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巴比伦囚徒(之三)




巴比伦囚徒(之三)

鸿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丹东)天后宫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亦称丹国医院,仅存的此栋等待着被拆毁的命运(作者摄于2010年冬)。

                                            

北京的春天

崔锦章不肯出任基督教医院院长,身体有病是一个自然原因,更重要的是心里头害怕。因为,这个医院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他担心上任后被人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再说,既是领导看中的“风水宝地”,岂能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

所以,先生觉得还是把医院“交公”,才能高枕无忧。但是,丹麦人偏要让渡安东教会,而教会也认为担当此任非崔莫属,因为,你既是教会的头头,又是眼科专家,逃脱得了吗?这一点,崔先生也是心知肚明的。

美国会议员致函奥巴马会晤习近平时重点谈人权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左)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马克·鲁比奥参议员(资料照片)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联名致函奥巴马总统,要求奥巴马在奥习会谈中把人权作为重要议题。

两位议员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明显退步,他们呼吁奥巴马总统向习近平施加压力。

奥习会前记者会 要求释放被捕牧师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6年3月29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30日-4月1日来华盛顿出席世界核安全峰会,届时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会谈。史密斯议员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3月29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在国会山东南三角地举办题为“奥习双边会谈中的人权议题”(A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Obama-Xi Bilateral Meeting) 的记者会。此次记者会是为敦促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不要忽略人权议题而举办。

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史密斯做开场白并主持此次记者会,他说奥巴马在总统任内轻视中国的人权议题,带来很多负面结果,他希望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会见中勇敢地向习近平提出具体的人权案子,并表达美国对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它自己的人民非常在意,对促进中国人权改善是认真的,他说也许这事奥巴马在任内最后一次见到习近平,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在这方面留下正面的政治遗产。

长篇纪实连载:巴比伦囚徒(之二)


194769,安东第二次解放时,后方医院设在基督教医院。在我去治伤病员时,该院一个医师都没有,当时由丹麦女教士郭慕深KarenGormsen担任临时院长,(注1)后来,她把岫岩县教会医院的丹人女医师倪乐圣Marie Nielsen请来做院长。但始终没有请到足够的医师,只有倪乐圣一人为主角,苟延维持该院的寿命。”

——-引自崔锦章195671“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新疆昌吉40基督徒聚会遭冲击,2人被刑拘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6年3月29日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首府昌吉市公安及宗教局官员,3月上旬,出动数十人冲击一个正在聚会的家庭教会,当场驱散40位信徒,其后又将一位来甘肃省金昌的王姓传道人刑事拘留。另一位,接送信徒参加聚会的女信徒也被刑拘。当地公安至今未说明拘留信徒的理由。

新疆昌吉市一家庭教会,3月上旬遭到当地警方冲击。据来自当地的消息称,当时有约四十位信徒正在参加圣经培训,其中有多位来自外省的信徒和传道人。当信徒们正在学习圣经时,突然有数十名公安包围聚会点,并冲击聚会场地。公安及宗教局人员指信徒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要求立即停止。其后逐一登记在场信徒的身份证,部分人被带到派出所盘查数小时,至当晚放人。

长篇纪实连载: 巴比伦囚徒(之一)


题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在辽东边陲的安东(我的家乡丹东),仍然有几个丹麦人迟迟未归,为的是丹麦传教士建立的“丹国医院”何去何从的问题。政府要接收,也就是“没收”。丹麦人认为,医院是教会的财产,理应让渡给兄弟教会。
    三十年前,我在检察机关接触了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老人。形形色色的涉案人,我见了不少,唯独他像一尊石刻雕像压在我的心头,岁月的流逝,没有冲去我的沉重之感。他是走进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家乡安 东的基督教是远在清末时期丹麦人传来的。三十年后,我奇妙地研究起这段历史。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起基督教医院,即丹国医院(作者2010年冬拍摄)。

强拆十字架与当前中国的合法性危机

邢福增

强拆.强权

  浙江省经过两年多以来强势推展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期间受到省内基督教及天主教界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异议,甚至部份人士更进行维权抗争,令政教双方的关係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与低谷。1同时,事件更罕有地引起国际及境外媒体及教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部份鲜有批评中国政府人士也表达忧虑,并以各种人脉关係向北京反映问题的严重性。2然而,不论体制内的反映与陈述,还是体制外的反对与抗争,最终也无法叫停强拆运动。抑有进者,反拆的相关代表性人物,更遭到当局报复性的打击。省当局种种手段,旨在说明其大权在握、目中无民的傲慢;并以其自持无法撼动的权力,启动各种机制,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反对力量全面打压。这种傲慢与粗暴,充份暴露了统治者恣意践踏宗教自由及基本人权的面目,如此恶行,不仅令人髮指,更教人感到心寒。

  迄今,省内逾二千所教堂的十字架已被拆下,温州更成为其中的重灾区。部份地区,更制订新一轮的「拆除涉宗违法建筑专项行动」,令人忧虑,当局再以拆违为名,拆十为实,目的是彻底将拆十行动贯彻下去。此举再次以实际行动,粉碎过去再三流播,中央下令浙江停止有关行动,甚至有省内负责官员将问责下台的传言。

主的日子之历史影响--对上帝政治日程的历史思考

毛志斌 


大 纲

前言

主的日子与末世论(Eschatology)

