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工教会——以北京市橄榄山教会为例

袁浩

内容提示:是一项关于当代中国城市化处境下城市民工教会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建立在对北京市橄榄山教会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基础上,通过描述橄榄山教会的兴起、增长及变迁,试图寻找城市化与民工教会的关系。此前学界对民工基督徒的研究,主要从基督教人类学出发,以基督徒个体为分析单位,阐释信仰对于民工基督徒的意义。本研究虽仍以民工基督徒为对象,但以教会组织为分析单位,是一项宗教社会学研究。笔者认为:一方面,城市化推动民工教会的兴起、增长,并形塑民工教会的诸多方面,如资源、制度及文化。另一方面,民工教会并非完全被动,在城市化处境中主动改革、调适,推动教会转型、融入城市。中国城市化进程,亦是民工教会由信仰共同体挣扎转向公民共同体的进程。

关键词: 城市化 民工教会 橄榄山教会 教会转型

一、 研究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先后在中国农村与城市复兴。 学界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教关系、身份认同、基督教发展原因、基督教与民间宗教等领域。 而社会变迁与基督教的关系被忽略。城市化作为中国社会变迁一个重要维度,深刻影响基督教发展,促成城市农民工教会(以下简称民工教会)的兴起。本文要探讨的是:城市化与民工教会之间呈现一种怎样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中国城市化与民工教会研究成果较少。段琦从宏观视角探讨城市化对中国基督教带来的变化与影响。黄剑波以城市民工教会为例,探讨民工教会兴起及归信的几种解释。此外袁浩对中国城市化的概念作进一步阐释。 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在于,(1)分析单位:民工基督徒群体为分析单位,堂会组织为单位的研究缺失;(2)单向度研究:城市化对民工教会的形塑有涉及,但民工教会对城市化回应被忽略;(3)宏观叙述较多,对一个堂会的微观研究缺失。

本文以北京市橄榄山教会作为研究个案,探讨民工教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民工教会转型以及对城市化的回应。本文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有:北京市民工教会的兴起,民工教会的日常运作,中国城市化具体特征,城市化对民工教会形成怎样的冲击与挑战,民工教会如何响应城市化等。

重要概念。在城市的农民基督徒被称为民工基督徒,由他们组成的教会是民工教会。 基督教神学研究一般认为,教会有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之分,并没有社会阶层、职业之别。本文所提到的民工教会,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意涵上的教会类型。城市化的概念在本文后面专门介绍。本文之所以选择北京市民工教会,因为:(1)北京市是中国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2) 北京市城市化较为显著。在高速城市化与现代化背后,充分暴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可以说北京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缩影。(3)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民工教会在北京市发展迅速。从2010年到2013年间,笔者进入田野,使用滚雪球的方式参与观察民工教会11间;访谈教会领袖、普通信徒20多人次,形成20万字的访谈资料。访谈设计采取半结构与结构性问题相结合的方式。

二、 北京市城市化

1.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经济日益繁荣、管理及政治组织增加以及交通网络逐渐普及的处境下,人口不断前移入城市生活的过程。 城市化不仅是经济、社会与人口的变迁,亦是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文化的改变。城市化其基本内涵有:农村人口大量涌往城市;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取代农村地区或非城市地区;一种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

城市化在当代中国有其特殊内涵:(1)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1949年以来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以制度性方式区隔。近三十年有较多改革,但户籍制度仍没有根本性改变,仍旧是阻碍城市化及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 (2)城市民工并不具有公民身份(citizenship),被排斥在国家制度外,成为城市的二等公民。(3)城市中的民工群体较难融入城市,与家乡土地保持密切的联系,最终不得不返回农村。

2.北京市城市化

依据上文对城市化概念之界定,城市化在北京市的开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增长主要是透过外省移民,其中从农村来的移民占很大比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961.2万,与十年前相比增加604.3万人。 而2010年北京市民工数量约500万,约占全市人口25%。民工来自全国各省份,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山东与安徽四省。

