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神学与天皇制的象征

姜建强

关键词: 天皇 日本 政治 神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天皇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最高权力者德川将军,从一代到十五代,他们都能熟记。翻转这个局面的是明治天皇。他在位期间到处走访,到处留下纪念物——灵的权威。

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攻防战

最近日本政坛正在议论一个话题:日本有没有国家元首,天皇是不是国家元首?这是个很奇妙的论争。因为从现行宪法来看,确实没有 “天皇是国家元首”的表述。从天皇只与外国元首(总统、国家主席、国王)会见来看,从内阁成员必须得到天皇的任命书这一游戏规则来看,天皇又确实是在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宪法里没有表述的职权,堂而皇之地在反复行使;而反复行使的职权又没有在宪法里形成文字。这种显而易见的逻辑上的失真和法理上的失语,是否就是日本天皇制的一个最大看点:再生的历史和文化与死去的天皇纠缠在一起;在位的天皇又与死去的历史和文化糅合在一起。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中国的皇帝在百年前已经被废,日本的天皇则依然存在。他们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文句,为明治的年号;取《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文句,为昭和的年号;取《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的文句,为平成的年号。但被摘取的文明大国的皇帝,则寿终正寝了;取而为之的文明小国的天皇,则还跳动着生命体征。本能的反应就是好奇怪。象征中国皇帝权威的是五爪的龙。同样是龙,在韩国是四爪,在日本是三爪。但恰恰是只有三爪龙的日本,天皇还在。这是为什么?

1989年6月21日,《朝日新闻》晚刊刊登一位英国学者的发言: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学家不能解明的历史事实。如美国的人种问题,德国的大屠杀,日本的天皇制。这里,天皇制被列入人类三大谜之一。历史的盛宴里显现的亡灵成全人类的谜,这让日本人兴奋不已。属于一神教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有个基本想法:每个文明体系的时间概念都一样。但多神教文明却发现:每个文明各有自己的时钟。为此日本人激动地说,远东的天皇制就是我们的文明时钟。像欧洲历史样态式的宗教、道德、政治,在日本不存在。但是日本有从它的风土里养育出来的宗教、道德、政治。尼采说他相信“艺术渴望生命”这句话。那日本天皇这门“艺术”的诞生,是否就是日本人对生命渴望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再怎样议论天皇制,一个常见的困惑依旧难以消失: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是必要的?换言之,天皇制为什么是日本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不能说日本人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反对和解体天皇制的声浪中,天皇制还是我行我素,不动声色地述说着自己的话语权。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赞成天皇制还是反对天皇制,天皇制对你来说需要吗?

日本的青年人肯定会一脸茫然:什么?还有天皇制的存在?

原来他们只知道东京有皇宫。皇宫里有天皇和天皇的家人。

如果再问日本的年轻人:你知道吗?天皇能改变元号。明治年改为大正年,昭和年改为平成年,就是因为前天皇的去世,后天皇的接位。

什么?一个老人的死能改变历史这根时间的轴?天皇能斩断过去,重新再生?

日本年轻人的表情是从茫然再到惊讶。

这里,不知道天皇制的存在,是否就是天皇制存在的最大理由?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天皇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最高权力者德川将军,从一代到十五代,他们都能熟记。翻转这个局面的是明治天皇。他在位期间到处走访,到处留下纪念物——灵的权威。明治天皇喝过的杯子不能动,坐过的石头不能动,穿过的拖鞋不能动。甚至明治天皇走过的乡村小道,也要原样保存。这显然是古代大王神姿的再现,天皇灵的再复苏。

但问题依旧是:日本人为什么还需要天皇制呢?

日本脑科学研究者角田忠信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日本人的大脑结构不同于欧美人。他在畅销书《日本人的脑——脑的运转与东西文化》(大修馆书店,1981年)中认为,欧美人的脑结构左右分工明确,左脑为理性之神,右脑为感性之王。而日本人的脑结构则是将理性与感性的认知都混杂于左脑来处理。无论是元音发音,还是笑声、哭声、风声、虫声等情感音,都首先进入左脑。如同样是隔壁人家在弹钢琴,琴声首先传入西方人的右脑,通过感受不认为这琴声是对我家的干扰;而如果是日本人,隔壁人家的琴声首先传入他们的左脑,马上敏感地反应出这琴声就是噪音。噪音就是对我家的干扰,必须制止这种噪音。所以,钢琴杀人事件只有在日本才能发生。