一、 主的日子的提出对先知传统的影响

1、阿摩斯书首先提出主的日子及历史背景
2、先知书中主的日子对以色列及犹太教末世论的影响

二、主的日子对初代教会的影响

1、 新约中主的日子与初代教会末世论观
2、 主的日子对初代教会历史的影响

三、主的日子对当代的意义

前言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摩5:18-20)
圣经中末世论的思想无疑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有着远超过我们理解的关键和深远影响,20世纪历史的主线: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两种极权主义思潮和实践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各种地区性战争。从圣经末世论的角度,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还是纳粹的第三帝国其实是后千禧年主义的世俗化盗版。弥赛亚被伟大领袖或元首冒充,上帝选民以色列和基督徒的地位被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或纯种雅利安人及其冲锋队纳粹党用暴力恶意取代。空前残酷杀戮的战争和越加频发的大地震及各种自然环境灾害,警告着人类罪恶满盈的那日越加近了。然而“耶和华的日子”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圣经说是出人意表的(帖前5:2,彼后3:10),更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珥2:31),因为,上帝对人类终极的公义审判在那日展开,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将真正终结。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对每个在现实中的人所作的人生抉择有非常大的意义和潜在影响。所以,本文考察圣经中“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DAY OF THE LORD)的启示及观念在历史中的影响,及探讨这个圣经末世论的关键主题在当代的意义。

张凯律师与浙江教案

张耀杰

我与张凯律师并不熟悉,至今也不能确认与他是不是有过一面之缘。之所以要写作这篇文章,是因为网络上总有朋友问到浙江教案的事情,作为长期追踪研究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人文历史学者,我也不应该一直回避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案例。

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当中,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息息相关的基督教,尤其是奉行平等博爱、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准则的基督教新教,是门槛较低并且具有社会关怀和组织动员能力的一种宗教团体。在真正意义上的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不被允许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基督教尤其是游离于所谓“三自体系”之外而没有被赋予合法地位的家庭教会,无形之中就成了中国民间社会最为活跃的NGO。在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当中,一直活跃着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律师的身影。在中共执政当局眼里,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一直被视为需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的一种敌对势力。最近几年来,中共当局明显加强了针对基督教群体的管控和打压力度。

看这制度暴力的受害人

刘进图

耶稣在世时,像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面对着一个扭曲而荒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秩序,他因为向这秩序说不,挑战这个秩序,受到排挤、打压、迫害,最终被犹太政治领袖及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总督联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定罪及判处死刑,并以最残酷的惩罚叛国者与叛逃奴隶的钉十字架刑罚,将他折磨至死。他是制度暴力的受害人。

  耶稣面对专制独裁粗暴横蛮的政治强权。罗马总督觉得犹太人很「反骨」,有严重分离主义倾向,一有机会就搞独立建国运动,以犹太本土主义对抗伟大的罗马帝国,抗拒先进的罗马文明,包括大型的斗兽场、运动会、歌剧厅,去拥抱古老过时的摩西五经。所以,每当有犹太人振臂高呼「城邦自治」、驱逐外来「蝗虫」时,罗马军队就毫不迟疑实施军事镇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于是,一批依附罗马统治者的犹太领袖,为了保住作为建制派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保住有限度的犹太自治,主动配合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大融合政策,积极举报威胁社会繁荣安定的搞事份子,就算这些所谓搞事份子是出于爱民族爱同胞的纯洁情操,都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阶段。因此,当耶稣在加利利旅行佈道,宣讲福音兼治病赶鬼,获得大批基层民众爱戴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领袖就非常紧张,担心民众拥戴耶稣自立为王招致中央军事镇压,所以千方百计去试探耶稣、陷害耶稣,找一些把柄将他剷除。

从宗教和政权的联接到基督教国家里的政教分离

韩家亮

在初步了解了正统和异端以后【1】,接下来的一个题目当然是邪教了。我在【1】的结尾说过英文里没有词对应于邪教。要讨论邪教,必然先要解释政教分离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有了真正的政教分离,政府就没有权力判定某宗教的一些教派是正统而另一些是异端,因为这是属于这门宗教自己的事。政教分离下的政府只能制定独立于宗教的法律。当某个教派触犯了法律,这个教派就应该受惩罚,严重的被取缔,不论它是不是邪教。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宗教的起源和功用。下面多处借助一本非常好的政治学课本,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这本书应该是一流大学本科政治学高年级/研究生一年级用的课本。【2】俯瞰全世界从史前到大约200年前(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前)各种文明中政治秩序发展变化的历程。人类社会起初是由较小群体(群伙 band)组成,后来的部落比群伙大一些。【2】说:“所有人类社会都有宗教信仰--即相信一种看不见的超自然的秩序。……我们不知道任何存在过的人类原始社会没有宗教信仰(36页)。”这点学术界基本上同意。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Jared Diamond也观察到这一点【3】。顺便提一下福山是一个agnostic(神未知论者)【4】,即神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我现在还不知道。从Jared Diamond的著作看他是个无神论者。
 

温州、瑞安及苍南续有十字架被强拆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6年3月27日


温州藤桥镇强拆人员打伤一女信徒


浙江省温州平阳、苍南及瑞安市,近期陆续有教堂的十字架遭到强拆。其中,当局在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山根村,强拆十字架的行动中,打伤多位抵抗的信徒,一女信徒被打后,躺倒在地,需要送医院治疗。苍南县一位信徒称,当局先是以“教堂违规要拆教堂”要挟信徒,进而要求拆十字架,如果不从,就拆教堂。