(2)城区面积持续扩大。自一九九零年代在市场与政府推动下北京市城市化进展较快,城区面积年均增加30平方千米,城市面积从1981年346平方千米,增加到2005年1209平方千米,进而增加到目前1400平方千米。随城市化推进,城中村、周边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相继拆迁,被整合到城市。

(3)文化与生活方式呈现多样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从中国各省份涌入北京市,不同的地方文化开始重塑城市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外省农村移民在北京市生成以地缘与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各省族群共同体,比如“河南村”、“安徽村”、“浙江村”与“新疆村”等,较有名的是“浙江村”。各省族群共同体内部仍然维持家乡文化与生活方式。1982年甘斯(Herbert Gans)对美国波士顿意大利人的研究,1967年利博(Elliot Liebow)对华盛顿特区黑人研究,都反应了类似的文化隔离模式。 然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已进入相对稳定期,文化多元主义下不同族群聚居区可长期维持现状。北京市面对急速城市化与现代化,大规模拆迁与重建使得各省族群共同体遭到冲击而趋于解体。各省份族群共同体所代表的传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因缺少空间支持而处于变动状态。

(4)户籍制度、公民身份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户口制度是国家对人口进行控制的制度性安排,该制度使得民工无法取得城市户口,失去公民身份,从而民工在城市的基本公民权利、社会权利都无法保证。民工群体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 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更体现于文化意义。关于移民与同化,帕克(Robert Ezra Park)提出“边缘人”的概念,认为“边缘人”是生活在两种不同且对立的社会与两种文化的边缘。 民工其“边缘人”的身份,致使很难融入城市现代生活,返乡后亦很难适应农村生活。

三、北京市民工教会

1.教会兴起的处境

以河南、安徽农村基督徒为主体的北京市民工教会兴起于1990年代。 民工教会兴起与中国人口流动/移民运动存在密切联系。 从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与资源动员理论来看,民工教会的兴起作为一个宗教运动,需要足够资源以及相应的政治机会。 而农村基督教复兴、城乡宗教市场分化、市场经济建立等结构性变迁为民工教会兴起提供政治机会与资源。

第一,农村基督教的复兴。自文革后期农村基督教复兴持续到1990年代,河南、安徽农村基督教发展更是引人注目。有学者称河南为“耶稣窝”。 第二,城乡宗教市场的分化。国家在城市与农村不同程度的宗教管制,导致城乡宗教市场的分化。日益多元与开放的城市生活,为宗教组织在城市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尤其是城乡结合部与城中村,是政府公共管理较薄弱地区,客观上为民工教会兴起及发展提供了灰色空间。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的瓦解。进入1990年代全能政治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为大量人口(包括农村基督徒在内)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条件。 第四,市场经济在城市的建立与发展,为流动人口提供诸多就业机会。

2.教会的生成

城市化推动大量外省农村人口涌入北京市。农村基督徒亦被这个移民运动所席卷。现有田野资料及研究表明,城市中的民工基督徒,其宗教生活,除参加建制教会,他们还自发组织祷告、交通等信仰活动。如有宗教精英的参与、组织,以及家乡教会支持,初级的信仰社群往往发展成一个聚会点或教会,是为民工教会。

3.教会的增长

会众增加。持续进行的城市化源源不断吸引农村人口及农村基督徒进入城市,为民工教会新成员再生产提供基础。作为民工教会的橄榄山教会从1999年发展到现在有近30个聚会点,会众人数多达2000人。民工教会新成员的增加及教会数量快速增长,并非是开展城市宣教所致,而是将散落在城市中的民工基督徒聚合起来。

组织的裂变与复制。城市化带来大规模拆迁,客观上促成民工教会的裂变与扩散。面对拆迁,教会依会众住址而分为若干区域小组。宗教精英参与区域小组,吸收附近新成员,一个新聚会点得以建立。橄榄山教会即以组织裂变与复制的方式实现教会增长。对此橄榄山教会柳牧师坦诚城市化带来教会增长:

