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君枢机:从一个“沉痛的呼吁”讲起

陈日君

最近我受到一种称为「肺炎支原体」的病毒攻击,住院三星期,我回到修院后仍需要一段颇长的复原期。岂料出院后知道,我又曾受到另类攻击,那是来自一位意大利的「老友」詹尼.瓦伦特(Gianni Valente),他的文章登在颇畅销的一份报纸La Stampa上。我的健康状况本不适合我卷入另一场斗争,但真理有它的权利,我不可以不出来作出一些澄清。

(一)我的博文究竟说了什么。

在我的博客上我对国内教会的兄弟姐妹作出了一个呼吁,瓦伦特从中找到了我的罪证,忍不住暗喜。

我呼吁的标题被翻译成:「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维护我们的荣誉!」我无意批评译者,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准确地翻译这个中文词汇。这是不容易的(那是中文呀!)。

我用的中文字是「争气」,(争取一口气)(能吐出一口气)。意大利文的「吐一口气」也正有「说话」的意思。「争气」也可以说是「争取说话的资格」,尤其是指「最后的一口气」,最后一句话。能够说话是一种尊严,而不能说话是莫大的耻辱。要人闭嘴,就是要人认错。

讽刺的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所指的最后一口气、最后的一句话,却正是一个响亮的沉默。我的呼吁的真正内容就是:「让我们有尊严地静静地退出!」

这不是呼吁冲锋,(如瓦伦特所以为的。「……无需理会!不用考虑!分道扬镳!」)不,这是号召退兵。是呼吁兄弟们保持冷静,接受失败,不要做不理性的事(不要让我们的敌人充当先知,说保皇党成了背教者!)

(二)什么失败?命令「转軚」(作出方向性的改变)!

我们失败了?但输了甚么?

我们知道中国无神政府一直想全面控制宗教。直到现在,大量天主教徒,无论是地下教会团体或是官方的地上教会团体,在面对巨大牺牲之下仍忠于耶稣,忠于耶稣在伯多禄及宗徒们身上所建立的教会。但今天教会权威当局似乎会出一份声明告诉我们,要改变方向:教会的教义教规过往所反对的,将成为合法和正常;以后每个人都要服从由政府管理的教会;每个人都要服从那些直到今天仍然是非法的、甚至被绝罚的主教!原来,这些可怜的「对立者」错了几十年?!

我的呼吁是为这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准备,这可能性曾经几乎不存在,但现在已变得大有可能了。那怎么办?接受返回到瓦伦特所说的「地下墓穴」教会的状况。墓穴教会不是正常的;但当正常的并不合法,而合法的又不受政府允许,在别无选择之下,就只有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坚持合法的。

瓦伦特提到了“Pax Sino-Vatican”(中梵和平),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Pax Romana”(罗马和平,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但那「和平」完全是由刀剑争回来的,是军队打出来的,他们凯旋回罗马时拖着一大群奴隶!

我的呼吁是充满悲伤和忧愁的。在这里,我本可把话说完,请求瓦伦特可怜我们,至少尊重我们的痛苦,让我们静静地痛哭。

(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内的天主教网站上出现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多年来,我们的敌人都未能要我们死,现在却是我们的父亲要我们死。好吧,就让我们去死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小朋友被妈妈打屁股时,仍会抱着妈妈的脚,即使一直在哭泣和叫喊,都不会离开,因为离开了母亲还有哪里可以去?)

(三)接受协议和良心质疑。尽管教宗而忠于教宗。

我敢肯定,瓦伦特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他会说:「你的呼吁强制禁止其他人加入爱国会!」

我的第一句是:「你不用跟着(该协议,跟到底)」。是的,在我们接受来自罗马的指示的同时,良心还是底线。若良心认为是违反信仰的,我们便不能做。我们不能跟随那显然违背真正天主教信仰的协议。教宗方济各多次捍卫民众有不服从有违良心之事的权利。他是耶稣会士,对于很重要的事情也会依赖个人的辨别,他不会拒绝他的子民拥有这个「良心质疑」的权利。

我们接受来自罗马的指示时有这个限制,使得我们更加痛苦。这对我身为慈幼会士像是撕破了心,因为我们保皇党坚持敬礼教宗(是的,我们称之为三个敬礼,向圣体、圣母和教宗的敬礼),但在这事上却不能跟教宗走到底(例如加入爱国会、拥抱一个完全是无神政府所办的教会)。