浙江温州地方当局在三月中旬强拆二十多座教堂十字架。进入三下旬,强拆行动并没有停止。在过去一周,再有鹿城区、平阳县、永嘉县、苍南县及瑞安市等地,十多座教堂十字架遭到强拆。据初步统计,3月21日,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基督教堂十字架被五十多人强拆;22日,温州苍南县藻溪镇下应教堂的十字架被三十多人强拆;苍南县凤阳乡龟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十字架被二十多人强拆;23日,永嘉县桥头镇前庄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数十人强拆;24日,平阳县水头镇上店教会十字架遭四十多人强拆;25日,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山根教堂十字架遭到一百多人强拆时,强拆人员与信徒发生肢体冲突,一位女信徒惨遭殴伤倒地。永嘉县桥头镇前堡基督教堂十字架,也被强拆等。。。。。。

从卓新平言论看官方基督教中国化理论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笔者考证,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首先提出者乃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卓新平是官方重点栽培出来的留德神学博士,目前成为名列前茅的官方宗教学者和宗教官员,也成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和逼迫中国基督教的急先锋。



在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除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发布《基督教‘中国化’探讨》一文,该文是卓新平史无前例地有关此项研究议题的详细阐述,编辑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二零一五年五月版)中。针对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意义、历史、工作方向、困难与期望等,此篇论文表达得十分详细。该次座谈会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注意,但是却成为习近平上台前后推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先声。

活石教会仰华牧师首次见律师 当局称可将仰华变成“贪婪的牧师”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6年3月23日




贵州省贵阳市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国志),被当局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批捕两个月后,3月23日,其委托的陈建刚律师和赵永林律师,首次见到当事人。仰华的妻子王洪雾当晚告诉记者,她的丈夫说未受到刑讯逼供。不过,陈建刚律师在微信留言称,当局对仰华说:“完全可以把你包装成一个贪婪的牧师,让你丧失所有声誉……”。

三个月前,被贵阳市政府取缔了的活石教会牧师仰华,今年1月22日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逮捕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当事人,均遭当局借故推诿。3月23日,北京的陈建刚和山东的赵永林两位律师,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当事人。仰华的妻子王洪雾当晚告诉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记者,当天上午,赵永林律师到南明区看守所见到了仰华。她说:“他们两位律师是接到检察院的通知,就赶过来。今天早晨,赵律师见了仰华牧师。中午他(赵律师)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仰华在里面,人瘦了。但是精神状态挺平安的。就是特别想念家里的人,还有弟兄姊妹,他主要就讲了这一些”。

张凯律师已经回到内蒙古老家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6年3月23日



本会特约通讯员获悉:被温州警方羁押了近7个月的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于今日已回到内蒙古父母家,是被“取保候审”一年的名义释放的。

张凯律师通过他的微信号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工具发布了这一消息。他说:我已经平安回到内蒙老家,感谢这段时间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感谢这段时间各位朋友对我家人的关照及安慰,感谢温州民警对我这段时间的照顾。

张凯律师的妹妹也证实了张凯已回到家的消息。这一消息传来,海内外众多的弟兄姊妹和律师同行纷纷表示感到高兴,并通过张凯的家人转达对他的问候和祝福。

长篇纪实连载:我的中国的孩子们


我的中国的孩子们

鸿 

 

  
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乐慕华Kathrine Niesen小姐和孩子们在一起,摄于1925年育婴堂。(照片源于DMS


第一助产士

1906年,在安东的江边,飘动的芦苇荡中出现了一栋洋楼和灯塔,这是英国人建起的海关楼,安东开埠的标志。

这一年,元宝山下的基督教医院来了一位丹麦小姐,年方26岁,身材高挑,目光沉郁,中文名字叫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221,郭慕深出生在丹麦离哥本哈根较远的乡下,一个拥有5个孩子的贫民家庭。24岁那年,毕业于哥本哈根一所医科学校(190004)。然后,在地名小石城的女子传教士学校受训一年,1906年,开始了“远东冒险之旅”,实现了传福音的夙愿。

郭慕深小姐的到来,对于安东基督教医院来说,是“雪中送炭”。因为,医院刚建起来两年,缺少医生是“燃眉之急”,而且,妇产科还是个“空白”。

院长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博士(注1)终于有了助手,他让郭慕深分担妇科接产、护理以及医务助理,并且兼任护士长(19071916)。

第二年(1907),郭慕深 在院子里建起了女子医院,因为,那时只有“男院”,还没有“女院。这是安东史上的第一所女子西医。

在丹麦学医的时候,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有一个孕妇出现难产,孩子的脚露出了一只,接生婆就把一只鞋套在孩子的脚上,意思让孩子自己走出来,最后是母子双亡。

「恶的平庸」:无条件服从的快感

洪亮



艾希曼的被捕与受审在联邦德国引发连锁反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庭审过程长达二十个月,最终对廿二名前纳粹罪犯作出判决,与此同时,阿登纳政府迫于压力,陆续解聘百馀名有纳粹背景的法官、公诉人与警察。一九六三年,国务祕书格罗普克被东德缺席审判,黯然下台,同年二月中旬,《纽约客》分五次陆续刊出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舆论狂潮。经过反覆考虑,位于慕尼黑的Piper出版社决定接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个烫手山芋,计划在一九六四年秋季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推出德文版。为确保此冒险之举取得成功,Piper出版社在造势上做足了功夫,在它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动作中,以书展名义邀请阿伦特本人访德成为最大亮点。