同样是琴声,为什么西方人与日本人的反应不一?就在于日本人的脑平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整个日本人的大半行动判断都是通过左脑来决定的。这会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在体质上容易发生歇斯底里症,身心容易接受新兴宗教,带来文化认知上的差异。本来天皇制是个理性思考的问题,而日本人则把它看成了感性显现的问题。所以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天皇制这种高深的观念,没有多少人会从臧否的角度加以思考,而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这样天皇制就转换成一种心情。一种没有会感到寂寞,有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的心情。就像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这是否就是一般而言的“国民心情”呢?学者山折哲雄说,从现今的泰国王制、英国王制和日本王制比较来看,安定性较大的还是日本。为什么日本安定性较大呢?这是否也与“国民心情”有关呢,如果有关联的话,那天皇制不也就成了国民情感的炼金术?福泽谕吉在1882年著《帝室论》,开首道:“我帝室是万世无欠的全璧,为人心收揽的一大中心。”所谓高深莫测的天皇制,说白了就是“人心收揽的一大中心”。而这里的“人心”就是“心情”的别语。所以,天皇制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精神支柱,而仅仅是一种心情,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

心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稳定。有晴有阴,有好有坏均属心情。所以日本人对天皇制也是有晴有阴,有好有坏。心情晴朗的时候,好的时候,就说天皇制是富士山,远远眺望心里就安稳。心情阴湿的时候,坏的时候,就说天皇制作为象征的存在,就是“性感缺失症”(石原慎太郎语)的表现。问题是心情是可以转换的。昨天心情不好,不等于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心情好,不等于明天心情好。所以,天皇制就在“要”与“不要”、“好”与“不好”的心情转换中存续。如果不深入进去,外人根本无法看懂和看透。

其实,现在的天皇家除了花掉一点国民税金之外,基本不给国民添任何麻烦。现天皇的儒雅、憨厚,像慈父般的形象,存留在国民的记忆中难以挥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明治思想家德富苏峰的这一说法,并没有过时。天皇制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死去。天皇对现在的日本人来说已毫无神圣可言,最多只存敬意。虽然每年元旦的天皇朝贺,有不少日本人聚集在皇宫前接受朝贺,但这肯定不是敬若神明的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生态。因此如果要问“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还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时,虽然见仁见智,但生理(脑)构造的不同,生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是比较接近正解的。

这就像在九世纪末,第五十九代宇多天皇让位于皇太子(醍醐天皇),并给了他一个《宽平遗诫》的小册子。其中写道:见外藩(外国)之人,必须在廉中(帘子)相见。直接面对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就是怕异国带来的污秽。日本人怕血。总认为血与神秘的死与神秘的出生相连。在平安时代的后半期,天皇家频现幼帝。如从阳成天皇到后冷泉天皇的十四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十六岁。而从院政开始到后醍醐天皇为止的二十三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只有八岁十个月。幼帝出现的背景就是相信幼儿能远离和抵制污秽的侵袭。现在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日本人就是信这个天方夜谭。

明治天皇去世于1912年,大正天皇去世于1926年,昭和天皇去世于1989年。明治与大正之间间隔十五年,大正与昭和之间间隔六十三年。

死与再生在十五年之间就再度上演。元号的变更也再度上演。日本人的观念层里,闪动的是再生的意识,闪动的是天皇之死也属神圣的意识。而从大正到昭和的六十三年之间,没有上演过天皇的生死大战,也没有元号改新的机会。日本人的意识层里,天皇神圣渐行渐远。天皇的存在与我的再生已经没有关联。天皇制沦落成了一种小道具,一种只能透视远近生活的小道具。

明治天皇是堂堂大帝,大正天皇是病弱王子。中心与边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大正天皇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糕,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从而爆出有名的“望远镜事件”,但这样反倒产生出国民对天皇的亲密感。所以,写有《天皇的肖像》的历史作家猪濑直树说大正天皇是“放浪的王子”。这位“放浪的王子”对父亲明治天皇的感觉并不好,说从他开始天皇存在的形式很奇特也很危险,便想改变天皇亲政的做法。但长洲藩士出身的政治家山县有朋等人则通过各种策划,硬逼大正天皇退位。即位的是大正天皇的第一皇子裕仁亲王。第一百二十四代昭和天皇诞生。结果山县有朋他们推举的集元首与统帅权为一身的昭和天皇,在给亚洲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日本列岛焦土化。这样看来,天皇还是以象征的姿态出现为最好。大正天皇本来的意图是,天皇身着大元帅服作为装饰物存在就可以了。在近代日本,针对皇室、神社和皇陵的“不敬”行为,在刑法上制定了“不敬罪”。但随着战后宪法的实施这一条被废止了。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用七十多年时间所精心构筑的近代天皇制这一巨大的城堡,被捅了一个可以透天的大洞。

