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二言

2000年初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犹如一场《圣经》大战。加瑞•鲍厄是家庭研究协会的现任主席,该协会的宗旨在于用基督教道德来“重塑”美国;来自犹他州摩门教会的参议员奥林•哈奇是国会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人士;原驻联合国外交官阿伦•基斯本来名不经传,但因频频引用上帝而在电视辩论中屡居上风。夺标呼声最高的乔治•W•布什声称耶稣•基督为最令他敬仰的历史哲人,被自由派报者称为“赤裸裸的政治谄媚”。以温和派面目出现的约翰•麦凯恩则与他们针锋相对,指责共和党已经沦为“以帕特•罗伯森和杰瑞•法尔威尔为首”的“顽固组织”的“人质”。

麦凯恩所指的顽固组织就是以基督教联盟为主的美国宗教右翼组织,而罗伯森和法尔威尔正是联盟的主要领袖。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基督教右翼与共和党之间的渗透越来越紧密,对国家和地方决策以及公众生活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就在于追溯基督教右翼的起源和发展,以探讨他们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督教右翼的起源和演变

右翼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呈现出完全的一致性,极端右翼包括提倡白人种族优越论的三K党和新纳粹党等,但其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和暴力倾向已使其成为公耻形象。由新教徒为主要成员的基督教右翼则是美国保守势力的中坚力量。虽然新教在教义上与天主教会或摩门教会等其它主流教会有所不同,但他们的道德伦理体系大同小异。这些教会中的开明派往往持文化相对论观点,认为《圣经》的训导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该随社会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原教旨主义者则将《圣经》视为唯一正确而又颠扑不破的真理,渴望到处传播福音,并不惜动用政治手段──这就是基督教右翼的主体力量。

在讨论基督教右翼势力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基督教徒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95%的美国人自认为是有神论者,基督教徒占80%,其中50%至60%的信徒为新教(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教派和主教派等)教徒。可见,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是新教徒。197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或者相当重要的影响。

十七世纪的新教徒将自己看作是亚伯拉罕的最后传人,他们将在美洲大陆建立“新以色列”。信徒们不仅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偏爱,而且感到有责任将新大陆建设成基督教共和体的模板(Miller,1953),以引导世界。在不遗余力铲除异己的同时,信徒们努力开垦疆土,以寻找“希望之地”(Bellah, 1975)。创业精神普遍受到敬重,贫穷不仅被视为个人生活的失败,同时也是道德不良的表现(Lienesch, 1983)。发达的资本主义与浓厚的新教伦理相互并存,使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低税制等)和民族特征(如勤劳苦干和低失业率等)明显有别于其它西欧国家。与此同时,福音人士将自己看成是美国社会的“监护人”,视传播《圣经》和维护公共道德为己任,他们要求取缔卖淫,提倡节欲,反对流产,讲求男尊女卑。自由派人士还不遗余力地呼吁推翻奴隶制(Hudson, 1961:84: Marty, 1970:88-90)。

十九世纪末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猛烈进程加剧了教会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化,自由派开始关注城市里出现的贫困和种族歧视等现象,而保守派则对这一切茫然失措,他们甚至倡导对政治不闻不问,退出公众生活。

二十世纪初,英美的一些宗教学者出版了系列小丛书《基本教义》,发行甚广。这套丛书使保守派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监护人”的责任,他们开始为振兴传统的乡村和小镇价值观而努力,提倡“正派、爱国和雄性气概”,并显示出参政欲望──这就是二十世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起源。基督教右翼后来在南方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享有广泛优势,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为偏低,家庭妇女所占比重较高,这一切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达尔文于十九世纪末提出的进化论对基督教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以后的一百年里,进化论受到科学界的广泛接受,也成为中学教学的必修课。进化论与《圣经》的神创论直接冲突,因此受到教会人士的强烈反对。1925年,教会成功地促使田纳西州取消了进化论教学,以《圣经》的神创论取而代之,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也随即采纳了同样的决定(Marsden,1980)。为了抵抗知识界的人文主义风潮,教会建立了诸如达拉斯神学院和鲍勃•琼斯大学(注1)等学术机构。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被归咎于社会道德的败坏。当时罗斯福总统推动的新政大大加强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设立了劳保制度,右翼组织认为这些政策有悖于人人勤勉的新教传统,为此发起了猛烈攻击。这期间的著名风波还包括剥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授课权,主要理由是他的无神论和性爱自由的观点将腐蚀学生。

