与上帝、与邻舍并与自己实现和解。教会法庭对提交到自己面前的冲突,既考察其合法律性,又考察其合道德性。教会法庭提供的救济,使当事人不仅在与对方当事人及共同体其他人的关系当中,而且在与上帝的关系当中,都变为“义”的和“公正”的。这就是教会法庭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深受欢迎、大获成功的一个原因。[14]

第四,一些作家改造了传统的“双剑”理论,以支持教会管辖权优位于世俗权威的主张。中世纪盛期的双剑理论教导说,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基督将其全部的权力都交给了教皇。权力的象征就是圣经(《路加福音》22:38)所说的“两把剑”—精神的宝剑和世俗的宝剑。基督以隐喻的方式把这两把宝剑授予了人类世界中的最高存在—教皇,即基督的代理人。教皇及其辖下的神职人员行使精神的宝剑,方法之一是制定教会法规则来治理整个基督教世界。但神职人员过于神圣,不能行使世俗的宝剑。因此,他们就把它授予了低于精神王国的那些权威—皇帝、国王、公爵和他们的世俗随众,由他们“为了”教会来掌握“教会的”宝剑。这些世俗统治者应以符合教会法的方式颁布并实施世俗法。依据双剑理论,世俗法本质上劣于教会法,世俗管辖权低于教会管辖权,国家向教会负责。

虽然这四种论据中的每一种都有其异议者,但加在一起,它们就使天主教会能够强有力地主张广泛而全面的管辖权。到12世纪晚期,教会官员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新立法者和新法官。教会当局通过教皇的教令和诏书,教会公会议和教会会议的法令和布告,以及地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零零散散地发布的命令,颁布了源源不断的新教会法。教会法庭依据教会法上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裁决案件。教皇或强势的主教定期委派教会巡回法官,即宗教裁判所法官,就通常属于教会法庭管辖的各种事务行使初审管辖权。教皇还派出使节,以教皇的名义行使各种司法和行政权力。案件在教会法庭等级系统内可逐级上诉,直至教会最高法院。提出了新问题的案件,可送交被称作法庭顾问的杰出的教会法学家或法学系教师,他们就相关问题撰写的学术意见虽然没有拘束力,但却常常被教会法庭认为是有启发意义的。[15]

沿着这些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教会发展出了庞大的宗教官员网络,并由他们主使教会的执行和行政职能。中世纪的教会通过洗礼把公民登记上册,通过十一捐向公民收税,通过圣战征召公民入伍,通过学校教育公民,通过小修院、修院、小教堂、基金会和行会哺育公民。中世纪的教会,套用梅特兰(F. W. Maitland)的著名说法,就是“西方第一个真正的国家”。中世纪的教会法,是西方自古典罗马法五百年前衰落以来的第一个国际法。

从12世纪起,精通教会法的法学家,即所谓的“教会法学家”,开始利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逻辑论证法,系统地整理这个庞大的新法律体系。从第一个千年的使徒章程、教父文献和已经基督教化的罗马法当中,成千上万条法律教导和道德教导被提取出来,再被校勘、协调,终于形成了中世纪教会法的支柱性文本—著名的《歧异教规之协调》(Decretum Gratiani,大概写成于公元1140年)。接下来,数量众多的教皇和教会公会议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和评议,又对《歧异教规之协调》形成了极大的补充。后来,上述所有文本又被纳入16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行的五卷本《教会法大全》(Corpus luris Canonici),以及随15世纪早期的印刷术发明而日益涌现的关于各类法律主题的数百种重要的教会法文本之中。[16]

教会这套复杂的新法律体系还催生了深奥微妙的新法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最原初的表述来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 1180年卒)、奥斯蒂恩西斯(Hostiensis,1200至1271年)和巴尔杜斯•德•乌巴蒂斯(Baldus de Ubaldis,约1327至1400年)等中世纪法学家,以及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约1096至1141年)、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年至1274年)、巴黎的约翰(John of Paris,约1240年至1306年)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约1280年至约1349年)等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这些学者对法律的渊源和形式进行了重新分类,最终区分出:(1)由受造物的秩序所体现出来的永恒法;(2)圣经、理性和良心所教导的自然法;(3)实证教会法;(4)皇帝、国王、诸侯、公爵、庄园及组成中世纪国家的其他权威所颁布的实证世俗法;(5)所有国家和民族共享的一般法;(6)地方共同体的习惯法。[17]这些学者还提出了持久性的规则,来解决这些法律类型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些法律的制订者和实施权威之间发生的管辖权争议。他们提出了精确的立法、裁决和行政管理概念,以及主权、选举和代表等核心的宪法概念。部分依据早期的罗马法和后来的世俗法原型,他们提出了西方许多关于特许公司、民间社团、基金会和信托的理论和法律。[18]

在这些法学著作中,关于权利(iura,即ius的复数形式)的话语和概念变得越来越普遍。中世纪作家区分各种各样的权利(iura)和自由(libertates),并有所分别地将其与内在于人类理性特质中的一种能力(facul-tas)、一个人的所有权(dominium)或一个权威机构(officium)的权限(potestas)联系在一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会法学家把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各种权利、自由、权力、豁免、保护和资格,编织成了一大张错综复杂的格状织物。[19]在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是旨在保护“教会的自由”免受世俗权威干涉和控制的各项权利。中世纪作家详细厘定了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制订自己的法律的权利,维持自己的法庭的权利,确定自己的教义和礼仪的权利,选举并罢免自己的神职人员的权利。他们还规定,教会财产免交世俗税,不被征用,神职人员有权利在不受世俗权威干涉或妨碍的情况下掌管并使用教会财产。他们还确保神职人员免受世俗起诉,免服军役,不被强制作证,并保证教区、修道院、慈善机构和行会等教会实体享有组建和解散的权利、接受和拒绝成员的权利、确立制度和纪律的权利。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所发布的法令中,教会法定义了教会公会议和教会会议参与选举和惩戒主教、修道院院长及其他神职人员的权利。它定义了下级神职人员相对于其上级的权利。它定义了平信徒敬拜上帝、传福音、持有宗教象征物、参加圣礼、朝圣及教育子女的权利。它定义了穷人、寡妇和有需要者在教堂内寻求安慰、救助和庇护的权利。它定义了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主人和仆人在家庭之中的权利。教会法甚至还定义了东正教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和异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所享有的(被大为限制的)权利。

中世纪教会法对权利和自由的这些表述,在中世纪后期的一般法和市民法中均有其对应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来源,是中世纪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所发布的成千上万种条约、协定和特许状及其他宪法性文本。它们常常非常详细,有时还华而不实地罗列神职人员、贵族、男爵、骑士、市议会、公民、大学、修道院和其他各类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它们常常是高度地方化的文书,但偶尔也适用于整个领地或国家。后一种文书的常见例子是英王在教会和贵族的要求下所发布的伟大宪章—《大宪章》(Magna Carta,1215年)。《大宪章》承诺,“英格兰教会将是自由的,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而且所有“自由民”均应享有各项“自由”。这些自由包括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婚配权和继承权,免服非法兵役的权利,以及以自己选定的财产偿付债务和税款的自由权利。《大宪章》还规定了镇、地方法官及其法庭的各项权利和权力,国王及王室法庭的各项权利和特权,以及这些法庭中的各项程序性权利(包括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这些权利特许状,在整个中世纪的西方都是非常普遍的,在现代早期它们变成了被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以启蒙思想为依据的革命者引用来反抗专制权威的重要原型。

三、法律与新教

新教改革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第三个分水岭时期,教会法和世俗法、教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均发生了转型。威腾堡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至1546年)在1517年张贴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在1520年焚烧教会法和忏悔规则书,拉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16世纪早期,新教改革最终在西欧的各个地区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并逐步衍变出路德宗(信义宗)、安立甘宗(英国圣公会)、加尔文宗和自由教会(或重洗派)各分支。

早期的新教改革家,如路德、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至1564年)、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至1561年)、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1489至1556年)和其他一些人均教导说:救赎来自对福音的信心,而不是来自律法上的好行为;每一个人都直接站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赦罪的恩典,并依据圣经和基督徒的良心来生活。在新教改革家看来,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会法妨碍了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模糊了圣经中关于正当生活的简明规范。早期的新教改革家进一步教导说,教会本质而言是一个圣徒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教会最根本的标志和召命乃是要传讲上帝之道,施行圣礼,教化青少年,关怀有需要的人。改革家们认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律统治妨碍了教会的神圣使命,篡夺了国家作为上帝的代理摄政者的身份。诚然,教会必须拥有据以维持秩序的内部规则,以规范其自身的组织体制、教导活动和纪律。教会必须批判法律上的不公义,并与政治上的不法性作斗争。但是,依据经典的新教教导,法律主要是国家的领域,而非教会的领域;是世俗统治者的领域,而非圣职人员的领域。

这些焕然一新的新教教导,在16和17世纪帮助西方的法律实现了转型。新教改革永久性地打破了天主教会和教会法的国际统治,把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成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和领地。这些政治体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常常是一身二任的)宗教和政治统治者,其中很多人彼此之间进行着相当激烈的斗争,血腥的宗教战争延续了一个世纪,最终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1648年)的签订而终结。新教改革还引发了权力、财产和特权从教会向国家的大规模转移。婚姻和家庭生活、财产和遗嘱事务、慈善和教育、契约和誓约、道德和思想犯罪,这些原来主要由天主教会及其教会法所管辖的众多事项,现在被政治统治者接管了过来。尤其是在信奉路德宗和安立甘宗的政治体内,政治权威还有意模仿罗马在皈信基督教之后的法律和做法,积极实践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年至1527年)、让•博丹(Jean Bodin,1530至1596年)、罗伯特•费尔默(Robert Filmer,1653年卒)及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新理论—这种初露头角的基督教理论主张绝对的君主制—开始对教会的神职人员、组织体制和财产行使相当大的控制权。

法律权力和财产从神职人员向世俗统治者、从教会向国家的这些大规模转移,并没有使西方法律脱离其基督教根基。天主教的教会法仍然是现代早期西方大量普通法和大陆法的组成部分—可以预见在天主教的地盘上是这样,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新教的很多地盘上也是如此。虽然有几位早期的改革家疾言谴责教会法,但新教的世俗统治者和法学家倒是很乐意从中世纪教会法中撷取很多在他们看来符合他们的新教导的法律条款和程序规定。不仅如此,在东欧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这些国家在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很多殖民地,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会法学家继续对现代早期国家法的内容和特征发挥着有力的影响。这一影响还因下述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是托马斯•维托利(Thomas Vitoria,约1486至1546年)、费尔南多•瓦兹奎兹(Fernando Vazquez, 1512年出生)、弗朗西斯科•苏瓦雷茨(Francisco Suarez, 1548至1617年)和托马斯•桑切斯(Thomas Sanchez, 1550至1610年)等学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导了精深法学理论的复兴;二是天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5年至1563年)进行了全面的法律和神学改革;三是现代早期签订了一大批的协定和宪章,以确保天主教在很多天主教国家及其殖民地,即使不被法律确立为国教,也享有一种特权地位。

在现代早期欧洲的新教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后来在大西洋彼岸建立的殖民地,新教所提出的很多新的神学观点都在国家法当中得到了直接的、引人注目的表达。例如,新教神学家把婚姻家庭看成是地上之国里的一个“社会等级”或“盟约式社团”,以这种新思想取代了把婚姻理解为圣礼的传统观点。以此为据,新教的世俗统治者针对婚姻问题制定了新的国家法,其特征是:必需父母的同意、国家的登记、教会的祝圣和同伴的见证,才能有效地缔结婚姻;大大简化关于婚姻障碍和婚姻无效的法律;引进以通奸、遗弃和其他过错为理由的绝对离婚,并至少承认无过错方的随后再婚权。〔20〕新教神学家把公立学校看成是服务于全体人民,为其将来从事独特召命做准备的“公民神学院”,以这种新看法取代了把教育理解成教会教导职分的传统观点。

以此为据,新教的世俗统治者取代神职人员成为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国家法取代教会法成为规范教育的主要法律,所有基督徒的普遍召命取代神职人员的具体召命成为教育存在的理由。

(一)路德宗

在改革时期的欧洲除发生了这些共通的改变之外,新教最初的四个分支均对西方的法律、政治和社会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改革把基督教信仰给地区化了,并赋予地方上信奉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者大量额外的政治权力。路德以两个国度的新理论取代了中世纪的教导。他辩称,天上之国里的“不可见的”教会是一个完美的圣徒共同体,其中的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享有同等的尊严,所有人都享有完全的基督徒的自由,所有人都依据福音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地上之国里的“可见的”教会,则既包括圣徒,也包括罪人。它的成员也直接站在上帝面前,也享有良心的自由,包括离开可见的教会的自由。但是,不同于不可见的教会,可见的教会既需要福音也需要人定法来规范其成员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信徒间的关系。神职人员必须宣讲福音。世俗统治者必须实施法律。

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把地方上的世俗统治者看作上帝在地上之国的代理摄政者,蒙召在其所管辖的领土内详尽地阐述自然法并显明上帝的公义。自然法的最佳渊源和总纲是十诫,以及圣经中的各项道德原则对十诫所作的详细解释。世俗统治者应该因地制宜地把这些自然法的一般原则转化为人定法的具体规则。路德和他的追随者还把地方上的世俗统治者看作“共同体之父”。他应该关爱政治臣民如同他们是他的子女,政治臣民应该“尊敬”他如同他是他们的父母。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统治者应该保卫和平,保护臣民的人身、财产和名誉。他应该严禁臣民以酗酒、挥霍、嫖妓、赌博及其他恶行败坏自己。他应该通过社区福利基金、公立济贫院和政府救济院来照料臣民。他应该通过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讲坛来教育臣民。他应该支持地方教会的事工,并通过关于宗教敬拜和十一捐的世俗法律来鼓励出席和参加教会,以此来看顾臣民的精神需要。

既是上帝高贵的代理摄政者,又是地方共同体的慈父———关于基督徒世俗统治者的这一对比喻,是此后三个世纪中路德宗法律和政治理论准则的真实写照。政治权威的来源是上帝,但却运作于尘世。它不仅体现上帝对罪的严厉审判,同时也表达上帝对罪人的慈悲怜悯。它既传达上帝的律法,同时也传递地方共同体的教导。它有赖于教会给予先知般的指引,却又从教会手中接管了所有的管辖权。单独看来,关于基督徒世俗统治者的这两个比喻,其中任何一个都极有可能成为滥施淫威的专制主义之源或好管闲事的家长主义之源。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为路德和他的追随者确立强健的基督教共和政体和新生的基督教福利国家提供了核心的要素。直到现代,这些思想依然是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法律和政治的核心内容。

(二)安立甘宗

路德宗的模式是,在信奉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者的最高权威之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地方基督徒共同体,而安立甘宗则把这种模式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国家形式。部分依据路德宗的和罗马法的先例,英王亨利八世割断了英格兰教会与教皇之间的一切法律和政治联系。《至尊法案》(SupremacyAct,1534年)宣布英王既是信仰的守卫者,又是英格兰教会和英格兰联邦的“最高首脑”。历任英王,通过他们的议会,确立了统一的教义和礼仪,颁布了《公祷书》(BookofCommonPrayer,1559年)、《三十九条信经》(Thirty-NineArticles,1576年),并最终公布了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1611年)。他们还接管了济贫、教育和其他原先一直由天主教会主管的活动,并解散了教会一直以来据以完成社会事工和发放社会福利的很多修道院、基金会和行会。

拥有英国国教会的教友身份,被当成了拥有英格兰联邦公民身份的一个条件。违反国王的宗教政策,既是异端,又是叛国罪,要遭到双重惩罚。斯图亚特王朝的历任统治者,通过艰难的实验,慢慢地朝更多地容忍宗教多元化,更多地赋予地方新教教会以自治权的方向发展。从1603年到1640年,英王詹姆斯一世(KingJamesI,1566至1625年)和查理一世(CharlesI,1600至1649年)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报复心态迫害不从国教的新教徒,把他们成批地驱逐到欧洲大陆,这些人往往又从欧洲大陆逃到北美。1640年,留下来的新教徒领导了一场反对英王查理的革命,并在1649年最终将其废黜、处死。这些新教徒还颁布法律,宣布英格兰是一个自由的基督教共和国,废除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废除贵族特权。试图建立共和国的这个实验是短命的。1660年,国王的统治和传统的安立甘宗强势复辟,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异议者的镇压重新开始。但是,当异议者再次揭竿而起时,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和1689年《宽容法案》(TolerationAct),向所有和平的新教教会承诺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敬拜自由和自我管理的自由,以及基本的公民权利。对新教徒的法律限制虽然被保留了一些,但其中很多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也都被废弃了———尽管在颁布1829年和1833年的《解放法案》(EmancipationAct)之前,天主教和犹太教在英格兰仍然是被正式禁止的。

虽然一波波的反抗、复辟和宪法改革周而复始,但引人注目的是,现代早期的很多英国法仍然是相当传统的。不同于信奉新教的其他国家,英国并没有为反映并贯彻新教的新信仰而颁布综合性的新法律改革法。

以理查德•胡克(RichardHooker,1553年至1600年)及其他一些人保守的法律综合观念为武器,英国选择保留了大量传统的中世纪普通法和教会法,这些法律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仅仅通过零星的议会制定法和司法先例发生着缓慢的变革。不仅如此,在改革早期剥夺了教会的土地和管辖权之后,英王伊丽莎白一世(

QueenElizabethI,1533年至1603年)及其继任者又重新借助于已经确立下来的安立甘宗的教会制度,来实施关于慈善、教育和家庭关系等等的英国法。

(三)重洗派

与路德宗和安立甘宗相反,早期的重洗派主张,要把已经得救的宗教王国和教会与堕落的政治王国和国家分离开来。在重洗派最权威的《施莱特海姆信条》(SchleichtheimConfession,1527年)中,他们呼吁回到新约的理想,并恢复使徒教会的各项禁欲原则。最终,重洗派分裂成阿米什(Amish)、弟兄会(Brethren)、胡特派(Hutterites)、门诺派(Mennonites)和其他一些群体。早期分裂所形成的这些群体,有些在政治上是激进的或乌托邦的,其中尤以追随德国托马斯•闵策尔(ThomasMüntzer,1489至1525年)的群体为甚。但是到16

世纪晚期,大多数重洗派共同体都已经变成了温和的基督教分离主义者。

重洗派共同体崇尚遁世苦修,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退却出来,形成了小型、自足、高度民主的共同体。当这些共同体变得太大或太过分散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考虑向外殖民,最终把重洗派从俄罗斯传播到爱尔兰,再到北美最遥远的边疆。这些共同体通过圣经中关于作门徒、纯朴、仁慈和不抵抗的诸原则实行内部治理。他们就敬拜、礼仪、饮食、纪律、服饰和教育为自己设定了内部标准。他们处理自己内部的财产、契约、商业、婚姻和继承事务———尽可能诉诸圣经中的律法和做法,竭力回避国家的法律和惯例。

大多数重洗派信徒相信,国家及其法律是这个堕落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基督徒应该竭力回避的,因为依据圣经的教导,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应“效法”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5:18-19,17:14-16;《罗马书》12:2;《约翰一书》2:15-17)。这个世界曾经是上帝的完美创造,但它现在却是一个罪恶的体系,处于“基督的完全”之外,也处于基督信徒的日常关切之外。上帝命定世俗的统治者和法律,委任他们用强制和暴力来维持些许的秩序与和平,从而容许这个世界存续下去。因此,基督徒应该在圣经教导的范围内服从政治权威制定的法律,例如纳税或登记财产。但是,基督徒应该避免积极投身于这个世界和国家之中,也不要与其发生不必要的关系。现代早期的大多数重洗派信徒都是和平主义者,宁愿被嘲笑、被流放或殉道,也不积极参加战争。大多数重洗派信徒还拒绝发誓,拒不参加政治选举、民事诉讼或公共节日和宴会。〔21〕对政治活动和公共活动的这种拒斥,常常为重洗派招致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严厉报复和镇压———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暴力处死。

虽然重洗派在初起之时不受欢迎,但它在神学上的分离主义最终却被证明是西方后来为政教分离、保护少数派的公民和宗教自由进行法律论证的一项关键资源。对后来的法律改革同样重要的,是重洗派新提出的成人洗礼教义。传统理论主张信仰所依据的是出生或预定,但与此相反,重洗派的成人洗礼教义则赋予宗教自愿主义以新的重要意义。在重洗派的神学中,每一个成年人都被要求依自己的良心就是否接受信仰作出一个自觉的选择———形象地说,就是要翻越堕落世界与宗教王国之间的隔离墙,进入基督的完全之境。在18世纪晚期,自由教会在欧洲和北美的追随者把这个重要的比喻转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纲领,借以为基督徒,而且最终还为所有温和的宗教信徒争取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实践。〔22〕来自欧洲的这些早期重洗派的思想,有一些进入了美国福音派的心灵和头脑之中。尤其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大觉醒之后,美国福音派强调基督徒的悔改,认为那是每个罪人所必需的精神重生。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主张每一个人都享有良心自由,传道士则享有在美国边疆和海外传福音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福音派高度重视基督教的圣经,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的人类生活教科书。在此基础上,他们盛赞在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对圣经的运用,并谴责犹太人、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其他一些人,因为这些人使用了福音派所谓的不完整的圣经、次经或圣经替代物。福音派强调成圣,也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邻舍和自我面前变得越来越圣洁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强调刚健有力的道德,主张人人均应追求精神和道德进步,接受教育,完善自我。

一改其重洗派先辈的遁世风格,很多早期的美国福音派信徒把这种对于个人归信行为和成圣过程的强调,与对国家法律改革和道德改善的关切结合了起来。许多福音派信徒与主流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贵格派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全国的废奴运动———尽管这个议题在北方的福音派选民与南方的福音派选民之间造成了尖锐的分裂,尤其是在美国内战期间(1861年至1865年)。19世纪的福音派更加团结一致地支持接二连三发生的各种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决斗法、共济会法、博彩法、酗酒法、周日邮件法、破坏安息日法、工

业剥削法、公司腐败法等等。19世纪晚期,很多福音派信徒还参加了为被解放的黑人、贫穷的工人、妇女参政支持者和工会组织者争取权利的斗争,与他们同甘共苦———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社会福音运动领袖沃尔特•饶申布士(WalterRauschenbusch,1861年至1918年)。虽然福音派参与了这些重大的全国性议题,但通常而言,美国大多数福音派信徒对大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福音派信徒珍视联邦制,并重视对家庭、学校、俱乐部、慈善机构、企业、工会、公司、学社等自愿社团的培育,认为那是法律和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力量和论坛。〔23〕

