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玛斯

习近平出身红二代，也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美国《时代》杂志甚至称他为「习皇帝」。

自习近平当权以来，以反贪反腐为名整肃异己，甚至连中央常委周永康、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大内总管令计画等全部拿下。为了巩固政权，在国内箝制网路；到处维稳和镇压；打压律师、网路大V、公民领袖、记者编辑；搞所谓的电视认罪，推动文字狱，连香港书商都不能倖免。在外交层面则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在东海、南海等全面出击，点燃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有意巩固中共在中国的专政地位，因此把未来的清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虽然中共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拥有八千多万党员，但在内部充斥谎言和贪腐。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在不断衰退的今天，中共一党独裁执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抵制和不信任，中共正在重复苏共的老路，如果不向自由和民主开放，恐怕自身崩溃在所难免。

习近平支持中梵关系的改善

因著教宗方济各对中国人民和习近平的频频示好，以及教廷政策的巨大转变，天主教的国际形象更清晰呈现和平、爱、慈悲、怜悯、包容、尊重等。在习近平的眼中，这些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丝毫不具备威胁性，与梵蒂冈改善关系更是理所当然了。

恰恰是习的强势，本人有意改善关系，中梵关系才能够急速升温。习本人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特别重视外交层面，对国外的经济援助也是不惜重金，也才会给教宗方济各回信、开放中国领空让教宗方济各的座机飞越、让双方代表展开直接会谈解决棘手问题等。

中梵关系的改善，甚至达成协议，对习来讲可谓是大功一件，因为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诸如：

──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对中国的人权、自由等攻击会降低。

──打击台湾蔡英文政府、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导致其它邦交国转向大陆。

──对香港的独立是个抑制剂，香港教区将与港独分子保持距离。

──有利于解决地下教会问题，使地下教会公开合法化，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走向融合。

──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当前中国各方矛盾分化对立，天主教会起一个安慰、缓衝作用。

──吸引国际天主教从医疗、教育、慈善方面向中国投放大量资源，这也是中国现在所需要的。

──凝聚习在党内、在国内的凝聚力。中共建国以来历届政府从来解决不了的宗教难题，在习的推动下解决了，进一步奠定习的地位。

中共眼裡的活主教和废主教

从历史上看，共产党是这两百年内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善于发动群众和搞个人崇拜，视宗教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不过，随著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共产党跟宗教的关系从斗争消灭转向了统战和压制。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天主教会皆经历了痛苦的迫害历程，即便天主教佔国民多数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过，随著共产党在东欧和苏联的落败，天主教在曾经的共产党国家摆脱了枷锁，再度复兴。

至于中国，从中共建国到现在，除了消灭宗教的十年文革运动，其宗教政策仍然维持在五十年代而变化不大。因著这个左倾的政策，天主教会在中国大吃苦头。

有信德、有威望的主教们被政府视为眼中钉，即便在狱中，在死后，政府对他们恐惧万分，他们在政府眼中是「活主教」。而极度软弱、丧失三愿、没信德的主教在政府眼中是可以利用的物件，这样的主教，既然政府放心，也让教会一潭死水、无法发展，他们在政府看来是「废主教」。

据《路透社》报道，当今两位非法主教居然有女友、有孩子，当然，他们在中共的眼裡是红的发紫，但在教会人士的眼中却是非法主教。

本著「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个大原则，尤其是中梵关于主教问题的解决，我们期望政治的归政治，教会的归教会，两者做到各自尊重。


留给中梵的时间已不多

从中国方面讲，习近平拿梵蒂冈作为一张王牌，无论是对于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的稳定，这张牌以中梵关系正常化作为标志，不容闪失。如果拿捏不当，统战部、宗教局再消极抵制；又或者中梵签署协议后不去遵守执行，对教会展开新的迫害手段；甚至出现类似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糟糕的国际舆论下，北京派出中国爱乐乐团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向教宗本笃十六世献唱取得教宗的鼎力支持，并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握著教宗的手说：「十多亿中国人都期盼著与教廷发展友好的关系。」但随后的发展证明，中国利用了教宗的威望的欺骗手段而已。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的话，中国不会得到国内和国际的尊重。

