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与中美两国公共外交

涂怡超


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宗教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大格局内部的此消彼长及彼此之间的多层互动对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影响深远。迎来全球复兴的宗教以信仰为核心、组织网络为基础,藉其全球跨领域扩展和整合全方位进入公共领域,并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格局互动紧密,宗教从放逐走向回归。基于解决新形势下新型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宗教在中国和美国国家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和具体外交实践中总体地位呈上升趋势,两国在公共外交中对宗教的重视程度均日趋提高。

  理念之辨

  在宗教介入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层面,政教分离的美国体现出国家利益与教派利益反复协商之后的融合,逐渐将宗教自由和平论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将宗教自由列为人权中第一位序,且肯定对宗教自由的寻求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去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息息相关,因此,宗教自由的地位极其重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亦从理论以宗教自由为由头、以民主和人权为号召,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

  美式宗教自由外延广泛,从适用主体看,分为个人和团体法人两大块。宗教自由不仅是每个人享有的自由,也是各类宗教团体享有的自由;从适用范围来看,既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亦有不加限制的自由传教、改宗和改教的自由;从信仰表达领域看,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由这一核心向外扩展,涵盖民主、平等、自由和自治等四大版块,涵纳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发展、妇女儿童权利、民族及宗教等各类少数派权利、扶贫、冲突解决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美国的宗教自由标准的制度基座为美式民主制度,且因其自身历史、文化影响而具有独特性,美国的宗教自由理念和制度输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现状之间存在巨大冲突。

  在国家指导(管理)宗教的中国,将宗教融入中国外交旨在扩展和强化中国倡导的“宗教和谐”和“和谐世界”观念,肯定和而不同、宗教间和平共处的积极意义,同时重点突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在创建新型国际格局中的创新性积极意义,以此意图回答和解决文明冲突论、美式宗教自由和平论提出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基于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美式宗教自由理念,中国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在外交战略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实现了理念的新突破。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这一主张正视了以宗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呼吁各国在求同存异中继续发展。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机制跟进

  美国现有外交机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微调,以适应当今世界宗教复兴与国际、国家和地方政治的深入交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1998年历经数年讨论后通过,2011年再行修订)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将宗教自由纳入外交政策及实施所具备的灵活性,可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量灵活使用这一概念和标准,成为美国政府可根据自身战略需要而方便举起和放下的巧实力。美国现有相关专业外交机制为一体(国际宗教自由法)两翼(国务院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其中,美国国务院已建设两个以宗教为核心工作内容的办公室:1998年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由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领导;201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在与公民社会战略对话联邦顾问委员会下设宗教与外交政策工作组,75名成员来自美国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教会组织等,为美国政府介入世界宗教交流与和平构建、国际宗教自由与民主、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咨询并展开公共外交;2013年8月,美国国务院在该工作组的基础上整合设立信仰为基社团倡议办公室,旨在进一步接触跟进全世界各国的宗教组织、机制、领袖和信徒。美国国家开发署则通过资助项目形式,与美国及多国宗教组织形成长期合作,在世界众多国家开展活动。

  中国在外交机制方面体现出国家对宗教的指导特色。党务方面,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民族宗教工作局);政务方面,有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设立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中国五大教协会(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基督教两会、天主教一会一团)。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宗教中外交流亦有业务重合,但外交部未设专职对外宗教事务的部门。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为全国政协9个专门委员会之一,是人民政协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的专门机构,也是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外交行动渠道

  美国在外交过程中体现出国家和本国宗教组织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国家对他国宗教组织的接触和介入。在外交沟通与调停方面,美国使领馆官员直接介入多国宗教组织,日益注重发挥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的居间协调作用,尤其重视借助宗教渠道开展预防性外交。美国政府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发包式或代办式公共外交,积极支持一些具有一定政府背景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扩大与世界多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接触与参与,以期直接参与引导世界多地的社会和文化转型。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研究与实践并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合同,开展一项为期18个月的项目,协助推动沙特阿拉伯去除公立学校课程中有歧视性的内容,并衡量其对世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产生的影响。叙利亚局势恶化后,该中心组织埃及开罗的一些教经学院联合开展活动,召集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解决分歧。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长期在阿富汗、叙利亚开辟第二轨外交,通过高层对话、规模性师资培训等途径促进维和,对这些地方的政府和社会进行机制性参与,获得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智库的高度称赞。