现代通讯工具的快捷和简便使右翼组织认识到电台传教的重要性。1941年,“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得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在电台开设了福音传教节目。次年,全美福音协会成立,影响迅速增大,包括了22个基督教派,共有一百万人员参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在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干涉并没有减弱。右翼组织反对政府给予公立学校的额外拨款,认为它“将加强华盛顿的中央控制,将教育权夺走,使后代受到自由派路线的影响”(Robnett,1945)。他们还反对杜鲁门政府签署的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公平就业法》,声称它将强迫教会雇用无神论者(Blackmore, 1949)。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冷战对抗。五十年代初,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院约瑟夫•麦卡锡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洗“赤色分子”的运动,右翼组织积极介入。他们指责自由派教会里混进了共产党人,理由是后者所属的全美教会协会承认联合国,而联合国成员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与此同时,右翼组织为了确保广播时间,竭力融洽与政府的关系,并聘请专职律师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打交道,这种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1960年,美国通讯协会发表声明,鼓励广播系统将空中时间出售给宗教团体。广播成为最普及最有效的传教方式,人们不再需要穿戴齐整后才能去教堂聆听布道,足不出户就能够收听福音传教。除了讲解《圣经》之外,帕特•罗伯森的基督教广播网络还于六十年代初开设了政治评论节目。

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运动资源。在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和麦尔肯姆•X就是动员自己所领导的宗教团体成员而起到了一呼百应的效用。教会为政治运动提供了领袖,同时拥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员往往能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体现出草根政治的有效性。右翼组织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并没有明显地介入党派竞争,但民权运动带动了妇女平等就业权、流产权、社会福利体系(对以黑人为主的贫穷家庭提供经济资助)和同性恋者权益等方面的重大进步,摇滚乐刺激和表述了年轻一代的反叛心声,宗教界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深化。右翼势力感到自己的阵地正在逐渐缩小,他们指责“世俗人文主义”通过媒体和影视向大众灌输“通奸、苟合、变态等可憎之事,总之一切都是罪恶”(Wacker, 1984)。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使他们认识到,光靠自己恪守经书并不能对社会施加太大影响,他们需要化被动为主动,只有使自己的伦理主张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得到强制性推广,才能更有力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呼声,而参政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必要途径。
虽然基督教右翼此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基层力量,但纷杂的派别难以发出统一的声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以相近的道德伦理体系作为整合的基础,努力克服派别不同造成的行政障碍,在诸如流产、妇女权益和同性恋者权益等社会议题上异口同声──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政治同盟也必然借此形成。

1972年3月,女权组织经过多年的游说,终于使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平等权利》修正案,以宪法规定禁止歧视妇女的就业权,但修正案必须征得至少38个州立法机构的同意才能被列入国家宪法。至1973年初,已有30个州采纳了平等就业法,其它州许多官员也对此纷纷表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正式设立似乎已经水到渠成(Mathews & De Hart, 1990)。

就在此时,一位名叫菲利丝•什拉福莱的女士成立了一个名为“阻止《平等就业法》”的民间组织,并声称有五万名志愿者参加。这些人在各州展开逐层游说,并联合其它右翼组织和人物(比如佛罗里达州反同性恋者权益的乡村歌手安尼塔•布莱恩特)。他们声称,《平等就业法》将强迫妇女参军,并将所有厕所改为男女混用。什拉福莱推断说,《平等就业法》将允许联邦政府夺取各州在离婚、儿女监护权、财产继承、社会福利和劳工方面的立法权力,并将强迫离婚妇女进入劳工市场,以剥夺她们对儿女的监护权和对赡养费的正当要求。