(四)加尔文宗

路德宗(和安立甘宗)的埃拉斯都主义使教会屈从于国家,早期重洗派的禁欲主义使教会从国家和社会中退却出来,加尔文主义者则在这二者之间绘制了一条路线。与路德宗一样,加尔文主义者也坚持,每一个地方政治体都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基督徒共同体,它应遵循自然法的一般原则,并将其转化成详细的新实证法,以规范宗教敬拜、安息日遵守、公共道德、婚姻和家庭、犯罪和侵权、契约和商业、慈善和教育。与重洗派一样,加尔文主义者也坚持,教会与国家在职分与运作方面要维持基本的分离,要让教会不受国家干预地管理它自己的教义和礼仪、组织体制和财产。但是,与路德宗和重洗派等其他新教派别不同,加尔文主义者还强调,教会官员和国家官员这二者,在创建地方基督徒共同体和培养基督徒公民的活动中应发挥互补的作用。

加尔文主义者比其他新教徒更全面地强调自然法和实证法的教育功用。路德宗强调自然法“世俗的”和“神学的”功用———即有必要用法律来防止罪人作奸犯科,并驱使他们悔改。加尔文主义者也强调自然法的教育功用———即有必要教导人既明白律法的字句又明白律法的精义,既明白作为人类一般义务的公民道德又明白作为基督徒特殊渴望的宗教道德。虽然受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Melanchthon,1497年至1560年)影响的路德宗人士在他们的神学当中也承认自然法的这种教育功用,但加尔文主义者则使自然法的这种功用成为了其政治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加尔文主义者还进一步坚持,不仅上帝的自然法,而且国家的实证法,均能够实现世俗的、神学的和教育的这三种功用。

加尔文主义者还比其他新教徒更为全面地强调教会在基督徒共同体中的法律作用。路德宗,在最初的两代人之后,就基本上把法律留给了信奉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者。重洗派使教会承担起重大的法律责任,但所针对的仅是消极避世的基督徒共同体的自愿成员。相比之下,加尔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直接吸收地方教会官员为整个基督徒共同体和所有公民———不论其隶属于哪一个教会———来实施法律。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教会的这种政治责任主要落在了教会审查委员会(consistory)的肩上。教会审查委员会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由世俗官员和宗教官员组成,对涉及婚姻和家庭生活、慈善和社会福利、崇拜和公共道德的案件享有初审管辖权。大多数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如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荷兰的敬虔派(Pietists)、苏格兰的长老会(Presbyterians)、德国和匈牙利的改革宗(Reformed),以及英格兰和美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把日内瓦风格的教会审查委员会转化成了一个由牧师、长老、执事和教师组成的机构,它管理着各个地方教会的全体教徒,并在更大范围的基督徒共同体内发挥着系统性比日内瓦教会审查委员会较弱的政治和法律作用。但是,地方神职人员在就地方共同体的实证法问题向世俗统治者建言献策方面仍然发挥着有力的影响。通常而言,地方教会及其教会审查委员会在规范他们自己的教义、礼仪、慈善、组织体制和财产,以及在向其成员施行宗教惩戒方面享有自治。

晚期的加尔文主义者还为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4〕加尔文宗的作家如克里斯托弗•古德曼(ChristopherGoodman,约1530年至1603年)、西奥多•贝扎(TheodoreBeza,1519年至1605年)和约翰尼斯•阿尔色修斯(JohannesAlthusius,1557年至1638年)等人提出了一个技巧,就是把权利植根于十诫和圣经其他道德教导所陈明的各项义务之中。十诫的第一块法版规定了每个人都要爱上帝的义务———尊崇上帝和上帝之名,遵守圣日,敬拜上帝,不拜假神,不发假誓。第二块法版规定了每个人都要爱邻人的义务———孝敬父母,尊重其他权威,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不贪求。改革家把个人对上帝所负的义务转化成了一套他人不得妨碍的宗教实践的权利,包括:尊崇上帝和上帝之名的权利;在安息日休息和敬拜的权利;不拜假神、不发假誓的权利。反过来,他们又把个人对邻人所负的义务转化成了邻人要求履行这些义务的权利。由此,一个人所负的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的义务,就产生了另一个人对生命、财产、忠诚和名誉的权利。

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还别具一格地发展出了另一个技巧,那就是从宗教改革的标志性教导中提取出法律和政治的义涵,这种教导即是路德所首创的“一个人同时既是罪人,又是圣徒”。一方面,他们辩称,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并因对上帝的信仰而称义。每个人都蒙召从事一项独特的圣召,与所有其他人享有同等的尊严和圣洁。每个人都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并在共同体内承担教导、牧养和治理的责任。因此,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在他或她的邻人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自由去生活、去相信、去爱并服事上帝和邻人。每个人都有权阅读方言版的圣经,有权接受教育,并有权在上帝的呼召中工作。

另一方面,清教徒们又辩称,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并倾向于罪恶和利己主义。每个人都需要法律的制约来阻止他行恶,并驱使他悔改。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联合,彼此以法律和爱进行教导、牧养和治理。因此,每个人本质而言都是一个集体性的生物。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政治共同体。清教徒及晚期的其他新教徒辩称,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些社会机构,是神所设立的,但却是由人所成的。它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并受到神圣规条的规范。它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并蒙召在共同体中履行互不相同的神圣职责。家庭蒙召来教养和抚育子女,教育并惩戒他们,树立爱与合作的榜样。教会蒙召来宣讲上帝之道,施行圣礼,教化青少年,帮助有需要的人。国家蒙召来维护秩序,惩罚犯罪,促进集体利益。这些机构,虽然在起源上是神圣的,但却是通过人类契约组建的。〔25〕这样的契约肯定了这些机构神圣的功能和受造的职分。这样的契约还有条理地安排这些受造的职分,以防止占据它们的官员犯下罪恶的暴行。因此,家庭、教会和国家被组建成公共机构,彼此开放,相互负责,并向各自的成员开放,向各自的成员负责。加尔文主义者尤其强调,要把教会组建成一个民主的、会众制的政治体,由牧师、长老和执事分享宗教权力,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担任有任期限制的职位,而且要便于会众参与教会的生活和领导。

到17世纪初,加尔文主义者开始把这些神学教义转化成民主的规范和形式。关于人与社会的新教教义,被转化成了民主的社会形式。既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在国家之中,他们在上帝的政治代理人面前也必须是平等的。既然上帝赋予所有人以生活和信仰的天然自由,那么国家就必须确保他们拥有类似的公民自由。既然上帝呼召所有人作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在共同体内,国家就必须保护他们在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布道自由和治理自由。既然上帝把人创造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生物,那么国家就必须促进并保护社会机构的多元化,尤其要促进并保护教会和家庭。

反过来,关于罪的新教教义,被转化成了民主的政治形式。必须保护政治职分免受政治官员罪恶行径之害。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一样,必须在自我制衡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之间加以分配。官员必须选举产生,并只能担任有任职期限的官职。必须清楚明确地编纂法律,并对裁量施以严格的约束。如果官员滥用其职,则应坚决不予服从。如果他们一再滥用权力,即必须将其罢免,哪怕通过暴力革命和弑君也在所不惜。

新教的这些教导,与其他意识形态力量一起,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推动了法国胡格诺派、荷兰敬虔派和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反抗其君主压迫者的起义。它们是英美国革命军火库中的批判武器,而且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在北美和西欧伟大的民主建设年代,它们还是重要的灵感和教导之源。

四、现代的法律与基督教

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第四个分水岭时期。启蒙运动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运动,而是在西欧和北美的各学科和社会圈子里发生的一系列多样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大卫• 休谟(DavidHume,1711年至1776年)、让• 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年至1778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年至1826年)和其他一些启蒙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神学,以补充———如果不是要取代的话———传统的基督教教导。对启蒙运动的鼓吹者来说,个人不再首先被看作追求死后获得救赎的一个罪人。每一个个人都受造而具有同等的美德和尊严,被赋予了内在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并有能力选择他或她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方法。理性不再是启示的婢女,理性的讨论不再低于说教性的宣讲。每一个个人私底下单独进行的或者在公开的思想市场上集体进行的理性过程,被视为是私人道德和公共法律的充分来源。民族国家不再与一个国家性的教会或一个蒙上帝赐福的立约之民相混同,它应该因其自身而获得荣耀。它的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文本,反映了民族集体文化所持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它的官员是世俗的祭司,代表着人民的主权和意志。这样的教导致使现代西方的很多法律制度发生了转型。它们帮助塑造了宪法上关于有限政府和充分自由的各项新条款,使教会和国家相分离的新命令,新的刑事程序和刑罚方法,关于私人市场的新商法、新契约法及其他法律,关于私人财产和继承的新法律,并助力了向无过错侵权法的转变,英国和美国奴隶制的最终废除,以及基于种族、宗教、文化和性别的歧视的逐步消灭。〔26〕很多西方国家还新颁布了详尽的公法典和私法典,改变了法律系的课程设置,并彻底改造了法律职业。

启蒙运动的这种新神学渗入了西方的法律哲学。胡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年至1645年)提出了一个不敬虔的假设——— “即便没有上帝”,自然法依然可以存在。在此假设的激励之下,法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法哲学———常常来自对之前基督教教导和古典教导的提取或增补。很多启蒙作家都以一种虚构的自然状态为前提假设,这种自然状态先于人定法和自然权利,并把这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为了达到统一并神化民族法律传统的目的,各种民族主义神话被嫁接到了这种范式之上:意大利法学家诉诸他们理想中的罗马遗产;英国法学家鼓吹他们的古代宪法和盎格鲁—萨克森根源;法国法学家提请人们注意他们的萨利法律(Saliclaw);德国法学家则乞灵于他们古代的各项宪法自由。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三种日益世俗化的法哲学理论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1790年至1859年)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1826年至1906年)等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法律的终极渊源在于立法机关的意志,法律的最终效力在于政治力量。自然法理论家伊曼纽•康德(ImmanuelKant,1724年至1804年)和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年至1790年),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却一致认为,法律的终极渊源在于纯粹理性,法律的最终效力在于道德情感。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KarlvonSavigny,1814至1875年)和奥托•冯•基尔克(OttovonGierke,1841年至1921年)等历史法学家则主张,法律的终极渊源在于民族的习惯和性格,法律的最终效力在于共同体或人民的谴责。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种法哲学,在现代西方法学界比肩而立,均有多种形式流传于世。现在,它们又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各种批判法学派那里得到了一系列的、大量的补充。而且,人们还越来越多地采取跨学科的路径,结合经济学、科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文本来研究法律,这也对法哲学构成了补充。虽然晚近的这些改革已经除去了在基督教影响下所形成的大多数传统的法律规范和形式,但当代西方的法律依然保持着与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思想和制度的重要联系。即便是在今天,法律与宗教之间仍然继续发生着交叉和交流。法律与宗教在概念上密切相关。它们二者都使用普遍的概念,如存在的本质与秩序、个人与共同体、知识与真理等。它们二者都欣然运用多种相似的教导,如罪与罪行、约与契约、义与公义,这些教导在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员的心目中必然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27〕法律与宗教在方法上密切相关。

它们二者共享互有重叠的各种方法:解释权威文本的诠释学方法;把原则转换成规则的决疑法;把各自的题材组织在一起的系统论方法;把各自的技巧和本质传递给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政治官员与宗教官员之间的多重关系,并且通过这些官员所供职的多种机构,法律与宗教在机构上也密切相关。〔28〕即便是在今天,世俗国家的法律依然保留着强大的道德与宗教之维。这不仅体现在公法、私法和刑法中源自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法的很多实体原则,而且还反映于西方当代法律制度的诸多特有形式之中。

每一个正当的法律体系都有朗•L.富勒(LonL.Fuller)所说的“内在道德”,即证明其正义和公平的一套属性。像神法一样,人定法是普遍适用、公开宣布、广为人知、统一、稳定、可被理解、无溯及力和连续实施的。每一个正当的法律体系也都有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J.Berman)所说的“内在神圣性”,即博得政治权威及其臣民服从、尊敬和畏惧的一套属性。像宗教一样,法律也有权威,即本身被认为具有决定性或强制性的书面或口头渊源、文本或口令。像宗教一样,法律也有传统,即语言、实践和制度的连续性,一种关于先例和承继的理论。像宗教一样,法律也有礼仪和仪式,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文书,为了反映并生动地体现社会对法律的价值和有效性所怀的深厚感情,所采用的仪式性的程序、礼仪和措辞。

即便是在今天,基督教和其他形式的宗教依然保留着法律之维,即内在的合法性结构,它赋予宗教生活和宗教共同体以一致性、秩序和社会形式。法律方面的“心灵习惯”构造宗教信徒———从离群索居的修道士到积极进取的狂热分子———内在的精神生活和纪律。关于正义、秩序、尊严、补偿、回复、责任、债等等的法律思想,渗透于无数宗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当中。〔29〕法律结构和法律过程,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会法,以及新教形式的宗教纪律,继续构建并规范着宗教共同体以及它们独特的信仰和仪式、风俗和道德。〔30〕所有这些宗教信念、宗教价值观和宗教实践,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都依然得到保护、尊重和体现。

不仅如此,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西方基督徒依然是强有力的、卓有影响的法律倡议者———尽管他们在今日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加拿大是作为少数派而发出声音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天主教的法律和政治倡议已经变得更有深度,也更有力量。从教皇利奥十三(LeoXIII,1810年至1903年)及其继任者开始,天主教会就古为今用地复兴并重建了13世纪圣徒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的很多宗教、政治和法律思想。这一新托马斯主义运动(neo-Thomistmovement),与天主教内的其他复兴运动一起,在欧洲帮助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DemocraticParty)发动了早期的政治实验,在欧美两大洲的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催生了各种精密细致的权力补足理论,并激励雅克•马里坦(JacquesMaritain,1882年至1973年)、约翰•考特尼•默里(JohnCourtneyMurray,1904年至1967年)以及他们的很多学生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新托马斯主义运动不断改造着其对宗教自由、人的尊严和民主的看法,并雄心勃勃地要使天主教在众多议题上的法律、政治和社会训导实现现代化,这为天主教会召开伟大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VaticanCouncil,1962年至1965年)铺平了道路。这些较早的天主教改革运动,有大量的心血和才智现在都鲜明地存留于能娴熟地处理法律议题的天主教“社会训导”运动以及天主教各派自然法理论之中。新托马斯主义运动还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治行动,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诉讼和游说群体已深深地卷入到宗教自由、死刑、婚姻、堕胎、社会福利、教育以及其他很多充满争议的国内和国际法律问题当中。

新教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教导也一直发挥着影响,尽管与天主教相比,其议题没有那么广泛,而且其影响也更集中于美国。在20世纪前半期,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Kuyper,1827年至1920年)、卡尔•巴特(KarlBarth,1886年至1968年)、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1906年至1945年)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1892年至1971年)等伟大的新教人物,在新改革模式的基础上为新教开创了振奋人心的法律和政治新路线。但是,他们的后继者却没有提出一个堪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的罗马天主教相匹敌的全面的法律和政治方案———尽管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CouncilofChurches)和历次全球福音大会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二战以后,大多数欧洲的新教徒都倾向于淡出法律领域,很多北美的新教徒则倾向于集中关注围绕堕胎或在校祷告等敏感话题产生的政治争议,但都没有发展出一个更为广泛的法律理论或政治方案。但近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和成绩。一个是20世纪50、60年代由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和其他一些人所领导的民权运动。此次运动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立法和案例,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平等。另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教右翼在美国的兴起。这是一个广泛而保守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意在通过新的法律和诉讼来复兴公共宗教,复原家庭,改革中小学校,保障社区安全,支持基于信仰的慈善机构。还有一个就是,新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知识分子热情地参与了关于家庭法改革、人权、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运动。此外,在欧洲兴起了沃尔夫冈•胡伯(WolfgangHuber)、于尔根•莫特曼(JürgenMoltmann)、奥利弗•奥多诺万(OliverO’Donovan),在北美兴起了约翰•斯托得(JohnStott)、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让•艾尔希顿(JeanElshtain)、卡尔•亨利(CarlHenry)和马丁•马迪(MartinMarty)等才华横溢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呼吁新教同道重新致力于当今重大的法律、政治和社会问题。新近的这些运动是否预示着将会发展出一种崭新的、综合性的新教法理学和政治神学,仍然有待观察。

转自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http://journal.ecupl.edu.cn/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no=201501014&flag=1&journal_id=hdzfdxxb&year_id=2015

信仰的力量:基督教与劳工维权

沃尔玛女工梁银英

【导读】这篇文章是根据沃尔玛女工梁银英在民主工友群的微信讲座整理而成的,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如何依靠信仰的力量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心路历程。据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亿左右的基督徒,这个群体中蕴藏这巨大的精神与社会能量。纵观各国社会转型,宗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梁银英这个案例,学术界、宗教界和社会各界可以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信仰自由运动、宗教运动如何与社会运动、劳工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入新的动力、新的能量、新的精神资源、新的价值维度?感谢梁银英的爱心分享,衷心祝福她在维权路上永葆信仰的力量,永享由信望爱而获得的喜乐和幸福!阿门!

亲爱的各位民主工友们,今天你们听到的将会是一个基层(底层)基督徒发出的声音:《信仰的力量:基督徒与劳工维权》。感谢你们收听!我什么也没有,如果有,除非它从上头而来,除非它从天而降,除非它是上帝所赐的,除非它本属于我,否则我一无所有。

我呢,是一个基层劳工,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字眼,但我必须去接受它,因为我事实上就是一个底层,就是一个劳工。但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和追求,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吧?

我是基督徒,我是怎么走到这条维权道路上来的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维权经历,因为是第一次在这个上面讲,我没有经验,讲得不好的,希望你们指教。

我讲什么呢,首先想讲我为什么要站出来维权?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站出来维权?我维权肯定是基于一种启示,圣灵的启示,对!耶稣基督也是来自于底层,对吧?他出生在一个马槽,在一户贫穷的家庭里。

基督教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平等、自由、公义和爱。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支撑着我走这条维权的道路,比如:12次约谈,面对管理层、面对同事、面对家人、面对朋友、面对政府,我都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做出自己正常的回应的,如果我不传递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我不传递积极的能量,如果我不传递平凡生活的意义,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传递什么?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有智慧地活着,有见识,有担当,有勇气。

当一些人在遭受打压,而另一些人还在沉睡的时候,我岂能装睡呢?因为我已经听见了,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应该站出来。我想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这是一个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的时代,处处都在考验着人们的良知和道义。

我的信仰与劳工维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沃尔玛十多年来都是身体力行地表达心中的信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信仰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信仰就是生命、生活的一面镜子。平凡的工作,对很多人可能只是养家糊口,对我而言就是在传天国的福音,将心中的平安喜乐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使我的收银员工作获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和光彩,赢得了无数顾客、同事及高层领导们的好评,我因此也获得了一个普通员工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世俗的荣誉,如五星级收银员、优秀员工、微笑大使、敬业之星,成为公认的楷模。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讲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耶稣就是耶和华。耶和华降世为人就叫人子、耶稣。耶稣口中所叫的天父就是指耶和华。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以灵住在相信他的人的心里,叫做圣灵。他是神,他也是人,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的信仰。

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信仰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对爱的那种信念,是我们卑微的生命的价值所在,是灵魂永恒的爱,它值得我们去追求和探索。

在这里可能也有些同事,或是朋友们都认识我,因为在这半年来,我写过《沃尔玛是如何由良企变成劣企》的文章,还写过一篇《12次约谈:一个女工依法抗争》。当沃尔玛强行推行综合工时时,我受到了圣灵的启示,我有了一种振动和内心的激动,我必须站出来,必须勇敢地对非法变更工时制度,对不合理的剥削和资方利益最大化,对员工基本权利被剥夺,大声说不!想变更我的合同吗?我是会拒签到底的!我喜欢《圣经》里面的平等、自由、公义和爱。我特别喜欢讲爱,有空的话可以浏览我的微信朋友圈,那里面经常会讲到爱,因为神就是爱。我的爱,是以我对平等、自由的追求为前提的,是以公平正义为前提的,而不是对强权、奴役和不公不义的忍让屈从。

我特别愿意听从心灵里面的声音,它来自天国,是一种无限,是一种智慧。当我站出来拒绝签署变更合同的附录时,遭到了12次约谈。这12次约谈真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压力。在这期间,我瘦了十几斤,不过我承受住了,并把这种打击看成是一种最好的减肥方法。我不害怕恶,我只是喜欢光。每次约谈,领导们首先肯定我的为人,表扬我在这十多年里的工作和贡献。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强推这个综合工时制呢?为什么要对不同意签署变更合同附录的同事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约谈和打击报复呢?我们被强派出差、被调岗、被栽赃陷害、被发指导书快递到家、被诱劝自动离职等等。我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他们也是受害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立场;但是我不能为了这个人情去出卖我自己,对吧?

高层们多次问道:你的家人知道你拒签变更合同所带来的对自己身心不利的约谈或压力吗?我想说:你们的家人知不知道你们是在帮着外企沃尔玛欺压你们的同胞呢?你们的同胞,做错了吗?很显然,我们这些拒签变更合同附录的同事们,都是没有做错的,对吧?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

同事们每次见到我会这样说:你还好吗?你怎么样了呢?听说你被2N啦?我知道你有压力,我也知道你特别棒,等等。真的,我在坚守,我也像在流泪一样地撒下善良与和平的种子。我知道我这种坚守不是来自于我个人,我个人没有这种力量,我想这种力量是来自于我的信仰;来自公义、公平、公正和爱。面对维权,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同事,因为精神受到高度的压迫,真的受伤了,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日落原则。我的这个日落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当天发生过多么令人讨厌的事,甚至是令人忿怒的事,必须在当天消化它,绝对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或者罪恶来惩罚自己,当天必须放下它,并无条件原谅对方。

确实,怨恨是一切悲剧的根源。我们这个世界缺乏的是什么呢,我想它是公平、公正和爱,对吧?现在这个社会,没有诚信,没有道德,没有良知,得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逐年增长,这是一个病态的时代,是悲剧人性和悲剧人生。面对生命,面对社会,面对生活,到底什么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呢?责任应该是一种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付出,或担当。我觉得我们应该还原真相、坚持真理,对吧?像我们现在,遭受这种打压,人们明明知道我们是对的,对吧?那我们对对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放弃呢?