本土运动的神学基础与导向

李富豪



二月廿八日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标榜「本土」旗帜的梁天琦获得六万多票。虽然未能跻身现届立法会,但却很清晰带出一个信息:「本土」运动已得一定民心。「得民心」所说的,不单是指有一股新政治光谱╱力量正逐渐形成;「得民心」更重要是意味着典范开始转移(paradigm is shifting),非常简化的说,即过去公认要去遵从的标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和理非非」、「民主回归」不再是公认社会标准,「勇武抗争」在新典范下逐渐成为公认标准;现在的讨论只徘徊在「有底线」或「无底线」之间。可能正如孔恩(Thomas Kuhn)所言,典范最终成功转移1,并没有甚么理性原因,纯粹是因上一代人去世,典范便能成功转移。于是在典范转移中的现世代,神学是要有力地回应当刻处境,否则就会离地,难以助教会╱信徒在当下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做到互相牧养的角色。


墨耶并举能补儒家偏弊 更能激发变革可能



黄蕉风



大秦景教入华以来,关于基督福音如何叩开中国“磐石”的探讨,已经汗牛充栋。福音中国化,中国福音化,是西方传教士、本土基督徒、儒家士君子之间争论不休、辩难不已的大难题。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早熟而自成体系,长久以来乃基督教在文化上“落地”中国的“天敌”。国人由因民间信仰小传统的缘故,把《圣经》中诸如治病赶鬼、死而复活的神迹奇事理解为“怪力乱神”的一种,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即便人格彪炳伟大的耶稣基督,也不过是“西海”圣人中的一位而已。



论到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人们的视野多集中在耶儒对话上。耶子是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并提的,这其中很少涉及墨家、墨子的。众所周知的是,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曾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中绝千年,直到清末民初因孙诒让、俞樾、伍非柏等墨研学者的努力才得以重光。及至民国,西风东渐,教会内外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在彼时的墨学复兴浪潮中,教会内知识分子并未置外于主流,而是积极参与其中,例如黄治基、王治心、张纯一、张亦镜、吴雷川等就是典型代表。身为基督徒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亦称赞道“人爱也是中国的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试论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文化转型的意义

张贵银


内容提示:16世纪的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罗马教会的分裂,路德使人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使自由精神、理性精神深入人心;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论民政的思想成了资本主义宪政的基本内容;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关键词: 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近代西方文化 转型


西方文化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转向17、18世纪近代理性主义时代,其间几百年时间生长出来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伦理道德、民主宪政等构成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过去学界过分强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这一重大转型的重要作用,而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却重视不够,或者把二者相提并论,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实际上16世纪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近代转型的影响和作用远远大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

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对策实施建议

刘澎


根据国外政教关系和我国宗教领域的管理实践,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现将我对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对策建议简述如下:


一、指导思想

1.…承认身份……抓住关键

家庭教会的存在是个现实,无论政府承认与否都存在。家庭教会的合法性问题,是家庭教会与政府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关键,其他问题就会一通百通。解决家庭教会问题对策的核心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家庭教会予以承认。只有承认家庭教会,才谈得上将其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不给家庭教会合法身份,管理无从谈起。

温州政府一周强拆逾20教堂十字架 一镇政府内部资料将强拆17座十字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6年3月20日



温州一周强拆逾二十个教堂十字架



浙江省温州市政府在过去一周(3月14日至19日),强拆至少二十座教堂十字架,强拆范围覆盖温州市龙湾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及瑞安市。另外,一份温州鹿城区藤桥镇的内部资料显示,该强拆方案设置秩序维护组、治安巡查组、交通疏导组等,分工明确。3月16日至4月30日期间,分四批拆除该镇至少17个教堂的十字架。

当中国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结束后,浙江省温州市再一次进行规模空前的强拆十字架行动。从3月14日至19日,该市在短短一周之内,先后拆除二十多个教堂的十字架。在3月16日的强拆十字架行动中,政府雇佣的强拆人员打伤该市平阳县青街教堂7名信徒。18日上午,当局派人强拆平阳县溪眉教堂十字架时,打伤七人。鳌江镇溪眉教堂一位信徒温弟兄20日告诉记者,被打伤的信徒刚刚出院:“打伤七、八个人我们溪眉教堂的人,没有重伤,都是小伤,昨天晚上出院了。今天鳌江又拆了一个教堂。鳌江镇在上个星期,拆了四、五个十字架”。

记者:鳌江的二堂也拆了吧?

回答:二堂、一堂都拆了。他们说,这边(鳌江镇)在3月20日,要全部拆完(十字架)

据信徒称,鳌江镇溪眉教堂被强拆时,部分年迈的信徒与强拆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多人受伤送县医院治疗,而此前的16日凌晨三点,当局出动一百多名强拆人员,闯入青街教堂,来人强拆十字架时,七位长者上前阻止,遭到殴打。伤者后被送往水头镇人民医院治疗。照片显示,伤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的在吊盐水。

据说,上周各个教堂被打伤的信徒至少有10人,其中包括青街教堂、溪眉教堂及阳光教会。记者19日及20日多次致电温州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平阳县宗教局,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据温州信徒初步统计,自3月14日起,当地被强拆的十字架有麻布镇沿口教会萧江聚会处、鳌江青山教堂被、萧江浦口教堂、青街教堂、永嘉县上塘镇李家坑教堂、平阳县鳌江一堂及二堂、麻步镇大厂教堂及瑞安市塘下镇场桥教堂等。其中18日就有7座教堂十字架被强拆,包括平阳县山门镇凤岭基督教堂,鳌江镇溪眉教堂,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御岙基督教堂,鹿城区藤桥镇林山教堂。永嘉县瓯北牧区大亨街道教堂、嘉银场村基督教堂及苍南县安息日会苍城堂。19日,平阳南丰基督教堂及南门基督教堂十字架,也遭到强拆。