对于梵蒂冈来讲，教宗方济各以改革著称，致力推动中梵关系正常化。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很难想像他还能再任五年。也就是说，如果教宗在任内不能顺利推动中梵达致正常化，中梵将很难再顺利走下去。因为下任教宗的政策如何？下任国务卿又是谁？这都是未知数了。

所以，中梵不出意外的话只能在这几年内正常化。说它千载难逢也好，说它百年一遇也罢，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推动与落实，否则就如天边耀眼的流星，虽然很亮，只是一闪而过。

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中，释放所有被囚的主教、神父和教友，以体现中共改善关系的诚意，这也是陈日君枢机和所有关心天主教的人士所念兹在兹的。我们无法接受一位主教因为不加入爱国会或一位神父给孩子们办要理班就失踪被囚的命运，这并不是正常的状态，也极其缺乏宗教自由和人权。

中梵的主教协议

对于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来讲，最难解决的要数任命主教问题了。本来，任命主教是天主教内部事务，只有教宗才有权任命主教。可是，在中共成立爱国会后，以所谓：「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为淮则，擅自任命主教，这不但给天主教造成了大混乱和大创伤，也严重衝击了中梵关系的解决基础。

中梵双方经过猜疑——对抗——斗争——缓和——默契——协商。似乎，任命主教的问题在慢慢得以双方互认的模式出现，这就为最终解决中梵所面临的任命主教这一棘手难题创造了机遇。那就是：只要教宗不任命中方就不祝圣，直到教宗任命、中方同意。这对双方来讲是都是体面的，一方面保留了天主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照顾了中共的面子。双方皆大欢喜，所谓共赢就是这个道理。

而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尚未出现过一例非法祝圣主教事件，也说明他不愿意中共的保守派与梵蒂冈闹僵，重回冰点。

至于中共要求教宗赦免八位非法主教，那么教宗任命的二十多位新主教和三十多位地下主教要求中共承认也在情理之中，所谓投桃报李嘛！

一旦任命主教问题解决后，非法的中国主教团随著地下主教的加入及章程合乎《天主教法典》后，就会以合法的主教团身分出现。教会的运作亦将会顺畅，大陆主教们到罗马向教宗述职才能实现，与教宗的共融才会彰显出来。


追随良心还是追随教宗？

最近，中梵关系的进展之快让香港的陈日君枢机很是焦急。他发表文章建议大陆的教友要争气：「如果中梵协议严重违反信仰触犯良心，可以拒绝跟随而听从良心的声音，即使在家祈祷没有圣事回乡耕田也在所不惜！」

本来，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的时候，教廷成立了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并召开了几届会议，可谓是教宗关于中国教会的一个智囊机构。

可是，自从方济各担任教宗以来，帕罗林枢机作为教廷二把手的国务卿执意向中共主和。所谓的中国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被甩在了一边，单独由教廷主导与中国的双边谈判。陈枢机作为委员会的最重要人物也被边缘化了。而他的学生——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竟被派到了美国的一个小岛——关岛去当临时的宗座署理，简直与充军无异。

陈枢机毫无疑问是很有骨气的，为受迫害的大陆教会发声，对中国教会瞭解甚深，希望中国教会更像一个教会。可惜，中共不能容纳他的理想，中共认可的教会与他理想中的教会也有一段距离。陈枢机的爱国心、爱教心也是一般人不能比的。他只是为了中国好、为了教会好。他怕教宗上中共的当、受中共的欺骗，这也都是好心。

南宋时，岳飞精忠报国，不想遭到主和的宰相秦桧陷害，被收回兵权并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历史就是这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当时岳飞抗命，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他就不算忠臣了。

忠于良心与忠于教宗虽说可能是两难选择，但是如果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忠于教宗则是不二选择。因为圣统制的要求对每位天主教徒是有约束的，即便教宗的旨意不符合自己的私益，作为天主教徒的我们仍要听从，以实际行动忠于教宗，无论对地上或地下教会都不例外，这是天主教的特性，也是一个完整教会的标志。

不过，中梵协议尚未正式公布，媒体也是以猜测为主。相信天主，相信教会，相信伯多禄。假如这个协议在信仰本质上大幅妥协或全面投降，教宗方济各也不可能签署。

看看《圣经》裡主耶稣对伯多禄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许诺，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忧害怕的呢？耶稣对伯多禄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玛16:18-19）「西满，西满，看，撒殚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路22:31-32）