我们不能不拒绝行这一步,正因为它直接与伯多禄的权威互相矛盾。是的,在这情况下(在此刻我们仍强烈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忠于教宗(基督的在世代表)的权利,尽管看来似乎不听教宗的话。如果瓦伦特对这说法感到惊异,这祇意味着他并不认识教会历史。

在瓦伦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他谈到了「与罗马主教的真正共融」。我们托付永恒的判官来判断,与教宗真真正正的共融,是我们的那种,还是那些今天跑出来呐喊的那种(例如,有人接受法文媒体《亚洲教会》的采访时说):「来,准备好了,所有人服从教宗,不管他怎么决定!」(很明显这些人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教宗能确认当前的不正常状态,那末他们就能在里面继续享受他们的既得利益)。

(四)教宗的训导清楚说明:不要加入爱国会

瓦伦特会坚持说:「你真强制禁止其他人加入爱国会呀!」。是的,我说过:「你们绝对不应该加入爱国会」。但我并没有说是凭我的权威,那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权威,并得到教宗方济各确认,方济各说教宗本笃的信函仍然是有效的,所有人都应该阅读它。

我说了:「根据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一个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就是让政府管理教会,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瓦伦特说,我没有准确引用教宗的话,我同意。但他认为我说的不符合教宗所说的,那我就绝不同意。任何认识中国教会情况的人都会认同,「政府办教」这个说法,完全符合教宗本笃在信函中用别的话所描述的:

信函中的第七节第一段:「……上面提到了信众教友和牧者们都涉及的强烈冲突的痛心局势。对此作个认真的分析则突显出,在各种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中,首推那些被贯以天主教会生活主要责任者的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时至今日,上述机构的认可,仍然是衡量一个团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场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标准。」

第五段:「……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第六段:「……上述机构所宣称的宗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的。」(爱国会的名出现在附注中)

第八节第二段:「……近年来,因着各种原因,你们主教弟兄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有「非圣职者」,甚至尚未受洗者,以国家不同机构的名义控制、决策教会的重大事务,包括主教的任命。其结果是……贬抑了伯多禄与主教的职务。」

政府说官方教会是由「一会一团」(爱国会和主教团)管理,但明显地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官员领导这「二合为一」的组织,会议都是他们主持的。(政府现在甚至毫不掩饰这个事实,大家在照片上能见到是宗教局官员坐在中间主持会议,而「一会一团」的领导就在左右两边,低着头接受指示)。

而中国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在过去总是刘柏年做主席,该由与会代表选举出的新一任领导班子,即一会一团的正副主席,开幕时也早已坐在主席台上。刘柏年在上一届会议被推举为荣誉主席,表示他已退休,但事实上他却经常从北到南全国奔波。我们要看下次开会又会是谁当主席。

我充分证明了我说的话完全符合教宗本笃的信函,而瓦伦特似乎不那么肯定他自己说的话,他用很深奥的字眼描写了那、可能出现的、我认为违背教会训导的最终协议。以我所有的神哲学知识,以及我的意大利文知识,我仍感到很难理解。他说那些指示是:「……措施和做法……作为最后的手段,为应付将来中梵之间开始有协议时的后果」(能明白他的人真有福了!)

(五)我们被蒙在鼓里,祇能瞎猜。前景绝不使人放心。

我说可能他们会签署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协议。我说希望这事不会发生。一切都没有定论。你会问:事情还未发生,你紧张甚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才紧张呀。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只知道双方会面越来越频密,但却不知道谈判的内容。

其实中梵双方一直有非官方的接触。在唐高枢机(Tomko)当传信部部长的年代,直到2000年,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还未成立,但教会内部有定期的、联席且扩大的会议,讨论中国教会问题(「联席」就是由传信部和国务院共同召开;「扩大」就是也有一些中国教会专家参与)。我起初以香港修会会长联会主席,后来以在国内修院教书的教授,最后以香港助理主教的不同身分被邀与会,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兼首席谈判员切里蒙席(Celli)会与我们分享会面的内容。

可惜唐高枢机卸任之后,他的继任人任内对中国教会事务一片空白。他的接班人更不行,即使已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与北京的谈判成了罗马教廷的机密,一点消息都不向委员会成员透露。