对了,如果人人都害怕这种邪恶,人人都不站出来,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敢怒不敢言,然后就是绝望,就是痛不欲生,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悲剧。最近在新闻里(朋友圈)看见了一幕幕让人痛惜的惨案,他们是伤害者,更是受害者,他们在绝望中求救、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他们求助无门,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超出了所能承受的,于是他们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了。在维权中,我们真的处于弱者地位,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身心遭受极大的痛苦,我深有体会,深深地体会到,维权真的不容易啊!敢站出来的人真的是最棒的,且是世上的光。

我特别喜欢民主这两个字,民主所捍卫的基本价值应该是平等。民主的对立面就是专制。民主应该是共和、共存、共享、共荣,对吧?我爱这一切,我爱民主、公平和正义;我想听从内心的声音,去做一个平凡真实的自己。我既然想到了,就要站出来,对吧?我觉得一个人的使命就是创造生命,创造自己生活的一切,创造一个好的社会。思想就是驱动创造生活的力量,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应该都是由思想创造而成的,爱是,一切皆是,对吧?正如我们昨日所做的,成为了今日的现实;我们今日所想的,必将成为社会未来的现实。我们对社会负有完全的责任。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我们看见不公不平的事情就要站出来,我们有这个权利,人人都有这个基本的权利。我觉得人这一生最大的收获,不是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多么奢华,而是真实地听从了心灵的声音,听从了爱的召唤,流露出真实的人性,获得了做人的尊严。

我这个人,比较土,知道我土成什么样子吗?我不会逛街,不会打麻将,不会奢华度日。我喜欢买菜,做饭,照料家庭和亲人。我只愿意做我自己,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对人们有利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虽然是个底层,但是我也会常常去做一些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我会把每年加班的钱,去帮助那些比我苦、更需要钱的人。我们家附近有一座天桥,每年到冬天,天桥底下就会有很多流浪人,我每次就用加班得来的钱,默默去帮助他们,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今天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呢?虽然说得不好,但我想应该像《圣经》里面说的那样,做一盏灯,灯应该放在灯台上去照亮黑暗,照亮身边的人,对吧?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该站出来,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是看到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站出来;社会的进步,必须有人站出来,人们也许觉得这一切离自己甚远,不关自己什么事,事实不然,这是社会问题,给我们遇上了,不能视而不见,对吧?应该从自己做起。还记得皇帝的新衣吗?被夸耀的谎言,需要一个孩子去揭穿它。自欺欺人呢,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愿意当这个小孩。我每一天都有压力,但我能够挺住,因为我心中有信仰,我靠信仰来支撑,我心里完全依靠耶稣,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心里仍然拥有平安和喜乐,这就是我想说的信仰的力量。我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是枉然的,其中有圣灵的启示。我想这就是我生命的一种使命!

我还记得在《圣经》里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话,比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我觉得现在社会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一个民不聊生、伪善、黑暗的时代。

没有多少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公义。有些人站出来为底层(基层)说话都会遭到攻击,遭到打压,对吧?这是我所看到的,真的不应该呀!这个时代,我虽然是底层,但我必须说出我所看到的,我所知道的,我所感受到的。人们没有办法跟邪恶讲道理,之所以称这个时代邪恶,是因为完全失去了真相,扭曲了真理,走的是歪门邪道。我们看到了,知道了,感受到了,就站出来跟它说:不!我知道这需要勇气,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出来;这社会需要大家站出来,这社会需要我们;我需要爱,人人都需要爱。

那么这些爱从哪儿来呢?爱就从我们而来,爱就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爱本来就来自于生命的源头;爱是整体,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爱是无形的,永恒的生命,没有别人,我们全体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必须爱,必须付出,必须站出来,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可以照亮黑暗。我每天都在祈祷,我在祈求什么呢?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听见我们底层的声音,这不是在乞讨,我们不是乞丐,我们需要得到客观的、公正的对待。我们需要帮助,我在这里求援、求助、呼救、呐喊!就像上次在12次约谈中那样呼喊、求助。我可以在爱的氛围里柔和谦卑,做得更好,愿意做很多事情,但是面对邪恶,绝不妥协!

这就是我为什么站出来维权,为什么在12次约谈后仍旧拒签变更合同的附录:我们不能向黑恶势力低头,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光。光来了,黑暗应该走啊!对吧?哪有光害怕黑暗的呢?黑暗害怕光才对,对吧?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对这个社会还心存信心和希望,我也知道这个社会还有爱;我想现在是黑暗时期,就像在深夜里,夜越深,黎明越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等待黎明!

刚才讲到了我为什么站出来维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维权,如何面对高层、同事、朋友,以及对政府的期望。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亲人(家人),他(她)们非常了解我,理解我,也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对的,知道我在工作中付出了太多太多,知道我没有做错事情,只是因为我没有随波逐流,而遭受打击报复。所以我真的非常幸运,非常感恩。

呵呵!我的思路受局限了,希望你们理解,我就现在这个水平了,现在所讲的东西好像没有逻辑性。重要的是我站出来说了,我是民主工友群第一个站出来做演讲的底层女工对吧?我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表达: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价值。我想对社会各界人士,那些帮助底层的先生们女士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默默付出、默默承受压力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委屈。我非常的敬重你们,你们真的很棒!你们可能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这种委屈都不能对别人诉说。

在劳工维权的过程中,信仰和爱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能促进我们的团结、互助和联合!我们每一个劳工都很弱小,但我们团结起来就会有成百上千倍的力量!如果我们一盘散沙、冷漠无情、各顾各、窝里斗,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爱和人的爱,我们怎么能够团结起来呢?我们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弱势状况呢?所以爱就是一种力量,信仰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只要心中有信仰、有爱,就一定会有力量,对吧?

我第一次在这个上面讲,真的非常的紧张,我就讲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民主工友们听了我的倾诉,你们的耐心和包容给了我最大的鼓励!我爱你们!

如蒙打赏,将悉数用于劳工公益。神与我们同在,阿门!

川普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李晋、马丽

引导关注

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美国的基督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支持者庆幸基督教价值观被保存,缓解了信仰在美国的衰退;反对者则认为川普缺乏政治家的德行,而且他的危险言论使社会走入不明的方向。在社交网络上,基督徒彼此间因政见不同而攻击拉黑的现象也非常多。

我们需要反思,在川普时代,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如何继续在公共领域中实践信仰伦理?

生活在怎样的“当下”?

首先要清楚的是,我们正处在哪里?

“川普时代”对于基督徒而言,仍是生活在当下(the present)。这个“当下”不仅是现代和后现代人所指的“活在当下”(在激情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指时间:历史在线性前行,而我们正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in-between past and future)。

在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中,“当下”还有一层神学含义,是指人在上帝面前的存在。政治哲学家沃格林说:“在上帝临在中的当下,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始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基督徒有天国子民和世界的公民这两种身份,我们生活在当下的责任,就是活出对于上帝的爱和对承载上帝形象的邻舍的爱。我们活在“当下”,是每时每刻都在上帝的临在中面对上帝的公义和爱。

爱作为政治的秩序

在这次美国选举中,我们看到“权利”这个词是退化为“利益”——民主政治仅仅是保证个人的利益。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描绘现代人的心思:“这个世界应当如我所愿的那样。”这种自我的中心将上帝和他人完全排除,同时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本质,其他所有人都成为我(ego)欲望实现的工具。

长久以来,人们将爱作为私人的情感来对待,从而将其排除在政治领域。现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则将人的德行和人本身割裂为两半,即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道德毫不相关。普林斯顿宗教学教授格里高利(Eric Gregory)在学界影响深远的书《政治与爱的秩序》(Politics and the Order of Love)中,提出了对于当下政治理论的挑战:爱应当超越利益,成为政治的德行和秩序。

在这次选举后,最遗憾的是,基督徒群体并没有將爱的原则在公共领域彰显。相反地,一些基督徒表現出針锋相对、语言暴力,却还认为自己是“割袍断义”;质疑不同阵营弟兄姐妹的动机,或认为不一样的观点就表明信仰不够成熟。

以政见作为见证,与以生命作为见证,是不同的。基督徒不可能在这次选举中政见上都合一,但这不应阻碍他们在生命的委身上活出基督里的合一来。我们不会因为仅仅支持不同的两位总统候选人而不能同领受圣餐,一同敬拜。我们却能够因为内心的罪恶和生命的罪而彼此冲突,不能到上帝的面前。只有基督能够再次让我们合一。

教会:当下的守望者

教会不能将政治作为其使命,去取代福音。在这次选举中,让人较失望的是,在新闻中不乏知名的教会领袖以信仰的名义呼吁基督徒一定要支持某一方。现代民主政体,各党派中都可能有敬虔的基督徒,也有对信仰抱有敌意之人。教会不能用非黑即白来进行区分;按牧者伦理,教會領袖即不宜以教会权柄去影响会众的良心自由。

在这次选举中,北美福音派教会所关注的,依旧是身边的事情,甚至重点是个人的利益。这当然不是说婚姻、堕胎、税收、保险问题不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忘记,世界上近二十亿基督徒所普遍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LGBT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隐藏在体系中的恶,在表面合理经济结构下隐藏的剥夺,国家制度中被合法化的不公义,种族的屠杀,在其他国家中教会所受到逼迫,等等。教会必须知道自己作为基督的身体,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做最要紧的事。

诚然,教会在不同的处境中会有不同的行动。在一个颠倒公义的社会中,如在纳粹德国时,教会真正应当做的是持守福音,更多的人应当像朋霍费尔或索尔兄妹一样,为了对他人的怜悯和爱而施行公义;我们不能够像当时德国国家教会,丢弃了十字架去拥抱纳粹!

今日美国需要再次思考那关键的问题:教会的使命和盼望究竟在哪?教会不是参与政治的主体,而是聆听上帝的呼召,忠实传讲出来。教会在任何时代的使命都一樣,就是成为时代的守望者,良心的召唤者,基督的身体。

结语

作为活在当下的人,我们都在尘世和来世的张力中。信仰不是让我们单纯的闭世修行,对他人的苦难和生命漠然;信仰也不是让我们卷入到尘世的政治、经济的纷争中不能自拔。

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娱乐都无法满足我们最深的渴求。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民主制度、经济自由、彼此尊重、对于弱势者的帮助、对公义和平的热爱,却无法建成那永恒的上帝之国,也无法让真正的爱得以完全。

奥古斯丁说:“在这个世代所拥有的生活,并非是毫无一丝遗憾:生命是永恒的学校,在那里他们(基督徒)如同天路客一样使用着尘世的美善,却不会贪婪地紧握它们。”(《上帝之城》1.29)。我们盼望那真正的满足,而只有那唯一完美的君王和永恒国度中才能够实现。

当基督徒因自己投票的人落选而过度哀悼时,他们也许应被提醒,这个地上的国是否已经成为他们的喜乐之源?这种失落神伤中,有多少是出于一种失去控制感?

教会无时不处于争战之中,基督徒对于大选结果的态度,也是一种试验。朋霍费尔在《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中曾说,“不是我们在建造。是基督在建造教会。有人若想要建造教会,一定是在毁掉她,因为这人会建一个偶像的殿,却不自知。我们必须承认是基督在建造。我们必须宣讲是基督在建造。我们必须向他祷告,他就会建造。”



美国新科总统特朗普的宗教“偏好”

作者:宗教学与国际关系

长老会教徒---唐纳德•特朗普先生,亦称唐纳德•川普,已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将成为美第四十五任总统。

特朗普,1946年6月14日生于美国纽约,政治家,商人,作家,主持人。他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依靠房地产和股市,特朗普拥有纽约、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等地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并且创建“特朗普梭运航空”,也是新泽西州“将军”职业足球队老板。他在风景怡人的城镇兴建数幢豪华大厦与别墅,还购买价值一亿美元的豪华游艇、此外还拥有私人飞机。

2016年2月3日,特朗普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而这个提名,据说与他的宗教政策有关。被提名的理由是,特朗普主张的好战意识形态“能威慑‘伊斯兰国’、核伊朗、共产主义中国”,完全看不到与和平相关,反倒满是刀光剑影,他被提名引发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连美国媒体都感到不好意思。

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在竞选期间,好战意识形态鲜明的特朗普,在宗教领域的言论,同样屡获舆论青睐,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特朗普三番五次,重申需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只有当美国能够合适精准地审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入境时,禁令才能被移除。而他的团队,也声称“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不仅包括想要移民至美国的穆斯林,还包括前往美国的游客。

不惜和教皇干架

特朗普先生虽然是长老会教徒,但好战的性格使他注定也会和教皇方济各干上一架。竞选期间,他提出有关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建议,被方济各形容为“不是基督徒”。特朗普马上对教皇的批评做出“我骄傲”的个性回应,同时声称教皇作为宗教领袖质疑一个人的信仰是“丢脸的”。

质疑奥巴马是穆斯林

前方提到,由于特朗普先生对穆斯林“很不尊敬”,他和他的团队、乃至他的选民,竟然怀疑奥巴马是穆斯林!在特朗普2011年考虑参选总统时,他提出了对奥巴马出生地的质疑,奥巴马则被迫公开了自己出生证明的全套文件。哎,这是多么的无趣和无聊。

以下数篇新闻,供诸位进一步参考。

特朗普重申暂禁穆斯林入境

2016-06-14 09:25 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奥兰多恐袭后首次演讲希拉里特朗普立场迥然

中新社华盛顿6月13日电 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假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分别就奥兰多枪击案首次发表演讲,阐述各自的控枪、移民和反恐政策,给出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两种答案。

12日发生的奥兰多“脉动”夜总会枪击案迄今造成49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也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死伤最严重的恐袭事件,嫌犯被证实是一位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他的族裔背景、美国反恐战略、控枪和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和反思。

希拉里和特朗普当天都试图在演讲中给美国“指明方向”。希拉里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强调今天不是“搞政治”的一天,希望美国团结。特朗普则全程提及希拉里16次,批评她在各项政策上的立场。

在控枪问题上,希拉里追随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表示美国须阻止恐怖分子获得攻击性武器。如果一个人被联邦调查局列入疑似恐怖分子监控名单,或被禁止乘坐飞机,就必须禁止其得到枪支。特朗普指责希拉里的控枪方案是在抛弃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拥枪权”,夺走普通美国人手中的枪支,最后的结果是让“坏人和恐怖分子拿到枪”。他誓言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将与全美步枪协会的人士会面,讨论如何确保美国人在“恐怖的时代”保护好自己。

在移民问题上,希拉里强调美国执法部门应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与合作,不要孤立他们,或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所谓“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提法伤害了热爱自由、仇恨恐怖主义的绝大多数穆斯林,自加州圣贝纳迪诺恐袭后,美国范围内针对穆斯林和清真寺的仇恨犯罪翻了三倍,这种做法“错误且危险”,正中恐怖分子下怀。

但特朗普重申需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只有当美国能够合适精准地审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入境时,禁令才能被移除。当选后,他将禁止那些曾经对美欧或其盟友实施恐怖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入境,直至能解决面临的威胁。虽然特朗普也表示穆斯林社区必须与执法部门合作,但他更强调穆斯林群体必须向当局交出隐藏其中的坏人并报告其去向。

他还反指希拉里和奥巴马所维护的移民体系已“失衡”,希拉里计划大幅接纳难民,在安全审查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个比“特洛伊木马”更可怕的计划,会让仇视妇女和同性恋、反对美国价值观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入境。

在反恐问题上,希拉里把锁定和铲除“独狼”作为首要任务,强调与盟友合作,瓦解恐怖分子进行宣传、输送资金、武器和战斗人员的网络,同时加强国内防御,扩大对执法、情报等部门的支持,加强对脆弱目标的保护,如夜店、商场等。特朗普攻击希拉里和奥巴马把“政治正确”置于常识和民众安全之上,他拒绝政治正确,要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和安全。如果当选总统,他会保证美国情报、执法、军事部门能动用所有资源来阻止恐怖袭击,将任命真正了解如何击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司法部长、国家情报总监和国防部长。

美国华盛顿邮报、Politico等媒体分析,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演讲表明美国选战日益分裂。希拉里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位“主流竞选人”,在悲剧发生后号召国家保持团结,特朗普则诉诸民众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把自己塑造为在“恐怖的时代”唯一能拯救美国的领导人,他并没有因即将进入大选阶段而收敛出格言论。也有分析称,特朗普在国家安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使得对现状感到恐惧的民众相信,本土恐怖主义威胁在奥巴马任内骤增,这有利于提升其支持率。

特朗普称应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时间:2015-12-08 12:59:00

据CNN报道,当地时间7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发出呼吁称,“全面且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的代表能够搞清楚状况。”此番言论的发表正值南加州发生枪案后不久,因此引起了美国政界的激烈回应。

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包括游客

特朗普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最新民调显示,很多穆斯林对美国都怀有“仇恨”,在当局找到原因之前,应该保护人民免受这样的危险。

“从各种民意调查数据来看,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是,(穆斯林)的仇恨远超过可理解的范围。”声明称,“直到我们能确定和理解:仇恨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必须去终止以及这所带来的威胁之前,我们的国家不能成为那些由只相信圣战、对生命不存尊敬的人所发动的可怕的袭击的受害者。”

此外,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经理科里(Corey Lewandowski)7日对CNN表示,“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不仅包括想要移民至美国的穆斯林,还包括前往美国的游客。科里表示,是“所有”穆斯林。

在科里提供给CNN的一份特朗普的补充声明中,特朗普表示:“必须采取主要监控及保持警惕。我们想要做到公平,但是太多的坏事正在发生,而真正的仇恨比例太高了。那些想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必须被好人举报。”

就在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之前,美国南加州发生一起枪案。加州警方确认两名嫌疑人为夫妻关系,均为美国人。其中巴基斯坦裔的女疑犯是合法取得伴侣签证进入美国的。

奥巴马在6日发表的全国讲话中表示:“显然,他们二人已经走上了激进化的黑暗道路……还没有证据证明,南加州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国外恐怖分子控制,但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的这一声明“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国家安全和利益”。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表示:“我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拿人们的恐惧开玩笑,以支持自己的竞选活动。他在用这种‘冷嘲’的方式分裂美国。”

教皇批特朗普“不是基督徒” 特朗普:我骄傲!

2016-2-19 08:35:00 来源:环球网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18日消息,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在即将结束对墨西哥访问之前发表谈话,批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关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建议,形容他“不是基督徒”。

据悉,在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占据领先地位的特朗普表示支持向墨西哥遣返1100万非法移民,并且指责墨西哥向美国送来“强奸犯”和其他罪犯。

特朗普表示,美国应该在墨西哥边界建立边界墙。

教皇方济各说,一个只考虑建墙而不是建桥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教皇拒绝表示美国人是不是应该投特朗普的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只是说,讲这样话的人不是基督徒。”

正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集会的特朗普对教皇的批评做出回应,声称教皇作为宗教领袖质疑一个人的信仰是“丢脸的”。

特朗普说,“没有什么领袖人物,特别是宗教领袖,拥有质疑一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他表示,他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自豪。

特朗普还把教皇发表批评他的言论归咎于墨西哥政府,指责墨西哥政府让教皇相信“特朗普不是一个好人”。他曾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形容教皇方济各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物”,并且表示教皇不了解美国和墨西哥拥有开放边界的危险。

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宗教虔诚度相对较低但可能是好总统--民调

2016年01月28日 14:40路透社

路透1月26日 -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民调周三显示,美国共和党选民认为 特朗普宗教虔诚度不如其他共和党参选人,但大多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是好总统。

民调发现,仅44%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很虔诚或有点虔诚。特朗普是长老会教徒。

另有24%的共和党选民称,特朗普不太虔诚,有23%称他根本不虔诚。

民调还发现,56%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是一位好的或者非常好的总统,尽管选民认为虔诚是美国总统参选人的一项资产,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尤其如此。

相比之下,8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本•卡森很虔诚或有点虔诚;76%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克鲁兹很虔诚或有点虔诚。卡森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克鲁兹是美南浸信会教徒。

民调发现,64%的共和党人认为总统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一致非常重要或者有点重要,而41%的民主党人持此观点。

民主党方面,65%的民主党选民认为希拉里很虔诚或有点虔诚,47%认为伯尼•桑德斯很虔诚或有点虔诚。希拉里是卫理公会派教徒,桑德斯是犹太教徒。

民调发现,选民认为本党参选人更虔诚。最大的两党差异是有关希拉里宗教虔诚度的看法:仅有28%共和党人认为希拉里很虔诚或有点虔诚。

调查期间介于1月7日至14日,受访者为全美50个州的2,009位成年人,整体样本边际误差为正负2.5个百分点。

3%的共和党人和54%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

2015-09-14 11:20:48

据CNN网站9月13日报道,CNN与ORC(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联合进行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虽然美国人对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宗教信仰与背景错误理解一直存在,但是从没有此次调查所显示出来的那么广泛和严重。奥巴马出身在夏威夷,而且是基督徒。

但是当接受调查者被问及“据你所知,奥巴马在哪里出生?”80%接受调研的成年人相信奥巴马出身在美国,另外20%认为他在国外出生,这其中9%认为自己的说法有切实依据,另外11%说是有点怀疑。对于奥巴马宗教信仰的误解比对他出生地的误解更大,尤其是共和党人们。在接受调研的美国人中,29%认为他们的总统是个穆斯林,而受调研的共和党人中有43%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

奥巴马:啊咧,我是穆斯林?(设计台词)

对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调查结果颇为稳定,在2010年4月ABC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民调中有同样的问题,77%的成年人认为奥巴马出生在美国,20%表示认为他出生在国外,其中9%自称有切实的证据认定奥巴马不在美国国内出生。

当然过去一些民调显示,大量共和党人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近来他有了个新的译名叫“床破”)的支持者,怀疑奥巴马是否是在美国出生的,新调查则表明大部分共和党人认为他们的总统是美国国内出生的。

在特朗普2011年考虑参选总统时,特朗普提出了对奥巴马出生地的质疑,奥巴马则被迫公开了自己出生证明的全套文件。而特朗普最近在接受CNN安德森•库珀的采访中还是表示,他不知道奥巴马是否在美国出生。