平阳一位基督徒20日对记者说:“这个星期被拆的十字架蛮多的,平阳拆了几个,有南丰及南门教会。政府下这么大的力度,要把十字架全部拆除,不拆光,他不罢休。开始的时候,2014年是试点,今年就是全面展开了。有人说4月份以前要把你的十字架拆光。他现在打人明目张胆,过去打人还是很怕的。现在他也不说你什么违章、违建,就是来拆你十字架”。



据温州信徒最新披露的平阳县藤桥镇政府一份内部资料显示(见图),当地政府从3月14日至4月30日,将分四批拆除该镇的林山基督教堂、山根基督教堂、潮济基督教堂、营上基督教堂及东村基督教堂十字架共17座。强拆十字架总指挥是潘一凡,现场总指挥肖达统。该方案还设立秩序维护组、治安巡查组、交通疏导组等八个工作小组。

藤桥镇强拆十字架内部资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基督信仰是制止个人崇拜的利器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神在旧约中多次警戒以色列民不可拜偶像,神在十诫中明确禁止人崇拜任何别神。

出埃及记20:3-5:“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与圣经的教导相反,最近两三年以来,中国大地上正掀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有人称之为“二次文革”,有人称之为“毛泽东再世”。毛泽东的画像及僵尸还未从天安门广场清除,一个新的神、新的偶像却被中国人开始膜拜起来。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权力高度集中,打破原有国家治理结构,实行如同“文化大革命”时的小组治国,而几乎所有小组的组长都由习近平来担任,集体专制成为个人独裁。不仅对付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更加残酷,而且党内的斗争也异常剧烈,不仅各级干部不能“妄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都在他的清除之列,如此手段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正恩才可媲美。

长篇纪实连载: 从大陆到台湾

从大陆到台湾

鸿 


“德国间谍”

1945827,“老毛子”(苏俄)来了。

苏联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所辖第四十四坦克旅开进安东。少校营长格列牛希(Gelie niu xi)率一个营约200余人驻扎城内,司令部设在火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1946年,司令部移设朝鲜新义州)。

“小鼻子”(日本人) 终于倒了,被奴役了14年的安东人可以挺起腰来,扬眉吐气了。
可是,没有想到,赶走了一条狼,又来了一只熊,而且。是一只饥饿、疯狂的熊。

揭拆十字架被控“泄露国家秘密” 浙江温州张崇助牧师被正式逮捕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6年3月14日


于去年9月9日被以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监视居住的浙江温州张崇助牧师,日前已被当局正式逮捕。

张崇助的妻子3月14日告诉本台,她于3月9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罪名未变。她向记者表示,虽然此前已有心理准备,但收到通知书仍感到十分难受,也非常担心丈夫的境况,不过,她坚持自己的丈夫是无罪的。

长篇纪实连载: 闯关东的北欧先驱




闯关东的北欧先驱

鸿 




于承恩Johannes Vyff18701932),丹麦最早来华的牧师、园艺家。1891年首次来华,因病回国,1896年重返中国,安东基督教礼拜堂、医院、三育中学的主要创始人。1901年于安东直至1932年魂归天家,葬于安东。(照片源于DMS




日落俄国坟

从长白山天池飘下来一条碧青的水,逶迤千里,由安东流入黄海。据说,唐皇李世民在水边洗过战袍,有人见水绿如鸭头,遂唤“鸭绿江”。

在江畔东北20几里的地方,有相连的九座城池,从明代开始,就叫 “九连城”了。

1905年,秋天,九连城西面的一座山上,传来了一阵低沉、嘶哑的歌声。虽然,九连城没人能听懂唱了些什么,但可以感到一种悲伤和凄凉的情绪,伴随着神秘的慰藉和期盼。

唱歌的是一群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的军人,脸上布满了沮丧和疲惫,他们围着一座乱石堆砌的坟丘,顶上立着白色的十字架,

长篇纪实连载: 丹麦地主的管家


丹麦地主的管家

鸿 路

 





四个兄弟:1、我们的大厨2、我们的业务经理3、农场肥料保管员(右一)。他们都是最早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人。

本文的黑白照片系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教会出版),该书以图片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感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孙女Xingmei(杏梅)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的为图片所做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牧师和教师。19141916年,在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及神学院院长。

丹麦女教士艾伦 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1898年来华,是孤山崇正女校及贫民救济所的创始人,即聂乐信。


翻身果实

1948年春节,给孤山人带来了“翻身果实”,农民的脚下有了自己的土地,“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留有两头奶牛、果树和住房。 
     
还算是幸运的,假如在北边的宽甸,早就被石头砸死了,甚至把心挖出来吃了(《宽甸风雨录》尚振生主编,以下简称“风雨录”)。

不管怎样,暴风骤雨总算过去了,天空虽然没有出现彩虹,但人们总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聂乐信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太婆了,说不准哪天爬不起炕了。谁来侍弄她的“翻身果实”呢?说到底,谁愿意来照料老太婆的生活呢?一个“被斗地主”、“帝国主义分子”,而且,“繁华已尽”,就像衰老的奶牛,已经挤不出几滴奶了,日后恐怕还要跟着“沾包”。(受连累)

