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不做中国人?一个「大中华胶」的回答

刘进图

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知识份子,面对的时代挑战是甚么?如何看待中国,肯定是其中一项挑战,而且可能是最艰难的一项。中国这话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影响香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最近两年有不少重大争议皆与此有关。以上月初的「六四」廿七周年如何悼念的争议为例,支联会受到不少大学的学生组织抨击,指平反六四及建设民主中国等诉求,是綑绑了悼念死难者与关爱中国,变相向参与者灌输认同中国或认同中国国民身份的观念,犹如迫年青少女卖淫,他们高声质问:中国这么丑陋,我为何要爱她?更有年轻人誓言,今生来世都不做中国人。

我的国民身份寻索过程

我自觉是一个中国人,对这国民身份,从来没有后悔,容许我说一点个人见证,解释我的国民身份寻索经历。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中文故事书,包括古典文学如西游记、水浒传,也包括新派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喜欢中国的诗、词、对联和文字,响往神州大地的山河秀丽。中二那年暑假,我陪外祖母到广州,首次踏足内地,坐火车和排队过关便花了一整天,在街上找不到乾淨的厠所,去麵店食水饺要有粮票,马路上只有单车少见汽车,病人需要的药物得靠香港亲戚带上来,我亲眼看见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又从不同亲友口中听到,解放后在乡下的亲人如何遭受迫害。我认识到中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进入香港大学读法律,香港前途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在国事学会的迎新营裡,我认识了一批国事旧人,他们替我恶补现代中国历史,包括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让我进一步了解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封闭独裁,经济制度如何贫乏落后。那时,港大学生会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支持中国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港大内部有不少学生反对这立场,尤其我的法律学院师兄师姐,他们希望维持英国管治,这样才能延续普通法制度。港大学生会于是召开全民大会,进行历史性的表决,在大会上我和多数出席同学都投了支持回归的票,主要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对历史的解读,觉得应该反对鸦片战争,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割地殖民。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整天坐在电视机面前,看北京学运的新闻,当时我在伦敦唸法律硕士。到了六月初,看到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枪声四起,大批学生和市民流血倒地,我很悲痛,很难过,觉得绝对不能让学生的鲜血白流,必须为中国和为香港做一点事情。回到香港后,看见社会气氛很动盪不安,外国使馆门前排满了申请移民的人,我不想躲在律师事务所裡看法律文件,跑了去当记者,想用文字去记录香港回归中国的历程,作时代变迁的见证人,结果一做便做了二十多年。初时我并不明白,中国这么黑暗落后,为何我还关心她,为何没放弃她?后来我慢慢明白,让我爱和认同的,是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人文中国,不是政治中国或经济中国。牵动我心的,是在困苦中的黎民百姓,像华东水灾、汶川地震的灾民,不是肚满肠肥、财大气粗的强国权贵。

虽然我选择当中国人,选择留在九七后的香港生活,选择在中国治下争取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建设和捍卫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藉此维护港人的核心价值,并希望对中国长远发展起一点示范作用;但与我同时代的人,有许多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们选择不信任中国,不认同做中国国民,不冒险留在香港特区,他们努力移民海外,做华裔加拿大人或澳洲人,拿了外国护照后才考虑回港常住赚钱,或者偶尔归来旅游探亲。

年轻人的身份挣扎

既然我那一代人可以对中国有不同的取态,可以作出不同的国民身份选择,如今这一代人当然也可以。事实上,一个人是否爱某个国家,是否愿意与某个民族的命运相连,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只能出于自愿,半点不能勉强。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我们那一代人对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对前途有不同的取向,但选择走的人会对留下来的说,情势不对便马上过来吧;留下来的人会为日后去美加澳纽旅行,都有朋友包食包住而高兴。我们相互之间基本上可以理解尊重,能够包容接纳,继续做好朋友,不会因国民身份抉择不同而剧烈争吵,甚至水火不容,为何今天年轻一代为了国民身份问题会激烈争拗,无法做到和而不同?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的,今天围绕着国民身份而起的争端,包括本土派青年对所谓「左胶」、「大中华胶」的谩骂和攻击,主要源于年轻一代感受到巨大压力,中国这国家和香港这社会的当权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政商界领袖和主流媒体,近年大力建构一个香港年轻人应该爱中国的论述,甚至想通过学校教育来强行灌输国民身分认同,但与此同时,中国对香港的管治方针不断收紧,没有按承诺让香港人实行真普选,港人诉求被漠视或歪曲,而渐趋富裕的中国同胞又大量涌来香港,佔用了港人的商品、服务和生活空间,年轻人目睹这一切,加上返内地旅行发现无Facebook和Google,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抗拒与排斥。中国是否丑陋,我是否爱中国,本来纯粹是个人选择,不需要公开呐喊,之所以要公开发声,就是有潜藏的前词:「我被要求爱中国,我不喜欢」,所以才爆出后句:「中国这么丑,为何要爱她?」。