反《平等就业法》使一直受到正统基督教会排挤的摩门教会首次踏入了右翼的门槛。犹他州及其邻州内华达等地的政府一直有身为摩门教徒的官员,虽然不少人原本赞同妇女的平等就业权,但摩门教会于1976年10月发布了反对《平等就业法》的公开声明,敦促各地担任政府职位的信徒们照章行事(Mauss,1994)。摩门教只在犹他州占据人口优势,但此举却有效地阻止了《平等就业法》在内华达、佛罗里达、乔治亚和弗吉尼亚等州的通过,并在伊利诺斯和密苏里州也施加了相当的影响,结果令一些女权组织措手不及。1982年修正法通过的最后期限来到时,全国只有35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就业平等法》,比法定所需的州数少了三个。女权组织本来以为稳操胜券的此项修正案胎死腹中。
除了反对妇女平等就业权之外,对流产权和同性恋者权益的反对也成为右翼力量的整合力。七十年代初以来,很多州取消了鸡奸法,美国精神病学会也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并呼吁消除社会生活各方面对于同性恋者的歧视。从“罪恶”和“变态”走向正常的同性恋者也沿着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路线,要求争取平等权益。1977年,哈维•谬克竞选旧金山市政督察职位获得成功,成为全国第一名公开身份的同性恋政府官员,西雅图、旧金山和华盛顿等二十个城市颁布了保护同性恋者的法律条文。同一年,佛罗里达州戴德地区的有关部门也通过类似法规,此举掀起了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的又一阵反同性恋浪潮。

《圣经》里多处出现的反同性恋条文成为右翼人士煽动教徒的基本伦理依据。著名乡村歌手安尼塔•布莱恩特声称戴德地区保护同性恋者的条款“侵犯了我的权利,也侵犯了那些有着正直道德的体面公民的权利”。她以“同性恋者不能生育,所以她们必须招募新人”为由,在戴德地区成立了“救救孩子”组织。该组织征集到六万五千个签名,要求就有关保护同性恋者的条款举行公民表决。在佛罗里达州参议院的听政会上,一名议员通过念诵《圣经》中的《利未记》片断来阐明自己反对同性恋的理由。在公民投票前的星期天礼拜会上,当地的天主教会主教公开动员信徒们投反对票。6月7日,戴德地区的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取缔保护同性恋者的条款(Miller, 1995)。

布莱恩特的努力标志着反同性恋正式成为右翼组织的主要活动目标之一。继在佛罗里达州取得成功之后,“救救孩子”转向加利福尼亚,要求州方设立法规,禁止同性恋者在公立学校内任教,虽然此举未获成功,但“救救孩子”动员了教会内部反对同性恋的力量,为以后进一步组建政治性宗教团体做好了准备。

流产权使右翼组织和一直不和的天主教会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场争论的根本在于:究竟谁有权决定生命的开始,由妇女自己,由教会,还是由政府或立法机构?《圣经》将未出生的婴儿也称作生命,从而使妇女的流产权成为右翼组织的另一攻击目标,但美国大多数妇女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对堕胎或保胎做出抉择。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对韦德”一案做出裁决,正式承认妇女有选择堕胎的权利。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随即提出有关法案,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贫穷妇女接受流产手术。1979年,一批右翼参议员提出《家庭保护法案》,要求限制同性恋者权益和流产权,并为那些妻子不工作的家庭提供税收优惠。

在经济政策方面,右翼组织的新教伦理传统与古典经济学派所倡的“不管”(Laissez-faire)政策相吻合。早于1953年,右翼组织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基督教经济学》刊登了经济学家佩西•格里夫斯撰写的《经济平等》一文。

“富人的财富除了满足自己的享用外,还有剩余;穷人不断需要生活必需品来过上起码的文明生活。那么政府利用自己的独断权力,将财富从富足有余的人手中拿走,分给那些收入不足的人,这样是否人人都会过得好一些呢?”

