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中的阅读与启蒙

来源:选自《现代的历程》

作者:杜君立

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也是一场阅读革命。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

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与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犹太教的“摩西十诫”中禁止“雕刻偶像”,这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仅存于文字中,或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必须阅读,并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犹太人成为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生活空间的民族,犹太人的生命空间是基于《圣经》而延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经。马克思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关于犹太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犹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说:“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犹太民族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极其卓越,马克思于哲学、卡夫卡于文学、弗洛伊德于心理学、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罗斯柴尔德于金融、沃克菲勒于商业,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也是现代的产物。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占少数,但皇家学会68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42位。欧洲天主教徒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学家中,清教徒人数却超过天主教徒。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

伯兹曼认为,天主教有利于诉诸华丽的装饰、美妙的音乐和绘画,而北欧作为新教地区,比较注重词语,并发展出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君主的神圣权力,没有神秘主义,仅仅几页纸的文本——美国宪法。换言之,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圣经,这三份被广泛印刷的文件,构成美国的根基。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

值得一提是,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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