孤山镇土改工作队队长肖鸿儒(后任镇长)站在会场中间,看着满屋子的人,一个个嘴巴紧闭,面面相觑。这时,从人堆里站出来一个汉子,他就是33岁的王生仁。人们都认识他,先前孤山教会的“厨子”。

从此,这个普通的农民接过了“政府照顾”老教士的担子,然而,他的出身也就由农民变成了“奴仆”,而他的职业成了“给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管庄”(《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1959828,以下简称“逮捕书”)。

“管庄”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给地主管理田庄吧!也可以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吧!好比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电影《白毛女》)。在“逮捕书”中,对于 “管庄”是这样叙述的:

“从1933年至我军第一次解放(19459月)孤山镇,该(王生仁)以耶稣信徒、洋奴给丹麦基督教头子、地主聂乐信经营土地,菜园。1947年聂(聂乐信)被斗以后,虽已无地可种,但仍以洋奴身份为聂效忠。”(注1

319,安东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村干部会议,学习上级“平分土地打击面过寬,迅速缩小打击面,纠正对中农的侵犯”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纠偏意见》(《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

土改“打击面过宽”要“纠偏”。可是,谈何容易?人被打死了,东西被分了,甚至有的地方还霸占了人家的“女人”。

在刘少奇领导土改的地方(晋绥),“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200510期《山西文学》)

这正是鲁迅笔下阿Q“神往”的革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无怪说,革命是盛大的节日。

上头说了,“纠偏”主要是说分掉中农的,要“原物退还”,但贫雇农说,“得到一块肉,刚在锅里炒了炒,还没吃到嘴里,就叫吐出去”。(“风雨录”)可见,从“猫嘴里掏鱼”难啊!人是贪婪的,何况白白到手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挖耳勺。

土改时,教堂的凳子也分光了。后来,肖队长根据“纠偏”政策,提出“教堂的凳子”应该“退还”教会。那时,教会的人都散伙了,只有王生仁和聂乐信在一起。结果,讨还“凳子”的事,就落在了王生仁的头上。有了“尚方宝剑”,王生仁就去找凳子,当时,教堂的凳子大都在北关街道办事处和苇塘管理所。结果呢?“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凳子没要回来不说,却成了罪状——

“帮助被斗地主聂乐信反把。”(“逮捕书”);

“公开向街道干部王松涛要聂乐信被分的凳子”(《安东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书》(60)刑字190)

(注1)对于聂乐信的“管庄”,有另一种说法:“聂乐信丹麦募捐办教的资金,以孤山镇支持者陈士美的名义,在孤山购置了七百余亩土地(因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卖土地)、苇塘、果园和渔船,造房270余间,并委托陈士美代为管理。”(陈培林《东沟县史志通讯》之历史人物)


讨债风波

土改时,流行一句话叫“砍大树,挖财宝”。上半句是说要把地主斗倒,后半句是说要把地主家掩藏的财产都挖出来,一句话,就是“打倒、分光”。

可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这棵大树,虽然也“砍倒”了,东西也分光了。后来,她却成了政府的债主,军队的房东。难怪孤山人说,老教士 “是海边的蟹子,肉在里头”。

孤山一带多为水田,秋后脱完谷的稻草,除了做烧柴,饲料、苫房子,还可以编织草袋,也叫草包,当地把编织草袋叫做“卡草包”。

1950年,孤山镇政府办起了一家草袋厂,起初生意还不错,后来,不知怎么日渐衰落,以至拿不出钱给“农民工”发工资。上哪去借债,以解燃眉之急呢?孤山的“富人”都被斗成“穷鬼”了,跟谁借钱呢?

镇长(肖鸿儒)一拍脑门,想起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这老太婆手头不缺钱,因为她有“外援”(注2)丹麦教会没有忘记,还有一只孤雁守望在孤山。可是,“人有脸树有皮”,怎么张这个嘴呢?想一想亲近她的人,有的蹲监狱,有的被“管制”,只剩下王生仁了,就叫他在中间“搭桥”吧!

于是,人民政府从“被斗地主”手里借来300元钱。在那个年代,300元人民币,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二、三十元的月薪可以要活一大家子人。

谁曾想债务到期了,政府拖着不还,也许有难言之隐吧!谁有粉不擦脸上,还抹在屁股上啊?世上哪有不要“面子”的政府呢?因为要面子,欠债不还,脸上无光,还要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这让讨债的王生仁有些气愤,结果,吵起来了,伤了领导的“面子”。

由此,“洋奴”的印象,在领导的脑海里不可磨灭了。后来,又和军首长发生了一场“口角”。

这年夏季,韩战爆发。

在孤山不远的大姜屯,军方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军用机场(注3),于是,这一带就成了鸭绿江入海口的“孤山前线”。

十月里,军队的人马陆续来孤山,老百姓的家里,山上的庙堂,都住上了军人。耳朵眼儿大的小镇,一下子涌入“千军万马”, 安营扎寨的事成了问题。军首长的目光瞄向了小东山上丹麦人的房子——

“基督教会在这个小山头上(孤山东关)建了一所学校,叫崇正女校。还在那搞了一个慈善事业,收养一些孤寡人和没有工作的一些人,到那去干活。这个小山头面积比较大,房子比较多,,还有几栋楼,都是基督教会的,有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在那照管。”(引自《东港市基督教会孤山房产归属权申请资料》之“肖洪儒证实材料”,以下简称“资料”)