 “许多追求经济平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但他们错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所造成的不平等正是改善穷人生活的良方。”

“许多人对财富再分配的要求无异于偏离基督精神的贪婪和对经济学的无知。如果我们允许那些能力较强、勤奋好干且智力聪慧的人通过降低市场价格来与他人分享劳动创造每人的处境会更好。穷人仍然只是享有自己的劳动所得,但别人变富只是因为他们在总体上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以供消费。”

除了颁布就业非歧视法和为贫穷家庭提供经济资助外,各级政府还举办一些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来帮助无工作技能的低收入人群脱贫。此外,为了鼓励有色人种和妇女就学和就业,《鼓励性积极计划》(Affirmative Action)于七十年代初出台。在实施过程中,各大学和企业用百分比来确定对有色人种和妇女的雇用人数,使有资格的少数族群候选人更具竞争能力。右翼势力认为这些政策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有悖于自由竞争和“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构成了对白人男子的“反向歧视”,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曾说:“基督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政府主办的福利项目”,法尔威尔也认为任何救济项目应该由教会来出面,而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Lienesch, 1982)。右翼组织在经济政策上赞同限制政府干预,这为以后联合共和党打下了重要基础。

右翼组织与党派竞争

在七十年代末期,右翼势力的各派别已经在意识形态和行动上取得了相当一致,但他们基本上还只是针对某个议题展开分散行动,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美国的宪法规定政教分离政策,基督教会不能自行组党,因此他们决定采用特洛伊木马策略,通过钻入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较为接近的共和党来施加政治影响。

1976年,福音传教士出身的民主党人杰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时,给右翼人士打了强心剂,使他得到了福音派56%人士的支持,而来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吉拉德•福特只得到43%的选票(Phillips, 1978),但卡特上台后并不热衷于推行右翼组织的方针,反而在妇女的流产权等议题上持相当温和的态度。右翼势力失望之余,再次倒向共和党,在弗吉尼亚和明尼苏达等州为共和党人竞选州长和国会议员席位助威。原先在加州反对同性恋的教会人士成立了“基督教之声”,开始就流产等议题给每位竞选职位的候选人打分,作为选民投票指南。16名国会议员(包括后来成为200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奥林•哈奇)还组成了“基督教之声国会咨询委员会”。1979年,“基督教之声”声称在全国拥有13万名成员,第一年预算为一百万美元,全部来自募捐。

同一年春天,由部份共和党议员组团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林企斯堡,拜会了浸洗教会福音传教士杰瑞•法尔威尔,希望利用后者的巨大影响和庞大的教众基础建立一个名为“道德多数”的组织,来为共和党1980年的总统竞选助阵。在成立的第一年之内,“道德多数”就声称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在周日祈祷中吸引了20万福音人士参加。除了鼓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遣人员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

1979年,罗伯森和法尔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后,确定里根为他们最青睐的人选。同一年,卡特政府决定召开一系列“白宫家庭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孤儿抚养以至同性恋者权益等。右翼组织声称卡特政府试图将未婚伴侣和同性恋者纳入家庭的范畴。他们召开了自己的研讨会,抗议政府支持《就业平等法》、流产权和同性恋者权益等。“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在次年的总统竞选中,“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鼓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里根获得了56%新教徒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总统只获得了34%的选票。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有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种人的福音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州和阿拉巴马州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那里的共和党人竞选国会议员成功。

里根上台后,经济上推实行供应学派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收来刺激增长,外交上推行“星球大战”,以摧毁东方共产主义阵营为己任。虽然他指派了几名基督教右翼人士担任政府要职(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阿伦•基斯),但并没有积极地将他们的倡议提上日程。在国会,杰西•赫尔姆斯和奥林•哈奇等右翼参议员提出了禁止流产和允许学校进行统一祈祷的法案,但因受到在国会占多数的民主党的强烈阻挠而未能奏效。民主党还指派自由派议员在国会司法委员会里担任要职,有效地阻挡了一些保守派提出的议案递交国会讨论。右翼组织和共和党所取得的唯一进展是使国会通过了倡导青少年性纯洁教育的《青少年家庭生活法案》。