  中国在外交过程中高度尊重外交对象国的宗教情况。中国在发展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过程中,着力推动中外佛教交流,外交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协调和高度配合这类交流,以促进深化国家外交关系。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日益注重通过宗教因素促进中国与他国人民之间的情感汇通。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兰卡,发表署名文章,专门提到中斯之间由法显大师开启的“千年佛缘”。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拜访了玄奘大师西行取经的途经之处和修行故地古吉拉特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长期注重基于共同文化和宗教传统与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宗教文化交流,自上世纪末以来,这类交流日趋频繁,一些交流已走上机制化轨道。1995年,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在赵朴初居士倡导下和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下,共同成立和发起了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再续东亚佛教黄金纽带,迄今已举办15次会议。基于东盟国家宗教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国一直重视促进与东盟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在宗教整体对外交流方面,于2009年与东盟各国佛教界、台湾地区佛教界合力成立中国东盟宗教文化促进会,通过佛教纽带巩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佛教对外交流方面,新世纪除了更为频繁的海外弘法、多次应东南亚多国之邀进行佛骨舍利供奉巡礼之外,还开辟了新的交流方式——中国第一部大型佛教交响乐《神州和乐》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巡演并获成功。中国道教协会与孔子学院合作,尝试在国外展开系列中国道教文化活动,交流道教的生活主张、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世间责任、养生之道、处世方式、环保理念,并通过道乐传播道教科仪音乐文化。

  成效与局限

  美国基于本国宗教的全球影响力,更为积极主动地将宗教与外交相汇通,且旨在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在对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美国重视的是对基层社会的机制性嵌入,通过受美国政府支持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当地的长期活动,以期逐步达成对基层社会的改变。在东南亚数国反对中国在当地的一些开发项目的社会运动中,屡可见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注重通过美国的这一战略达成自己的国家利益。尽管美国模式在机制和实践层面均遭到不同层面的批评,对其他国家宗教自由的评判标准、资料来源乃至相关机制设置,以及将宗教自由议题扩散以配合其他战略目标的行为尤其引发一些外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严重关切和不满,但在东南亚国家,美国通过宗教渠道对基层社会的切入相对而言在当地受到的批评较少。

  中国将尊重各国宗教、促进国内外宗教交流与化解国外强大宗教对本国宗教、社会和政治产生的负面效应并行,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但目前这一汇通在外交理念、制度、组织和行动层面仍须突破瓶颈。相对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影响力而言,中国宗教组织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宗教组织、基层教团及基层社会总体而言缺乏直接影响力。同时,尽管中国逐步注重扶植中国宗教的世界影响力,但中国目前在各类世界性的宗教网络中,尚缺乏主导权或较大影响力。以中国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和中国拥有教统的宗教组织尚未建立具相当主导能力的全球网络,建立国际话语权亦还须长期努力。目前中国的宗教组织尚未真正走出国门,在国外进行救援与发展等方面的各项事工,难以深入达及世界各国社会基层网络,包括周边国家的社会基层网络。

  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宗教、文化方面都具有全面优势。自上世纪末以来,宗教自由理念以及宗教组织、制度和行动不同程度嵌入美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制度和实践。然而,由于各类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美国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对宗教因素的运用必然出现双刃效应,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其他方面的具体战略利益可能形成对立冲突。因此,尽管现阶段美国将宗教溶入公共外交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并已有收获,现阶段将宗教因素介入公共外交仍存在操作难度大、风险多、见效时间长等弊端,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的公共外交在理念、机制、组织和实践层面纳入宗教元素仍将进一步深入发展。今后,美国全球战略与美国宗教的全球扩展如何合流及如何作用于本国和他国政治,这将对世界政治多层面产生一定影响。在中国海外利益全球化的格局下,美国运用宗教因素开展公共外交的未来走向及政治意义亟须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

  中国将宗教纳入公共外交既是来自中国历史实践的成功经验,亦是新时期达成公共外交目标的必经之路。当前,中国对宗教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定位已明晰,成为将宗教因素在理念、机制、结构和行动方面具体溶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基础。中国应继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机制优势,进一步发展有中国特色且具示范效应的政教模式,整合更新,将宗教溶入公共外交的新型机制,增强包括五大教在内的中国宗教的信仰、组织活力和世界影响力,以宗教为契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察哈尔学会)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http://www.mzzjw.cn/html/report/16013206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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