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反宗教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4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由总书记而非统战部、国务院出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第一次是2001年江泽民时期,江泽民讲话并提出了“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中共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一次宗教会议: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长篇重要讲话,李克强主持会议,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等出席。会后中共操纵的海内外媒体大肆宣传习近平讲话,并说这次大会是“十五年来破天荒:习近平发力宗教改革”(见多维新闻网4月24日评论)。

其实这次大会不仅没有任何革新的征兆,而且在众多方面更趋保守,对宗教自由的打压更加地精致化。不过这次大会的确显示了中共对宗教问题的重视,与15年前江泽民召开的大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1年,法轮功、中功等新兴宗教、气功团体由于受到中共的不公待遇,与中共政权正发生激烈地对抗,海内外因宗教问题引发的政治形势对中共极为不利。当时江泽民在会议上提出了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理论,并确定了镇压“邪教”、扶持正教(官方控制的五大传统宗教)的路线。江泽民以及后来的胡锦涛时代,都延续“宗教相适应”理论,对政府宗教相对宽松,而对地下宗教和所谓“邪教”,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这次大会高规格举办,在于国内近年来宗教问题引发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各类宗教的蓬勃发展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霸权也构成了挑战。妄图在宗教和精神信仰层面也实现专制独裁的中共,感到中国各宗教对其的挑战。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比毛泽东时期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所以无论是官方控制的宗教还是地下宗教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各类教徒数量可能是中共党员的好几倍,有人还预言中国很快要超过美国成为基督教大国。宗教复兴使中共看到自己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式微和危机,所以中共一定要调整宗教政策、应对中共自身信仰霸权上的困境。

中共面临的很多重大政治问题,本质也是宗教问题。如西藏问题的重要原因是藏传佛教受打压,藏族根据藏传佛教教义要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但是中共不让藏族拜,于是产生激烈冲突。新疆的维族几乎全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新疆靠近中东,中东的各种伊斯兰教思潮对新疆有不小的影响,由于没有处理好宗教自由问题,新疆目前危机四伏,据说有将近3000多名新疆穆斯林还在叙利亚打内战。

就基督教而言,习近平上台后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强拆十字架已近2000座,天怒人怨,引起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众多新兴宗教与中共宗教专制也形成剧烈的冲突,如法轮功、全能神等,2014年中国当局颁布的邪教名单,所谓邪教有20种之多。宗教问题显然成为中共能否维持住政权的核心因素。

在国际上,宗教自由成为中国当局的外交软肋,受尽美国、欧洲、联合国的指责,也影响着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如习近平3月底访问捷克和美国,捷克的天主教大主教杜卡向习近平提交亲笔信,信中呼吁中国对宗教自由松绑。而在美国,当时由国会议员史密斯主持会议上谴责习近平践踏宗教自由。在习近平访美同时,当局释放了被关押的官方高级牧师顾约瑟,可见宗教自由问题成为中共当局重要的外交压力。总之,宗教问题成为中共内忧外患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成为它能否维持住政权的重要指标,在此种情况下,习近平继江泽民之后召开了这次全国宗教会议。

纵观习近平在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可以说是废话众多、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强调政教分离,叫宗教组织不干涉政治,另方面却叫政权更加有力地干涉宗教,显然他所说的政教分离与普世所理解的政治不得干涉宗教事务的政教分离定义完全背道而驰;一方面他说要执行宗教自由政策,另一方面更强力地强调党要管宗教、各宗教要服从无神论政党的指示,并要大力推广无神论及唯物主义;一方面习近平叫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但另方面他要求各级干部多掌握宗教知识、密切与宗教团体关系,一方面他强调依法管理宗教、实现所谓的宗教法治化,另一方面中共所作所为,无不在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中有关宗教自由的规定。这种悖论和矛盾随处可见,反映了中共当局想要彻底铲除和控制宗教,又怕国际社会和人民群众反对的心态,也反映出一个以反宗教起家的政党面对宗教问题时的丑态。

习近平讲话的要点,在于他提出了“两个目的”和“一个手段”。所谓“两个目的”,一是保证中共对宗教事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拒绝国际势力的干涉;而“一个手段”,则是宗教管理的法制化手段。