供应学派: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税收理论与政策主张。该学派因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而得名。它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生产增长率主要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有效使用;企业和个人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利润和报酬,取得实际收入。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市场对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的调节作用;政府的税收应该成为刺激供应、增加生产和实际收入的工具。

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供应学派”认为,过去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过分注重需求而忽略供给,即忽略了运用刺激生产力的方法来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在供应方面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两种措施。

(1)减税

使企业和个人的税后净收入增加,以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生产力提高和供给增加,这样就可抑制以至消除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2)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一方面可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杜绝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心理,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从而使失业减少。

1981年,福音哲学家弗朗西斯•舍佛的《基督教宣言》出版,在第一年中售出了29万册,并一直被列为最受欢迎的基督教读物。舍佛在书中指出:美国是个立足于《圣经》传统的国家,但多元化的主张使世俗人文主义逐渐在社会政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而非以上帝为本,所以它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导向肯定偏离甚至有悖于上帝的希冀。基督徒必须采取非暴力抵抗(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来对抗人文主义,以恢复《圣经》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应有地位(Schaeffer,1981)。舍佛夫妇还在瑞士开办讲习所,指导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青年男女投身到政治运动中。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美国福音传教的鼎盛时期。七十年代,主流教会有两百万成员脱离教会,而原教旨和福音教派的成员则增加了一千万(Kelly,1978)。197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三千万美国人自称为“重生”(born-again)福音信徒,而另外两千万人表示赞同或者支持福音教派。法尔威尔和罗伯森等神职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呼吁教众踊跃捐款,使每星期受款额高达一百万美元(Kelly, 1978)。除此之外,基督教出版社、电台和音响制品也构成教会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右翼组织在八十年代的一些过激行为使自己声名大跌。虽然里根上台前后多次对于右翼组织表示口头支持,但无意将禁止流产等具体议题纳入正式的决策讨论,一些右翼人士对此深感烦躁。政治游说和在流产诊所外举行和平游行示威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强烈反对。

反流产组织“拯救行动”的创立人兰多尔•泰利扬言:“如果流产是杀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将它和谋杀一样对待。”这种言论极具煽动性。1982年,一小群反流产人士在密歇根州绑架了一位流产手术医生和他的妻子。同一年还发生了几起流产诊所的爆炸案,医务人员还受到死亡威胁。这些极端做法受到民众的普遍反对。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妇女的流产权,此类暴力事件的发生更为频繁。

1983年,提姆•拉海耶道长受里根总统委托,开始进一步动员基督徒投票给共和党。1983年底,拉海耶组建了“美国传统价值联盟”,并从白宫领取活动资金。1984年,该联盟与“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联手举携共和党候选人,使投票给共和党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20万。为了吸引更多资金,“美国传统价值联盟”与统一教会达成了协议,允许后者委派教士主持周日电视祈祷。统一教的创始人文鲜明当时正因逃税、伪证和阻挡司法调查等获罪,被关押在联邦监狱。虽然统一教会竭力将文鲜明描绘成受到政府迫害的基督式殉难者,但其教义之奇异(文鲜明曾将自己比作亚当和耶稣再世)使许多右翼组织避而远之,“美国传统价值联盟”也因为受统一教会的染指而声名难振(Diamond)。

在“美国传统价值联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同时,拉海耶的妻子贝弗丽创建的“妇女关心美国”组织却开始名声大震,在1992年声称拥有60万名会员。每当某项法案送交联邦或者议会讨论时,该组织就在简报中提供信件样本,敦促会员给有关部门和人员写信。这种策略发动了许多具有强烈宗教热情但缺乏政治能力的家庭妇女施加了政治影响。1987年,贝弗丽本人作为妇女组织的领袖应邀出席了国会对最高法院法官的命名听政会。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有“妇女关心美国”此时还鼓动一些父母敦促公立学校取消进化论教学。