城市拆迁,对教会发展是拦阻也是机遇。拦阻是给教会带来冲击、损失以及人数的失落;机遇是带来发展。整体教会的发展完全在神的掌管和引导中。奶西教会、北湖教会与东三旗教会都是仰山拆迁后建立的。沙河教会也与仰山拆迁有关系,一些同工搬到那边住,建立起来的。

4.以橄榄山教会为例

下面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橄榄山教会及下属的东三旗教会、靛厂教会与名佳教会。

橄榄山教会是城市民工教会的典型。教会始于1999年,由河南农村一对基督徒夫妇开创。该教会自成立发展迅速,现有近30个聚会点/教会,会众近2000人,会众构成以河南籍民工为主。教会宣教依赖于会众个人的社会网络——同乡、邻居、亲戚,教会人数持续增加。橄榄山教会下属的靛厂教会、东三旗教会、名佳教会,基本信息如下。

(1)靛厂教会:位于城市南部的城中村,始于2005年。目前教会拥有会众100余人,专职传道1位,义工12位,小组团契4个。信众多来自河南固始县。教会自成立,聚会场所屡次搬迁,至今已有八九次之多。2009年该教会传道推动教会进小区楼房,但遭失败。2012年另一位传道再次推动教会进入小区。现在教会分为两个聚会点崇拜,一个在小区,一个在餐馆。

(2)东三旗教会:2002年建立,属于橄榄山教会系统规模较大、建立较早的教会。该教会位于城市北部的东三旗村,租赁村中大院作为聚会场所。教会有1位主任牧师、十几位义工、200多信众。据该教会传道统计,信众80%以上来自河南省固始县,多从事于废品回收。

(3)名佳教会:2009年东三旗教会建立名佳小组,现发展成教会。位于城市北部的名佳花园,属于小区教会,信徒多数是本小区居民。教会有一位专职传道人、信徒三四十人。

笔者将从会众、治理模式、制度建设三个层面进一步描述橄榄山教会。

关于会众:城市边缘人。民工教会信众都来自外省农村,进京后面对工时长、收入低、居住条件差的压力。民工是名符其实的“异乡人”,没有城市户口,无法取得“市民”身分,不被主流社会认同,难以建立对城市以及教会的归属感。关于治理模式:轮换制。橄榄山教会实施“轮换制”,传道人约三至四年轮换一次,调动悉由柳牧师决定。“轮换制”近似“主教制”下的神职人员调派。主教制下,教区教牧人员也会作定期调派,但各堂区事工已建立稳健制度,故人事变动影响较少。以靛厂教会为例,传道人与义工约12人构成教会核心。同工由传道从会友中挑选有心志及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者担任。但民工教会同工,并未形成参与教政的实体,只扮演“协助者”角色。他们并非由会友选出,对教会事务的参与程度,也视不同传道人的作风。关于制度建设。第一,教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即使是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的教会,其内部的团契、小组等组织很少;现有的组织,其功能、角色等不清晰。以靛厂教会为例,教会人数总计100多人。然而只有3个小组,参加小组的人数仅是20多人,占教会总人数20%。第二,组织的运作方式。现有小组有组长与副组长等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及功能,并不能行使相应的职责,而小组维持与运转很大程度上依靠组长与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第三,教会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教会运作完全依靠领袖层。从教会议事可见一斑。即使开会也没有明确的会议纪录制度,而是由牧师自己记下来。同工之间就对这些而互相提醒。除了教会的会议缺乏成文的纪录外,日常的运作,也不是根据明确的制度,而是“惯例”比较多。比如:

传道人对金钱使用的权限是500元以下,超过500元,需要和柳牧师商量。如果负责财务同工要变动的话,需要和牧师商量。如果传道人离开,需要有人礼拜天讲道,需要跟牧师商量。如果教会要去接待团队之外的人,需要和牧师商量。一般来讲,随机性多一点,不是那么清楚的用条文和白纸黑字的。现在的教会对传道人是高度依赖的,大事小事都是传道人来想、来参与。