1928年11月6日,京都举行昭和天皇即位的大尝祭。

1928年11月11日的大阪《朝日新闻》这样写道:“狂热,狂热,狂热。乱舞,乱舞,乱舞。”

所谓的“昭和精神”由此发端。但是,有“进步文化人”之称的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12月推出重要作品《水死》。大江借助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也就是超国家主义精神,或者说就是天皇制。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在《“小日本”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里,说得更直接:作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我为大部分日本人对自己的小人秉性无所觉察的现状痛心疾首。而要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途径就是废除天皇制。但是问题正如日本史学大家黑田俊雄所说,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个宗教,后者作为日本政治的一个象征,维护它的源自于历史的那种自主性和独立性,对日本人来说则是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它是由深层的力量和潜在的价值来决定的。

三岛由纪夫写《文化防卫论》是在1969年。他提出了一个很鲜活的名词: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他说,文化的反独创性之极,古典主义极致的秘库是天皇。体现寂的是天皇,体现雅的是天皇,体现幽玄的是天皇,体现风流的是天皇。王朝文化的总代表是天皇。天皇就是终极的文化形态。

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不是在否定政治概念的天皇制?这不好说。因为从三岛在1970年11月25日的自杀来看,他显然是为政治的天皇而自杀。他在剖腹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时他否认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为政治天皇而献身,为文化天皇而讴歌,这是不是三岛错乱的支离破碎的精神根源?一个七情六欲的人,最后一刀使他成了神。三岛自己固有的美学,也托付给了天皇?

和辻哲郎写《尊皇思想与传统》(岩波书店)是在1940年。他提出了一个难解的概念:不是神但比神伟大和神圣。他说,天皇不能让天空下雨不能让大地刮风,也不能救济人间的疾苦和疾病。人们在干旱的时候,向火雷神祈祷雨水;人们在患病的时候,向药师如来祈祷平愈。天皇自身也在祭祀神佛。这样来看的话,天皇并不是支配自然现象和人间命运的超强之神。因为神圣所以成神了,这才是日本天皇的逻辑出发点:天皇不是火雷神,但比火雷神神圣。祭祀神比被祭祀神要伟大。

这里,如果说和辻哲郎对日本天皇制还具有理论贡献的话,就在于他先验自明了一件事:日本不存在终极之神。被称之为绝对无,才是无限流动性的神圣母胎。因为即便是被视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也必须依据他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的意志行事。何况天照大神的子孙(皇孙们),他们更不属终极之神了。因为不是终极之神,所以天皇制倒反生出更大的包容性和亲和性,更能为国民心情所接纳所感受。

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成了能吸引眼球的青涩稚气的结晶体。圣性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完成了从神权到象征的过渡。或许正是在这意义上,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才说,日本的天皇制有望成为对外输出的一种文化产品,就像卡拉OK一样。所以,天皇制到底要不要,天皇制到底好不好?看来争论还将随着天皇制的持续一直持续下去。1988年,病危的昭和天皇躺在病床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到皇宫广场前祈祷天皇的康复。当时看到这个景象的京都大学教授浅田彰说了这样一句话:连日新闻报道皇宫前的景象,顿感自己好像生在一个“土人”的国家。这里,这位教授把为天皇祈祷的日本人称之为“土人”。何谓土人,就是未开化之人。是否正是这帮“土人”在支撑着天皇制的存续,才使得天皇制具有无可撼动的草根性?所以,倒是这位教授一不小心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要日本“土人”的心情不死,天皇制就不死。

天皇制的权威从何而来

一个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日本皇室何以能连绵至今?这个问题的转换话语就是:日本天皇家用什么来表示其正统性和权威性?