爱国会是中梵正常化的长久障碍

爱国会，这一反对教宗、敌对教廷的历史产物，在廿一世纪的现代政府裡已经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尤其是它接受国家宗教局的监督。虽则标榜神职教友可以自愿加入，实则不然。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口头委婉表示退出，也会招致很大的迫害，这在马达钦主教身上直接展示了出来。这显然说明爱国会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的王牌和工具，政府利用它实现自己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政策。

四年前，当马主教在祝圣礼上表示要退出爱国会，数千名出席者给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回应，他们裡面有许多爱国会人士。可见，爱国会成员都认为这个组织是个障碍，支持马主教的抉择，但这抉择带来的是长达四年对他个人，以及整个上海教区的迫害。

四年后，马主教在博客上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而后悔，为自己的「衝动」而懊恼。或许，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又或者是当局要求的「表忠心」行动的一部分。这不但不能证明中共的开明，反而证明了它在宗教政策上的谎言与虚伪。

六十年的实践证明爱国会的存在对国家有害无益，既混乱了教会，又减弱了政府在教会中的威信。短时间的容忍不代表爱国会的存在合理性，中梵如若正常化，爱国会就不可避免的要做大幅调整甚至取缔。


殉道是新教友的种子

圣斯德望被犹太人用乱石砸死；白冷的婴孩们被黑落德杀死、圣家逃往埃及；罗马三百年大教难、十万教友英勇殉道；张伯达神父、范学淹主教为主致命；九八教难上海教区骨干力量被当局一网打尽、龚品梅枢机可谓白刃可蹈，趋火不辞，勇为信仰做见证。

因为我们朝拜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教会受到迫害也就不必惊奇了。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说：「即使今日，教会也受苦，生活在教会内的基督同样受苦，在教会内的基督总是一而再地被嘲笑，遭打击，被设法排除在世界之外。教会这条小小的船总是遭到意识形态风浪的剧烈振盪，被海水浸入其间，似乎注定要沉没。然而，正是在受苦的教会中基督胜利了，人对他的信德因此重新展现活力，因为即使在今日，基督仍然掌握一切，他是一切的主人，他始终留在他的小船上，留在教会这条船上。」

从历史上看，天主教的发展始终伴随著苦难和十字架而不断壮大成长。从当初的耶稣十二门徒、七十二弟子发展到如今的十二亿之众，教会从芥菜籽长成参天大树。迫害与教难不但阻止不了天主教的发展，反而让教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相反，越是迫害，越激发我们去努力传教、见证信仰的勇气。


教会的坚持和挑战

廿一世纪以来，无论从海外到国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中国大陆的教友持续受到唯物、无神、拜金等各种不良现象的严重衝击。教会也不时受到当局的监控与打击，地上地下从神职到教友的纷争与不睦。藉助圣经、教理来提高信仰；用圣体滋养教友的生命；在生活中坚持真理、正义和良知；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等将成为在不良环境下的重要选择。

由中共的错误宗教政策导致中国教会一分为二：地上和地下教会，这是最大的不幸。双方的弥合需要双方主动的宽恕和与之而来的合作。分裂只会造成内耗与斗争，而不会导致发展和壮大。这是几十年的实践证实的道理。

具有象徵意义的是：龚品梅枢机和马达钦主教的牧徽上都呈现了佘山圣母像，教宗方济各更透露：「我祈祷的小圣堂裡供奉著佘山童贞圣母的态像，我在这尊圣母态像前祈祷，每天为中国祈祷。」而龚枢机的牧徽铭文是「同归一牧一栈」，彰显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共融，马主教牧徽上铭文是「同心合一，愈显主荣」，彰显地上地下的团结合一、以光荣天主为目标。中国教会在教宗的心中，上海教区在中国的位置不言而喻，从龚枢机到马主教一脉相承，引领著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佘山圣母更是进教之佑、中国之母、合一之母、希望之母、共融之母。

中国政府承认的五大宗教当中，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天主教仅比道教略强，发展的势头完全让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盖过。拥有一千万教徒的中国天主教，自二零零零年起，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修道圣召更是锐减。

过去的历史无需夸耀，当务之急是认清自己使命，不再沉睡，拿出有效可行的办法诉诸行动，让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开花、结果。

撰文：多玛斯，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徒。

转自天亚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