奥巴马最终的确在2011年4月公布了自己的出生证件,表明自己1961年8月4日出生在火奴鲁鲁卡皮欧拉尼医院。在被以开放性问题问及奥巴马出生地,而不是要求选择美国国内或国外时,61%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奥巴马出生在美国国内,71%共和党人和共和党倾向的选民也认为他出生在国内。

民调问题的措辞是关键的不同点。对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调查,措辞的不同导致了此次民调与其他表达出更大质疑的民调结果不同。在进行民调时,接受调研者倾向于从已经提供的答案中选择一种回应。如果民意调查者问:“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红色、绿色、橙色还是紫色?”那只有很少的人会回答是蓝色。如果民意调查者不提供选择列表,而接受调研的人只能自己思考找出最喜欢的颜色,橙色可能会得分更高。

在许多其他关于奥巴马背景的民意调查中,对比让接受调查者不受提示影响自己思考,提供选择“出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会让接受调查者更轻易的选择出生在国外。

虽然有接近十分之三的受调查者认为奥巴马是个穆斯林,多数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个基督徒。在成年人中,39%认为奥巴马是新教徒或者其他基督徒,4%认为他是天主教徒,1%认为他是犹太教徒,1%认为他信仰其他宗教,另有11%认为奥巴马不信教,14%则表示他们不知道。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教育水平鸿沟,63%的大学毕业者认为奥巴马是新教徒,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仅有28%认为他是新教徒。

而党派导致的偏见也是很严重的,61%的民主党人认为奥巴马是新教徒,而独立派(并不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认为奥巴马是新教徒的为32%,共和党人中仅有28%认为他是新教徒。但是有43%的共和党人和54%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近期另有民调,调研公众认知中奥巴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观点,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的比例则比43%和54%更大。

CNN和ORC的民调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时间从9月4日持续到9月8日,在全国成年人中进行随机抽样,样本容量1012人。抽样结果与全体样本之间有±3%的抽样误差。

(观察者网编译自CNN报道)

纽约伊斯兰领袖当街被射杀或因特朗普言论肇祸

2016-08-15 04:02:22|来源:大公网|

惨遭枪杀的伊斯兰教长阿孔杰/美联社

大公网8月15日讯 综合法新社、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纽约一名伊斯兰教教长和他的助理13日在光天化日下当街被人枪杀。警方已发出素描图通缉一名怀疑与案有关的男子,但尚未能确定兇徒作案的动机是否和宗教有关。不过,当地社区的伊斯兰信徒形容这是“仇恨罪行”,更有人指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多番倡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肇祸。

13日下午接近2时,55岁的教长阿孔杰和他64岁的助理乌丁在祈祷活动过后,离开皇后区奥佐恩公园社区两人所服务的清真寺时遇害,而当时两人身穿传统的穆斯林服装。两人头部中枪,被送往附近的牙买加医院,随后宣告不治。

伊斯兰信徒控“仇恨袭击”

警方説,案发时,一名疑犯据説从后靠近两名死者,目击者指该名疑犯逃离现场时还带着一支枪。疑犯仍然在逃,调查正在进行中。警方已经发出素描图,通缉一名戴眼镜、深色头髮、有鬍子的男子。

奥佐恩公园多聚集劳动阶层,居住很多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家庭。两名死者主持祈祷的清真寺主要为孟加拉国移民服务。纽约传媒报道,阿孔杰是一名虔诚的回教徒,由孟加拉移居纽约约两年。乌丁也是虔诚信徒,每日祈祷五次。

当地伊斯兰社区信徒指出,两名死者遇害时身穿穆斯林长袍,所以相信今次是一宗仇恨袭击。一名当地居民更点名斥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多番倡议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挑起仇恨穆斯林情绪。今次枪击案发生时,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情绪正在盛行,美国内外发生了连串致命袭击,当中一部分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此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提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警方指本案的动机未明,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对记者説:“初步调查未有显示两人因为自身的信仰而成为目标。”但纽约市长白思豪负责联络穆斯林社区的幕僚赛义德强调:“纽约市警察局正研究这宗罪行的所有角度,包括仇恨罪行(的角度)。”

数百人发起悼念游行

数百名来自邻近社区的穆斯林聚集到案发现场悼念及发起游行,喊着“我们要正义”的口号。

一名在清真寺祷告的民众表示,当局应该将这起事件以仇恨犯罪看待。他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説:“在这种时刻,我们感到非常没有安全感。对我们来説这是种威胁。威胁到我们的未来、威胁我们在社区的行动能力。我们希望寻求正义。”

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纽约分会主席纳希尔説:“这两人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他们是社区的领导人。现在哀悼之情很深切,期盼正义获得彰显的呼声也高涨。当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就容许罪行继续发生。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责任。”

转自宗教学与国际关系沙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AyNjk1Nw==&mid=2651378440&idx=1&sn=d62d37f12a86df1bfb18322b447db95c&chksm=f26bb3eac51c3afc6a86bc61ddb8ee721a37654988caa2b66ea667e8d5b37f360d0adae4face&mpshare=1&scene=5&srcid=1109zdFEba8fGCUIJYEScBYH#rd

63位律师及家属关于江天勇律师失踪的声明

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先生,自2016年11月21日22时许知会其妻金变玲女士已订购当日长沙南至北京西D940次动车后失联,截至11月27日晚已失踪逾六日。

据悉,江律师此赴长沙是为看望被捕律师同行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教授。期间又陪同陈桂秋及谢阳两位辩护律师去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

江律师执业以来,长期活跃于人权捍卫工作第一线,办理和参与诸多公益维权案件和法律行动,以致律师证被非法注销。鉴于他遭遇过强迫失踪、导致左耳鼓膜穿孔、八根肋骨骨折的酷刑,我们对他的失踪,深表忧虑并高度关注,特呼吁如下:

一、敦请相关公安部门立即对江天勇律师失踪一事展开调查。

江律师亲属代表于11月23日下午往江的户籍地郑州市公安局桐柏路分局报失踪案,被以以管辖问题推诿。因江律师行程安排事涉湖南、北京及铁路两地三方,故促请相关部门协调查明江的下落。

二、如果有关部门对江天勇律师采取相关强制措施,我们要求办案机关立即依法书面通知其家属,并保障其获取律师辩护之基本权利。

考虑到江天勇律师此次赴长沙是去看望谢阳律师家属,而谢阳律师又是709案当事人之一,这令我们高度怀疑江律师此次失踪或被有关部门采取行政拘留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呼吁立即通知家属,避免没必要的家属和社会恐慌。

三、如果仅因江律师赴长沙看望同仁家属或陪同同仁家属了解会见事宜而可能对其进行任何的行政拘留甚或刑事追究,我们表示完全彻底的不能接受,要求立即予以释放。

联署声明人:

2016年11月27日

四位709家属以及63位律师

金变玲 江天勇的太太
陈桂秋 709案家属
李文足 709案家属
王峭岭 709案家属
原珊珊 709案家属
蔡瑛
曾义
常伯阳
陈建刚
陈金华
陈进学
陈以轩
丁家喜
丁锡奎
董前勇
付爱玲
葛文秀
纪中久
蒋援民
李柏光
李方平
李金星
李静林
李威达
李永恒
李昱函
梁小军
蔺其磊
刘士辉
刘书庆
刘巍
刘正清
卢廷阁
罗茜
吕方芝
马连顺
孟猛
瞿远
任全牛
舒向新
隋牧清
覃臣寿
覃永沛
唐吉田
滕彪
童朝平
王清鹏
王秋实
王振江
温海波
文东海
吴魁明
徐红卫
于全
余文生
张海
张磊
张重实
郑恩宠
钟锦化
邹丽惠
林礼国
王磊
谢六生
王学明
马卫
胡贵云
陈南石

灿烂阳光照耀着709家属——第三次在最高检控告

当我们四位709人权律师妻子再一次站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时,我们感慨万千。

这一年,我们无数次站在中国的司法机关门前。现场没有闪光灯,但是我们看见阳光透过乌云照在我们身上。没有掌声,但是我们知道仿佛从天籁传来的人心里的喝彩!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是想让被冤枉的丈夫回家!回家!!回家!!!

所以我们面对中国公安的殴打拖拽、羞辱白眼,我们怕过、哭过,我们还是要站出来!

我们知道千千万万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在关注我们,用他们的关注在支持我们!

我们也知道中国官方痛恨我们,希望吓退我们的支持者,但是我们想得简单:如果今天做妻子的,都不为丈夫发声,我们还期待谁为他呼吁?!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为自己的丈夫站立到最后一刻,也感谢你们在每一时刻与我们的人站立,或在线上,或在现场!

709家属

王峭岭

原珊珊

陈桂秋

李文足


2016年11月28日

家庭教会法律维权手册

《家庭教会法律维权手册》(摘录)

(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主编 2015 


目录

第一部分:家庭教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部分:家庭教会与行政处罚及行政救济

第三部分:家庭教会与刑事法律

第四部分:家庭教会与教育(略)

第五部分:家庭教会与出版印刷(略) 第六部分:家庭教会与计划生育(略) 第七部分:家庭教会与财产权(略) 第八部分:家庭教会与收养法(略)

附录一:宗教法律与国际条约摘选

附录二 当前宗教法规:冲突与趋势

附录三:我们为什么要起诉(2008 年)

附录四:对不服“取缔”提起行政复议的公告(2009 年)




感恩之夜,长沙高铁南站,寻找江天勇律师!

蔡瑛律師

几天前,在浏阳河畔与江天勇律师共进晚餐,架着金边眼镜的江天勇律师,含笑看着酒兴盎然的其他人,一贯的平和儒雅。而今天,江律师竟然已经失联三天!

江律师的太太说,江律师应该是乘坐11月21日的D940次动车返程北京。动车按时抵达京城,江律师却失踪了!没有一点征兆!

和平时代被失踪,有了对2016年7月的认知,我不再惊奇。但这失联突然再现在曾经饱受磨难的江律师身上,再现在三湘长沙这座充满温情的城市,我还是有点意外,甚至恐怖!这种恐怖,是我在天津都不曾在意的!

今夜,虽然格外的阴冷,高铁南站依然人流穿梭不息。陈进学律师手持江天勇的委托书,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三天前这里是否有人被带走,是否现场发生争吵,是否有人突然。。。!我掏出手机,正好看到江律师太太发出的感恩致辞!伤感而不乱,心急但不恼,非常大气的女子!一如江律师的风格!

此次,江律师是为探望谢阳家属而来,作为湖南律师,我将对江律师的失联保持最高度的关注!也恳请全国律师以及有共识的朋友们,一起关注江天勇律师,关注所有因维权而遭遇打击的律师!

感恩之夜,让我们彼此感恩!

蔡瑛律师於11月24日晚


我的感恩节行动——我的“家人”,我愿为你站出来

王峭岭

我的丈夫李和平在2015年被公安带走时,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第一个迷茫:我该请哪位律师呢?

有朋友推荐刘书庆律师和蔡瑛律师。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请律师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竟演变成了书庆律师被国保堵在房间里出不来。在12月4日的郑州研讨会之前,我从没见过刘书庆律师。但是研讨会上见到温和理性的书庆律师时,我心里知道我早已把他当作自己至亲的家人一般。我跟许多律师一样,直呼他书庆。他没做成和平的辩护人,我心里却一直当他是和平的辩护人!

蔡瑛律师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费力的理解着他的湖南话,看着他对敷衍我们的天津公安大发脾气——我有后来在公安面前撒泼的气势,全拜他的启发……一年下来,我无比热爱他的湘普。听到他说话,我的心里就畅快无比。他是血性的湖南汉子!

至于马连顺律师,我们的小马哥,他只要不对着镜头,绝对是妙语犀利,入木三分。我问过他:不干警察干律师?多罕见啊!正是这个较真儿的警察出身的人,描述庆安事件的非法使用枪械,让我茅塞顿开。小马哥常说:这些公检法是真正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他为709和所有人权案子的坚韧,殷勤不止,直到现在。

这一年,恐怖笼罩时如果没有律师们的毅然决然,没有律师们的坚韧持久,我们做家属的又怎能坚持到如今?还有许多709的辩护人们,我向你们致敬……

在惊闻又一位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失踪”之后,实在是愤怒至极!想起这一年,艰难困境中如果没有人权律师的帮助,我们如何穿过这人生的死荫幽谷?有人曾问我,我丈夫的遭遇是否让我有哪怕一丝丝后悔,后悔他做了人权律师。我说,这一年见了这么多人权律师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后悔,我只后悔一件事,就是在司法资格取得后,没有执业。

如果我执业了,我今天就有资格像众位人权律师一样,可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站出来,做他的辩护人。现在我虽不能以律师身份站出来,我可以以家人的身份站出来。因为每一位在709中我们结识的人权律师,在我心中,他或她已经是家人了!

感恩节,我动员我自己,为自己“家人”站出来!

709家属王峭岭

2016年11月24日

风雨同路,感恩有您——王清营家庭团聚的感恩节致辞

王清营、 曾洁珊 、王弘毅

这是一条悲伤而欢乐之路,有痛苦,也有医治;有眼泪,也有眷顾;有试炼,也有胜利。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拳打掌击,逼迫误会和烦恼苦楚,然而靠着我们心中对爱与公义的苦苦追寻,对神的冥冥坚信,对同伴经历的感同身受,对在世间行走基层群众的深深悲悯,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心理历程,即便不同的抗争思路,不同的营救表述,让我们走到一块,抗争的路上有我们飒飒的英姿,我们在前路行走,不可丧志,这样的忍耐,比任何别的忍耐都难。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就是等候盼望。我们靠着这份爱,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为家人,为后代,为社会公义我们继续前赴后继。

朋友们,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应行的路我们已行尽了,当守的道我们守住了。但,这一切,都在神之手,都在大能的神之手。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应召的使命,其成与否,不是在神吗?我们不过借了神之手,做了些微小得近乎令人羞惭的勉称为义的本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无尽的羞辱,何时止于尽头?生命的溃败,何时时止于尽头?一切的一切,又何时止于尽头?来啊!走出埃及,向那流奶与蜜之地!

看呀,中国之大地,寒风正是凛冽,然而,春天也就不远了。

感恩一路有您的关注和帮助,从此以后,自有公义的冠冕为您存留。

特别鸣谢:

感谢隋牧青律师,在担任唐袁王(“唐袁王”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王清营辩护人时,忠于司法正义,不畏强权,勇于为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抗争, 披露了很多当事人王清营在看守所遭受非法虐待的违法行为。他若怒目金刚,大胆发声,为王清营争取基本人权。6月19日广州中院庭审时,当有司在法院门口非法拘禁家属,限制家属旁听权利时,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家属旁听权利,让唐荆陵太太汪艳芳和我家曾洁珊得以进入法庭旁听。庭审过程中隋牧青律师保持冷静,由于法庭违反程序强行推进庭审,我们无奈之下解除辩护关系。案件侦查到审理,隋牧青律师一直要求我们遵守法律,不要做任何违法的事。我们全家都感谢他为当事人王清营所作的帮助。当709暴风来袭,他甚至因此而被监禁长达6个月,至今仍在被严密监控之中。

感谢李贵生律师,狱中与您的整日会见,是我两年半的最大畅事之一。感谢吴魁明律师,您无微不至的照顾令我感动。感谢冉彤律师,您的幽默风趣常使审判者颜面扫地。感谢唐荆陵兄弟的辩护人刘正清律师,张雪忠律师,燕薪律师,葛永喜律师。感谢袁新亭兄弟的辩护人葛文秀律师,常伯阳律师,文东海律师,胡新范律师。

感谢2014年最开始的日子里,来往我家探视老人和小孩的有情有义的公民大小伙伴,接纳救济曾洁珊母子的公益公义圈朋友,耐心开导疏导曾洁珊情绪的交心同伴,来回为案件忙碌奔波的律师们,陪伴曾洁珊度过最煎熬恐惧的值得信赖的朋友,感恩大家对曾洁珊母子家庭的安慰和支持。

感谢,在我家王清营为了坚守和唐荆陵先生,袁朝阳先生之间的道义,始终不肯妥协而在看守所遭受严刑逼供时:感谢在我家王清营,为了个人尊严,见警官坚持不肯下蹲时:为了维护个人权利,不值班,不劳动,被报复殴打致数度晕倒住院时:感谢在我家王清营,连续七个日夜,手脚被捆绑,钉于一处,戴背背夹,不让拉屎,拉裤子里,不让尿尿,尿裤子里时。等等。受到非人待遇时。朋友们、同仁们在网络上纷纷谴责迫害表达抗议的声援。

感谢在网络抗争营救日子里,为我们的消息点赞转发,纷纷在自家网络社交平台上表示对唐袁王案件表达关心关注,为我们不停呼吁的您们。感谢长期以来中外各大知名媒体人始终坚守道义坚持真相,全程跟踪滚动播报,曝光最新消息情况 。

感谢两次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的重要日子里,全国各地自发提前前来现场围观和声援的您们,包括无以计数因各种原因不能到达现场却始终为此关注和牵挂的您们,为此长途奔走、呼吁和救援的您们。

感谢这些日子里,让我们看到唐袁王案里面的袁朝阳先生父母对其家人的日夜思念的牵挂和唐荆陵夫人汪艳芳女士对其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让我始终感动于亲人之间的不畏强权,不求任何回报的亲爱联结。尤其是汪艳芳女士一直以来对其先生和家庭的坚守,其坚韧不拔的抗争斗志,不畏一切阻拦为夫远赴香港游行奔走呼吁大家关注唐荆陵,給予我满满的信心和勇气。感谢周围不计其数的这类人:越是在关键时刻,他们越是避开利害,恐惧的计算,回到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

夜深人静,每当念及驱除专制的伟大事业中竟也有我的点滴汗水,我就兴奋得无法入睡!毎当想到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竟也有我的小小努力,我就倍感荣耀与自豪!每当想起,我这微不足道的飞蛾扑火,竟然获得如此的关心与帮助,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感谢,感谢长期以来风雨同路的您们!

王清营 曾洁珊 王弘毅

2016.11.25于广州石基镇荔新苑

江天勇太太金变玲的感恩致辞

又逢感恩节,这是追求自由的北美先民绝地逢生的纪念日。三天前,我的丈夫江天勇突遭强迫失踪,至今音信全无。他在中国从事人权律师工作十几年来,持续不断的遭遇酷刑殴打、软禁、强迫失踪、却不改初衷,艰难困苦之中常常喜乐、时时感恩。今天我虽悲伤,但我深知上帝爱我,也眷顾我的家庭,唯有全然交托。我向造物主感恩的同时,也希望向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关注天勇和我们家庭的各界人士表达无法言状的感恩。

感谢2011年江天勇“茉莉花事件”失踪两个月里,各界人士对我家庭的安慰和支持。

感谢2012年江天勇因看望陈光诚遭殴致耳膜穿孔无法就医,朋友们、同仁们前来围观和声援。

感谢2014年建三江事件中,因江天勇代理黑监狱受害者被行政拘留并遭吊打折磨致八根肋骨骨折,无以计数的正义之士为此长途奔走、呼吁和救援。

尤其感谢709案的家属们,因为你们坚韧不拔的昂首抗争,給予我满满的信心和勇气。
也感谢所有为江天勇弟兄恒切祷告的主内弟兄姊妹。

2016年11月24日
金变玲

基督徒感恩节探望齐志勇

张全胜

今天是感恩节,湖北十堰林春芬、天津张全胜、北京李金平一道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齐志勇。

齐志勇是六肆伤残者,重病在身,现又在医院治疗期间发烧……

患难、困苦、疾病、逼迫……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感恩上帝的大爱!