除了对外来的爱国政治压力反感和反弹,年轻一代不喜欢中国,相信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不喜欢中国政府独裁专制,不喜欢内地风气弄虚作假,日常接触的网上社群讨论充斥对中国负面的信息等等。这些年轻人多数曾造访内地,回来后却更不喜欢,就算多去几次游学团,恐怕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作为基督徒,我想和大家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僕的轭挟制。」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感受到压力,犹太基督徒告诉他们,单是信福音信耶稣不够,还要守律法行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子民,享受神的应许与祝福。保罗用强烈的言词警告加拉太信徒,切莫被律法、割礼的轭挟制,成为律法和割礼的奴僕,基督释放了我们,必须坚持活在自由中。同样道理,对一个香港基督徒来说,爱不爱中国并非关键,不要让国民身份的选择成为挟制我们的轭,活在基督所赐的自由的爱、爱的自由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从保罗身上看爱国的抉择

如何在爱的自由中爱国?如何在爱的自由中不爱国?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例子。

保罗爱犹太民族吗?毫无疑问,罗马书九章3节说,为了弟兄骨肉可以得救恩,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可是,保罗所属的犹太民族的领袖认为他不爱国家不爱民族,非但不爱,还处处与国家民族为敌,破坏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传播一些关于死人复活的邪教思想,侮辱犹太宗教,撕裂犹太社群,危害社会稳定,所以要拘捕他、用石头打他、用鞭鞭打他、控告他、处死他,他是叛国者、亵渎者、践踏律法者。儘管如此,保罗仍然选择爱犹太民族爱犹太同胞,甚至愿意为他们得救恩而牺牲自己。这种爱,就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国民之爱。

不过,他爱外邦人的感情同样强烈,因为他的召命是当外邦人的使徒。而且,虽然他热爱犹太民族,选择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及命运紧密相连,不离不弃,但他完全不认同当时犹太民族领袖的核心观念,在罗马书裡,他大力反驳,指肉身的割礼不算割礼,心灵的割礼才算,守律法只会令人死,信基督才能令人活,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一定是选民,凭信心得应许的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自己都是因信称义!保罗把犹太领袖赖以维繫民族身份促进民族团结统一的三大法宝(律法、割礼和祖宗)统统颠覆了,彻底重新解读,保罗强调的犹太民族特殊地位,只是上帝圣言交託了犹太人(罗三2),即是图书馆管理员,这就好像今天说中国人有甚么特别?只是儒释道经典的作者而已。很明显,保罗虽然爱犹太人民,但不爱犹太的民族标记,尤其当这些标记成为了自义和排他的偶像。也可以说,他将对民族的小爱置于对基督及对教会的大爱之下,所以主张外邦信徒不行割礼、不守节期、不靠律法。这种不爱或小爱,也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不爱或小爱。

我盼望今天的年轻信徒能够像保罗那样,在基督的自由与大爱中,选择是否爱中国,是否做中国人。如果你选择爱中国,做中国人,希望你明白这个国家有许多丑陋的地方,这个民族有许多的苦难,会犯许多的错误,愿耶稣基督对丑陋和不配被爱的罪人的捨身大爱激励我们。如果你选择不爱中国,今生不做中国人,我希望这并不是出于仇恨憎恶,而是因为你心另有所属,对另一个人类社群的爱佔据了你,令你的视野和使命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线。

(分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作者于六月十九日中大崇基礼拜堂读书会分享讲稿。)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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