从访谈中可看到,橄榄山教会日常运作较依赖于教会领导层,教会的日常信仰生活并无规章制度来规范、约束。

四、城市化对民工教会的形塑

城市化是一种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内的变迁,这些变迁形塑城市民工教会的发展。宗教社会学家南希(Nancy Ammerman)提出基督教堂会研究的理论框架:资源(resources)、权威结构(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与文化(culture)。 本文对该理论框架稍作修改用来分析城市化与民工教会的关系。第一,资源。教会得以运作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宗教活动场所、经济能力、会众的人数与质素,以及专业的神职人员等。第二,制度与治理方式。教会是否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以及教会的治理权力如何分配。第三,文化。会众在信仰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类型。

城市化给民工教会带来冲击、挑战,并形塑民工教会,表现在以下层面:

1.教会资源

(1)活动场所。民工教会及其宗教场所的流动性。城市化促成民工教会的裂变与增长,同时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建制教会使用固定的、公开的教堂,新兴教会租赁甚至购置写字楼。不同的是,民工教会租用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的平房、大院、仓库及废旧工厂等作为聚会场所。一方面,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租金便宜。另方面,民工生活与工作地点分布在上述区域,他们一般就近寻找教会。城市化及城市拆迁意味着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消失在城市视野中。分布于该区域的民工教会其聚会场所也在拆迁之列,他们一次又一次寻找新聚会场所。靛厂教会自2005年成立经历六七次的搬迁。平房、仓库、饭馆,甚至公园都曾是聚会场所。宗教活动场所的频繁更换,使得民工教会成为一个流动的信仰共同体,教会没有一个稳定的空间进行共同体内部建造。

(2)会众。民工基督徒的流动性。教会搬迁之后分为几个小组,一方面小组裂变与复制,吸引新的民工基督徒加入。另方面教会搬迁总会带来一定数量信徒的流失。这种随拆迁节奏而流失信徒、吸引新成员的模式,加之民工基督徒没有稳定的职业,因此会众流动性较大。拆迁导致民工教会与信众都处在一种流动当中,拆迁不停、流动不止。如此情境,信众对教会事务参与较少,教会亦较难进行事工长期规划。

2.教会制度与治理方式

中国农村基督教组织化、制度化水平较低,是一种彻底的复原主义。 民工教会承传农村基督教的运作方式。橄榄山教会建立后一直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其运作主要依靠惯例、经验以及牧师或传道人的推动。教会创建者柳牧师的属灵权柄及魅力运作,在教会建立及运作过程中起关键影响,体现“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形态。然而低水平的制度化与传道人主导型的教会治理,受到城市化与城市生活的冲击与挑战,具体而言:教会规模的扩大,城市社会发达的组织及组织的制度化与科层化,教会年青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而这三个因素都与城市化存在密切联系,共同促进教会治理制度的变迁。

第一,城市化推动民工教会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橄榄山教会聚会点数目增至25个,教会规模扩大促使教会正式规范的增加与角色日益专门化。 橄榄山教会主任牧师决定增加聚会点传道人的自主性,远传道开始尝试在教会同工群体建立规则制度,但仍非常有限。远传道指出,牧师及传道间的权限,仍缺乏明确界定。例如,没有会议纪录,日常运作更多是依据“惯例”,而非明确的制度规章。