如今,委员会更消失无踪了。教宗方济各上任后,教廷曾通知我们会在二零一四年春季开会(三年一任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可到现在一点讯息都没有了,也没有接到委员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对委员会的成员是极不尊重,也偏离教廷传统的礼貌做法。

现在只有两位华人枢机,都还未死,也没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却不让我关心中国教会的相关谈判。罗马还有一个华人,看来不太受欢迎,被充军去关岛了。他们整天说要对话,但却封杀了教会内部的对话。

由于缺乏沟通,我们只好猜想,把不同的信息拼凑起来。韩德力神父好像甚么都知道,因为他是教廷和北京的好朋友。而在罗马的《亚洲新闻》消息也颇灵通。但是拼凑出来的景象,使我们非常不放心。

(六)我是病态斗士?我为无声者发声

到此为止我们正在谈论目前特殊的情况。但瓦伦特想要把我放回更大的背境里,给我冠以「不停斗士」的称号(或如一位枢机高官所称的gladiator「罗马斗兽场内的斗士」)。

瓦伦特指责我「动员了二十年,一直反对所有不配合我观点的,教廷的行动」。更甚者是:「扭曲了中国天主教七十年来的历史,否定了一切不利我「永久斗争」的因素」。

七十年是很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管治大陆也没有七十年的历史啊!那么,我扭曲了中国教会在共产党开始统治至今的全部历史?扣这样大的帽子,叫我怎样回应呢?

不如谈谈这二十年吧。二十年前,即一九九六年左右,我刚被任为助理主教。如果没记错,那时瓦伦特与我是好朋友。他当然不会说我是斗士。他知道并表示欣赏我正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进入国内,七年之久去了大陆的不同公开修院教书(上海、西安、武汉、石家庄、北京、沈阳)。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大陆,与我们的弟兄对话,也与难为他们的政府人员对话。很长的一段时间一起生活。政府对我很客气,我没私人理由对共产党有仇恨。如果不是被任命回港当助理主教,我会继续在大陆教书,政府官员也会继续欣赏我的良好品行。

但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我看到我们的主教不断受他们的侮辱。许多弟兄在痛苦中坚持信仰,他们的Sensus Ecclesiae(教会感)令我惭愧。

其实真正的动员应该是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二零零六年擢升我为枢机之后,是十年后之事。这十年我是打了仗。不过并不因为我喜欢打仗,是因为国内信众不能发声,没有言论自由,我不得不打这场仗,为他们发声。

请准我稍为离题。我不相信瓦伦特不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末他怎么能说那些被他访问的主教,能畅所欲言?尤其那些介乎地下和地上教会之间的神职人员,他们努力争取加入公开教会。他们只能说政府爱听的话。瓦伦特访问一位大陆主教,主教对瓦伦特说他的教区没有爱国会。第二天政府就给他们成立了一个。瓦伦特大概不知道吧?

我是无声者的声音。我的弟兄不单止在政府面前不能发声,他们的声音也达不到教廷那里,这几年,有非法、甚至绝罚的主教、很威风,以主教身份举行礼仪、圣事,还敢祝圣神父执事。有合法主教参与非法祝圣主教,三四次之多。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几乎全部地上主教到场。罗马没有发声。这些都是严重违反教会信仰和纪律的事,难道教友没有权利要罗马解释吗?

(七)内斗?拒绝对话?不惜任何代价要对话「成功」?

瓦伦特指责我反共斗争,更指责我与罗马教廷内,对中国教会有话语权的大臣们斗争。

这指控相当严重,但问题出在哪里呢?有人说我拒绝对话。天呀!他怎会这样认为呢?我完全接受教宗本笃信函第四节第七段所说:「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是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的。」(当然,对话有好的结论时问题才解决。)但教宗本笃继续说:「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问题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教宗方济各在南韩向亚洲主教讲话时,也肯定了这原则,他说:真正对话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忠于自己的本质。