日本人对天皇怀有绝对崇拜的时代,随着昭和天皇的死去已经终焉。现在日本人用轻松的口吻谈论着天皇家,这表明在万物都处于相对化的日本社会,明治时代所创作的天皇一语所具有的威严性和绝对性,已经失去了力量。

一个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日本皇室何以能连绵至今?这个问题的转换话语就是:日本天皇家用什么来表示其正统性和权威性?在这方面日本人总显得得心应手。他们为此给天皇家设定了一套独特的“软件”系统。这套系统保证了天皇家想要保证的东西,就是如何使其天壤无穷。虽然这个系统并不能完全保证万无一失,但能做到即便有“病毒”侵入,也不会导致突然“死机”,这就令天皇家心满意足了。这套独特的系统简言之就是:血统主义——三种神器——大尝祭。

这里,最具程序化的是三种神器的设定。它的特点是“密码”的防伪性强,一般“病毒”难以侵蚀。所以天皇家才能得意地宣称:拥有三种神器才是真天子,否则就是伪天子;所以,三种神器一经出世,就分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伊势神宫——热田神宫——皇宫。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怕神器万一丢失或被人抢夺。总之,怕这个观念上的神圣之物落入他人之手。如是这样,那就是天皇家切肤之痛了。

三种神器也就是八咫镜、草薙剑和八坂琼勾玉的总称,简称镜剑玉。这三种神器均与天皇家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有关联。特别是镜和玉,前者是天照大神的神体表征,后者是天照大神诞生皇孙的秘密武器。而天照大神又是日本神道的祖始(如伊势神宫祭祀天照大神),这样从逻辑的关联来看,天皇家意识形态的总出发就是以天照大神为神体的神道教。这是绝对的立场,不能撼动。

但是,这种绝对的立场,在中世以后遭遇了挑战。这是从一个梦开始的。1203年6月,平安末期最具历史感的僧人慈圆做了一个灵梦。在梦中,慈圆再现了一个神秘的场面:宝剑和神玺在“情交”。

按照弗洛伊德的解析,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那么慈圆这个梦,他要达成什么愿望呢?先来看看慈圆在《慈镇和尚梦想记》的解释。他说这里的宝剑等于大王,象征“一字金轮”(北极星);这里的神玺等于妻后,象征“佛眼佛母”(为密教所供奉的本尊之一)。这个梦的暗语就是大王与妻后在情交。而情交的结果如何?诞生了神镜。而神镜的暗语又指向谁?指向大日如来(为佛教密宗所尊奉的最高神明)。

如果再通俗一点说,在慈圆在梦中所谓天皇诞生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天台密教中的佛——一字金轮,与表示佛教之母的佛眼佛母交会后,生出了大日如来这尊化身。而这里的大日如来又是天照大神的变身(专门术语为“本地垂迹”)。这样,大日如来与天照大神一体化的结果,也就使得天照大神的子孙们——天皇,也与大日如来一体化。

慈圆的梦境物语,你可以说它很神秘,也可以说它很怪诞。但就在神秘和怪诞中,慈圆不知不觉中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天皇哲学。这种哲学宣布:日本自古以来的天皇与其说是神道世界中的天皇,还不如说是佛教世界中的天皇。佛教化才是天皇的本色。没有佛的强有力保证,天皇权威性和万世一系的维持,就会变得困难。因为在慈圆看来,天照大神所维系的天皇家仅仅是日本王(属地方性之王),而大日如来所维系的天皇家则是世界王。从日本王到世界王,就是从神道世界到佛教世界的日本天皇家的必经之路。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天皇家以神道为原点的意识形态。在天台密教的《淫岚拾叶集》里,大胆地把神玺视为佛的尊形,把神剑视为佛的象征物(三摩耶形),把神镜视为佛的种子,就是这种颠覆的文本表现。

天皇=大日如来说,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第九十四代后二条天皇开始的“即位灌顶”(即以水灌于头顶,属佛教仪式的帝王即位)。用大日如来的真言,用大日如来的大印,作为天皇即位所必需的道具。这个令人吃惊的佛教仪式,在日本中世以后竟然被基本定型了。天皇即位时不可或缺的神道的大尝祭仪式,实际上从1487年开始中断了两百年。但是即位的灌顶仪式一直到幕末的孝明天皇为止,历代天皇都在认真地实施。天皇显然被佛教化了。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七十二代的白河天皇。他在1128年宣布:是佛法保障着神灵的权威;是佛法保护着天皇的统治。

在慈圆做梦的时候,有一个人还没有出生。等慈园死后六十八年,这个人才出生。他就是能文能武的北畠亲房。北畠家是从村上源氏中院家分离出的名门,代代出“和汉”人才,人人为天皇服务。1300年北畠亲房被任命为兵部权大辅,以后一路晋升。无疑他得到了第九十六代后醍醐天皇的充分信任。在常陆国的小田城与足利军交战之际,他动笔写书。这就是有日本天皇本体论之称的《神皇正统记》。在书中,他为后醍醐天皇辩护说,南朝所持的神器是真品,北朝所持的神器是赝品。为此他提出了独特的神器观:镜为正直,玉为慈悲,剑为智慧。