军队要借用教会的房子,这是战争需要,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在肖镇长的“主持”下,“将基督教的崇正女校那一片房子交给部队住了(包括陆军、空军),当时崇正女校是空军的一个师部在那居住的。”(“资料”)就这样,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成了军队的“房东

孤山机场建成的两年后,朝鲜停战了,机场也就废弃了,变成了一片水田。随后,孤山的驻军陆续撤离了。但是,房子没有退还。这时,孤山镇长也“换马”了,肖洪儒走了,李在臣来了。30几年后,李镇长作了如下证实(“资料”):

“在部队占用期间,当时基督教会的负责人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个女的,是个修女)多次去要部队占用的这部分房子。当时,我多次做聂乐信工作,让她别要这部分房子

“195310月份,抗美援朝基本结束了,当时部队搬走了一部分,孤山镇也发展了一部分企事业需要房子,我就去部队要占用的房子,其中包括基督教会的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当时部队占用地方房子比较多。

我当时去部队找一个师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因当时部队领导的名字挺保密的。这个师长说,他们驻基督教的崇正女校、贫民救济所,银行前边的房子、道德会的房子、孤山县政府的房子、公安局的房子,都报中央军委划归军产了。当时我们非常不满意,我说这部分房子是临时借给部队住的,怎么能归你们军产了。当时这个师长说,这是战争需要,已划给我们部队版图了。我要看这个版图,这个师长说,保密,不能随便看。”(“资料”)

最后一批志愿军也从朝鲜撤回了,教会的房子仍然没有“物归原主”。这时,肖洪儒又回到了孤山“主政”。

1959年,我回到孤山当乡长。当时,我记不住是谁向我要这部分房子。当时沈阳军区来人了,说是基督教这部分已划归军队的版图了。

我当时对来的军区领导说,当时你们部队抗美援朝没有房住,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基督教这部分房子怎么能成了部队的呢?”

说完,首长叫乡长陪他去看看那些房子。

教会的房子被划归“军产”了,孤山人早有所闻,但总觉得有些蹊跷。所以,当乡长陪着首长转悠时,有几个乡民就跟在腚后看热闹。走到小东山时,碰上了王生仁。对于“教产”变“军产”的事,王生仁也是一直想不开。赶巧碰上了部队首长,他就想问个明白。可是,话没说上几句,两个人吵起来了,脸也红了,脖子筋也粗了,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注3

(注1)“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女士的生活主要靠丹麦基督教会每月汇款二三百元,有时汇给一千元。直到聂乐信女士病逝,丹麦教会才停止汇款。”(见于《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辛国祥)。

(注2)孤山机场位于孤山镇辖区的姜家窝堡。19513月开工, 520竣工。该机场的建立系中共东北局、东北政府,于19512月对辽东省修建委员会的指令。

(注32011617,在孤山教会执事李芳的陪同下,作者采访了基督徒张洪志老人,在回忆中,老人讲述了王生仁和军人争吵后被捕的情节(采访录制人汪大鹏)。

张洪志 1922年生于孤山,27岁时受洗信主。现住孤山镇古韵小区24号楼6单元215室。
 




崇正贫民救济所的瓦工,于1905年建起了女校的住所。


现行反革命

王生仁被警察抓走了,孤山没什么惊动,仿佛在预料之中,只不过是早晚的事。让孤山人瞠目结舌的是,警察从王生仁家抄出了“黄金”——

1根金条、3个金元宝,还有7枚金镏子(戒指),警察一个个“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王生仁祖辈都是种地的,哪来的这么多“财宝”呢?

其实,警察抄王生仁的家(孤山镇东关街5217号),目标是“电台”,因为,怀疑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是潜伏下来的帝国主义“间谍”,王生仁是她手下的“特工,要顺着王生仁这根“藤,摘下聂乐信这个“瓜”(王生仁的“逮捕书”将聂乐信列为“同案人”)

于是,王家的炕也刨了,地也掘了,电台没有找到,却挖出了“财宝”。一石激起千层浪,孤山的大街小巷“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闹了半天,聂乐信是暗藏的“老狸”,“厨子”是她手下的“特务”呀!这“厨子”也真是“脑袋大叫驴踢了”,到手的金子凭什么不花呀?放着“下崽儿”呀!?这可倒好,鸡飞蛋打了。再说,怎么还能让人翻出来呢?这么大的孤山,藏哪不成?信主的人脑子就是不转弯,一条道跑到黑。

“赃物”有了,就等“口供”了。几番审讯,招供金子不是“地下活动经费”,而是教会的资金,是聂乐信委托王生仁经管的。至此,一起间谍案子成了“水中捞月”。

既然,“间谍”、“特务”子虚乌有,那么,王生仁可以“自由”了吧!谈何容易?在一个暴政的国家。把一个无辜的人制造成罪犯,易如反掌,不然,就不会冤狱遍地了。

警察开始走街串户,搜集王生仁的“反动言行”。

土改后,又搞起了“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要带领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上头派下来的干部把全村人叫到一起,然后宣布:跟毛主席搞合作化的站在一起,不过来的就是要单干跟蒋介石走的。这样一来,谁还敢不入合作社?

