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霍华看不对抗恶人与对抗暴力 一个初念神学的平信徒的读书报告

刘进图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太五38-39,《新译本》,下同)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太五43-44)

山上宝训中有关爱仇敌和不对抗恶人的教导,二千年来从解释到应用都颇有争议,对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这教导有甚么意思?关心香港政局发展的基督徒不时有这个疑问。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观点,以及他在纳粹统治及二次大战时的经历,有助我们思考这课题。

对于对待仇敌的不同解读

对初期教会的犹太信徒来说,恶人是迫害他们的犹太会堂和罗马政权。不对抗的字面意思就是迁徒避难或下狱殉道。爱仇敌的字面意思就是为逼迫者祷告,以善报恶,用爱感化仇敌及世人。叶约翰博士(编按:John Yieh;美国维吉尼亚神学院新约学教授)认为,这不单忠于耶稣的言教身教,亦包含处世智慧,避免无谓牺牲(详见《〈山上宝训〉新解:新盟约 + 效应史》)。张祥志(编按:香港神学院圣经科专任讲师)则认为,这是以主动的行为突显对方的不义,作为对不义的控诉,与旧约圣经教导的「对等公义」(retributive Justice)并无矛盾,耶稣并非要废去律法的公平淮则。

毕德生牧师(编按:Eugene H. Peterson;退休美国圣经学者,曾为加拿大维真神学院教授)则解释说,这是第三条路。(参”The Jesus Way”一书)这条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用暴力抵抗恶人的路,有别于犹太社会的两条主流道路,一条是顺服罗马君主和分封王希律,像大祭司该亚法那样与权力来源来充份合作,换取有限度自治及繁荣安定;另一条是参与爱国热血人士组成的奋锐党,策动群众革命,谋求推翻殖民统治重建犹太国。

到了基督信仰成为罗马国教后,不对抗恶人产生了新的实际问题,教会如何看待政权使用暴力?司法刑罚或许还可用罗马书十三章的赏善罚恶论支撑,战争却找不到明确授权,奥古斯丁的「公义战争」理论因而成为天主教会的主流思想。

改教运动时期,马丁路德提出「两个国度」理论,教会这一国度要爱仇敌不抵抗恶人以实现慈爱,国家那一国度则可对内对外行使权力以维持公义,两个国度都有上帝授权,就像上帝的左手和右手。这个理论表面上兼顾了基督教国家既要遵行耶稣的伦理标淮,又要顾及维持政权有效运作的现实。

不论是「公义战争」抑「两个国度」,到了二十世纪都备受质疑,从理论到实践都变得困难重重。

斯托得牧师(编按:John Stott;已故英国著名福音派神学家)对「公义战争」这传统的理解,包括三条基本淮则,一是动武的原因必须是正义的,属防卫性而非侵略性,是为了维护公义与人权;二是所用武力必须是有限度的,意思是具针对性而非滥杀无辜,以及具相称性而非过分杀伤;三是结果是可预期的,有合理胜算而非盲目牺牲。(”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斯托得认为,现代武器发展令相称武力变得迹近不可能,滥杀无辜几乎无可避免,公义战争愈来愈难以成立,核武、生化武器尤其如此。

法国社会学家兼神学家依路(Jacques Ellul)在”Violence”一书中指出,享负盛名的德国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只认同一条战争原则,即一切维持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了,为了避免国家灭亡,一个国家可把战争作为最后选择。依路批评说,把战争选项留到最后未必是以武止战的明智做法,英法俄诸国如在希特拉和穆索里尼未站稳阵脚时介入,反而有可能避过世界大战。他认为暴力无分合法非法公义不义,都属于「必要之恶」,既不需亦不能以基督教义来合理化暴力。

依路的质疑不无道理,联合国太迟介入中非和巴尔干半岛的种族衝突,酿成惨绝人环的种族灭绝罪行,广为世人诟病。然而,正义战争理论(或称为武力衝突中的公义原则)仍有其必要性,否则,像北约空袭炸毁无国界医生院舍,或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以酷刑讯问战俘,在反恐的大旗下便可横行无忌,审讯国际战争罪行便会失去道德和神学基础。