镜代表正直,强调复活古代清明心的传统;玉代表慈悲,与佛教有关;剑代表智慧,与武士刚毅决断的刀剑相连。从“三神”导出“三德”,是北畠亲房神器观的最大看点。在他看来,拥有三种神器的天皇之所以是正统的,就在于有三德。没有三种神器的天皇之所以是非正统的,就在于没有三德。如光严天皇在没有神器的情况下践祚,北畠认定他是“伪主”。而后村上天皇拥有三种神器,北畠认定他是“正统”。德治论虽然文质彬彬,但还是向天皇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把血统论绝对化,天皇家总会有断绝的一天,失去其存续的正当性。因此必须兼讲德治论。血统论加德治论才是万世一系的远景图式。

慈圆玩观念论的游戏,玩得天皇家头晕,头晕到不知是憎恨他还是感激他。其实,把天皇佛身化、佛教化,它亮出的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成佛”的一个基本条件中并没有包含血统。释迦牟尼自己就是丢弃了王族的身份修行成佛。从这个意义说,只要自觉修行,人人都可以成佛。这就是相当危险的观念了。它的反证是否可以这样说,即便不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也可以成为天皇?也就是说不问血统,什么人都可以当天皇?万世一系以破血统论为代价,天皇家能接受吗?

北畠亲房上过战场,又是写书的文人。他从三神导出三德,显然是对天皇家的一个理论贡献。但是在天皇制中导入德治主义,而德治主义又容易导致易姓革命。这是个难点。也就是说,万世一系的血统主义与易姓革命的德治主义何以能接轨?如何化解其中的矛盾?这显然引起了天皇家的警惕,深怕被莫名地卷入易姓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因为天皇家还是看出了北畠神器论的不可解之处:德治论一般会走向易姓革命。

但问题在于,慈圆的天皇佛教化也好,北畠亲房的天皇德治论也好,从中世一直到近世的江户时代为止,非但没有给天皇家带来光辉与荣耀,反而使得天皇的实际地位一落千丈。如当时足利将军的助手高师直就这样公开挑衅道:在京都,王的存在还有意义吗?用木头制造,用黄金打造,要多少王有多少王。可见,天皇成了可以用物品任意打造的对象。江户中期德川家御用文人新井白石更是明言:日本国的国王是将军,御门(指天皇)只不过是山城(指京都)一国之王。

出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是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为首的明治领袖。他们想在“文明开化”的新时代,打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政治。而要打造一个帝国政治,在文化的观念上,就必须要有“天皇”这个绝对观念加以观照。

人脱离神而自立,但神还在。这是西方人的一般思维。人脱离天皇而自立,但天皇还在心中。这能不能化为日本人的一般信念?这一问题的构想者就是伊藤博文。他深刻地认识到日本没有类似基督教的内化之神,三种神器也只不过是外在之器,日本也没有维系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宗教。于是他企图构造天皇教,试图以此缓解神人的紧张关系。

天皇教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本体问题是:天皇统治日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于是,明治政府首先对国民进行天皇绝对性的教育。当时不叫日本史,叫国史。国史首先从背诵历代天皇的名字开始。从神武天皇到今上天皇,小学生都要背。其次,在天皇历代图表的前面,刊出“天壤无穷的神敕”。神敕这样写道:“这个国家由我的子孙(天皇家)统治,真理永久不变,天地永存不变。”

这是谁,又是对谁说的话?原来这是天照大神向她的皇孙琼琼杵尊说的话。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明确了这个国家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作为王来统治的。一个是这个王的系统,也就是说天皇的血统是一直持续的。那么,这段话为什么要放在历代天皇图表的前面?原来这就是要把天皇统治日本的这个理论依据明确地向每一个日本人加以说明。明确到如果有外国人问:你们这个国家,是有天皇作为最高权力者来统治的,但是其理论依据何在?每个日本人都必须答出才是。