感恩,齐志勇虽经历病患和伤痛仍心存温柔,行公义好怜悯。

感恩,生命里遭遇艰难时的互相扶助,牵挂和欢聚的时光,有齐志勇和你我(你们我们)同行。

2016年11月25日

张全胜13521577973


川普新政与中国宗教自由及人权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由于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和对中国“六四”暴力镇压不恰当的描述,使众多人认为川普新政将不会就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我们从川普新政的最高战略——“让美国再次伟大”、共和党党纲、川普最近任命的内阁名单及将要出现的最有实权的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等方面,可以看到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与谴责。

首先,人权外交是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的既定外交政策,它不会因为总统的更改而更改。人权是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在美国宪法性文件《独立宣言》《权利法案》中特别强调了人权及宗教自由的价值。美国提出人权外交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党威尔逊总统,他称:“美国的力量就是道义的力量” “我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自此后,虽然有强弱之别,但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都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核心内容。二战中,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外交的目的之一是在世界各国普及“人类四大自由”。二战后,民主党卡特总统更称:“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1981年,共和党里根总统上台后继续推行人权外交、称“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人权外交在导致苏联、东欧等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瓦解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近年来,共和党小布什总统特别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自由,在白宫多次接见中国异议人士,到中国后一定要参加基督教会礼拜,被传为佳话。

身为共和党人的川普就职后,一定会延续美国的人权外交,这既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尊重,也是川普新政的最高战略“让美国再次伟大”所必然导致的。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经济富裕、军事强大,更在于其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和倡导普世价值,是地球村的“山上之城”“台上之灯”。如果仅仅是谋求国内富裕而忽视国际战略,美国难以成就伟大;如果为了国内利益陷入孤立主义,美国也就难以实现再次伟大的美国梦。川普及其团队应该明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内涵,他们肯定会在照顾国内利益的基础上,坚守人权外交和国际战略利益。对待中国,除了打贸易战和经济上遏制外,人权外交也肯定是川普对华外交的一张牌。而且相比于奥巴马及希拉里的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人权外交,川普新政极有可能实施更有成效的对华人权外交。

川普新政也会受到共和党已全面控制的参众两院和共和党党纲的制衡和引导。今年7月共和党大会由2400名代表通过的党纲,被认为是里根总统以来,对中国最严厉的一份共和党党纲。根据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7月21日报道《美大选期间、中方责共和党无理指控》指出:共和党党纲除指出中国在经济贸易上对美国的伤害外,还指斥中国过去数十年推行的开明政策突然逆转,习近平上台后越见集权,异见声音被粗暴压制,批评政府人士遭到绑架,宗教迫害加剧,互联网受打压,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的政策持续,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又再重临,并在西藏及新疆进行文化灭绝。共和党党纲中如此强硬的人权外交措辞,使中国外交部罕见地发表英文声明进行反驳。据该党纲起草委员会主席Stephen Yates所披露,党纲是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委员会一起制定的,完全可以视为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准和纲领,其呈现的显然是人权外交的特色。

另从川普的行政团队来看,都是坚定的保守派人士,他们会更加珍视美国的价值与传统,川普团队中也大都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肯定会珍视信仰自由等普世价值,并具有宣教士一样的热情,将人权价值在全世界进行推广。川普已经提名的第一批官员,如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迈克•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为国家安全顾问,都是信仰坚定、保守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强硬派人士。被川普约见,著名基督徒总统参选人医生本卡森,也极有可能担任住房部长。川普团队的核心人物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会在其内阁中担任要职,二位都因坚决抵制共产主义和中国霸权而著称。

而与川普相配的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则是川普新政会延续人权外交的最大保证。彭斯与川普配合大选天衣无缝,为川普当选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彭斯由于有华盛顿从政经验和强大的政治资源与业绩、政治理论能力、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政治家的声望,成为川普不得不借助的左膀右臂,也让彭斯被誉为“最有实权的副总统”。

彭斯信仰坚定、一直关注信仰自由,他关注中国宗教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在竞选初自我介绍中就说:我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共和党人,可见信仰在其心中位置。彭斯在众议院期间将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贯彻到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他不按照党派、多少、输赢等依据投票,而是以保守派立场投票,这使他在华盛顿政治圈中成为少数派,但他的优秀品质得到美国政界的高度认可。彭斯在印第安纳州长任内签署了《恢复宗教自由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他说法律的目的是:“确保印第安纳人和美国多数州的民众一样能够得到宗教保护。”法律虽然引起同性恋人士的异议,但它却保证了各宗教的自由与平等,保证了基督徒不再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捍卫了基督徒等信徒的信仰权利。

彭斯在华府任众议员期间,积极关注中国人权,抨击奥巴马政府软弱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根据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报道:2009年2月26日,美国共和党会议主席麦克﹒彭斯(Mike Pence (IN-6th))、美国众议院克里斯﹒斯密斯(Chris Smith (NJ-4th))、美国国会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 (VA-10th))及皮芝(Joe Pitts (PA-16th))等美国政要,与中国人权领袖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魏京生、吴弘达、Alim Seytoff及谭竞嫦等一起在国会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的淡化人权外交的有争议讲话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呼吁。他们驳斥了希拉里的相关言论,并对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几位国会议员都表示将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尽一切所能敦促奥巴马政府为遭受人权迫害的中国民众发出呼声。

从以上诸项事实来看,那种认为川普上台后将不会关注中国人权的看法实际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的。相反地,我们从川普新政的最高战略、共和党党纲及其以彭斯为重点的行政团队身上看到,这届政府将是持续保守美国传统价值和传统人权外交路线、重视宗教自由尤其是基督教价值及权利的保守主义共和党政府,我们相信他们会与他们所推崇的里根政府一样,持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及人权,并配合贸易战,在人权方面谴责中共政权践踏宗教自由等人权的累累暴行。

探望709案家属,人权律师江天勇长沙失联逾24小时

我丈夫江天勇律师几天前去湖南长沙看望709案件被捕律师谢阳的太太陈桂秋。逗留期间,他陪同陈桂秋及谢阳的辩护律师张重实、蔺其磊及律师同仁马连顺到长沙看守所了解谢阳的会见事宜。

11月21日北京时间22点22分,江天勇告诉我,已购买D940火车票回京,发车时间22点53分,正点应于次日6点30分抵京。此后便失去联系,至23日凌晨已经超过24小时。其间我多次拨打他的电话,系统均提示“已转至秘书台”,通过多种网络通讯软件也未能取得联系。经询问长沙和北京的朋友,均称过去24小时之内无法联系上江天勇。

鉴于江天勇在从事人权工作过程中,曾多次遭遇秘密警察的绑架,鉴于“709”之后越来越多的律师遭遇强迫失踪及酷刑,我呼吁各界对江天勇本次的失联予以关注!

江天勇妻子:金变玲

2016年11月23日凌晨

联系号码:+16262230980

江天勇简介:

江天勇,资深人权律师,现年45岁。2001年取得律师资格证书。2004年11月在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供职。2005年受托代理陈光诚案。此后还参与了高智晟案、陕北油田案、广州太石村案、艾滋感染者维权案、乙肝携带者维权案、浙江东阳特大环保案、新疆法制报记者海莱特上诉案(家属迫于官方压力放弃委托)、四川藏区普布泽仁活佛案、甘肃拉扑楞寺久美案等宗教信仰案。2009年7月遭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其后继续坚持以公民身份参与人权维护工作。

2011年2月19日,江天勇遭警察绑架,失踪长达两个月之久,其间遭到酷刑折磨。

2012年5月4日,因为探望正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江天勇被国保秘密警察残酷殴打,导致左耳鼓膜穿孔,双耳听力下降。至少有五名国保秘密警察参与了这次殴打。

2014年3月,江天勇探访黑龙江建三江黑监狱,遭到警察拘留和殴打,致八根肋骨骨折。

中共加强对宗教院校控制 华东神学院举行爱国主义教程观摩课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6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添了《第三章:宗教院校》,显示了当局对包括基督教神学院在内的宗教院校的强烈关注和要加强控制的趋势。近期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四司发布《关于我国宗教院校信息公告》,其中指出:“截至2016年7月,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恢复设立的宗教院校共86所,在校生约1万人。其中佛教院校36所,道教院校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10所,天主教院校9所,基督教院校21所。从各宗教院校毕业的学生已达4万多人”。

该信息公告也指出:“宗教校院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宗教团体举办的培养爱国宗教后备人才、正确阐释宗教教义、培训现有宗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基地”。党控制包括基督教神学院在内的宗教院校就是中国特色。

为加强党控制神学院的力度,10月26日,华东神学院举行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爱国主义教程观摩课(见附图),本次观摩课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主要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来自四所神学院校的老师进行教学示范,分别从圣经中的家国情怀、基督教的伦理、坚持三自原则、神学思想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将神学教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可见,这是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国家意志强加进神学院的课程演练。

对华援助协会对此以共产党意志改造基督教神学教育和教义、践踏宗教自由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

原新闻链接:

关于我国宗教院校信息公告
http://www.sara.gov.cn/zjxxjccxzxdt/378516.htm

华东神学院举行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爱国主义教程观摩课
http://www.sara.gov.cn/zjzc/379172.htm

该死的不是贾敬龙

陈建刚律师

忍耐了几天,最终我还是决定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说一说贾敬龙的案子。

贾敬龙“痛说革命家史”

贾敬龙一案中,贾敬龙本人有一些陈述被网络披露,摘抄如下:

“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当中,我的生活一直处在危险、恐惧当中。我会接到恐吓电话,晚上会有小痞子过来捣乱,他们砸玻璃,用强光手电照我,给我的藏獒投毒······”

“我家三层楼房就值9万块钱,北高营拆迁500多户,只有我们一家没从财务室里领到3万1千4的搬迁费,欺人太甚了吧!”

“我是个受害者,最原始的受害者,是这个世道把我逼得无以为继,走上梁山。”

“2013年5月7日下午4:30,在我家周围埋伏了一天的强盗开始行动了,20多人个个面相狰狞,有光头,有纹身,他们手里拿着砍刀、片斧及各种棍棒,他们手里竟然有人持枪,光天化日,在周围上百村民围观下,众目睽睽开始执行他们的任务–强拆,楼房里有一男孩,勾机和小痞子前后夹击,在正义和愤怒面前勾机哪里刨他站到哪里,勾机刨下来的石块,砖瓦掉在他周围,砸在他身上,在僵持不下之外,小痞子绑架了他的父亲到楼下,用1米长的片斧瞄准爸爸的腿,问男孩是否下来,男孩当场就认输了,从楼上走下来,小痞子一拥而上,棍棒相加打完了,村口110警车放行,原来在村口另有一拨人阻拦着一辆警车,110响着警笛驶来之后,没有去抓身旁的小痞子,却把我这个受伤的男孩带上警车,是的,那个男孩就是我。”

“在高营派出所我做了笔录,把刚刚发生的一切记录在案,我的头一直在流血,流到晚上八九点。对于110的到来就像是影视插播广告一样,110带我驶离村子,强拆继续,表哥用手机记录强拆罪行,小痞子把手机抢去,把我表哥,爸爸都打了,表哥在家歇了一个星期,上不了班。他们可恶到了极点,房子拆完后,把我家饲养的两条藏獒也顺手牵走,价值4万元。对于这点在派出所的我还全然不知,我回到家里,获悉这些我不知拿什么来叙述我的心情,对我来说:天塌了!”

“我都要逼疯了,我一度患上精神强迫症,走路干活时我不由自己咬牙叫出何建华,别人都说我精神病。”

“但凡有一步可退,给老百姓留条生路,我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正是何建华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时时惦念的只有我的家人,父母,我父母经受了这么多,他们身心憔悴,爸爸身上至少增加了3种老年性疾病。即此,村委会仍在刁难我家老人,几月前,村里发放最后一套回迁房,没有我家,原因不言而喻。我杀了何建华,他儿子又掌握北高营大权,作为报复,不给我家分房,我父母仍走在维权路上,举步维艰。”(见蔡慎坤《是谁把贾敬龙逼上梁山?》)

贾敬龙的处境

以上信息来自网络,有贾敬龙的自述材料。如果有人认为贾敬龙一面之词不可信,相关的信息内容还有很多,不在一一转述。简单归结贾敬龙在杀人前后的处境。

①贾敬龙,1986年出生,案发时29岁,世代为农。他的父亲又数种疾病,当然作为农民,没有医疗养老的保障,一家人就是最平常的忍民,在忍耐中忍耐。他家有一座三层楼的房子,这本来是作为贾敬龙的婚房,但是由于得罪了村官何建华,和把贾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杀一儆百,不等贾敬龙娶了媳妇就强行拆了他的婚房,当然,贾敬龙的婚姻就没了。②何建华,这是高营村连任三届的村长,据上述蔡文表示,北京某律师披露何建华曾因打架斗殴制作假冒伪劣产品先后被劳教被判刑,服刑之后当上了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买党票花了6万元,买村支部书记花去了200万元。还有信息显示何身家巨富,抢了农民土地,黑白通吃······何家还似乎有着世袭的官位,何建华西游之后,他的嫡子何志辉立即继位。③贾敬龙家的房子被强拆,财产被打砸抢,贾敬龙父子多次被殴打伤害凌辱。

④所谓的强拆没有任何合法手续。

⑤贾敬龙作为被非法强拆的对象,他们一家是受害者,他们曾经试图向公权力机关寻求帮助,但他们最终发现他们相拥而泣的一家人才是公权机构和村官恶霸联盟下的猎物。

⑥贾敬龙家被强拆是黑白两道联手作业工程,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受侮辱受伤害受欺凌受侵夺的就是贾敬龙的一家。

⑦案发前,贾敬龙一家房子没了,财产被抢,家人都被打伤,贾敬龙作为被害者还被警方羁押······

⑧贾敬龙案发后,老村长驾崩,嫡子继位,但新村长继承其父遗志,对贾敬龙家的欺凌仍然在继续。

其实,如果没有贾敬龙最后男人一样的奋起,贾敬龙的遭遇绝对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因为贾家的遭遇,是国朝三表年间、和谐年间和庆丰年间司空见惯的事情,是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情。

贾敬龙说:“是这个世道把我逼得无以为继,走上梁山。”

河南好汉林冲,本是安分良民,但被权贵欺压,妻子没了,家没了,工作没了,财产没了,身体又被弄伤,最后他杀掉了陆虞侯,逼上梁山。

河北好汉贾敬龙本是安分良民,但被权贵欺压,妻子没了,家没了,工作没了,财产没了,身体被打伤,最后他杀死了村官恶霸,他说“是这个世道把我逼得无以为继,走上梁山。”但他没有逃亡,他选择了自首。

贾敬龙是制度的猎物

贾敬龙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但最终成了杀人犯,什么原因让他走到这一步的呢?其实他的处境,在2300年前孟子就说过了。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对照孟夫子的话来看贾敬龙的处境,案发前28岁的贾敬龙没有房子,因为家被强拆了,财产被打砸抢,连喂养的狗都被抢走了,婚姻没有了,还有一个年老多病的父亲,这对于一个近30岁的农村大龄青年来说是个巨大的问题,所谓养生丧死的条件,继续生活的希望,一切都被侵夺。而此时公权力在哪里?公权力恰恰是侵夺欺凌贾敬龙的一方,这又切断了贾敬龙依靠公权力寻回公平的路径。于是他选择了复仇。再然后就是复仇“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这就是孟子所谓的“罔民”。

是什么人在罔民呢?当然是执政者,是政治体制,是孟子所说的“残贼”君主。贾敬龙有幸生在国朝,行凶者被授予了合法的伤害权,黑白夹击把贾敬龙逼到了悬崖,贾敬龙难忍刚强血气纵身一跳,然后公权力跳出来将他拿下,说贾敬龙是杀人凶犯,要对其进行审判······孟子说,这是一个局,是一个执政者设计的圈套,是一张网,目标就是套住贾敬龙们,然后以惩治凶手的名义将他们杀掉。

贾敬龙只是个猎物。

是战士还是罪犯?

对于贾敬龙为什么拔枪而起,还可以从近代文明的视角进行审视。

英国哲学家洛克首开社会契约理论先河,他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契约社会,个人必须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由政府行使这部分公权力来保障公共福祉,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而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反抗的权力决不能让渡给政府,政府也不得以任何名义予以侵犯。政府一旦侵犯了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权利,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对神圣权利的侵犯,每个公民有权利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是为生命而战,是为私有财产而战,是为自由而战,这是神圣之战。

先说生命权,在贾家被强拆的过程中贾敬龙父子及亲属被多次殴打,甚至以绑架他的父亲当场行凶来胁迫贾敬龙;贾家房子、财产没了,贾父年老多病,贫病相连之时就是死神来临之时;且,拆了婚房,毁了贾敬龙的婚姻,未来的希望在哪里?贾敬龙的生命权随时在遭受威胁,且一直在被侵害当中。

再说财产权,三次楼房被黑白两道联手强拆,财产被打砸抢,甚至抢走了家里喂养的狗,贾敬龙还有财产权吗?

最后再说自由权利,生命、财产难保的贾敬龙还有自由的权利吗?

按照洛克的说法,当生命、财产、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这是一种战争的状态,泛起反抗是正义之战,是神圣之战,因为,作为一个公民还有反抗的权利。

贾敬龙是杀掉了何建华,但贾敬龙是主动行凶杀人还是奋起反抗呢?看看伟大的洛克的著作,自然能有结论。

“执事者宜有惭色”

有关贾敬龙是否应该被执行死刑的议题还在延烧,贾敬龙该不该死呢?

法律的分析自有辩护律师和法学家来论证,此处不再续貂。

1200多年前,唐朝也出了一个杀官然后自首的血气青年,叫做徐元庆。他的父亲被县尉所杀,徐元庆为父报仇刺杀了县尉然后自首。对于如何处理徐元庆一案,则天武后一朝展开了讨论,柳宗元有一段论断:

“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大意说,如果元庆的父亲没有犯罪,县尉赵师韫公权私用杀死了他,而上下级的政府对于县尉的暴行进行包庇,元庆呼冤无门。这种情况下,元庆奋起血气,按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要求干掉县尉,这是义举,政府机关面对元庆的时候应该惭愧,应该忙不迭向他赔罪,这样的守礼行义的壮士怎么能杀掉呢?

古今对照,堪称绝对。贾家被打砸抢的时候政府、公检法在哪里?贾家房子被非法强拆的时候,政府、公检法在哪里?贾家父子亲戚被殴打的时候,政府、公检法在哪里?贾家被村官恶霸欺凌侮辱的时候,政府、公检法在哪里?

看贾敬龙的陈述,家家父子被殴打的时候警察是在的,等打完了警车呼啸而来,抓走了被殴打的贾敬龙,留下手持凶器的打手继续拆房。

其实,用膝盖都能想清楚的道理,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谁能当上村官?没有政府的支持谁能强拆?没有警察的勾连、默许,打手能明火执仗光天化日行凶?拆房强敌背后的巨大利益流向了哪里?这其实不是当年大唐徐元庆案件中“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而是州牧和刑官本就是一方当事人。

2400年前孟子说这是“罔民”,1200年前柳宗元说“执事者宜有惭色”,这两句话在贾敬龙案中都得到体验。这是对独裁暴君、贪官污吏穿越千年的拷问。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贾敬龙该杀还是该留呢?孟子和柳宗元有答案。

再进一步问,在自然法面前,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在贾敬龙案中,贾敬龙与何建华、强拆的打手、助纣为虐、黑白勾连的警察、组织推进强拆的官员、谋取拆房抢地的贪官污吏,以及当下这个极权专制、人吃人的体制,“于斯数者孰先?”哪一个最应该死呢?人心自有答案。

为爪牙复仇

贾敬龙必须被判死刑吗?按照法律规定应该不是这样,最起码应该留下一条命在,法律的分析和问难不再赘述。

但贾敬龙一案不是法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案件(其实专制国家事事皆和政治相关)。一个案件一旦成为政治案件的时候,就和法律没有多大关系了,即便有关系,也是羊头狗肉、包袱瓤和包袱皮的关系。

政治案件中法律开始退场,同时退出的还有公平和正义;进场的是立场和利害,这都和公平正义无关甚至完全相反对。一旦司法机关成为刀把子,那么刀把子攥在爪牙手里,刀刃就要砍向不服不忿的人了。

贾敬龙的死刑判决一路冲进最高院,且通过死刑复核;之前的夏俊峰被杀掉了,范华培被直接枪杀了;枪杀徐纯合的警察不仅没有被追究刑责反而是被奖励。这些案件都和公权力相关,都和权力的基层爪牙相关,但凡触犯公权力者,必然被重判,而枪杀平民的警察会被包庇,其实原因都是一样的,作为专制的权力,要保护爪牙,要为爪牙复仇,要为爪牙恤死荣生,要死戏演给活人看,要让未死的爪牙死心塌地继续效命。

想一想,贾敬龙案中,何建华组织打手强拆贾家房屋、群殴贾家父子、损毁、抢劫财产没有任何机关追究他任何责任,何建华一旦驾鹤西游,公权力立即对贾敬龙判死,同时何建华嫡子立即继位村长,这不是恤死荣生吗?

所谓的司法审判走到这里完全沦为一家私器,成为镇压工具。回头想想洛克所说的“保护生命、财产、自由的神圣战争”,贾敬龙一旦被杀,他真的不是死于审判,而是死于卫权战争。

建刚草草

2016年10月25日凌晨

2016年11月14日张耀杰老师收到贾敬龙最终死刑执行的确切消息,贾敬龙回天无望。本文即在今日被删除,此处重发。

痛惜贾敬龙,这个被杀的抗争者。

——转自作者新浪博客

赵永林、陈建刚律师就仰华牧师案庭前会议提出法律意见书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贵州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就贵阳活石教会仰华牧师(本名李国志)案于2016年9月30日、11月17日召开两次庭前会议,11月21日,仰华牧师辩护律师赵永林、陈建刚律师就庭前会议向法庭提交了法律意见书。

在法律意见书中,两位辩护律师指出由于南明区法院和公诉人牵涉本案,故应予回避;要求涉及刑讯逼供仰华牧师的审讯官员出庭接受询问、并要求调取审讯录像。本案关键是一份全称为《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新教人员名单的通知》的文件,辩论律师要求将这份文件定为机密的《密级鉴定书》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也要求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负责人出庭接受询问。

本案在海内外影响巨大,对华援助协会希望当地法院能采纳辩护律师意见,首先做到司法审判的程序正义,公正审判该案,并尽早释放无罪的仰华牧师。以下是法律意见书全文:

李国志案有关庭前会议事项法律意见书

李国志被构陷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由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向南明区法院提起公诉。在开庭之前,南明区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11月17日召开两次庭前会议,但两次庭前会议并没有就本案程序性事项作出合乎法律规定、符合公平正义之处理。现就庭前会议事项提出本法律意见。

1、南明区法院不适合审理本案,应予回避

本案因一份已经由网络公开的文件引起,该文件全称为《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新教人员名单的通知》,发文单位是: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该指挥部组成人员不明,设立法律依据不明,与南明区法院之间关系不明,其中是否有南明区法院人员参与不明。但该指挥部显然统跨贵阳市所有部门,可以管辖、指挥、命令贵阳市任何部门。在这种前提下,由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对本案进行管辖,显然存在失去法院公正性的可能。为公正审判本案,本案不适合由南明区法院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之规定,辩护人要求南明区法院就本案依次请求上级法院指定其他法院管辖。

2、要求本案笔录制作人、审讯人员柯骏、张伟、赵远鹏、唐京等人出庭接受询问

本案审讯人柯骏、张伟、赵远鹏、唐京涉嫌刑讯逼供,被告人李国志表示其受到了柯骏、张伟等人的刑讯逼供,因此笔录与事实不符。为查清事实,辩护人要求柯骏等人出庭接受询问。

3、要求调取2016年3月16日、4月15日进入南明区看守所对李国志审讯人员的进出录像及名单

李国志在庭前会议中的陈述及辩护人对李国志制作的会见笔录显示,2016年3月16日、4月15日两次对李国志进行审讯的人员有柯骏、张伟、赵远鹏、唐京等人,但审讯笔录显示的审讯人员与实际参与刑讯和审讯的人数不符,为查明事实请调取该日进出看守所对李国志进行审讯人员的录像和名单。

4、排除李国志在2016年3月16日、4月15日讯问笔录

由于李国志表示2016年3月16日、4月15日之讯问笔录系刑讯逼供而成,且李国志对涉嫌刑讯逼供人员柯骏、张伟、赵远鹏、唐京已经提起控告。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该对上述证据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2016年11月17日第二次庭前会议中,控方列举了数份看守所警察和其他被羁押者的证言,以证明没有对李国志实施刑讯逼供,但这些证言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无任何证明力。

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辩护人、被告人只要提供涉嫌刑讯逼供的人员、事件、地点和方式即可,法庭必须对此进行调查,这种调查绝不是仅凭刑讯逼供嫌疑人的一方之言。

李国志出席了2016年11月17日第二次庭前会议,在会议中李国志亲自向法官表明了:①刑讯、威胁他的检察官包括柯骏和本案公诉人张伟等人;②对其刑讯的事件、地点和方式;③对其威胁、恐吓的言辞,比如“我是刑讯专家,我会让你死的很惨”、“我让你一个号子里其他人鸡奸你”、“把你磨成粉喂猪”、“让你人间蒸发,还要整你老婆和孩子,让他们看着折磨你”等等。

5、公诉人检察官张伟必须回避本案审理

由于本案公诉人张伟就是涉嫌对李国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且李国志已经对其提起了控告,张伟于李国志之间形成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应规定,张伟作为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必须对本案回避。

2016年11月17日第二次庭前会议中,控方向辩护人陈建刚送达了南明区检察院《驳回申请决定书》,经辩护人陈建刚申请复议后,会议休会半小时后,控方张伟检察官(刑讯逼供嫌疑人)向辩护人陈建刚送达了南明区检察院《复议决定书》,整个过程南明区检察院之程序违法和造假问题如下:

(1)依据法律规定,检察官的回避必须由检察长决定,但《驳回申请决定书》显示决定驳回申请的并非院长本人。

(2)对于《驳回申请决定书》申请复议的只有辩护人陈建刚律师一人,但是当日南明区检察院制作的《复议决定书》却显示向“赵永林、陈建刚”制作。这是南明区检察院对于申请回避及申请复议这种法定权利采取了走过场、造假的方式予以塞责,视法律如同废纸。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8条之规定,复议决定的通知接收人只限于申请人个人,而本案第二次庭前会议中作为辩护人只有陈建刚律师一人参加,为何南明区检察院同时向赵永林律师送达呢?这显示的南明区检察院造假,在申请人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复制打印。

(3)本案控方检察官张伟完全符合回避之法律规定。张伟检察官是李国志案的审讯人员,是出庭检察官,又是对李国志实施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李国志已经提起控告,张伟本人完全符合“本人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

6、控方应该出示《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控方以《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为依据指控被告人李国志涉嫌犯罪,但该文件并没有向社会公示,其制作单位、时效、法律层级等任何信息不得而知。为实现罪刑法定之原则,辩护人要求控方出具该规定原文内容。

7、本案《密级鉴定书》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

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是《刑事诉讼法》之明确规定。

本案控方表示该《密级鉴定书》“就是一份文件加盖单位公章,没有鉴定人”,这种表示匪夷所思,没有鉴定人的鉴定书是从哪里来的?所谓鉴定人就是凭专业知识对专门问题作出判断,既然没有鉴定人,这种判定和定性是由什么生物和物体作出的?