因此,如果希望对话真正成功,就要尊重自己的和对方的本质。但现在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础呢?当有宗教组织指出其内部最高权力机构是属于自己的,独裁政府能够尊重这个宗教组织吗?而宗教组织可以拱手相让由无神政府完全控制吗?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事实:共产主义是真正的独裁统治。当我前阵子在博文上写说,和共产政府对话好像让圣若瑟跟黑落德王对话时,听来似乎是一个笑话,其实它离事实并不远。我们在罗马教廷的领导们,难道你们从来没有研究过马列主义?是的,不要忘了,列宁很重要。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胜利后,无产阶级「暂时」专政,但到了列宁,却变成了「永远」专政。

意大利朋友,天主善待了你们,使你们从未受过现代的专政统治: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小儿科)。那些没有经历过独裁统治的人,是很难想像到它的恐怖。真正独裁政权下是没有妥协的,是要全面屈服的,奴役人民,侮辱人民。

中国共产党杀了千千万万人后,或许不用再杀那么多人。但已存在一个「暴力的处境」,最基本的人权被否决了。难道大家没看到中共最近在国外多么专横?在国内压迫得多么厉害?(乔治.魏格尔(George Wiegel)最近在《First Things》杂志有一篇文章值得看看http://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6/07/the- ostpolitik-failed-get-over-it)。

这样的政府对梵蒂冈会特别客气吗?面对近年的一连串事件(拆十字架和圣堂,以及对宗教组织的洗脑班,中央指示宗教该如何接受国家的领导),我们尊贵的国务卿怎么会说「对话的前景充满希望」呢?

有一位地下神父,四十岁,名叫「和平」,他很有学问、为人热心,备受教友的尊重和爱戴。他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在很离奇的情形下死亡。政府的公安部称在河里发现他的遗体,宣称他自杀,但在重重疑点之下,完全不让亲人查证真相。

这位神父写过一篇文章《时间属于祂》,指出:「当其他宗教都有爱国会,我们怎能妄想天主教会能幸免呢?当全中国都没有言论自由之时,你怎可能奢望我们就会有呢?」

因此,放弃对话?不是,但你去到谈判桌上时,必须有准备,也许第一百次,最终要承认对话还没有成功的可能。我们怎么可以合理地希望对话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共产党已完全控制地上教会了,他们愿意放弃一点点的控制权吗?现在即使对话不成功,政府也不会有损失。他们很乐意对话,只希望得到教宗一纸祝福,认可这个不正常的、客观上已是裂教的教会。(教宗没有这样称之,是因为知道很多人是被迫的,在巨大压力下屈服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对话,有人准备祝圣一个分裂的教会吗?

听说他们只讨论主教任命的问题,而把其他的问题置之不理。但那些都是天大的问题呀!?即使祇讨论主教任命的唯一话题,我们能接受现状吗?「民主选举」?(中国是没有真选举的,都是在演戏)。「由主教团批准」?(主教团根本不存在,只是名义上的)。「由教宗最后同意」?(只是做个简单的签名手续,没有真正的决定权)。「之后就叫地下的全部上来,进入中国天主教,而不是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你可能不会注意两者在中文的差别,从中国天主教矛盾不明显,但说Chinese Catholic Church矛盾就突出了。)

(八)「东方政策」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东方政策」。有人会说:你为何又旧事重提?正因它不是旧事。我们的领导仍活在以前的国务卿卡萨罗尼(Casaroli)伟大奇蹟的幻想之中(我们不讨论他的圣德,知道他是一位颇有爱德的神职人员)。

「东方政策」在政治层面是有道理的,因为经济利益可以与政治利益交换,但我们与那些只知金钱和权力的对手有甚么可交换?我们只可把我们的(属灵)权利让出来。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瓦伦特说「东方政策」早已开始。是的,铁幕封锁了东欧,若望二十三世及保禄六世教宗都想找到出路。但真的找到了吗?教宗和枢机们当时根本不清楚铁幕后面的情形,只好委托卡萨罗尼全权负责,他这个可怜人,也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对方在梵蒂冈则布满间谍!看一下魏格尔的《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那本书就知道了)。

得到什么成果?「我们保证了有主教!」。是怎样的主教?那些主教都是傀儡,是无神政府的官员,不是羊群的牧者,是掠食的狼。「我们努力使教会不致灭亡(modus non Moriendi)!」这些国家的教会不是因为梵蒂冈的外交努力而生存下来,而是靠教友的坚强信仰保存下来的!

那么,「你选择对抗而不是对话?」一只羔羊不肯被狼吃掉,这叫对抗?