天皇教还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宪法里怎样称谓“天皇”的问题。为此,明治领袖在苦心思索。在元老院第一次讨论的时候,采用的是“皇帝”一词,如,“皇帝是陆海军的大元帅”,那是在明治九年(1876年)10月的事情。明治十五年(1882年)哲学家西周的“宪法草案”用上了“今上”这个词,如“大日本国的帝位是今上”。同年,政治家井上毅在“宪法草案”里,有“统率陆海军发行货币等属于天皇的大权”,这是政府草案里首次出现的“天皇”用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舍弃了原先的皇帝用语,采用了天皇用语。如全七章共七十六条的明治宪法的第一条就明言:统治大日本帝国的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当然,这也是反复讨论的结果。如宪法会议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的5月到12月就开了七十六次,得出的结论再给学者讨论,在这基础上又召开了八次宪法会议。这个宪法的制定团队以伊藤博文为中心,包括金子坚太郎、井上毅、伊东已代治等人。打着回到天皇家原点的旗号,伊藤博文们为了向民众显示天皇的绝对和全能,没有选择皇帝、国王等欧风用语,更是根绝了古风的一些表现,如御门等。天皇这个语感,让人想到的是万世一系,想到的是新国家的机轴。

于是,第一百二十六代,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九十公斤的明治天皇,成了所有天皇中最具王者风范的天皇。《明治天皇传》里这样写他的即位:明治天皇身穿古装御袍,头戴立缨高帽,在古乐声中缓步进入正殿。天皇宝座前,放置着世代相传的三件神器:一块月牙玉、一把剑、一面铜镜。这位天皇生了五男十女。但是活到成人的男子仅剩一人,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女儿也先后死了六人。在明治天皇的喜好中,电灯和蜡烛,他喜欢蜡烛;龙床和草席,他喜欢草席;洋医和中医汉方,他喜欢汉方;甚至在他的皇室里,还保留了中世后宫的遗风。但是这样的古已有之的王朝之风,还是敌不过吹拂而来的神权之风。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皇室典范的制定,与人对立的绝对神的天皇,终于在日本诞生了。或者照伊藤博文的说法,天皇就是活着的“现御神”。

但诞生后的新天皇,也面临着三种神器的困惑:自己是北朝天皇的子孙。但是从谁拥有三种神器谁就是正统的理论来看,南朝才是正天子,北朝是伪天子。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再说,以三种神器的有无来决定皇位的继承,也很奇怪。如果正式的登基礼、即位礼都举行过了,但三种神器被盗走了,那盗走神器的人就是天皇?对此明治天皇显然是睿智的,他看出了三种神器上的逻辑死穴,所以在颁布的皇室范典里,他规定:“以后的皇位继承,必须是朕(明治天皇)的后嗣方可。”这就堵死了谁拥有三种神器谁就是天皇的无端争执。这里,明治天皇最终亮出的还是血统论。显然,他还是不动声色地推翻了慈圆的天皇佛教论和北畠亲房的天皇德治论。但与此同时,聪明的明治天皇又把天皇践祚时接受三种神器作为规定,首次写进了皇室典范。这就为三种神器作了最终的定位:天皇家还是从外在对象物的“器”出发,来认识来守护三种神器。

从逻辑的关联性来看,昭和天皇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9月9日,给皇太子明仁写信说:如果战争再继续的话,守护三种神器也将变得不可能。国民也将被杀死。所以吞下眼泪,为了保留国民的种。这段话有好几条信息可以捕捉。其中的一条信息是:昭和天皇也是从外在对象物的“器”出发,来认识来守护三种神器的。与北畠亲房的内在之“器”——三德,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这个思路,与明治天皇是一致的。

但不管对三种神器作怎么的认识,日本人对天皇怀有绝对崇拜的时代,随着昭和天皇的死去已经终焉。现在日本人用轻松的口吻谈论着天皇家,这表明在万物都处于相对化的日本社会,明治时代所创作的天皇一语所具有的威严性和绝对性,不用怀疑已经失去了力量。所以,回过头来检视天皇家意识形态的总攻防,日本人这才发现慈圆和北畠亲房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们放弃天皇家原点的新思维,使得弱势成了天皇家的一个基本特质。而恰恰是这个弱势,又使得皇室的延绵不断有了可能。而伊藤博文回归原点的天皇教,虽然导致了强势天皇(军人天皇)的诞生,但反倒使得天皇家差点死在强势的枪口上。这回天皇家终于明白所谓万世一系是怎么回事。如果硬要说伊藤博文对天皇家的贡献,是否也就在这里?

所以,三种神器还在宫中。这也表明弱势天皇的象征意义还在继续。当然,镜和剑是复制品。因为真品的镜在三重县的伊势神宫,真品的剑在名古屋的热田神宫。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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