该《密级鉴定书》是对本案核心事实的定性,决定了本案的本质,而该鉴定书合法性和客观性都存在巨大问题,如果要查清该鉴定书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合法的,法律规定辩护人可以要求鉴定人出庭。

而该控方表示该《鉴定书》竟然没有鉴定人,在鉴定人有无都是一个巨大疑问的前提下,更不要说鉴定资格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该鉴定书的真假都成为问题,更不要说合法性。

本案法官表示不需要鉴定人出庭。没有鉴定人的鉴定书是什么样的一份鉴定书?鉴定人是哪位?有无鉴定资格?鉴定依据是什么?这种疑问一个都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禁止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本案法官故意违法回避对该证据的质证,故意制造冤案。

8、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负责人出庭接受询问

由于本案涉及到——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该指挥部的合法性、组成、权力范围等问题需要核实,辩护人要求改指挥部负责人出庭接受询问。

为公正审理本案,为了让冤案制造者吃相不至于太难看,请南明区法院就上述问题予以解决。

辩护人:赵永林律师、陈建刚律师

2016-11-21

「摩西模式」——关于「港独、自决」现象的公共神学探讨

黄伯农

三年前,笔者于《时代论坛》发表了〈从耶利米书寻索如何与国家权势共处〉一文之后(见《时代论坛》「时代讲场」,刊二○一三年九月十一日),引起了有教会内外的一些回应。虽然没有即时回应,却一直放在心裡和祷告。当时,笔者透过省察寻求一伦理支点去于国家权势内见证信仰和与自处,提出「耶利米模式」的公共神学意义和可应用性。 虽然当时的「港独」意识没有今天般表面化,但已崭露头角。

根据我以往与菲律宾民间左派人士所得,有菲人士认为「港独」现象有其唯物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见笔者文章〈从中港周边看一带一路发展〉,刊《信报》,二○一六年三月廿三日),中共或已早预计到涉「港独」意识和运动的出现,问题只是何时和如何出现。所以,香港教会和信徒或有需要从信仰角度去探讨有关议题。

本文会先指出三年前所引发的公共空间讨论当中,有评论以「摩西模式」去与「耶利米模式」作二元正反对立的辩论方法或有谬误。然后我会以出埃及记卅二章中以色列人误拜金牛犊的事蹟去重申摩西所追求的是以耶和华为君王的天国宗主国度(即「神治国度」),并不是任何以政治权力建立的地上权势国度(即「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hood〕)的看法。我的核心观点是,「港独、自决」中所蕴藏的依靠人的自力精神实与「神治国度」中依靠祂力的属灵内涵有分歧。若然教会不小心分辨处理,可能会误导信徒走进拜偶像的误区当中。

耶利米与摩西模式:新旧约本质的相同

作为旧约先知和律法的颁佈者,神人摩西经常并长时间地与神交谈(出廿四18),并影响到后来的先知也是这样行(见撒母耳的祷告生活:撒上七5,八6,十二23,十五11)。神透过摩西宣告更新祂与百姓立的约(申廿九1)。虽然后来的旧约先知们同样多次斥责百姓违反其中的不同条款(如王上十八18;王下十七15、35-40;代下十五1-2、12;耶六16、19,八7-8,十一1-10;何六7;摩二4;该二5;玛二4起),但是,只有少数先知,如耶利米同时冀盼一个崭新的约(即新约)的临在,使百姓于非常逆境时期得到应许盼望: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裡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説:「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卅一31-34)

耶利米并向百姓宣讲两个重要信息:

一、那掌管日月星宿、光明黑暗和海中巨浪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卅一35)。

二、「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它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卅一38-39)。

耶利米预言了新约使以色列复兴跟一种属神的超然永恆国度有关;而「日子将到」时(耶卅一38),这「城」能「直到永远」(耶卅一39)。

究竟耶利米和摩西所领受与神立的约是否有本质上不同?笔者认为,无论是摩西的〈旧约〉或耶利米的〈新约〉,他们均为被神感动,以同一种「神的宗主权」(God's Sovereignty)的协议(约)的形式,来表达神与以色列民的关係。这种条约表示一位伟大的君王(即神自己)所代表的天国主权国度,愿意与一个地上附庸民族(即以色列人)建立密切的关係。

而这对天国主权的效忠,则被摩西于处理以色列民于西奈旷野误拜金牛犊的事件上反映出来。

金牛犊所代表的偶像崇拜

事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摩西被神召上西奈山四十昼夜(出廿四18),神便将一系列关于道德生活、宗教礼仪和安息日的安排向他显明(出廿五至卅一)。期间,百姓见领袖迟迟不下山,就唆使摩西兄长亚伦去做神像去为他们引路。百姓明显忘记了真正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神自己,并误以为是人的领袖(即摩西和亚伦)所为 。他们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甚么事。」(出卅二1)

亚伦于是误用了自己作为领袖的权力,转以政治经济权力去催生一种以规限和物化耶和华的宗教偶像崇拜。他于是向以色列民徵收金子,集结溶了之后铸了一隻可能代表着繁殖力和能力的金牛犊,并让百姓崇拜作乐(卅二2-5)。耶和华知悉之后,便吩咐摩西要下山,因为百姓「已经败坏了」(出卅二7-8)。祂发怒要将他们灭绝,只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出卅二10)

摩西可贵的是他却不断为犯罪的百姓向神恳求,并使神后悔,没有将他们灭绝(出卅二11—14)。但是后来亲身体会到百姓拜金牛犊的罪行时,为了要执行神的诫命,摩西便组织利未人去击杀部份叛逆的百姓。于当时超过六十万的出埃及的人口中(民一45-46),有三千被杀(出卅二25-29)。于摩西再度求情之后(出卅二30-32),耶和华便答应继续带领以色列民,并将追讨以色列民罪的日子押后(出卅二33-34)。

「摩西模式」探索

神曾经透过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和辖制。这历史或可被看为一场对地上政权的抗争或革命的胜利。可是,成功带领百姓出埃及只是这条天路旅程的开始。四十年在旷野的旅程之中,百姓屡次显出他们在逆境中对神缺乏信心,他们误拜偶像,触犯诫命,又反抗神的亲自领导。

然而,在这天路旅程中,摩西表现了惊人的忍耐力。这全繫于他对那肉眼看不见的神怀着坚毅的信心,正如〈新约〉的希伯来书所说:「他(摩西)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来十一27)

也因为这稳如磐石的信心,他便竭力维护了天国国度于地上万国权势之上的神治宗主权。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与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1.17)

中国-圣座外交关系简析

孙怀亮

随着中国和圣座外交谈判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亦关注有加,但现有新闻普遍具有放风性质,它们固然有其功用和必要性,但对于专业人员尚显不足。为此,笔者枉自冒昧,对相关问题做一番简析。

一、三个前提性说明

为对中国-圣座外交做更深入的分析,有必要对如下三个前提性背景给出澄清和说明:

第一,用“梵蒂冈”(Status Civitatis Vaticanae)或“教廷”(Curia Romana)指称“圣座”(Sancta Sedes)是不恰当的,这种做法不仅名不符实,搞错了对象,而且还容易诱发重大误解。须知,世界各国只有驻圣座大使和使馆、而无驻梵蒂冈或驻教廷大使和使馆。名实之辨所涉甚大,它既意味着外交对象的清晰辨认,也意味着对圣座主权及其管辖事项——即教会事务(res ecclesiae)——的承认。反之,对圣座等概念理解得不正确,我们就会错误地拒绝我们并没有充分认清的东西,甚至反而会去争取一个有体面的、追求民主法治的大国所根本不应该争取的东西!

第二,由于中国和圣座的外交关系在1946年即已建立,迄今并无中断,故中国和圣座的外交关系只是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问题,而不是建交的问题。尽管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但作为中国地方当局的台湾在世界上并无任何邦交国(此为台独),其和圣座的邦交本质上乃是民国-圣座外交关系的延续。相应地,北京当局若接收(台)驻圣座大使馆和档案等行为并不属于侵夺台湾省地方政府财产(公法人财产),因为依国际法、国际惯例和政府继承理论,驻外使馆属中央政府公法人财产,中韩1992年建交之所以采取移交大使馆的做法即为此理。

第三,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圣座正常外交关系的中断是新中国走向苏联式体制并追随其外交政策造成的,我国和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机构,如世贸组织、世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奥委会、世博会组织等,以及我国与欧美等国正常关系的中断也都与此有关。同时,自选自圣主教、爱国会、地下教会、没收教产等现象在苏东体制国家亦普遍存在,故它们绝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同时,由于苏联和对圣座外交关系并不重视,双方直到1990年才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开始接触,但即便如此,双方亦始终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圣座与俄罗斯2009年始正式建交)。因此,一个共产主义体制大国如何与圣座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及这种外交关系如何高品质地维系,我国并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这也是我国和圣座长期以来未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背景性原因!

二、自选自圣问题的历史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长期坚持和维护自选自圣的正当性,主张重回早期教会互不隶属传统的神职人员和教会领袖亦大有在人(含教会内身居高位的平信徒),但不得不说的是,这种主张是新教式的,公教地方教会及其领袖如此主张既不符合传统、教义和教会法,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和遵循的规则。事实上,反对自选自圣主教并不是大公教会独有的规制,而是主教制教会总的特征,东正教和盎格鲁教会(Anglican Churches,现多译“圣公会”)中的地方主教亦同样不得离开上级教会权威的任命而自选自圣,至于具体上级权威究竟是谁、以及他们在任命中重占何等权重等则是另外的问题。

以美国为例,其独立之后即面临着盎格鲁教会主教的任命问题,某些人也一度对美国主教须受威斯敏斯特主教任命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治忠诚之间的关系有所疑虑,但美国政界和宗教界总体上肯定了教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原则性划界。当然,这一做法的前提是英王及其政府原则上不介入海外主教人员的任命。但无论如何,一个尚处在稚嫩之中的政权既没有介入主教任命,也没有将其视为国家事务,这是殊为可赞的。它同时也表明,美国的开国元勋对国家-教会的二元划界有着明智的理解,美国也因之对法治(rule of law)原则、对国家-教会关系贡献了自己积极性的经验和实践。

相反,苏联和俄罗斯某些人以新生政权具有脆弱性为由,认为国家介入主教任命和教会事务具有一定历史正当性,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它无法解释为何苏联在其国势如日中天的赫鲁晓夫时代也依然对包括大公教会在内的主教任命加以严厉管控。[1]须知,美国和苏联的教会(总部)都在对方境内拥有信众、教产和神职人员,但两国政府的处理方案却大相径庭,莫斯科东正教会在美国的教产并没有被没收,莫斯科大牧首对国美境内东正教会的管辖权亦没有被否认,[2]而苏联却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一国宗教政策从根本上说与其国家公法体系和理念紧密相联,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地位没有必然联系。

此外,某些人对圣座-越南的外交“模式”津津乐道,但必须指出的是,圣座与越南迟迟未正式建交,圣座对越南既没有派驻宗座大使(Legatus Pontificis),也没有正式派常驻的宗座代表(Delegatus Pontificis),[3]这恰恰与越南政府坚持参与提名和任命主教有关。可以断言,越南若不放弃目前做法,双方正式建交是不可能的,所谓越南模式因而并不真实存在,其做法也不足以为我国所参考。[4]如果一定要在共产主义体制国家中找出一个参照,那也不是越南,而应是古巴(我国目前尚无古巴-圣座关系之研究)。

因此,那种为政府直接或间接介入主教任命事务加以背书的主张几乎是无须反驳的,因为自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以来,西部教会就发展出了教宗任命主教的成例和规范,它也因之构成了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最基本的内涵,教会事务(res ecclesiae)-世俗事务(res civile)、教会法(ius canonicum)-世俗法(ius civile)也就此制度性划界,乃至今日的宗教自由理念和原则都须回溯到这个最初的源头。时至21世纪的今天,之所以没有哪个法治国家的政府坚持参与主教任命事务,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一点也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说明,即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公开地(explicitly)或隐性地(implicitly)介入主教任命的主要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体制国家,而它们离法治国家都相去甚远。

三、主教任命的法律规制及其保障

正如所论,主教任命问题是教会事务,它本不应成为一国政府和圣座外交的谈判事项(主教国籍问题可以谈),这也正如美国和圣座1984年恢复外交之前的谈判一样。而我国之所以把这一问题纳入到了双边谈判的重要事项,不仅是前述特殊历史原因所致,也是因为国内专业研究匮乏,圣座主权以及由它所支撑的教会法所具有的平行于世俗法的地位和功能等一直未能得到普及性说明,政府和民众对世俗法对神职人员产生机制的保障和规定亦了解不足。

首先,教会法中关于主教产生机制的规定是绵密而详细的,对此参见《主教在教会内牧职法令》(CD, 1965)和《教会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 简称CIC)中的相关规定:

CD (1965), 20:主教的宗徒之职(munus),既由主基督所立并以追求精神及超性的目的为其前提,本次神圣大公会议宣告,任命和设立主教之法权(ius nominandi et instituendi Episcopos),是教会当局本有、特有和排他性的权限(competenti auctoritati ecclesiasticae proprium, peculiare et per se exclusivum)。

是故,为维护教会自由并更便利和有效地提升基督徒之益,本次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未来不再授予政府以选择、提名、推荐或指派主教之职的法权及优待(iura aut privilegia electionis, nominationis, praesentationis vel designationis ad Episcopatus officium)。某些世俗当局对于教会的特别尊重,本次神圣大公会议深表欣赏并高度评价,但另一方面,也诚挚地敦请它们在与宗座交涉后自主放弃其目前因条约或习惯所享有的上述法权或优待。

CIC(1983), 377-5:在今后,主教的遴选、提名(任命)、推荐或指定之权利和特权不再授予世俗当局。(Nulla in posterum iura et privilegia electionis, nominationis, praesentationis vel designationis Episcoporum civilibus auctoritatibus conceduntur.)

CIC(1983), 1013:主教不得祝圣其他人为主教,除非首先确证有宗座任命(nisi prius constet de pontificio mandato)。

CIC(1983), 1382:主教祝圣没有宗座任命之人为主教的,和接受该圣事的,均处保留于宗座之自科绝罚(latae sententiae)。

正如所示,国家直接或间接介入主教任命的权力被教会法所明确涤除,擅自施行自选自圣主教的会受到教会法中最严厉的制裁——绝罚。因此,除非圣座方面给予我国政府以突破法典377条第5款的特权,否则双方建交完全的外交关系是难以设想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圣座可能会为我国量身定做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案,[5]不过这个“量身定做的特别方案”是否包含赋予政府以推荐主教等特权却不得其详,对其做公然违反教会法的解读也缺乏说服力。

其次,在当代社会,除了越南这样的极少数国家之外,尚未有与圣座交涉主教任命权的政府,亦未有把主教任命列为国家事务的。从根本上说,宗教自由首先即表现为教会组织的自由,教会事务具有相对于国法管辖的豁免(immunity)也是为国际主流法治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原则,包括联合国之内的法文件中对此亦有明确规定,这里择其简要列举如下: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1981年联大第36/55号决议),6-7:有关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应着重包括下列各种自由:

(g)有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标准,培养、委任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人的自由;

(i)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与个人和团体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联系的自由。

《魏玛宪法》,137-3(为基本法的一部分):一切宗教机构在普遍适用之法的限定内,独立规范和管理其事务。宗教机构自主委任职务,不受国家和地方当局之干涉。

《意大利宪法》,7-1:国家与大公教会,在各自领域内,是独立的和具有主权性的。(indipendenti e sovrani)

《日本宗教法人法》,71-3:宗教团体法人审议会就有关宗教团体中的信仰、规章、习惯等宗教方面的事项,不能采取任何形式进行调停和干涉。

86:对于文部大臣、都、道、府、县知事及法院,本法律的所有规定不能解释为给予用任何形式调停或者干涉宗教团体的信仰,规章、习惯等宗教事项的权限;或者劝告、引诱及干涉宗教团体法人负责职员的任免和进退的权限。

作为对比的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副司长刘金光先生的如下论述有明显瑕疵:

不少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在其国内的有关法律甚至宪法中做出了规定。比如,阿根廷宪法第八十六条第八款规定:“总统可以根据参议院提出的候选人,推荐天主教教会的主教,行使国家的教职推荐权。”阿根廷根据这样的程序推荐的主教候选人应该是合法的。[6]

事实上,阿宪法第86条是关于检查部的,与总统权无关,其宪法中并没有相应规定。[7]退一万步说,即便阿宪法有如是规定,亦属远离国际主流的、及其边缘化的规制,不足为征(具有如是宪法的国家不可能出教宗方济各)。在当今法治社会中,并无政府制度性地(而非过渡性地)获得推荐主教权力的先例。因此,那种向主张把主教任命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建议缺乏依据,也有违法治原则,并不可取。

四、宗座教产求偿和教会教育权问题

明眼人不难看出,主教产生体制不过是中国-圣座外交障碍的外在表现之一,其背后更为的本质原因是宗教自由的实现和保障程度问题。关于教会方面对宗教自由内涵的理解,我们可以参见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在1926年的这一表述:“诸位代牧并不渴求为中国人士所憎恨之特权,但对于传教事业而言,有三个底线必须坚持,即:1)宗教自由;2)有开办学校之自由;3)传教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8]尽管刚恒毅的表述不具有逻辑上的周延性(后两项属宗教自由之表现),但却集中提炼了教会法所明确承载的这两项教会核心利益和诉求,即教会的财产权和教育权亦同样构成了宗教自由的必要内容。故本文下面将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之:

(一)新中国沿袭了苏联的教育体制,1950年代即取缔了一切私立学校等教育机构,迄今亦无恢复意向,甚至还依然被有些人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9]

兹事体大,这里只是简要地说,公教因其体制之故在兴办教育方面享有历史性声誉,也是教会赢得信众支持和捐献的重要途径,公教学校也因而构成为了某些信徒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会法对教会教育权的明确规定参见如下:

CIC(1983),800-1:教会有权创设并督导具有任何学科、任何种类和等级的学校。

CIC(1983), 793:§1. 父母,以及身处家长之位者(qui eorum locum tenent),负有义务也享有权利教育其子女;信仰公教的父母,亦有责任和权利,根据当地环境选择使子女接受与公教教育相适之方式和机构。

§2.父母亦有权享有市民社会所给予的援助(auxilia a societate civili praestandis),它对促进子女的公教教育是必要的。

CIC(1983), 797:家长在选择学校一事上应享有真正之自由;因此信徒应设法使世俗当局承认家长的这项自由,并应尊重分配正义给予补贴(sussidi)。

相应地,公教兴办教育的权利在法治国家和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尤其是欧美,我国港澳台地区亦如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教会教育权在特定国家中的实现原则上与双方是否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无关,以美国为例,在1984年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之前此项权利的实现即不受阻碍,其中美国圣母大学、天主教大学更是闻名于世的一流大学,而1946年之前我国亦有辅仁大学等著名公教大学。就我国而言,教会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教育法方面做大幅修改,但目前尚无此迹象,而这对圣座和我国发展全面正常外交关系无疑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圣座与一个教会教育权完全无法得到实现的国家建交并互派大使在当代尚无先例)。

(二)财产的自由对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虽然我国自80年代以来对以往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了一定的返还或补偿,但公教问题却是圣座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地位,我国地方教会因而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有资格代替圣座接受补偿,更无权代替圣座做出处分。对此1917年和1983年法典皆有明确规定,参见如下:

CIC(1917), 1511和CIC(1983), 1270:不动产,珍贵的动产(mobiles pretiosae),无论是属人的或实物的法权和诉权(iura et actiones sive personales sive reales),[10]凡属宗座的,其取得时效期限的规定为一百年,凡属其他教会公法人的,取得时效为三十年。

由于宗座教产的取得实效为100年,圣座必然会对此提出求偿,其具体范围除圣座本身的财产之外至少还包括宗座修会的教产,如圣言会、耶稣会等。若考虑到俄罗斯与圣座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就涉及到前苏联时代没收教产的艰难谈判,那么可以推测的是,即便圣座在此做出巨大让步,双方也必须以附件的形式进行单独说明,这是法治文明政府与世界进行交往所必须持有的原则性立场!