第二,城市社会理性化与科层化组织为民工教会的制度变迁提供典范。改革开发以来城市正在发生一场广泛的社团革命,各类社会组织大量兴起。 城市社会组织制度化与科层化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进入城市的民工基督徒如同其它民工一样,是城市暂居者,遭遇就业排斥、生活排斥、交往排斥。 但民工教会的宗教精英社会交往较多,与社会关系较为密切。城市社会组织的发达及其制度化,这种城市图景对民工教会的影响,主要透过宗教精英来实现。比如橄榄山教会一些传道,初中毕业就从河南农村到广州、北京市等城市生活、读书与工作,基本融入城市生活。其二,城市新兴教会的典范作用。较之于城市其它类型教会,新兴教会制度化治理走在前列, 对民工教会的制度变迁起到推动的作用。推动作用之所以实现,得益于城市跨教会的组织网络的建立。2007年建立北京市教牧联祷会,这个跨教会网络逐渐扩大,民工教会宗教精英也参加其中。在跨教会组织中,民工教会的宗教精英主动学习与模仿新兴教会管理模式。新兴教会直接挑战了民工教会的低水平制度,同时也为民工教会提供了一个典范。最后,新兴教会直接帮助民工教会推进教会治理的制度化。随城市化扩展,北京市郊区农村的光盐教会搬入写字楼聚会。有远见的教会领袖庞传道看到社会变化与教会需要,便在教会推行改革——草拟信仰告白、教会纪律与规章制度。而光盐教会改革得益于另一新兴教会的支持。

第三,年青会众对教会权威的挑战。持续进行的城市化为民工教会增加新成员。进入民工教会新成员年青人日渐增多,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较少受传统束缚,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对权威的认可不同于以前。笔者曾参与某教会青年团契活动,与其讨论中观察到教会年青一代对教会现状并不满意,他们渴望更多的机会参与教会,并能改变教会的某些运作方式。他们为此会与教会负责人分享,当建议不被接纳,有些年青同工甚至离开教会,这无形中推动教会制度的改变。

3.教会文化

基要主义。笔者整理靛厂教会主日讲道(2012.1-2013.1),合计49次。关于信仰基要真理的主题33次,其余以生活应用为主。靛厂教会传讲的信息绝少涉及社会公共议题,是典型的基要主义信仰。民工信徒又如何理解自己的信仰?访谈中,大多肯定信仰有助提升个人道德,对家庭和谐也起了积极作用。例如,一位刘弟兄,信主后拒绝“包二奶”及堕胎(女婴)。原因何在?正如他所言:“上帝知道,他看着我!”

灵恩主义。橄榄山教会宣教对象多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教会发展初期注重赶鬼治病。这种灵恩色彩较浓的的宣教方式,流行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基督教大复兴。

私人宗教。民工教会信仰呈现一种私人宗教的特征。教会所传讲信息,基要主义色彩较为浓,更重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教会与社会之间并无提及。对教会使命,宗教领袖并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共识,仅是维持教会现有运作。信徒的信仰实践,都无法跨越私人领域的边界而走向公共。

民工教会基要主义、灵恩主义以及私人宗教的文化特征,受到城市化与城市生活的挑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份,城市现代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挑战民工教会的文化类型。如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所说,现代社会是一种世俗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具有韦伯所言的祛魅性,赶鬼治病等灵恩色彩的信仰模式在世俗化城市中市场较小。而城市基督徒更倾向于理性与知识的信仰模式,基督徒书店在城市的兴起,以及基督教书籍在城市基督徒群体中的传播就是有力的证据。 城市的快速变迁以及城市化,促使宗教领袖去关注国家与社会时事新闻,并非仅仅关注信仰共同体之内。而城市生活中发达的信息传媒与网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会会众当中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较为富裕的群体,使得他们有更加宽广的视野而更多关注社会。

五、教会转型:民工教会对城市化的回应

如上所言,北京市城市化给民工教会带来诸种挑战。教会领袖是否认识这些挑战?是否推动教会改革以响应之?笔者在北京市的田野调查可帮助回答上述问题。民工教会部分领袖清醒看到这些问题与挑战,并着手推动教会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须指出,并非所有教会领袖都认识到城市化这一社会变迁;改革者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方向也不尽一致。

1.教会转型

橄榄山教会负责人较为普遍认为,随城市化与城市拆迁,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民工群体终将消失,而民工教会亦会随之消失在城市视野。2007年橄榄山教会即提出教会转型,教会转型就是将同构型较强的民工教会,转型成为一个包括民工群体在内的、会众多样性的本地教会。而橄榄山教会的转型,核心问题是教会应否或如何由民工教会转向本地教会。