1988年,在帕特•罗伯森竞选美国总统之前,福音教派闹出了一系列丑闻。1987年初,一位名叫奥拉尔•罗伯兹的福音教士在电视上声称,如果他在三个月内不能收到八百万美元的捐助,“上帝将把我带走”。“基督教广播网”的一位名叫吉姆•巴卡尔的教士因为受到同行的敲诈而不得不坦白自己与教会秘书的婚外恋情,接踵而来的离婚、逃税案发和入狱等更使他名誉扫地。1988年初,同行吉米•贝克也因受到类似敲诈而被迫做出同样的坦白(Diamond)。

这些丑闻使福音传教在短时期内声名狼藉,并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并没有象一些观察家所预料的那样一蹶不振,很多福音教士很快与极少数丑闻缠身的同行划清了界线。1988年,一些信徒恳求罗伯森竞选美国总统,他借机要求在一年之内听到三百万信徒的请愿,并要每人捐赠至少100美元。虽然罗伯森在后来的共和党初选中只获得9%的支持率,但他主办的“基督教广播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为他后来组建“基督教联盟”和影响共和党创造了有利条件。罗伯森竞选班子的总负责人马克•纳特尔应邀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顾问。1992年,布什总统声望的下跌使右翼人士帕特•布坎南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超过20%的支持率。

八十年代中期爆发的艾滋病为右翼势力提供了攻击同性恋的巨猛弹药,他们称艾滋病为“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使方兴未艾的同性恋者平等权益运动受到极大阻碍,而里根政府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承认艾滋病的严重性。1991年,共和党人彼得•威尔逊在州长竞选中对同性恋社区允诺,上任后将签署州议会通过的同性恋者平等就业法,但他当选后受到右翼势力的强大压力,否决了该法案(Nava & Dawidoff, 1994),此举被同性恋社区斥为背信弃义。一年之后,威尔逊显出妥协姿态,转而允许受到歧视的同性恋雇员向劳工部门递交申诉。此举使右翼势力大感不满,他们决定在威尔逊的连任竞选中将他拉下马。

除了引用经书将同性恋标为“罪恶”和“病态”外,右翼组织于九十年代还借用以下理由反对同性恋:1)同性恋者所要争取的是类似于赋予妇女和有色人种的“特殊权益”,即企业将必须按照百分比来为同性恋者提供优惠就业机会;2)反对同性恋者权益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例如企业有权从自己的道德观出发,解雇同性恋雇员。虽然同性恋社区争辩他们所争取的平等住房权、就业权和婚姻权利都是为异性恋者生来所拥有,谈不上任何“特殊”之处,但多数民众仍然以《圣经》为本,将同性恋视为不道德,所以每当某地通过有关保护同性恋者的法律条款或做出有关裁决时,右翼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征集到法定所需的公民签名,然后要求将有关法案或裁决交付于全民表决。1992年,右翼人士组成的“俄勒冈公民联盟”要求推翻保护同性恋者就业权的法规(Gardiner, 1992)未获成功,于是在次年鼓动公民投票,禁止为保护同性恋者权益而立法,但这个结果后来遭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否决。1997年,夏威夷一家地方法院就同性婚姻合法化举行法庭辩论时,反对方几乎是清一色来自扬伯翰大学的摩门教学者。在法院做出了允许同性恋者取得婚姻权的判决后,摩门教会和天主教会投入大量资金,利用公民投票推翻了这项历史性裁决。在阿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州否决同性婚姻的公民投票中,摩门教会和其它右翼组织投入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资金。1997年7月,国会参议院因一票之差而未通过保障同性恋者平等就业权的《就业反歧视法》,而反对票绝大多数来自受到右翼支持的共和党议员。1998年7月,十五个右翼组织联合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刊登巨幅广告,鼓吹可以通过参加基督教自助组织,使同性恋在祈祷中得到“医治”,此举立即遭到美国心理学会和精神病学会等学术机构的批评和反驳。1999年4月,以拉尔夫•里德为首的基督教联盟代表拜访了国会共和党集团,共和党领袖特伦特•劳德随后在电视上公开宣称同性恋为“病态,就象酗酒和偷窃等恶习一样”。1998年,怀俄明州的同性恋大学生马修•谢泼德和德克萨斯州的黑人詹姆斯•伯德遇害,民主党议员随即提出了《反仇恨犯罪法案》,旨在加重惩罚以性倾向和种族背景为由引起的暴力犯罪,但基督教右翼认为不应该为同性恋者和有色人种提供“特殊保护”,对共和党议员施加了强大压力,使该议案在国会屡次受挫。