五、教会法的管辖权项及其与国法的关系

当论及我国对圣座外交时,如何恰当认识和评价教会法(ius canonicum)的管辖对象、适用范围、效力等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所涉甚多,但简单说,教会法是教会内部的法律,其管辖事项是、且只是教会事务(res ecclesiae),而其中由普世教会最高权力机构宗座和世界主教团所制定的教会法在效力上及于所有地方教会、修会、神哲学院以及教会法中的所有自然人、法人和团体等主体。以绝罚为例,它是、且只是教会法中的处罚,故不容世俗权力有所染指或说三道四。就学理而言,此即为深刻影响了欧洲法制史800余年的世俗法-教会法的法律二元制(legal dualism)。

就功能而言,普世维度的教会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法的功能,只不过它不是世俗法,而用来规范教会事务的,地方教会法因而不得与普世教会法相抵触;[11]此外,其效力和适用自然也与双边是否建交毫无关系。国内对此误解甚多,对此参见刘金光先生的如下论述:

梵蒂冈所制定的教会法典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当成是教会的内部规章,并不具备国际法的性质。作为主权国家行为体,中国并没有与梵蒂冈之间签订任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条约或协定,因此,中国没有责任去履行遵守梵蒂冈教会法典的义务,因而罗马教廷指责中国自选自圣主教“不合法”是不成立的。[12]

这一论述的根本性瑕疵是没有精确认识到(普世)教会法是用来规范全球12亿人公教信徒教会事务的,而不是用来规范世俗政府的。更为重要的是,(普世)教会法的效力无须政府承认,与双方是否建交亦无关联。以1917年法典为例,它是1929年《拉特兰政教协定》之前颁布的,但其效力不仅为当时的意大利教会,也为所有与圣座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的地方教会所遵循,这其中就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故“罗马教廷指责中国自选自圣主教‘不合法’是不成立的”这一结论本身恰恰是不成立的。毫无疑问,圣座方面认为我国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做法不具有教会法中的合法性是很自然的,是其行使教会法管辖权的当然表现。

总地说来,我国政界学界关于教会法管辖权(canonical jurisdiction)的内容和法理基础等方面的误解乃至偏见是相当普遍的,而关于教会法的制定主体、效力范围、普世教会法和地方教会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常见错误性论断和主张即与此有关。相应地,发轫于中世纪的教会法-世俗法的制度性二元划界的重大现实价值亦罕被重视,而奠定了现代法制的“有限政府”的理念正与之紧密相关,它要求国家权力须对教会事务保持谦抑,教会事务原则上具有针对国法管辖的豁免!

结 语

我国政府和圣座具体接触和谈判过程是高度机密的,妄加猜测自无必要,但至少从主教任命、教产求偿以及教会教育权这三个问题来看,与圣座建构全面正常外交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障碍。须知,圣座和前苏联虽于1990年即开始接触,但和俄罗斯于2009年11月才正式建交全面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棘手的教产求偿问题(斯大林时期公教教产大量被没收或被处分给了东正教,而后者的返还意愿并不强烈,有人甚至还抱有抵触情绪,政府也因之做了大量协调和安抚工作)。而越南相关情况则更为消极,双方接触的级别不可谓不高,时间亦不可谓不长,但迄今并无正式建交的可能。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国和圣座建立大使级外交的进度是否像某些媒体所猜测的那么乐观,还有待观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全面融入并参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决心、勇气和历史进程不可阻挡,圣座外交作为我国全方位外交一部分,其最终达成亦同样不可阻挡,一个令人赞赏的、落落大方的中国-圣座关系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我国宗教自由的状况、法治水平及社会全面发展的文明化程度。尽管双边关系的推进将使某些人有所失权,如教会中握有实权的平信徒(自格里高利改革之后平信徒即被体系地排斥在了教会核心治理之外),以及对遴选主教等教会事务始终乐此不疲的某些官员等,但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变迁时,坚定而果断地推动改良并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遵循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3]向世界进步潮流和现今制度迈进应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妥善安抚失意者亦应同时进行)!

无论如何,机会主义的态度不足以为大国谋外交。人们不能忘记,我国申请加入WTO的谈判即旷日持久,这在国际舆论上就曾招致过缺乏诚意的批评。此轮启动的中国-圣座谈判若再因主教任命权之争而生变数无疑将使我国建构双边关系的真诚性受到质疑,并折损我国的国际声誉。诚然,双边建交的最终达成是政治家的任务,但高水平的研究之匮乏也是长期拖累我国和圣座外交的阻碍之一,其中有些想当然的研究甚至还混淆视听,误导政府。[14]有鉴于此,笔者呼吁专业人员,尤其是法学届,能踏踏实实地拿出高品质、多角度、负责的专业研究,以增益所见,为国家谋!

感谢作者赐稿,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1] 相关汉语研究参见戴桂菊:“‘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载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3-1078页;傅树政、雷丽平著:《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雷丽平:《赫鲁晓夫时期围绕宗教路线问题的党内斗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02期。

[2]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edroff v. Saint Nicholas Cathedra(1952)一案中即明确肯定了莫斯科大牧首的管辖权,该案件的汉语简介参见【美】约翰•维特、朱尔•A.尼克尔斯:《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第3版)(2011年)》,袁瑜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

[3] 关于宗座大使和宗座代表的区别及其功能,笔者已另外撰文《圣座主权的概念和功能》(待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及这一事实,即宗座大使的法定职权和功能在教会法典中有其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其主要职责是日益强化并促进宗座与地方教会一体化的纽带”(CIC, 364),其次是与世俗政权交涉以维护和保障教会的利益。若这一功能不能实现,圣座当然就不会派驻大使,而圣座对越南没有派驻大使即与此有关。

[4] 参见濮士萍:《中国天主教能否借鉴“越南模式”》,(港)《领导者》2015年07月。需说明的是,该文虽然在结论上反对中国借鉴“越南模式”,但其并未否定“越南模式”的存在,而其认为越南政府参与审批主权的做法是“在宗教领域内维护其国家主权的有效方式”以及“教廷是世界天主教的最高权力机构”等看法有明显瑕疵,任命主教与国家主权没有必然联系,教廷也并非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此外,作者也并未提及越南教会人士的看法,宗座法律文本咨委会(Pontificium Consilium de Legum Textibus)主席Francesco Coccopalmerio枢机的秘书Cuong Pham为越南人,其对政府管控对教会事务的做法尤不认同。

[5] 参见汤汉:《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载(港)《公教报》2015年8月05日。

[6] 刘金光:《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主教任命为例》,《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03期,第36页。

[7] 阿根廷宪法全文汉译本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委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美洲大洋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8] C.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Volum I, pp. 290-293,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in Italia, Roma: 1946. 转引自刘国鹏:《刚恒毅对中梵建交的努力》,载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65页。

[9] 这一态度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非基运动”。苏联解密档案表明,“非基运动”和“收回教育权”主张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并主要是由中共发起并组织的政治运动。苏联此举的政治动机主要是“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参见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4页。

[10] (台)《天主教法典》译本将actiones译为了“股票”。该词意大利语、英语译文为azioni、actions,译为“股票”显属疏忽, 参见《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修正版)》,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出版,(台)闻道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1270条。

[11] 参见CIC(1983), 6-1:“本法典生效之日起,下列法律应废止:--- 2º 其它有违本法典之规定者,无论其为普世法抑或特别法(sive universales sive particulares),除非对特别法有明确规定。”

[12] 刘金光:《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主教任命为例》,《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03期,第45页。

[13] 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明确宣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15年9月26日联大讲演)

[14] 如外交部和宗教事务局官员长期以来即坚称: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多年传统,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任何指责和干涉的行为,都是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然而事实却是,公教主教并无自选自圣的传统,圣座任命主教并行使其教会法管辖权须被政府所尊重和保障乃是现代法治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通例!

美国宗教的渊源及诸教和谐共处的原因探析

刘万翔

当今的美国,90%以上的人依然笃信上帝;当今的美国,没有任何一部畅销书的印数和销量能够超过《圣经》。按照美国总统就职程序,每位总统必须手按《圣经》进行宣誓。翻阅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几乎每篇都能见到“上帝”二字,从华盛顿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以谦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上帝给予帮助”到乔治·W·布什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莫不如此。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所有政治家的公开演说中,几乎均能见到“上帝”。不管在朝在野,无论白人黑人,要么祈求上帝庇护,要么对上帝崇敬有加。从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的“葛提斯堡演说”到100年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著名讲演,概莫能外。美国国歌里高唱“上帝是我们的信仰”(InGodis ourtrust),美元背面印着“我们信仰上帝”(InGodWeTrust)。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上帝”写进其国歌的国家,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上帝”印到其货币上的国家。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多元化的宗教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从1607年第一批英国移民在弗吉尼亚定居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九成移民为英格兰人,少数移民来自荷兰和瑞典。17世纪末、18世纪初,一些德意志、法兰西和爱尔兰人先后移居到北美。自1619年第一艘贩卖黑奴的船只抵达北美始,奴隶贸易的巨额利润促使欧洲冒险家源源不断地将黑人奴隶劫夺到北美。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流。据一些学者统计,19世纪上半期,移居美国的人数约有500万人;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半个世纪中,入境移民高达2700万。各国移民不仅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进了多元的文化和宗教。

早期移居北美的,绝大多数是在英国不堪遭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自己的宗教避难所,视作自由信仰、勤劳致富的“世外桃源”。这些人属公理宗,主要定居在新英格兰,特别是麻省。他们中激进派——贵格会,因受其他清教徒的迫害而迁居宾州。新泽西和纽约为荷兰改革宗信徒所在地,其余地区则散居着德国路德派、苏格兰长老会、法国的胡格诺派等信徒。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北美殖民地自下而上地发起了宗教复兴运动,又称大觉醒运动,这次运动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它一方面形成了众多的教派,使无以计数的人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打破教派界线,尊重他人宗教,并在“上帝选民”共同信念之下,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17世纪末,洛克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思想开始传入北美殖民地,对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他们把人的财产权、生存权和自由权均视为上帝所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的这种权利,如果政府要夺走它,那么人民就必须起来推翻政府,这是上帝的意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首先打响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独立后不久,“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应运而生。它持续了40年之久。该运动不仅把美国各教派向西推进,而且把虔敬主义与加尔文清教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新教的共识,使宗教在美国成为维系共和国体制公共道德不可或缺之物。这也造成美国人对宗教怀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19世纪30年代初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考察后,看到了这一现象,他说“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这场运动促进了各教派进一步联合,产生了一批跨宗派组织,它们中有些专为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服务,有些则是为了传教等的需要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受这一运动影响,大批黑人参加教会,他们中的多数加入到浸礼会和卫斯理宗各派。为不受白人辖制,他们创建了许多完全属于黑人的教会。这些教会不仅是黑人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成为黑人的教育中心、救济中心、集会中心,是黑人群体最重要的活动场所。

经过两次大觉醒运动以及19世纪欧洲大量移民,基督教各大宗派在美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里不仅有从欧陆传人的新教各派: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浸理宗、信义宗、归正宗、公谊会、循道宗等等,还产生一批美国本土宗派。如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科学派等等。这些教派都各具特色,如摩门教除《圣经》外,还有其特有的《摩门经》;安息日会则强调星期六守安息;耶和华见证会根据他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拒服兵役,拒绝向国旗敬礼;基督教科学派则认为唯有基督教是科学,因此有病不上医院而是通过祈祷治病。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古老的教派如门诺会,它是一个和平主义教派,信徒拒绝拿武器上战场。他们中的一个较激进的分支阿米什(“Amish”)派,至今顽强地抵抗现代文明,拒绝使用一切现代用品如汽车、电视、电脑等,坚持农耕生活方式,设立自己的中、小学,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们以不变应万变,力图使自己朴素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

当今美国社会信教者中,60%以上为新教徒。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的43位总统中,除个别人外,均为基督教新教教徒。

天主教在美国长期受到歧视,可谓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量的爱尔兰及中欧各国天主教徒移民到美国,使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逐渐上升为基督宗教各派中人数最多的教派。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天主教徒逐渐跻身于美国政治社会领域。二次大战后,大批天主教徒步人美国中产阶级行列,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其最明显的标志是20世纪60年代,信仰天主教的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天主教徒占美国总人口比例的26.2%,始终保持基督宗教各派中老大地位。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虽然该教在美国亦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发展缓慢,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希腊和东欧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
美国也是犹太人最多的国家。他们中多数信奉犹太教。最早的犹太移民是在北美殖民地时代为逃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迫害而来到美洲。1692年在现今的纽约城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会堂。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数十万中欧犹太人涌入美国,其中许多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间,第三批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有大批中东欧犹太人逃亡到美国。

由于移民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对犹太教的看法不一,由此形成了若干不同的派别:改革派(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重建派(保守派中的开放派)和正统派。其中正统派又可以按其保守程度分成极端正统派、哈西德派、现代正统派等。犹太教现被认为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的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在美国各类宗教团体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今天,一些东方宗教在美国的影响愈来愈大,教徒日趋增加。现有400多万伊斯兰教徒居住美国,他们中多数是中东移民及其后裔,也有一些是从其它宗教皈依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黑人穆斯林群体,带有强烈的反白人种族主义色彩。近年移居美国的亚洲人越来越多,佛教徒的数量达200万之众,印度教徒的数量也达到近100万人。新一代的美国人对佛教和印度教以及其它东方宗教哲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各异,有不少仍保持着图腾崇拜,有的部落信仰所谓雷神老祖父、蜘蛛老祖母,有的部落则信仰所谓神鸟。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法案》,使其宗教信仰有了法律保障。

据统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宗教组织多达2500个,其中有许多属于五花八门的小教派,包括少数邪教在内。这些小教派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有许多鲜为人知,多数自生自灭,只有极个别获得成功。

总之,美国宗教教派之多位于世界之首。造成这种状况,一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世界各地的移民带去形形色色的宗教;二是美国是最早实施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对所有宗教均一视同仁,为各宗教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

美国的宗教教派林立,但不同教派之间却能够和谐相处,不像中东、南亚和东欧一些国家那样教派冲突不断,经常酿成流血事件。这与美国的政教关系密不可分。

早在1786年,杰弗逊的宗教自由法案便在美国立法院获得通过。该法案提出给予人民彻底的宗教自由,结束由国家控制宗教的一切企图,组成一个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的政府。1791年,国会通过了由麦迪逊起草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其第一条明确规定:

“国会不得制订一种法律以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o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这短短的两行话,却充分体现了杰弗逊有关宗教自由的思想,也确立了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美国不设国教,政府不支持亦不反对任何宗教组织;任何人都充分享有信仰自己所选择的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是指教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而不是指宗教与社会的分离。也就是说,教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在美国社会中是不可相互取代的两种独立机构,双方在组织机构上是分离的,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应当彼此尊重。至于就文化社会含义上的宗教而言,它与社会是不可能分离的。宗教是美国政府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一些历史上的消极因素未能演变成影响国家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宗教自由原则确保了美国人民信教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心中的“上帝”、“真主”或“佛祖”。这为美国多宗教和谐相处提供了保障。

然而,在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教派的教义与法律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的事件。每当此时,最高法院便会承担起仲裁角色。(美国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立国的,司法权是独立的。)有时最高法院会使用法律的武器迫使某些教派改变做法,较突出的例子是摩门教实施的一夫多妻制。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反重婚法”,并且不接受摩门教所在地犹他州加入联邦。1882年国会又通过“埃德蒙反多妻法案”,规定一夫多妻为非法同居,剥夺其选举权和任公职之权。1887年国会通过更为严厉的“埃德蒙——塔克法案”,强行没收摩门教教会财产。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889摩门教第四任总会长伍惠福(Wilford Woodnfff)宣布接受了上帝的新启示。1890年他正式要求教徒服从国法,废止了一夫多妻制。但在另一些案例中,高等法院则会根据宪法,保护少数派信仰权利,如在“美国诉西格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美国青年西格胜诉,联邦政府职能部门征兵局败诉。西格是属信奉和平主义的贵格会教徒,而贵格会教义明确反对战争,拒服兵役(但可以参加战时的救护工作)。越南战争期间,西格据此申请免服兵役,遭到征兵局的拒绝,双方对簿公堂。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西格免服兵役,其理由是西格确是因宗教信仰诚心诚意地反对战争。如今就公立学校能否祈祷,政府能否给教会学校拨款等事项,各界人士争论不休。美国国会一直在尝试宗教立法,力图从法律上解决美国的宗教问题。

三、和谐共处日趋繁盛

美国众多的教派能共处于同一法律之下,各信各的教,各敬各的“神”,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和谐共处,而且许多宗教现呈日趋繁盛的态势,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司法独立等因素外,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美国人历来十分崇尚教育。美国早期的大学,如今的多数私立中小学,基本上都是教会开办的。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认为,信仰产生于对《圣经》的理解。家长要用宗教道德教育儿童,就必须具有阅读《圣经》的能力,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阅读《圣经》,他们把读书写字视为上帝选民必备的本领,极力倡导妇女和黑奴接受教育,并创办了许多女子学校和专为黑奴开办的学校。发展到现代,美国的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发达完备。教育的繁盛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国民的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诸教和谐共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十分完备的国家。上至联邦,下至各州及地方,均有详尽完备的法律条文。从总统到参众两院议员,从各州州长到普通公民,人人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事一切活动。表面上看,所有的美国人似乎都忙忙碌碌,互不干涉别人,然而一旦有人触犯法律,马上就会有人出面“干涉”。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即使个人行为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一旦背离,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三,虽然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明文规定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政府不支持任何宗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政府为某种目的无视宗教;另一方面,又可以因某种需要,支持所有的宗教。宗教团体不用纳税,但政府也不给专职宗教人士支付薪酬。尽管总统就职宣誓时,必须手按圣经,但像贵格会之类反对宣誓的信徒,则可以用庄严的承诺或宣告代替之;尽管政府允许一些人因宗教信仰原因可以不当兵,但必须以其它形式为国家进行一定时期的服务。美国政府对各个宗教派别事实上的支持,在军营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独立战争期间,根据华盛顿的建议,大陆军中就开始推行随军传教士制度。20世纪后,随着美国社会宗教多元化进程的发展和美军少数族裔士兵的增加,美军中除新教牧师外,不乏天主教神父、摩门教教士、犹太教拉比、伊斯兰教长、佛教和尚的身影。随 着女兵数量的上升,女传教士的身影亦时有所见。不言而喻,这些举措对稳定军心、增强部队纪律性和战斗力,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军营内流传着“赞美上帝,传递弹药”之类的谚语,就足以证明了宗教对凝聚军心所起之作用。所有的宗教派别在美军中均被一视同仁,可以说是诸教和谐共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绝大多数移民初到美国时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逐渐被美国化了。一般到第三代,就彻底美国化了。早期的移民是为了摆脱宗教迫害漂洋过海到达美国,其后以及当代的多数移民是为了实现自己成功致富的美国梦而来的。早期的清教徒不仅崇尚教育,而且把日常工作均视为荣耀上帝的场所,为此他们勤奋劳动,把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的成功和财富视为上帝的恩赐。这种思想不仅对今天的基督徒仍有着深刻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其他宗教徒。这体现在美国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为了工作可以打破一些刻板的宗教戒律。例如,通常穆斯林每天要祈祷5次,每逢斋月要守斋,但在美国,多数穆斯林则难以做到,在基督教主流文化的撞击之下,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中,放弃信仰者呈上升趋势。

第五,美国的每一个教会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教会不仅有自己的资金来源,而且有其自己的房产建筑。据统计,全美每年有52亿人次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对宗教捐款则多达500亿美元。美国信徒不像有些国家那样,经常为教义争执不休。当你步入美国教堂,总给人一种团结一致的印象,你所听到的只是道德方面的宣讲,而非顽固地坚持某种教义的布道。一个基督徒迁居到新地方之后,首先关心的是周边的教堂。他会在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后,选取最适合自己和家人的一座进行礼拜。这并非出于教义方面的原因,而是为在教堂中能找到适合的朋友。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愿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加入教会即是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一种方式。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宗教只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教堂、清真寺等地方则为人们提供了理想的公共活动场所。

第六,各种宗教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今天,更多的美国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宗教信条,毋宁说是精神体验。二战以后,人们对热核战争的恐惧,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污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失业的威胁,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这一切使美国人对人类和各自的命运忧心忡忡。因此,众多的人参加教会活动为的是寻求精神寄托和灵魂平静。随着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开战和占领,众多的家庭进入教堂是为海外亲人的安全归来祈祷。在美国各地,每逢星期日早晨,人们鱼贯进入教堂。在现代犹太会堂里,教徒甚至可以在露天参加堂会活动,在自己的汽车内举行宗教仪式。牧师们经常进行心理咨询训练,并抽出部分时间与社区居民进行交流。近年来,一方面美国的各种媒体掀起了狂热的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各种宗教互相融合的现象日益司空见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经常一起参加礼拜活动;犹太教和佛教甚至和印第安人宗教融合的事例时有所闻;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新教的牧师、犹太教的拉比共同参加平民仪式已是常事。为适应这种形势需要,近年来众多的超大型教堂拔地而起。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和因特网节目的骤增,各种宗教相互融合似乎已成锐不可挡之势。

第七,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美国的慈善事业基本上掌握在宗教团体手中。如前所述,“美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人都想发财致富,获得成功。但成功之后,绝大多数美国人最终会将其大部分财产捐给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这点与中国的富翁形成了显明的对照。这可能与美国大多数人崇尚宗教、热衷于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有关。此外,美国人信赖宗教团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宗教团体均有其严格的财务制度。像其他所有的非营利机构一样,宗教团体必须如实向政府申报自己的收支状况,填写年度财务报表。政府对宗教团体内资金使用状况有一套严密的监督制度,以防徇私舞弊、挪用贪污现象发生。时下的美国,各类宗教团体多得惊人。据统计,20世纪来,美国约有各种宗教机构35万个之多。无怪乎有人将宗教团体称之为“独立部门”,认为宗教团体是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美国社会三大支柱。

四、结论

通过上述介绍与分析,我们不仅了解到美国各个宗教派别的历史渊源,而且找到了美国社会众多教派和谐共处的答案。当今美国社会里,教堂随处可见,教徒无处不在。从机关到学校,从军营到企业,从监狱到戒毒所,从无家可归者中心到艾滋病救助医院,到处都有教徒的身影。诚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德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由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宗教对于美国而言,在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中起着无法估量并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其国家机器一直在毫无异响地运转,宗教的作用和影响功不可没。

转自宗教民族网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169344-200020001.htm

在撕裂的美国,川普来了,基督徒你还好吗?