模式一:从平房教会到楼房教会。聚会场所从平房直接搬入楼房,用柳牧师的话就是“将民工空降在小区楼房”。然教会若干次转型皆以失败告终。主要挑战是:第一,邻舍投诉。居民楼聚会声音对邻舍有滋扰,因此被邻舍投诉。教会在诸方面压力下被迫离开。第二,民工基督徒很难适应小区文化,以及楼房教会的敬拜模式。在访谈中,就民工基督徒的文化适应议题,柳牧师如此说:

房子装修很漂亮、一尘不染,进来要脱鞋,手纸不能乱丢。民工有很强的拘束感,甚至讲道人都感觉压力大。后来教会又搬到天悦小区,但就一两个月,信徒高低就不去。因为进小区需办卡、刷卡。进屋虽不要脱鞋,但装饰也很漂亮,他们感到拘束,不自由、不随便,缺乏圣灵的工作。再后来教会在北湖附近租了一个平房聚会,他们就觉适应、舒服。所以我觉得,民工就是民工,在这样环境下,他们就很适应、释放。祷告敬拜他们哭鼻子、流泪都行,但在小区,他感觉差距太大,很难适应。

转型中的教会——靛厂教会。教会同工层对转型持不同意见,有人消极对待,有危机感较强则支持。而改革第一步是将教会堂址从平房区迁入城市居民区的楼房。迁到楼房:第一,可避免堂址不断变迁,为教会发展与转型创造一个稳定空间。第二,可发展小区福音工作,吸纳本地居民参与教会。远传道是改革支持者与推动者,他的愿景就是建立以学生、小区居民为主体的本地教会。有同工持强烈反对意见,除顾虑租金外,也流露出消极态度:“我们在这里两三年就会走,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呢?”未几,由于现有聚会地点的迁拆期逼近,无论如何要另觅新地。几经转折终于在邻近租用一处商住两用的楼房。为此,他特别拟订问卷,而收回的问卷显示,大多数同意迁入小区。但迁至新地方后,教会却流失了三分一人(40多人)。其中包括较有经济能力及愿参与事工的信徒。这反映信徒对转型未能达到共识,部分选择离开。

模式二:从小区小组到小区教会,以名佳教会为例。对于靛厂教会转型,柳牧师有不同看法:

我们也想转型,但我感觉转型需要一个跳板。比如我们教会主要是民工,但有一些是在小区中的人,不多,10%;但抓住这10%的人在小区中建立小组,这些小组建立以后稳定发展,有了这个基础,在小区中植堂,这样教会转型会健康一些。名佳花园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东三旗教会会众200多人,有少部分信徒是名佳花园的居民。2009年柳牧师决定发展小区教会:第一,在名佳花园租赁楼房作为聚会点,并差一个传道主持聚会点事工。第二,邀请名佳花园基督徒参加本小区聚会。第三,与小区居委会建立良好关系。发展小区教会的模式取得一定成效,三四年下来名佳教会信徒发展到三四十人,稳定聚会的有二十人。虽为非注册教会,但名佳教会鼓励信徒服务小区,比如清洁卫生、节假日送礼物等,与本小区居民及居委会建立良好关系,为小区传福音工作赢得空间。名佳教会的建立,主要依靠本小区基督徒的参与,缓解教会与小区有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而且不会出现文化差异与适应的问题。鉴于名佳教会的成效,2012年东三旗教会建立天通苑小组,并计划以小组为基础建立北苑教会。

模式三:购买楼房、建立母会。柳牧师对橄榄山教会发展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简单概括:筹款建堂,建立母会、服务分会。柳牧师计划在全教会发起筹款,在东三旗教会附近的屋苑购买一处房产,作为整个教会系统的母会。母会作为聚会场所,另方面作为服务各分会的神学培训中心。柳牧师的这个教会发展计划尚未实施,在讨论阶段就遇到教会部分传道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筹款建堂风险太大,有可能产生紧张的政教关系;城市房价如此高,会众经济实力有限,奉献有限,即使购买房产,只能购买面积较小的房子,作为教会聚会场所以及神学培训中心都不实用。