虽然右翼组织一再将同性恋者所争取的平等权益称为“特殊权益”,但南非于九十年代初实行民主化后,占人口多数的黑人获得执政权,罗伯森此时则开始为白人的“特殊权益”而呼吁:“我再次认为'一人一票’这种无限制的民主也许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现在占少数的白人需要某种保护,而且他们有权利要求取得这样的保护……”

罗伯森于八十年代末创建的基督教联盟目前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性基督教组织,拥有200万名正式成员,罗伯森每周在“700号俱乐部”的电视传教吸引了三百万信徒观看。除了释解《圣经》以外,他和其他主持人还用祈祷等方式为信徒“治病”。罗伯森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1992年,他在公开信中宣称:“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并不在于妇女的平等权益,而在于反家庭的社会主义运动,怂恿妇女离开丈夫,杀死孩子,推行巫术,摧毁资本主义,并变成女同性恋者。”基督教联盟也影响到成员所属教会在有关社会议题上的政策。1998年6月,新教中的最大教派浸洗教会在全国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妻子在家里绝对听从丈夫,并反对同性恋。

1992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标志着“基督教联盟”正式踏入政坛。共和党纲领中反对流产和提倡所谓“传统家庭价值观”等内容,就是基督教联盟敦促的结果。右翼人士帕特•布坎南应邀在会上发言,他声称将在全国掀起“一场宗教战争,一场文化战争”,在同性恋和流产等议题上展开了猛烈攻击。

除了参与联邦政治外,“基督教联盟”进一步鼓动成员积极参与地方性选举。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要求候选人不要暴露自己的联盟成员的身份,等选举完毕后一同“亮相”。1991年,这种“隐秘”策略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地方竞选中初试身手,结果捷报频传,从学校董事会至市政厅的竞选中,参选的90名基督教联盟成员有60名获选(Clarkson, 1991)。1994年,联盟在全美各地教会分发了三千三百万份投票指南,1996年则分发了四千五百万份指南。虽然联盟声称这些指南并不偏袒某一党派,但其目的明显在于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Sabato & Simpson, 1996)。

除了基督教联盟之外,目前在美国较为活跃的右翼组织还包括家庭研究协会、神创论研究所、妇女关心美国、美国家庭协会、争取良好教育公民协会、全国生命权利协会、拯救行动委员会和传统价值联盟等。除了反对流产权、妇女权益和同性恋者权益之外,这些组织的其它工作目标包括:以神创论代替进化论教学、允许学校举行统一祈祷、将公立中学的性教育课程局限于禁欲教育、允许公共和政府设施展挂《圣经》训条(如摩西十诫等)、反对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福利救助、反对《鼓励性积极计划》、提倡互联网审查、反对文艺界的自由倾向等。

2000年7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就流产权和同性恋者权益做出了两项重要裁决。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推翻了美国31个州设立的有关“晚期流产”的禁令,认为此禁令严重违反了妇女的选择权。另一项裁决以五比四的同样结果,维持童子军对同性恋领队的歧视政策。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五名为保守派人士,四名为自由派人士,这使基督教右翼对本届美国总统的竞选更为关注,因为当选的总统将在未来的几年内任命两至三名法官,从而对流产和少数族群的平等权益方面的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鉴于右翼势力已经成功地渗透了共和党,其利益已与共和党的胜败唇齿相关,2000年的总统竞选将是衡定其涉政成功与否的重要测试。

注1【鲍勃•琼斯大学】:200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在该校发表竞选演说,引起轩然大波。该大学直到最近仍然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学生相互恋爱,因而被称为“种族主义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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