潘霍华的不抵抗论

至于不抵抗恶人这教训,斯托得牧师的诠译承接传统,较为照顾实际。他把不抵抗恶人解释为不报复,不以恶还恶,但可以抵抗,像耶稣质疑大祭司或保罗当面对抗彼得。他不接受两个国度论,认为剥夺了基督对世界的主权,但他接受信徒若作为政府人员,有责任履行公权力,包括警察用武力执法,法官判罪犯坐牢,以及军人在正义战争中杀敌。为了避免令人误会基督徒总是无条件支持政权,包括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他特地指出,政权若赏善罚恶,就是上帝的僕人(罗马书十三章),若滥害无辜,就是撒但的恶兽(启示录十三章)。(John Stott, "The Message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一书中,大力批判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论。他指出,一个基督徒可以同时是父亲、教会牧师、政府人员,拥有多重身份,遭遇暴力时无法区别应按哪一个国度的法则行事,而且基督是全地的主,并非只是教会的主。他知道登山宝训不可能作为世俗社会的伦理淮则,他亦承认地上国家团体有必要以暴力对抗暴力来维护己命,以免上帝保存和延续世界的慈命落空,但他仍坚持追随基督的一众门徒,必须恪守爱仇敌和不对抗恶人的教导,这是追随基督者特有的权利和义务。

潘霍华说:「克服邪恶的唯一方法,乃是听任其自然止息,使它找不到所盼望的抵抗。因为抵抗只能产生更大的邪恶,有如火上添油而已。」「基督徒甘愿放弃自卫,就表明他绝对依附耶稣。」「门徒受到不义所攻击,这种事实更使他绝不该抵抗,乃只可让其得逞,并藉著容忍恶人以将邪恶克服过来。甘心受苦是强过邪恶的,因为这等于是置邪恶于死地。」「十架是不抵抗教训唯一的证明。因为唯有十架才能燃起胜过邪恶的信心,使人可以遵守那种教训。也唯有这样的顺服,才得著分享基督底胜利与痛苦的应许。基督所受的苦,表明上帝的爱胜过了邪恶的权势,因此这是基督徒顺从的唯一根基」。(《追随基督》第124-127页)

潘霍华对耶稣不抵抗恶人的教训如此理解,跟斯托得相比是「去得好尽」,接近完全的和平主义者,我们难免会问,这看法会否不切实际?并且,我们该如何理解潘霍华从近乎绝对和平主义,千方百计逃避参军,到主动参与地下运动,当双重间谍,支持暗杀希特拉?这与他原来的基督徒伦理观没有牴触吗?他后来是否改变了立场?

相信潘霍华曾支持暗杀希特拉的证据

对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抵抗可能不切现实,反招无谓牺牲,潘霍华是明白的,他不是随便牺牲自己的人。一九四一年六月,当法国投降,德国洗脱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耻辱时,潘霍华和挚友艾伯格刚好在普鲁士东部(今立陶苑)一个海滨小镇,镇上拥护纳粹的青年狂欢庆祝,国民都以向元首致敬手势表达祝贺,艾伯格迟疑不愿向希特拉致敬,潘霍华却主动做,并提醒他勿为这小事惹起盖世太保怀疑以致坏了大事。艾伯格事后回想,潘霍华应该在那时已下定决心,参与寻求推翻希特拉的地下运动。潘霍华并不惧怕牺牲,如果他确信是上帝的旨意,他愿意付出生命,这从他放弃在美国避难,主动坐战争爆发前最后一班船回德国可以看见。一个不怕死并矢志追随基督的人,的确有条件谈爱仇敌和不抵抗。

研究潘霍华的年青学者李文耀博士(编按:建道神学院神学系助理教授)在《为他者的存有》一书中,驳斥李骏康博士(编按: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讲师)的观点,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潘霍华的确参与了暗杀希特拉的计划,尝试为潘霍华开脱(《为他者的存有》,第276页)。我很欣赏李文耀的尝试,但我相信潘霍华确实有参与,最主要的理由是Metaxas写的传记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第387页记载,潘霍华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给英国政府高层,游说邱吉尔支持德国的反纳粹地下运动,同意在德国战败后善待反纳粹人士,让他们把德国重建为基督教国家,并指若缺乏盟军明确支持,会令参与运动的人更难策动政变推翻希特拉。第388页更说,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姐夫杜南毅(Hansvon Dohnanyi)家中,他明确表示如有需要他愿意杀死希特拉,但他要先脱离认信教会,以免事败牵连他人。(详见Eric Metaxas, "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这本传记和艾伯格写的《潘霍华传》基调相同,艾伯格把潘霍华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前两个是知悉有人谋反并默许,第三阶段是积极配合推翻希特拉政权,入狱后的两个阶段是隐瞒计谋和接受命运(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 Bethge; Chapters 11, 12)。