2.制度化治理

远传道也看到,制度化对未来教会发展是很重要的,甚至影响教会的延续性.例如他就充分明白到,现在制度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一些事情我们不公开不透明的时候,人就会猜来猜去,对领袖的权威性,品格的质疑。” 对教会的运作,是相当大的限制.不仅传道,教会中少数信徒亦认为规章制度对于教会的重要,并坦言制度化规则意识在民工基督徒群体中实践的困难。如卫弟兄所言:

很想教会有很好的制度,因为没有制度就没有方圆。每一样事情都必须有制度性,不是乱七八糟的,都是有分寸的。不过是有难度的。比如说,我们作见证会给弟兄姊妹说:见证之前你们要登记,向传道人或是服侍的同工说一声。登记上来,不是说今天登记下周二就执行,需要经过几星期。没有不打招呼而直接上去的。以前没有这个制度,教会讲道完了,先欢迎新来的,接着有见证的可以做见证,大家就哗哗的起来。

固然民工教会在制度化水平较低,同时我们也发现民工教会在制度化方向较为积极的一面。

第一,民工教会的公共生活有助于培育信徒的规则意识与公共意识。橄榄山教会同工每月都有培训,参加人数超过一百人,时间是每月某周六,地点一般选择面积较大的聚会点。每月培训大会,教会负责午饭。厨艺较好的信徒负责做饭,而中午信徒就在大院子一起进餐。2011年6月份笔者曾参加培训大会,午间观察信徒就餐的秩序。中午12点,大院中的信徒100多人自觉排成两支队伍,大家端着餐盘安静等待饭食同工为他们加餐。与农村公共秩序较乱的情境相比,民工基督徒在教会公共生活之中发展出城市的生活方式。

第二,教会领袖留心培养民工基督徒的规则意识,因此群体的规则意识得到提升。靛厂教会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有一个环节是信徒见证。教会最早实践做见证,没有规则、秩序较乱——愿意做见证的信徒们都站起来,拥挤在讲台前;有时一位信徒没有讲完,其它信徒就开始讲话。作见证的信徒大多持家乡话。就此番情景,远传道就制定报名规则——愿意做见证的信徒要提前一周报名,而且要准备见证内容,以避免到时不知说什么或说两分钟却没有内容的情况出现。最后,作见证要尽可能使用普通话,为使得更多人听明。自实施报名规则,信徒开始学习使用普通话、学习报名以及尊重秩序。

3.灵恩信仰与理性生活

从文化延续性角度来说,橄榄山教会很大程度上把乡村文化移植到城市,是为城市中的乡村教会。然而同时教会处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城市,教会自身无论是信仰教导、教会治理模式、宣教方式等,为适应城市生活而不得不做相应调整。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作为乡村文化载体的橄榄山教会亦有追求现代性的一面。

灵恩的宣教方式被年青传道所质疑。年青传道多来自农村,但他们在城市读书与生活。这种城市生活背景与理性的思考方式,使得他们对教会灵恩的信仰表达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有批判与质疑。事实上,受城市生活影响较深的年青传道,对城市的认同感较强,也更愿意融入这个城市。有传道在分享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未来理想时这样说:

自己虽然生活在这个大都市,可自己这么低的收入,只能过着一种拮据的生活。虽然在北京已经生活若干年,但感觉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不是这个城市中的人。我家孩子在家乡很短的时间就回到北京了,你也知道,农村那环境……虽然我们生活不太好,但总是在城市中,教育生活等各方面都不错。不想让孩子在农村待着,也不想让父母带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观念方式太陈旧了。

这位传道的自白无疑将自己内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挣扎叙述出来。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就可以看到年青传道自己及下一辈留在城市生活,从而脱离农村人身份,成为城市人。