瓦伦特曾说,甚至维辛斯基枢机(Wyszynski)也支持卡萨罗尼的「东方政策」。多么可笑!难道他认为,若不如此,维辛斯基枢机应该出来公开批评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国务卿?批评他的作为?

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作出这样的任命呢?」在一部有关若望保禄二世的电影中,若望保禄对他说:「亲爱的卡萨罗尼,我们两人的想法不同。我任命你作为国务卿,因为我们可以互相补足。」这可能很真实。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我不认为是恶意的猜测),教宗想安抚他的敌人。卡萨罗尼可以作为一个「烟幕」,让若望保禄能从他的书房指挥行动,把波兰从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下旬,我接到一个不公开的消息,中国官方教会即将庆祝首次自选自圣主教五十周年。我跑到罗马,得到教宗本笃接见,并有贝尔托内枢机在场。我说,这是挑衅的行为,尤其是当双方已有非正式接触了。我又说,政府敢于不断挑战梵蒂冈,因为他们看到教廷采用「东方政策」。那一刻,教宗本笃向着贝尔托内枢机说:『你还记得吗?当年若望保禄二世来到教廷说:「东方政策」,够了!』我不用多说了。

(九)教宗批准任命在爱国会内的主教,也没有叫他们退出爱国会,那么……

瓦伦特对一个问题似乎特别有把握。他说,教宗们批准了许多在爱国会内的主教,有些甚至在爱国会内担当重要职位。所以,隶属爱国会「本来」就不是和伯多禄继承人之间,在圣事和圣统内共融的全面认可的障碍」。此外,教宗从来没有要求他们以退出爱国会「作为获得宗座批准主教任命的条件」。

当教宗任命或承认他们为主教,当然给了他们圣事和管治权力,但这并不能证明教宗这样做法和他们隶属爱国会的身份「本来」没有矛盾,教宗本笃说过,爱国会的性质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

国内教友多次指出这个矛盾,教廷从不答复。我曾写过一小册子:「教宗2007信的解读」,教宗本笃详细看过,说没有问题,我祇出版了中文版。解读中我先引述教宗的话。关于教宗认可了(及批准了)的地上主教,教宗说:「可惜,(1)多次发生了司铎及信友们……未被相应地知会其主教得以合法化的事宜…… (2)此外,有些主教本人也没有明显作出已获合法身份的表示」,所以教宗叮嘱说:「……(1)(他们)必须在短期内公开其已合法的主教身份,(2)并不断地表现出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的明显行为。(第八节第十一段)。然后我解释说:教宗所做所说没有矛盾。而「矛盾的是有些被认可或被批准的主教,他们一方面得到教宗慷慨的恩赐,被接纳于圣统的共融之中,但另一方面却没有把这事实生活出来。一位口口声声支持独立自办教会的主教,怎能算是与圣座共融呢?

(十)必须清晰,不能再模糊了

当唐高枢机的继任人的继任人也有了其继任人后,那位部长在他首次主持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常务小组会议中与大家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在长期容忍矛盾(模糊)的情况下,见到结果显然是全面失败,现在不得不改变策略,终于该给出清晰的方向。先宣传并解释让大家知道爱国会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是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不知道按这新策略的路线教廷做了些甚么。

时间上的巧合让人相信委员会的共识,也可能已传达到了上海教区,为此,四年前,马达钦主教在七月七日他的主教祝圣礼的最后,发出了他的声明,得到天主的子民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整件「七七事件」的经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宗教政策的荒谬原则:「谁爱国就应该拒绝他的宗教良心」。他们强逼德高望重的上海金鲁贤主教,要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同意在其继任者的祝圣礼上,与一名非法主教共祭,来证明自己忠于祖国!?他实在再不能忍受这样的羞辱了。

但现在看来,在各处类似的情况下,来自上层的劝告常是「要低声下气」、「要屈服」、「要投降」……有人怀疑马达钦主教的「变脸」是出于罗马的鼓励。但梵蒂冈回应说:「任何的猜测都是不适当的」。我会说:「这些猜测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还在等待一个清晰的澄清。

主啊,你不是对伯多禄说了:「坚固你的弟兄」吗?

附注:亲爱的詹尼,写这篇回应,为在康复中的我来说,是很辛苦的。下次免了我吧,拜托了!

转自天亚社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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