王生仁入社碰上了更荒唐的,让他和奶牛一块入社:

“‘老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的两头奶牛、果树、房子都规划入社了,房子就给留两间,楼上的房间也不让动。在规划时说,‘老教士’由政府照顾,实际政府照顾‘蛋’啦?什么都规划了,连我(王生仁)也规划了,让我随着奶牛入社,‘老教士’不愿意,叫我给她做饭,好说赖说才留下。”(摘自《安东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以下简称“逮捕书”)

不久,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报上联篇累牍的“吹牛皮”,说人民公社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4)

还出现了“千斤卫星猪”,“小麦亩产12万斤,一棵白菜520斤”。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害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忧心忡忡:“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最后一挥手:“一天吃五顿也行”。(1958年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

可是,王生仁这个“乡巴佬竟敢唱对台戏,他说,“报纸上登载的事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你应该相信反面的,报道战果胜利了,你就相信失败了。”

 “现在成立人民公社,有钱的人穷了,穷人更穷了。”

“孙信爱(注5)被扣上右派帽子啦,他们叫你鸣放,放完了就整你,变成右派了。”
……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皇帝的新衣》安徒生)

可是,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天真的声音”意味着灾难。所以,有一个作家写了11本书,获刑11年。王生仁和邻居的“5”次闲聊,凑成一“碟端上去,就被判了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4) 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农村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向农民宣传“人民公社”种种好处,本文中引用的是“好处”其一。

5)孙信爱(19101967),孤山教会牧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贫民救济所手工艺品学校的圣经班


献给政府

冬去春来,杏花盛开。

孤山东关街头的一家小院,几棵冠大枝垂的经年杏树,花朵秀成了团团锦簇,暗红棕色而纵裂的树皮,印证着风雨中的苍劲。一个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老人,两手摸着低矮的黄土墙,向院里张望......

他的耳边响起了女儿的哭声,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一个吊在树上的女人解下来……

院墙上涂满了大标语:“打倒反革命、洋奴王生仁!”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一挂马车在土路上徐行,车上坐着一个妇女,还有一个泪痕未干的女孩……

这一年(1966),女儿离开了孤山,和生身之母回了出生地——庄河县。

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女儿才6岁。一晃眼下,女儿也该“出门子”(嫁人)了吧!

王生仁这一辈子没有孩子,女儿是从小姨子(妻妹)那抱来的。多亏如此,不然,孩子就成了“流浪儿”。

一个男子走过来,在王生仁身旁停下来,两个人彼此端详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是王生仁吧?”

王生仁点了一下头。

“叔啊—!我是小摩西呀!”

“啊—!?小摩西……

王生仁慢慢想起来了,他把“小摩西” 一下子搂在怀里,眼泪一哗哗的流下来。

说是”摩西 (6),其实年纪也快半百了。王生仁被抓走那年,小摩西是20几岁的小伙子。他姓张,大名“文厚”,也有叫“张摩西”的。他的母亲叫张遇恩,比王生仁小一岁,两家是要好的邻居,也是信主的姊妹。

19602月,“老教士”不幸摔伤了,就此一蹶不振,而且,眼睛也几乎失明了。王生仁的妻子(孙桂花)常过去照看一下, 有忙不开的时候(聂已不能自理),就喊着遇恩姊妹。

小摩西凝视着王生仁的脸,欲言又止,他心里想说的话,也是孤山人惦记的,终于,憋不住了:“老教士死了,那金子归你了?”

“金子是教会的,老教士叫我保管的。”

“那么,归教会啦?”

“献给政府了。”

“你献出去啦?”

“傻孩子,那是神家的东西,我能拿去‘送人情’吗?”

“那是怎么回事呀?”

王生仁长叹一声,痛苦地摇了摇头。

一阵风轻吹过树梢,杏花纷纷如雨。

王生仁向西街走去,地势由高渐缓,坡下一栋二层小楼,俗称“小礼拜堂”,据说,变成了空军某部的气象哨所。

孤山北坡耸立着十字架的钟楼,已经片瓦无存,教堂被间壁成了民宅,拥塞着一群人家(注7)。教堂西边插有十字架的坟茔,从前(1920)附近有几间房子,无家可归的几个老人在这养鸡种菜,看护墓地,这是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建立的养老院(“贫民救济所”的前身),如今都已削为平地了。

王生仁佝偻着腰,脚步有些沉重,不过65岁的年纪,却已经形如枯槁了。

这次回孤山是告别的,虽然,压在背上15年的“黑锅”拿掉了,(注8)但是,他还要回到南大荒(盘锦)劳改农场去,不是铁窗麻痹了鸟儿的翅膀,而是家乡早已成了悲凉的“空巢”。

眼睛湿润了,孤山,罩着一片红白相融的雾,渐渐远去了……

(6) 张文厚 孤山人,1933年出生,基督徒。

20103月,在孤山教会执事李洪全的引见下,作者采访了张文厚,其母亲张遇恩已于1992年逝世,时为76岁。摩西是圣经里的人物,“小摩西”即张文厚儿时的乳名。

(7) 1968年,孤山镇政府将教堂交给房产部门管理(负责人藤开亮)。随即拆除钟楼,将教堂改为民宅,住进9户人家。

(注81979年,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以(79)刑监字第316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安东市中级法院(60)刑字第190号判决,宣告王生仁无罪。


孤山东街的小“礼拜堂”,本篇主人公孙信爱亦曾活动于此。

  丹麦女教士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中文名字陈乐实,即孤山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也是后来《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一书的作者,曾在此居住。

韩战爆发后至今,仍为空军某部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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