六、总结与讨论

笔者采用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建立在对北京市橄榄山教会三年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基础上,通过描述橄榄山教会的兴起、增长及变迁,试图寻找城市化与民工教会的关系。笔者认为,北京市城市化与民工教会转型之间,并非单向度关系,而是存在一个双向互动关系。此前学界对民工基督徒的研究,主要从基督教人类学出发,以基督徒个体为分析单位,阐释信仰对于民工基督徒的意义。本研究虽仍以民工基督徒为对象,但以教会组织为分析单位。通过对橄榄山教会的个案研究,笔者认为:一方面,城市化推动民工教会的兴起、增长,并形塑民工教会的诸多方面,如资源、制度及文化。另一方面,民工教会处于城市化处境之中,但并非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教会领导人及部分会众开始学习城市文化,在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主动改革教会,调适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冲突,着力于教会转型,以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现代生活。反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亦是民工教会由信仰共同体挣扎转向公民共同体的进程。

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推动民工教会在一九九零年代崛起。城市中的民工教会,是否依然维持传统社会的某些特征?是否如学者所言,是为“城市中的乡村教会”?

作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共同体。帕森斯在模式变量中提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五个特征,其中之一是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沃纳认为:在发展方向上,基督教堂会更倾向于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 当代中国民工教会的生成与维持,很大程度依赖于血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整体而言民工教会是为一种特殊主义的共同体。那么,这种宗教共同体是否一成不变?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的、公共性的共同体?

橄榄山教会是北方北京市典型的民工教会。而北京市城市化给橄榄山教会带来很大冲击,在活动场所、会众、教会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教会文化等领域对民工教会形成挑战,并形塑民工教会。面对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在教会有改革意识的宗教领袖推动下,民工教会开始革新:尝试搬迁城市小区,发展城市小区的成员;尝试将教会管理制度化,并分散教会领袖的治理权力;突破传统的具有灵恩色彩的信仰实践。在教会转型、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变革中,笔者看到:

第一,教会转型的推动力。具有现代意识与革新思想的宗教领袖是民工教会转型的推动力。而这个宗教领袖群体,在教会内有其同盟军。民工教会会众呈现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分化。大致分为三个群体:拥有一定量资本、雇若干员工的信众;拥有少量资本、独立从事经济活动的信众;占有很少资本、被雇佣的信众。教会义工多数来自第一个群体,他们对城市认同感较高,更愿意融入城市生活。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群体可以取得基本的公民身份,愿意委身于现有教会,成为教会传道改革教会的同盟军。

第二,教会转型的方向。城市化进程中的民工教会,是继续维持一个传统的宗教共同体,还是发展出一种现代意义的公民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现代生活与文化在形塑民工教会的文化类型,这首先表现在部份宗教领袖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意甚为强烈,是这个群体带领教会走向一种现代的与公共的方向。

第三,特殊主义的共同体孕育积极因素。这包括:部份会众及宗教领袖对制度化有初步的认识以及推进,民工教会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便于会众培育参与精神与规则意识。灵恩色彩的信仰不再居于垄断地位,理性信仰与反思开始在会众中传播。不仅关注共同体内的事务,部份会众开始有更大关怀,包括对其他群体福祉的关怀以及对社会的关注。这些都是宗教共同体迈向现代性与公共性的迹象。

即使出现若干积极变化,当代中国民工教会仍然无法像拉美或美国移民教会那样提供一种充足的社会资本。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在城市化中,灵恩色彩的五旬节基督教在贫民区广泛传播,为会众提供技术培训,以及信徒之间的互相支持。教会产生的社会资本帮助移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美国有研究表明,城市移民教会扮演服务俱乐部的角色,在生活工作诸多方面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生活。

转自中国基督宗教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TA5OTI3NQ==&mid=2649866651&idx=1&sn=2e066e41004cd659c2e4abf56c5f254c&scene=5&srcid=0711u6g5QDGDKKTfw5b0wc6k#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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