以待 全球见证

2016凸显了美国社会的种种撕裂,不仅有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撕裂,也有建制派与圈外人的撕裂、左翼媒体与真实民意的撕裂,以及社会精英与蓝领平民撕裂。而这一切撕裂背后的根源是两种意识形态——“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之间的撕裂。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与基督教

“保守主义”主张小政府、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圣经并没有针对政府大小和经济形态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在婚姻、堕胎等道德伦理问题上,保守主义符合基督徒的价值观。保守主义捍卫传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反对堕胎,相信个人权利来自于上帝的赏赐,注重保护基督徒的信仰自由。

不是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是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有着亲密的联姻。美国历史上三份里程碑式的文件《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83年巴黎条约》( The Paris Peace Treaty of 1783)和《美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奠定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在这三份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明显的基督教精神。曾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艾尔·华伦 (Earl Warren,1891-1974) 曾经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引领着我们,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

从二十世纪下半期开始,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Judeo-Christian value)这一旗帜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争战。1970年代,美南浸信会牧师、保守主义活动家杰瑞·夫威尔(Jerry Falwell)呼吁美国重返“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为基准的传统美国价值观 [1]。这一呼声至今仍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理想。201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保守派)泰德·克鲁兹(Ted Cruz)、本·卡森(Ben Carson)、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等都坚信美国是建立在“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根基上,并致力于维护这种传统价值观 [2]。

保守主义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信仰。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保守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有亲密的联姻。在政治领域,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重视保护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因此,大部分能固定参加主日敬拜的基督徒在2000年-2012年四次总统大选中都投票给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3]。因此,虽然保守主义在政治中的失败不能代表教会的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美国基督教对社会影响力的衰微。

”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进步主义”是起始于19世纪末的社会变革运动。进步主义者相信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快速的社会变化标志着旧的社会秩序的终结,人们需要建立新的秩序来适应新的时代,美国必须放弃建国先驱的旧观念。比如,进步主义者认为,对美国宪法的解释需要依据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不能坚守建国先驱制定宪法时的本意[4]。进步主义者认为旧的社会秩序和旧的价值观在新时代里必须被推翻。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基督教精神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秩序正是进步主义者要摧毁的对象。

“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概念也有所不同,但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自由派(Liberal)、左派(The Left)这几个名词常被认为是指一类人。这些人集中分布于东西海岸的大都市,他们通常是社会精英、好莱坞的明星、主流媒体的喉舌、华尔街的富豪、硅谷的白领、民主党的政客、高校在读学生和教授 [5](但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进步主义者)。他们掌握着媒体的话语权、经济的操控权和政治的决策权。他们引领着美国社会的时尚和价值观的走向。

进步主义者信奉“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真理并不是取决于某种外在的客观现实而一成不变;真理乃是由群体或个人自行决定的;所有的观念都是平等的;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绝对真理和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相对主义要求人们接受和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 某些文化元素的确具有相对性。但是,相对主义的自我矛盾在于它把文化的相对性绝对化了。它认为所有的文化议题都是相对的,不存在任何判别是非的绝对权威。比如,在婚姻的定义上,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婚姻制度,同性之间也可以结合成为婚姻,同性婚姻相对于同性恋者是合理的。因此,相对主义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土壤。

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引用哲学家保罗·达伯(Paul Draper)的定义,自然主义是一种把自然世界看作一个封闭系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不存在自然世界之外的任何因素会对自然世界产生影响 [6]。因此,自然主义拒绝承认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这与基督信仰截然相悖。

基督徒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上帝。而且,这位超自然的上帝创造了自然和人类,并且至今仍然维护宇宙和人类历史的运行。上帝是人类道德法则的制定者,并且上帝的道德法则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对全人类拥有绝对的主权。无论对于何种民族、文化和宗教而言,上帝总是绝对的真理和权威。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检验善恶是非的绝对标准。

可是,自然主义者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也就否定了绝对真理和道德权威。因此,自然主义必然产生相对主义价值观。进步主义者拥抱相对主义,并凭着相对主义的信仰努力构建多元化的“新美国”。

“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撕裂

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理论根基上是水火不容的。美国的保守主义相信美国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犹太教-基督教”理念的基础上,那么就必须不能接受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独一神论信仰在美国价值观中的根基性地位。但是,进步主义者否定独一神论。

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定义不同。进步主义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家都会谈到美国价值观。但是,各有所指。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包容多元文化,包括不同的宗教(含伊斯兰教)、婚姻观(含同性婚姻)、性取向(用心理决定性别)等。而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石, 婚姻制度应维护传统的一男一女制,人类只有男女两个性别,并且是依据生理决定性别。

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有不同的愿景。进步主义者的愿景是拥抱各种不同的族裔、文化、宗教,并且极力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进步主义者要求穆斯林和LGBT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因为他们在美国社会属于少数族群。而基督教相对处于优势,由于传统教义而阻碍了穆斯林和LGBT的权益,所以基督教就成了进步主义者要铲除的对象。而保守主义者期待美国继续保持“犹太教-基督教”理念为根基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因此,保守主义者反对引进大批穆斯林难民,反对同性婚姻,反对跨性别人士入厕法案。进步主义者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和自由而支持堕胎合法化。保守主义者为了维护上帝所赐的生命反对堕胎合法化。在许多社会问题上,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角力。

基督教精神对美国社会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历史上的美国社会是一张纸,那么这张纸上涂抹着基督教的颜色。而进步主义者将这种基督教的颜色视为陈旧的历史色调。他们认为时代变了,美国社会的颜色也应该变了。他们要把美国改造成五颜六色的多元化社会,如同同性恋运动的五彩旗一样色彩缤纷。为此,抹掉基督教的传统色彩他们必须要做的事。基督教一家独大的文化形态是进步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进步主义者要求所有宗教、生活方式、性别取向都是平等的。

也许有人说,时代真的变了,基督教的辉煌在美国只是历史了。的确,世界越来越偏离基督信仰,这是圣经所预言的。但是,这并非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背叛上帝导致的堕落。人们把堕落当作进步。把自由当作放纵的借口。进步主义不是进步,而是任凭人的喜好盲目地大步前进,走向灭亡的深渊。进步主义并非进步,而是堕落。如果没有绝对真理,人类就没有判断进步或堕落的标准。那么,也就无所谓“进步”。如果有绝对真理,那么人类就必须坚守真理,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年代,因为时间无法改变绝对真理。

进步主义者的“进步”之举

进步主义者把保守主义视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历史的产物,应在时代发展中被抛弃。但是,进步主义者并不吝啬于使用基督教的道德术语。当然,这些道德术语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但是,进步主义者心目中的道德概念与基督教信仰截然不同。

进步主义者致力于保护所有人不被任何强势文化、传统道德、优势群体所孤立、排挤、或羞辱 [7]。进步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政府权利实现社会公正,特别为少数族裔和被压制的群体争取权益,如穆斯林移民、LGBT、黑人、妇女,等。 在进步主义者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不受基督教信仰的制约,并且努力消灭基督教信仰带来的道德约束力。进步主义者主张帮助穷人,实现平等,宽容博爱。基督教也要求信徒怜悯穷人,但怜悯穷人的精神不一定出自基督信仰。无神论者也可以搞慈善,但同时也可以反对基督教。某些政客用“怜悯”和“博爱”的名义引入大批穆斯林难民,同时又限制基督徒给穆斯林传播基督教的自由。 LGBT人士高举“爱”的旗帜,但他们所说的“爱”是没有真理原则的“滥爱”。 进步主义者用美丽的道德术语为他们的政治意图背书。咋看起来,进步主义者在做善事。但实际上,进步主义者抛弃了真善美的准则,他们篡改了婚姻的定义、性别的界定,他们摧毁了道德良善的底线。在媒体报道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时,进步主义者为了显得他们有“怜悯”黑人的心肠,故意扭曲事实煽动种族感情,挑动种族仇恨。在穆斯林难民的事情上,进步主义者为了显得他们“博爱”,故意遮掩事实真相,让美国本土的居民受到巨大损失。为了显得他们“慷慨”,他们宁愿大赦非法移民,给他们颁发绿卡,而让那些以合法途径申请绿卡的移民继续经历漫长无期的等待。进步主义者挑着实现社会公正的幌子践踏着真正的公正。进步主义者用虚假的道德光环美化自己,却逼迫美善的基督信仰。进步主义并非进步,而是堕落。

川普的机会

奥巴马作为进步主义的信奉者和执行者。奥巴马在执政的八年里把进步主义的梦想变成了真实的政策。奥巴马医疗保险(ObamaCare)是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梦想在美国的大胆实践。许多保守主义者和立场中立的聪明人早已经看出奥巴马医疗保险是个灾难。果然,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7年奥巴马医疗保险(ObamaCare)费用将平均增加25% [8]。仅仅施行一年而已,奥巴马医疗保险的后果就暴露无遗了。老百姓怨声载道。

2015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强迫最后13个州认同同性恋婚姻。这是进步主义者的一次巨大胜利,确实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挫。2016年5月,奥巴马签署一份总统行政法令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强迫所有州政府在公立学校必须允许跨性别人士可以自由选择男女卫生间和更衣室。这一步棋把美国普通民众逼到了容忍的底线。保守主义这不能容忍,许多非保守主义者也无法容忍,因为这不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常识和良心的问题。

在外来移民方面,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到2014为止,奥巴马已颁发超过83万绿卡给穆斯林 [9]。截至2016年10月份,奥巴马已经引进了超过100万穆斯林 [10]。然而,2015年在欧洲和美国境内发生多起穆斯林恐怖主义袭击,令美国老百姓陷入极大的恐慌。在这种背景下,希拉里声称自己是“行事有效的进步主义者”[11]。尽管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嫌希拉里不够激进而否认她是进步主义者,但是希拉里自愿站在进步主义的阵营。希拉里表示她若是当选将延续奥巴马的进步主义政策。希拉里说,她若就任总统将每年引入6.5万名穆斯林移民 [12]。美国国土安全部也说,她准备在她第一任期内(如当选的话)接受100万穆斯林移民 [13]。

而政治正确原则要封住老百姓的口。人们不能谴责穆斯林,不能批评LGBT,不能反对非法移民。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们厌倦了职业政客,他们受够了政治正确。这时,唐纳德·川普(Donald John Trump,或译:特朗普)口无遮拦的大胆言辞打破了政治正确的禁忌,说出了老百姓心声。当川普对支持者说:“我是你们的声音(I am your voice)”时,他的确是深得民心的。

另外,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据统计,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中产阶级年薪中位数下从54,983美元下降到了50,964美元 [14]。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直接从经济全球化捞到好处。他们对政府积怨已深。奥巴马和希拉里等左派政客还主张增加税收,用以照顾弱势群体。而中产阶级并不是他们要照顾的对象,而是被剥夺的对象。美国的中产阶级享受不到左派政治家劫富济贫的社会主义思维的好处,却反受其害。川普发出了老百姓愤怒的声音。人民选择川普是因为川普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

川普和希拉里之间的竞争是反体制的民众和建制派(Establishment)之间的撕裂,是社会精英和草根百姓之间的撕裂,也是左派媒体和真实民意之间的撕裂。 川普作为政治圈体制之外的“圈外人”打破了建制派(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行事规则。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都不支持川普。但是,老百姓早已厌倦了建制派的职业政客,他们反而买川普的账。进步主义的信奉者大多是东西海岸大都市里的社会精英,他们是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支持者。而生活中西部的草根白人民众不仅无法触摸社会精英的梦想,而深感被社会精英撇弃。他们选择站在川普的一边。主流媒体(CNN,ABC,MSNBC等电视台)一边倒地袒护希拉里。而老百姓的民意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表达。但是,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选票表达他们的立场。川普代表了广大美国蓝领白人对精英阶层、左派、建制派的反抗和愤怒的情绪。理性而冷静的保守主义者投票给川普只是为了抵制希拉里的进步主义。

当基督徒遇上川普

川普不用清晰的保守主义理念吸引基督徒,也不用进步主义狂言收买年轻人。川普既不是进步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15]。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给出清晰的执政理念或个人信仰,却借着口无遮拦的言语让老百姓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川普的竞选集会总是很情绪化。

虽然川普曾经声称要给基督徒说“圣诞快乐”的自由 [16] ,但是川普屡次表现出对基督信仰的无知。川普声称自己是长老会背景的基督徒,并说自己星期天有空的时候也会去教堂 [17]。这表明了他充其量是个聚会不稳定的星期天的“基督徒”。川普又说,他从来不需要祈求上帝的赦免,如果他错做出了事,他自己尝试做得更好一点就行了[18]。这说明,他对福音毫无认识。在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演讲中,川普试图引用哥林多后书的经文讨好在座的基督徒,可是他把2 Corinthians(哥林多后书)说成 “Two Corinthians”[19]。基督徒都知道正确的读法应该是“Second Corinthians”。难怪一位电视主持人取笑川普说,看来他没有参加过查经班。至于川普的婚姻史就毋庸再提了。

川普对基督教显然没有兴趣。从川普在两次会议中的缺席可以看出这一点。2015年10月份,在德州的一件超大型教会(Prestonwood Baptist Church )举办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论坛。显然这是一次向全美国基督徒展现个人信仰和保守主义理念的好机会。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来了一多半,但是川普却没有参加 [20]。2015年感恩节之际在爱荷华州举行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论坛,这次集会被视为保守主义声音的出口,并带有浓厚的基督教信仰色彩。众多共和党竞选人出席,并传出了自己的信仰见证和保守主义理念,但人们在那里还看不到川普的影子 [21]。

也许川普真的是带着热爱美国的赤子之心想要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但是,从信仰理念上来说,川普就像一张白纸,凭着自己的情绪和感觉随便用嘴巴描述他的蓝图,而不受到理性和信仰的约束。所以,在就连民主党的老左派前总统吉米卡特都说,他宁可支持川普也不支持克鲁兹(Ted Cruz)。因为他相信川普的理念有很强的可塑性(即可以被说服或收买)[22]。2016年6月21日,几百名美国福音派基督徒领袖与已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有过一次会面。会面之后,有与会者说,川普对基督信仰知之甚少,原则不清晰,但是他还算有一双聆听的耳朵[23]。对于基督徒来说,川普也是有可塑性的。他的宗教信仰如同一张白纸,在上面书写福音还是有可能的。最终川普会走向什么立场,实在难以预测。但是,在竞选过程中,川普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是符合基督徒价值观的。比如,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指定问题,川普明确表示会指定保守派大法官。而希拉里明确说要指派自由派大法官。在堕胎问题上,川普反对堕胎,而希拉里支持堕胎合法化。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川普愿意保护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希拉里认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必须给LGBT和妇女权利让路。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川普反对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认为应有各州自行决定。而希拉里支持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在这些问题上,川普赢得了基督徒的支持。

另外,川普的竞选团队中有不少忠实的助手是基督徒认可的保守派,如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本・卡森(Ben Carson)等。而且,川普指定的副总统候选人迈克・彭斯(Mike Pence)是坚定的保守派基督徒。川普的团队令基督徒心里踏实了很多。 于是,尽管川普的生活作风不检点、对基督徒信仰无知、没有清晰的保守主义理念,但是大部分基督徒还是把票投给了川普。许多保守派基督徒投票给川普是为了抵制了希拉里等进步主义者试图把美国带向更加沉重的罪恶与灾难的进程。约尼・摩尔(Johnnie Moore)分析指出 [24]:“美国已经变成了不能容忍基督徒的地方,基督徒的宗教自由正在被抹杀,基督教濒临死亡。”而罪魁祸首是进步主义者。因此,为了保护基督教免遭进步主义者的进一步逼迫,大约58%的新教基督徒投票支持了川普,而只有39%的新教基督徒投票给希拉里 [25]。但川普不是基督徒的代言人。他只是没有希拉里那么清晰而坚定的进步主义理念和执政计划罢了。

在大选之前,许多基督徒认为川普和希拉里都很糟糕,本着“罪恶最小化(Less Evil)”的原则,考虑到希拉里在更多的方面违背基督徒的信仰原则,于是在无奈之中决定把票投给川普。但是,在川普胜出之后,基督徒仍需记得:“罪恶最小化并不代表没有罪恶。”川普不是基督徒的救星。川普战胜希拉里并不是基督徒可以松一口气的理由。基督徒面临的考验仍然很严峻。进步主义仍然在试图把基督徒口“贴上胶布”。

进步主义的兴旺

在这次总统竞选中,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者。桑德斯的梦想是将美国改造成为民主社会主义 [26]。桑德斯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和高校里的年轻人。后来,他们大部分转去支持希拉里。根据统计,大部分44岁以下的美国人投票支持希拉里。大部分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投票支持川普。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投票给希拉里。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投票支持川普 [27]。社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通常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这就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和政府都明显袒护希拉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美国未来的主人。大批年轻人疯狂地投奔桑德斯和希拉里,这意味进步主义思潮可能成为美国未来主体的意识形态,而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可能将被失落在美国历史的废墟中。这是基督徒需要警惕的危机。

保守派失事

共和党被认为是美国保守派阵营的政党。2016年初十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不乏保守派基督徒。但是,他们全部败选了。前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宣布参选不久就因支持率太低而无奈退出。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支持率一直不高,于2月1日退出竞选。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支持效率始终不超过10%,于2月3日退出竞选。本・卡森(Ben Carson)被媒体给毁掉了。迈克・卢比奥(Marco Rubio)与3月15号因得胜无望而退出竞选。特德·克鲁兹(Ted Cruz)最终输给了川普,没有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共和党内部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虽然大部分共和党人奉行保守主义,但是在意识形态光谱中,他们保守的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有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有温和的保守主义者,有向左派妥协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有自由主义者。因此,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十几位共和党人各自发声,却不能团结。一位观察者的分析值得保守主义者深思: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复兴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和党知道我们不会投票给民主党,知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用对民主党当政的恐惧,而不是保守主义政策来让我们步调一致 [28]。共和党内部要步调一致本身就是很困难的。

在2016年的选举季,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各州州长的多数。这对保守派是个好消息。但是,保守主义思潮并没有在与进步主义的角力中得胜。很多人投票给共和党是因为惧怕民主党执政带来的灾难,而不是被保守主义的理想所吸引。他们为了阻止民主党、左派、进步主义者可能带来的更严重的民族悲剧而投票给川普。但保守主义仍然面对严峻的挑战。

基督徒路在何方?

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值得美国基督徒认真反思。美国的基督徒如何面对未来?川普阻挡了希拉里可能带来的罪恶,但是川普能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基督徒所做的梦不是美国梦,而是“天国梦”。天国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实际。美国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若是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活,则会把美善的影响力带给美国。如果基督徒把希望寄托于保守主义的复兴,那么基督徒必定失望。保守主义不能完全代表基督信仰。保守主义不能拯救基督的教会。保守主义复兴也不是基督徒奋斗的目标。保守主义只不过是美国历史上在基督教影响之下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衰败不应该令基督徒灰心丧气。但是,因着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千丝万缕的联姻并同享许多价值观,当今美国基督徒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必然会介入保守主义的阵营。保守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但是信仰自由可能使得基督徒在舒适安逸的社会环境里昏睡。教会的复兴取决于基督徒对信仰的实践。基督徒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个人信仰的复兴。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是教会复兴的结果,不是教会奋斗的目标。当基督的教会在美国复兴,保守主义的复兴会可能是一个结果,甚至会产生比保守主义更加完善的意识形态。

美国不是天国。美国是被罪人充满的地方。有罪人的地方就需要福音。能救人灵魂的是福音。进步主义者需要福音。当进步主义者试图用他们的理念改变美国时,基督徒应该用福音改变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基督徒路在何方?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约翰福音14:6 )”

资料来源

[1] Ed Brayton,The Absurdity of the Phrase ‘Judeo-Christian’. December 31, 2014.

[2]http://www.cnn.com/videos/politics/2016/02/02/ted-cruz-iowa-caucus-resul...

[3] Jaweed Kaleem, Religious Vote Data Show Shifts In Obama’s Faith-Based Support. Nov. 08, 2012.

[4] Thomas G. West, Ph.D. and William A. Schambra.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5] http://www.heritage.org/initiatives/first-principles/progressivism-and-l...

[6] http://infidels.org/library/modern/nontheism/naturalism/

[7] Erica Wanis. Conservatism v. Progressivism; The Good Versus Feel Good.

[8]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7758742

[9] http://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6/06/17/obama-admin-pace-issu...

[10]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0/05/u-s-admits-record-number...

[11] https://www.hillaryclinton.com/feed/hillary-clintons-biggest-accomplishm...

[12] www.cbsnews.com/news/hillary-clinton-u-s-should-take-65000-syrian-refugees/

[13] www.wnd.com/2016/07/hillary-to-welcome-1-million-muslims-in-1st-term/

[14] 專譯:奧巴馬第一任期 美中產階級收入惡夢 《中評社》

[15] Noah Rothman, Conservative Resistance in the Trump Era. Sep.,11, 2016.; Peter Wehner, Donald Trump is Many Things. Conservative Isn’t One of Them, Aug., 20, 2015.

[16]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5/11/10/trump-if-become-president-wer...

[17] http://religionnews.com/2016/01/31/donald-trump-religion-bible-evangelic...

[18] http://www.cnn.com/2015/07/18/politics/trump-has-never-sought-forgiveness/

[1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us-election/12107003/Donald-Tr...

[20] http://www.dallasnews.com/news/politics/2015/10/18/up-to-8000-people-exp...

[21] http://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gop-rivals-show-warmth-pre...

[22] www.cbsnews.com/news/jimmy-carter-i-would-choose-donald-trump-over-ted-c...

[23] Tim Wildmon. Christian Leadership Meets with Donald Trump.

[24]http://www.newsmax.com/Newsmax-Tv/johnnie-moore-evangelical-panic-christ...

[25]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

[26] https://berniesanders.com/democratic-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

[27] Jon Huang, Smuel Jacoby, K. K. Rebecca Lai and Michael Sprickland. Election 2016: Exit Polls, NOV. 8, 2016.

[28] The GOP Needs Competition, Not Revival. http://moonbattery.com/?p=7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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