分析潘霍华的心理:绝境下的非常举措

潘霍华为甚么会同意暗杀希特拉?我们需要明白,潘霍华的伦理观,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放诸四海而皆淮的固定淮则,而是寻求并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他很可能认为刺杀希特拉符合神的旨意,他在书信中曾留下线索,指若有人看到一个疯子开车辗毙许多无辜途人,是否该抓住(或卡住)车的轮子以阻止更多人遇害?他亦可能认为,这事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但不能确知神是否属意由他们来做,因此不知道会否成功,属于人的自由判断,基督徒只能本著良知作出最佳的判断,然后交由上帝审判对错,藉赖耶稣基督的恩典凭信心而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极不寻常的,是目睹极端邪恶覆盖所有抉择,千百万人无辜死亡的绝境下的非常举措,否则一个笃信爱仇敌和不抵抗恶人的学者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必须明白,三十年代末德国基督徒处于怎样抉择都避不开巨大邪恶的极端两难处境,以被召入伍当兵为例,潘霍华在芬根瓦地下神学院的学生大部分被徵召入伍,拒绝应召服兵役是死罪,会被通缉和处决,应召上战场也多数战死,还要屠杀大量无辜的敌方平民或战俘。基督徒若「洁身自爱」,听由希特拉前进胜利,将意味忠于基督的认信教会被消灭,以及欧洲全体犹太人被灭绝;为了结束战争和屠杀,冒险去推翻希特拉政权,则意味德国将战败,任由英法美俄列强宰割。潘霍华的抉择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作出的,而且他从不怂恿他的学生参与地下运动或拒服兵役,而是要求他们寻求和坦然接受神的召命,包括战死沙场。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潘霍华在狱中得悉行刺希特拉的行动失败,他和许多参与了暗杀计划的亲人和好友将被处决,一切希望似乎都失去了,他写信给挚友艾伯格说:「这就是我说的现世的意义:即负起生命的一切责任与困难、成功与失败、一切经验与无可奈何之事。就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才把自己无条件地交在上帝手裡,参与祂在世上的苦难,与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儆醒……因此我感激并满意于我的过去和现在。」(参《狱中书简》)艾伯格当时没有想到,潘霍华怎么会对「现在」感激和满意,多年后才明白,因为暗杀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他和同道者是站在被迫害的一方,毋须再背负协助施暴者的罪咎。(参"Dietrich Bonhoeffer: The Life of a Modern Martyr")

今天,如果有香港信徒尝试以潘霍华也参与地下运动刺杀希特拉,来支持基督徒在社会运动中使用暴力,恐怕是根本不理解潘霍华思想和他的特殊处境。

以诗篇装备学生面对暴力

潘霍华如何装备他的神学生面对纳粹政权带来的残酷战争和无处不在的制度暴力?他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芬根瓦地下神学院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神学课程和集体生活模式,要求过去只懂神学教义和理性析经的神学生每早花三十分钟按指定章节默想圣经,多数是诗篇的经文,用一整个星期来默想同一小段,週末则集体默想,分享心得。群体生活方面,潘霍华要求他们严守纪律,每天固定时间祈祷、唱诗敬拜,彼此认罪,相互代求,黄昏则有自由的娱乐时间,可以打乒乓球、弹琴、合唱,到海滨畅泳或散步等,週末则到附近村庄去宣讲和服侍。

被徵召服役的神学生后来在战场上写信给潘霍华,感谢他让诗篇经文印在他们心上,成为战场上最重要的祷告的凭据与动力,弟兄之间永不止息的相互记念则是他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地下神学院被盖世太保封掉之后,潘霍华放下一切杂务,用几个星期时间写成了《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总结芬根瓦经验,并视之为战后德国教会复兴的依据。对潘霍华来说,面对邪恶暴力的世界,信徒个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忠诚地追随基督,而信徒群体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活出彼此相爱、服事他人的生命。