首先,宗教也要姓党。中共政权是赵家,宗教也要姓赵。习近平在讲话中通篇提到党要绝对控制宗教,各级党委要主抓宗教。习近平认为,能否团结宗教信众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判断宗教事业成败的标准。

其次,叫宗教姓党在习近平时代有了新的提法,那就是宗教中国化。宗教中国化是宗教界配合习的“中国梦”提出的,在2015年中央统战会议上习近平也高调强调宗教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其实质是打着宗教本土化的名义实现宗教的共产党化、社会主义化。宗教本土化本来是一个正常现象,如《圣经》翻译成中文。宗教本土化的目的是更好地传播教义,其前提是教义不得修改和歪曲。但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却是按照党的旨意全面改造各宗教,使各宗教违背自己教义和组织形式,成为四不像。而且中国化的首要对象是政府控制的宗教,一反江泽民时期对政府宗教相对宽松的政策,几乎回到“文革”时毛泽东的政策。

从教义、组织上加强改造各种宗教,政府控制的佛教协会、三自会、天主教爱国会、伊斯兰教协会等都不例外。例如佛教,当局强调佛教要依附政权,从“沙门不敬王者”到“沙门敬畏王者”,有个净空法师认为习近平是菩萨化身,还有一个山西的印空法师呼吁佛教徒要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周围。当局推广基督教中国化,拆十字架来实现基督教堂的中国化,认为高高在上的十字架不符合中国特色,反对拆十字架的牧师就抓重判,如浙江金华包国华牧师夫妇都因反对强拆十字架判刑10年以上。基督教中国化还包括五进五化、中国特色神学思想建设等等。天主教的教义是普世教会是一家,要听从梵蒂冈教宗,但中共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切断与梵蒂冈联系,自选自圣。效忠于教宗的河北天主教保定教区杨建伟神父于4月15日在定兴县神秘失踪,去年11月在山西汾河中地下天主教蔚和平神父神秘溺死。当局把天主教徒凭教义顺从教宗视为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切断与境外宗教联系,是宗教中国化的要义之一。


中共当局实现两个目的的手段就是习近平所谓的宗教管理的法治化手段。其实习近平时代是最践踏法律的时代,小组治国、境外绑架、电视认罪等等大有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对于宗教,中共所作的都是违背它自己制定的宪法有关宗教自由的规定的(如宪法36条规定),这就不是宗教法治化。实际上当局所谓的法治,就是用法律依据狠狠地治理宗教,所谓依法实际上就是依党的想法加强管制宗教而已。当局制定法律只不过是让镇压宗教有法律依据而已。如去年拆十字架期间,浙江省出台《浙江宗教建筑规范》,规定十字架不能置于教堂顶端。这样拆十字架就似乎有法可依了。另在这次会议上被推崇的广东经验中,其中2014年11月的广州市推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辦法》,里面规定村、街道、社区居委会等都要协助管理当地宗教组织,比如每个小区,都设置管理当地家庭教会的居委会干部,如此管控就非常地直接,管理机构更加地明确和更加的细化。因此当局今后的依法管理教会,可能会使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出台很多,但这些法律法规的目的不是给宗教自由,而是更加精致、更加统一地来管控宗教。

从大会的新闻和习近平的讲话看,这次大会对中共各级干部重视宗教打下了强心针,习近平强调各级干部要提高处理宗教工作能力,今后可能要加强对各级干部宗教知识的培训,各级党委要把宗教事务当重要事务,统战部、宗教局的地位可能要有所提升。正如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次会议前,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统战工作》文件指出:省级党委统战部部长一般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市、县两级党委统战部长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或者兼任。宗教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具备条件的,可以担任同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这次大会后所谓的宗教法治化工作会强化,如管理家庭教会令中共很头疼,今后可能会推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管理条例》等专门针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法律法规。在中国化方面,这次大会后会更加强化,进一步切断国内各宗教与国际社会联系,从教义、宗教建筑形式、组织方式等方面会大力改造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而对新兴的小宗教,大都会定为邪教来铲除。总之,这次大会实质上是一场反宗教的大会,值得引起全世界各类宗教信徒的警惕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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