《团契生活》一书影响了许多人,包括泰泽发起人Brother Roger,他和几个决心追随基督过修道生活的弟兄在法国荒郊一起生活,每天三次祷告,又差派修院弟兄去不同国家与最贫穷的人一起生活,这个群体获得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共同尊敬,促成了跨宗教的灵修和对话,也成为了国际青年运动的重要基地,每年有大量青年人去泰泽「朝圣」,寻求心灵的提昇与超越。

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则深深影响了比他年轻的、当了三年战俘的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唯有受苦的上帝能够帮助」,开启了莫特曼的「盼望神学」,鼓舞了全球千千万万在暴力逼迫下受苦的人。莫特曼指出,当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历被他的天父弃绝、承受垂死的痛苦时,与圣子心灵相连的天父也经历了真实而强烈的痛苦,就是看著儿子受苦至死的痛楚,因此,上帝并不是没有人类情感不会痛、不会受苦的神,而是能够与一切受苦之人认同的神。并且,基督复活的事实,以及他会再来使一切死人复活并使受造万物更新的应许,让一切在苦难中的人看到战胜死亡更新世界秩序的盼望,因而不甘于屈服受压迫的现状,因而有信心和勇气寻求改变现状。

受苦牺牲的非暴力道路

如何改变现状?莫特曼比较推崇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非暴力公民抗命,依路和卢云亦然。潘霍华也推崇非暴力公民抗命,他很仰慕印度圣雄甘地,曾托人请求甘地让他到印度「取经」,后来因战争爆发无法成行。当然,潘霍华处身的时代太过极端,甘地式抗命无法应用,只会全部被纳粹政权关进集中营,但到了战后的和平年代,在一些有基本民主或法治制度的国家,这种抗命模式却大派用场,是典型的不抵抗恶人但公然反对恶政与暴力的行为。

六十年代欧洲,依路处于火红的革命年代,打著反帝反殖反资旗帜的群众革命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基于同情穷苦基层或憧景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加入了革命洪流,但依路目睹被压迫者一旦掌权执政,便倒过来用暴力对付从前的建制人士,而许多同情群众运动的基督徒竟然选择性反对暴力,例如对法国殖民政府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军口诛笔伐,对革命军迫害残杀少数民族和法国侨民却视若无睹,令依路对以暴易暴彻底失望死心,走向「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和平论,但他高度评价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运动对抗种族暴力,并以身殉道。

而在六十年代美国,卢云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目睹中南美洲人民受军事独裁政权迫害,而这些军阀竟然是获得美国政府支持,以阻遏苏联共产阵营介入中南美,他也加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公民抗命游行队伍,从Selma行至阿拉巴马州首府,数年后又出席了他的丧礼,与黑人民众一起送棺材至墓地,他又看到核军备竞赛倒掉扶贫资源,越战牺牲大量无辜生命,这一切都迫他离开耶鲁哈佛的学术象牙塔,寻求与破碎者同行,最终把他引向黎明之家,在那里照顾严重智障人士达十年之久。卢云神父的《到和平之路》("The Road To Peace")披露了他如何结合个人灵性操练与投身和平运动,他相信祈祷和自省不是和平运动的热身淮备或事后反思,而是缔造和平最重要的行动本身。

总结而言,耶稣基督的道路,既不是依附强权默许制度暴力之路,也不是流血革命以暴易暴之路,耶稣的路是以受苦牺牲的爱达成真正和平与公义的路,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无数追随耶稣的信徒走上了这条十字架道路,被嘲笑、侮辱、伤害,甚至被迫付出生命,走这条路需要莫大的勇气,需要无条件的付出与牺牲。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基督徒基于自卫、战争或革命而不得不使用暴力,但就算是在这些极端和例外的情况裡,信徒仍然被要求面对耶稣基督的吩咐,仍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现实抉择是否及如何符合信仰召命,真诚寻求上帝的旨意,包括寻求上帝的赦免与恩典,而非夸耀或鼓吹暴力。

(分题为本刊编者所拟。本文收录于突破出版社二○一六年出版发行的《废掉冤仇寻求和睦——天国子民复和的信仰践行》。)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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